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曾在校园里逛了一圈，迷路了，找不到原来熟悉的小道和教室。到处都是楼房和人，从前通透惬意的安静读书环境已经是昨日的秋水伊人。离开时带走的是一片惆怅。
最近，有报道说我读书时曾经住过几年的宿舍被列为市的传统风貌建筑。上网看了看，几十年过去了，好像变化不大，只是朝北的那边原来的篮球场和小礼堂，现在让别的楼房和停车场给占了。可是这幢楼好歹是硕果仅存的几幢能唤起我们回忆的建筑，记得有一次为了改善居住的条件还捣腾了一场小风波，我们班男生宿舍也因此“奢侈”了一把。
当年读书时住的宿舍基本是按专业安排的，一般都是每间房八人四张上下铺的床，挺挤的。我们班20多个男生，有三间。其中有一间在长廊的最东面，比较小且因只有三个面东的窗户，因此只住六人。别的房虽说有两扇南窗，房里八人加桌椅，外地来的同学行李多，周围都塞得没什么多余的空间。
在亚热带，伟大的太阳能尽情地挥洒它对唯一有生命行星的偏爱，特别是夏季，让它晒着可是毫无诗意可言的。估计，创造出那道广东名菜“烤乳猪”的灵感多半与此情景有关。因在太阳下，那实在叫”烤“比叫”晒“更合适。夜里，在30多摄氏度，加上湿度高达80%的天气里睡觉，那可是有点档次的技术活。通常先得去冲个痛快的凉水澡，然后给宿舍里发烫的地面重重地洒上水，再抡起葵扇，就是像齐天大圣的大嫂秘藏的那种扇子，猛摇一阵，才能入睡。幸亏那岁数不知道失眠为何物，一觉到天亮后，那凉席上常能看到一个被汗浸透的人形。那时别说空调，连电风扇都是奢侈品。记得要是运气好家里有侨汇，存到一定数量的侨汇券才能到友谊商店里花上一两百块买到一台。
这又挤又热的环境让人有图变之意。
一年之后，机会来了。隔壁有毕业班的房间腾出来了，准备给新生住。可是如何多占一间房还要名正言顺，也就是合法地占领，是有讲究的。学校的宿舍不是谁想搬进去就可以搬进去的。
计划经济时代，一萝卜一个坑什么都按“组织”的安排早就定下来了。像我们学生入学时就是按四年以后的需求定下来的，包括专业和人数。所以那时高考过了分数线后，上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是一门颇为深奥的对策运筹学，多半要花点心思建立一个将来可能的选择矩阵，平衡优劣才能最后定下来。比方说那时部属院校是要比市属院校要高一档次的，但毕业有全国和市内的分配的不同，所以为了将来不离开广州，高分的考生宁可报考市属院校也不往高档部属院校里奔。因为那时一旦“组织”在毕业时把你发落出去，基本上就要在某个地方，某个机构，一辈子从事某种工作。
虽说在文革后，人们对那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组织”已经失去了认同感，但那仍然是个难以抗拒的体系，我们以后的一生的命运都捏在“组织”的手里，等闲人是不敢随便造次。比如这种非分的想弄多一间宿舍的想法就是公然向“组织”叫板，谁想试试，不用等到秋后，那笔账就能算得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可是我们班里有不怕秋后算账的，那就是几个来自港澳的同窗，他们都是要特加呵护的“统战对象”，毕竟“统战”是很有来头的国家大政。而且那时不单没有“国安法”，连“基本法”都没有问世。“组织”的法力还施展不到香港同胞身上。党和国家领导每天还忙着给同胞们发“马照跑，舞照跳”的定心丸。
老人家当年有一精辟的论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可见这“统战”的地位之尊。我们多年受他老人家的思想熏陶，也讲究活学活用，分析一下，这“法宝”既然可以用于夺取政权，那用来改善一下我们局促的空间未尝不可。
世人和神仙的德行都一样，君不见孙行者盗得金角和银角大王的法宝后，他老哥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试一试。我们也一样，领悟到老人家的思想精髓以后，就有点技痒，权当就是牛刀小试的革命实践吧。
我们认定了“组织”法力是没法施展到港澳学生的身上的，他们也不像国内同学那样有诸多一辈子生活在体制中的顾忌和约束。而且因为“统战”的关系，组织对他们会很通融照顾的。再说在那个环境里，先造成事实让人认可比费唇舌让人认可你的需求更有可行性。
于是，按预定的计划，几个来自港澳的同学先搬进了隔壁一空房子，接着几个国内的同学也很“无辜”地被“蒙蔽”着跟着搬了进去。骤然得一豁亮空间，挺高兴的，几个平时挺懒的居然还捎带把“新居”打扫干净。不过，这是一个没有通知官方，当然也没有官方认可的行动。
我周末回家，星期天夜里回校。那时的信息载体是面对面的语言，而不是手机，微信，网络之类的工具。只是回来听班里同学报道好像事闹大了。
因非法占房而来的问罪之师的阵容不小，至少我听到的名字有学院的院长，系主任，教授，学生秘书，班的辅导员。像原先估计的一样，领导们很有风度地，委婉地谴责这种非组织行为，并且话中有话地敲打其中的国内的同学，当然就包括提示将来的毕业分配时会有的某种影响。结果这几个哥们很技巧地说他们是不了解内情地跟着搬，顺带投诉那间像蒸笼一样的东房也确实令人生畏，建议让不同的专业去轮着住一下。领头的香港同窗也出来扛事了，说老房里挤得行李箱都要摆到床尾没法伸脚，有一人还因条件艰苦而得了病。几个回合下来，领导松了口，在另一楼里安排了一房给三个香港学生。我们原来的居住空间松动了，那个一晚上热得能蒸一屉唐僧肉的东房只安排住四人。我搬了进去，住了两年。后来我们根据热力学的转导和辐射原理做了一点可以降温的改善，不过那是后话了。
这结果皆大欢喜，大家都找到台阶。这场房事风波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也幸亏那时的人想像力还没有面向世界的宏大气概，不像现在凡是组织不喜欢的事皆可归咎于“境外势力” 或“阴谋”，还捎上个“虽远必诛”的特色礼品。
改变处境，化解难堪还是需要一点智慧的，不是吗？
备注：写完了，有校友提醒，图一照片中的宿舍是和我们宿舍结构相同，但我们学院的宿舍是坐落在另一院子里，好像还没拆。奇怪，风貌建筑的牌没挂上我们的老宿舍，厚此薄彼。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扯，，归根结底就一条，黑！
这哥们还是个国务院参事，体制内的
我们当年最初房不够，两个班里14个女生住进一个上下床的通铺间，每天清晨叮叮咣咣的洗脸盆、漱口杯碰撞的声音就成了起床铃
后来进入了新宿舍的6人间。经历了校园杀人事件，弄得女生楼惊恐四起～～ 隔壁男生楼私用电炉，把整幢宿舍楼都变黑灯瞎火，随后就听见两楼男女生摸黑互喊表白，也不知会不会张冠李戴。。。忽然感叹，当年的宿管大婶和大爷真为我们操碎了心……
前些年曾在校园里逛了一圈，迷路了，找不到原来熟悉的小道和教室。到处都是楼房和人，从前通透惬意的安静读书环境已经是昨日的秋水伊人。离开时带走的是一片惆怅。
最近，有报道说我读书时曾经住过几年的宿舍被列为市的传统风貌建筑。上网看了看，几十年过去了，好像变化不大，只是朝北的那边原来的篮球场和小礼堂，现在让别的楼房和停车场给占了。可是这幢楼好歹是硕果仅存的几幢能唤起我们回忆的建筑，记得有一次为了改善居住的条件还捣腾了一场小风波，我们班男生宿舍也因此“奢侈”了一把。
当年读书时住的宿舍基本是按专业安排的，一般都是每间房八人四张上下铺的床，挺挤的。我们班20多个男生，有三间。其中有一间在长廊的最东面，比较小且因只有三个面东的窗户，因此只住六人。别的房虽说有两扇南窗，房里八人加桌椅，外地来的同学行李多，周围都塞得没什么多余的空间。
在亚热带，伟大的太阳能尽情地挥洒它对唯一有生命行星的偏爱，特别是夏季，让它晒着可是毫无诗意可言的。估计，创造出那道广东名菜“烤乳猪”的灵感多半与此情景有关。因在太阳下，那实在叫”烤“比叫”晒“更合适。夜里，在30多摄氏度，加上湿度高达80%的天气里睡觉，那可是有点档次的技术活。通常先得去冲个痛快的凉水澡，然后给宿舍里发烫的地面重重地洒上水，再抡起葵扇，就是像齐天大圣的大嫂秘藏的那种扇子，猛摇一阵，才能入睡。幸亏那岁数不知道失眠为何物，一觉到天亮后，那凉席上常能看到一个被汗浸透的人形。那时别说空调，连电风扇都是奢侈品。记得要是运气好家里有侨汇，存到一定数量的侨汇券才能到友谊商店里花上一两百块买到一台。
这又挤又热的环境让人有图变之意。
一年之后，机会来了。隔壁有毕业班的房间腾出来了，准备给新生住。可是如何多占一间房还要名正言顺，也就是合法地占领，是有讲究的。学校的宿舍不是谁想搬进去就可以搬进去的。
计划经济时代，一萝卜一个坑什么都按“组织”的安排早就定下来了。像我们学生入学时就是按四年以后的需求定下来的，包括专业和人数。所以那时高考过了分数线后，上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是一门颇为深奥的对策运筹学，多半要花点心思建立一个将来可能的选择矩阵，平衡优劣才能最后定下来。比方说那时部属院校是要比市属院校要高一档次的，但毕业有全国和市内的分配的不同，所以为了将来不离开广州，高分的考生宁可报考市属院校也不往高档部属院校里奔。因为那时一旦“组织”在毕业时把你发落出去，基本上就要在某个地方，某个机构，一辈子从事某种工作。
虽说在文革后，人们对那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组织”已经失去了认同感，但那仍然是个难以抗拒的体系，我们以后的一生的命运都捏在“组织”的手里，等闲人是不敢随便造次。比如这种非分的想弄多一间宿舍的想法就是公然向“组织”叫板，谁想试试，不用等到秋后，那笔账就能算得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可是我们班里有不怕秋后算账的，那就是几个来自港澳的同窗，他们都是要特加呵护的“统战对象”，毕竟“统战”是很有来头的国家大政。而且那时不单没有“国安法”，连“基本法”都没有问世。“组织”的法力还施展不到香港同胞身上。党和国家领导每天还忙着给同胞们发“马照跑，舞照跳”的定心丸。
老人家当年有一精辟的论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可见这“统战”的地位之尊。我们多年受他老人家的思想熏陶，也讲究活学活用，分析一下，这“法宝”既然可以用于夺取政权，那用来改善一下我们局促的空间未尝不可。
世人和神仙的德行都一样，君不见孙行者盗得金角和银角大王的法宝后，他老哥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试一试。我们也一样，领悟到老人家的思想精髓以后，就有点技痒，权当就是牛刀小试的革命实践吧。
我们认定了“组织”法力是没法施展到港澳学生的身上的，他们也不像国内同学那样有诸多一辈子生活在体制中的顾忌和约束。而且因为“统战”的关系，组织对他们会很通融照顾的。再说在那个环境里，先造成事实让人认可比费唇舌让人认可你的需求更有可行性。
于是，按预定的计划，几个来自港澳的同学先搬进了隔壁一空房子，接着几个国内的同学也很“无辜”地被“蒙蔽”着跟着搬了进去。骤然得一豁亮空间，挺高兴的，几个平时挺懒的居然还捎带把“新居”打扫干净。不过，这是一个没有通知官方，当然也没有官方认可的行动。
我周末回家，星期天夜里回校。那时的信息载体是面对面的语言，而不是手机，微信，网络之类的工具。只是回来听班里同学报道好像事闹大了。
因非法占房而来的问罪之师的阵容不小，至少我听到的名字有学院的院长，系主任，教授，学生秘书，班的辅导员。像原先估计的一样，领导们很有风度地，委婉地谴责这种非组织行为，并且话中有话地敲打其中的国内的同学，当然就包括提示将来的毕业分配时会有的某种影响。结果这几个哥们很技巧地说他们是不了解内情地跟着搬，顺带投诉那间像蒸笼一样的东房也确实令人生畏，建议让不同的专业去轮着住一下。领头的香港同窗也出来扛事了，说老房里挤得行李箱都要摆到床尾没法伸脚，有一人还因条件艰苦而得了病。几个回合下来，领导松了口，在另一楼里安排了一房给三个香港学生。我们原来的居住空间松动了，那个一晚上热得能蒸一屉唐僧肉的东房只安排住四人。我搬了进去，住了两年。后来我们根据热力学的转导和辐射原理做了一点可以降温的改善，不过那是后话了。
这结果皆大欢喜，大家都找到台阶。这场房事风波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也幸亏那时的人想像力还没有面向世界的宏大气概，不像现在凡是组织不喜欢的事皆可归咎于“境外势力” 或“阴谋”，还捎上个“虽远必诛”的特色礼品。
改变处境，化解难堪还是需要一点智慧的，不是吗？
备注：写完了，有校友提醒，图一照片中的宿舍是和我们宿舍结构相同，但我们学院的宿舍是坐落在另一院子里，好像还没拆。奇怪，风貌建筑的牌没挂上我们的老宿舍，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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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哥们还是个国务院参事，体制内的
我们当年最初房不够，两个班里14个女生住进一个上下床的通铺间，每天清晨叮叮咣咣的洗脸盆、漱口杯碰撞的声音就成了起床铃
后来进入了新宿舍的6人间。经历了校园杀人事件，弄得女生楼惊恐四起～～ 隔壁男生楼私用电炉，把整幢宿舍楼都变黑灯瞎火，随后就听见两楼男女生摸黑互喊表白，也不知会不会张冠李戴
。。。忽然感叹，当年的宿管大婶和大爷真为我们操碎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