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人说梦mark 于 2016/6/15 13:54:3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其实文革的本质就是争权夺利。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又不同于一般的夺权政变，只以掌握最高权力为目的，涉及面比较小。毛不光要剥夺刘少奇等人的权力，还要自上而下彻底摧毁刘少奇等人的路线，要对原来的干部队伍进行大换血。毛认为建国17年来，党的干部队伍已经蜕化变质了，非得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才能荡涤腐朽，使党和国家重新回到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上来。这场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的权力大换血，从顶层的中央政治局到最基层的乡村，无一幸免，涉及了几百万干部的前途身家和生死存亡。而被剥夺权力的干部当然也不会坐已待毙，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抗这场史无前例的权力斗争。这种砸烂现有的行政体制，发动群众去夺干部们的权的大革命，毛手里唯一的王牌就是军队。当国家行政体制被彻底砸烂后，就由军队出面进行军事管制。然而在具体施行中，毛唯一依靠的军队却出问题了。因为军队长期驻防在地方，与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在这种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中，一些军队干部也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地方的权力斗争之中。虽然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早就预先设计了军队要担任裁判员和纠察队员的角色任务，但在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部队卷入了群众与干部争权的斗争之中，这恰好是毛最为害怕的。 以浙江为例。文革开始，造反派很自然地将矛头对准了统治浙江十几年的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但江华也不是俯首帖耳任人摆布的善茬，他是毛在井冈山时期亲手培养出来的政工干部，是毛的嫡系，建国初他就奉毛圣旨从东北来到浙江，把华东局内定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挤走而当上了浙江王。他利用暗中支持的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司令员张秀龙，组织起一支保自己的群众组织“红暴派”，以揪文革一开始就投身造反派的省委副书记赖可可为名，在浙江制造出两派造反派争斗不息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着，性质也完全一样，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就是一派是保现有行政领导的，另一派则是要打倒现有行政领导的。而毛夺回权利的中央则是态度鲜明地支持那派要打倒现有行政领导干部的造反派组织的。中央在1967年在各地撤消省委省政府，成立由驻军出马的军管会进行军管，并要求军队坚决支持要打倒原有领导干部的造反派组织，也就是所谓的“支左”。 为了彻底打倒旧浙江省委，中央秘密接江华进京，撤换了省军区的领导龙潜和张秀龙，提拔在支左问题上表现突出的南京军区驻防浙江的两支野战部队，陆20军和空5军的政委南萍和陈励云出任军管会的正副主任。由军队支持的省联总就对红暴派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打击，在全省各地激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尤以偏安一隅的温州地区为烈。温州军分区支持一派，而直属南京军区的当地驻军则支持另一派。驻防洞头的某守备团竟然发展到动用大炮去镇压受军分区支持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打死打伤了数千人，酿成震惊全国的骇人事件！因为影响太过恶劣，南京军区只好用登陆艇将该守备团全部调离洞头，换防江苏。 在杭州，受到新军管会支持的省联总，调动了十几万人围攻红暴派的大本营杭丝联。在这场规模巨大的武斗中双方造反派死伤无数，最后红暴派头头翁森鹤在被俘后表示愿意投降，将红暴派与省联总进行“革命大联合”。 文革的武斗，实际上就是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号召而起来对当权领导干部进行夺权的群众组织，和当权领导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现有权利而组织起来对抗文革大夺权运动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战斗。成千上万被权贵信利用的愚昧百姓相互之间打了个血流成河，到头来却一无所得。从最早的文革急先锋学生红卫兵，在被利用完了后便被放逐到农村和边疆去挖地球去了。之后被利用而卷入夺权大武斗中的工人农民，除了极少部分头头被挑选进入新政权，绝大多数是一无所得，重新回到了原点。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到清算镇压，被打成“516”分子，被枪毙和判刑。 到了1968年，夺权之战终于结束了，浙江成立了革委会。省联总的头头张永生，红暴派的头头翁森鹤，都被结合进了省革委会担任了副主任。像闹剧一般滑稽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体现“三结合”的特色，以前因不满于第一书记江华专横作风而在文革之初就站出来揭发江华罪行的副书记赖可可、第一个站出来响应文化大革命的杭州市长王子达、解放初曾当过几年省长后来长期被江华冷落闲赋的周作人，金华养猪场的老劳模、著名的配种繁殖高手华银凤都被挑选出来担任了副主任之职。王子达还担任了随后成立的杭州市革委会的主任。20军接管了省军区，政委南萍出任省军区政委和省革委会主任，军长熊应棠则担任军区司令员和革委会副主任。空5军政委陈励云出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浙江省革委会常委中，有少量投靠造反派的老干部和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但更多的是军队高级干部。 在省城杭州，权力斗争总算是有了结果，但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如温州，权力斗争还仍旧以武斗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天高皇帝远的温州，文革十年，武斗了十年。1966年文革开始时，像全国各地一样，温州也同时成立了两支群众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和“温联总”。工总司是要造当权派反的，所以被称为左派。温联总则想保护当权派，被称为保守派。两派从文革伊始就武斗不止，一直打到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早期温联总得到温州军分区、省军区独立二师、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和海军东海舰队的暗中支持，一度占居上峰，对工总司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将其逐出了温州城。 在杭州，文革开始后，省军区在龙潜张秀龙主持下，已经出现了分裂，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1967年3月中央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龙潜任主任，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曹思明（舟山要塞政委）、南萍（第二十军政委）、陈励云（空五军政委）为副主任。在支左问题上龙、阮与南、陈意见相左。这年7月25日，在温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火烧五马街”事件。与受温州军分区支持的“温联总”相对的另一派“工总司”放火烧毁了两千多间房屋，并诬陷是“温联总”干的。省军管会派了两团人进驻温州，与温州军分区和“温联总”发生火并，打死了七个解放军战士。当月，中央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龙潜和阮贤榜被撤职，南萍继任主任，陈励云当上副主任，熊应堂当上浙江省军区司令，南萍代军区政委。10月，中央正式免去张秀龙、龙潜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之职，由熊应堂、南萍继任。张、龙二人受到批斗。1967年毛泽东接见南萍时为龙潜说了话，不久龙潜到北京办学习班。 省军区内的两派，一派以独立一师和杭州军分区为代表，坚决支持省联总，要打倒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另一派以独立二师和温州军分区为代表，要保护江华，暗中支持红暴派，并得到了龙潜和阮贤榜的支持。而在驻军中，陆20军和空5军则在两位坚决支持左派的军政委南萍和陈励云的主持下，旗帜鲜明地支持要造浙江省委反、夺省委权的省联总。军队的分裂是造成文革武斗的根本原因。在南陈二人取代龙张二人军管会主任之职后，得到陆20军、空5军和省军区独一师支持的温州造反派组织工总司，便开始向温联总发动大规模的反击。因为有军队暗中给他们发枪，温联总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只好退出温州城。但温州的保守派头头姚国林却不像省城的保守派头头翁森鹤那么软弱好欺，被抓后就举手投降了。姚国林率领温联总的剩余人马，躲进浙闽交界的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坚决不肯与掌权的工总司实行什么“革命大联合”。于是从1968年到1975年，工总司一直没有停止对盘踞山区的温联总进行清剿。 1971年林彪事件后，爆发了文革的第二次全国性的争权夺利之战。省革委会的头头南萍、陈励云和熊应堂被认为是林彪死党而撤职收审。蛰伏山区多年的姚国林率领温总联趁“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回到温州城。工总司的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大头目之一的李文良回家用钓鱼来打发日子。 但“温联总”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特别是党的“十大”以后，工总司”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重新得势，李文良也在陈时松、邓高标等人鼓动下，参加了新的夺权行动。1973年8月，两派又在市区爆发大规模武斗。五马街口打得最是激烈，工总占据五马街口的温州酒家和“五味和”商店，联总占据对面公园路口的新华书店和天津面馆。后来我上城看，只见这四座建筑物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这次武斗和1967年的武斗有所不同的是老百姓没有逃到乡下避难了，胆大的年轻人还在五马街口的枪林弹雨下，砸开“五味和”商店旁的小店进行抢劫。 另一个特点是，此次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及社会闲杂人员。 由于工总司在政治上得到“四人帮”强有力的支持，“温联总”在政治上完全失势，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 时间到了1974年，全国上下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浙江更是热闹，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老权贵谭启龙、铁瑛把革委会里的常委，原杭州运输段的车工，原红暴派的大头目之一的方剑文成功地拉入了自己的阵营,还提拔他做了副主任。在省革委会中，老权贵与新权贵泾渭分明、矛盾尖锐、纷争不断。省联总的头头，现革委会的副主任张永生，原来是浙江美院版画系的一个学生，文革初以“白卷英雄”出名，继而成为造反派领袖而名噪一时。他曾受到江青的青睐，欲选他为女婿，委托张春桥代为考察。谁知张春桥把他叫到上海面谈后却认为他太过自负、目中无人，难成大事，一下子就将他否定了。虽然没做成附马爷，但张永生与江青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他是浙江省革委会中唯一一个能够直接面见江青的人。也许是恃着江青的恩宠和对张春桥不欣赏自己的怨恨，张永生对上海帮的那些人，如徐景贤等有点不屑一顾。新权贵内部也发生了分裂，方剑文投靠了旧权贵系，而原来省联总的头头郭志松（原浙建公司生产队长）、贺贤春（原杭州通用机器厂技术员)与红暴派的原头头翁森鹤走到了一起。他们都是工人出身，与上海帮的王洪文、徐景贤等有种天生的亲近感，很快就投靠到了上海帮的门下。因为在浙江，旧权贵的势力已经大过新权贵了，于是感到生存危机的翁森鹤等人便在上海帮的支持下，在杭州南郊钱塘江边的屏风山工人疗养院召开夺权秘密大会，被称为“山上派”。之后在王洪文的支持下，于2月22日在杭州公开成立了新权贵自己的武装：杭州民兵指挥部，还出任了总指挥一职，副总指挥则由郭志松、贺贤春和张永生担任。 但旧权贵集团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就在翁森鹤等人的杭州民兵指挥部成立的第二天，谭启龙、铁瑛等人便针锋相对地在杭州成立了浙江省民兵指挥部，由方剑文出任总指挥，并组织大批对翁、郭等人不满的群众组成“山下派”，处处与新权贵们对着干。于是平息不过几年的杭州再次被卷入权力之争的武斗之中。 张永生因为瞧不起上海帮，对翁森鹤等人积极投靠上海帮并不热衷，虽然也参加了山上派，却被冷落了，成了个孤宾寡人。5月26日，他到浙大演讲，被一群所谓的“山下派”阻拦围攻，打掉了眼镜。他的秘书和司机见势不妙，开着上海牌轿车管自跑了。张永生仓皇逃跑至农田，又遭农民和追来的“山下派”群众一顿饱殴，还要他签字保证下回再不敢来了，并勒令他走回去不准坐11路公共汽车！他的秘书到浙大附中打电话求援，被人扔进了池塘。还是王洪文闻迅后将张永生接到北京治疗，并责成新成立的浙江省委严厉处理打人者。 正是省城的这种政治形势，让蜷缩在山区的姚国林嗅到了翻盘的机会。他立即蠢蠢欲动起来，率领温联总下山，开始有计划地抢夺民兵和部队的枪械，为打回温州城作好准备。姚国林抢枪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刚出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雷霆大怒，他亲自下令将姚国林定性为“土匪”，并连下三道命令，责成浙江省军区立即派部队南下温州捉拿姚国林并收缴枪械。 但1973年南萍下台后，中央委派老干部谭启龙继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原舟嵊要塞政委铁瑛被上调到省城杭州协助他工作，出任省军区政委。在林彪事件后的全党权力大洗牌中，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新权贵与被挑选留用的老权贵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尤其是邓小平被毛泽东重新起用后，这种新旧权贵间的权力争斗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舟嵊要塞在文革之初就是公开支持温联总的势力之一，而来自舟嵊要塞的铁英掌管省军区后，对王洪文要求捉拿姚国林的命令是有抵触的，所以由省军区副司令员钟国楚带领的进剿部队，磨磨叽叽就是进不了温州。望眼欲穿的温州工总司，左等右等也等不到王副主席派来的部队，而姚国林武装的温联总的反扑则迫在眉睫，只好向杭州民兵指挥部求助。在翁森鹤、郭志松等人的面授机宜后，当权的“工总司”也学习上海杭州的经验，筹划成立了温州民兵指挥部。 而温州民兵指挥部的洞头分指挥部，就因为与当地驻军南京军区第26守备团发生冲突，而遭到了军队的武力镇压。 在王洪文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干预下，镇压洞头民兵指挥部的26团被调离了浙江，新调来的部队不敢再磨蹭了，抓紧了缉捕姚国林的步署。那段时间温州城乡的广播里天天播放着刚刚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发问：“姚国林抓到了没有？”当时温州主要街头设有剿匪快讯专栏，每天报道追捕姚国林进展。姚国林曾经北蹿逃进北雁荡山，南下逃往洞头岛，中央怕他乘船逃往台湾，加强了海军在东海洋面上的巡逻。当时如有台湾接应，姚国林可能会逃出大陆。最后姚国林 在温州藤桥山区被围数日，亲信打散，在一户人家的谷仓里被抓捕。 然后温总司实际上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的暗中支持，他同时也是浙江旧权贵集团的幕后靠山，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旧权贵。所以温联总的头头姚国林虽然被抓了，但底下的成员反而更加嚣张，组织了几百人浩浩荡荡来到省城杭州，先是到省府大楼静坐请愿，要求省委释放姚国林。后来又强行占领了人民招待所、省革委会招待所（原大华饭店）及其它一些招待所，与杭州民兵指挥部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剧烈的武斗一直持续到三月中旬。姚国林的“温联总”受到谭启龙、铁瑛为首的浙江省委的暗中支持，而投身上海帮的翁、张、贺则组织杭州民兵进行坚决镇压。省城杭州卷入了杭州民兵指挥部与浙江民兵指挥部的血腥武斗之中。到8月，山上派和山下派更是大打出手，相互抓人，造成东方红丝织厂（都锦生）等工厂纷纷停工停产。3月17日，杭钢的群众组织因不满杭州民兵乱抓人而与民兵打了起来，冲到杭州城里砸了饭店，抢夺商场并捣毁了设于众安桥浙江日报馆内的杭州民兵指挥部！翁森鹤等人组织了十二卡车的民兵包围了西至湖滨街庆春路，南至人民大会堂，北至延安路浙江饭店范围内的群众，不问男女老少通通抓了起来。被抓者先挨铁棍然后扔上卡车带到浙江日报馆内，罚跪“坐沙发”并挨打，然后给受伤者发伤筋膏药和纱布及四个大肉包子，于次日释放。其中无辜者甚多。而到了8月份，新旧权贵的两支民兵武装更是大打出手，相互抓人，造成东方红丝织厂（都锦生）等工厂纷纷停工停产。8月29日，在杭钢发生了因两派抓人而焚毁杭钢俱乐部的“杭钢事件”。 浙江的武斗一直持续到1975年。在毛泽东进行十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过程中，驻防浙江的20军与驻防河南的第1军进行了对调。以谭启龙、铁瑛为首的旧权贵抓住深深介入浙江权力角逐，而与浙江新旧权贵有着千丝万缕利害关系的20军离开杭州的好机会，对新权贵下手了！ 浙江新权贵中的翁森鹤，因为投靠上海帮，受到了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格外器重。他成立杭州民兵指挥部，与上海民兵指挥部遥相呼应，已成为旧权贵的眼中钉肉中剌，必欲除去他而后快！翁森鹤掌握了强大的民兵武装，既能得到上海方面的帮助声援，在中央又有王洪文的鼎力支持，而谭铁等人组织的浙江民兵指挥部，在规模和战斗力方面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翁森鹤在杭州的势力简直是如日中天。翁森鹤为了培养民兵指挥部的骨干，在三台山以杭州民兵指挥部的名义办了一所“杭州工人业余政治学校”，并为学校配置了一些供学员军事训练之用的轻武器。此事被谭启龙等人侦知后，便将其上纲上线，诬陷翁森鹤瞒着省委秘密组织非法武装，阴谋发动武装叛乱。旧权贵派原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新省委副书记谢正浩跑到刚调来不久的第一军，以省委省军区的名义向一军借了军部警卫团，于7月11日深夜突然包围了三台山的工人政治学校，拘捕了在校的全体老师和学员，并搜出了若干支手枪和半自动步枪，据此而以武装叛乱的罪名抓捕了翁森鹤。 谭启龙和铁瑛等旧权贵只把事件局限于三台山的杭州工人业余政治学校私藏枪支上，并没有去触及杭州民兵指挥部，所以民兵指挥部的其他几个头头郭志松、贺贤春、张永生等都没有事。 但谭启龙铁瑛等人抓捕翁森鹤的事，还是震动中央，王洪文与纪登奎专门到杭州调查。因为谭铁等旧权贵竭力将翁森鹤的事情局限于他个人的行为，而且工人学校里也的确搜出了枪支，加上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越来越白热化，王洪文等人也没有精力过于关注翁森鹤的事情，于是翁森鹤的事情便被挂了起来。 翁森鹤中了暗枪后，新权贵集团在浙江的锐气大减，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到了次年毛泽东逝世后，新接班人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浙江的新权贵们便一一受到了清算：张永生、翁森鹤被公审判了无期，温州“工总司”的头头们也相继被捕，稍作审讯后或被判刑或被处决。陈进春被枪决，陈时松被判20年徒刑，李文良被判5年徒刑，黄国光、邓高标、杜步康等都被判刑。
痴人说梦mark 于 2016/6/15 13:54:3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其实文革的本质就是争权夺利。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又不同于一般的夺权政变，只以掌握最高权力为目的，涉及面比较小。毛不光要剥夺刘少奇等人的权力，还要自上而下彻底摧毁刘少奇等人的路线，要对原来的干部队伍进行大换血。毛认为建国17年来，党的干部队伍已经蜕化变质了，非得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才能荡涤腐朽，使党和国家重新回到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上来。这场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的权力大换血，从顶层的中央政治局到最基层的乡村，无一幸免，涉及了几百万干部的前途身家和生死存亡。而被剥夺权力的干部当然也不会坐已待毙，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抗这场史无前例的权力斗争。这种砸烂现有的行政体制，发动群众去夺干部们的权的大革命，毛手里唯一的王牌就是军队。当国家行政体制被彻底砸烂后，就由军队出面进行军事管制。然而在具体施行中，毛唯一依靠的军队却出问题了。因为军队长期驻防在地方，与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在这种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中，一些军队干部也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地方的权力斗争之中。虽然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早就预先设计了军队要担任裁判员和纠察队员的角色任务，但在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部队卷入了群众与干部争权的斗争之中，这恰好是毛最为害怕的。
以浙江为例。文革开始，造反派很自然地将矛头对准了统治浙江十几年的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但江华也不是俯首帖耳任人摆布的善茬，他是毛在井冈山时期亲手培养出来的政工干部，是毛的嫡系，建国初他就奉毛圣旨从东北来到浙江，把华东局内定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挤走而当上了浙江王。他利用暗中支持的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司令员张秀龙，组织起一支保自己的群众组织“红暴派”，以揪文革一开始就投身造反派的省委副书记赖可可为名，在浙江制造出两派造反派争斗不息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着，性质也完全一样，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就是一派是保现有行政领导的，另一派则是要打倒现有行政领导的。而毛夺回权利的中央则是态度鲜明地支持那派要打倒现有行政领导干部的造反派组织的。中央在1967年在各地撤消省委省政府，成立由驻军出马的军管会进行军管，并要求军队坚决支持要打倒原有领导干部的造反派组织，也就是所谓的“支左”。
为了彻底打倒旧浙江省委，中央秘密接江华进京，撤换了省军区的领导龙潜和张秀龙，提拔在支左问题上表现突出的南京军区驻防浙江的两支野战部队，陆20军和空5军的政委南萍和陈励云出任军管会的正副主任。由军队支持的省联总就对红暴派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打击，在全省各地激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尤以偏安一隅的温州地区为烈。温州军分区支持一派，而直属南京军区的当地驻军则支持另一派。驻防洞头的某守备团竟然发展到动用大炮去镇压受军分区支持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打死打伤了数千人，酿成震惊全国的骇人事件！因为影响太过恶劣，南京军区只好用登陆艇将该守备团全部调离洞头，换防江苏。
在杭州，受到新军管会支持的省联总，调动了十几万人围攻红暴派的大本营杭丝联。在这场规模巨大的武斗中双方造反派死伤无数，最后红暴派头头翁森鹤在被俘后表示愿意投降，将红暴派与省联总进行“革命大联合”。
文革的武斗，实际上就是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号召而起来对当权领导干部进行夺权的群众组织，和当权领导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现有权利而组织起来对抗文革大夺权运动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战斗。成千上万被权贵信利用的愚昧百姓相互之间打了个血流成河，到头来却一无所得。从最早的文革急先锋学生红卫兵，在被利用完了后便被放逐到农村和边疆去挖地球去了。之后被利用而卷入夺权大武斗中的工人农民，除了极少部分头头被挑选进入新政权，绝大多数是一无所得，重新回到了原点。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到清算镇压，被打成“516”分子，被枪毙和判刑。
到了1968年，夺权之战终于结束了，浙江成立了革委会。省联总的头头张永生，红暴派的头头翁森鹤，都被结合进了省革委会担任了副主任。像闹剧一般滑稽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体现“三结合”的特色，以前因不满于第一书记江华专横作风而在文革之初就站出来揭发江华罪行的副书记赖可可、第一个站出来响应文化大革命的杭州市长王子达、解放初曾当过几年省长后来长期被江华冷落闲赋的周作人，金华养猪场的老劳模、著名的配种繁殖高手华银凤都被挑选出来担任了副主任之职。王子达还担任了随后成立的杭州市革委会的主任。20军接管了省军区，政委南萍出任省军区政委和省革委会主任，军长熊应棠则担任军区司令员和革委会副主任。空5军政委陈励云出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浙江省革委会常委中，有少量投靠造反派的老干部和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但更多的是军队高级干部。
在省城杭州，权力斗争总算是有了结果，但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如温州，权力斗争还仍旧以武斗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天高皇帝远的温州，文革十年，武斗了十年。1966年文革开始时，像全国各地一样，温州也同时成立了两支群众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和“温联总”。工总司是要造当权派反的，所以被称为左派。温联总则想保护当权派，被称为保守派。两派从文革伊始就武斗不止，一直打到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早期温联总得到温州军分区、省军区独立二师、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和海军东海舰队的暗中支持，一度占居上峰，对工总司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将其逐出了温州城。
在杭州，文革开始后，省军区在龙潜张秀龙主持下，已经出现了分裂，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1967年3月中央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龙潜任主任，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曹思明（舟山要塞政委）、南萍（第二十军政委）、陈励云（空五军政委）为副主任。在支左问题上龙、阮与南、陈意见相左。这年7月25日，在温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火烧五马街”事件。与受温州军分区支持的“温联总”相对的另一派“工总司”放火烧毁了两千多间房屋，并诬陷是“温联总”干的。省军管会派了两团人进驻温州，与温州军分区和“温联总”发生火并，打死了七个解放军战士。当月，中央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龙潜和阮贤榜被撤职，南萍继任主任，陈励云当上副主任，熊应堂当上浙江省军区司令，南萍代军区政委。10月，中央正式免去张秀龙、龙潜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之职，由熊应堂、南萍继任。张、龙二人受到批斗。1967年毛泽东接见南萍时为龙潜说了话，不久龙潜到北京办学习班。
省军区内的两派，一派以独立一师和杭州军分区为代表，坚决支持省联总，要打倒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另一派以独立二师和温州军分区为代表，要保护江华，暗中支持红暴派，并得到了龙潜和阮贤榜的支持。而在驻军中，陆20军和空5军则在两位坚决支持左派的军政委南萍和陈励云的主持下，旗帜鲜明地支持要造浙江省委反、夺省委权的省联总。军队的分裂是造成文革武斗的根本原因。在南陈二人取代龙张二人军管会主任之职后，得到陆20军、空5军和省军区独一师支持的温州造反派组织工总司，便开始向温联总发动大规模的反击。因为有军队暗中给他们发枪，温联总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只好退出温州城。但温州的保守派头头姚国林却不像省城的保守派头头翁森鹤那么软弱好欺，被抓后就举手投降了。姚国林率领温联总的剩余人马，躲进浙闽交界的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坚决不肯与掌权的工总司实行什么“革命大联合”。于是从1968年到1975年，工总司一直没有停止对盘踞山区的温联总进行清剿。
1971年林彪事件后，爆发了文革的第二次全国性的争权夺利之战。省革委会的头头南萍、陈励云和熊应堂被认为是林彪死党而撤职收审。蛰伏山区多年的姚国林率领温总联趁“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回到温州城。工总司的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大头目之一的李文良回家用钓鱼来打发日子。
但“温联总”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特别是党的“十大”以后，工总司”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重新得势，李文良也在陈时松、邓高标等人鼓动下，参加了新的夺权行动。1973年8月，两派又在市区爆发大规模武斗。五马街口打得最是激烈，工总占据五马街口的温州酒家和“五味和”商店，联总占据对面公园路口的新华书店和天津面馆。后来我上城看，只见这四座建筑物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这次武斗和1967年的武斗有所不同的是老百姓没有逃到乡下避难了，胆大的年轻人还在五马街口的枪林弹雨下，砸开“五味和”商店旁的小店进行抢劫。
另一个特点是，此次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及社会闲杂人员。
由于工总司在政治上得到“四人帮”强有力的支持，“温联总”在政治上完全失势，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
时间到了1974年，全国上下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浙江更是热闹，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老权贵谭启龙、铁瑛把革委会里的常委，原杭州运输段的车工，原红暴派的大头目之一的方剑文成功地拉入了自己的阵营,还提拔他做了副主任。在省革委会中，老权贵与新权贵泾渭分明、矛盾尖锐、纷争不断。省联总的头头，现革委会的副主任张永生，原来是浙江美院版画系的一个学生，文革初以“白卷英雄”出名，继而成为造反派领袖而名噪一时。他曾受到江青的青睐，欲选他为女婿，委托张春桥代为考察。谁知张春桥把他叫到上海面谈后却认为他太过自负、目中无人，难成大事，一下子就将他否定了。虽然没做成附马爷，但张永生与江青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他是浙江省革委会中唯一一个能够直接面见江青的人。也许是恃着江青的恩宠和对张春桥不欣赏自己的怨恨，张永生对上海帮的那些人，如徐景贤等有点不屑一顾。新权贵内部也发生了分裂，方剑文投靠了旧权贵系，而原来省联总的头头郭志松（原浙建公司生产队长）、贺贤春（原杭州通用机器厂技术员)与红暴派的原头头翁森鹤走到了一起。他们都是工人出身，与上海帮的王洪文、徐景贤等有种天生的亲近感，很快就投靠到了上海帮的门下。因为在浙江，旧权贵的势力已经大过新权贵了，于是感到生存危机的翁森鹤等人便在上海帮的支持下，在杭州南郊钱塘江边的屏风山工人疗养院召开夺权秘密大会，被称为“山上派”。之后在王洪文的支持下，于2月22日在杭州公开成立了新权贵自己的武装：杭州民兵指挥部，还出任了总指挥一职，副总指挥则由郭志松、贺贤春和张永生担任。
但旧权贵集团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就在翁森鹤等人的杭州民兵指挥部成立的第二天，谭启龙、铁瑛等人便针锋相对地在杭州成立了浙江省民兵指挥部，由方剑文出任总指挥，并组织大批对翁、郭等人不满的群众组成“山下派”，处处与新权贵们对着干。于是平息不过几年的杭州再次被卷入权力之争的武斗之中。
张永生因为瞧不起上海帮，对翁森鹤等人积极投靠上海帮并不热衷，虽然也参加了山上派，却被冷落了，成了个孤宾寡人。5月26日，他到浙大演讲，被一群所谓的“山下派”阻拦围攻，打掉了眼镜。他的秘书和司机见势不妙，开着上海牌轿车管自跑了。张永生仓皇逃跑至农田，又遭农民和追来的“山下派”群众一顿饱殴，还要他签字保证下回再不敢来了，并勒令他走回去不准坐11路公共汽车！他的秘书到浙大附中打电话求援，被人扔进了池塘。还是王洪文闻迅后将张永生接到北京治疗，并责成新成立的浙江省委严厉处理打人者。
正是省城的这种政治形势，让蜷缩在山区的姚国林嗅到了翻盘的机会。他立即蠢蠢欲动起来，率领温联总下山，开始有计划地抢夺民兵和部队的枪械，为打回温州城作好准备。姚国林抢枪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刚出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雷霆大怒，他亲自下令将姚国林定性为“土匪”，并连下三道命令，责成浙江省军区立即派部队南下温州捉拿姚国林并收缴枪械。
但1973年南萍下台后，中央委派老干部谭启龙继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原舟嵊要塞政委铁瑛被上调到省城杭州协助他工作，出任省军区政委。在林彪事件后的全党权力大洗牌中，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新权贵与被挑选留用的老权贵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尤其是邓小平被毛泽东重新起用后，这种新旧权贵间的权力争斗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舟嵊要塞在文革之初就是公开支持温联总的势力之一，而来自舟嵊要塞的铁英掌管省军区后，对王洪文要求捉拿姚国林的命令是有抵触的，所以由省军区副司令员钟国楚带领的进剿部队，磨磨叽叽就是进不了温州。望眼欲穿的温州工总司，左等右等也等不到王副主席派来的部队，而姚国林武装的温联总的反扑则迫在眉睫，只好向杭州民兵指挥部求助。在翁森鹤、郭志松等人的面授机宜后，当权的“工总司”也学习上海杭州的经验，筹划成立了温州民兵指挥部。
而温州民兵指挥部的洞头分指挥部，就因为与当地驻军南京军区第26守备团发生冲突，而遭到了军队的武力镇压。
在王洪文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干预下，镇压洞头民兵指挥部的26团被调离了浙江，新调来的部队不敢再磨蹭了，抓紧了缉捕姚国林的步署。那段时间温州城乡的广播里天天播放着刚刚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发问：“姚国林抓到了没有？”当时温州主要街头设有剿匪快讯专栏，每天报道追捕姚国林进展。姚国林曾经北蹿逃进北雁荡山，南下逃往洞头岛，中央怕他乘船逃往台湾，加强了海军在东海洋面上的巡逻。当时如有台湾接应，姚国林可能会逃出大陆。最后姚国林
在温州藤桥山区被围数日，亲信打散，在一户人家的谷仓里被抓捕。
然后温总司实际上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的暗中支持，他同时也是浙江旧权贵集团的幕后靠山，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旧权贵。所以温联总的头头姚国林虽然被抓了，但底下的成员反而更加嚣张，组织了几百人浩浩荡荡来到省城杭州，先是到省府大楼静坐请愿，要求省委释放姚国林。后来又强行占领了人民招待所、省革委会招待所（原大华饭店）及其它一些招待所，与杭州民兵指挥部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剧烈的武斗一直持续到三月中旬。姚国林的“温联总”受到谭启龙、铁瑛为首的浙江省委的暗中支持，而投身上海帮的翁、张、贺则组织杭州民兵进行坚决镇压。省城杭州卷入了杭州民兵指挥部与浙江民兵指挥部的血腥武斗之中。到8月，山上派和山下派更是大打出手，相互抓人，造成东方红丝织厂（都锦生）等工厂纷纷停工停产。3月17日，杭钢的群众组织因不满杭州民兵乱抓人而与民兵打了起来，冲到杭州城里砸了饭店，抢夺商场并捣毁了设于众安桥浙江日报馆内的杭州民兵指挥部！翁森鹤等人组织了十二卡车的民兵包围了西至湖滨街庆春路，南至人民大会堂，北至延安路浙江饭店范围内的群众，不问男女老少通通抓了起来。被抓者先挨铁棍然后扔上卡车带到浙江日报馆内，罚跪“坐沙发”并挨打，然后给受伤者发伤筋膏药和纱布及四个大肉包子，于次日释放。其中无辜者甚多。而到了8月份，新旧权贵的两支民兵武装更是大打出手，相互抓人，造成东方红丝织厂（都锦生）等工厂纷纷停工停产。8月29日，在杭钢发生了因两派抓人而焚毁杭钢俱乐部的“杭钢事件”。
浙江的武斗一直持续到1975年。在毛泽东进行十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过程中，驻防浙江的20军与驻防河南的第1军进行了对调。以谭启龙、铁瑛为首的旧权贵抓住深深介入浙江权力角逐，而与浙江新旧权贵有着千丝万缕利害关系的20军离开杭州的好机会，对新权贵下手了！
浙江新权贵中的翁森鹤，因为投靠上海帮，受到了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格外器重。他成立杭州民兵指挥部，与上海民兵指挥部遥相呼应，已成为旧权贵的眼中钉肉中剌，必欲除去他而后快！翁森鹤掌握了强大的民兵武装，既能得到上海方面的帮助声援，在中央又有王洪文的鼎力支持，而谭铁等人组织的浙江民兵指挥部，在规模和战斗力方面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翁森鹤在杭州的势力简直是如日中天。翁森鹤为了培养民兵指挥部的骨干，在三台山以杭州民兵指挥部的名义办了一所“杭州工人业余政治学校”，并为学校配置了一些供学员军事训练之用的轻武器。此事被谭启龙等人侦知后，便将其上纲上线，诬陷翁森鹤瞒着省委秘密组织非法武装，阴谋发动武装叛乱。旧权贵派原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新省委副书记谢正浩跑到刚调来不久的第一军，以省委省军区的名义向一军借了军部警卫团，于7月11日深夜突然包围了三台山的工人政治学校，拘捕了在校的全体老师和学员，并搜出了若干支手枪和半自动步枪，据此而以武装叛乱的罪名抓捕了翁森鹤。
谭启龙和铁瑛等旧权贵只把事件局限于三台山的杭州工人业余政治学校私藏枪支上，并没有去触及杭州民兵指挥部，所以民兵指挥部的其他几个头头郭志松、贺贤春、张永生等都没有事。
但谭启龙铁瑛等人抓捕翁森鹤的事，还是震动中央，王洪文与纪登奎专门到杭州调查。因为谭铁等旧权贵竭力将翁森鹤的事情局限于他个人的行为，而且工人学校里也的确搜出了枪支，加上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越来越白热化，王洪文等人也没有精力过于关注翁森鹤的事情，于是翁森鹤的事情便被挂了起来。
翁森鹤中了暗枪后，新权贵集团在浙江的锐气大减，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到了次年毛泽东逝世后，新接班人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浙江的新权贵们便一一受到了清算：张永生、翁森鹤被公审判了无期，温州“工总司”的头头们也相继被捕，稍作审讯后或被判刑或被处决。陈进春被枪决，陈时松被判20年徒刑，李文良被判5年徒刑，黄国光、邓高标、杜步康等都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