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 ist aber ein kaum faßlicher Denkfehler, zu glauben, daß, sagen wir, aus einem Neger oder einem Chinesen ein Germane wird, weil er Deutsch lernt und bereit ist, künftighin die deutsche Sprache zu sprechen und etwa ein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Partei seine Stimme zu geben.
在中文知识界，长期流传着各种“希特勒爱中国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往往由几个基本情节构成：（1）希特勒落魄时曾受到中国人的帮助；（2）他发迹后对中国人抱有极大的好感；（3）他痛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
图：中文网络流传的“希特勒爱中国”故事
其常见表述是：
“希特勒贫困潦倒时，曾受过一对中国夫妇的援助。所以他喜欢中国人，喜爱中国文化。希特勒骂所有国家都是劣等民族，唯有称赞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他曾提出‘二分天下’的设想。……全世界由德国和中国共同管理。……对于日本，希特勒则由当初鄙视升级为后来的痛恨。”相信此类故事之人，显然并未读过完整的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因为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只提及过一次中国人，而且用词充满了歧视。
希特勒说：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认知错误：认为黑人或者中国人可以变成德国人，因为他学会了德语，并愿意在将来讲德语，甚至为德国政党投赞成票。我们的布尔乔亚主义者永远不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德意志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去德意志化’。……这种过程不是‘德意志化’，而是在摧毁德国的元气。”①也就是说，在希特勒看来，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实现他所期望的“德意志化”，不可能变成他所认同的德国人，反之，让中国人成为德国人，会“摧毁德国的元气”。
图：英国1938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对中国人的歧视性表述（该版本是节本，故文字略有不同）
这种歧视，与希特勒的种族观念有直接关系。
他将人类分成了三大等级：第一等级是“文化的创造者”，即雅利安人；第二等级是“文化的占有者”，可以依赖雅利安人创造的文化取得成功；第三等级是“文化的毁灭者”，这些人的存在会破坏雅利安文化，必须将其驱逐摧毁（如犹太人）。
《我的奋斗》一书中的那段话的实质，就是将中国人与黑人并列视为最末等级的“文化毁灭者”，否认中国人可以进入第二等级成为“文化的占有者”。
1930年代，希特勒的这段话曾引起中国驻德大使刘崇杰的不满和抗议。德国政府一度承诺在再版时会删掉这一段，但最后并没有付诸实施。②
日本人是希特勒眼中的第二等级种族。他认为，日本人比雅利安人要低级，“就种族而言，是缺乏创造力的民族”；日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应归功于雅利安种族的创造；如果失去了雅利安种族给予的外部影响，日本文化必将逐渐僵化，失去生命力——比如19世纪之前，日本人曾长期陷入沉睡，直至雅利安人东来，将其唤醒。③
总而言之，希特勒歧视所有的东亚人，但程度有所不同，对中国人的歧视很深，对日本人的歧视略浅。如美国学者温伯格所总结的那般：
“首先，毫无问题，他对东亚人有某种恶感；这种恶感是在提及‘黄祸’时表达出来的；……。第二，希特勒不赞成中国热；在他那个时代，中国热在德国是很流行的，作为对‘黄祸’的一种抵消力量。第三，他对日本的感情稍见和善。”④再说一下《我的奋斗》的发行与被禁史。
截至1945年，《我的奋斗》已被译为16种语言，原作与译本共计发行了1000多万册。
二战结束后，鉴于希特勒户籍地与该书出版社均在慕尼黑，美军决定将包括《我的奋斗》版权在内的希特勒遗产，交由巴伐利亚州管理。
该书自此被禁止出版。巴伐利亚州政府专门设置了机构，来处理该书的盗版和翻译事宜，以阻止其扩散。
这种控制只能维系到2015年——按照法律规定，作者去世70年后，其作品的版权将自然失效。为应对这一现实，巴伐利亚州政府在2016年推出了《我的奋斗》的学者注释版，“加入大量标注并放进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希特勒的言论进行批驳——有民意调查显示，当时过半数的受访德国人认为再版该书没有问题。
此外，因希特勒生前已将该书的部分世界版权售出——如美国的版权售给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英国的版权售给了哈金森出版社——故在德国之外，该书的出版始终没有中断。近20年来，《我的奋斗》在印度、土耳其、印尼，均曾一度成为畅销书。⑤
《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畅销，始于民国。最早的中译本，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于1934年，译自美国米夫林出版公司的英文节本。最重要的中译本，由教育部下属国立编译馆于1935年翻译发行——德国由一战的战败国迅速重新崛起为欧洲强国，其“经验”对当时苦求救国良策的国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⑥
图：1934年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第一个《我的奋斗》中译本的封面（左）和扉页（右）
1949年后，《我的奋斗》在中国成为了禁书。
1979年上映的电影《小花》中，葛存壮饰演的国民党将领丁叔恒，有一个在桌前看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特写镜头。当时弄到这本书极为不易，“北京图书馆拒绝外借，街上更买不到”，摄制组只好找关系请托以宋庆龄的名义去借。宋愿意帮忙，但告诫借书之人：
“你可以给摄制组去借，但我现在必须讲明，谁也不能看。你首先不能看。借来后直接拿到摄制组。从头至尾要由你保管，不能转手他人，拍完，立刻还到北图去……”⑦上世纪90年代，由西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也曾畅销一时，但并未得到巴伐利亚州政府的授权。
将《我的奋斗》列为禁书，是否就能保证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思想不会被扩散？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禁书固然能够阻断某些错误信息的传播，但同时也会将禁书“神秘化”，增强其吸引力。试想，如果《我的奋斗》中歧视中国人的内容得到了广泛传播，“希特勒爱中国人”这种说法，自然也就难以在中文知识界广泛流传了。
注释①http://www.hitler.org/writings/Mein_Kampf/mkv2ch02.html
②（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P191-1920。
③王扬，《1894-1938年德国对华政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P98。
④（美）格哈特•温伯格/著，何江、张炳杰/译，《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编），商务印书馆，1992，P24。
⑤董鼎山，《出版自由与希特勒思想——对〈我的奋斗〉仍在不断再版的思考》，《博览群书》1998年第11期；芮虎，《打开“20世纪最危险的书”》，《看历史》2012年第9期。
⑥陈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我的奋斗>中译本发行为例》，收录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3辑》，2013。
⑦朱玖琳，《宋庆龄与电影的不解之缘》，《世纪》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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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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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文译文用词而批希特勒，真是无稽之谈。
Es ist aber ein kaum faßlicher Denkfehler, zu glauben, daß, sagen wir, aus einem Neger oder einem Chinesen ein Germane wird, weil er Deutsch lernt und bereit ist, künftighin die deutsche Sprache zu sprechen und etwa ein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Partei seine Stimme zu geben.
时至今日，中国更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制度，国家强大，人民富足，世界景仰
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发明创造，这个世界都是中国在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