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吴南星在《前线》杂志上共发表67篇杂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 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三家村札记》当中有几篇杂文可能隐含地批评当时毛的个人崇拜,在《专治“健忘症”》中,他们隐含地批判到毛泽东患了精神错乱症,批评毛因为特殊的“健忘”而食言,“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变成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1],他们最后给出的药方是让健忘症病人赶紧休息,否则会出大乱子.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 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 一 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参考资料:《红旗》杂志1966年第7、8期)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北京大学哲學系教师的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写的文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3]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开头写道:“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 ““三家村”黑店的掌櫃鄧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這個反黨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用“三家村”反黨集團分子宋碩的話來說,叫作“加強領導,堅守崗位”。” “三家村”黑幫是詭計多端的。在前一個時候,他們採取“犧牲車馬,保存主帥”的戰術。”“那些什麼“三家村”、“四家村”,不過是紙老虎,他們的“將帥”保不住,他們的“車馬”也同樣是保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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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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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4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3月杭州会议。他回到武汉就宣布,文化大革命要打击的主要社会集团,是文化名人或资产阶级权威。在湖北省委4月25日举行的会议上,王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文教领域。他预测说,文化大革命会挖出百分之五至十的知识分子新右派。 攻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对手,正好适应了地方权力精英的利益。他们得知知识分子将是新运动的打击目标时,立即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战斗。 普通人民群众和低级干部最初对文化大革命并不太关注。“文化大革命”这个术语并不让人吃惊,因为这个词早在1958年以后就开始流行。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显示应有的革命热情。从表面上看,群众积极参加运动,写文章和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和其它“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但这些遥远的目标其实并不能唤起他们的真正兴趣。在多数人心目中,当前运动的目标是那些攻击政权的人,而不是政权本身。换句话说,他们也把这个运动看作另一场反右运动。 然而少数中学生和大学生却抓住了聂元梓大字报中透露出的信息,尽管只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他们无意于挑战现存制度,却决定模仿聂元梓一帮人那样行动。后者攻击了北大党委。这些学生才十几岁,政治上天真幼稚,因而行动的起点很低。由于没有经历过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他们不知道怎样来评估采取政治行动所要承担的潜在风险。他们还预计,批判个别党的干部和党支部没有多大风险,因为聂的行动似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他们乐于行动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多数人家庭出身良好,这又会减少风险。 聂的大字报刚一公布,武汉的一些学生就贴大字报批评他们所在学校的党委,说他们缺少支持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运动的热情。6月2日,大字报首先在武汉测绘学院出现。
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吴南星在《前线》杂志上共发表67篇杂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 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三家村札记》当中有几篇杂文可能隐含地批评当时毛的个人崇拜,在《专治“健忘症”》中,他们隐含地批判到毛泽东患了精神错乱症,批评毛因为特殊的“健忘”而食言,“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变成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1],他们最后给出的药方是让健忘症病人赶紧休息,否则会出大乱子.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 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 一 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参考资料:《红旗》杂志1966年第7、8期)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北京大学哲學系教师的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写的文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3]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开头写道:“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 ““三家村”黑店的掌櫃鄧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這個反黨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用“三家村”反黨集團分子宋碩的話來說,叫作“加強領導,堅守崗位”。” “三家村”黑幫是詭計多端的。在前一個時候,他們採取“犧牲車馬,保存主帥”的戰術。”“那些什麼“三家村”、“四家村”,不過是紙老虎,他們的“將帥”保不住,他們的“車馬”也同樣是保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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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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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4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3月杭州会议。他回到武汉就宣布,文化大革命要打击的主要社会集团,是文化名人或资产阶级权威。在湖北省委4月25日举行的会议上,王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文教领域。他预测说,文化大革命会挖出百分之五至十的知识分子新右派。
攻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对手,正好适应了地方权力精英的利益。他们得知知识分子将是新运动的打击目标时,立即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战斗。
普通人民群众和低级干部最初对文化大革命并不太关注。“文化大革命”这个术语并不让人吃惊,因为这个词早在1958年以后就开始流行。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显示应有的革命热情。从表面上看,群众积极参加运动,写文章和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和其它“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但这些遥远的目标其实并不能唤起他们的真正兴趣。在多数人心目中,当前运动的目标是那些攻击政权的人,而不是政权本身。换句话说,他们也把这个运动看作另一场反右运动。
然而少数中学生和大学生却抓住了聂元梓大字报中透露出的信息,尽管只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他们无意于挑战现存制度,却决定模仿聂元梓一帮人那样行动。后者攻击了北大党委。这些学生才十几岁,政治上天真幼稚,因而行动的起点很低。由于没有经历过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他们不知道怎样来评估采取政治行动所要承担的潜在风险。他们还预计,批判个别党的干部和党支部没有多大风险,因为聂的行动似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他们乐于行动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多数人家庭出身良好,这又会减少风险。
聂的大字报刚一公布,武汉的一些学生就贴大字报批评他们所在学校的党委,说他们缺少支持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运动的热情。6月2日,大字报首先在武汉测绘学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