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图为八国联军士兵
这是一段国人耳熟能详的屈辱历史，对于很多战争的细节，人们也能娓娓道来。
八国联军，是多国部队，总规模约为5万人。从世界各地调集至中国北方渤海湾，6月17日从大沽口登陆，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14日占领北京。
我们不谈战争、不论屈辱，只说说他们的吃喝问题。
八国联军是异国作战，作为远征军，后勤保障是重中之重，吃喝问题是头等大事。
8月4日下午3时，近2万名联军士兵从天津出发，分三路向北京发起进攻。联军指挥部特别下达命令：“携带一天给养，今夜露营时不许生火做饭。”
这里所谓的“给养”，除了饲料与燃料以外，主要就是指士兵的口粮，包括食物与饮料。他们都带了什么呢？
据随军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记载，“罐头牛肉、饼干、冰茶饮料是我们所有的晚餐。我们以大地母亲为床。为了防潮，我们在地上铺了毛毯和油布。”
罐头牛肉与饼干便于携带，非常适合行军打仗。至于冰茶饮料，自然与今天人们喝的冰茶饮料不同。虽然史料中没有说明冰茶饮料的制成方法，但根据当时的条件，基本可以推测，所谓冰茶饮料，就是将茶水灌装进瓶子后，再放在冰块里冰镇而成。行军打仗，是不可能带冰箱的，小型冰箱也没有，因为世界第一台电冰箱1918年才问世。
八国联军侵华的时间正好是华北的夏季，气候干燥炎热。8月份虽然已经进入立秋时节，但从气温上来讲，仍属于夏季。因此，冰茶饮料作为饮品，便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然而，联军携带的口粮量并不止“一天”，也不止罐头牛肉、饼干与冰茶饮料那么简单。在联军进攻至通州时，饮料又多了几种。
还是宝复礼的记载，“我们喝了一些可可，简单地吃了一些饼干充饥，还有一些长官，他们并未吃这些食物，而是选择喝了一些威士忌跟苏打水，因为比起可可跟饼干，他们更喜欢威士忌跟苏打水。”
威士忌是酒，苏打水是饮料，这些都是西方人的最爱。
这里的可可饮料，并不是可乐，而是通过一种叫作可可树的果实制成，这种果实还可以加工成巧克力。
卿美兄曾写过另外一篇文章，即英法联军的吃喝问题，在四十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也携带有可可饮料。
八国联军，每个国家的饮食水准并不同，士兵与军官的标准也不同。从天津出发，至通州，走了9天，似乎也只有部分军官才可以享受到可可、威士忌、苏打水。因为在中途就已经出现过食物与水短缺的情况。
8月6日，当联军行进至距离天津30公里的杨村时，攻城主力部队美军第14团严重缺水。盛夏时节，士兵们口渴难耐，虽然在附近村庄发现了一些水井，但指挥官严禁士兵喝井水，主要是防止投毒。
由于严重口渴，加上行军疲劳，部分士兵被折磨得精神错乱，哇哇大叫，甚至有人向自己的战友开枪。
美军不让喝井水，但日军与英军的印度兵没有顾忌这些。炎炎夏日，人困马乏，牲口也需要及时饮水。据《八国联军在天津》记载，日本士兵与印度士兵来到一座水井旁，印度人将杯子系到绳子上，直接从水井里打水。日本人没有容器，便向印度人要水喝。印度人不给，日本人抓起杯子就要喝，印度人立马抢了回来。
印度人向日本比划，将双手并拢做捧水状。日本人顿时明白了，印度人直接将水倒到日本人的双手中，日本人这才喝到水。
印度兵很多是锡克人，信仰印度教，因为信仰与卫生问题，印度人不愿意让日本人直接使用自己的水杯。
8月8日，联军队伍出现了严重中暑与食物短缺现象。这个时候只有降低饮水标准，另外再加抢劫。
骄阳似火的中午，英军的盖斯利将军与参谋长巴罗将军一起在河堤上吃罐头牛肉，下属军官立即跑到附近村庄的水井中打来几瓶水，喝着清凉的井水，两个将军非常开心。
在军队营地附近正好有一个瓜田，瓜农听说八国联军来了，早就撒丫子跑了。联军士兵纷纷到瓜田里摘西瓜来解渴。
事实上，联军的吃饭问题大多靠抢劫。
据法国特使毕耶尔·洛谛回忆，他在大沽口登陆时，曾在法国军营领取过两天的口粮，包括面包、酒、罐头、糖和茶叶。
可以想象，这样的口粮大多是通过军舰运输而来，但军舰运输有限，登陆后的口粮只能自己解决。
在大沽口炮台附近，联军就开始了对附近村庄的洗劫，“有人提着嫩鸡和鲜菜，有人捧着新从树上摘下来的秋梨……英国兵在田里枪了人家的耕牛……还有两意国兵，一齐跨在一头驴子的背上，欢笑得几乎跌了下来，这走兽大概也是才从哪家掠来的了。”
在从大沽口乘船向天津行进时，联军士兵经常下船去周围村庄，“寻找鸡蛋、鸡及所有可以吃的东西”，“许多士兵都手提着母鸡，腰间挂着他们掠夺来的其他食物。”
在清军与义和团攻打天津紫竹林租界时，被围困的联军对租界内的中国店铺进行了查抄，物资全部被征收。联军搜查队获得了大量的食物与饮料。
据巴恩斯回忆录记载，在攻打天津城时，英军华勇营的伙食很不错，早餐是冷熟牛肉，午餐是炖牛肉，晚餐是咖喱烧牛肉。一天三顿牛肉，不可谓不奢侈，而这些牛都是华勇营抢的中国百姓的耕牛，而华勇营士兵也是中国人。
据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报道，联军占领天津后，“英军首先想到的就是吃，进城的第一件事是开始在小胡同里、在人家后院里狂追鸡鸭。驯服的家禽往往是不会剩下的。”
法国人则非常喜欢吃火腿。在天津城陷落的当天，一群法国士兵在一个店铺里发现了大量的火腿，法国人兴奋无比。他们狂叫着：“火腿！火腿！”看着堆积成山的火腿，法国人欣喜若狂。
在联军占领天津期间初期，各国士兵经常三五成群出外抢劫，除了抢劫各种值钱的财物外，还有鸡鸭、鸡蛋等食物。稍有不如意，就会开枪轰击。
8月14日，联军攻破北京城。
在宝复礼进入英国大使馆后，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了表示对英军解救的感谢，特别邀请宝复礼共进晚餐。晚餐第一道菜是“小马肉熬的汤与发黑的面包”，第二道菜是“烤骡子肉排跟发霉的大米”。宝复礼对这些饭菜难以下咽，只是礼貌性地吃了一些，回到营地，又继续吃罐头牛肉和饼干。
自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慈禧对外宣战后，京城的各国大使馆与西什库教堂遭受了清军与义和团的长期围困。大使馆与教堂的守卫力量也是八国联军其中的一支。
据宝复礼记载，在围困前夕，外国人储备了大量的米和水，但水是苦涩的井水。在长达两个月的围困中，食物严重短缺，很多人被饿死，尤其是婴幼儿与未成年儿童。
为了活下去，他们开始宰杀马、骡子。“马肉和骡肉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的主食肉类。虽然也有一点羊肉，但那是为老弱病残的人员准备的。有一头奶牛，可对于800人而言，如果都要有牛奶喝，它又怎能应付？没有牛奶，没有黄油，缺糖少米。”
不过，清廷并没有决心全部杀掉外国人，因此在攻打使馆与教堂时，更多是围而不攻，攻而不取，希望以此促使八国联军停止向北京进攻，逼迫洋人讲和。
在停停打打的过程中，清廷常有示好的举动。据《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中记载，7月17日中午，一名法国士兵突然跑到清军阵地，就在大家担心他凶多吉少的时候，没想到，法国士兵平安归来，还带来了水果。
原来，法国士兵见到了军机大臣荣禄。荣禄关切询问他，使馆内粮食够不够，死伤人数有多少。在返回时，荣禄让他带上桃子与西瓜。
在休战期间，清廷曾多次向使馆内送蔬菜、水果、大米等食物。如此举动，让义和团与清军一头雾水。
联军占领北京后，实行殖民统治，吃喝已经不是问题。
据《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记载，联军要求北京商户与百姓，定期供应一定数量的鸡鸭。在位于先农坛的美军仓库里，“摆成了成排的火腿、罐装香烟、箱装军用豆和很多桶装牛肉。”
1860年，英法联军陷天津、破北京，与八国联军是一样一样的。二者虽然相差四十年，但仅从史料的反映来看，似乎英法联军的伙食要好于八国联军。
比如英法联军携带有烤箱，用于烤制面包及各种蔬菜。八国联军虽然也有面包，但在各种史料没有提及烤箱一事。
英法联军的士兵常常可以喝到啤酒、葡萄酒、咖啡、香槟，但在八国联军中也没有看到。
最重要的是，英法联军在停泊渤海湾时，曾在陆地上建立养殖场，自己养鸡养鸭。同时开辟集市，吸引周边农民来交易，各种蔬菜、水果、牛羊肉，应有尽有，联军通常用高价购买。自办养殖场与开辟集市，这在八国联军的史料中也没有提及。英法联军有时还赶大集，到中国农民的集市中集中采购。
英法联军的每艘军舰上都有超大的食品柜，存储着肉食、蔬菜、水果，还有啤酒、葡萄酒。比如在天津过冬期间，“斯兰尼号”炮舰的甲板上有一条很长的食品柜，里边有各种肉食，整羊、半边牛肉、野鸡、针尾松鸡 、野鸭、兔子、鹿。相信八国联军的军舰上也同样会有这样的食品柜，但在史料上却少有涉及。
简单对比发现，英法联军的食物来源更多依靠的是采购，而八国联军的食物来源更多依靠的是抢劫。
相比英法联军，四十年后，八国联军为何没有进步，反倒更野蛮了呢？这似乎是个不解之谜。
http://chinaoldfarmer.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9039.html?m=1
原博在新浪被封了。
部队宿营，是有岗哨和值班警卫部队的。
乡村市镇可以成为掠夺军需的资源，自然不会带太多军需。
掠夺百姓解决军需，经常面对供应不稳定将士饿肚子的窘境，但在古今中外的近代战争中还是很普遍，主要原因还是受限于旧式运输能力不足以支撑战争需要。一旦地方太穷，抢都没得抢的时候，这些地方也能免去战火之灾。
从一战法国人首开汽车运输军需，发达国家一般不再纵容军队抢劫军需。
而到了现代战争，燃油和其他油料，弹药，技术兵器零部件，已经占据军需主要角色，抢劫百姓无法解决。
美军沙漠风暴之战，101空降师仅运水就达一千多吨，才能保证军队作战的效率和可控。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这是一段国人耳熟能详的屈辱历史，对于很多战争的细节，人们也能娓娓道来。
八国联军，是多国部队，总规模约为5万人。从世界各地调集至中国北方渤海湾，6月17日从大沽口登陆，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14日占领北京。
我们不谈战争、不论屈辱，只说说他们的吃喝问题。
八国联军是异国作战，作为远征军，后勤保障是重中之重，吃喝问题是头等大事。
8月4日下午3时，近2万名联军士兵从天津出发，分三路向北京发起进攻。联军指挥部特别下达命令：“携带一天给养，今夜露营时不许生火做饭。”
这里所谓的“给养”，除了饲料与燃料以外，主要就是指士兵的口粮，包括食物与饮料。他们都带了什么呢？
据随军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记载，“罐头牛肉、饼干、冰茶饮料是我们所有的晚餐。我们以大地母亲为床。为了防潮，我们在地上铺了毛毯和油布。”
罐头牛肉与饼干便于携带，非常适合行军打仗。至于冰茶饮料，自然与今天人们喝的冰茶饮料不同。虽然史料中没有说明冰茶饮料的制成方法，但根据当时的条件，基本可以推测，所谓冰茶饮料，就是将茶水灌装进瓶子后，再放在冰块里冰镇而成。行军打仗，是不可能带冰箱的，小型冰箱也没有，因为世界第一台电冰箱1918年才问世。
八国联军侵华的时间正好是华北的夏季，气候干燥炎热。8月份虽然已经进入立秋时节，但从气温上来讲，仍属于夏季。因此，冰茶饮料作为饮品，便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然而，联军携带的口粮量并不止“一天”，也不止罐头牛肉、饼干与冰茶饮料那么简单。在联军进攻至通州时，饮料又多了几种。
还是宝复礼的记载，“我们喝了一些可可，简单地吃了一些饼干充饥，还有一些长官，他们并未吃这些食物，而是选择喝了一些威士忌跟苏打水，因为比起可可跟饼干，他们更喜欢威士忌跟苏打水。”
威士忌是酒，苏打水是饮料，这些都是西方人的最爱。
这里的可可饮料，并不是可乐，而是通过一种叫作可可树的果实制成，这种果实还可以加工成巧克力。
卿美兄曾写过另外一篇文章，即英法联军的吃喝问题，在四十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也携带有可可饮料。
八国联军，每个国家的饮食水准并不同，士兵与军官的标准也不同。从天津出发，至通州，走了9天，似乎也只有部分军官才可以享受到可可、威士忌、苏打水。因为在中途就已经出现过食物与水短缺的情况。
8月6日，当联军行进至距离天津30公里的杨村时，攻城主力部队美军第14团严重缺水。盛夏时节，士兵们口渴难耐，虽然在附近村庄发现了一些水井，但指挥官严禁士兵喝井水，主要是防止投毒。
由于严重口渴，加上行军疲劳，部分士兵被折磨得精神错乱，哇哇大叫，甚至有人向自己的战友开枪。
美军不让喝井水，但日军与英军的印度兵没有顾忌这些。炎炎夏日，人困马乏，牲口也需要及时饮水。据《八国联军在天津》记载，日本士兵与印度士兵来到一座水井旁，印度人将杯子系到绳子上，直接从水井里打水。日本人没有容器，便向印度人要水喝。印度人不给，日本人抓起杯子就要喝，印度人立马抢了回来。
印度人向日本比划，将双手并拢做捧水状。日本人顿时明白了，印度人直接将水倒到日本人的双手中，日本人这才喝到水。
印度兵很多是锡克人，信仰印度教，因为信仰与卫生问题，印度人不愿意让日本人直接使用自己的水杯。
8月8日，联军队伍出现了严重中暑与食物短缺现象。这个时候只有降低饮水标准，另外再加抢劫。
骄阳似火的中午，英军的盖斯利将军与参谋长巴罗将军一起在河堤上吃罐头牛肉，下属军官立即跑到附近村庄的水井中打来几瓶水，喝着清凉的井水，两个将军非常开心。
在军队营地附近正好有一个瓜田，瓜农听说八国联军来了，早就撒丫子跑了。联军士兵纷纷到瓜田里摘西瓜来解渴。
事实上，联军的吃饭问题大多靠抢劫。
据法国特使毕耶尔·洛谛回忆，他在大沽口登陆时，曾在法国军营领取过两天的口粮，包括面包、酒、罐头、糖和茶叶。
可以想象，这样的口粮大多是通过军舰运输而来，但军舰运输有限，登陆后的口粮只能自己解决。
在大沽口炮台附近，联军就开始了对附近村庄的洗劫，“有人提着嫩鸡和鲜菜，有人捧着新从树上摘下来的秋梨……英国兵在田里枪了人家的耕牛……还有两意国兵，一齐跨在一头驴子的背上，欢笑得几乎跌了下来，这走兽大概也是才从哪家掠来的了。”
在从大沽口乘船向天津行进时，联军士兵经常下船去周围村庄，“寻找鸡蛋、鸡及所有可以吃的东西”，“许多士兵都手提着母鸡，腰间挂着他们掠夺来的其他食物。”
在清军与义和团攻打天津紫竹林租界时，被围困的联军对租界内的中国店铺进行了查抄，物资全部被征收。联军搜查队获得了大量的食物与饮料。
据巴恩斯回忆录记载，在攻打天津城时，英军华勇营的伙食很不错，早餐是冷熟牛肉，午餐是炖牛肉，晚餐是咖喱烧牛肉。一天三顿牛肉，不可谓不奢侈，而这些牛都是华勇营抢的中国百姓的耕牛，而华勇营士兵也是中国人。
据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报道，联军占领天津后，“英军首先想到的就是吃，进城的第一件事是开始在小胡同里、在人家后院里狂追鸡鸭。驯服的家禽往往是不会剩下的。”
法国人则非常喜欢吃火腿。在天津城陷落的当天，一群法国士兵在一个店铺里发现了大量的火腿，法国人兴奋无比。他们狂叫着：“火腿！火腿！”看着堆积成山的火腿，法国人欣喜若狂。
在联军占领天津期间初期，各国士兵经常三五成群出外抢劫，除了抢劫各种值钱的财物外，还有鸡鸭、鸡蛋等食物。稍有不如意，就会开枪轰击。
8月14日，联军攻破北京城。
在宝复礼进入英国大使馆后，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了表示对英军解救的感谢，特别邀请宝复礼共进晚餐。晚餐第一道菜是“小马肉熬的汤与发黑的面包”，第二道菜是“烤骡子肉排跟发霉的大米”。宝复礼对这些饭菜难以下咽，只是礼貌性地吃了一些，回到营地，又继续吃罐头牛肉和饼干。
自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慈禧对外宣战后，京城的各国大使馆与西什库教堂遭受了清军与义和团的长期围困。大使馆与教堂的守卫力量也是八国联军其中的一支。
据宝复礼记载，在围困前夕，外国人储备了大量的米和水，但水是苦涩的井水。在长达两个月的围困中，食物严重短缺，很多人被饿死，尤其是婴幼儿与未成年儿童。
为了活下去，他们开始宰杀马、骡子。“马肉和骡肉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的主食肉类。虽然也有一点羊肉，但那是为老弱病残的人员准备的。有一头奶牛，可对于800人而言，如果都要有牛奶喝，它又怎能应付？没有牛奶，没有黄油，缺糖少米。”
不过，清廷并没有决心全部杀掉外国人，因此在攻打使馆与教堂时，更多是围而不攻，攻而不取，希望以此促使八国联军停止向北京进攻，逼迫洋人讲和。
在停停打打的过程中，清廷常有示好的举动。据《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中记载，7月17日中午，一名法国士兵突然跑到清军阵地，就在大家担心他凶多吉少的时候，没想到，法国士兵平安归来，还带来了水果。
原来，法国士兵见到了军机大臣荣禄。荣禄关切询问他，使馆内粮食够不够，死伤人数有多少。在返回时，荣禄让他带上桃子与西瓜。
在休战期间，清廷曾多次向使馆内送蔬菜、水果、大米等食物。如此举动，让义和团与清军一头雾水。
联军占领北京后，实行殖民统治，吃喝已经不是问题。
据《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记载，联军要求北京商户与百姓，定期供应一定数量的鸡鸭。在位于先农坛的美军仓库里，“摆成了成排的火腿、罐装香烟、箱装军用豆和很多桶装牛肉。”
1860年，英法联军陷天津、破北京，与八国联军是一样一样的。二者虽然相差四十年，但仅从史料的反映来看，似乎英法联军的伙食要好于八国联军。
比如英法联军携带有烤箱，用于烤制面包及各种蔬菜。八国联军虽然也有面包，但在各种史料没有提及烤箱一事。
英法联军的士兵常常可以喝到啤酒、葡萄酒、咖啡、香槟，但在八国联军中也没有看到。
最重要的是，英法联军在停泊渤海湾时，曾在陆地上建立养殖场，自己养鸡养鸭。同时开辟集市，吸引周边农民来交易，各种蔬菜、水果、牛羊肉，应有尽有，联军通常用高价购买。自办养殖场与开辟集市，这在八国联军的史料中也没有提及。英法联军有时还赶大集，到中国农民的集市中集中采购。
英法联军的每艘军舰上都有超大的食品柜，存储着肉食、蔬菜、水果，还有啤酒、葡萄酒。比如在天津过冬期间，“斯兰尼号”炮舰的甲板上有一条很长的食品柜，里边有各种肉食，整羊、半边牛肉、野鸡、针尾松鸡 、野鸭、兔子、鹿。相信八国联军的军舰上也同样会有这样的食品柜，但在史料上却少有涉及。
简单对比发现，英法联军的食物来源更多依靠的是采购，而八国联军的食物来源更多依靠的是抢劫。
相比英法联军，四十年后，八国联军为何没有进步，反倒更野蛮了呢？这似乎是个不解之谜。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文学城www.wenxuecity.com--
http://chinaoldfarmer.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9039.html?m=1
原博在新浪被封了。
部队宿营，是有岗哨和值班警卫部队的。
乡村市镇可以成为掠夺军需的资源，自然不会带太多军需。
掠夺百姓解决军需，经常面对供应不稳定将士饿肚子的窘境，但在古今中外的近代战争中还是很普遍，主要原因还是受限于旧式运输能力不足以支撑战争需要。一旦地方太穷，抢都没得抢的时候，这些地方也能免去战火之灾。
从一战法国人首开汽车运输军需，发达国家一般不再纵容军队抢劫军需。
而到了现代战争，燃油和其他油料，弹药，技术兵器零部件，已经占据军需主要角色，抢劫百姓无法解决。
美军沙漠风暴之战，101空降师仅运水就达一千多吨，才能保证军队作战的效率和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