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战场游记之五十二：四渡赤水，贵州，云南、四川（下）
４月２６日下午５时，林彪又一次致电军委，再次强调昨天的北渡金沙江＂战略意见＂，并进一步提出经禄劝、武定，到金沙江架桥的具体路线和措施（第二天，中央被迫全盘接受林彪建议，连路线都一丝不差）：
４小时后（晚上９时），彭德怀责备军委＂行动错失掉争取平彝、盘县的先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以及要求＂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的电报发出。他根本不尿军委前一天关于曲靖、沾益、白水战役的部署，径自决定＂明日我们（三军团）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这时候中央和军委纵队还在行军途中。
又过３小时后（２７日０时），中央和军委纵队到达曲靖县城西郊三元宫宿营。从昆明通往平彝的公路就在距此庙１公里的西山关下村中间穿过。中央红军总部队列科长刘金锭、侦察队队长张明远照常例带一支侦察通信分队巡逻以保证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当他们巡逻到面店坡时，发现一辆吉普车和一辆货车正沿公路由西向东迎面开来。刘金锭立即命令战士们堵截这两辆汽车，俘虏了车上全部５人，其中驾驶员２人，押运员２人，另一人系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副官李某。刘金锭将他们押到总部由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审讯。原来这两辆车上载的是龙云应薛岳要求送的军需品和龙云私人的礼物。本来想派飞机送，但因为飞行员生病，于是改用卡车（所以我说这大馅饼是天上掉下来的）。龙云不知道曲靖郊区已被红军占领（由于实际作战环境的恶劣，以及林、彭的消极抵制，军委２５日部署的２６日曲靖战役没能进行，故曲靖城一直仍在滇军控制之下），撞到枪口上了。车上除宣威火腿、普洱名茶、云南白药之外，更珍贵的是龙云按照薛岳要求提供的云南１：１０万比例尺地图两包，还是套色印刷的，十分漂亮：
曲靖城门：
从我们住的旅馆西望曲靖城区，落日下方那座山脚就是西山关下村和三元宫：
曲靖麒麟区三元宫：
曲靖麒麟区西山乡关下村面店坡＂捡馅饼＂纪念碑：
正在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以及林、彭的不驯行为发愁的周恩来喜出望外。这些地图不但为红军在云南省内的行动标明详细资料，而且为新三人团当时的尴尬地位提供了一个体面的下台阶。２７日下午４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新地图为缘由实际主题讨论战略方针在三元宫驻地开会。根据三元宫纪念馆介绍（可看作官方表述吧）：＂当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中央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孔石泉、王辉、吕黎平以及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列席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采纳了红一、三军团首长的建议，决定放弃原定在滇东的不利决战和回黔开展局面的战略方针，确定向西转进，迅速渡过金沙江，到川西建立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从而使红军一方面军及时摆脱了“沾益不能克、曲靖打不下”所面临的平坝地区无险可守、难以回旋的境地，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元宫内陈列的模拟会议蜡像。毛既不是总书记，也不是三人团长，更不是军委主席，什么时候有资格大模大样当起＂核心＂来了，这是历史吗：
至此，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７日，在云南省曲靖市郊的三元宫，中央及军委才最终决定向现实屈服、向正确战略屈服、向顽强的下属屈服，放弃在滇、黔边界所谓＂有利地位＂、＂有利地区＂决战的错误认识，放弃四渡赤水兜圈圈走弓背路的愚蠢方针，选择迅速抄弓弦路北渡金沙江，及时摆脱蒋军的四道包围圈。
２８日，朱德发布命令，明确要林、聂率先头师和工兵到金沙江边架桥，既合理部署了下一步行动，也顺坡下驴安抚了林彪的不平：
２９日，军委正式向全军宣布＂渡金沙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统一了党内、军内认识，达到暂时团结的局面：
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政治局、以周恩来为首的新三人团和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知错能改、不耻转弯，真正＂在最危险的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
林、聂率先头师和工兵到金沙江边架桥的经过，我将在《古战场游记之五十三：红军从咱家乡过》中向大家介绍。
从１月１８日红军撤离遵义向四川进军（后在青杠坡、叙永失利受阻），到４月２７日三元宫会议再决定从上游渡江入川，前后约一百天。其中有７０多天是在赤水河畔兜圈子。从２月７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放弃渡长江计划，改为以川、滇、黔为发展地区起，到４月２７日三元宫会议这７０天中，红军至少有３次绝好的机会可以比较轻松、比较安全地穿过云南北部渡过金沙江。下面先看当时形势图：
（一）２月上旬在扎西集结期间，如上图：此时西南（云南）方向基本没有敌军阻挡。金沙江两岸更无国军防卫。中央军隔着红军至少７天距离。滇军孙度还在毕节，也隔５０多公里和陡峭的乌蒙山。不然军委怎么敢放胆在扎西地区休整了１１天？２月７日这一天正率师向金沙江疾进的前锋林彪因全军没有及时跟上，反要一军团返回扎西集中而大发牢骚：
这一次的失误应该是由于党中央对龙云、孙渡、和滇军不熟悉，存在畏惧心理。诚然朱德原由云南讲武堂毕业，１９１７年当到滇军旅长。但他１９２２年就到欧洲留学了。对龙云接掌云南后的政局和缩编后的滇军实力，他一点也不了解。既然黔军好打，就东渡回去。虽然遵义战役胜利，但代价也非常沉重。如林彪所分析的：＂即令能消灭他一两个师，但仍无法转变形势。敌必继续进攻我军，其时（我军）成强弩之末，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老蒋那时起码有一百多个师，可红军的江西老骨头所剩不多了啊。
（二）３月１１日否决１０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建议进攻打鼓新城提案。这一次明显是毛的责任，我已在《古战场游记之五十一：三渡赤水，打鼓新场、鲁班场、茅台（中） 》介绍过了，不赘。 （三）４月１３日彭、杨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战，其利行动。＂此电强调＂目前续（需？）抓紧，能取得时间才能有空间，我军往西甚至入滇＂。军委对此电报没有回应。我也在本文中集分析过了，同样不赘。
因而，延误向金沙江进军７０来天和一万多人员损失主要不是毛的责任。那时党中央还没有明确的正确目标，而毛也只是周恩来的军事助手，＂最后下决心＂没他的份，那是张周朱的活儿。毛说得很形象，长征就是＂逃命＂。如何逃命，找到新的落脚点，我们现在当事后诸葛亮容易，当时的中央和军委却大费周章。他们的大体方针是沿着地方军阀势力范围的边界走，走一步看下一步，哪里好住哪里住。事实证明这方针是对头的。老蒋希望将红军向这些军阀的地盘赶，他好乘机吞食。地方军阀不想与红军火拼，以堵截和送走为原则。北方日寇步步进逼、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共产国际的遥控能力逐渐削弱。这些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对一个忙于逃命的领导集团很难准确把握。例如说，对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就吃不准。
但是，将四渡赤水作为什么＂全军想念＂，什么＂运筹帷握＂，什么＂用兵如神＂来吹捧，却是毛自己的杰作。这件新衣不是那两位骗子织造的，而是皇帝自己编出来秀给蒙哥马利（同时也就秀给全中国）显摆的。在毛还未攫取最高权力之前，谁听过四渡赤水，谁讲过四渡赤水，谁捧过四渡赤水？当上皇帝，衣裳即刻亮丽。君不见东邻那小屁孩到处指导养猪，指导做菜，指导发射导弹，胸前挂满勋章的将领们赶紧捧出笔记本毕恭毕敬地记啊记啊记啊。他们心里想什么，谁都懂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又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今天我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弱弱喊一声：＂可他实际上光着屁股，什么衣裳也没穿啊。＂笑看文学城内那些爱看游行的*****们继续去托那条并不存在的后裾。
文学作品当然有些夸张！
正确的，采纳他们的建议一般没错，楼主结尾的（一），（二），（三）说的很清楚。相信当时指挥者们对总的战略方针是一致的，即摆脱强敌，寻找落脚点，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具体的战役实施、战役指挥不是毛的强项。
将领们服不服毛，感觉与毛的战役指挥能力关系不大。比如，刘邦的战役指挥能力远不如韩信等众将领，但他就是统领全局。
土城败绩，青杠坡再败；兜圈圈走弓背路；否决林彪、聂荣臻联名建议进攻打鼓新城提案；搁置彭、杨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战，其利行动。＂的正确提案。这一连串的决策问题及其后果，那里是什么擅长战役指挥的高手的作为。毛泽东不应负全部责任，但作为最高决策三人团之一，没见他有什么高招。这才惹得林彪，毛主席最直接的嫡系和亲密战友，后来在会理会议期间提议让彭德怀接替毛泽东指挥。后来一直为此批判彭德怀和林彪，就是不分析他们为什么错。如果毛在四渡赤水的战役指挥高超英明，林彪绝不会有这个建议。
四渡赤水的结局，正如楼主所说：『 ”…….。（三元宫）会议正确分析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采纳了红一、三军团首长的建议，决定放弃原定在滇东的不利决战和回黔开展局面的战略方针，确定向西转进，迅速渡过金沙江，到川西建立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从而使红军一方面军及时摆脱了“沾益不能克、曲靖打不下”所面临的平坝地区无险可守、难以回旋的境地，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至此，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７日，在云南省曲靖市郊的三元宫，中央及军委才最终决定向现实屈服、向正确战略屈服、向顽强的下属屈服，放弃在滇、黔边界所谓＂有利地位＂、＂有利地区＂决战的错误认识，放弃四渡赤水兜圈圈走弓背路的愚蠢方针，选择迅速抄弓弦路北渡金沙江，及时摆脱蒋军的四道包围圈 。』
就讲土城战役。土城战役只是情报不准，没有完全实现原先的计划而已。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生前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毛泽东关于土城战役的这段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关键时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从毛泽东的这段总结中，还清楚地看到：土城战役补充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军事理论，为后来三次渡过赤水打胜仗作了思想准备。由此可见，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有关中央红军前途和命运的一次大决战。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认识是不清的，甚至是错误的。如元江在《军史资料》1986年第3期发表文章就批评土城战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犯下的一个重大军事指挥错误。元江认为土城战役不该打，更不该与川军决战。元江的观点由于发表的刊物档次高、影响大，致使后来许多学者均沿袭他的论点，几乎成为定论。
元江观点之错误，就在于它被这场战役中对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导致战役开展前期极为艰苦，红军伤亡较大等表面现象所蒙住，而对于中央红军开展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当时中央红军在土城战役中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敌我态势以及当时中央红军的命运和前途等认识不深。
毛泽东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这是因为当时中央红军按照既定方针进入土城地区后，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至土城东南五公里处的青杠坡一带，对红军五军团后卫咬住不放。而土城至赤水县城之间是一条狭窄的河峪地带，不便于大部队的作战和转移，这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完全是死路一条。因此当中央红军由习水县城(东皇)下行到土城一带河峪地区后，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走入了石达开灭亡的老路(当年石达开曾由这条路北出)是消灭中央红军的最好时机，把在这一带围堵和消灭红军提到“事关党国命运所系”的战略高度。川军统帅刘湘也要求所部哪怕全军覆没也要全力阻击和围歼中央红军。于是刘湘命令川军南岸“剿总”潘文华命令郭勋祺和廖泽等四个旅昼夜兼程从后面猛追中央红军，将中央红军退路堵住；在北面，潘文华命令达凤岗和章安平两个旅昼夜兼程抢占赤水县城（今赤水市），堵住中央红军北出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通道，军情和地理条件上，中央红军处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土城处于这条狭峪的南端，地处云、贵、川三省通道的交汇处，地势较为开阔，如同一条口袋的袋口部分，中央红军如果不在土城与尾追的川军决战，将其击溃，而是按照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丢下土城北进，就进入了口袋之中，中央红军就将在撤退和生还的重大战略选择上失去主动权，中央红军就有被分化瓦解进而被消灭在赤水河狭峪的危险。毛泽东是最善于利用军事要塞进行战略布局的天才军事指挥员，他在长征途中始终不停地在马背上研读清代顾祖禹的著名军事地理专著《读史方舆纪要》，该书对土城地区在古今军事地理上的重要作用有精辟论述，说：“扼永宁(今土城儒维堡子头，元代和明初时为永宁宣抚司住地)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因此中央红军进入土城后，毛泽东已觉察到土城对于红军生存的重要性，他根据当时的敌我状况，北出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第一方案已不能实现，于是决定控制住土城这一军事战略要地，趁土城以西敌军尚未形成合围之时，实施第二套方案，从土城西渡赤水进入滇东北地区，以便在战略转移上赢得主动权。为了给中央红军从土城西渡赤水赢得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在土城召开会议，决定趁尾追川军跟得最近、人员最多、且立足未稳之际与之决战，力争消灭或击溃它，以打破蒋介石扼杀中央红军于赤水河狭峪的图谋。这是中央红军在非常时期进行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核心所在。如果土城战役战场失利，中央红军就必须放弃土城和西渡赤水而沿河东岸北撤，这是一条蒋介石最乐意看到的危险之路；如果土城战役战场获胜，中央红军就有打破敌人企图，实现战略转移的机遇和时间。由此可见，对于红军来说，土城战役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要打赢就必须同川军决战。土城战役的结果证明，尽管战役进行得十分艰苦和激烈，红军伤亡较大，但最终以红军在战场上的全线胜利赢得了整个战略上的胜利。
由此可见，评价土城战役的得失和战略意义，不能仅从表面现象的红军伤亡多少而论，应从战略高度看它能否达到将其击溃，使其再不敢咬住红军不放，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跳出重围的预期目的。如果预期目的达到了，就应当肯定其战略构思上的成功。再者，土城一战，川军伤亡亦大。川军郭勋祺部因土城一战失利，迫使其后撤十五华里，再不敢与红军接触，使中央红军有机会平安完整地渡过赤水河南进，这是战役结果和客观事实。如果只谈红军伤亡而不谈川军伤亡，甚至对川军被击溃全线后撤和受挫的锐气等都不去研究和了解，就片面地对土城战役下定论，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元江把川军向其主子报功的所谓“土城大捷”当做史实来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土城战役的战场和战略主动权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战役开展是红军首先向川军发起进攻，最后将其击溃迫使其后撤十五华里，红军完全有能力继续猛追将其全部消灭，但鉴于整个战略考虑，不能因小失大，于是毛泽东决定红军不要恋战，应抓住川军溃撤之机迅速从土城西渡赤水，打破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赤水河峪的图谋。元江对土城战役的战况并不了解，误信郭勋祺隐瞒失败，虚报战况的所谓“土城大捷”，说中央红军是因在土城打了败仗才被迫仓忙西渡赤水，完全违背了他在文章中坚持的“真实性是历史的灵魂”这一客观规律。
土城战役和四渡赤水成功一事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决定实施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是英明和正确的。土城战役使红军打出了威名。川军急先锋的郭勋祺模范师因在土城战役中受到重创，再不敢死死咬住红军不放，直到整个四渡赤水顺利完成，川军都只是远远地摆摆阵势而不敢与红军交恶，这就为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穿插于川滇黔三省之间而不受来自于北面的压力和干挠。
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对红军这么重大，为什么当时和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未被毛泽东等红军主要领导所认识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军情紧急，红军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其间主要是休整部队和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加上当时还没有二、三、四次渡过赤水，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意义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此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仅从“敌情没有摸准”和“轻敌”两个方面造成红军伤亡较大，认为土城战役是场失利之战。后来的研究者就抓住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的这段话否认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胜利。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经过他在四渡赤水的数年后(延安时期)再来总结土城战役的那段精辟论述进行比较，证明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聂荣臻生前曾说过：“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包括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役。这一仗是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关键一仗。没有土城这一仗的战场和战略上的胜利，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结果。因此说四渡赤水的顺利和成功，首先是土城战役和一渡赤水的胜利和成功。
古战场游记之五十二：四渡赤水，贵州，云南、四川（下）
４月２６日下午５时，林彪又一次致电军委，再次强调昨天的北渡金沙江＂战略意见＂，并进一步提出经禄劝、武定，到金沙江架桥的具体路线和措施（第二天，中央被迫全盘接受林彪建议，连路线都一丝不差）：
４小时后（晚上９时），彭德怀责备军委＂行动错失掉争取平彝、盘县的先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以及要求＂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的电报发出。他根本不尿军委前一天关于曲靖、沾益、白水战役的部署，径自决定＂明日我们（三军团）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这时候中央和军委纵队还在行军途中。
又过３小时后（２７日０时），中央和军委纵队到达曲靖县城西郊三元宫宿营。从昆明通往平彝的公路就在距此庙１公里的西山关下村中间穿过。中央红军总部队列科长刘金锭、侦察队队长张明远照常例带一支侦察通信分队巡逻以保证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当他们巡逻到面店坡时，发现一辆吉普车和一辆货车正沿公路由西向东迎面开来。刘金锭立即命令战士们堵截这两辆汽车，俘虏了车上全部５人，其中驾驶员２人，押运员２人，另一人系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副官李某。刘金锭将他们押到总部由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审讯。原来这两辆车上载的是龙云应薛岳要求送的军需品和龙云私人的礼物。本来想派飞机送，但因为飞行员生病，于是改用卡车（所以我说这大馅饼是天上掉下来的）。龙云不知道曲靖郊区已被红军占领（由于实际作战环境的恶劣，以及林、彭的消极抵制，军委２５日部署的２６日曲靖战役没能进行，故曲靖城一直仍在滇军控制之下），撞到枪口上了。车上除宣威火腿、普洱名茶、云南白药之外，更珍贵的是龙云按照薛岳要求提供的云南１：１０万比例尺地图两包，还是套色印刷的，十分漂亮：
曲靖城门：
从我们住的旅馆西望曲靖城区，落日下方那座山脚就是西山关下村和三元宫：
曲靖麒麟区三元宫：
曲靖麒麟区西山乡关下村面店坡＂捡馅饼＂纪念碑：
正在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以及林、彭的不驯行为发愁的周恩来喜出望外。这些地图不但为红军在云南省内的行动标明详细资料，而且为新三人团当时的尴尬地位提供了一个体面的下台阶。２７日下午４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新地图为缘由实际主题讨论战略方针在三元宫驻地开会。根据三元宫纪念馆介绍（可看作官方表述吧）：＂当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中央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孔石泉、王辉、吕黎平以及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列席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采纳了红一、三军团首长的建议，决定放弃原定在滇东的不利决战和回黔开展局面的战略方针，确定向西转进，迅速渡过金沙江，到川西建立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从而使红军一方面军及时摆脱了“沾益不能克、曲靖打不下”所面临的平坝地区无险可守、难以回旋的境地，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元宫内陈列的模拟会议蜡像。毛既不是总书记，也不是三人团长，更不是军委主席，什么时候有资格大模大样当起＂核心＂来了，这是历史吗：
至此，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７日，在云南省曲靖市郊的三元宫，中央及军委才最终决定向现实屈服、向正确战略屈服、向顽强的下属屈服，放弃在滇、黔边界所谓＂有利地位＂、＂有利地区＂决战的错误认识，放弃四渡赤水兜圈圈走弓背路的愚蠢方针，选择迅速抄弓弦路北渡金沙江，及时摆脱蒋军的四道包围圈。
２８日，朱德发布命令，明确要林、聂率先头师和工兵到金沙江边架桥，既合理部署了下一步行动，也顺坡下驴安抚了林彪的不平：
２９日，军委正式向全军宣布＂渡金沙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统一了党内、军内认识，达到暂时团结的局面：
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政治局、以周恩来为首的新三人团和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知错能改、不耻转弯，真正＂在最危险的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
林、聂率先头师和工兵到金沙江边架桥的经过，我将在《古战场游记之五十三：红军从咱家乡过》中向大家介绍。
从１月１８日红军撤离遵义向四川进军（后在青杠坡、叙永失利受阻），到４月２７日三元宫会议再决定从上游渡江入川，前后约一百天。其中有７０多天是在赤水河畔兜圈子。从２月７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放弃渡长江计划，改为以川、滇、黔为发展地区起，到４月２７日三元宫会议这７０天中，红军至少有３次绝好的机会可以比较轻松、比较安全地穿过云南北部渡过金沙江。下面先看当时形势图：
（一）２月上旬在扎西集结期间，如上图：此时西南（云南）方向基本没有敌军阻挡。金沙江两岸更无国军防卫。中央军隔着红军至少７天距离。滇军孙度还在毕节，也隔５０多公里和陡峭的乌蒙山。不然军委怎么敢放胆在扎西地区休整了１１天？２月７日这一天正率师向金沙江疾进的前锋林彪因全军没有及时跟上，反要一军团返回扎西集中而大发牢骚：
这一次的失误应该是由于党中央对龙云、孙渡、和滇军不熟悉，存在畏惧心理。诚然朱德原由云南讲武堂毕业，１９１７年当到滇军旅长。但他１９２２年就到欧洲留学了。对龙云接掌云南后的政局和缩编后的滇军实力，他一点也不了解。既然黔军好打，就东渡回去。虽然遵义战役胜利，但代价也非常沉重。如林彪所分析的：＂即令能消灭他一两个师，但仍无法转变形势。敌必继续进攻我军，其时（我军）成强弩之末，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老蒋那时起码有一百多个师，可红军的江西老骨头所剩不多了啊。
（二）３月１１日否决１０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建议进攻打鼓新城提案。这一次明显是毛的责任，我已在《古战场游记之五十一：三渡赤水，打鼓新场、鲁班场、茅台（中） 》介绍过了，不赘。
（三）４月１３日彭、杨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战，其利行动。＂此电强调＂目前续（需？）抓紧，能取得时间才能有空间，我军往西甚至入滇＂。军委对此电报没有回应。我也在本文中集分析过了，同样不赘。
因而，延误向金沙江进军７０来天和一万多人员损失主要不是毛的责任。那时党中央还没有明确的正确目标，而毛也只是周恩来的军事助手，＂最后下决心＂没他的份，那是张周朱的活儿。毛说得很形象，长征就是＂逃命＂。如何逃命，找到新的落脚点，我们现在当事后诸葛亮容易，当时的中央和军委却大费周章。他们的大体方针是沿着地方军阀势力范围的边界走，走一步看下一步，哪里好住哪里住。事实证明这方针是对头的。老蒋希望将红军向这些军阀的地盘赶，他好乘机吞食。地方军阀不想与红军火拼，以堵截和送走为原则。北方日寇步步进逼、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共产国际的遥控能力逐渐削弱。这些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对一个忙于逃命的领导集团很难准确把握。例如说，对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就吃不准。
但是，将四渡赤水作为什么＂全军想念＂，什么＂运筹帷握＂，什么＂用兵如神＂来吹捧，却是毛自己的杰作。这件新衣不是那两位骗子织造的，而是皇帝自己编出来秀给蒙哥马利（同时也就秀给全中国）显摆的。在毛还未攫取最高权力之前，谁听过四渡赤水，谁讲过四渡赤水，谁捧过四渡赤水？当上皇帝，衣裳即刻亮丽。君不见东邻那小屁孩到处指导养猪，指导做菜，指导发射导弹，胸前挂满勋章的将领们赶紧捧出笔记本毕恭毕敬地记啊记啊记啊。他们心里想什么，谁都懂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又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今天我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弱弱喊一声：＂可他实际上光着屁股，什么衣裳也没穿啊。＂笑看文学城内那些爱看游行的*****们继续去托那条并不存在的后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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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恐，恨
or nothing 。。。。。。
哈哈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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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当然有些夸张！
正确的，采纳他们的建议一般没错，楼主结尾的（一），（二），（三）说的很清楚。相信当时指挥者们对总的战略方针是一致的，即摆脱强敌，寻找落脚点，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具体的战役实施、战役指挥不是毛的强项。
将领们服不服毛，感觉与毛的战役指挥能力关系不大。比如，刘邦的战役指挥能力远不如韩信等众将领，但他就是统领全局。
土城败绩，青杠坡再败；兜圈圈走弓背路；否决林彪、聂荣臻联名建议进攻打鼓新城提案；搁置彭、杨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战，其利行动。＂的正确提案。这一连串的决策问题及其后果，那里是什么擅长战役指挥的高手的作为。毛泽东不应负全部责任，但作为最高决策三人团之一，没见他有什么高招。这才惹得林彪，毛主席最直接的嫡系和亲密战友，后来在会理会议期间提议让彭德怀接替毛泽东指挥。后来一直为此批判彭德怀和林彪，就是不分析他们为什么错。如果毛在四渡赤水的战役指挥高超英明，林彪绝不会有这个建议。
四渡赤水的结局，正如楼主所说：『 ”…….。（三元宫）会议正确分析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采纳了红一、三军团首长的建议，决定放弃原定在滇东的不利决战和回黔开展局面的战略方针，确定向西转进，迅速渡过金沙江，到川西建立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从而使红军一方面军及时摆脱了“沾益不能克、曲靖打不下”所面临的平坝地区无险可守、难以回旋的境地，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至此，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７日，在云南省曲靖市郊的三元宫，中央及军委才最终决定向现实屈服、向正确战略屈服、向顽强的下属屈服，放弃在滇、黔边界所谓＂有利地位＂、＂有利地区＂决战的错误认识，放弃四渡赤水兜圈圈走弓背路的愚蠢方针，选择迅速抄弓弦路北渡金沙江，及时摆脱蒋军的四道包围圈 。』
就讲土城战役。土城战役只是情报不准，没有完全实现原先的计划而已。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生前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毛泽东关于土城战役的这段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关键时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从毛泽东的这段总结中，还清楚地看到：土城战役补充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军事理论，为后来三次渡过赤水打胜仗作了思想准备。由此可见，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有关中央红军前途和命运的一次大决战。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认识是不清的，甚至是错误的。如元江在《军史资料》1986年第3期发表文章就批评土城战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犯下的一个重大军事指挥错误。元江认为土城战役不该打，更不该与川军决战。元江的观点由于发表的刊物档次高、影响大，致使后来许多学者均沿袭他的论点，几乎成为定论。
元江观点之错误，就在于它被这场战役中对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导致战役开展前期极为艰苦，红军伤亡较大等表面现象所蒙住，而对于中央红军开展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当时中央红军在土城战役中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敌我态势以及当时中央红军的命运和前途等认识不深。
毛泽东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这是因为当时中央红军按照既定方针进入土城地区后，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至土城东南五公里处的青杠坡一带，对红军五军团后卫咬住不放。而土城至赤水县城之间是一条狭窄的河峪地带，不便于大部队的作战和转移，这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完全是死路一条。因此当中央红军由习水县城(东皇)下行到土城一带河峪地区后，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走入了石达开灭亡的老路(当年石达开曾由这条路北出)是消灭中央红军的最好时机，把在这一带围堵和消灭红军提到“事关党国命运所系”的战略高度。川军统帅刘湘也要求所部哪怕全军覆没也要全力阻击和围歼中央红军。于是刘湘命令川军南岸“剿总”潘文华命令郭勋祺和廖泽等四个旅昼夜兼程从后面猛追中央红军，将中央红军退路堵住；在北面，潘文华命令达凤岗和章安平两个旅昼夜兼程抢占赤水县城（今赤水市），堵住中央红军北出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通道，军情和地理条件上，中央红军处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土城处于这条狭峪的南端，地处云、贵、川三省通道的交汇处，地势较为开阔，如同一条口袋的袋口部分，中央红军如果不在土城与尾追的川军决战，将其击溃，而是按照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丢下土城北进，就进入了口袋之中，中央红军就将在撤退和生还的重大战略选择上失去主动权，中央红军就有被分化瓦解进而被消灭在赤水河狭峪的危险。毛泽东是最善于利用军事要塞进行战略布局的天才军事指挥员，他在长征途中始终不停地在马背上研读清代顾祖禹的著名军事地理专著《读史方舆纪要》，该书对土城地区在古今军事地理上的重要作用有精辟论述，说：“扼永宁(今土城儒维堡子头，元代和明初时为永宁宣抚司住地)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因此中央红军进入土城后，毛泽东已觉察到土城对于红军生存的重要性，他根据当时的敌我状况，北出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第一方案已不能实现，于是决定控制住土城这一军事战略要地，趁土城以西敌军尚未形成合围之时，实施第二套方案，从土城西渡赤水进入滇东北地区，以便在战略转移上赢得主动权。为了给中央红军从土城西渡赤水赢得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在土城召开会议，决定趁尾追川军跟得最近、人员最多、且立足未稳之际与之决战，力争消灭或击溃它，以打破蒋介石扼杀中央红军于赤水河狭峪的图谋。这是中央红军在非常时期进行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核心所在。如果土城战役战场失利，中央红军就必须放弃土城和西渡赤水而沿河东岸北撤，这是一条蒋介石最乐意看到的危险之路；如果土城战役战场获胜，中央红军就有打破敌人企图，实现战略转移的机遇和时间。由此可见，对于红军来说，土城战役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要打赢就必须同川军决战。土城战役的结果证明，尽管战役进行得十分艰苦和激烈，红军伤亡较大，但最终以红军在战场上的全线胜利赢得了整个战略上的胜利。
由此可见，评价土城战役的得失和战略意义，不能仅从表面现象的红军伤亡多少而论，应从战略高度看它能否达到将其击溃，使其再不敢咬住红军不放，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跳出重围的预期目的。如果预期目的达到了，就应当肯定其战略构思上的成功。再者，土城一战，川军伤亡亦大。川军郭勋祺部因土城一战失利，迫使其后撤十五华里，再不敢与红军接触，使中央红军有机会平安完整地渡过赤水河南进，这是战役结果和客观事实。如果只谈红军伤亡而不谈川军伤亡，甚至对川军被击溃全线后撤和受挫的锐气等都不去研究和了解，就片面地对土城战役下定论，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元江把川军向其主子报功的所谓“土城大捷”当做史实来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土城战役的战场和战略主动权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战役开展是红军首先向川军发起进攻，最后将其击溃迫使其后撤十五华里，红军完全有能力继续猛追将其全部消灭，但鉴于整个战略考虑，不能因小失大，于是毛泽东决定红军不要恋战，应抓住川军溃撤之机迅速从土城西渡赤水，打破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赤水河峪的图谋。元江对土城战役的战况并不了解，误信郭勋祺隐瞒失败，虚报战况的所谓“土城大捷”，说中央红军是因在土城打了败仗才被迫仓忙西渡赤水，完全违背了他在文章中坚持的“真实性是历史的灵魂”这一客观规律。
土城战役和四渡赤水成功一事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决定实施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是英明和正确的。土城战役使红军打出了威名。川军急先锋的郭勋祺模范师因在土城战役中受到重创，再不敢死死咬住红军不放，直到整个四渡赤水顺利完成，川军都只是远远地摆摆阵势而不敢与红军交恶，这就为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穿插于川滇黔三省之间而不受来自于北面的压力和干挠。
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对红军这么重大，为什么当时和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未被毛泽东等红军主要领导所认识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军情紧急，红军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其间主要是休整部队和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加上当时还没有二、三、四次渡过赤水，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意义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此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仅从“敌情没有摸准”和“轻敌”两个方面造成红军伤亡较大，认为土城战役是场失利之战。后来的研究者就抓住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的这段话否认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胜利。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经过他在四渡赤水的数年后(延安时期)再来总结土城战役的那段精辟论述进行比较，证明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聂荣臻生前曾说过：“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包括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役。这一仗是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关键一仗。没有土城这一仗的战场和战略上的胜利，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结果。因此说四渡赤水的顺利和成功，首先是土城战役和一渡赤水的胜利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