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搞统一战线、提出国共第二次合作无疑是正确的。在日本国力比较强大，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民族矛盾取代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搞统一战线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但是，当时中共党内有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毛对这种主张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毛在他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 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幸亏毛当年及时纠正了中共党内的这一右倾错误，否则中共不可能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局势下，只用了四年就取得全国胜利，很可能早就被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消灭了。
毛要求中共全党要牢记“这些历史教训”，可是如今的中共上层很多人似乎早就忘的一光二净。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二年了。虽然从香港的表面制度上看，回归过程早已经完成。但是从人心背向上看，多数香港人似乎并没有回归中国。“反送中运动”已经进行了数月，通过媒体我们经常能看到香港人打着美国、英国国旗，高呼反共反中口号，呼吁美国英国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媒体上有个访谈节目，在节目中“香港众志”的组织者黄之峰先生透露了一个观点，大意是要把香港变成当年的“西柏林”，成为推翻中共一党专政的堡垒。刚结束的香港区议会选举，选举的结果在预料之中，所谓的“建制派”大败、“泛民派”大胜。这个结果表明，持黄之峰先生这种立场的香港人、特别是年青香港人不在少数，或者说持这种立场的香港人占了相当大的多数。因此，如果我们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可以说香港回归还远未完成。
二十二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为什么香港回归还远未完成？这有明显的外部和内在原因。香港被英国人殖民百年，对香港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香港回归二十二年，特区政府也没有对香港民众进行任何有效的“去殖民化”教育；而西方国家在香港宣传和教育领域则做足了工作；这些都是外部原因。中共本身的失误则是内在原因，比如长期依赖香港上层，严重脱离香港底层民众；又比如经济上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香港的贫富差距过大，虽然表面上人均GDP比较高，但多数底层人民住房紧张生活艰难；又如在法律制度和行政制度方面过分模仿西方国家，对西方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等等。
中共的这些失误同抗战时期“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何其相像。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回归后搞一国两制是有其合理性的。十分遗憾，中共将“一国两制”搞成了“井水不犯河水”，只有两制没见一国，对他人将香港建成为反共反中的堡垒束手无策。邓上台后中共上层很多人看不起毛，感觉毛是土包子；自己有硕士博士学位、或者喝过洋墨水比毛要高明。而实际上毛之后的中共上层，较空泛的口号虽然提出了不少，长年却是摸石头过河，依靠盲目试错的办法应对国内外各种棘手问题，比毛那种既有厚实的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应对各种复杂问题游刃有余的水平差了不少。中共上层把自己同毛排在一起搞所谓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做法，更有些不讲实事求是。
中国和香港的矛盾，在于体制。香港从英国殖民统治而来，残存了一些自由，老共希望把这些自由的因素彻底抹去，只留下经济自由的口子。
我们这些经常看中文新闻，和香港没有太多联系的人，受到的信息是香港示威者的暴力。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中文新闻，绝大多数来自大陆媒体，而我们大陆背景的读者，普遍相信正规媒体，包括大陆官媒的“公信力”。实际上，香港警察的暴力也是很多的。但是大陆新闻从来不报警察暴力，我们只是偶尔零星看到一些，而墙内的大陆民众是根本看不到的。我们在前几个星期由于受大陆媒体的影响，而又不太接触香港本地人，把示威者的“打砸抢”看成是主流。可是在香港人看来，并不认为示威者是打砸抢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应该修正在选举以前几个星期，对香港示威者的一些印象。
出师表里的“桓灵以来”，是质疑汉桓帝汉灵帝对汉朝没有统治权吗？不是，从来没有人指责两任皇帝对汉朝没有统治权，而是指责他们在合法的统治权下干了什么。
现在人们并不是指责中央政府在香港没有统治权，而是指责它在合法的统治权下干了什么。即便在目前的情况下，追求港独的还是非常少数。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有统治权，那么所有我做的都是好的，你们必须支持。不，我不这么认为。在合法的统治权下，作恶的政权很多。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例子。
你这套高压，封锁式的统治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搞统一战线、提出国共第二次合作无疑是正确的。在日本国力比较强大，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民族矛盾取代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搞统一战线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但是，当时中共党内有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毛对这种主张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毛在他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 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幸亏毛当年及时纠正了中共党内的这一右倾错误，否则中共不可能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局势下，只用了四年就取得全国胜利，很可能早就被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消灭了。
毛要求中共全党要牢记“这些历史教训”，可是如今的中共上层很多人似乎早就忘的一光二净。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二年了。虽然从香港的表面制度上看，回归过程早已经完成。但是从人心背向上看，多数香港人似乎并没有回归中国。“反送中运动”已经进行了数月，通过媒体我们经常能看到香港人打着美国、英国国旗，高呼反共反中口号，呼吁美国英国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媒体上有个访谈节目，在节目中“香港众志”的组织者黄之峰先生透露了一个观点，大意是要把香港变成当年的“西柏林”，成为推翻中共一党专政的堡垒。刚结束的香港区议会选举，选举的结果在预料之中，所谓的“建制派”大败、“泛民派”大胜。这个结果表明，持黄之峰先生这种立场的香港人、特别是年青香港人不在少数，或者说持这种立场的香港人占了相当大的多数。因此，如果我们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可以说香港回归还远未完成。
二十二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为什么香港回归还远未完成？这有明显的外部和内在原因。香港被英国人殖民百年，对香港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香港回归二十二年，特区政府也没有对香港民众进行任何有效的“去殖民化”教育；而西方国家在香港宣传和教育领域则做足了工作；这些都是外部原因。中共本身的失误则是内在原因，比如长期依赖香港上层，严重脱离香港底层民众；又比如经济上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香港的贫富差距过大，虽然表面上人均GDP比较高，但多数底层人民住房紧张生活艰难；又如在法律制度和行政制度方面过分模仿西方国家，对西方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等等。
中共的这些失误同抗战时期“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何其相像。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回归后搞一国两制是有其合理性的。十分遗憾，中共将“一国两制”搞成了“井水不犯河水”，只有两制没见一国，对他人将香港建成为反共反中的堡垒束手无策。邓上台后中共上层很多人看不起毛，感觉毛是土包子；自己有硕士博士学位、或者喝过洋墨水比毛要高明。而实际上毛之后的中共上层，较空泛的口号虽然提出了不少，长年却是摸石头过河，依靠盲目试错的办法应对国内外各种棘手问题，比毛那种既有厚实的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应对各种复杂问题游刃有余的水平差了不少。中共上层把自己同毛排在一起搞所谓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做法，更有些不讲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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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香港的矛盾，在于体制。香港从英国殖民统治而来，残存了一些自由，老共希望把这些自由的因素彻底抹去，只留下经济自由的口子。
我们这些经常看中文新闻，和香港没有太多联系的人，受到的信息是香港示威者的暴力。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中文新闻，绝大多数来自大陆媒体，而我们大陆背景的读者，普遍相信正规媒体，包括大陆官媒的“公信力”。实际上，香港警察的暴力也是很多的。但是大陆新闻从来不报警察暴力，我们只是偶尔零星看到一些，而墙内的大陆民众是根本看不到的。我们在前几个星期由于受大陆媒体的影响，而又不太接触香港本地人，把示威者的“打砸抢”看成是主流。可是在香港人看来，并不认为示威者是打砸抢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应该修正在选举以前几个星期，对香港示威者的一些印象。
出师表里的“桓灵以来”，是质疑汉桓帝汉灵帝对汉朝没有统治权吗？不是，从来没有人指责两任皇帝对汉朝没有统治权，而是指责他们在合法的统治权下干了什么。
现在人们并不是指责中央政府在香港没有统治权，而是指责它在合法的统治权下干了什么。即便在目前的情况下，追求港独的还是非常少数。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有统治权，那么所有我做的都是好的，你们必须支持。不，我不这么认为。在合法的统治权下，作恶的政权很多。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例子。
你这套高压，封锁式的统治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