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教育上，爷爷是有眼光的。他走南闯北跑生意，对外面世界的了解要比族里人多很多。1905年，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废除了因袭1300年的科举制度，那些饱读诗书、苦练八股的孔乙己们顿时傻了眼。爷爷审时度势，毅然把18岁的儿子送到县城刚开办的横湖官学堂受业。这种新式教育，在乡间是闻所未闻的，但爷爷喜欢与时俱进，不愿爱子瞠乎其后。两年以后，父亲顺利考入浙江高等巡警学堂，并成为杭州城里首批站岗实习的巡警，毕业即被派往浙江宁海巡警局担任正巡官。他在宁海工作期间兼修法律，取得了宁波四明法律专科学校的函授证书。
可以看出，爷爷为父亲选择职业，掺杂了小商人的精明与势利。对乡民而言，最威风、最有权势的莫过于捕吏和判官。父亲正是从这条路往上爬，去实现爷爷在20世纪初为他量身打造的“中国梦”。然而父亲仁爱有余、厚黑不足，并非干这一行的理想材料，所以走到后面越来越艰难。
在20多岁时，父亲仍然显示出青年人特有的意气风发。1911年，他被派往杭州第三区做警官，不久升任浙东玉环县警察署长。玉环是温岭的邻县，父亲在任不过一年，但政绩相当可观。他以禁烟有功，获颁二等金质徽章。玉环士绅对这位年轻有为的署长大为钦佩，自海道送纪念匾额两个，高悬老家大堂，这是乡间无上的光荣，至此爷爷总算扬眉吐气。
1912年，父亲派为代理浙江第5区地方审判厅推事。是年冬，改任瑞安县警察所长，在任约4年。
1916年，父亲29岁，奉命与於潜警察所长对调。他在於潜呆了五六年，来时孑然一身，走时娇妻相伴，调任温州泰顺警察所长，可谓“家庭事业双丰收”。不料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他在泰顺那个边远山城却栽了跟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照例从禁烟抓起，这是最容易出成绩的，没想到却因此得罪了警察厅长黄某。
黄某的堂兄在城里开了一家私烟馆，生意兴隆。父亲没有搞清背景，就贸然率队查抄了这家烟馆。当时人赃俱获，黄某也无法为自己的堂兄开罪，只能暂时咽下这口气，但此后经常给父亲穿小鞋，甚至当众羞辱过他。父亲敢怒不敢言：黄某既是顶头上司，又是地头蛇，搞不好自己和家人都有性命之忧。如此郁闷度日，捱了两年，终于决定辞官而去。泰州士绅得知，特地送他一面银盾。他的前任走时，礼物则是城门高悬马桶。
职场受挫，对父亲打击很大。他带着母亲回到於潜，与人合伙做点煤油生意。如此闲居三年，终于等到1927年北伐军攻占江浙，定都南京。“革命胜利”，自然要清洗一批前朝旧吏，留出职缺。父亲趁机东山再起，靠着四明法律专科学校的业师推荐，派为杭县地方法院候补法官，由此完成了从警察到法官的职业转型。3年后他升任新昌地方法院首席法官，直至1940年在住所去世。终其一生，父亲共做了15年巡警，13年法官。
父亲子女很多，两房加起来共有9人，但兄弟只有一个，因在族中排行老九，我们称之为九叔。父亲与九叔相差21岁，这是个惊人的差距，差距大到两人能做父子。事实上，父亲的大儿子元如和九叔正是同一年出生。如此巧合，只能说天意使然，须知那时是无法计划生育的。奶奶生父亲时19岁，生九叔时已经40岁了。
九叔生于大年初一，父亲正好在家度岁。按照乡间习惯，产妇一月内不能让男子踏入房内。然而过完正月十五，父亲即须赶回警局。临行前他要抱一抱他的小弟，奶奶只得叫人把九叔抱到产房外面。父亲见了，喜欢地说：“好红的脸，好大的耳朵！”
父亲对九叔的感情极深。长兄若父，九叔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是靠父亲鼎力支持。九叔三岁时，适逢辛亥革命胜利。父亲回家省亲，第一眼看到九叔，就抄起剪刀把他的小辫子给剪掉：“革命了，还要这狗尾巴做什么！”九叔很宝贵自己的小辫子，见父亲的狗尾巴还晃晃悠悠地拖在脑后，气得哭喊：“要剪大家剪，革命大家革！”父亲哈哈一笑：“我早晚是要剪的，先把你的剪掉，从现在开始做个新人类！”
父亲正是这样盘算着九叔的未来。九叔天份极高，是家族中唯一能够出人头地的种子选手。父亲不愿他再步自己的后尘当个小官吏，因此对他的教育规划完全采取一种海派作风。从小到大，九叔上的都是一流教会学校，不仅英文极佳，并且了解西方世界，这无疑为他将来当外交官打下坚实基础。九叔13岁时爷爷去世，之后父亲独力把他供养成人。九叔也确实争气，年年都是优等生，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蕙兰中学毕业，获全额奖学金升入沪江大学。九叔终生感恩父亲，若不是因为父亲，他只能在温岭那个“隘顽之地”庸庸碌碌地过上一辈子。
与此相对，父亲对元如的关爱就差得远了。元如虽与九叔同岁，但从小顽劣，为父亲所不喜。父亲工作以后，从老家带出两名侄儿，对元如却弃之如敝屣。元如长大，父亲给他介绍了几份差使，他都干不长久。有一次元如到新昌来找父亲，说家中缺钱。父亲给他300元，他转身到赌场输个精光，连回去的路费都当了进去。没奈何，只得腆着脸再来求父亲。父亲一向静若处子，此时也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抄起一根扁担把他打出门去。
天已经黑了，元如在城里蹓跶了两三个钟头，找不到栖身之处，又冷又困又饿，只好回来叫门。父亲不理他，他就跪在门外哭求。哭到后来，声音渐渐听不到了。母亲恐怕发生意外，便披衣出门，见元如踡在那里已经睡着了，赶紧把他弄进来。第二天，父亲重新拿出200元，让母亲交给元如，自己却不愿见他。母亲送元如上路，又拿出100元私房钱塞给他，让他能够回家复命。元如涕泗横流，发誓学好，再也不干这样的荒唐事了。】
2013-9-13
making of a nation.
按年份推算，其父1887年出生，其大儿子1908年出生，作者应该是1919年前出生者，今年至少100周岁。。。
【在孩子教育上，爷爷是有眼光的。他走南闯北跑生意，对外面世界的了解要比族里人多很多。1905年，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废除了因袭1300年的科举制度，那些饱读诗书、苦练八股的孔乙己们顿时傻了眼。爷爷审时度势，毅然把18岁的儿子送到县城刚开办的横湖官学堂受业。这种新式教育，在乡间是闻所未闻的，但爷爷喜欢与时俱进，不愿爱子瞠乎其后。两年以后，父亲顺利考入浙江高等巡警学堂，并成为杭州城里首批站岗实习的巡警，毕业即被派往浙江宁海巡警局担任正巡官。他在宁海工作期间兼修法律，取得了宁波四明法律专科学校的函授证书。
可以看出，爷爷为父亲选择职业，掺杂了小商人的精明与势利。对乡民而言，最威风、最有权势的莫过于捕吏和判官。父亲正是从这条路往上爬，去实现爷爷在20世纪初为他量身打造的“中国梦”。然而父亲仁爱有余、厚黑不足，并非干这一行的理想材料，所以走到后面越来越艰难。
在20多岁时，父亲仍然显示出青年人特有的意气风发。1911年，他被派往杭州第三区做警官，不久升任浙东玉环县警察署长。玉环是温岭的邻县，父亲在任不过一年，但政绩相当可观。他以禁烟有功，获颁二等金质徽章。玉环士绅对这位年轻有为的署长大为钦佩，自海道送纪念匾额两个，高悬老家大堂，这是乡间无上的光荣，至此爷爷总算扬眉吐气。
1912年，父亲派为代理浙江第5区地方审判厅推事。是年冬，改任瑞安县警察所长，在任约4年。
1916年，父亲29岁，奉命与於潜警察所长对调。他在於潜呆了五六年，来时孑然一身，走时娇妻相伴，调任温州泰顺警察所长，可谓“家庭事业双丰收”。不料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他在泰顺那个边远山城却栽了跟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照例从禁烟抓起，这是最容易出成绩的，没想到却因此得罪了警察厅长黄某。
黄某的堂兄在城里开了一家私烟馆，生意兴隆。父亲没有搞清背景，就贸然率队查抄了这家烟馆。当时人赃俱获，黄某也无法为自己的堂兄开罪，只能暂时咽下这口气，但此后经常给父亲穿小鞋，甚至当众羞辱过他。父亲敢怒不敢言：黄某既是顶头上司，又是地头蛇，搞不好自己和家人都有性命之忧。如此郁闷度日，捱了两年，终于决定辞官而去。泰州士绅得知，特地送他一面银盾。他的前任走时，礼物则是城门高悬马桶。
职场受挫，对父亲打击很大。他带着母亲回到於潜，与人合伙做点煤油生意。如此闲居三年，终于等到1927年北伐军攻占江浙，定都南京。“革命胜利”，自然要清洗一批前朝旧吏，留出职缺。父亲趁机东山再起，靠着四明法律专科学校的业师推荐，派为杭县地方法院候补法官，由此完成了从警察到法官的职业转型。3年后他升任新昌地方法院首席法官，直至1940年在住所去世。终其一生，父亲共做了15年巡警，13年法官。
父亲子女很多，两房加起来共有9人，但兄弟只有一个，因在族中排行老九，我们称之为九叔。父亲与九叔相差21岁，这是个惊人的差距，差距大到两人能做父子。事实上，父亲的大儿子元如和九叔正是同一年出生。如此巧合，只能说天意使然，须知那时是无法计划生育的。奶奶生父亲时19岁，生九叔时已经40岁了。
九叔生于大年初一，父亲正好在家度岁。按照乡间习惯，产妇一月内不能让男子踏入房内。然而过完正月十五，父亲即须赶回警局。临行前他要抱一抱他的小弟，奶奶只得叫人把九叔抱到产房外面。父亲见了，喜欢地说：“好红的脸，好大的耳朵！”
父亲对九叔的感情极深。长兄若父，九叔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是靠父亲鼎力支持。九叔三岁时，适逢辛亥革命胜利。父亲回家省亲，第一眼看到九叔，就抄起剪刀把他的小辫子给剪掉：“革命了，还要这狗尾巴做什么！”九叔很宝贵自己的小辫子，见父亲的狗尾巴还晃晃悠悠地拖在脑后，气得哭喊：“要剪大家剪，革命大家革！”父亲哈哈一笑：“我早晚是要剪的，先把你的剪掉，从现在开始做个新人类！”
父亲正是这样盘算着九叔的未来。九叔天份极高，是家族中唯一能够出人头地的种子选手。父亲不愿他再步自己的后尘当个小官吏，因此对他的教育规划完全采取一种海派作风。从小到大，九叔上的都是一流教会学校，不仅英文极佳，并且了解西方世界，这无疑为他将来当外交官打下坚实基础。九叔13岁时爷爷去世，之后父亲独力把他供养成人。九叔也确实争气，年年都是优等生，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蕙兰中学毕业，获全额奖学金升入沪江大学。九叔终生感恩父亲，若不是因为父亲，他只能在温岭那个“隘顽之地”庸庸碌碌地过上一辈子。
与此相对，父亲对元如的关爱就差得远了。元如虽与九叔同岁，但从小顽劣，为父亲所不喜。父亲工作以后，从老家带出两名侄儿，对元如却弃之如敝屣。元如长大，父亲给他介绍了几份差使，他都干不长久。有一次元如到新昌来找父亲，说家中缺钱。父亲给他300元，他转身到赌场输个精光，连回去的路费都当了进去。没奈何，只得腆着脸再来求父亲。父亲一向静若处子，此时也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抄起一根扁担把他打出门去。
天已经黑了，元如在城里蹓跶了两三个钟头，找不到栖身之处，又冷又困又饿，只好回来叫门。父亲不理他，他就跪在门外哭求。哭到后来，声音渐渐听不到了。母亲恐怕发生意外，便披衣出门，见元如踡在那里已经睡着了，赶紧把他弄进来。第二天，父亲重新拿出200元，让母亲交给元如，自己却不愿见他。母亲送元如上路，又拿出100元私房钱塞给他，让他能够回家复命。元如涕泗横流，发誓学好，再也不干这样的荒唐事了。】
2013-9-13
making of a nation.
按年份推算，其父1887年出生，其大儿子1908年出生，作者应该是1919年前出生者，今年至少100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