江西井冈山根据地 是 王佐 袁文才 先占山落草为王的，时有六七十条枪，不足二百人。
毛泽东与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带领残部约三百人来到井冈山脚下。
后来联合收容 王佐 袁文才部， 形成共产党红军的一块根据地，渐有约近千人。
朱德陈毅于1928年4月28日率领南昌起义有流散到广东兵败北归的八百来人，入伙井冈山。
彭德怀 滕代远 黄公略等 于1928年12月10日率平江起义失败后的四五百人，也入伙井冈山。
这就是井冈山的三股合一（毛泽东将王佐袁文才部 称为一部，所以是四部）共有两千余人。
周恩来 博古等 先后从上海中央 来到江西苏区根据地。（在沪混不下去了，来到井冈山）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
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中央苏区）。
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瑞金的具体时间是1931年12月26日午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1月，毛泽东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东华山在瑞金以东十来华里的地方，距叶坪谢家宗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只有四华里路。
1932年10月3日，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3日至8日之间)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因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前线，正在往回赶，会议由任弼时主持。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出席了会议。史称“宁都会议”。第二次开会前，周恩来回来了。第二次会议由周主持。经周恩来争取，在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非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被同意列席会议，但规定他只能旁听，不能发言。倒毛者最积极的是前苏区代理书记 项英等。
宁都会议彻底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毛泽东退而养病（先去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结识了傅连璋医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来到了江西瑞金西部24里外的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非常冷清，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谈禅论道，但是，在“待业”的时间里，内心充满痛苦。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毛泽东的话，有些夸张，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博古 李德 周恩来 又压制了毛泽东两年，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
1933年2-3月间，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被迫“休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思考。虽然遭到冷遇，他依然关心着红军，关心着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业。
在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向博古、李德、周恩来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后来，军史学家研究发现，这剑走偏锋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方针。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最高“三人团”的否决。 毛泽东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得到彻底改观。
1934年10月，國民政府围剿中央红军勢力，中共中央及红军主力放弃中央苏区而「长征」。
-------
宁都会议
（1932-10-3~10-8）
可以这么说，左倾是以 李立三中央 和 江西苏区的项英 任弼时等人
要削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指挥兵权
周恩来身处其间，左右为难，
与毛泽东 王稼祥 朱德 等人的正确路线者为另一方。
周恩来身为当时苏区最高领导人
不同意，想挽留和保住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但是，随了大流，还是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等职权。
周不是主动主观要夺毛军权者。
王稼祥是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朱德态度似不明朗，周恩来是调和，倾向于毛泽东。
项英 任弼时 顾作霖 是铁杆儿 倒毛的。
--------
毛泽东被解职后，周恩来依然尊重着毛泽东。
10月14日，也就是中革军委发出解除毛泽东总政委一职通令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一份红1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仍然署上了3个人的名字：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并特地在计划书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周恩来可谓是一片赤诚，用心良苦。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地黄泥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他说：“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
“恩来，您放心吧！前方如有急需，可以来个电报，我还可以回来！”望着长须微微颤动的周恩来，想到近日来周为他付出的牺牲，毛泽东眼眶也有点潮润了。两双巨手在紧紧相握。两位苏区领袖互道珍重，含泪握别……
在宁都会议上，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这一点，使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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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位很高很高，但还是周的手下。大家都知道毛什么样脾气。有不同看法时，不妥协。搞得周毛没法共事。周那信就是向后方中央局抱怨这事的。自然，后方中央局全体都是周一伙的。周提出建议，继续让毛给周当助手（注意，会议非常明确地讲了前方军事上周地决定性地位），毛不干，请病假。
没头没尾
这是良心的方向。
不过，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和周的同心协力。但历史会永远记住毛泽东。
江西井冈山根据地 是 王佐 袁文才 先占山落草为王的，时有六七十条枪，不足二百人。
毛泽东与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带领残部约三百人来到井冈山脚下。
后来联合收容 王佐 袁文才部， 形成共产党红军的一块根据地，渐有约近千人。
朱德陈毅于1928年4月28日率领南昌起义有流散到广东兵败北归的八百来人，入伙井冈山。
彭德怀 滕代远 黄公略等 于1928年12月10日率平江起义失败后的四五百人，也入伙井冈山。
这就是井冈山的三股合一（毛泽东将王佐袁文才部 称为一部，所以是四部）共有两千余人。
周恩来 博古等 先后从上海中央 来到江西苏区根据地。（在沪混不下去了，来到井冈山）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
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中央苏区）。
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瑞金的具体时间是1931年12月26日午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1月，毛泽东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东华山在瑞金以东十来华里的地方，距叶坪谢家宗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只有四华里路。
1932年10月3日，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3日至8日之间)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因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前线，正在往回赶，会议由任弼时主持。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出席了会议。史称“宁都会议”。第二次开会前，周恩来回来了。第二次会议由周主持。经周恩来争取，在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非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被同意列席会议，但规定他只能旁听，不能发言。倒毛者最积极的是前苏区代理书记 项英等。
宁都会议彻底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毛泽东退而养病（先去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结识了傅连璋医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来到了江西瑞金西部24里外的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非常冷清，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谈禅论道，但是，在“待业”的时间里，内心充满痛苦。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毛泽东的话，有些夸张，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博古 李德 周恩来 又压制了毛泽东两年，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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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3月间，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被迫“休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思考。虽然遭到冷遇，他依然关心着红军，关心着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业。
在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向博古、李德、周恩来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后来，军史学家研究发现，这剑走偏锋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方针。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最高“三人团”的否决。 毛泽东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得到彻底改观。
1934年10月，國民政府围剿中央红军勢力，中共中央及红军主力放弃中央苏区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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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会议
（1932-10-3~10-8）
可以这么说，左倾是以 李立三中央 和 江西苏区的项英 任弼时等人
要削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指挥兵权
周恩来身处其间，左右为难，
与毛泽东 王稼祥 朱德 等人的正确路线者为另一方。
周恩来身为当时苏区最高领导人
不同意，想挽留和保住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但是，随了大流，还是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等职权。
周不是主动主观要夺毛军权者。
王稼祥是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朱德态度似不明朗，周恩来是调和，倾向于毛泽东。
项英 任弼时 顾作霖 是铁杆儿 倒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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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被解职后，周恩来依然尊重着毛泽东。
10月14日，也就是中革军委发出解除毛泽东总政委一职通令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一份红1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仍然署上了3个人的名字：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并特地在计划书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周恩来可谓是一片赤诚，用心良苦。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地黄泥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他说：“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
“恩来，您放心吧！前方如有急需，可以来个电报，我还可以回来！”望着长须微微颤动的周恩来，想到近日来周为他付出的牺牲，毛泽东眼眶也有点潮润了。两双巨手在紧紧相握。两位苏区领袖互道珍重，含泪握别……
在宁都会议上，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这一点，使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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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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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位很高很高，但还是周的手下。大家都知道毛什么样脾气。有不同看法时，不妥协。搞得周毛没法共事。周那信就是向后方中央局抱怨这事的。自然，后方中央局全体都是周一伙的。周提出建议，继续让毛给周当助手（注意，会议非常明确地讲了前方军事上周地决定性地位），毛不干，请病假。
没头没尾
这是良心的方向。
不过，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和周的同心协力。但历史会永远记住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