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是新中国海派电影的代表性人物，其儒雅而英武的银幕形象，令几代影迷为之倾倒；《南征北战》、《羊城暗哨》、《铁道游击队》、《金沙江畔》、《桃花扇》……新中国海派电影的代表作中，因为有他的参演而经久不衰。1969年6月，这颗曾经璀璨的明星陨落了。在他去世整整40年之后，我们循着他曾走过的人生轨迹，为这位英年早逝的艺术大家，寻回一点残破的记忆。
一代影帝的最后悲情
——冯喆辞世40年祭
文 / 海*****
冯喆——这位曾经叱诧中国影坛二十余年的表演艺术家，这位自旧上海起便已享誉中国影剧舞台的杰出演员，这位深受广大影迷朋友由衷爱戴的著名电影明星，从七八十岁的老年观众到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粉丝”，竟然总有那么一批人，始终对他难以忘怀！
提起冯喆，不同年龄的人们、几代深爱着他、痴迷着他的影迷们，提及由他主演的一系列中国经典电影名片，总能够如数家珍般地脱口而出：《南征北战》中有勇有谋的解放军高营长、《金沙江畔》中英勇而充满斗志的指导员、《羊城暗哨》中孤胆英雄的公安侦察员、《铁道游击队》中睿智老练的游击队政委李正、《沙漠追匪记》中的为革命而献身的骑兵班长、《桃花扇》中的多情而又变节的一代名士侯公子……银幕上的冯喆，英武洒脱的独特气质和光彩照人的不朽形象，使时常沉浸在这种浓郁“怀旧情结”的影迷中，从心灵深处，又重新勾起对这位影星深深的缅怀和思念，永远也不能改变铭刻在人们心头中的永恒记忆……
克腊小生，上海滩曾经的当红明星
冯喆生于1920年，原籍广东南海（今佛山），冯喆本人出生在天津。因家里按辈份“牌名”属于“贻”字辈，所以小时候冯喆的本名叫“冯贻喆”。冯喆共有一个兄长，一个小妹。冯喆体质健壮，身材高挑，国字脸型，剑眉明目，皮肤白皙，既有标准美男的阳刚之气，又有英俊帅哥的风流倜傥。当然，更主要的是冯喆不但外表俊朗，又因他曾经考入过上海国立音专学，专修大提琴，便显得尤为与众不同，多才多艺，天资聪颖，吹拉弹唱，能诗善文。
1941年5月，冯喆前往美国圣约翰大学机械专业就读，同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年轻的冯喆归国心切，加上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毫无兴趣，于是，还没等读完大学一年级，便向学校提出辍学申请；1942年4月，冯喆回到上海。凑巧的是，回到上海后，冯喆租借的房子，正好与已经踏上影剧界的“袖珍小生”顾也鲁是邻居，所以，顾也鲁的言谈举止和从舞台和片场所带回来许多有趣的新闻，使得正在上海无所事事、终日百无聊赖混日子的冯喆颇感兴趣，时间一长，自然对电影的幕前幕后充满了好奇和浓厚的兴趣，再加上他本身对艺术的酷爱，所以，小小年龄的冯喆，是马路对面著名的“辣斐剧场”的常客和忠实购票者。1944年3月午后的一天，在外滩的旱冰场上，冯喆与韩非相识，冯喆向韩非说出自己眼下的生活窘状，韩非侠肝义肠，把冯喆推荐到当时上海的“美艺剧团”。冯喆由此开始步入了戏剧艺术的殿堂之中。
冯喆所在的“美艺剧团”和随即加入的“华艺剧社”，同属上海中共地下党“左翼”文化戏剧界统一组织和领导，这两个专业剧社经常同台演出于“兰心大剧院”。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两家剧社于1945年底合并，成立了“上海同茂剧团”，冯喆随剧社经常在“金都大戏院”演出，并相继在曹禺的《日出》、巴金的《家》、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等著名剧目出任角色，还在《大明英烈传》、《重庆二十四小时》、《富贵浮云》、《结婚进行曲》、《魂归离恨天》、《甜姐儿》等四十余部轰动一时的话剧中担任主要角色。1946，经过剧团同事卫禹平的鼎力推荐，冯喆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专修大提琴。边学习边参加话剧演出；这一期间，他的演技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英武俊雅的外表形象，敦厚儒雅的独特气质，温文尔雅的翩翩风度，再加上他那种特有的从容潇洒的精湛演技，很快便成为“同茂剧团”的台柱之一，“克腊小生”（克腊：沪俚语，英语意译，意指男子外形俊美潇洒）的赞誉由此而来。
更重要的是，1945年7月初，也就是在日寇投降之前，经过“同茂剧团”负责人英郁、戴耘的长期观察和考验后，并作为冯喆的入党介绍人，25周岁的冯喆，光荣地加入了渴望已久的中共地下组织。
步入影坛，邂逅川女张光茹
1946年初冬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冯喆信步来到“辣菲剧场”，观看“中华剧艺社”正在彩排的郭沫若名剧《棠棣之花》。冯喆渐渐的把目光转向了一位饰演歌女的小配角身上。看这个小姑娘相貌出众，明眸皓齿，清丽窈窕，天生丽姿，演出走台时情感投入，冯喆禁不住从心底突然升腾起一种对小姑娘的莫名好感。
事后，有人把冯喆来剧场看戏的消息告诉了张光茹。这让张光茹倍感高兴，要知道，当时的冯喆一是名满上海滩的当红明星了，自己的演出能得到这样一位大明星的赏识，实在令她震感以外。
说不清是对张光茹演戏的第一印象太深，还是张光茹出众的美丽容貌，深得冯喆的喜爱，总之，自从与张光茹“剧场相逢”的第一次之后，在冯喆的心头，就愈来愈清晰地萌发出一种强烈的爱意。这爱意起初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但是，随着张光茹那年轻、俏丽、清纯的面孔，一次次在冯喆的眼前放大、显影、定格，这种爱意就愈显浓烈。就像是一泓春水不但泛起涟漪，而且顷刻间掀起了波澜。
冯喆与张光茹相识的一个星期后，他们在“国泰”公司的大木桥公共汽车站，又第二次偶然相遇。真是老天的安排！这次邂逅另冯喆内心的感到无限的惊喜；聊天中，冯喆很有分寸地评价了她的演出；并把话题转移到了《棠棣之花》上，饶有兴致地高谈阔论，显然，冯喆对于张光茹的舞台形象很有兴趣。车到虹口老闸站，冯喆下车，张光茹也走下车来；原来两人都是要到同一个地方办事——又是一个巧合。下车后，冯喆又是一路侃侃而谈，从戏剧到电影，从音乐到绘画，从文学到摄影……张光茹听得简直入了神。最后话题又扯到了看书上，冯喆问张光茹最爱看谁写的书，张光茹不好意思地低头回答：“张恨水的言情小说。”
“风花雪月，鸳鸯蝴蝶啊！”冯喆禁不住大笑起来。真是一语道出心中秘密。冯喆的大笑，让张光茹第一次抬起头来，认真打量眼前的这个风度翩翩、谈吐风雅的大明星，两人以一种礼貌地、又有一丝埋藏在心底里依恋心情，告了别。
自始至终，张光茹尽管被眼前这个男子深深吸引，但言谈、神情和举止上却表现得不冷不热；自身曾经经历过的不幸遭遇，又使得张光茹不敢轻信任何人，尤其是像冯喆这样相貌英俊的男人。冯喆似乎察觉到张光茹也想接近自己，但又心存芥蒂、有所防备的心理。
时隔不久，由冯喆主演的话剧《裙带风》在上海公演，这是一部在众多话剧剧目中一枝独秀的现代话剧，很受上海市民的欢迎。于是，“国泰”影业公司极力迎合市场需求，决定抓紧时间把这一剧目搬上银幕。冯喆这位话剧界的“克腊小生”，自然又从舞台走上银幕，担任舞台的同一男主角——陈剑南。
此时，由于竞争的日趋激烈，张光茹所在的“中华剧艺社”日渐衰败，导演应云卫应聘“国泰影业公司”担任电影导演，便自然推荐并带上自己的“女学子”张光茹与剧团的另外一个同事崔冰一起去电影公司，为正在筹拍的新片《日出》“试镜”。当时，张光茹和康泰两个人配戏，拍摄间歇，二人四处闲逛，又是很凑巧，赶上冯喆正在摄影棚里拍摄《裙带风》，他一见到楚楚动人的张光茹，立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但碍于当时正在拍戏，现场又有许多工作人员，他只有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慌乱地掩饰住内心波动的情绪，在屋子里又是踱步又是撕纸片……而对此并不知情的张光茹，看到冯喆的举止，还以为他是在练习拍戏的动作呢！
《裙带风》拍摄成功，并于1947年春节前上映，颇受好评。冯喆与舒绣文两人珠联璧合、相映生辉表演，一时为广大影迷所追捧。“国泰”又趁热打铁，开始紧锣密鼓地筹拍一部描写民国初年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悲喜剧影片《龙凤花烛》。冯喆在影片中一人分饰二角，扮演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孪生兄弟；这次和他演对手戏和女主角的，是当时红遍上海滩的“四大名旦”之一，陈燕燕。但真正令冯喆深感意外的，却是张光茹这个美丽的“小歌女”，也被导演招到了剧组，饰演孪生兄弟的妹妹——一个穿针引线的机灵小姑娘。一个月后《龙凤花烛》开拍了，随着拍摄进度逐步延长，张光茹对冯喆防备的心理渐渐放松，特别是在拍戏过程中，冯喆常常告诫她“如要塑造好角色，自己首先要溶入其中，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最后感动观众”的谆谆教诲，更是深深地打动着张光茹的心房。
《龙凤花烛》正在加紧拍摄。一天，张光茹在收工后，匆匆赶到服装店去取做好了的戏服，然后在汽车站等车，冯喆也正巧走到这里。
冯喆直言不讳告诉张光茹，自己希望能跟她约会，见张光茹娇涩地笑而不语，便大着胆子约她第二天早晨八点在“国泰”影院门口会面，张光茹含情脉脉的点点头。第二天早晨，张光茹如约赶到“国泰”影院，与冯喆会上面。接着，两人宝隆路（今陕西南路）上的“老大昌”咖啡馆用完早餐后，又返回旁边的“国泰”影院，一同观看英国松林电影公司英文原版的《红菱艳》。冯喆被剧情深深吸引，看得津津有味，而张光茹却从未看过英语原版影片，很难看懂其中的内容。于是，冯喆边看边小声地附在她耳边低声翻译，既以流利的英语发音，又有标准的普通话解说。由刚开始时对影片的扫兴和茫然，通过冯喆的翻译和讲解、引导，张光茹不但看懂了影片，而且也确实从中悟出了含义。
哀情如歌，张光茹道出身世
出于对冯喆的依赖、信任，张光茹向冯喆讲叙了自己不幸的过去——
1929年,张光茹出生在四川宜宾叙永县，原名叫张启珍。父亲是前清的一个秀才，当过教书的私塾先生，但嗜毒如命，是个典型的鸦片鬼。随着民国诞生，这个日趋败落的家庭无法适应眼下的新兴世界，家境逐渐开始穷窘不堪。
张光茹9岁那年，被其母亲送进重庆“三庆会”，开始学习川戏。虽然天资聪颖且勤奋苦练，但因年岁太小，嗓音尚未定形，一直没有得到师傅的器重，甚至认为她这副“火喉咙”不适宜唱川戏。但她立志要唱出名堂，坚持学唱。两年后，才开始可以在川戏中演一些小角色，第一次演的戏是在《皮金滚灯》中唱“豆女儿”，师傅给她取了个满师的艺名叫“鸣凤”。
张光茹有了这个艺名，再加上聪明好学，昔日的“火喉咙”，随着青春少女的一天天长大，歌喉也变得甜润清脆了，不但唱腔甜美，而且扮相出众，一折《长生殿》，满堂喝彩。也引起在台下观看的一位曾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一个上校军官的注意，母亲迫于生计的考虑，只得同意将女儿许配给他做“小妾”，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许多次当地的地痞流氓的纠缠和侮辱，那一年张光茹才12岁。
但是，年龄的差距，性格的差异，而且还不是明媒正娶的“小妾”身份，生性倔强的张光茹，一气之下逃到了永安、内江和资中等地区，继续参与人家的搭班演戏。过了一些时候，戏班解散，她只好又重返宜宾老家。在戏班里，宜宾县警务局下属，有个谍查队，队长是当地很有势力的袍哥大爷叫陈德芳，其公子人称陈三少爷，对张光茹可谓垂涎三尺，常去捧场并诱引光茹，情窦初开的张光茹对漂亮风流的陈公子也动了真情，两人开始恋爱。但不久即遭遗弃。在个人情感两次受到愚弄和欺骗之后，伤心欲绝的张光茹竟挥刀斩断自己左手食指，暗自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对任何一个男人付出真情。
战乱中苟且偷生成长起来的张光茹，为了生存，又重操旧业，沿街卖唱。1946年初，17岁的张光茹又孤身一人来到重庆，并在歌舞厅里演唱川剧和流行歌曲。
红颜多磨难，美丽也是错。重庆市警察总局一个姓唐的局长，垂涎于张光茹的年轻漂亮，对其万般纠缠和调戏，为了活命，张光茹再次委曲求全，与貌视她长辈级的老色鬼，同居在一起。但生性倔强的张光茹，对这个霸占她身体的所谓“丈夫”，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真感情，所以，她还会经常到一些熟悉的歌舞厅里去演唱，借以排遣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痛楚。这样，张光茹便结识了也常常光顾歌舞厅的一个名叫陈梦莲的女士，并向陈女士述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陈梦莲听进耳里，看在眼中，也急在心头，她出于对一个无辜而悲惨少女的同情和怜悯，把这情况告诉给自己的丈夫——“中华剧艺社”的社长应云卫，并恳求收留这个孤苦少女。就这样，应云卫答应了夫人的请求，破格吸收张光茹进入“中华剧艺社”，让她改行学演话剧，使她暂时有了一个能躲风避雨的栖身之地。由此，张光茹便给自己起了这个新名字，意喻为从黑暗里找到光明，更要孜孜不倦、发奋努力、克勤克俭地学习。随后，张光茹随“中华剧艺社”沿长江而下，到武汉一带演出话剧。当年年底来到了上海，与众多从大后方等地返回的戏剧界演出剧社汇集在一起。
作为女性特有敏感，有一丝疑问时常闪现在张光茹的脑海里，她也有点不敢相信，像冯喆这样的大牌明星，真的会对自己付出真情吗？于是，张光茹暗地观察冯喆不在自己身边的一举一动。冯喆确实令许多女孩迷恋，甚至有不少富家女子对他痴迷，已到了发狂的地步，但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张光茹。《龙凤花烛》刚拍完，“国泰”又马不停蹄前往苏杭，开拍田汉编剧的《忆江南》，冯喆扮演男主角——青年诗人黎稚云，而与冯喆配戏的女主角，就是当年享有“金嗓子”之美誉的著名影星周璇。随后，冯喆又与王丹凤主演《鸾凤怨》、与顾兰君领衔《十步芳草》、与束夷合作《一帆风顺》，“克腊小生”名声鹊起，使成为冯喆成为中国影业界不可多得的一线演员。
迎娶新娘，冯喆事业更趋成熟
1948年下半年，冯喆在拍完《好夫妻》后，暂与张光茹离别，与一批电影界人士开赴香港，与先期到达的同仁一起，共同开辟香港新的电影阵地。他在一年之内，连续主演了《恋爱之道》、《结亲》、《冬去春来》3部进步影片。
在相隔近一年的两地分离之后，张光茹不畏路途遥远，千里迢迢只身来到香港，出现在冯喆的身旁。尽管冯喆的父母坚决反对这门差异甚大的婚事，但冯喆始终对张光茹一往情深，并于1949年5月7日这一天，29岁的冯喆和19岁的张光茹，在香港六国饭店举行了热闹而简单的婚礼。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广州，冯喆和随行的齐闻韶、洪琛、司马文森、马国亮、吴楚帆、刘琼等同事，在街头进行劳军演出，后转道广州，返回上海。1950年初春，冯喆和同事们一起，欢呼雀跃地赶到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报到。
从这以后，冯喆开始努力“转型”，以适合新中国电影形势的需求，通过先后主演的《胜利重逢》中的耿海林和《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等影片，在新中国又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里，开始了他艺术创作的新时期。
此时，张光茹正在北京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训练班学习苏联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整套戏剧表演理论。二人相隔异地，只能靠书信往来倾诉离别之苦，互道儿女情长，抒发个人情怀。就这样，一封封书信飞鸿，说不尽夫妻知心的话；一行行缠绵字句，道不完小两口异地相思苦。1950年底，张光茹随慰问团前往江西、湖南等老区慰问演出，路经上海，冯喆提前半天时间，早早赶往上海火车站去迎接。一对小夫妻，在分别1年零4个月后，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又相见了。冯喆把张光茹的手紧紧地拉住不放，全然不顾众人投来诧异和羡慕的眼光。冯喆对爱妻关怀备至，一边问长问短，一边把专门给她买的军用鸭绒被递给她，千嘱咐、万叮咛让她一路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真是事无巨细，关怀备至。接着，冯喆又递上一大桶张光茹爱吃的“甜甜蜜蜜”果脯蜜饯。一个小时后，火车汽笛响起，张光茹必须走了。上海火车站短暂一面，使张光茹又一次真正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和爱情的蜜甜。
由于冯喆熟悉音乐，还主动担任了苏联影片《作曲家莫索尔斯基》的译制片导演工作。张光茹从中国青艺训练班毕业后，已经从北京调回到上海演剧工作队参与演出，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冯喆身边，并很快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冯喆抓紧时间帮助指导和强化妻子进行演艺技能的训练。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1952年年底，上海电影厂演员剧团决定组织一批演员，随第二批“祖国慰问团”（同团的还有巴金等文化名人）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经党组织决定，由上影演员剧团的范正刚带队，成员有金乃华、潘文展、孙道临、冯喆、穆宏、史原、凌之浩、铁牛、仲星火、孙永平、王琪、叶小珠共13人。回国不久，冯喆就再次被汤晓丹招在台上，排演了上影厂演员剧团成立以来演出的第一部多场次大型话剧《英雄的阵地》，这部戏是根据抗美援朝战场上一个真实故事改编而来。
1954年，由袁静编剧、张骏祥执导的故事片《淮上人家》开拍，冯喆扮演男主角高黑子。他随摄制组演职人员前往淮河两岸的河南信阳、驻马店和安徽蚌埠等地，边深入生活进行体验，边实地进行拍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为了这样一个普通的角色和这样一部普通的影片，冯喆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而影响到他一生的身心健康。在河南农村，冯喆与农民一同播秧、耕田、撒网捕鱼。然而，当时正在流行可怕的血吸虫病，冯喆在工作中，除了追求卓越精湛的演技意外，也始终保持着忘我的敬业精神，为了一场戏的拍摄需要，他毫不犹豫地只身跳入淮河边的一处水塘中，就是这一跳，让他不幸感染上了血吸虫病。由于发现较晚，且没有及时前往医院治疗，当三个月后转回上海的瑞金医院救治时，不得不摘除了脾脏和胰腺，最终得以保全生命。失去了脾脏，就等于失去了人体正常的免疫能力，这对当时年仅33岁正值壮年的冯喆而言，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毁灭性打击。这将在以后的岁月里，直接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乃至严重的心灵创伤。
情感错位，婚姻暗流涌动
自从1951年9月，张光茹从北京训练班结束后上海后，又从演剧队调到“上海人艺”工作，这期间，冯喆和张光茹夫妇间的感情经过一段短暂的 “升温”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二人的的感情却出现了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彼此怀疑感情上的不忠诚、怀疑日甚，并由此带来的不断的争吵、猜忌、怨恨，一段时期后，感情上的裂痕迅速日益加深。
因为在张光茹和冯喆分开的天各一方的日子里，张光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察觉到冯喆有了外遇，并对自己有所淡漠。张光茹虽生性好强，但心胸不够开阔，加上她以前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遭遇，所以，单靠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以及盲目的主观臆断，就会莫名其妙把冯喆想象成一个追逐风流韵事的浪荡子。婚前，张光茹心目中的冯喆，应该是一个可以完全依赖、依靠、依附的完美无缺的丈夫。于是，婚后不止一次对冯喆表示，绝对不允许丈夫对自己有半点的不忠实，特别是在男女之间的交往上，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正因如此，平日里的张光茹表现出极端的不宽容。她过去的生活经历和文化局限留下的烙印，也就随之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事态的发展，在一步步地向家庭危机的边缘延伸着。
事情要从冯喆赴朝鲜之前说起。婚姻之初，冯喆和张光茹都曾宣称暂时不想不要孩子，待一切安定下来后再说。一年以后，冯喆前往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和体验生活，面对自己即将面临前线的枪林弹雨这个现实，冯喆突然想得很多，他想在临走前要个孩子，张光茹却同样以一种莫名的心理回绝了他。1953 年4月，冯喆从朝鲜前线回上海，再次提出孩子的问题，张光茹想到自己的年龄，还有工作的事业都已稳定和开始起步，就答应了丈夫的要求。但是，张光茹由于与丈夫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内心深处时常闪现出一种越见清晰的“情感报复”。为此，张光茹在怀孕和保胎期间，突然又恢复了闲置多年不练的川剧舞台功夫，每天早晨去跑步练功，到剧团后又是翻单杠又是翻筋斗，终于造成了流产。
这个时期，张光茹的心理是异常的繁乱的，当年的医疗技术毕竟不够发达，小产后造成的身体创伤使张光茹感到身心疲惫，有心相对解释一下，又觉得有口难辩；一时间，二人之间的矛盾愈加难以弥合。张光茹在流产后的第二年，又一次怀孕，但却再次流产。当时红房子医院（如今的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医生郑重地对她说，由于她的输卵管堵塞已造成严重的水肿，为了防止随时出现病变，建议她切除输卵管以保全生命。无情的现实摆在两个人的面前，张光茹只有去委屈而无奈地接受手术，但从此以后，作为一个女人一生中再也不能生育孩子的残酷现实，一下子使这个原本倔强的女子，变得心灰意冷，无论大事小事，夫妻战争随时都会爆发，无休无止。
面对虚弱憔悴的妻子，冯喆的内心升腾出一种难以名状痛楚和伤感。昔日的花前月下，最终换来这样一种结局，实在令他痛苦万分；而张光茹的痛苦更是如同切肤：潜意识下的报复，最终导致终生难有子嗣的灾祸，简直是自咽苦果。张光茹已经受伤的心灵，使她深深地暗自谴责自己太过于残忍。冯喆曾私下里对好友描述，“光茹太多敏感，让我无法畅快地呼吸了！”每到这时，冯喆强忍心中的不快，勉强挤出笑容安慰妻子，但张光茹还是经常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赖以宣泄。
后来人们对张光茹当年的表现曾做过推测，一些了解她的医生也怀疑，当时的张光茹，很有可能患有较严重的心理疾病，日常的表现，也是典型的狂躁性抑郁症状。可惜，限于当年人们对这类心理疾患认识的不足，几乎就没人往那上头想过。
在经过一番爱恨恩怨的风雨之后，张光茹收敛了自己过失的言行，双方似乎都希望重新找回那段曾经给两人带来过甜蜜、也带来过幸福的美好时光。但是，残留在内心深处的伤痕，已经根深蒂固地永久地扎下了根。为此，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许多琐碎的事情，都会成为夫妻冲突的导火线和助燃剂，最后竟闹到离婚的地步。可是，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夫妻闹矛盾都不敢与人提及，更何况是这种会引来众人瞩目的著名演员的“离婚闹剧”了。于是，天马电影制片厂工会开始出面调解，冯喆和张光茹的一些朋友也前来规劝，出于上级的压力、朋友们的苦口婆心和事业发展可能因此中断等等因素的考虑，冯喆一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内心极端痛楚。就这样，两人一会暴风骤雨，一会雨过天晴，别别扭扭、极不和谐的夫妻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熬着，毫无幸福可言！
好在冯喆惟一的安慰，就是来自繁忙的工作和一部接一部的拍片，事业的成功带来的荣誉和喜悦，给冯喆已经蒙上巨大阴影的心灵，平添了几许慰藉。这也是家庭和事业难以两全，给人带来的缺陷和遗憾。
（冯喆与张光茹新婚照——摄于香港）
夫妻离散，孰是孰非难评说
1956年3、4月，冯喆参加《铁道游击队》剧组，饰演政委李正一角。初夏季节，成都川剧团到上海演出传统戏《谭记儿》，极具地方特色的川韵川味，倍感熟悉和亲切的川剧唱腔，都让张光茹如痴如醉不能自已，走出剧场的她浮想联翩，回想当年自己在川剧舞台上的风采，更令她产生了要回归原来的自己的愿望。
在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之后，张光茹终于开口对冯喆提出了自己想回四川的想法。两人为此又引发的一场争吵。张光茹去意已决，怕把冯喆有一百个不乐意也无济于事。张光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了人事运作，一个月后，一切调动手续全部办理完毕。看来木已成舟，冯喆的心头掠过阵阵隐痛。离别之刻，张光茹出于女性特有的细腻，或许还是眷恋着夫妻那份难舍难分之情，毕竟，她和冯喆从1946年相识到今，已有11个春秋。那天，张光茹约冯喆去南京路德大西餐馆吃饭，想临别之前跟丈夫好好谈一次。面对眼前娇美如故的妻子，还有她不时流露出来的关怀之情，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但是，男人的犟劲，却强烈地把这些脆弱的感情压抑下去。他还是强装笑脸，表示“走那天，我回去送你”。
张光茹走后，冯喆的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惆怅和深深的失望，如果两人的感情不是经历了这几年的起起伏伏，也许张光茹不会这样狠心地离他而去。她一方面是重新寻找失去的川剧事业，另一方面是逃避与自己的矛盾纠纷。冯喆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反省自己的过失和曾经的错误，终日里孤枕难眠。
但无论如何，冯喆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或多或少地派遣了他内心不少烦闷。1957年的8、9月间，冯喆主演反特故事片《羊城暗哨》，在全国上扬后赢得好评不断；1958年11月，在全国“反右派”和“大跃进”的运动中，冯喆一连主演了《大风浪里的小故事》之一的《旧恨新仇》和“艺术性纪录片”《重要的一课》、《英雄赶派克》、《热浪奔腾》，还担任了纪录片《二十天革个命》的幕后解说，并参加拍摄了反映王孝和烈士在上海解放前进行革命斗争的影片《铁窗烈火》。1959年，由冯喆和葛鑫一起，根据军旅作家杨尚武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沙漠追匪记》，实际上，冯喆在影片中负责的也是导演工作，同时还担任主演——骑兵班长钟永胜。同年，张光茹随成都川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并来到上海。两年分别，一朝相见，冯喆与张光茹似乎都忘记了曾经的感情芥蒂，这一次相见，冯喆还特意将张光茹领到一家照相馆，两人依偎在一起，留下了结婚十年来的第二张合影照片。
冯喆与高衡、丁然、汤晓丹联合导演了《东风劲吹》之后，1961年，国家重新调整经济方针，开始压缩和改建各省的电影制片厂。上影天马厂决定与在“大跃进”运动中匆忙上马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合并，厂址仍定在成都，消息传来，天马厂一片骚动。冯喆是名列第一批入川援助峨影厂建设的人员之内。究其原因，表面名义上是以照顾夫妻两地分居之由，实际上是对他一种残酷和致命的惩罚。在此之前，冯喆有一天到街上购物，在百货公司里见有一位女士相貌出众，便不由自主地跟随那位女士走了一段路，谁知竟不知不觉地跟到了派出所里，原来这位身着便装的女士竟是一名民警。出于职业警觉，当她觉得自己被发现跟踪后，就认定对方不怀好意。而且，竟一气之下把事情捅到了告发到天马电影厂，作为一名艺术家，似乎天性中就有一种对于美丽本身的痴迷，这种痴迷有时会表现得过于愚钝也不足为怪。这件在当今的人们开始在只能算是芝麻小事，却给冯喆带来了灭顶之灾。这件事是否成为冯喆日后遭遇灾难的诱因，至今还是电影史家热议的话题。总之，当时在上海电影系统，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对于冯喆以往与一些女性“追星族”子虚乌有绯闻故事特别感“兴趣”，不断搜罗他的许多一时难以解释清楚的男女关系，天马厂给他来个“新帐老帐一起算”：第一，工资降两级；第二，开除党籍；第三，天马厂与峨嵋电影厂合并，冯喆一并调往四川工作。
冯喆想不通，但组织决定又必须遵守。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去找与自己共事多年、深知冯喆为人品性的上影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杨公敏，事实上，杨公敏也是爱莫能助，只能好言相劝，并善意提醒他要多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惹来中断前途的“杀身之祸”，冯喆实在冤枉，但一时半会却难以辩白，苦笑地回答道：“为了工作，我连脾脏都贡献出来了，去了四川，又能做些什么呢？”
临行前，冯喆把同事加好友铁牛（电影《南征北战》中扮演胖战士）带到自己独居的一方斗室，二人秉烛夜饮，他找出1949年在香港结婚时，铁牛送给她的一尊孙悟空工艺品（冯喆属猴）苦笑着自言道：“结婚十二年了，我惟一的两件宝贝，就是一个老婆和这个水晶猴子啦！”铁牛很理解冯喆此时心境，虽说冯喆与张光茹自1951年在上海团圆后，在感情上一直磕磕拌拌，但从内心深处，他对妻子依然有所期待。面对自己目前的处境，他还是把夫妻感情看作唯一的慰藉和希望，此次前往四川工作，他把期望寄托在妻子张光茹身上，当一切突然遭受摧残之时，心里还想象着，能从妻子那里得到温暖和依靠。
来到成都的第二天，冯喆就赶到剧场去看张光茹演出的川剧《铁笼山》。戏结束后，冯喆兴奋地跑到后台去找妻子，张光茹笑吟吟在等候着他。两人百感交集，分别两年，相隔四年，今又重逢，千言万语，默默无言。
这以后，夫妻俩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再一次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尽管两人生活过得很清苦，但毕竟开始有了一个家，冯喆从这里得到了些许的温暖。张光茹认为，冯喆能调到四川来工作，也许正是为了保全这个家庭，为此，张光茹感到了一丝欣慰。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喆来了，房子里又开始有人睡懒觉了……”可以想见，张光茹对于冯喆的出现是极其满足的。
然而，一向疑心很重的张光茹，很快就经过其它渠道，得知冯喆调入“峨影”的真正原因。她由残存在内心的一丝爱意，顿时衍变成一种无比的敌视，她首先选择了冷漠来报复丈夫，拒绝与丈夫同居一室。冯喆也曾是这多是向她解释，但毫无效果，万般无奈之下，冯喆只好痛苦地搬进峨影厂的宿舍，开始独自一人地过起夫妻“同居”一地，却不能同住一处的反常生活。
初到峨影期间，冯喆一门心思投入到建厂的各项工作。可是，作为一名演员，无戏可演，才是他的内心感到真正苦闷和烦躁的。双重的压力，常年积郁在他的心头，难以消除。伤感至极，以前从不喝酒的冯喆，开始酗酒，真所谓“情到深处人孤独”。
银幕绝唱，一代明星的最后悲歌
1963年新春，国内经济开始走出窘境。在和并入峨嵋电影厂后，上海天马电影厂首次成立摄制组，打算拍摄长征题材的影片《金沙江畔》，准备第二年用来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摄制组在川西南，并在阿坝马尔康等地进行紧张的实地拍摄。可是，担任主演的北影厂赵联却因身体不适应高山气候，只好退出。傅超武和制片主任迟习道考虑拍片进程，采取“就地取材”，赶回峨影厂搬来了“救兵”冯喆，来扮演的指导员金明。这是，冯喆正在西安参加《桃花扇》的拍摄，接到厂里的指令，冯喆连夜赶回四川进入剧组。金明的形象，是冯喆继电影《胜利重逢》、《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沙漠追匪记》、话剧《英雄的阵地》后，第六次扮演军人角色，且连同《羊城暗哨》中的公安侦察员一起，完整地塑造了我军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公安侦察员等一系列军人的形象。
影片拍摄进度异常顺利，刚一封镜，冯喆又匆忙从四川赶往西安，继续投入到在西影厂拍摄的影片《桃花扇》中，他在片中主演侯朝宗。影片已经接近尾声，正在抓紧抢补冯喆的镜头，演到“情碎桃花扇”的结尾戏时，当王丹凤扮演的李香君愤然撕碎定情之物桃花扇时，此时此地的冯喆，既是剧中人无限的失落、惆怅，也是由此联想到自己家庭生活的不幸，而自然流露出那种真实伤感。
1963年11月，影片全部杀青，冯喆又重新回到了冰冷的现实当中。此时，张光茹的事业红红火火，作为四川成都川剧团的台柱，她忙着一场接一场的赶排新戏。冯喆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仅仅是参与了该厂组建工作和担任了纪录片《人民公社万岁》的解说。此一时，彼一时，冯喆再次感叹命运无常，人生苦短。这之后冯喆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也许是三年自然灾害给他的生活带来的磨难，得了严重的胃病。那个时期，冯喆时常忍饥挨饿，甚至有时还把树叶、树皮和杂面混在一起，权当一顿饭充饥，真是到了穷困潦倒、一败涂地的地步，终于，严重的溃疡病使冯喆倒下了，住进了医院。
一出催人泪下的《桃花扇》，还没有等到在全国公开放映，震撼大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全面引爆。等待冯喆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被戴上“夏衍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黑干将”、“特嫌分子”的大帽子，遭到峨影厂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围攻和批斗。来势汹猛的打击，冯喆猝不及防，1967年底被造反派以“保护”之名关在一个道具间里，失去了自由，身陷囹圄的现实，给了冯喆当头一棒，紧接着，身心和肉体的双重打击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批斗、游街，劈头盖脸的拳打脚踢，似乎让冯喆有些承受不住了，尤其在此时，他更渴望张光茹能够来到身边，迫切地想见到妻子。后来他得知，其实那时张光茹也开始受到冲击，作为“专演才子佳人的旧戏子”，“舞台上的毒草传播人”，她也被强行送进了成都市文艺系统学习班。跟丈夫一样，没完没了的批斗、游街和挨打……
有一天，冯喆打听到张光茹已从学习班回来，他便瞅准空暇时间，匆匆跑到张光茹居住的宿舍，倚着门坎神情凄惶地哀求她说：“光茹，我们两个还是和好嘛！”张光茹竟赌气地把冯喆推出了还没跨进的家门。这一天，冯喆在张光茹宿舍门外，整整蹲了一个通宵没有离开。
一切都令这样一位曾经光彩夺目的当红影星难以接受，并逐渐发展到万念俱灰境地。
但恰恰是这个时候，一位未婚女子却出现在冯喆破屋前。这位女子是当地一所小学的老师，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勒令停止上课，加之那时学校已经全面停课。小学老师曾经也是冯喆影迷，当她听说自己心中的偶像正在遭受危难，便不顾别人的非议，甚至不顾自身的安危，主动接近身处逆境当中的冯喆，并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冯喆在以后一段日子里，经常偷偷地从关押他的道具间跑出来，与那位好心而勇敢的姑娘相见。这种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偷情，肯定不会逃过随时“警惕”的眼睛，不到三个月，事情败露，小学老师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冯喆更是被罪加一等，使其再次历经十八层地狱的身心重创。
哀莫大于心死。冯喆彻底失望了。我们无从真正了解当时的冯喆究竟是怎么想的。但作为一个演员，一个在表演艺术领域颇有造诣的著名演员，此时的内心煎熬，也许是一般人难以体验的他。十多年来，他所曾经经历过的往事，一定会像银幕上的镜头一样，闪回、淡入、清晰、虚化……那些连贯或是不连贯的记忆，一帧帧如电影胶片一样，在他心底的浮现完全可以想象，当一个人从事业上轰轰烈烈的高峰，渐渐沉入事业和生活双重打击之下的深谷。其心情的苦涩是可以想见的。
冯喆把这一切写成书信，希望有机会交给组织，或是交给妻子张光茹。但最后，他还是把那些书信用一把火化作了灰烬，也许，那种苍白无力的字里行间，对冯喆来说实在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时，来势凶猛的“红色风暴”已延伸到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全国开始大办政治学习的“集中营”式的劳教农场，各系统、各部门开始把各单位的所谓“走资派”、“反党分子”、“黑帮分子”、“三名三高”一个不漏地全面搜罗一起。
1969年下半年，江青直接派往四川的亲信和爪牙刘结挺、张西挺所把持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把整个省级文化系统单位的人员，全部赶到著名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所在地——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也就是所谓的“刘文彩庄园”（即“收租院”）去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全班人马一千多人都驻扎在安仁镇中学，冯喆自然被列为“专政对象”的三部分之一——“黑线人物”。
这个学习班每天的主要活动，首先是“天天读”，“天天学”，一尘不变的“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是没完没了的“大批判”，再就是每逢“最高指示”传达下来，而开展的游行、集合、庆祝活动。凡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下达，这些被管制的“专政对象”，就要全体集合，扛着红旗，呼喊口号，敲锣打鼓，扛着领袖像，唱着语录歌，跳着“忠字舞”，浩浩荡荡在安仁镇那条小石子路上，直到把“专政对象”们反复折腾得筋疲力尽了，方才收兵。既便是在深更半夜，只要上面有通知说“最高指示”下达了，造反派们就要把“专政人物”从睡梦中叫醒，匆忙进行整装、集合，然后接其步骤，重演闹剧。这些“专政人物”只能任其摆布。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由冯喆主演的《桃花扇》作为“十大毒草”影片之一，一天被造反派弄到大操场上放映，人们边看电影，边振臂高呼：“打倒冯喆”、“批倒黑线人物黑干将冯喆”、“打倒特嫌分子冯喆”……一声声刺耳的口号，群起回应，震天动地，随后，造反派便把从剧团抄来的戏服，给冯喆强行穿上，再恶作剧般地把一条死蛇，硬是塞进冯喆的嘴里，意为“牛鬼蛇神”，并把他拉到街上对着喇叭，又是一通响彻云天的批斗口号，冯喆的身心再次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打击。
1969年的初夏悄悄地来到，峨影厂“革委会”开始对“重点管制对象”的历史问题和现行表现，正在进行综合定论。所以，令人倍感恐怖的“大逼供”全线铺开，这些“重点管制对象”一个个被单独带走，重新进行提审，令其交待过去所谓的历史问题。
6月2日这天的一大早，天空很阴沉，突然，院里的高音喇叭猛地传出刺耳的声音：“冯喆，你在哪里？赶快回来！如不回来，后果自负……”露天高音喇叭反复广播了十几遍，但四周是中一片沉寂……
第二天下午，造反派把大家全部集中在大草坪上，接着口气生硬地宣布：“冯喆在堆煤的破屋子里，上吊自杀了。他自绝于党和人民，死有余辜。”
冯喆自杀了。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四川省文化系统。6月4日一早，当专政队的来人找到设在龙泉镇市级文化系统学习班的张光茹，把冯喆自杀身亡的噩耗通知她，得知消息的张光茹顿时像傻了一般僵在那里，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生性乐观、豁达的冯喆，怎么突然会在即将被宣布“解放”前夕，轻率地了却自己的生命？
处在精神恍惚中的张光茹，连夜赶往大邑县峨影厂“五·七”干校，冯喆身上裹着一条破旧的毛毯，已经横躺在一辆马车上，她急忙爬上车去，但见冯喆双眼微睁，上身口袋有一根缠了线的尼龙绳。张光茹见到狭小简陋、昏暗阴冷的煤棚上梁上，悬挂的并不是这一根上吊的绳子，而且，凭着直感，冯喆高大的个头与煤棚几乎是一般的高度。
然而，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历史以真实的本来面目，冯喆的死因,从定性的“自杀”中，却出现了几处明显的疑点和破绽：
其一：冯喆在学习班里，性格乐观、开朗，“自杀”之前的当天中午，还坐在井边打完水后，正吃着一大碗面条，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的厌世情绪。突然“自杀”，来势蹊跷；
其二：据见过冯喆遗体的峨影厂的同事说，冯喆决非是上吊“自杀”，因为他表情从容，并不像一般人自缢时，由于窒息带来的痛苦挣扎，造成死后面部变形、舌头或舌尖突出的丑陋表情。后来，冯喆的妹妹冯琳得知二哥的死讯后，从广州赶成都参加冯喆的追悼会，一位同情冯喆的同事，曾悄悄地暗示说：“你哥哥人长得很漂亮，死得也漂亮”；
其三：冯喆在死亡的头天下午，曾被造反派几个头目叫去训话，至此再也没有出现在众人面前。显而易见，冯喆的死因，与这几个造反派头目是否有着某种关系？据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忍不住对冯琳说：他曾亲眼见到冯喆与造反派发生了口头有争执，其中一个造反派头头，举起屋角的一张三条腿的板凳狠狠砸中了后脑勺；
其四：冯喆在死后被伪造成上吊“自杀”现场，是他生前负责给学习班1000多人烧水的开水房的煤堆里。奇怪的是，当天上午，专政队的人在大喇叭里反复广播“寻找冯喆”，却一次也没去过开水房，既然要招人，为什么不直接去找，而要兴师动众地动用有线广播？
其五：专政队通知家属前往办理后事时，只给张光茹半天时间，当天下午就被拖去匆匆火化，即使家属想提请验尸也是不可能的，完全有毁尸灭迹的嫌疑；这一点，用张光茹的一段日记可以得到印证：“可怜一代风流儿死了，竟用旧毛毯裹着遗体，火化时候，连我们母女俩（张光茹后来抱养了弟弟张文彬之女为嗣，取名张小茹）都不准见他最后一面，还扬言要毁掉他骨灰。我想方设法，乔装改扮，晚间悄悄赶到火葬场。幸亏遇到一位好心的工人，（冯喆的影迷）偷偷将冯喆的骨灰拿给了我”。
其六：有人事后对枫林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有人奉专政队之命，前去给冯喆收敛尸体，不经意间，发现冯喆的衣角上写着一句绝笔：“天不收我，人收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天”何所指？“人”又是谁？……
一连串的疑问，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1978年7月13日，峨影厂公开召开冯追悼会，为冯喆公开平反。
如今，已经永远安息在广州烈士陵园的冯喆，如果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多少年的风尘岁月，已随风而逝。1990年张光茹从四川省川剧院退休。步入晚年的张光茹，生活得并不快乐，冯喆去世后，她一直没有再婚，痴迷于自己的川剧艺术。1993年6月28日，张光茹走完了她坎坷而又磨难的63年生命历程。死后，按照遗嘱，张光茹的骨灰分葬于两地，一半葬于宜宾白塔山父母身旁，一半放入成都磨盘山公墓，却没有葬在丈夫冯喆的墓地。
当张光茹的学生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张光茹留下的惟一遗物，就是自己作为缅怀亡夫的一本自编的《笔花诗集》。其中的“忠魂伴君”一首写道：“我悼亡君十八年，此心耿耿意绵绵。君虽逝去我恋君，梦里相逢话苦甜。”诗的直白胸襟，诗的情意交融，足可表明张光茹真挚的情怀。然而，冯喆的生前，却始终领教和接受的，却是她诗中景象和意境的另一面，这样在冯喆死后的迟来表白，实在是太迟了！
对比一下，纯艺术的长鼓舞
相比他的成就最高, 气质演技最好, 资历也最早, 但命运最惨.
王心刚的知名度最高.
当时感觉这台词挺庸俗的，以官位看人。 现在想想，老百姓就是这样看的。
他曾经是新中国海派电影的代表性人物，其儒雅而英武的银幕形象，令几代影迷为之倾倒；《南征北战》、《羊城暗哨》、《铁道游击队》、《金沙江畔》、《桃花扇》……新中国海派电影的代表作中，因为有他的参演而经久不衰。1969年6月，这颗曾经璀璨的明星陨落了。在他去世整整40年之后，我们循着他曾走过的人生轨迹，为这位英年早逝的艺术大家，寻回一点残破的记忆。
一代影帝的最后悲情
——冯喆辞世40年祭
文 / 海*****
冯喆——这位曾经叱诧中国影坛二十余年的表演艺术家，这位自旧上海起便已享誉中国影剧舞台的杰出演员，这位深受广大影迷朋友由衷爱戴的著名电影明星，从七八十岁的老年观众到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粉丝”，竟然总有那么一批人，始终对他难以忘怀！
提起冯喆，不同年龄的人们、几代深爱着他、痴迷着他的影迷们，提及由他主演的一系列中国经典电影名片，总能够如数家珍般地脱口而出：《南征北战》中有勇有谋的解放军高营长、《金沙江畔》中英勇而充满斗志的指导员、《羊城暗哨》中孤胆英雄的公安侦察员、《铁道游击队》中睿智老练的游击队政委李正、《沙漠追匪记》中的为革命而献身的骑兵班长、《桃花扇》中的多情而又变节的一代名士侯公子……银幕上的冯喆，英武洒脱的独特气质和光彩照人的不朽形象，使时常沉浸在这种浓郁“怀旧情结”的影迷中，从心灵深处，又重新勾起对这位影星深深的缅怀和思念，永远也不能改变铭刻在人们心头中的永恒记忆……
克腊小生，上海滩曾经的当红明星
冯喆生于1920年，原籍广东南海（今佛山），冯喆本人出生在天津。因家里按辈份“牌名”属于“贻”字辈，所以小时候冯喆的本名叫“冯贻喆”。冯喆共有一个兄长，一个小妹。冯喆体质健壮，身材高挑，国字脸型，剑眉明目，皮肤白皙，既有标准美男的阳刚之气，又有英俊帅哥的风流倜傥。当然，更主要的是冯喆不但外表俊朗，又因他曾经考入过上海国立音专学，专修大提琴，便显得尤为与众不同，多才多艺，天资聪颖，吹拉弹唱，能诗善文。
1941年5月，冯喆前往美国圣约翰大学机械专业就读，同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年轻的冯喆归国心切，加上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毫无兴趣，于是，还没等读完大学一年级，便向学校提出辍学申请；1942年4月，冯喆回到上海。凑巧的是，回到上海后，冯喆租借的房子，正好与已经踏上影剧界的“袖珍小生”顾也鲁是邻居，所以，顾也鲁的言谈举止和从舞台和片场所带回来许多有趣的新闻，使得正在上海无所事事、终日百无聊赖混日子的冯喆颇感兴趣，时间一长，自然对电影的幕前幕后充满了好奇和浓厚的兴趣，再加上他本身对艺术的酷爱，所以，小小年龄的冯喆，是马路对面著名的“辣斐剧场”的常客和忠实购票者。1944年3月午后的一天，在外滩的旱冰场上，冯喆与韩非相识，冯喆向韩非说出自己眼下的生活窘状，韩非侠肝义肠，把冯喆推荐到当时上海的“美艺剧团”。冯喆由此开始步入了戏剧艺术的殿堂之中。
冯喆所在的“美艺剧团”和随即加入的“华艺剧社”，同属上海中共地下党“左翼”文化戏剧界统一组织和领导，这两个专业剧社经常同台演出于“兰心大剧院”。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两家剧社于1945年底合并，成立了“上海同茂剧团”，冯喆随剧社经常在“金都大戏院”演出，并相继在曹禺的《日出》、巴金的《家》、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等著名剧目出任角色，还在《大明英烈传》、《重庆二十四小时》、《富贵浮云》、《结婚进行曲》、《魂归离恨天》、《甜姐儿》等四十余部轰动一时的话剧中担任主要角色。1946，经过剧团同事卫禹平的鼎力推荐，冯喆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专修大提琴。边学习边参加话剧演出；这一期间，他的演技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英武俊雅的外表形象，敦厚儒雅的独特气质，温文尔雅的翩翩风度，再加上他那种特有的从容潇洒的精湛演技，很快便成为“同茂剧团”的台柱之一，“克腊小生”（克腊：沪俚语，英语意译，意指男子外形俊美潇洒）的赞誉由此而来。
更重要的是，1945年7月初，也就是在日寇投降之前，经过“同茂剧团”负责人英郁、戴耘的长期观察和考验后，并作为冯喆的入党介绍人，25周岁的冯喆，光荣地加入了渴望已久的中共地下组织。
步入影坛，邂逅川女张光茹
1946年初冬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冯喆信步来到“辣菲剧场”，观看“中华剧艺社”正在彩排的郭沫若名剧《棠棣之花》。冯喆渐渐的把目光转向了一位饰演歌女的小配角身上。看这个小姑娘相貌出众，明眸皓齿，清丽窈窕，天生丽姿，演出走台时情感投入，冯喆禁不住从心底突然升腾起一种对小姑娘的莫名好感。
事后，有人把冯喆来剧场看戏的消息告诉了张光茹。这让张光茹倍感高兴，要知道，当时的冯喆一是名满上海滩的当红明星了，自己的演出能得到这样一位大明星的赏识，实在令她震感以外。
说不清是对张光茹演戏的第一印象太深，还是张光茹出众的美丽容貌，深得冯喆的喜爱，总之，自从与张光茹“剧场相逢”的第一次之后，在冯喆的心头，就愈来愈清晰地萌发出一种强烈的爱意。这爱意起初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但是，随着张光茹那年轻、俏丽、清纯的面孔，一次次在冯喆的眼前放大、显影、定格，这种爱意就愈显浓烈。就像是一泓春水不但泛起涟漪，而且顷刻间掀起了波澜。
冯喆与张光茹相识的一个星期后，他们在“国泰”公司的大木桥公共汽车站，又第二次偶然相遇。真是老天的安排！这次邂逅另冯喆内心的感到无限的惊喜；聊天中，冯喆很有分寸地评价了她的演出；并把话题转移到了《棠棣之花》上，饶有兴致地高谈阔论，显然，冯喆对于张光茹的舞台形象很有兴趣。车到虹口老闸站，冯喆下车，张光茹也走下车来；原来两人都是要到同一个地方办事——又是一个巧合。下车后，冯喆又是一路侃侃而谈，从戏剧到电影，从音乐到绘画，从文学到摄影……张光茹听得简直入了神。最后话题又扯到了看书上，冯喆问张光茹最爱看谁写的书，张光茹不好意思地低头回答：“张恨水的言情小说。”
“风花雪月，鸳鸯蝴蝶啊！”冯喆禁不住大笑起来。真是一语道出心中秘密。冯喆的大笑，让张光茹第一次抬起头来，认真打量眼前的这个风度翩翩、谈吐风雅的大明星，两人以一种礼貌地、又有一丝埋藏在心底里依恋心情，告了别。
自始至终，张光茹尽管被眼前这个男子深深吸引，但言谈、神情和举止上却表现得不冷不热；自身曾经经历过的不幸遭遇，又使得张光茹不敢轻信任何人，尤其是像冯喆这样相貌英俊的男人。冯喆似乎察觉到张光茹也想接近自己，但又心存芥蒂、有所防备的心理。
时隔不久，由冯喆主演的话剧《裙带风》在上海公演，这是一部在众多话剧剧目中一枝独秀的现代话剧，很受上海市民的欢迎。于是，“国泰”影业公司极力迎合市场需求，决定抓紧时间把这一剧目搬上银幕。冯喆这位话剧界的“克腊小生”，自然又从舞台走上银幕，担任舞台的同一男主角——陈剑南。
此时，由于竞争的日趋激烈，张光茹所在的“中华剧艺社”日渐衰败，导演应云卫应聘“国泰影业公司”担任电影导演，便自然推荐并带上自己的“女学子”张光茹与剧团的另外一个同事崔冰一起去电影公司，为正在筹拍的新片《日出》“试镜”。当时，张光茹和康泰两个人配戏，拍摄间歇，二人四处闲逛，又是很凑巧，赶上冯喆正在摄影棚里拍摄《裙带风》，他一见到楚楚动人的张光茹，立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但碍于当时正在拍戏，现场又有许多工作人员，他只有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慌乱地掩饰住内心波动的情绪，在屋子里又是踱步又是撕纸片……而对此并不知情的张光茹，看到冯喆的举止，还以为他是在练习拍戏的动作呢！
《裙带风》拍摄成功，并于1947年春节前上映，颇受好评。冯喆与舒绣文两人珠联璧合、相映生辉表演，一时为广大影迷所追捧。“国泰”又趁热打铁，开始紧锣密鼓地筹拍一部描写民国初年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悲喜剧影片《龙凤花烛》。冯喆在影片中一人分饰二角，扮演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孪生兄弟；这次和他演对手戏和女主角的，是当时红遍上海滩的“四大名旦”之一，陈燕燕。但真正令冯喆深感意外的，却是张光茹这个美丽的“小歌女”，也被导演招到了剧组，饰演孪生兄弟的妹妹——一个穿针引线的机灵小姑娘。一个月后《龙凤花烛》开拍了，随着拍摄进度逐步延长，张光茹对冯喆防备的心理渐渐放松，特别是在拍戏过程中，冯喆常常告诫她“如要塑造好角色，自己首先要溶入其中，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最后感动观众”的谆谆教诲，更是深深地打动着张光茹的心房。
《龙凤花烛》正在加紧拍摄。一天，张光茹在收工后，匆匆赶到服装店去取做好了的戏服，然后在汽车站等车，冯喆也正巧走到这里。
冯喆直言不讳告诉张光茹，自己希望能跟她约会，见张光茹娇涩地笑而不语，便大着胆子约她第二天早晨八点在“国泰”影院门口会面，张光茹含情脉脉的点点头。第二天早晨，张光茹如约赶到“国泰”影院，与冯喆会上面。接着，两人宝隆路（今陕西南路）上的“老大昌”咖啡馆用完早餐后，又返回旁边的“国泰”影院，一同观看英国松林电影公司英文原版的《红菱艳》。冯喆被剧情深深吸引，看得津津有味，而张光茹却从未看过英语原版影片，很难看懂其中的内容。于是，冯喆边看边小声地附在她耳边低声翻译，既以流利的英语发音，又有标准的普通话解说。由刚开始时对影片的扫兴和茫然，通过冯喆的翻译和讲解、引导，张光茹不但看懂了影片，而且也确实从中悟出了含义。
哀情如歌，张光茹道出身世
出于对冯喆的依赖、信任，张光茹向冯喆讲叙了自己不幸的过去——
1929年,张光茹出生在四川宜宾叙永县，原名叫张启珍。父亲是前清的一个秀才，当过教书的私塾先生，但嗜毒如命，是个典型的鸦片鬼。随着民国诞生，这个日趋败落的家庭无法适应眼下的新兴世界，家境逐渐开始穷窘不堪。
张光茹9岁那年，被其母亲送进重庆“三庆会”，开始学习川戏。虽然天资聪颖且勤奋苦练，但因年岁太小，嗓音尚未定形，一直没有得到师傅的器重，甚至认为她这副“火喉咙”不适宜唱川戏。但她立志要唱出名堂，坚持学唱。两年后，才开始可以在川戏中演一些小角色，第一次演的戏是在《皮金滚灯》中唱“豆女儿”，师傅给她取了个满师的艺名叫“鸣凤”。
张光茹有了这个艺名，再加上聪明好学，昔日的“火喉咙”，随着青春少女的一天天长大，歌喉也变得甜润清脆了，不但唱腔甜美，而且扮相出众，一折《长生殿》，满堂喝彩。也引起在台下观看的一位曾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一个上校军官的注意，母亲迫于生计的考虑，只得同意将女儿许配给他做“小妾”，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许多次当地的地痞流氓的纠缠和侮辱，那一年张光茹才12岁。
但是，年龄的差距，性格的差异，而且还不是明媒正娶的“小妾”身份，生性倔强的张光茹，一气之下逃到了永安、内江和资中等地区，继续参与人家的搭班演戏。过了一些时候，戏班解散，她只好又重返宜宾老家。在戏班里，宜宾县警务局下属，有个谍查队，队长是当地很有势力的袍哥大爷叫陈德芳，其公子人称陈三少爷，对张光茹可谓垂涎三尺，常去捧场并诱引光茹，情窦初开的张光茹对漂亮风流的陈公子也动了真情，两人开始恋爱。但不久即遭遗弃。在个人情感两次受到愚弄和欺骗之后，伤心欲绝的张光茹竟挥刀斩断自己左手食指，暗自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对任何一个男人付出真情。
战乱中苟且偷生成长起来的张光茹，为了生存，又重操旧业，沿街卖唱。1946年初，17岁的张光茹又孤身一人来到重庆，并在歌舞厅里演唱川剧和流行歌曲。
红颜多磨难，美丽也是错。重庆市警察总局一个姓唐的局长，垂涎于张光茹的年轻漂亮，对其万般纠缠和调戏，为了活命，张光茹再次委曲求全，与貌视她长辈级的老色鬼，同居在一起。但生性倔强的张光茹，对这个霸占她身体的所谓“丈夫”，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真感情，所以，她还会经常到一些熟悉的歌舞厅里去演唱，借以排遣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痛楚。这样，张光茹便结识了也常常光顾歌舞厅的一个名叫陈梦莲的女士，并向陈女士述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陈梦莲听进耳里，看在眼中，也急在心头，她出于对一个无辜而悲惨少女的同情和怜悯，把这情况告诉给自己的丈夫——“中华剧艺社”的社长应云卫，并恳求收留这个孤苦少女。就这样，应云卫答应了夫人的请求，破格吸收张光茹进入“中华剧艺社”，让她改行学演话剧，使她暂时有了一个能躲风避雨的栖身之地。由此，张光茹便给自己起了这个新名字，意喻为从黑暗里找到光明，更要孜孜不倦、发奋努力、克勤克俭地学习。随后，张光茹随“中华剧艺社”沿长江而下，到武汉一带演出话剧。当年年底来到了上海，与众多从大后方等地返回的戏剧界演出剧社汇集在一起。
作为女性特有敏感，有一丝疑问时常闪现在张光茹的脑海里，她也有点不敢相信，像冯喆这样的大牌明星，真的会对自己付出真情吗？于是，张光茹暗地观察冯喆不在自己身边的一举一动。冯喆确实令许多女孩迷恋，甚至有不少富家女子对他痴迷，已到了发狂的地步，但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张光茹。《龙凤花烛》刚拍完，“国泰”又马不停蹄前往苏杭，开拍田汉编剧的《忆江南》，冯喆扮演男主角——青年诗人黎稚云，而与冯喆配戏的女主角，就是当年享有“金嗓子”之美誉的著名影星周璇。随后，冯喆又与王丹凤主演《鸾凤怨》、与顾兰君领衔《十步芳草》、与束夷合作《一帆风顺》，“克腊小生”名声鹊起，使成为冯喆成为中国影业界不可多得的一线演员。
迎娶新娘，冯喆事业更趋成熟
1948年下半年，冯喆在拍完《好夫妻》后，暂与张光茹离别，与一批电影界人士开赴香港，与先期到达的同仁一起，共同开辟香港新的电影阵地。他在一年之内，连续主演了《恋爱之道》、《结亲》、《冬去春来》3部进步影片。
在相隔近一年的两地分离之后，张光茹不畏路途遥远，千里迢迢只身来到香港，出现在冯喆的身旁。尽管冯喆的父母坚决反对这门差异甚大的婚事，但冯喆始终对张光茹一往情深，并于1949年5月7日这一天，29岁的冯喆和19岁的张光茹，在香港六国饭店举行了热闹而简单的婚礼。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广州，冯喆和随行的齐闻韶、洪琛、司马文森、马国亮、吴楚帆、刘琼等同事，在街头进行劳军演出，后转道广州，返回上海。1950年初春，冯喆和同事们一起，欢呼雀跃地赶到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报到。
从这以后，冯喆开始努力“转型”，以适合新中国电影形势的需求，通过先后主演的《胜利重逢》中的耿海林和《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等影片，在新中国又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里，开始了他艺术创作的新时期。
此时，张光茹正在北京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训练班学习苏联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整套戏剧表演理论。二人相隔异地，只能靠书信往来倾诉离别之苦，互道儿女情长，抒发个人情怀。就这样，一封封书信飞鸿，说不尽夫妻知心的话；一行行缠绵字句，道不完小两口异地相思苦。1950年底，张光茹随慰问团前往江西、湖南等老区慰问演出，路经上海，冯喆提前半天时间，早早赶往上海火车站去迎接。一对小夫妻，在分别1年零4个月后，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又相见了。冯喆把张光茹的手紧紧地拉住不放，全然不顾众人投来诧异和羡慕的眼光。冯喆对爱妻关怀备至，一边问长问短，一边把专门给她买的军用鸭绒被递给她，千嘱咐、万叮咛让她一路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真是事无巨细，关怀备至。接着，冯喆又递上一大桶张光茹爱吃的“甜甜蜜蜜”果脯蜜饯。一个小时后，火车汽笛响起，张光茹必须走了。上海火车站短暂一面，使张光茹又一次真正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和爱情的蜜甜。
由于冯喆熟悉音乐，还主动担任了苏联影片《作曲家莫索尔斯基》的译制片导演工作。张光茹从中国青艺训练班毕业后，已经从北京调回到上海演剧工作队参与演出，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冯喆身边，并很快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冯喆抓紧时间帮助指导和强化妻子进行演艺技能的训练。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1952年年底，上海电影厂演员剧团决定组织一批演员，随第二批“祖国慰问团”（同团的还有巴金等文化名人）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经党组织决定，由上影演员剧团的范正刚带队，成员有金乃华、潘文展、孙道临、冯喆、穆宏、史原、凌之浩、铁牛、仲星火、孙永平、王琪、叶小珠共13人。回国不久，冯喆就再次被汤晓丹招在台上，排演了上影厂演员剧团成立以来演出的第一部多场次大型话剧《英雄的阵地》，这部戏是根据抗美援朝战场上一个真实故事改编而来。
1954年，由袁静编剧、张骏祥执导的故事片《淮上人家》开拍，冯喆扮演男主角高黑子。他随摄制组演职人员前往淮河两岸的河南信阳、驻马店和安徽蚌埠等地，边深入生活进行体验，边实地进行拍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为了这样一个普通的角色和这样一部普通的影片，冯喆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而影响到他一生的身心健康。在河南农村，冯喆与农民一同播秧、耕田、撒网捕鱼。然而，当时正在流行可怕的血吸虫病，冯喆在工作中，除了追求卓越精湛的演技意外，也始终保持着忘我的敬业精神，为了一场戏的拍摄需要，他毫不犹豫地只身跳入淮河边的一处水塘中，就是这一跳，让他不幸感染上了血吸虫病。由于发现较晚，且没有及时前往医院治疗，当三个月后转回上海的瑞金医院救治时，不得不摘除了脾脏和胰腺，最终得以保全生命。失去了脾脏，就等于失去了人体正常的免疫能力，这对当时年仅33岁正值壮年的冯喆而言，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毁灭性打击。这将在以后的岁月里，直接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乃至严重的心灵创伤。
情感错位，婚姻暗流涌动
自从1951年9月，张光茹从北京训练班结束后上海后，又从演剧队调到“上海人艺”工作，这期间，冯喆和张光茹夫妇间的感情经过一段短暂的 “升温”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二人的的感情却出现了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彼此怀疑感情上的不忠诚、怀疑日甚，并由此带来的不断的争吵、猜忌、怨恨，一段时期后，感情上的裂痕迅速日益加深。
因为在张光茹和冯喆分开的天各一方的日子里，张光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察觉到冯喆有了外遇，并对自己有所淡漠。张光茹虽生性好强，但心胸不够开阔，加上她以前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遭遇，所以，单靠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以及盲目的主观臆断，就会莫名其妙把冯喆想象成一个追逐风流韵事的浪荡子。婚前，张光茹心目中的冯喆，应该是一个可以完全依赖、依靠、依附的完美无缺的丈夫。于是，婚后不止一次对冯喆表示，绝对不允许丈夫对自己有半点的不忠实，特别是在男女之间的交往上，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正因如此，平日里的张光茹表现出极端的不宽容。她过去的生活经历和文化局限留下的烙印，也就随之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事态的发展，在一步步地向家庭危机的边缘延伸着。
事情要从冯喆赴朝鲜之前说起。婚姻之初，冯喆和张光茹都曾宣称暂时不想不要孩子，待一切安定下来后再说。一年以后，冯喆前往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和体验生活，面对自己即将面临前线的枪林弹雨这个现实，冯喆突然想得很多，他想在临走前要个孩子，张光茹却同样以一种莫名的心理回绝了他。1953 年4月，冯喆从朝鲜前线回上海，再次提出孩子的问题，张光茹想到自己的年龄，还有工作的事业都已稳定和开始起步，就答应了丈夫的要求。但是，张光茹由于与丈夫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内心深处时常闪现出一种越见清晰的“情感报复”。为此，张光茹在怀孕和保胎期间，突然又恢复了闲置多年不练的川剧舞台功夫，每天早晨去跑步练功，到剧团后又是翻单杠又是翻筋斗，终于造成了流产。
这个时期，张光茹的心理是异常的繁乱的，当年的医疗技术毕竟不够发达，小产后造成的身体创伤使张光茹感到身心疲惫，有心相对解释一下，又觉得有口难辩；一时间，二人之间的矛盾愈加难以弥合。张光茹在流产后的第二年，又一次怀孕，但却再次流产。当时红房子医院（如今的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医生郑重地对她说，由于她的输卵管堵塞已造成严重的水肿，为了防止随时出现病变，建议她切除输卵管以保全生命。无情的现实摆在两个人的面前，张光茹只有去委屈而无奈地接受手术，但从此以后，作为一个女人一生中再也不能生育孩子的残酷现实，一下子使这个原本倔强的女子，变得心灰意冷，无论大事小事，夫妻战争随时都会爆发，无休无止。
面对虚弱憔悴的妻子，冯喆的内心升腾出一种难以名状痛楚和伤感。昔日的花前月下，最终换来这样一种结局，实在令他痛苦万分；而张光茹的痛苦更是如同切肤：潜意识下的报复，最终导致终生难有子嗣的灾祸，简直是自咽苦果。张光茹已经受伤的心灵，使她深深地暗自谴责自己太过于残忍。冯喆曾私下里对好友描述，“光茹太多敏感，让我无法畅快地呼吸了！”每到这时，冯喆强忍心中的不快，勉强挤出笑容安慰妻子，但张光茹还是经常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赖以宣泄。
后来人们对张光茹当年的表现曾做过推测，一些了解她的医生也怀疑，当时的张光茹，很有可能患有较严重的心理疾病，日常的表现，也是典型的狂躁性抑郁症状。可惜，限于当年人们对这类心理疾患认识的不足，几乎就没人往那上头想过。
在经过一番爱恨恩怨的风雨之后，张光茹收敛了自己过失的言行，双方似乎都希望重新找回那段曾经给两人带来过甜蜜、也带来过幸福的美好时光。但是，残留在内心深处的伤痕，已经根深蒂固地永久地扎下了根。为此，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许多琐碎的事情，都会成为夫妻冲突的导火线和助燃剂，最后竟闹到离婚的地步。可是，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夫妻闹矛盾都不敢与人提及，更何况是这种会引来众人瞩目的著名演员的“离婚闹剧”了。于是，天马电影制片厂工会开始出面调解，冯喆和张光茹的一些朋友也前来规劝，出于上级的压力、朋友们的苦口婆心和事业发展可能因此中断等等因素的考虑，冯喆一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内心极端痛楚。就这样，两人一会暴风骤雨，一会雨过天晴，别别扭扭、极不和谐的夫妻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熬着，毫无幸福可言！
好在冯喆惟一的安慰，就是来自繁忙的工作和一部接一部的拍片，事业的成功带来的荣誉和喜悦，给冯喆已经蒙上巨大阴影的心灵，平添了几许慰藉。这也是家庭和事业难以两全，给人带来的缺陷和遗憾。
（冯喆与张光茹新婚照——摄于香港）
夫妻离散，孰是孰非难评说
1956年3、4月，冯喆参加《铁道游击队》剧组，饰演政委李正一角。初夏季节，成都川剧团到上海演出传统戏《谭记儿》，极具地方特色的川韵川味，倍感熟悉和亲切的川剧唱腔，都让张光茹如痴如醉不能自已，走出剧场的她浮想联翩，回想当年自己在川剧舞台上的风采，更令她产生了要回归原来的自己的愿望。
在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之后，张光茹终于开口对冯喆提出了自己想回四川的想法。两人为此又引发的一场争吵。张光茹去意已决，怕把冯喆有一百个不乐意也无济于事。张光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了人事运作，一个月后，一切调动手续全部办理完毕。看来木已成舟，冯喆的心头掠过阵阵隐痛。离别之刻，张光茹出于女性特有的细腻，或许还是眷恋着夫妻那份难舍难分之情，毕竟，她和冯喆从1946年相识到今，已有11个春秋。那天，张光茹约冯喆去南京路德大西餐馆吃饭，想临别之前跟丈夫好好谈一次。面对眼前娇美如故的妻子，还有她不时流露出来的关怀之情，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但是，男人的犟劲，却强烈地把这些脆弱的感情压抑下去。他还是强装笑脸，表示“走那天，我回去送你”。
张光茹走后，冯喆的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惆怅和深深的失望，如果两人的感情不是经历了这几年的起起伏伏，也许张光茹不会这样狠心地离他而去。她一方面是重新寻找失去的川剧事业，另一方面是逃避与自己的矛盾纠纷。冯喆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反省自己的过失和曾经的错误，终日里孤枕难眠。
但无论如何，冯喆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或多或少地派遣了他内心不少烦闷。1957年的8、9月间，冯喆主演反特故事片《羊城暗哨》，在全国上扬后赢得好评不断；1958年11月，在全国“反右派”和“大跃进”的运动中，冯喆一连主演了《大风浪里的小故事》之一的《旧恨新仇》和“艺术性纪录片”《重要的一课》、《英雄赶派克》、《热浪奔腾》，还担任了纪录片《二十天革个命》的幕后解说，并参加拍摄了反映王孝和烈士在上海解放前进行革命斗争的影片《铁窗烈火》。1959年，由冯喆和葛鑫一起，根据军旅作家杨尚武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沙漠追匪记》，实际上，冯喆在影片中负责的也是导演工作，同时还担任主演——骑兵班长钟永胜。同年，张光茹随成都川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并来到上海。两年分别，一朝相见，冯喆与张光茹似乎都忘记了曾经的感情芥蒂，这一次相见，冯喆还特意将张光茹领到一家照相馆，两人依偎在一起，留下了结婚十年来的第二张合影照片。
冯喆与高衡、丁然、汤晓丹联合导演了《东风劲吹》之后，1961年，国家重新调整经济方针，开始压缩和改建各省的电影制片厂。上影天马厂决定与在“大跃进”运动中匆忙上马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合并，厂址仍定在成都，消息传来，天马厂一片骚动。冯喆是名列第一批入川援助峨影厂建设的人员之内。究其原因，表面名义上是以照顾夫妻两地分居之由，实际上是对他一种残酷和致命的惩罚。在此之前，冯喆有一天到街上购物，在百货公司里见有一位女士相貌出众，便不由自主地跟随那位女士走了一段路，谁知竟不知不觉地跟到了派出所里，原来这位身着便装的女士竟是一名民警。出于职业警觉，当她觉得自己被发现跟踪后，就认定对方不怀好意。而且，竟一气之下把事情捅到了告发到天马电影厂，作为一名艺术家，似乎天性中就有一种对于美丽本身的痴迷，这种痴迷有时会表现得过于愚钝也不足为怪。这件在当今的人们开始在只能算是芝麻小事，却给冯喆带来了灭顶之灾。这件事是否成为冯喆日后遭遇灾难的诱因，至今还是电影史家热议的话题。总之，当时在上海电影系统，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对于冯喆以往与一些女性“追星族”子虚乌有绯闻故事特别感“兴趣”，不断搜罗他的许多一时难以解释清楚的男女关系，天马厂给他来个“新帐老帐一起算”：第一，工资降两级；第二，开除党籍；第三，天马厂与峨嵋电影厂合并，冯喆一并调往四川工作。
冯喆想不通，但组织决定又必须遵守。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去找与自己共事多年、深知冯喆为人品性的上影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杨公敏，事实上，杨公敏也是爱莫能助，只能好言相劝，并善意提醒他要多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惹来中断前途的“杀身之祸”，冯喆实在冤枉，但一时半会却难以辩白，苦笑地回答道：“为了工作，我连脾脏都贡献出来了，去了四川，又能做些什么呢？”
临行前，冯喆把同事加好友铁牛（电影《南征北战》中扮演胖战士）带到自己独居的一方斗室，二人秉烛夜饮，他找出1949年在香港结婚时，铁牛送给她的一尊孙悟空工艺品（冯喆属猴）苦笑着自言道：“结婚十二年了，我惟一的两件宝贝，就是一个老婆和这个水晶猴子啦！”铁牛很理解冯喆此时心境，虽说冯喆与张光茹自1951年在上海团圆后，在感情上一直磕磕拌拌，但从内心深处，他对妻子依然有所期待。面对自己目前的处境，他还是把夫妻感情看作唯一的慰藉和希望，此次前往四川工作，他把期望寄托在妻子张光茹身上，当一切突然遭受摧残之时，心里还想象着，能从妻子那里得到温暖和依靠。
来到成都的第二天，冯喆就赶到剧场去看张光茹演出的川剧《铁笼山》。戏结束后，冯喆兴奋地跑到后台去找妻子，张光茹笑吟吟在等候着他。两人百感交集，分别两年，相隔四年，今又重逢，千言万语，默默无言。
这以后，夫妻俩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再一次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尽管两人生活过得很清苦，但毕竟开始有了一个家，冯喆从这里得到了些许的温暖。张光茹认为，冯喆能调到四川来工作，也许正是为了保全这个家庭，为此，张光茹感到了一丝欣慰。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喆来了，房子里又开始有人睡懒觉了……”可以想见，张光茹对于冯喆的出现是极其满足的。
然而，一向疑心很重的张光茹，很快就经过其它渠道，得知冯喆调入“峨影”的真正原因。她由残存在内心的一丝爱意，顿时衍变成一种无比的敌视，她首先选择了冷漠来报复丈夫，拒绝与丈夫同居一室。冯喆也曾是这多是向她解释，但毫无效果，万般无奈之下，冯喆只好痛苦地搬进峨影厂的宿舍，开始独自一人地过起夫妻“同居”一地，却不能同住一处的反常生活。
初到峨影期间，冯喆一门心思投入到建厂的各项工作。可是，作为一名演员，无戏可演，才是他的内心感到真正苦闷和烦躁的。双重的压力，常年积郁在他的心头，难以消除。伤感至极，以前从不喝酒的冯喆，开始酗酒，真所谓“情到深处人孤独”。
银幕绝唱，一代明星的最后悲歌
1963年新春，国内经济开始走出窘境。在和并入峨嵋电影厂后，上海天马电影厂首次成立摄制组，打算拍摄长征题材的影片《金沙江畔》，准备第二年用来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摄制组在川西南，并在阿坝马尔康等地进行紧张的实地拍摄。可是，担任主演的北影厂赵联却因身体不适应高山气候，只好退出。傅超武和制片主任迟习道考虑拍片进程，采取“就地取材”，赶回峨影厂搬来了“救兵”冯喆，来扮演的指导员金明。这是，冯喆正在西安参加《桃花扇》的拍摄，接到厂里的指令，冯喆连夜赶回四川进入剧组。金明的形象，是冯喆继电影《胜利重逢》、《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沙漠追匪记》、话剧《英雄的阵地》后，第六次扮演军人角色，且连同《羊城暗哨》中的公安侦察员一起，完整地塑造了我军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公安侦察员等一系列军人的形象。
影片拍摄进度异常顺利，刚一封镜，冯喆又匆忙从四川赶往西安，继续投入到在西影厂拍摄的影片《桃花扇》中，他在片中主演侯朝宗。影片已经接近尾声，正在抓紧抢补冯喆的镜头，演到“情碎桃花扇”的结尾戏时，当王丹凤扮演的李香君愤然撕碎定情之物桃花扇时，此时此地的冯喆，既是剧中人无限的失落、惆怅，也是由此联想到自己家庭生活的不幸，而自然流露出那种真实伤感。
1963年11月，影片全部杀青，冯喆又重新回到了冰冷的现实当中。此时，张光茹的事业红红火火，作为四川成都川剧团的台柱，她忙着一场接一场的赶排新戏。冯喆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仅仅是参与了该厂组建工作和担任了纪录片《人民公社万岁》的解说。此一时，彼一时，冯喆再次感叹命运无常，人生苦短。这之后冯喆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也许是三年自然灾害给他的生活带来的磨难，得了严重的胃病。那个时期，冯喆时常忍饥挨饿，甚至有时还把树叶、树皮和杂面混在一起，权当一顿饭充饥，真是到了穷困潦倒、一败涂地的地步，终于，严重的溃疡病使冯喆倒下了，住进了医院。
一出催人泪下的《桃花扇》，还没有等到在全国公开放映，震撼大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全面引爆。等待冯喆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被戴上“夏衍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黑干将”、“特嫌分子”的大帽子，遭到峨影厂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围攻和批斗。来势汹猛的打击，冯喆猝不及防，1967年底被造反派以“保护”之名关在一个道具间里，失去了自由，身陷囹圄的现实，给了冯喆当头一棒，紧接着，身心和肉体的双重打击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批斗、游街，劈头盖脸的拳打脚踢，似乎让冯喆有些承受不住了，尤其在此时，他更渴望张光茹能够来到身边，迫切地想见到妻子。后来他得知，其实那时张光茹也开始受到冲击，作为“专演才子佳人的旧戏子”，“舞台上的毒草传播人”，她也被强行送进了成都市文艺系统学习班。跟丈夫一样，没完没了的批斗、游街和挨打……
有一天，冯喆打听到张光茹已从学习班回来，他便瞅准空暇时间，匆匆跑到张光茹居住的宿舍，倚着门坎神情凄惶地哀求她说：“光茹，我们两个还是和好嘛！”张光茹竟赌气地把冯喆推出了还没跨进的家门。这一天，冯喆在张光茹宿舍门外，整整蹲了一个通宵没有离开。
一切都令这样一位曾经光彩夺目的当红影星难以接受，并逐渐发展到万念俱灰境地。
但恰恰是这个时候，一位未婚女子却出现在冯喆破屋前。这位女子是当地一所小学的老师，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勒令停止上课，加之那时学校已经全面停课。小学老师曾经也是冯喆影迷，当她听说自己心中的偶像正在遭受危难，便不顾别人的非议，甚至不顾自身的安危，主动接近身处逆境当中的冯喆，并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冯喆在以后一段日子里，经常偷偷地从关押他的道具间跑出来，与那位好心而勇敢的姑娘相见。这种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偷情，肯定不会逃过随时“警惕”的眼睛，不到三个月，事情败露，小学老师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冯喆更是被罪加一等，使其再次历经十八层地狱的身心重创。
哀莫大于心死。冯喆彻底失望了。我们无从真正了解当时的冯喆究竟是怎么想的。但作为一个演员，一个在表演艺术领域颇有造诣的著名演员，此时的内心煎熬，也许是一般人难以体验的他。十多年来，他所曾经经历过的往事，一定会像银幕上的镜头一样，闪回、淡入、清晰、虚化……那些连贯或是不连贯的记忆，一帧帧如电影胶片一样，在他心底的浮现完全可以想象，当一个人从事业上轰轰烈烈的高峰，渐渐沉入事业和生活双重打击之下的深谷。其心情的苦涩是可以想见的。
冯喆把这一切写成书信，希望有机会交给组织，或是交给妻子张光茹。但最后，他还是把那些书信用一把火化作了灰烬，也许，那种苍白无力的字里行间，对冯喆来说实在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时，来势凶猛的“红色风暴”已延伸到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全国开始大办政治学习的“集中营”式的劳教农场，各系统、各部门开始把各单位的所谓“走资派”、“反党分子”、“黑帮分子”、“三名三高”一个不漏地全面搜罗一起。
1969年下半年，江青直接派往四川的亲信和爪牙刘结挺、张西挺所把持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把整个省级文化系统单位的人员，全部赶到著名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所在地——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也就是所谓的“刘文彩庄园”（即“收租院”）去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全班人马一千多人都驻扎在安仁镇中学，冯喆自然被列为“专政对象”的三部分之一——“黑线人物”。
这个学习班每天的主要活动，首先是“天天读”，“天天学”，一尘不变的“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是没完没了的“大批判”，再就是每逢“最高指示”传达下来，而开展的游行、集合、庆祝活动。凡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下达，这些被管制的“专政对象”，就要全体集合，扛着红旗，呼喊口号，敲锣打鼓，扛着领袖像，唱着语录歌，跳着“忠字舞”，浩浩荡荡在安仁镇那条小石子路上，直到把“专政对象”们反复折腾得筋疲力尽了，方才收兵。既便是在深更半夜，只要上面有通知说“最高指示”下达了，造反派们就要把“专政人物”从睡梦中叫醒，匆忙进行整装、集合，然后接其步骤，重演闹剧。这些“专政人物”只能任其摆布。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由冯喆主演的《桃花扇》作为“十大毒草”影片之一，一天被造反派弄到大操场上放映，人们边看电影，边振臂高呼：“打倒冯喆”、“批倒黑线人物黑干将冯喆”、“打倒特嫌分子冯喆”……一声声刺耳的口号，群起回应，震天动地，随后，造反派便把从剧团抄来的戏服，给冯喆强行穿上，再恶作剧般地把一条死蛇，硬是塞进冯喆的嘴里，意为“牛鬼蛇神”，并把他拉到街上对着喇叭，又是一通响彻云天的批斗口号，冯喆的身心再次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打击。
1969年的初夏悄悄地来到，峨影厂“革委会”开始对“重点管制对象”的历史问题和现行表现，正在进行综合定论。所以，令人倍感恐怖的“大逼供”全线铺开，这些“重点管制对象”一个个被单独带走，重新进行提审，令其交待过去所谓的历史问题。
6月2日这天的一大早，天空很阴沉，突然，院里的高音喇叭猛地传出刺耳的声音：“冯喆，你在哪里？赶快回来！如不回来，后果自负……”露天高音喇叭反复广播了十几遍，但四周是中一片沉寂……
第二天下午，造反派把大家全部集中在大草坪上，接着口气生硬地宣布：“冯喆在堆煤的破屋子里，上吊自杀了。他自绝于党和人民，死有余辜。”
冯喆自杀了。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四川省文化系统。6月4日一早，当专政队的来人找到设在龙泉镇市级文化系统学习班的张光茹，把冯喆自杀身亡的噩耗通知她，得知消息的张光茹顿时像傻了一般僵在那里，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生性乐观、豁达的冯喆，怎么突然会在即将被宣布“解放”前夕，轻率地了却自己的生命？
处在精神恍惚中的张光茹，连夜赶往大邑县峨影厂“五·七”干校，冯喆身上裹着一条破旧的毛毯，已经横躺在一辆马车上，她急忙爬上车去，但见冯喆双眼微睁，上身口袋有一根缠了线的尼龙绳。张光茹见到狭小简陋、昏暗阴冷的煤棚上梁上，悬挂的并不是这一根上吊的绳子，而且，凭着直感，冯喆高大的个头与煤棚几乎是一般的高度。
然而，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历史以真实的本来面目，冯喆的死因,从定性的“自杀”中，却出现了几处明显的疑点和破绽：
其一：冯喆在学习班里，性格乐观、开朗，“自杀”之前的当天中午，还坐在井边打完水后，正吃着一大碗面条，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的厌世情绪。突然“自杀”，来势蹊跷；
其二：据见过冯喆遗体的峨影厂的同事说，冯喆决非是上吊“自杀”，因为他表情从容，并不像一般人自缢时，由于窒息带来的痛苦挣扎，造成死后面部变形、舌头或舌尖突出的丑陋表情。后来，冯喆的妹妹冯琳得知二哥的死讯后，从广州赶成都参加冯喆的追悼会，一位同情冯喆的同事，曾悄悄地暗示说：“你哥哥人长得很漂亮，死得也漂亮”；
其三：冯喆在死亡的头天下午，曾被造反派几个头目叫去训话，至此再也没有出现在众人面前。显而易见，冯喆的死因，与这几个造反派头目是否有着某种关系？据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忍不住对冯琳说：他曾亲眼见到冯喆与造反派发生了口头有争执，其中一个造反派头头，举起屋角的一张三条腿的板凳狠狠砸中了后脑勺；
其四：冯喆在死后被伪造成上吊“自杀”现场，是他生前负责给学习班1000多人烧水的开水房的煤堆里。奇怪的是，当天上午，专政队的人在大喇叭里反复广播“寻找冯喆”，却一次也没去过开水房，既然要招人，为什么不直接去找，而要兴师动众地动用有线广播？
其五：专政队通知家属前往办理后事时，只给张光茹半天时间，当天下午就被拖去匆匆火化，即使家属想提请验尸也是不可能的，完全有毁尸灭迹的嫌疑；这一点，用张光茹的一段日记可以得到印证：“可怜一代风流儿死了，竟用旧毛毯裹着遗体，火化时候，连我们母女俩（张光茹后来抱养了弟弟张文彬之女为嗣，取名张小茹）都不准见他最后一面，还扬言要毁掉他骨灰。我想方设法，乔装改扮，晚间悄悄赶到火葬场。幸亏遇到一位好心的工人，（冯喆的影迷）偷偷将冯喆的骨灰拿给了我”。
其六：有人事后对枫林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有人奉专政队之命，前去给冯喆收敛尸体，不经意间，发现冯喆的衣角上写着一句绝笔：“天不收我，人收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天”何所指？“人”又是谁？……
一连串的疑问，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1978年7月13日，峨影厂公开召开冯追悼会，为冯喆公开平反。
如今，已经永远安息在广州烈士陵园的冯喆，如果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多少年的风尘岁月，已随风而逝。1990年张光茹从四川省川剧院退休。步入晚年的张光茹，生活得并不快乐，冯喆去世后，她一直没有再婚，痴迷于自己的川剧艺术。1993年6月28日，张光茹走完了她坎坷而又磨难的63年生命历程。死后，按照遗嘱，张光茹的骨灰分葬于两地，一半葬于宜宾白塔山父母身旁，一半放入成都磨盘山公墓，却没有葬在丈夫冯喆的墓地。
当张光茹的学生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张光茹留下的惟一遗物，就是自己作为缅怀亡夫的一本自编的《笔花诗集》。其中的“忠魂伴君”一首写道：“我悼亡君十八年，此心耿耿意绵绵。君虽逝去我恋君，梦里相逢话苦甜。”诗的直白胸襟，诗的情意交融，足可表明张光茹真挚的情怀。然而，冯喆的生前，却始终领教和接受的，却是她诗中景象和意境的另一面，这样在冯喆死后的迟来表白，实在是太迟了！
对比一下，纯艺术的长鼓舞
相比他的成就最高, 气质演技最好, 资历也最早, 但命运最惨.
王心刚的知名度最高.
当时感觉这台词挺庸俗的，以官位看人。 现在想想，老百姓就是这样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