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国都北平。
1928年，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北平，推翻了这个民国。
可是呢，蒋介石的国家还是叫民国，而且还是用双十当国庆日。
当然，也不尽相同。原来民国的国旗是五色旗。蒋介石用国民党的党旗来作了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党旗国旗一样。其实军旗也是一样的，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国民党的名字，是很迷人的。国家叫“民国”，而他这个党叫“国民”。两个字完全相同，就是顺序变了。记得曾经有人搞了个碧雪饮料，后来被雪碧告说侵权。那么这个国民党，民国政府是不是该告它侵权？
国民党原来叫同盟会，属于天地会的一个分支。天地会从清初开始就致力于反清。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终于被推翻。虽然满清不是孙中山一个人推翻的，孙中山也没当上大总统，但推翻满清的功劳，大家还是承认的。然后到1919年，也就是民国成立了8年之后，孙中山就说，咱同盟会改组吧，以后叫国民党。其实人还是那些人，什么蒋介石汪精卫都在里面。就是改了个名字。所谓改组，就是改了个名字。
这个名字改得讲究，改得有学问。你听听，国家叫“民国”，他这个党叫“国民”，后来他的军队就叫“国军”。这个究竟是“民国政府的军队”，还是“国民党的军队”？那你就不要问了。他们就是一家子。
然后，一鼓作气地，他们不但把前面那个民国的名字拿来用，还把节日也拿来用了。每年都继续纪念双十节。都是民国吗，当然要纪念民国的国庆日。而且这个都不用颠倒顺序。反正颠来倒去还是一样，就是双十节。
说老实话，到美国后，每年双十节看到台湾遗老遗少在那里庆祝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滑稽。
你说他们怎么就能够坚持几十年？坚持纪念那个被他们推翻的政府的纪念日，把这个纪念日当成自己的国庆日。
天下之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吗？
周致祥怀念大清所以当初强烈要求毛主席新中国国号不能按原来计划简称为中华民国
你懂什么，建国时的文献《共同纲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周老先生反对用那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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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是在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确定的。新政协筹备会在起草《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过程中，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及简称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1931年建立过局部的国家政权，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10月27日形成的《共同纲领》初稿——《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将新中国的国号命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筹备会分成六个小组，其中,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组长周恩来；第四小组负责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 组长董必武。这两个小组都对国号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关于新中国国号叫什么，代表意见分歧很大。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国”，还有“民主主义人民国”、“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联邦民主国”和“共和国”等提法。最后集中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国”两者的选择上。
以张治中和张奚若为代表的一些民主人士主张突出“共和”二字。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字太长，说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中华人民民主国’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与人民同意。”
以黄炎培、张志让为代表的一些民主人士主张突出“民主”二字。6月19日，李维汉将黄炎培、张志让两位老先生《提议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的建议写成书面材料，送筹备会主任、副主任。黄、张建议：“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6月21日，张奚若再次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他说：“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
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筹备会第四小组，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6月23日，小组在讨论董必武拟定的关于“政府组织纲要中的基本问题”时，一致同意国家名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月8日，小组再次召开会议，将国家名称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8月17日，小组第三次会议确定将国家名称再改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周恩来向政协代表及各方面人士作了《关于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关于国名问题，周恩来解释说：“在中央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需重复。而且这两个字都包含了民主的意义在内，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作为国家来用还是‘共和’二字比较好，所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说是‘民主’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于要不要“中华民国”简称的讨论
关于“中华民国”的简称问题，在民主人士中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华民国”的简称需要沿用；另一种认为可以有简称，但不用“中华民国”；第三种意见建议取消简称。
主张沿用“中华民国”简称的有雷洁琼、黄炎培、张志让、陈劭先等。
6月18日，东吴大学教授雷洁琼在第四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针对国名过长的问题说：用时，不用全称，可以用简称。6月19日，黄炎培、张志让在《提议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的建议中提出：“简称‘中华民国’虽名称较旧，‘中华民主国’名称较新，然‘中华民国’四字为简短方便，恐不能废弃。”9月6日，民革常委陈劭先在第三小组讨论《共同纲领》草案初稿时，提出：“纲领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应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
8月17日，筹备会第四小组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中，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草案的第二条明确写明：“中华民国的国家制度，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国各族各民主阶级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
主张简称改名的以民主人士李达为代表。8月21日，李达致函周恩来，对《政府组织法草案》中有关国号问题提出意见。函中说：昨天看到政府组织法草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之规定，我认为与其简称为“中华民国”，不如简称为“中国”或“新中国”较为妥当。其理由：一是“中华民国”为旧法统之象征，我们已经废除了旧法统，即不需再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二是沿用“中华民国”名称，不能以新视听，反而掩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并且，反革命的残余，也同样沿用“中华民国”的招牌。我们若也沿用此名称，似乎欠妥。若改为“中国”或“新中国”，那就妥当得多了。
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谈到简称问题时解释说：“但还要顾到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因为中华民国叫了三十八年了，一下子换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平低的人民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和过去是有区别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因此，我们这个国名是从它的性质来决定的。”
共同纲领草案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草案进行了多次审阅，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修改。它构成了此后正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重要基础。1949年9月20日，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经毛主席审阅后的草案，总纲第一条将新中国国号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上，许多代表认为“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容易使人把它与过去的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混为一谈，并为此发生了争论。
26日，应周恩来、林伯渠联名邀请，张元济、陈叔通、沈钧儒、周致祥、何香凝、黄炎培、张澜、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陈嘉庚、司徒美堂等23位各方面知名人士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参加午宴，并商谈国号简称问题。
周恩来说：今天请来赴会的，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各位看见《共同纲领》（草案）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或许还有点旧感情。
民建领导人黄炎培首先发言，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他说：“现在虽说解放了，但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况且，政协5年召开一次，5年之后我们觉得这个简称不必要了，再去掉它也并无不可。”
民革中央常委何香凝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要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也不坚持已见。”
周致祥说：“我反对用‘中华民国’之类的简称，因为20多年来，这一名称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所以，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接着说：“我虽然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也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关，22年更给蒋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跟辛亥革命不同，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应该是极其庄严的，既然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还要等到5年之后才改呢？古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们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一番话，掷地有声，博得一阵热烈掌声。
民盟中央副主席、法学家沈钧儒则从法律的观点解释新旧国号不能并容的道理。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况且，将来行文上，包括用国家名义与其他国家订约，都有诸多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沈老发言后，马寅初、张澜、陈叔通等相继发言，主张不用简称，之后与会者再无不同意见。周恩来宣告讨论结束，并说：“我会把老前辈的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会参考，最后由主席团常委会作出决定。”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新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同时，政协代表们也提出，考虑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已经叫顺口了，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
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很快被亿万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
真逼反了你就开心了？
有简称条款的共同纲领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至于老百姓他们算个鸟在中国从来没参政权利
有一来自于北京70后夫妇，在英国定居后，生一个女孩。他们每年都是纪念双十节。男的来自于房山山区农村，到北京读书时，自觉受人歧视，因此特别恨毛泽东时代的户口管理政策，女的在国内经营商业。
他们夫妇俩只认可中华民国，不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耶和华见证人宗教组织，香港的查经牧师走后，他们俩就承担其耶和华见证人的查经人职务。
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国都北平。
1928年，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北平，推翻了这个民国。
可是呢，蒋介石的国家还是叫民国，而且还是用双十当国庆日。
当然，也不尽相同。原来民国的国旗是五色旗。蒋介石用国民党的党旗来作了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党旗国旗一样。其实军旗也是一样的，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国民党的名字，是很迷人的。国家叫“民国”，而他这个党叫“国民”。两个字完全相同，就是顺序变了。记得曾经有人搞了个碧雪饮料，后来被雪碧告说侵权。那么这个国民党，民国政府是不是该告它侵权？
国民党原来叫同盟会，属于天地会的一个分支。天地会从清初开始就致力于反清。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终于被推翻。虽然满清不是孙中山一个人推翻的，孙中山也没当上大总统，但推翻满清的功劳，大家还是承认的。然后到1919年，也就是民国成立了8年之后，孙中山就说，咱同盟会改组吧，以后叫国民党。其实人还是那些人，什么蒋介石汪精卫都在里面。就是改了个名字。所谓改组，就是改了个名字。
这个名字改得讲究，改得有学问。你听听，国家叫“民国”，他这个党叫“国民”，后来他的军队就叫“国军”。这个究竟是“民国政府的军队”，还是“国民党的军队”？那你就不要问了。他们就是一家子。
然后，一鼓作气地，他们不但把前面那个民国的名字拿来用，还把节日也拿来用了。每年都继续纪念双十节。都是民国吗，当然要纪念民国的国庆日。而且这个都不用颠倒顺序。反正颠来倒去还是一样，就是双十节。
说老实话，到美国后，每年双十节看到台湾遗老遗少在那里庆祝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滑稽。
你说他们怎么就能够坚持几十年？坚持纪念那个被他们推翻的政府的纪念日，把这个纪念日当成自己的国庆日。
天下之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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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致祥怀念大清所以当初强烈要求毛主席新中国国号不能按原来计划简称为中华民国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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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懂什么，建国时的文献《共同纲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周老先生反对用那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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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由来
2014年05月08日13:16 来源：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是在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确定的。新政协筹备会在起草《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过程中，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及简称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1931年建立过局部的国家政权，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10月27日形成的《共同纲领》初稿——《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将新中国的国号命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筹备会分成六个小组，其中,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组长周恩来；第四小组负责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 组长董必武。这两个小组都对国号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关于新中国国号叫什么，代表意见分歧很大。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国”，还有“民主主义人民国”、“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联邦民主国”和“共和国”等提法。最后集中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国”两者的选择上。
以张治中和张奚若为代表的一些民主人士主张突出“共和”二字。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字太长，说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中华人民民主国’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与人民同意。”
以黄炎培、张志让为代表的一些民主人士主张突出“民主”二字。6月19日，李维汉将黄炎培、张志让两位老先生《提议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的建议写成书面材料，送筹备会主任、副主任。黄、张建议：“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6月21日，张奚若再次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他说：“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
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筹备会第四小组，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6月23日，小组在讨论董必武拟定的关于“政府组织纲要中的基本问题”时，一致同意国家名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月8日，小组再次召开会议，将国家名称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8月17日，小组第三次会议确定将国家名称再改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周恩来向政协代表及各方面人士作了《关于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关于国名问题，周恩来解释说：“在中央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需重复。而且这两个字都包含了民主的意义在内，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作为国家来用还是‘共和’二字比较好，所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说是‘民主’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于要不要“中华民国”简称的讨论
关于“中华民国”的简称问题，在民主人士中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华民国”的简称需要沿用；另一种认为可以有简称，但不用“中华民国”；第三种意见建议取消简称。
主张沿用“中华民国”简称的有雷洁琼、黄炎培、张志让、陈劭先等。
6月18日，东吴大学教授雷洁琼在第四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针对国名过长的问题说：用时，不用全称，可以用简称。6月19日，黄炎培、张志让在《提议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的建议中提出：“简称‘中华民国’虽名称较旧，‘中华民主国’名称较新，然‘中华民国’四字为简短方便，恐不能废弃。”9月6日，民革常委陈劭先在第三小组讨论《共同纲领》草案初稿时，提出：“纲领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应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
8月17日，筹备会第四小组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中，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草案的第二条明确写明：“中华民国的国家制度，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国各族各民主阶级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
主张简称改名的以民主人士李达为代表。8月21日，李达致函周恩来，对《政府组织法草案》中有关国号问题提出意见。函中说：昨天看到政府组织法草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之规定，我认为与其简称为“中华民国”，不如简称为“中国”或“新中国”较为妥当。其理由：一是“中华民国”为旧法统之象征，我们已经废除了旧法统，即不需再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二是沿用“中华民国”名称，不能以新视听，反而掩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并且，反革命的残余，也同样沿用“中华民国”的招牌。我们若也沿用此名称，似乎欠妥。若改为“中国”或“新中国”，那就妥当得多了。
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谈到简称问题时解释说：“但还要顾到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因为中华民国叫了三十八年了，一下子换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平低的人民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和过去是有区别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因此，我们这个国名是从它的性质来决定的。”
共同纲领草案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草案进行了多次审阅，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修改。它构成了此后正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重要基础。1949年9月20日，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经毛主席审阅后的草案，总纲第一条将新中国国号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上，许多代表认为“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容易使人把它与过去的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混为一谈，并为此发生了争论。
26日，应周恩来、林伯渠联名邀请，张元济、陈叔通、沈钧儒、周致祥、何香凝、黄炎培、张澜、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陈嘉庚、司徒美堂等23位各方面知名人士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参加午宴，并商谈国号简称问题。
周恩来说：今天请来赴会的，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各位看见《共同纲领》（草案）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或许还有点旧感情。
民建领导人黄炎培首先发言，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他说：“现在虽说解放了，但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况且，政协5年召开一次，5年之后我们觉得这个简称不必要了，再去掉它也并无不可。”
民革中央常委何香凝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要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也不坚持已见。”
周致祥说：“我反对用‘中华民国’之类的简称，因为20多年来，这一名称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所以，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接着说：“我虽然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也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关，22年更给蒋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跟辛亥革命不同，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应该是极其庄严的，既然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还要等到5年之后才改呢？古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们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一番话，掷地有声，博得一阵热烈掌声。
民盟中央副主席、法学家沈钧儒则从法律的观点解释新旧国号不能并容的道理。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况且，将来行文上，包括用国家名义与其他国家订约，都有诸多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沈老发言后，马寅初、张澜、陈叔通等相继发言，主张不用简称，之后与会者再无不同意见。周恩来宣告讨论结束，并说：“我会把老前辈的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会参考，最后由主席团常委会作出决定。”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新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同时，政协代表们也提出，考虑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已经叫顺口了，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
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很快被亿万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
真逼反了你就开心了？
有简称条款的共同纲领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至于老百姓他们算个鸟在中国从来没参政权利
有一来自于北京70后夫妇，在英国定居后，生一个女孩。他们每年都是纪念双十节。男的来自于房山山区农村，到北京读书时，自觉受人歧视，因此特别恨毛泽东时代的户口管理政策，女的在国内经营商业。
他们夫妇俩只认可中华民国，不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耶和华见证人宗教组织，香港的查经牧师走后，他们俩就承担其耶和华见证人的查经人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