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写于10年前的回忆稿，岁月如梭，又是10年过去了，偶尔看到有人回忆77年的高考，这才让我恍然大悟原来今年是恢复高考的40周年了，再仔细查看回忆一下，陕西77年高考是在当年的12月9-10号，整整四十年了，感慨一下，将旧文重新发一下，希望大家别嫌弃，回忆一下那段难忘的日子。
1975年，我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在农村的那段日子里，我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上大学。
在文革中的70年代初期，根据当时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最高指示，大学开始恢复招生。那时上大学的基本条件是必须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包括在农村插队；其次是要个人所在单位的推荐。就是说，必须是表现好的青年。同时，招生还要进行考试，就是数理化和语文的文化测验，考试成绩也要作为招生录取的条件。
与此同时，71年到72年发生了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事件。当时的学校开始抓教学质量，所以我在70年上中学以后，还是实实在在的受到那股“回潮”的好处，数理化也还算学了一点东西，受益匪浅。
不过好景不长，1973年，辽宁发生了知青张铁生的白卷事件，从那以后，大学招生考试就废除了。此后，上大学就只剩下被推荐这一条道路了。
1975年，我在西安的一所中学毕业后，插队下乡到陕西关中地区富平县。当时我们30名知青被集体安置在一个大队的科研站，说是科研站，其实就是所在公社大队，用国家拨给的安置知青下乡的经费建立起来的一个专门安置知青的据点。单独划出30多亩土地，派几个农民领导带领我们经营这30几亩土地。
这样的安置方式也就是从75年开始实施的。此前知青插队全部是安置在村子里面，三五个知青搭伙生活。时间久了以后，就发生了不少事情，一个是福建的李庆霖因为儿子在农村插队生活极度困苦的事情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件；另外就是在农村、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受到迫害和蹂躏的事情，当时中央发了文件，抓了一批人、还杀了一批人。后来就出现了湖南的株洲经验，就是集体安置知青的做法，我就是这个经验的受益着。
为了能够被推荐上大学，下乡以后就开始拼命的表现，盼望着两年以后可以被大队和公社推荐，当时也不想什么考试的事情。可是来年有一次回家，遇见几个中学同学，谈起我们年级另外班上的一个同学，下乡到大荔县。在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在陕西选拔学生，很多人参加了一次数理化的考试。我的这个同学，考试成绩非常好，但是因为当时下乡时间只有一年，所以学校无法录取，但是约定来年一定录取他。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国科技大学，同时也很惊诧的得知学校录取还是要进行文化考试。所以这次回插队地方时，我就带上了当时保存的中学课本和当时新华书店能够买到的数理化丛书。劳动之余，开始复习文化，特别是数理化。
很快就发生了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的事情，情况开始发生变化。77年的夏天，大约已经是八九月了，有一次见到我父亲，他告诉我，大学招生可能会有大的变化，要进行文化考试，而且很可能就在当年就开始实行。于是我一下紧张起来，开始加大复习文化课的时间和力度。但是那是能够拥有的资料太少了，就到处找同学借，此时这个消息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了，很多人都在准备，资料就更难寻找了。
到了10月初，正式的消息公布了，大学招生通过考试进行录取，并且就在77年开始实行。不久又公布了具体的考试时间，就在12月的某日，我实在记不清楚具体日期了。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所有的人都是全力以赴的准备着，这是文革后10年来第一次高考，10年的毕业生都想在今天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啊。当时我请假离开插队的地方，回到家中进行准备。我还是幸运的，据说许多人想要准备复习，单位或者大队不准请假，只好下班以后，熬夜奋战。
开始报名了，在填写报考志愿时，尽管有可以参考的大学名录，我还是在第一志愿上填写了中国科技大学，那时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学校其实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
其实我很喜欢文科，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重新开始思考价值取向，陈景润正在被作为青年的偶像。被文革中猛批的白专道路和数理化似乎重新开始吃香，我的父亲也希望我考理科，认为那是一条正路。
77年的12月（最近网上查到是12月9-10日），我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在我插队所在的地方。考场设在离我所在大队20多公里的地方，我和另外一个插友，提前一天步行到考场所在公社，参加了两天四门的文化考试，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说实在的，那个考试的试题，用今天的眼光看，简直容易的一塌糊涂。那一年高考试卷是各省市自行出题，我对自己的答卷还算满意。一个多月以后，高考榜公布了，我所在的公社有7个上了初录线，我也名列其中。当时确实很高兴，但是遗憾的是那年，官方不公布考生的成绩，所以无法自己判断以后的事情。
紧接着，到县里参加了高考体检。
那一年，还是要进行政审，这是我最为担心的。我的父母亲出身都不好，我的爷爷当时在单位也还没有解决他的历史问题。我下乡所在大队的负责人到省城来，在我母亲的单位提取政审资料。在我母亲单位开具材料后，我和母亲去火车站送他，其间提出看一下单位的材料是如何写的。这位农民大叔很仗义的，撕开信封，给我们看那份材料。我的母亲不过是区办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但是家庭出身是地主，由于我父亲家里成分是富农，我母亲就一直填写家庭出身是富农。可是这个工厂当时政工科的负责人开具的证明这样写道“……家庭出身，自称富农……”。看到这样的字眼，我的心里很沉重。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当时家庭出身真的是一个很沉重、很沉重的压力和负担。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着学校的录取通知。
78年的春节是几月几号，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春节前，大学的录取通知开始发放，不时传来某个同学、某个友人的孩子拿到了录取通知，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更加紧张。每天的事情就是一天几趟的到门口等邮递员的到来，那真是望眼欲穿啊，躺在床上已经分不清楚是现实还是做梦，好几次觉得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再一想，哦，是梦，或者是幻觉。
78年的春节就是在这种焦急和郁闷的心情氛围中度过的，期间几位中学同学拿到了录取通知，兴高采烈的到学校去报导了。而我则返回插队下乡的地方，为78年的高考进行准备。
至今，我也没有明白，那一年为什么没有被录取？是政审没有过关？还是报考的志愿太高，分数没有达到？这已经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迷了。幸运的是，从78年开始，高考的分数开始公布，政审的尺度开始放宽，录取过程开始有点透明了。
78年春节后，我返回插队的地方，一边劳动，一边复习功课，准备参加78年的高考。
我们是知青集体点，开始的时候是大队派的当地农民为我们管理食堂伙食，但是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所以伙食质量也不好。许多知青就提意见，不久大队就决定让知青自己管理伙食，专职的炊事员也选派两名知青担任。所以在下乡三个月以后，当时大队就决定由我来担任食堂管理员，这样就干了大约有不到半年时间。但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个两面不讨好的角色，不久同样的原因，一些知青不满意伙食质量，于是就又换了另外的知青来管理。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就换了大约四五次人，平均每人也就干上不到半年时间，甚至两三个月。食堂管理员成了换岗最频繁的工作，这个工作，大家常常不满意，管理员自己其实也很辛苦，受不了委屈，只好大家轮流干。
这一年回到知青点，大队又来找我，希望我重新出山，再次担任食堂管理员的工作。实际上那时大队已经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担当这个工作，考虑了一圈，还是认为我当时其实干得不错。同时也诱惑我，说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有时间复习功课。想想也是，不过我也借机提出了一些条件，那时我们的食堂管理员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还要帮厨。为了有更多的复习时间，我提出不帮厨，只是管理伙食，当然还包括采购和磨面。在农村，粮食是小麦和玉米，食堂没有粮食了，需要提出小麦或者玉米，到附近的生产队磨坊把它们磨成面粉，每次磨面，需要很长时间，甚至一个通宵。队领导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又干上了食堂管理员的角色。当然这样一来，我就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还是比较合算的。
于是那一段时间，我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功课。经过77年的高考，社会上各种复习资料和书籍层出不穷，各省市77年高考试卷也汇编成册，还有的人翻出了文革前的高考卷子，更有些大学出了一些模拟试卷。当时能够弄到的资料统统来者不拒，看啊，背啊，演算各种习题，常常干到深更半夜。那时农村用电不正常，经常停电，备用的就是煤油灯，一晚上下来，第二天鼻孔都是黑糊糊的。那时候脑子也好像比较好使，我可以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听广播，音乐甚至新闻，两不误，神不神？后来不行了，毕业工作以后，我也尝试那样，根本不行，无法集中精力去做好主要的事情。
那个阶段，精力好像特别充沛，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在支撑着，那就是我要上大学，我要离开农村，我要回到城市去工作，去挣工资，而不是每天劳作只能够挣到几毛钱的工分。有一次到附近的镇上采购，走进小小的新华书店，发现有一套“高等数学”上下两册，犹豫了一会，我买下了这两本书。以后又抽出时间自学高等数学，到我高考以前，已经学了微积分的内容。
我复习的重点是数理化，语文我花费很少的时间。我觉得语文作为一种基础，是无法短期内突击的，需要靠平时的积累。我小时候喜欢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可惜的是那时候能够看到的书真是太少了。最近有一个作家浩然去世了，可是你无法想像，我们这一代人有几个没有读过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不过我们年轻的时候，整个社会是一片文化沙漠啊，可读的书籍真是太少了。现在想想，真是感觉生错了年代。当然，有时候同学之间可以借到一些那时所谓的黄书、禁书，例如《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水浒》等等。中学时，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作文也还可以，所以语文不用担心。政治需要背一些概念，所以关键的还是数理化。我当时的经验就是大量做习题，也没有人可以辅导，全凭自己理解消化。
时间过的很快，78年的高考改成全国统一考试，统一试卷，统一时间。时间定为7月上旬的三天。这一年高考又规定，如果报考重点大学，必须参加英语考试，不参加英语考试的，没有资格报考重点大学。在中学，70年代初期，也算学了一点英语，但是回想起来也就是点政治术语，记得最牢的句子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也还记得一些简单的词汇，语法是根本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为了报考重点大学，还是得报考参加英语考试。
报名的时间到了，我在重点大学第一志愿添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好像是工业自动化专业；第二志愿填写西北大学，数学专业；后面有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最后一个思来想去，不知添什么好，一时心血来潮，想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于是就填写了湖南大学，连专业也没有填写。当时觉得只是好玩，完成一种任务。那时候说实在的，根本不太懂什么专业之类，也没有真正的理想去做什么，当时的心愿就是可以离开农村，可以有一个工作职业。
78年的高考时间到了，这次考场是在县城里面的一所中学。连着考了三天，试题的难度比77年要大的多。就我而言，感觉还不错，特别是数学，题目基本都做了，其中一道求极限的题目，我用的是高等数学的微分原理求解的，比初等数学解答方便简洁的多。英语是连蒙带猜考的，遗憾的是物理考试却没有做的很理想，其中一道20分的大题，已经作对了，但是怀疑做的不对，又改错了。出来后核对正确答案，真是后悔不已。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了，我的总成绩是346分，在我们公社超过分数线的十几个考生当中名列前茅。当时陕西的初录线是310分，重点录取线是340分。我的数学成绩86分，在当年的数学成绩里面算是高分，当年的数学试题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物理只考了46分，英语也只有区区8分，但是英语的分数却保证了我可以有上重点大学的资格。
不久又参加了高考体检，很快，大约是8月初，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那一刻真是欣喜若狂，终于如愿以偿了。美中不足的是，我没有得到西安交大或者西北大学的录取，却被遥远的湖南大学录取了。
我是我们知青点第一个离开农村的的，也是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离开的。回想起来，那一刻真是我一生之中最为难以忘怀的时刻。这就是我难忘的1977年和1978年。
仅以此文纪念中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
* 2003年春天，在我前往英国之前，我和两位知青插友，终身好友，回了一趟我们插队的地方。知青点，当年的科研站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空旷的土地上现在是一个预制板乡村企业。我们当年亲手种植在路旁的树苗，现在已经成为大树了，有的还保留着。看望了当年的几个与我们知青一起生活的农民大叔，他们依然住在当年自己的院落，25年已经过去了，竟然没有一点变化。不过村落里也有一些人家盖起了二层小楼，一看日子就是很红火的样子。
** 1978年的高考，对于我们家庭而言也是有着非常意义。那时我的二姐也在农村插队，也是在那一年，高考后被医学院录取，现在是一名正高职大夫。我的父亲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我有两个叔父都在60年代初期上了大学，种种原因，他们的家庭和孩子都在农村老家生活。78年我和二姐考上大学，极大的激励了叔父家的孩子还有我的妹妹们，在此后几年当中，我的4个堂弟和两个妹妹，也都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上了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而言，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的堂弟们，放在文革期间的政治环境，简直不可想像。
仅此纪念曾经的青春芳华岁月！
就像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里描写的一样，我们上的是社会这所大学。
读书在文革后期:
我第一次“读”红楼是在七十年代文革后期，我在社办工厂的时候。那时红楼已经解放，还有金陵春梦。不过都是内部控制读物，不公开发行。虽说不公开，但市面上也有流传不少了。我和同伴的集体宿舍里就有这两本书。说实话刚看到这两本书的封面，心里还真有点不习惯。因为从文革开始我们看的书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且包着、糊着一层层的书皮。一方面是为了遮人耳目，一方面也是给自己一点保护。因为许多名著，特别是俄国翻译小说，都有革命导师看过并赞扬过，像死灵魂、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琳娜，等等。我们就把革命导师语录操写在包书纸的第二页，紧急情况下用来抵挡一阵。所以刚看到崭新的、不包着藏着的封面，真觉得很陌生，又有点感到春天快要到了的暖意。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70069/201606/1003153.html?
这是一篇写于10年前的回忆稿，岁月如梭，又是10年过去了，偶尔看到有人回忆77年的高考，这才让我恍然大悟原来今年是恢复高考的40周年了，再仔细查看回忆一下，陕西77年高考是在当年的12月9-10号，整整四十年了，感慨一下，将旧文重新发一下，希望大家别嫌弃，回忆一下那段难忘的日子。
1975年，我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在农村的那段日子里，我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上大学。
在文革中的70年代初期，根据当时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最高指示，大学开始恢复招生。那时上大学的基本条件是必须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包括在农村插队；其次是要个人所在单位的推荐。就是说，必须是表现好的青年。同时，招生还要进行考试，就是数理化和语文的文化测验，考试成绩也要作为招生录取的条件。
与此同时，71年到72年发生了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事件。当时的学校开始抓教学质量，所以我在70年上中学以后，还是实实在在的受到那股“回潮”的好处，数理化也还算学了一点东西，受益匪浅。
不过好景不长，1973年，辽宁发生了知青张铁生的白卷事件，从那以后，大学招生考试就废除了。此后，上大学就只剩下被推荐这一条道路了。
1975年，我在西安的一所中学毕业后，插队下乡到陕西关中地区富平县。当时我们30名知青被集体安置在一个大队的科研站，说是科研站，其实就是所在公社大队，用国家拨给的安置知青下乡的经费建立起来的一个专门安置知青的据点。单独划出30多亩土地，派几个农民领导带领我们经营这30几亩土地。
这样的安置方式也就是从75年开始实施的。此前知青插队全部是安置在村子里面，三五个知青搭伙生活。时间久了以后，就发生了不少事情，一个是福建的李庆霖因为儿子在农村插队生活极度困苦的事情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件；另外就是在农村、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受到迫害和蹂躏的事情，当时中央发了文件，抓了一批人、还杀了一批人。后来就出现了湖南的株洲经验，就是集体安置知青的做法，我就是这个经验的受益着。
为了能够被推荐上大学，下乡以后就开始拼命的表现，盼望着两年以后可以被大队和公社推荐，当时也不想什么考试的事情。可是来年有一次回家，遇见几个中学同学，谈起我们年级另外班上的一个同学，下乡到大荔县。在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在陕西选拔学生，很多人参加了一次数理化的考试。我的这个同学，考试成绩非常好，但是因为当时下乡时间只有一年，所以学校无法录取，但是约定来年一定录取他。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国科技大学，同时也很惊诧的得知学校录取还是要进行文化考试。所以这次回插队地方时，我就带上了当时保存的中学课本和当时新华书店能够买到的数理化丛书。劳动之余，开始复习文化，特别是数理化。
很快就发生了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的事情，情况开始发生变化。77年的夏天，大约已经是八九月了，有一次见到我父亲，他告诉我，大学招生可能会有大的变化，要进行文化考试，而且很可能就在当年就开始实行。于是我一下紧张起来，开始加大复习文化课的时间和力度。但是那是能够拥有的资料太少了，就到处找同学借，此时这个消息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了，很多人都在准备，资料就更难寻找了。
到了10月初，正式的消息公布了，大学招生通过考试进行录取，并且就在77年开始实行。不久又公布了具体的考试时间，就在12月的某日，我实在记不清楚具体日期了。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所有的人都是全力以赴的准备着，这是文革后10年来第一次高考，10年的毕业生都想在今天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啊。当时我请假离开插队的地方，回到家中进行准备。我还是幸运的，据说许多人想要准备复习，单位或者大队不准请假，只好下班以后，熬夜奋战。
开始报名了，在填写报考志愿时，尽管有可以参考的大学名录，我还是在第一志愿上填写了中国科技大学，那时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学校其实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
其实我很喜欢文科，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重新开始思考价值取向，陈景润正在被作为青年的偶像。被文革中猛批的白专道路和数理化似乎重新开始吃香，我的父亲也希望我考理科，认为那是一条正路。
77年的12月（最近网上查到是12月9-10日），我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在我插队所在的地方。考场设在离我所在大队20多公里的地方，我和另外一个插友，提前一天步行到考场所在公社，参加了两天四门的文化考试，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说实在的，那个考试的试题，用今天的眼光看，简直容易的一塌糊涂。那一年高考试卷是各省市自行出题，我对自己的答卷还算满意。一个多月以后，高考榜公布了，我所在的公社有7个上了初录线，我也名列其中。当时确实很高兴，但是遗憾的是那年，官方不公布考生的成绩，所以无法自己判断以后的事情。
紧接着，到县里参加了高考体检。
那一年，还是要进行政审，这是我最为担心的。我的父母亲出身都不好，我的爷爷当时在单位也还没有解决他的历史问题。我下乡所在大队的负责人到省城来，在我母亲的单位提取政审资料。在我母亲单位开具材料后，我和母亲去火车站送他，其间提出看一下单位的材料是如何写的。这位农民大叔很仗义的，撕开信封，给我们看那份材料。我的母亲不过是区办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但是家庭出身是地主，由于我父亲家里成分是富农，我母亲就一直填写家庭出身是富农。可是这个工厂当时政工科的负责人开具的证明这样写道“……家庭出身，自称富农……”。看到这样的字眼，我的心里很沉重。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当时家庭出身真的是一个很沉重、很沉重的压力和负担。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着学校的录取通知。
78年的春节是几月几号，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春节前，大学的录取通知开始发放，不时传来某个同学、某个友人的孩子拿到了录取通知，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更加紧张。每天的事情就是一天几趟的到门口等邮递员的到来，那真是望眼欲穿啊，躺在床上已经分不清楚是现实还是做梦，好几次觉得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再一想，哦，是梦，或者是幻觉。
78年的春节就是在这种焦急和郁闷的心情氛围中度过的，期间几位中学同学拿到了录取通知，兴高采烈的到学校去报导了。而我则返回插队下乡的地方，为78年的高考进行准备。
至今，我也没有明白，那一年为什么没有被录取？是政审没有过关？还是报考的志愿太高，分数没有达到？这已经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迷了。幸运的是，从78年开始，高考的分数开始公布，政审的尺度开始放宽，录取过程开始有点透明了。
78年春节后，我返回插队的地方，一边劳动，一边复习功课，准备参加78年的高考。
我们是知青集体点，开始的时候是大队派的当地农民为我们管理食堂伙食，但是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所以伙食质量也不好。许多知青就提意见，不久大队就决定让知青自己管理伙食，专职的炊事员也选派两名知青担任。所以在下乡三个月以后，当时大队就决定由我来担任食堂管理员，这样就干了大约有不到半年时间。但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个两面不讨好的角色，不久同样的原因，一些知青不满意伙食质量，于是就又换了另外的知青来管理。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就换了大约四五次人，平均每人也就干上不到半年时间，甚至两三个月。食堂管理员成了换岗最频繁的工作，这个工作，大家常常不满意，管理员自己其实也很辛苦，受不了委屈，只好大家轮流干。
这一年回到知青点，大队又来找我，希望我重新出山，再次担任食堂管理员的工作。实际上那时大队已经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担当这个工作，考虑了一圈，还是认为我当时其实干得不错。同时也诱惑我，说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有时间复习功课。想想也是，不过我也借机提出了一些条件，那时我们的食堂管理员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还要帮厨。为了有更多的复习时间，我提出不帮厨，只是管理伙食，当然还包括采购和磨面。在农村，粮食是小麦和玉米，食堂没有粮食了，需要提出小麦或者玉米，到附近的生产队磨坊把它们磨成面粉，每次磨面，需要很长时间，甚至一个通宵。队领导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又干上了食堂管理员的角色。当然这样一来，我就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还是比较合算的。
于是那一段时间，我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功课。经过77年的高考，社会上各种复习资料和书籍层出不穷，各省市77年高考试卷也汇编成册，还有的人翻出了文革前的高考卷子，更有些大学出了一些模拟试卷。当时能够弄到的资料统统来者不拒，看啊，背啊，演算各种习题，常常干到深更半夜。那时农村用电不正常，经常停电，备用的就是煤油灯，一晚上下来，第二天鼻孔都是黑糊糊的。那时候脑子也好像比较好使，我可以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听广播，音乐甚至新闻，两不误，神不神？后来不行了，毕业工作以后，我也尝试那样，根本不行，无法集中精力去做好主要的事情。
那个阶段，精力好像特别充沛，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在支撑着，那就是我要上大学，我要离开农村，我要回到城市去工作，去挣工资，而不是每天劳作只能够挣到几毛钱的工分。有一次到附近的镇上采购，走进小小的新华书店，发现有一套“高等数学”上下两册，犹豫了一会，我买下了这两本书。以后又抽出时间自学高等数学，到我高考以前，已经学了微积分的内容。
我复习的重点是数理化，语文我花费很少的时间。我觉得语文作为一种基础，是无法短期内突击的，需要靠平时的积累。我小时候喜欢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可惜的是那时候能够看到的书真是太少了。最近有一个作家浩然去世了，可是你无法想像，我们这一代人有几个没有读过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不过我们年轻的时候，整个社会是一片文化沙漠啊，可读的书籍真是太少了。现在想想，真是感觉生错了年代。当然，有时候同学之间可以借到一些那时所谓的黄书、禁书，例如《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水浒》等等。中学时，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作文也还可以，所以语文不用担心。政治需要背一些概念，所以关键的还是数理化。我当时的经验就是大量做习题，也没有人可以辅导，全凭自己理解消化。
时间过的很快，78年的高考改成全国统一考试，统一试卷，统一时间。时间定为7月上旬的三天。这一年高考又规定，如果报考重点大学，必须参加英语考试，不参加英语考试的，没有资格报考重点大学。在中学，70年代初期，也算学了一点英语，但是回想起来也就是点政治术语，记得最牢的句子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也还记得一些简单的词汇，语法是根本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为了报考重点大学，还是得报考参加英语考试。
报名的时间到了，我在重点大学第一志愿添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好像是工业自动化专业；第二志愿填写西北大学，数学专业；后面有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最后一个思来想去，不知添什么好，一时心血来潮，想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于是就填写了湖南大学，连专业也没有填写。当时觉得只是好玩，完成一种任务。那时候说实在的，根本不太懂什么专业之类，也没有真正的理想去做什么，当时的心愿就是可以离开农村，可以有一个工作职业。
78年的高考时间到了，这次考场是在县城里面的一所中学。连着考了三天，试题的难度比77年要大的多。就我而言，感觉还不错，特别是数学，题目基本都做了，其中一道求极限的题目，我用的是高等数学的微分原理求解的，比初等数学解答方便简洁的多。英语是连蒙带猜考的，遗憾的是物理考试却没有做的很理想，其中一道20分的大题，已经作对了，但是怀疑做的不对，又改错了。出来后核对正确答案，真是后悔不已。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了，我的总成绩是346分，在我们公社超过分数线的十几个考生当中名列前茅。当时陕西的初录线是310分，重点录取线是340分。我的数学成绩86分，在当年的数学成绩里面算是高分，当年的数学试题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物理只考了46分，英语也只有区区8分，但是英语的分数却保证了我可以有上重点大学的资格。
不久又参加了高考体检，很快，大约是8月初，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那一刻真是欣喜若狂，终于如愿以偿了。美中不足的是，我没有得到西安交大或者西北大学的录取，却被遥远的湖南大学录取了。
我是我们知青点第一个离开农村的的，也是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离开的。回想起来，那一刻真是我一生之中最为难以忘怀的时刻。这就是我难忘的1977年和1978年。
仅以此文纪念中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
* 2003年春天，在我前往英国之前，我和两位知青插友，终身好友，回了一趟我们插队的地方。知青点，当年的科研站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空旷的土地上现在是一个预制板乡村企业。我们当年亲手种植在路旁的树苗，现在已经成为大树了，有的还保留着。看望了当年的几个与我们知青一起生活的农民大叔，他们依然住在当年自己的院落，25年已经过去了，竟然没有一点变化。不过村落里也有一些人家盖起了二层小楼，一看日子就是很红火的样子。
** 1978年的高考，对于我们家庭而言也是有着非常意义。那时我的二姐也在农村插队，也是在那一年，高考后被医学院录取，现在是一名正高职大夫。我的父亲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我有两个叔父都在60年代初期上了大学，种种原因，他们的家庭和孩子都在农村老家生活。78年我和二姐考上大学，极大的激励了叔父家的孩子还有我的妹妹们，在此后几年当中，我的4个堂弟和两个妹妹，也都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上了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而言，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的堂弟们，放在文革期间的政治环境，简直不可想像。
仅此纪念曾经的青春芳华岁月！
就像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里描写的一样，我们上的是社会这所大学。
读书在文革后期:
我第一次“读”红楼是在七十年代文革后期，我在社办工厂的时候。那时红楼已经解放，还有金陵春梦。不过都是内部控制读物，不公开发行。虽说不公开，但市面上也有流传不少了。我和同伴的集体宿舍里就有这两本书。说实话刚看到这两本书的封面，心里还真有点不习惯。因为从文革开始我们看的书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且包着、糊着一层层的书皮。一方面是为了遮人耳目，一方面也是给自己一点保护。因为许多名著，特别是俄国翻译小说，都有革命导师看过并赞扬过，像死灵魂、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琳娜，等等。我们就把革命导师语录操写在包书纸的第二页，紧急情况下用来抵挡一阵。所以刚看到崭新的、不包着藏着的封面，真觉得很陌生，又有点感到春天快要到了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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