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7年，林老师就提出这幅地图实乃明代丝绸之路地图。2004年11月，应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屈志仁（James C.Y. Watt）先生邀请，他赴美参加“走向盛唐”文物大展。同年11月12日，应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贝格莱（Robert W. Bagley）邀请，林老师在普林斯顿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系作《蒙古山水地图——在日本新发现的中世纪“世界地图”》学术演讲（注4）。
2、此文后来分别用中英文发表（英文版为Lin Meicun, “A Study on the Court Cartographers of the Ming Empir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49 (Ostasien- Verlag aus Gossenburg, 2015), pp.187-228；中文版为《明帝国宫廷制图师考》，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3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7－233页；收入林梅村著《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3－77页）。
2018年3月9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考古学研究》春季学期课程由林梅村教授开讲，介绍故宫博物院藏《丝路山水地图》的发现与最新研究进展。
本讲座分为两部分：
《吴门画派与<蒙古山水地图>》
主要介绍这幅明代地图的来龙去脉和研究始末；
《故宫博物院藏<丝路山水地图>名实辨》
主要回答这幅明代地图在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展示后社会公众的一些疑问。
现整理要点如下：
第一讲 吴门画派与《蒙古山水地图》
前两节根据林老师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蒙古山水地图——日本新发现的一幅16世纪丝绸之路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年）展开（注1）。
第三节《明宫廷御用的吴门画师》内容基于林老师2014年1月提交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举办的“中国和中亚地理和地图视野下的中亚及其周边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学术论文（注2）。
一、失而复得的明代中期青绿山水地图
故宫博物院藏《丝路山水地图》又名《蒙古山水地图》，20世纪30年代流失海外，一直作为清代青绿山水画收藏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2002年，北京两位收藏家出巨资将其购回，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最先发现此图年代应该在明代中叶。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世民先生的引荐下，林老师从2004年1月开始研究这幅明代地图。
《丝路山水地图》卷首《嘉峪关图》
这幅古地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方式——手卷式，幅宽0.59米，长达30.12米，绘于绢帛之上。该图卷首为嘉峪关（今甘肃酒泉），卷尾为天方国、红海和戎地面。天方国即伊斯兰圣地麦加（今沙特阿拉伯Mecca）。明代天方国和戎地面在以开罗（时称“米昔儿”）为首都的马穆鲁克苏丹王朝（1250—1517年）统治之下，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灭于奥斯曼帝国（明史称“鲁迷”）。图上用红色方框标注了211个地名，虽以方块汉字标注，但是地名却包括了蒙古语、吐火罗语、粟特语、突厥语、回鹘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等9种语言。如果不明西域地理沿革，根本不知所云。
古代书画一般都是前有画名，后有题款、年代和作者署名。这幅山水地图却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林老师最初猜测此为古董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刻意剪裁过。不过，新证据表明，这幅地图手卷原来应该有两卷，第二卷佚失，林老师将于讲座第二部分讨论这个问题。
《蒙古山水地图》之名，来自此图背面清代著名书坊尚友堂题签。如果这个名字确为此图原名，那么题签上所谓“蒙古”指称雄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这个题签上的楷书为清末民国初年流行写法，《蒙古山水地图》或许在这个时期流入北京琉璃厂尚友堂书肆，并被题签和编号，后来被藤井善助购藏。
尚友堂《蒙古山水地图》标签
中国古代地图采用两种方式绘制：第一种是东晋裴秀倡导的“计里画方”形式；第二种是山水画形式，如《京杭运河全图》。《丝路山水地图》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即山水画的形式。从嘉峪关到天方，凡211个区域地名。尽管明代继承了元代很多地理制度，但这些地名与元代、清代相异，根据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本画为明代所作而非元代、清代。这幅山水地图颇受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
傅熹年先生将此图年代断在明代中叶，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林老师进一步把成图年代缩小到嘉靖三年至十八年间（1524－1539），因为明代初年中国西部疆界在今天新疆塔里木河和中部天山一线，这幅地图以嘉峪关为起点，成图年代必在嘉靖三年（1524）明军从西域退守嘉峪关后。据明代张雨《边政考》记载，嘉靖十八年明军在嘉峪关西面的讨来河畔建“永兴后墩”等长城烽火台。此图嘉峪关以西不见“永兴后墩”（今称“长城第一墩”），可知年代早于嘉靖十八年。
二、明嘉靖刻本和彩绘本的发现
明清地图一般用山水画或“计里画方”方式绘制成手卷，有些后来刊入刻本。《蒙古山水地图》就是手卷式，自右至左（自东而西）绘制。林老师从明代地方志中找出《蒙古山水地图》的两个嘉靖刻本。一为《陕西通志》所附《西域土地人物图》，一为《陕西四镇图说》所附《西域图略》。
《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代表人物马理等人纂《陕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行。在嘉靖刻本中，《蒙古山水地图》被分为连续十幅地图，并配有文字部分称《西域土地人物略》。
《陕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行
目前所知《陕西通志》有五个藏本，分属两个系统，最早刻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除宁波天一阁散出，现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嘉靖二十一年刻本，国内收藏此书的单位还有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馆（残本）、陕西三原县图书馆。其中以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最好（嘉靖二十一年，盖有盛愚斋的收藏章），林老师的研究就基于这个刻本。此版本有详细的文字说明，还有多达四百余个地名，如鲁迷城等。
从明嘉靖刻本看，《蒙古山水地图》应有两卷，如今我们只见到原图四分之三，另外四分之一下落不明。无论如何，这幅西域地图的地理范围应和刻本一样，从嘉峪关直讫东罗马首都鲁迷（今土耳其西境伊斯坦布尔城），长达40米。
第二个刻本是《西域图略》，收于明代无名氏编《陕西四镇图说》卷末，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刊行。图文并茂，文字部分亦为《西域土地人物略》，图版更名为《西域图略》，与《西域土地人物图》大同小异，只是把原来十幅图缩成五幅。
台北故宫藏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彩绘本卷尾《天方国至鲁迷城图》
更振奋人心的是，2009年林老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此图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彩绘抄本，图文并茂，亦名《西域土地人物图》和《西域土地人物略》。林老师认为彩绘抄本当系兵部用图，而马里等人所纂《陕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图》则为地方官用图，那么《蒙古山水地图》手卷实乃嘉靖皇帝用图。
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蒙古山水地图》所涉及的地理范围
三、明宫廷御用吴门画师
明代前期几个皇帝对江南文人、吴门画师进行残酷打击，因为当年与朱元璋争天下的张士诚以苏州（古称“吴门”）为据点，朱元璋把1367年苏州久攻不下的原因归咎于江南文人，所以明代朝廷征召的多为浙江、福建籍画师。有学者统计，“明太祖洪武至神宗万历年间，福建值殿供奉的画家就有22人”。明代前期宫廷画师以仿宋院体浙派为主，代表人物有谢环、李在、倪端、戴进、吴伟等，而吴门之士往往排斥在宫廷外。洪熙、宣德以后，来自闽、浙等地的画师给宫廷绘画带来了新的风格。
然而，浙派画师主导宫廷画派的现象在明代中期发生变化，吴门画师开始入朝为宫廷作画。尤其是严嵩执掌朝政时，吴门画派的画师重新受到重用，如吴门画师谢时臣。嘉靖至万历年间松江名士何良俊《四友斋画论》记载：“苏州又有谢时臣，号樗仙，亦善画，颇有胆气，能作大幅。然笔墨皆浊，俗品也。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此亦逐臭之夫耳。”一方面，谢时臣具有大幅绘画的能力；另一方面，谢时臣曾经有受官府委托作画的经历。因此，林老师认为，谢时臣被“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实际上受京师兵部委托绘制《蒙古山水地图》，而嘉靖年间中国画坛能够创作如此恢弘的“长卷巨幛”者，首推谢时臣。
《丝路山水地图》之嘉峪关图
据林老师调查，明代中期为权贵作画并非谢时臣一人，有许多吴门画师为权臣严嵩作画。据《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八《明严氏书画记》记载，严嵩收藏的谢时臣人物山水共“四十六轴”。据这份所藏书画清单记载，以山水人物而言，戴文进作品最多，有九十轴，其次是吴小仙六十四轴，沈周三十四轴，文徵明六十一轴，唐寅四景人物山水十二轴，仇英青绿山水十三轴。其中，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皆为吴门画派代表人物。
吴门画师仇英《归汾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品
林老师注意到，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仇英也曾经为宫廷作画，传世之作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倭寇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归汾图》等。明代绘画往往根据粉本，如山关均采用两山夹一阁的画法，仇英《归汾图》就与《蒙古山水地图》的嘉峪关图画法相似。由于画师是为明宫廷服务，《蒙古山水地图》的阁楼绘出脊兽和窗棱，比仇英的《归汾图》画得更为精致。《丝路山水地图》长达40米，显然是动用国家力量绘制的，绝非一人所为。许多吴门画师同时参与，仇英很可能参与过这幅明代皇家地图的绘制。
第二讲 故宫博物院藏《丝路山水地图》名实辨
2018年春晚特别节目“国宝回归——《丝路山水地图》”，向国人展示了一幅明代皇家地图（注3）。
这幅青绿山水画式地图表现明代边关——嘉峪关至天方国之间的丝绸之路，绢本设色，纵0.59米，横30.12米，20世纪30年代流散海外。如今国宝回家，由香港企业家许荣茂出巨资购买，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节目播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尘封百年的《丝路山水地图》，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针对社会各界对这幅古地图的一些疑问，林老师就其中倍受关注的六个问题予以解答。
一、《丝路山水地图》的年代问题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故宫博物院有一位研究清代绘画的老专家，从艺术风格方面判断这幅青绿山水地图创作于清代。此图流散日本70年，以前一直误以为是清代地图。傅熹年先生和林老师的重要贡献，就是发现和证明此图实乃明代地图。林老师说：如果真是清代地图，那么图上天山南北地区应为回部和准噶尔部，而巴音布鲁克草应该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从伏尔加河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然而，这幅古地图所标西域地名都是明代的，没有一个清代地名。
《丝路山水地图》所见撒马尔罕城与望星楼（兀鲁伯天文台）
明嘉靖刻本和彩绘抄本所见撒马尔罕城与望日楼（兀鲁伯天文台）
林老师判断这幅地图绘于明嘉靖年间，有两个根据：第一，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陕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图》刻本；第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彩绘抄本。《丝路山水地图》的撒马尔罕城部分误将“望星楼”（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城北郊兀鲁伯天文台）标在撒马尔罕城的东南，林老师认为这是宫廷画师不明穆斯林地图方向而产生的错误。为了把伊斯兰圣地麦加置于世界中心，伊斯兰地图往往采用上南下北图向，如12世纪中叶伊斯兰地图——伊第利斯世界地图。这个错误在嘉靖刻本和嘉靖彩绘抄本中得到更正，可见绢本手卷地图的年代早于刻本。
另一方面，中国古地图从来不画人物和动物，而西方古地图往往绘有人物和动物。南京博物院藏《坤舆万国全图》绘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图上就有动物。其实，明朝宫廷得到西方地图可能早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明神宗贡图。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首次派使团访华，试图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两年以后才得以入京，那么正德朝宫廷画师很可能就见过西方地图。嘉靖刻本和嘉靖彩绘抄本皆绘有人物，故称《西域土地人物图》，而绢本《丝路山水地图》手卷无人物和动物，其年代显然早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
嘉靖二十一年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之嘉峪关至阿丹城图
有网友建议用科技手段对这幅古地图进行年代检测。林老师回答说：这幅地图为明代之物，无法用碳14技术精确测年。目前最先进的碳14检测技术，误差也有30年，只对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物有用，无法检测历史时代文物，因为秦朝才15年。况且碳14技术检测的数据往往不同，有的相差几百年，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数据？
二、《丝路山水地图》是否为中国穆斯林到麦加朝觐之图
《丝路山水地图》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国（今伊斯兰圣地麦加城），因此，有网友推测当为中国穆斯林到麦加朝觐之图。殊不知，《丝路山水地图》实际上分为两卷。此图仅为第一卷部分，全图展示的东西交通路线并未在天方国结束。此图还有第二卷，从嘉靖刻本和嘉靖彩绘抄本可知，全图真正的终点在明代丝绸之路终点——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欧洲部分）。
关于这幅明代地图的性质，林老师认为实乃明王朝开国以来西域诸国朝贡陆程图。明初颁布禁海令，严禁民间海外贸易，只允许由官方规定时间、地点的“朝贡贸易”。西域诸国朝贡需走西域贡道（陆路），从嘉峪关入关；西洋诸国朝贡则走南海贡道（海路），从广州入关。由此推测，《丝路山水地图》实乃明朝开国以来西域诸国朝贡陆程图，而《郑和航海图》则为印度南海诸国朝贡水程图。
至于这幅丝绸之路古地图为什么以嘉峪关为起点，而不是以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城为起点？林老师说：因为明代首都在南京和北京而非长安，嘉峪关是明代边关，西域诸国使臣和商人需要在嘉峪关验明正身。16世纪波斯作家阿里•契达伊编著的《中国志》中对此有详细记载：“中国只给每十名商人中的两名发放进入北京的关文，把其他人滞留在关口以东十日行程的甘州（今张掖）”。
三、为什么故宫博物院将此图更名为《丝路山水地图》
《丝路山水地图》原名不得而知，《蒙古山水地图》只是古董商给的名称，并非原名。林老师根据此图年代和性质，称之为“在日本新发现的一幅十六世纪丝绸之路地图”，作为《蒙古山水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年）一书的副标题。由于《蒙古山水地图》一名极易被误解为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古地图，因此，故宫博物院将这件藏品更名为《丝路山水地图》。
林梅村著《蒙古山水地图——在日本新发现的一幅十六世纪丝绸之路地图》目录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早在2007年，林老师就提出这幅地图实乃明代丝绸之路地图。2004年11月，应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屈志仁（James C.Y. Watt）先生邀请，他赴美参加“走向盛唐”文物大展。同年11月12日，应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贝格莱（Robert W. Bagley）邀请，林老师在普林斯顿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系作《蒙古山水地图——在日本新发现的中世纪“世界地图”》学术演讲（注4）。
本次演讲的发言稿后被收入林老师著《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7年）一书，题为《蒙古山水地图——在日本新发现的中世纪“丝绸之路地图”》。
尽管丝绸之路一词是1877年（清光绪三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但他的理论依据却是公元前5世纪以来古波斯和古希腊人将中国称作“赛里斯”（Seres），意为“丝绸之国”，因此，故宫博物院将其更名为《丝路山水地图》并无不妥。
四、清乾隆二十六年编《萝图荟萃》的相关记载
清乾隆一朝多以图像表现人物、事件和典章制度等，有多部精美图像传世。乾隆二十六年，大臣钮祜禄•阿里衮等编《萝图荟萃》一书，收录了清宫造办处舆图房所藏456件舆图。乾隆六十年，大臣王杰等又编《萝图荟萃续编》一书，补充了清宫内府所藏57件舆图条目。据清代学者法式善撰《陶庐杂录》卷一记载：
舆图房隶今养心殿造办处，中外臣工所进图式，存贮于此。乾隆二十六年（1761）勘定分十二类：曰天文，曰舆地，曰江海，曰河道，曰武功，曰巡幸，曰名胜，曰瑞应，曰效贡，曰盐务，曰寺庙，曰风水，为《萝图荟萃》。乾隆六十年勘定分九类：曰舆地，曰江梅，曰河道，曰武功，曰巡幸，曰名胜，曰效贡，曰寺庙，曰山陵，为《萝图荟萃》前后二编。为幅三百一十二，为帧十一，为卷四十九，为轴十三，为册二百九十，为排三十五。
不知为什么，《萝图荟萃》及其续编未收入《四库全书》。1936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民国二十五年）一书。该书只提到清宫内府藏有《萝图荟萃》及其续编各一册，没有刊布两书内容。1937年，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第二辑影印了《萝图荟萃》及其续编跋文，也未刊原书内容。
200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汪前进选编《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一书，并在该书附录刊布了清宫内府藏《萝图荟萃》全书。有网友发现其中记有“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一张”，其中地名多与《丝路山水地图》所见地名相同，于是他推测其名可能是《蒙古山水地图》的原名（注5）。从网友所贴《萝图荟萃》截图看，这个条目用铅字排版，当来自汪前进书中转引的《萝图荟萃》，并非乾隆二十六年阿里衮等编《萝图荟萃》原书。
汪前进选编《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时期）》附录《萝图荟萃》
林老师根据2009年在台北故宫发现的嘉靖彩绘抄本，推测《丝路山水地图》当为明代皇家地图。然而，这仅是林老师一个推测，并无确凿证据。《萝图荟萃》相关记载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个推测是正确的。《丝路山水地图》确实为清宫造办处舆图房藏皇家地图，而且乾隆二十六年（1761）仍在清宫内府。《丝路山水地图》标有明代地名“巴荅山城”，其名来自今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以盛产青金石而闻名于世。乾隆二十六年阿里衮等编《萝图荟萃》将其改称“回部巴达山城”，事出有因。
乾隆二十九年郎世宁等绘《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图》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准噶部叛乱，将天山南北地区并入清王朝版图。乾隆二十四年（1759），天山以南地区回部大小和卓作乱，兵败西逃；经葱岭（今帕米尔）亡命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北部），最后被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擒杀。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宫西洋画师郎世宁等绘《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描绘的就是这次战役的壮观场景。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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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孔庙御碑亭所立《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告成太学碑》（任超拍摄）
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在巴达克山之东伊西洱库尔淖尔湖（今塔吉克斯坦东南霍罗格市东约130公里雅什库里）畔设苏满卡伦，并立有乾隆纪功碑，用汉文、满文、托忒蒙文、察合台文四种文字刻写。碑额为《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之碑》，又称“苏满碑”。此外，乾隆皇帝还昭告天下学子，在全国各地孔庙立有此碑（如北京孔庙御碑亭所立《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告成太学碑》）。碑文两处提到“拔达克山”，也即《萝图荟萃》的“巴达克山城”和《国朝宫史续编》的“拔达克山城”。
清王朝建立后，在清初几位皇帝的努力下，中国版图不断扩大。乾隆皇帝则将自己打下的江山称作“新疆”。当时清王朝称之为“新疆”的地方很多，如云南乌蒙地区、贵州黔东南古州、贵州安顺与钛宁附近，以及四川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乾隆皇帝又将天山南北地区也称为“新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额尔齐斯河上游，天山南北两路，直至帕米尔等地军政事务。林老师提醒大家注意，谭其骧编清代新疆地图不完全正确，因为今新疆吐鲁番、乌鲁木齐、哈密等地在清朝大部分时间属于甘肃布政司。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后，这些地方才开始划归新疆。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74年），第52－53页
巴达克山位于阿富汗东北部，当时在中亚浩罕汗国统治之下。1774－1798年间浩罕为清王朝藩属国，不属新疆，故《萝图荟萃》称之为“回部”。《萝图荟萃》编者阿里衮身临其境，参加了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此图明代地名多达211个，而阿里衮偏偏将原图地名“巴荅山城”改为清代地名“回部巴达山城”，无非是要说明中国西部边疆已达此地。林老师认为，《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之名当为乾隆年间清宫内府为此图编目时重新命名的，绝非此图原名。
五、清嘉庆十一年《国朝宫史续编》的相关记载
有网友在微博上发表《<蒙古山水地图>原名考证>》一文，认为此图“原名或为《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根据是前文讨论的乾隆二十六年编《萝图荟萃》的相关记载，以及“清人于敏中在其《国朝宫史正续编》中，恰巧亦收录《嘉峪关至回部巴达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原文如此）。于敏中与和珅同为清乾隆朝重臣。《清史稿·高宗本纪五》记载：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1780年1月）……戊午，大学士于敏中卒”。既然如此，绝不可能在清嘉庆十一年编《国朝宫史续编》。其实，《国朝宫史正续编》是不同作者编写的两本书，两书作者皆非于敏中。
第一本书《国朝宫史》凡三十六卷，由清内廷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乾隆二十四年令蒋溥等详细校正，重加编辑。乾隆二十六年于敏中等曾经帮助校录此书。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全书告成，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后来多次重印（如清鄂尔秦、张廷玉编《国朝宫史》上下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第二本书《国朝宫史续编》凡一百卷，由清内廷大学士庆桂、王杰、董浩、朱硅、彭元瑞、纪昀等编纂，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全书告成，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后来多次重印（如清庆桂等编、左步青点校《国朝宫史续编》上下册，北京出版社，2018年）。
（清）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卷一百《书籍二十六•图绘二十》，第20页。
有关《丝路山水地图》的记载，见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该书罗列清宫内府所藏舆地图达五百多幅，包括清宫造办处舆图房藏四幅嘉峪关至西域各地舆图。其一为“嘉峪关至回部拔达克山城天方西海戎地等处图”。该书提到四幅以嘉峪关为起点的舆图，分别为《嘉峪关至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道里图》一幅、《嘉峪关至安集延等处图》一轴、《嘉峪关至回部拔达克山城天方西海戎地（漏抄“面”字）图》一卷（双行夹注：绢本，纵一尺九寸，横九丈五尺）、《嘉峪关外伊犁回部三藏等处图》一幅。如果此书抄录的图名真是《丝路山水地图》的原名，不可能将图中“戎地面”误抄作“戎地”。
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清宫内府藏图尺寸以嘉庆营造尺为单位。明清营造尺：1丈为10尺；一尺为32厘米；一寸为3.2厘米。由此推算，《国朝宫史续编》披露的清宫内府藏图《嘉峪关至回部拔达克山城天方西海戎地图》“纵一尺九寸”，约合0.608米或60.8厘米；而“横九丈五尺”，约合30.4米，尺寸与故宫博物院藏《丝路山水地图》完全相符。于是有网友提出此图当系清代舆图，甚至认为是乾隆远征拔达克山平定回部大小和卓路线图。
殊不知，《丝路山水地图》所标巴荅山城在撒马尔罕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城）之西，而巴达克山城在阿富汗东北。尽管两者同名，但并非同一个古城。
《丝路山水地图》之撒马尔罕图所标巴荅山城、撒马尔罕城、失剌思
据俄罗斯东方学家巴托尔德（W. Barthold）考证，“帖木儿计划使撒马儿罕成为世界上最庄严的城市，为表明这一设想，他把撒马尔罕城周边村庄冠以一系列最著名的城市名称，诸如苏丹尼亚、失剌思、巴格达、大马色和米昔儿等。”前人读明史，因不知此事而坠入迷途。例如：陈诚从未去过阿富汗赫拉特以西，但他的《西域使程记》却提到“石剌思”（《丝路山水地图》作“失剌思”）。又如：《明史·西域传》记载：“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永乐十四年，使俺都淮、撒马尔罕者，道经其地，赐其酋文绮诸物。十七年，偕邻国失剌思共贡狮、豹、西马，赉白金、钞币。使臣辞还，命鲁安等送之。”亦思弗罕在今伊朗的伊斯法罕，与俺的干相去甚远。除了傅安和李贵之外，明朝使者无人去过波斯境内失剌思和亦思弗罕，故陈诚提到的“石剌思”和《明史·西域传》所说“地近俺的干”的“失剌思”皆为帖木儿在撒马尔罕附近兴建的波斯名城。
2011年，林老师在《蒙古山水地图》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考证。《丝路山水地图》在撒马尔罕城之西所标“巴答山城”，当为帖木儿大帝模仿巴达克山城在撒马尔罕城之西所建城市。清军追杀大小和卓直至巴达克山附近，平定回部叛乱之后立有乾隆纪功碑，因此，清代地图不可能把巴达克山标在撒马尔罕城之西。
六、《丝路山水地图》第二卷之我见
从明嘉靖年间刻本和彩绘抄本看，《丝路山水地图》应还有第二卷，内容为这幅地图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至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欧洲部分）路线，以及文字说明。从阿里衮等编《萝图荟萃》看，这幅明代皇家舆图第二卷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已经不在宫中。从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看，这幅明代皇家地图第一卷从宫中流失当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之后。
《丝路山水地图》第二卷复原
2009年，林老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此图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彩绘抄本，图文并茂，亦名《西域土地人物图》和《西域土地人物略》。林老师认为，这个彩绘抄本当系兵部用图，马里等纂《陕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图》则为地方官用图，而绢本《丝路山水地图》手卷实乃嘉靖皇帝用图。不过，这幅绢本地图手卷并非全图，至少缺四分之一，地理范围从尼罗河三角洲南端的米癿力城（Misr，今埃及开罗）至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鲁迷城（Rum。今土耳其西境伊斯坦布尔城欧洲部分）。据北京收藏家实测，《丝路山水地图》画心长达30.12米，如果第二卷所缺四分之一图长约10米，那么原图长达40米。如果此图文字说明部分长约10米，这幅绢本地图手卷全长50米，令人震撼。
众所周知，中国人在明代创造了许多令世人震惊的世界奇迹，人称“大明帝国的奇迹”。明朝第三代皇帝——明成祖朱棣在短短二十二年间（1403－1424年）将中央集权的东方大帝国推向颠峰，创造了许多中国乃至世界之最。中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永乐元年至四年（1403－1407年）。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几乎一半是明代建筑，如万里长城，北京紫禁城、湖北武当山道观等，一无例外全是明代建造的。如果说《郑和航海图》表现的是明帝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那么《丝路山水地图》则反映明帝国与西方国家的陆路交通，生动展示了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
最后，林老师借用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慧能禅师一首偈颂作为讲座的结束语。其文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林梅村教授讲座现场
讲座现场观众
注：
1、本书为2011年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展览图录，可在读秀网上搜索“蒙古山水地图”选择文献传递阅读。
2、此文后来分别用中英文发表（英文版为Lin Meicun, “A Study on the Court Cartographers of the Ming Empir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49 (Ostasien- Verlag aus Gossenburg, 2015), pp.187-228；中文版为《明帝国宫廷制图师考》，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3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7－233页；收入林梅村著《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3－77页）。
3、中央电视台春晚摄制组在春节前夕曾经对林老师进行过一个专访，视频网址：
http://news.cctv.com/2018/02/17/ARTISlfJa69JyiBVQRzVi0Wr180217.shtml。
4、网友原帖网址：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08159639078463。
5、本次演讲的时间和地点，至今仍可在普林斯顿大学官方网站上查到：
http://web.princeton.edu/sites/TangCenter/lectures04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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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郝春阳、达吾力江、马铭悦、王静雪
编辑：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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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方有闲暇读过这篇帖子。林老师为该图所作解答，已是煞费苦心，貌似滴水不漏，连网友们不能自圆其说的冒失提问，林老师都为其一一正误了。向林老师致敬！可我仍有几个疑问，有待美术史专家和古地图专家解开。亦或永不会有最终定论。古地图判定中似是而非的情况本来也不少。我的疑问就不贴了。我只是觉得，林老师结束语“菩提本无树……何处惹尘埃”讲得急了些。我的意思是，这个领域，什么话都不要说绝对的好……[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