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
题记：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十分认同作家柳青说过的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回顾我的生活轨迹，确实有那么几步，影响了此后很长一段人生道路。1977年我报考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无疑就是一个紧要之处。这是因为，如果没能考取研究生，我便不可能从事钟爱的科学研究，从而为科学殿堂添上一两块砖瓦；如果没能考取研究生，我和家人便不可能走出穷乡僻壤，从而改变生活的轨迹。正因为考取研究生在我人生道路上如此重要，三十多年前的许多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使得已届坐六望七之年的我，得以记下1977年至1978年，我在这个人生转捩点的所思所想和难忘往事。
【南大：回忆 vs 现实】
1977年，我在江苏省滨海县合成橡胶厂工作，这是个只有四、五十人的小厂。大约10月17日，厂里派我到南京办事。那些年我多次到南京出差，住过不同的旅社。然而这一次，我却说不上为什么，鬼使神差般来到母校南京大学的招待所求宿。虽然我连到南大出差的介绍信都没有，招待所却破例允许我入住。南大招待所位于南园食堂的西侧，是一幢三层小楼，条件很一般，一个房间摆四张床，没有洗澡间。不过我并不在乎，因为我并不是冲着好的住宿条件才来的。
那几天，我寻访了生物系所在的西南大楼、住过五年之久的12舍、古色古香的校图书馆、还有许多当年留下过我足迹之处。早晨，我听着校园广播响起熟悉的乐曲，看着学生们跑步做操，同他们一起在食堂用餐，目送他们背着书包到北园上课。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不禁想起，就在不太远的10年前，自己也曾是其中的一员，那是一段多么朝气蓬勃、令人向往的生活！
多年后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投宿南大，潜意识里是由于回忆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学生活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我的大学生活是在南京大学度过的（1963年9月至1968年12月）。虽然那段生活也有不如意之处，虽然五年之中有整整两年被文化大革命空耗，但是比起我在1977年时的处境，却还是美好很多。196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至滨海县，先后在农村和工厂劳动锻炼。1977年时，我的处境用两个字便可概括：无望。首先是事业无望：所学非所用，守着一个1930年代落后的苏联化工产品，生产过程易燃易爆易中毒，身为技术员的我终日担心受怕。其次是生活无望：住在有江苏西伯利亚之称的滨海，生活条件之差自不待言；加之地处偏僻，到南京一趟竟要在汽车上颠簸10个小时。再者是前途无望：那年家里四个人分别是31岁、29岁、6岁和4岁。如果说自己这辈子命中注定要耗在滨海，也只能认命；难道孩子们也不得不在这穷乡僻壤度过一生？再次身处母校，心中不由得泛起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对照无望的现状，失落感无以复加。
【研究生：报考 or 不报考】
1977年10月22日，注定是我的命运开始改变的一天。那天早晨，我从南大招待所出来，朝新街口走去，准备给孩子们买点小礼物。途经《新华日报》社，我习惯性地停下来阅读当天报纸。那时的报纸只有四个版面，花两、三分钟便能浏览完。然而那天的报纸，我却足足看了一个小时，因为头版下方的一篇文章，让我眼睛一亮，牢牢地吸引了我。这篇题为“高等学校将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讲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精神，阐明恢复招收研究生的目的和重要意义，指出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那时《新华日报》社门口的阅报栏，相同的报纸张贴了七、八份之多，沿着围墙一字儿排开。我从第一份报纸看起，接着看第二份、第三份，读的都是这同一篇文章，等读完最后一份报纸，我差不多能把全文背出来了。
这条消息虽然只有二、三百字，却让我振奋不已：改变无望现状的机会终于到来了！自己朝思暮想盼望的，不正是这一天吗？对于我这样的既无后台、又无门路的寒门知识分子来说，这极可能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机会。可以想见，1977年10月22日那一天，全国几十万在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中，许多人都在纠结同一个问题：报考还是不报考？不过对我来说，这从一开始就不是问题，我根本就不曾为此纠结过。我报考的决心，在《新华日报》社门口读报那一刻，就已经下定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次不搏，更待何时？
【选择：母校 or 非母校】
看过了《新华日报》，我不去新街口了，立即就回南大。报考研究生，母校理所当然是第一选择。我走进生物系所在的西南大楼，还在考虑该找哪位老师了解情况，就遇见比我低一届的校友朱念周。现在想来，这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事。我毕业后，听说朱念周因为文革期间比较活跃，在“深挖516反革命集团”时被打成江苏第一名成员，被逼得多次逃跑、自杀。“516”错案平反后，也许是因祸得福，她得以留校工作。生物系在文革中毕业了五届学生，她大概是唯一留校的。
那天我们在生物系办公室门口相遇，寒暄了几句，她不改当年的爽直，直截了当问我：“看过今天的报纸了吗？上面有招收研究生的消息。”我说：“看了，我正为此事而来。”她问：“这么说你也打算报考了，想考哪里呢？”我说：“想考南大，毕竟是母校。”朱念周思索了一会儿，说出一段影响我前途的话：“滨海那个地方闭塞，到今天见了报你才知道。招收研究生，其实三、四个月前就有风声在南大传开了。南京和几个大城市的生化专业毕业生，大都是66届和67届的，早就来打听过了。他们专业课比你们68届学得多，有些人的工作就与生化有关，这些年一直同母校老师保持着联系。你想考研究生很好，但是不是非要报考母校，建议你仔细考虑。你想，与66届和67届的校友相比，你有多大胜算？”
朱念周的话如醍醐灌顶，把沉浸在满腔热情之中的我浇醒：考研如同一项系统工程，单凭决心是远远不够的，每个环节都必须不出差错；报考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必须仔细斟酌，做到知己知彼、扬长避短。回想起来，如果不是朱念周的一番话，我极可能报考母校，与高届校友竞争。事实上，那一届南大生化专业录取的研究生，无一例外，都是导师们早就属意的高届毕业生。朱念周的善意提醒，对于消息闭塞的我，确实是最宝贵的信息，使我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虽然后来不曾再见过朱念周，我一直对她心存感念。无论她现在何方，我都祝愿她平安、幸福。
【报考：今年 or 明年】
出差任务完成，我立即赶回滨海。我明白，在争分夺秒复习之前，必须做好三件事：一是与家人统一思想，心往一处想，劲才能往一处使；二是取得单位同意，办理推荐事宜；三是确定报考的学校与专业。
如果说我决心考研究生，是为了改变无望的现状；那么妻子顾虑的，恰恰是改变现状带来的困难。那时，我们刚刚结束两年的县内两地分居，如果我考上研究生，势必再次分居两地，而且距离更远、时间更长。再者一家人分开过，经济上势必面临困难。经过讨论，我和妻子达成共识：我们毕竟还年轻，为了长远利益，眼下吃苦拼搏是值得的。她对我说：“如果不去考，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你就去考吧！”在整个备考期间，我必须照常上班，妻子就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让我抓紧时间复习。我把考研的决定，告诉远在沈阳的父亲，他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我在滨海找不到需要的复习资料，父亲就四处找来寄给我。父亲还在经济上支援我，帮助我克服一家人分居两地带来的困难。已经三十岁出头的我，还不得不“啃老”，心里挺惭愧的，但在当时却是无奈。我的岳父岳母则把两个孩子接去照顾，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没有家人的全力支持，我无
论如何也难以在短短6个月里重拾生疏了12年的功课。
随后，我把报考的想法告诉合成橡胶厂的厂长王锦智。他开始时根本弄不明白研究生是什么东东；他以为书读到大学就到顶了，怎么又冒出个研究生要读？等王厂长明白过来，他的本能反应就是不同意，理由是“工作需要”。对此，我早有应对之策。那段时间报纸上登过几篇文章，要求“各单位要从国家需要的全局出发，主动推荐和积极支持选拔工作。”这是党报的文章，加之我软磨硬泡，王厂长只得勉强同意推荐我报考。
“勉强同意”这几个字，不是我凭空添加，而是王厂长亲口说的。我考取研究生的第二年，王厂长出差到上海，特地来看我。他说：“把你放走，对我们厂是极大损失。老实讲，我是勉强同意推荐你。要是你没考上，这次再想考，我肯定不同意。你知道吗，这次招收研究生，不提要单位主动推荐了，而是要考生服从工作需要，得到单位批准才能报考。”王厂长说的确有其事。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有一大批骨干力量离开了原单位，使这些单位的工作受到影响，因而反映强烈。这就使得下一年招生办法的钟摆又往回摆。我有些朋友，当初想同我一起报考，因为怕来不及复习打了退堂鼓。第二年他们准备好了，没想到又需要单位批准，就此失掉了考研的机会。好在我从来就没有为此事犹豫过。我想，自己来不及充分准备，但是竞争对手们不也是准备不足吗？大家在同等水平竞争，何怕之有？每每想起这段经历，我就感叹：人生机会往往稍纵即逝，机会一旦来了就要毫不犹豫把握住，免得追悔莫及。
我离开滨海两年多后，合成橡胶厂由于多方面原因倒闭了；我的离开或许是原因之一。王锦智厂长原本就有肝病，加之工厂倒闭，不久即在郁闷中去世。我知道他是不情愿放我走的，可又不忍心耽误年轻人的前途，因而作出了违心的决定。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位人性化的领导。因为他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一直念着他的好。愿他在天堂里不郁闷，天堂的工厂是不会倒闭的。
回滨海没几天，我就到县教育局查阅研究生招生目录。目录刚刚寄到，全县仅此一份，我是第一个来查阅的。这些目录堆起来足有30厘米高，详细列出了全国招收研究生的所有学校、所有专业、所有研究方向、所有导师，以及所有考试科目，足见当年对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是何等重视。我想，既然南大导师已有属意的考生，那么其他高校大致也会如此。我如果报考高校，录取的可能较小。那么报考哪里好呢？中国科学院的招生目录吸引了我：中科院从1966年起几乎没有进过大学毕业生，人才肯定青黄不接，比高校更急于招收研究生。更重要的是，中科院的导师不大可能有属意的考生，这样就有利于公平竞争。权衡之下，我决定报考中科院。
在中科院相关的研究所里，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是生化研究的重镇，肯定是各路英雄必争之地，我胜算的把握不大。经过仔细斟酌，我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神经化学专业，导师是沈锷和张谨。这是因为在生物化学领域，神经化学是新的分支，我很感兴趣。国内很少有研究神经化学的，报考者也许较少。再者，考试的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和基础课，我在大学时都完整地学过。事实证明，磨刀不误砍柴工，我花了三天时间查阅招生目录，是值得的。
【复习：苦读 and 巧读】
单位同意推荐后，我立即开始复习，我深知面临“任务重、时间紧”的局面。“任务重”，是指要考五门课。生物化学、生理学和普通化学还是十多年前学的，不少内容都忘了。俄语忘得更彻底，连单词都记不得几个了。政治课则是苦于政局变幻，书上和报纸上的东西，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都不清不楚。“时间紧”，是指到初试，满打满算才6个月。单位没给我假期复习，我必须正常上班，而且是非常疲劳的三班倒。除了上班、开会、政治学习与吃饭、睡眠，我能够坐在书桌旁专心读书的时间，每天只有两小时。以180天计，仅仅360小时，平均每门课只摊到70小时。复习70小时就参加考试，当然不是不可以；但要考得出类拔萃，则几乎不可能。
我意识到，因为“任务重、时间紧”，必须有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我摸索出“通读 — 理解 — 提炼 — 记忆”的四步方法，核心是制作卡片。第一步通读。例如生化有20章。每通读一章，就了解其基本内容。第二步理解。通读之后，我结合该章的问题和习题，加深对重点的理解。第三步提炼，即提炼出该章重点，制成20张左右卡片，包括生化物质的结构式、性质、反应式、定义和理论等。卡片正面写问题，反面写答案。这样，20章的内容，就浓缩在400张卡片上。生化、生理、化学和政治四门课，我共制作了约1000张卡片。第四步记忆。有了卡片，我就能充分利用零星时间，会前、路上、排队、如厕、睡前，都可以掏出卡片学习。哪怕只有5分钟，也能复习两张卡片。先看卡片正面的问题，自问自答；再对照卡片反面，检查回答得对不对。我把能正确回答的卡片放进A盒；把未能正确回答的卡片放进B盒。随着时间推移，A盒的卡片越来越多，B盒的卡片越来越少。到临考前，我已经把1000张卡片复习了2至3遍，难度大的卡片更复习了5至6遍，从而对这几门课的内容了然于心。
1978年3月，我到北京出差，坐火车自然是学习的宝贵机会。车至济南，上来一位戴着山东化工学院校徽的老师，五十多岁。他见我一直聚精会神地看卡片，主动搭话：“小伙子，你到哪里去？”他问了我许多问题，诸如“你这一路上都在看卡片，是什么卡片？”“为什么不看书，而看卡片呢？”“这卡片是谁做的？”“为什么要做这些卡片？”“你说参加考试，是什么考试？”“你要考哪里的研究生？”听了我的回答，他动情地对我说：“看到你这样刻苦学习，我非常感动。从文革到现在12年了，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学生像你这样努力的。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被耽误了，你决心考研究生，这很好！就凭你的刻苦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我们这一代被耽误得太久了，以后就看你们了！”虽然是萍水相逢，但是我完全能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对年轻一代的期望；他的鼓励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时隔三十多年，我对这一幕仍然记忆犹新。
【拼搏：初试 and 复试】
1978年5月5日早晨，妻子骑着自行车，送我到滨海县中学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初试。全县共有二十多人报考，都是三十岁出头的半老头子、清一色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各人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不同，试卷当然也不同。考场气氛并不紧张，居然还有人抽起了烟，监考者也不管。初试共两天半，上午和下午各考一门。我考的五门课是：生物化学（专业课）、生理学（专业基础课）、普通化学（基础课）、外语（我考俄语）和政治。正如成语说的“胸有成竹”，我的胸中有1000张卡片支撑着，所以并不感到考试有多难。
我从中学读到大学，有两门课最可诟病，一门是俄语，另一门是政治。我吃俄语的亏，下面会谈及。政治课的弊病，只要把当年的复习资料晒出来即知，里面充斥着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诸如“英明领袖”、“你办事，我放心”、“从大治天下到天下大治”等。为了应付政治考试，我花了不少时间恶补，自以为学到了能在若干年内“颠扑不破”的真理。哪晓得入学未几，就再一次被洗脑，说华国锋犯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不再英明了。可叹这类昨是今非、今是明非的东东，如今的莘莘学子仍是非学不可，中考、高考和考研仍是非考不可，实在是坑爹匪浅。
大约6月底时，我接到上海生理所来信，告知初试成绩。生化、生理和化学三门，我的成绩都在80分以上，俄语和政治在60至70分之间。最重要的是，来信通知我参加复试。半年来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不过我只高兴了半天而已；因为我清楚，行百里者半九十，初试成绩再好，复试通不过还是等于零。7月15日左右，我来到上海生理研究所参加复试。报考半年多了，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心中向往的科研圣地。岳阳路320号，是一个挺美的大院子，里面有生理、生化和细胞三个研究所。生理所是中国最早的研究所之一，其科研大楼是日本在1930年代用庚子赔款建造的。参加复试的考生有40多人，约一半在上海有住处，没有住处的就安排在临时宿舍里。应试者不但来自天南地北，而且来自各行各业，医生、教师、技术员都有，居然还有京剧团的；这也是那一年招收研究生的独特风景线。
到此时我才知道，我报考神经化学专业的判断有错也有对。判断错的是，我以为这个专业是冷门，没想到非但不是冷门，而且是大热门：招收1人，竟有32人报考。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录取率未免也太低了！幸亏我已拼进复试，只需同另外两位再作竞争。当初判断得对的是，沈锷和张谨两位导师果然没有属意的考生。三个复试者，一位来自广东，是韶关冶炼厂的技术员；另一位来自安徽，是中学化学教师；而我则是合成橡胶厂的技术员。三个人都与神经化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假如另外两位中，有沈、张导师的昔日学生，或与神经化学有一点点关系，那我毫无疑问就是来陪考、做分母的。想到此，我又一次庆幸没有冒然报考高校，包括母校。复试的笔试部分，考生化、生理和化学三门。题目比初试难些，但有1000张卡片作坚强后盾，我自我感觉考得还不错。考化学时，考场进来几位导师。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走到我面前，逐个察看我和两位竞争者的准考证和考卷，原来她就是张谨老师，来考场认人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复试与初试不同，是增加了口试。广东那位先进考场，半小时后出来，不知他考得怎样。我第二个进去，看到沈、张二位老师都在，还有一位我不认识，后来知道是研究视觉生理的刘育民先生。张老师递给我一张纸，写着三道考题，生化、生理和化学各一题。他们给了五分钟准备，就让我回答。考场有黑板，我一边回答，一边把图表画在黑板上，其实那也是我复习时提炼在卡片上的，早就了然于心。三道题答完，老师们又各问了一、两个问题。刘先生讲了一个当时很热门的针刺麻醉实验，问如何解释其生理机制。这么前沿的研究，教科书中完全没有提及。我原本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老老实实回答“不知道”；但转念一想，不回答显然不妥。我急中生智，就把自己的生理学知识和对针刺麻醉的一知半解结合起来，在黑板上画了可能的机制图，指出脑内某个部位也许存在相应的受体。刘先生没有进一步发问，这一关就算过了。后来我知道自己的回答很肤浅，几乎等同于废话，因为但凡研究生理学的，谁人不知脑内必定存在相应受体？但我作为“准研究生”，回答得又比较得体，因为我强调只是猜测，正确与否必须由实验来验证，而这正符合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教诲。想必刘先生并非当真考问针刺麻醉的机制，而是观察我是否具备对未知事物的探索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吧。
安徽老兄最后一个进去，因为我已考过，守门者同意让我在考场门外“旁听”。考题和提问都相同，安徽老兄把生化和生理两道题目匆匆答过，便转到化学题目上。他不愧是教化学的，把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背得滚瓜烂熟，讲起来滔滔不绝。老师两次打断他，他才打住。接下来刘先生又讲了那个针刺麻醉实验，问如何解释机制。安徽老兄一下子语塞，他沉默了一会，说“不知道”。然而接下来回答化学问题时，他又滔滔不绝起来。张老师不得不再次打断他，宣布口试结束。旁观者清，我认为他犯了两个错误。他知道生化与生理是弱项，就想以化学强项来弥补。这可以理解，但他做得过了头，这是其一。他对元素周期表了如指掌，是个好教师。但是他对未知事物缺乏探索精神，提不出自己的假设，因而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这是其二。看到他灰头土脸走出考场，我预感这位仁兄多半是没戏了。由此可见，口试往往比笔试更能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
口试结束，生理所没有告诉我们分数，只是要我们回去等待，也不说发榜的日期。我就这样忐忑不安地离开了生理所，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再回来。临走前，我竟然没有去向沈、张二位老师道别。其实我不是没想到，而是不敢，生怕弄巧成拙。那个年代的师生关系，真是单纯得可以，没有请托、没有关说、更没有送礼，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株洲：困顿 and 煎熬】
从上海回到滨海没几天，单位又派我到湖南株洲出差。这可真是趟苦差使：一是正值盛夏，株洲热得更甚，蚊子飞舞，躲不胜躲。二是招待所食堂无菜不辣。湘人嗜辣，达到嘴辣、胃辣、肛门辣的三辣境界。我恳请师傅少放些辣椒，回答“辣子少了不好吃”，照样大把地加。热上加辣，如同火上浇油，苦不堪言。最难受的还是信息闭塞。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录取的消息。可那时既无互联网，又无电子邮件。如果人在上海最好，可以就近打听。即使人在滨海，录取通知寄来也能及时收到。但我身处两不靠的株洲，长途电话不但天价，而且四、五个小时才能接通。日子一天一天地挨着过，我一直在试图解一个方程。已知条件是：初试32人，复试3人，复试后，安徽仁兄多半没戏了；相应地我的录取概率，由三十二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再增加为二分之一。方程求解：我究竟能不能胜出？我一遍又一遍地解这个方程，但始终是无解。这真是度日如年，而且一待就是20多天。
就在我困顿株洲期间，有件事正在暗中滋生发酵，而我竟懵懂不知。我的报考，被多数同事认为是自不量力的不智之举，因为我离开学校10年，学的知识忘了七七八八，要在半年里靠自学补起来，有如天方夜谭。因此他们的态度是“让他去考，考砸了就死心塌地在滨海干了”。就连我的一班朋友也替我捏了把汗，私下里劝我退考，说如果考不上，白白丢了脸面。然而从领导到工人都没有想到，我不但破釜沉舟铁了心报考，居然还进了复试，离录取只一步之遥。于是极个别想看我笑话的人，就在这关键时刻搞小动作，企图把我的研究生之路堵死。
【暗礁之一：俄语 vs. 英语】
在我的录取之途潜伏着两个暗礁，使得我这小舢板几乎触礁翻船。暗礁之一，是外语考试的语种。教育部规定，外语考试可以选择英、俄、法、德、日五个语种之一。考英语无疑最合适，但当时我只能选择俄语，因为从中学到大学，我学的都是俄语。后来虽然自学了英语，但要应付研究生考试还差得远。
与政治课一样，俄语课也很坑爹。1950年代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使得数以千万计的学生上外语课只能学俄语，因为据说苏联的科学技术比美国发达。假如果真如此，倒也罢了。事实上，苏联除了航天等少数学科，多数学科是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例如我现在研究的人体组成学，这二十多年来，就不曾见过前苏联国家的学者，参加过这门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或在这门学科有分量的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回想我当学生时，每星期有三节俄语课，外加三小时的课后复习和早读，每周至少花费六小时。我们班同学还花了大量时间，自编了一本《俄汉生物化学词汇》。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学生，投入到俄语上的时间共计多少？对于99.9%的学生来说，俄语可曾有过一点点用处？这笔账恐怕无法算得清。
学俄语坑爹匪浅，就连我考研究生，都差一点被俄语给坑了。9月上旬，上海生理研究所召集研究生导师开会，决定录取名单。当讨论到我时，对我的初、复试成绩都无异议。但有人提出所有考生都考英语，唯独我考俄语，言下之意就是不宜录取。我报考的导师是张谨，此时她的意见无疑最重要。她说：“既然教育部规定可以用五种外语考试，那么就没有理由因为考俄语而不一视同仁。”但还有人质疑，说恐怕没人能指导学俄语的学生搞研究，潜台词还是不宜录取。张谨老师又说：“我就是学俄语留学苏联的，怎么不能指导？再说研究生入学后都要学英语，掌握两门外语不是更好吗？”她据理力争，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吭声了，我这才被录取。
1978年时，互联网还远远没有问世，我又身处信息闭塞的滨海，因而对张谨老师的学历和经历等背景材料半点都不知道。我报考她，纯粹是因为对神经化学感兴趣。如果我报考了一位学英语的导师，那么99%的可能，我的研究生之梦将成泡影。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是无巧不成书，学俄语的学生恰巧报考了留学苏联的导师，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
【暗礁之二：“黑五类” or “红五类”】
潜伏于录取之途的另一个暗礁，是我的家庭出身。1978年8月下旬，上海生理研究所接到滨海县XX局来信，反映我的地主家庭出身问题。在那个年代，这种信件的杀伤力不亚于一颗炸弹。我入学后才晓得有此信，详细内容当然不可能让我看到。其实，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则一直求学与教书。初中时我第一次填写表格，不知道家庭出身该填什么。父亲说自己是大学教师，就填职员吧。谁知班主任说家庭出身看三代，祖父是地主，就填地主。那时我才12岁，老师叫填啥就填啥。上了高中，我明白此事非同小可，就提出更改。学校说家庭出身不能随便改，原来填什么还填什么。这样天长日久，竟坐实了我的地主家庭出身。高考时，若不是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恐怕根本就进不了大学。由于这倒霉的家庭出身，我受过无数的有形或无形的不信任、歧视和刁难。
没想到，在决定录取与否的节骨眼上，坑害了我半辈子的家庭出身又要发威了。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社会上仍弥漫着宁“左”勿右思潮，家庭出身依然是个严重问题。试想，在决定录取名单的会议上，如果这封负能量信件摆上台面，绝没有人能为我说话的。张谨老师能就考俄语之事说公道话，但对这类政治问题，肯定也爱莫能助。单凭这一条，我的研究生之梦就可能破灭。
其实，这封信本身就有可疑之处。我是合成橡胶厂推荐报考的，退一步说，这封信即使发，也该由工厂发。为何工厂不发，而由XX局越俎代庖？其缘由，最简单地说，就是我遭人羡慕嫉妒恨了；而此人恰与XX局某官暧昧。他们那点破事，当年闹得臭不可闻。某官以XX局名义写这封信，不早不晚恰恰在复试之后、录取之前的关键时刻发出，摆明了就是要堵死我的录取之路，好看笑话。然而我一不是文革干将，二没违法乱纪，三没乱搞两性关系，某官就只能在家庭出身上大做文章。
然而与某官的意愿相反，他的负能量信件没能上录取会议的台面。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一封正能量公函紧接着也寄到生理所。这封公函的来历，要从我父亲说起，他195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后在大连医学院和辽宁中医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漏网地主”，被批斗、坐“喷气式”、关“牛棚”，受尽折磨。1973年，父亲从“牛棚”放出，但留了个“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不伦不类的尾巴。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父亲得以平反。1978年8月底，辽宁中医学院的领导告诉父亲，他的本人成分定为革命干部。后来听父亲讲，他大学毕业时是应了某革命机构的招聘到大连医学院工作，或许这就是他的革命干部成分的由来。
父亲的本人成分改变了，我的家庭出身随之由黑翻红，从“黑五类”变为“红五类”。这实在让我啼笑皆非：同一个人，昨天还是麻雀，怎么今天就是凤凰了？把人按照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我至今仍深恶痛绝。若是早20年摘下“黑五类”帽子，我就不至于受尽歧视。开个玩笑，若是早就罩着“红五类”的光环，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也未可知（《智取威虎山》台词）。
辽宁中医学院的领导问我父亲，此事需要告知哪些单位？父亲说要告知江苏省滨海县合成橡胶厂。不过他多了个心眼，还要求告知上海生理研究所。领导不解：“你儿子又不在那里工作，为什么要发函？”父亲说：“我儿子正处在录取研究生的关键时刻，此事告知生理所，可能会有帮助。”领导答应了，而且第二天就把公函发出。
公函寄达上海生理所之日，正好就是决定研究生录取名单的前夕。我的成绩不错，导师也倾向录取我。然而，某官那封负能量的信毕竟足以一票否决的。就在这关键时刻，辽宁中医学院的公函寄到，明确指出“王自勉的家庭出身应为革命干部”。正能量公函与负能量信件大PK，高下立见、胜负立判：辽宁中医学院的公函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最新结论，而XX局的信则是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账。更何况局级大学的公函比科级小局的信件，能量足足高两个数量级。不过现在想想，我还是后怕，如果让某官的信抢先发了威，录取名单很可能就没有我。到那时，辽宁中医学院的公函就是寄到也无济于事了。两封信在最关键的时刻PK，某官的信立刻被废了武功，成为废纸一张。上演这么一幕，恐怕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1978年9月：焦虑and 录取】
从株洲回到滨海，我仍处于度日如年的等待之中，这滋味大概与被告等待法官宣判差不多。9月中旬，我开始猜想：有没有可能录取通知已经寄到，却被匿而不发？恰好妻子认识县邮电局的人，于是我们去查挂号信登记簿，结果是没有。可我不死心，第二天下午四点还到邮电局去查。果然到第三天，那位朋友说刚收到上海生理研究所的挂号信，收件人是滨海合成橡胶厂。我断定这是好消息：如果是不录取通知，不过一张薄纸而已；而这是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除了录取通知书，还可能有转移档案和户口的相关材料。我心中有了底，就悄悄回到厂里，除了告诉妻子，一点都没声张。到第三天，合成橡胶厂终于把来信交给我。
当我接过盖有中国科学院鲜红大印的录取通知，内心激动得如同迷途的小孩终于回到了妈妈的怀抱。上海生理研究所己经有十多年没有新进人员，这次一下招了15名研究生，个个都是拔尖出来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对我们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从全国范围来讲，1978年5月5日，63500名考生在同一时间走进各地的不同考场，参加研究生初试。四个月后尘埃落定，考取第一届研究生的有10708人，录取率为16.86%，我有幸成为这万名研究生中的一个。滨海县参加初试的二十多人，录取三人。除我之外，有一位沙兄，67届气象专业毕业，分配在滨海县气象站工作，考取了南京大学气象系。还有一位学数学的老兄，在某中学教书，考取了盐城师范专科学校；听说他半年后退了学，大概是嫌学校比较烂。
我考取研究生的消息传开，在当地引起了不小轰动。滨海最大的官不过是处级，民众却很讲
究官本位。许多人觉得研究生比大学生高一个档次，那就是“太学生”了。这颇具权威感与神秘感的“研究”二字，让他们觉得研究生的“品级”肯定不低，考取了就等于鲤鱼跃上龙门，要飞黄腾达了。我虽然很高兴，头脑还是清醒的，我明白研究生就只是“生”的一种而已，未来的路还长着难着呢。事实正是如此，考取研究生后，我们一家四个人，分居三地达八年之久，遭遇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直到1985年才在上海团聚。
1978年，偌大中国总共才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绝大多数是从文革期间毕业的约70万大学生中脱颖而出，是不折不扣的珍稀动物。反观2012年，招收研究生多达52万人，几乎是1978年的50倍。时至今日，考取研究生已算不得什么稀罕事；相反，由于过度扩招，研究生的实际水平普遍下降，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大幅贬值。
【感悟：必然 and 偶然】
我之所以能考取研究生，首先是大形势的必然。如果不是毛泽东死了、文革结束，国家得以朝正确的方向转变，招考研究生就无从谈起。如果不是废除了极“左”的招生办法，确定了“自愿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比较公平的招生办法，我同样没有可能考取。
我之所以能考取研究生，就个人来说，也有必然因素。大学毕业后，虽然经历10年蹉跎，我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正因为如此，我才能考出较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我都对未来心怀憧憬，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之所以能考取研究生，也与我的妻子、父亲以及岳父母的理解与全力支持分不开。没有家人的共同努力，单凭我个人之力，不可能实现这个向上的人生转折。
我之所以能考取研究生，又与诸多偶然因素分不开。如果不是偶遇朱念周，如果不是恰巧报考了一位留学苏联的导师，如果不是辽宁中医学院的公函在最关键的时候寄达，我都可能与研究生失之交臂。在实现这一人生重大转折的过程中，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关心和帮助。无论他们的帮助是大还是小、是直接还是间接、是有形还是无形、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为之，我都永远记得他们的好，永远在心底里感谢他们。
回顾报考研究生的经历，我更加明白，人生道路永远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不可能笔直，不是向上转折，便是向下挫折。在人生紧要处走对一步，就能在一个时期、甚至终身受益；反之亦然。
【滨海：Bye-bye！】
1978年10月5日清晨，我告别生活和工作了10年的滨海，在妻子陪同下，出发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报到。当太阳跃上地平线、洒出第一抹曙光之际，我们登上了开往南京的长途班车。汽车经过合成橡胶厂时，我再一次凝神注视这片自己为之挥洒了8年青春岁月的厂房。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生命中长长的无望的一页翻过去了，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一页即将展开。我终于在人生道路上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向上转折，能够一圆自己的科学研究之梦了。不过在那一刻，我并不知道，人生中一次更重要的向上转折正在远处召唤自己：1990年9月15日，我将远赴哥伦比亚大学，一圆自己的美国之梦。
他好像在生化所。
本科是复旦，不是南大。
不过好像不是俺。
你我跟帖中的主语都是“他”。
哈
人生70%的东西是命中注定的，遇到运气，命就表现出来了。 但人往往看到的是个人努力，哈哈。
爱读书的回炉了，以前班干部的做官了，性格决定命运
有很不顺的，离婚绝症.... 当年宿舍里大家闹着玩的时候，怎么想得到以后每人的情况如此不同
我表舅同济毕业的，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用自己的技术开了一家公司，现在是吃饱了忙着到处聚会，他掏钱, 忠孝２头顾
另外，当时很多教授都是俄语出身啊。连我们的英语老师也是俄语出身的。
研究生的二外是俄语。因为教授是留苏的。
陈白尘。
另外，比您的“三辣”，我还多了个“脸辣”， 整个失去知觉。
总体自我感觉良好。但自我感觉良好的结果是, 复旦并没有录取我。幸运的是，北京的某重要机构的重要人物决定在北大和复旦相关专业复试的学生中选拔他们中意的人做他的硕士生。我导师在上海的复试中，看中了我。最有趣的是，最后一天在复旦招待所食堂吃中饭时，一个不认识人（同一楼层的住个单间，比较神秘）同桌时，问我你觉得自己考的如何，我说自己初试时是总分第二，专业和专业基础课复试的感觉也很好。应该没问题。他意味深长的笑了，说那可不一定。更没有没想到他后脚就来北京我单位政审，来看我的就是这个人。他说你没有被复旦录取。但我们xxxxx决定要你，你的导师是HQA和ZJR，Z就是复试时，穿黑色棉衣的那位老先生, 他年轻时是哈佛的学生。给周总理做过助手，是国内这个领域的最有影响力的专家。你们（另外2个北大的，由H面试）就在北京学习，不必到上海，第二年公派留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
题记：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十分认同作家柳青说过的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回顾我的生活轨迹，确实有那么几步，影响了此后很长一段人生道路。1977年我报考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无疑就是一个紧要之处。这是因为，如果没能考取研究生，我便不可能从事钟爱的科学研究，从而为科学殿堂添上一两块砖瓦；如果没能考取研究生，我和家人便不可能走出穷乡僻壤，从而改变生活的轨迹。正因为考取研究生在我人生道路上如此重要，三十多年前的许多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使得已届坐六望七之年的我，得以记下1977年至1978年，我在这个人生转捩点的所思所想和难忘往事。
【南大：回忆 vs 现实】
1977年，我在江苏省滨海县合成橡胶厂工作，这是个只有四、五十人的小厂。大约10月17日，厂里派我到南京办事。那些年我多次到南京出差，住过不同的旅社。然而这一次，我却说不上为什么，鬼使神差般来到母校南京大学的招待所求宿。虽然我连到南大出差的介绍信都没有，招待所却破例允许我入住。南大招待所位于南园食堂的西侧，是一幢三层小楼，条件很一般，一个房间摆四张床，没有洗澡间。不过我并不在乎，因为我并不是冲着好的住宿条件才来的。
那几天，我寻访了生物系所在的西南大楼、住过五年之久的12舍、古色古香的校图书馆、还有许多当年留下过我足迹之处。早晨，我听着校园广播响起熟悉的乐曲，看着学生们跑步做操，同他们一起在食堂用餐，目送他们背着书包到北园上课。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不禁想起，就在不太远的10年前，自己也曾是其中的一员，那是一段多么朝气蓬勃、令人向往的生活！
多年后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投宿南大，潜意识里是由于回忆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学生活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我的大学生活是在南京大学度过的（1963年9月至1968年12月）。虽然那段生活也有不如意之处，虽然五年之中有整整两年被文化大革命空耗，但是比起我在1977年时的处境，却还是美好很多。196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至滨海县，先后在农村和工厂劳动锻炼。1977年时，我的处境用两个字便可概括：无望。首先是事业无望：所学非所用，守着一个1930年代落后的苏联化工产品，生产过程易燃易爆易中毒，身为技术员的我终日担心受怕。其次是生活无望：住在有江苏西伯利亚之称的滨海，生活条件之差自不待言；加之地处偏僻，到南京一趟竟要在汽车上颠簸10个小时。再者是前途无望：那年家里四个人分别是31岁、29岁、6岁和4岁。如果说自己这辈子命中注定要耗在滨海，也只能认命；难道孩子们也不得不在这穷乡僻壤度过一生？再次身处母校，心中不由得泛起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对照无望的现状，失落感无以复加。
【研究生：报考 or 不报考】
1977年10月22日，注定是我的命运开始改变的一天。那天早晨，我从南大招待所出来，朝新街口走去，准备给孩子们买点小礼物。途经《新华日报》社，我习惯性地停下来阅读当天报纸。那时的报纸只有四个版面，花两、三分钟便能浏览完。然而那天的报纸，我却足足看了一个小时，因为头版下方的一篇文章，让我眼睛一亮，牢牢地吸引了我。这篇题为“高等学校将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讲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精神，阐明恢复招收研究生的目的和重要意义，指出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那时《新华日报》社门口的阅报栏，相同的报纸张贴了七、八份之多，沿着围墙一字儿排开。我从第一份报纸看起，接着看第二份、第三份，读的都是这同一篇文章，等读完最后一份报纸，我差不多能把全文背出来了。
这条消息虽然只有二、三百字，却让我振奋不已：改变无望现状的机会终于到来了！自己朝思暮想盼望的，不正是这一天吗？对于我这样的既无后台、又无门路的寒门知识分子来说，这极可能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机会。可以想见，1977年10月22日那一天，全国几十万在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中，许多人都在纠结同一个问题：报考还是不报考？不过对我来说，这从一开始就不是问题，我根本就不曾为此纠结过。我报考的决心，在《新华日报》社门口读报那一刻，就已经下定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次不搏，更待何时？
【选择：母校 or 非母校】
看过了《新华日报》，我不去新街口了，立即就回南大。报考研究生，母校理所当然是第一选择。我走进生物系所在的西南大楼，还在考虑该找哪位老师了解情况，就遇见比我低一届的校友朱念周。现在想来，这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事。我毕业后，听说朱念周因为文革期间比较活跃，在“深挖516反革命集团”时被打成江苏第一名成员，被逼得多次逃跑、自杀。“516”错案平反后，也许是因祸得福，她得以留校工作。生物系在文革中毕业了五届学生，她大概是唯一留校的。
那天我们在生物系办公室门口相遇，寒暄了几句，她不改当年的爽直，直截了当问我：“看过今天的报纸了吗？上面有招收研究生的消息。”我说：“看了，我正为此事而来。”她问：“这么说你也打算报考了，想考哪里呢？”我说：“想考南大，毕竟是母校。”朱念周思索了一会儿，说出一段影响我前途的话：“滨海那个地方闭塞，到今天见了报你才知道。招收研究生，其实三、四个月前就有风声在南大传开了。南京和几个大城市的生化专业毕业生，大都是66届和67届的，早就来打听过了。他们专业课比你们68届学得多，有些人的工作就与生化有关，这些年一直同母校老师保持着联系。你想考研究生很好，但是不是非要报考母校，建议你仔细考虑。你想，与66届和67届的校友相比，你有多大胜算？”
朱念周的话如醍醐灌顶，把沉浸在满腔热情之中的我浇醒：考研如同一项系统工程，单凭决心是远远不够的，每个环节都必须不出差错；报考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必须仔细斟酌，做到知己知彼、扬长避短。回想起来，如果不是朱念周的一番话，我极可能报考母校，与高届校友竞争。事实上，那一届南大生化专业录取的研究生，无一例外，都是导师们早就属意的高届毕业生。朱念周的善意提醒，对于消息闭塞的我，确实是最宝贵的信息，使我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虽然后来不曾再见过朱念周，我一直对她心存感念。无论她现在何方，我都祝愿她平安、幸福。
【报考：今年 or 明年】
出差任务完成，我立即赶回滨海。我明白，在争分夺秒复习之前，必须做好三件事：一是与家人统一思想，心往一处想，劲才能往一处使；二是取得单位同意，办理推荐事宜；三是确定报考的学校与专业。
如果说我决心考研究生，是为了改变无望的现状；那么妻子顾虑的，恰恰是改变现状带来的困难。那时，我们刚刚结束两年的县内两地分居，如果我考上研究生，势必再次分居两地，而且距离更远、时间更长。再者一家人分开过，经济上势必面临困难。经过讨论，我和妻子达成共识：我们毕竟还年轻，为了长远利益，眼下吃苦拼搏是值得的。她对我说：“如果不去考，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你就去考吧！”在整个备考期间，我必须照常上班，妻子就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让我抓紧时间复习。我把考研的决定，告诉远在沈阳的父亲，他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我在滨海找不到需要的复习资料，父亲就四处找来寄给我。父亲还在经济上支援我，帮助我克服一家人分居两地带来的困难。已经三十岁出头的我，还不得不“啃老”，心里挺惭愧的，但在当时却是无奈。我的岳父岳母则把两个孩子接去照顾，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没有家人的全力支持，我无
论如何也难以在短短6个月里重拾生疏了12年的功课。
随后，我把报考的想法告诉合成橡胶厂的厂长王锦智。他开始时根本弄不明白研究生是什么东东；他以为书读到大学就到顶了，怎么又冒出个研究生要读？等王厂长明白过来，他的本能反应就是不同意，理由是“工作需要”。对此，我早有应对之策。那段时间报纸上登过几篇文章，要求“各单位要从国家需要的全局出发，主动推荐和积极支持选拔工作。”这是党报的文章，加之我软磨硬泡，王厂长只得勉强同意推荐我报考。
“勉强同意”这几个字，不是我凭空添加，而是王厂长亲口说的。我考取研究生的第二年，王厂长出差到上海，特地来看我。他说：“把你放走，对我们厂是极大损失。老实讲，我是勉强同意推荐你。要是你没考上，这次再想考，我肯定不同意。你知道吗，这次招收研究生，不提要单位主动推荐了，而是要考生服从工作需要，得到单位批准才能报考。”王厂长说的确有其事。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有一大批骨干力量离开了原单位，使这些单位的工作受到影响，因而反映强烈。这就使得下一年招生办法的钟摆又往回摆。我有些朋友，当初想同我一起报考，因为怕来不及复习打了退堂鼓。第二年他们准备好了，没想到又需要单位批准，就此失掉了考研的机会。好在我从来就没有为此事犹豫过。我想，自己来不及充分准备，但是竞争对手们不也是准备不足吗？大家在同等水平竞争，何怕之有？每每想起这段经历，我就感叹：人生机会往往稍纵即逝，机会一旦来了就要毫不犹豫把握住，免得追悔莫及。
我离开滨海两年多后，合成橡胶厂由于多方面原因倒闭了；我的离开或许是原因之一。王锦智厂长原本就有肝病，加之工厂倒闭，不久即在郁闷中去世。我知道他是不情愿放我走的，可又不忍心耽误年轻人的前途，因而作出了违心的决定。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位人性化的领导。因为他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一直念着他的好。愿他在天堂里不郁闷，天堂的工厂是不会倒闭的。
回滨海没几天，我就到县教育局查阅研究生招生目录。目录刚刚寄到，全县仅此一份，我是第一个来查阅的。这些目录堆起来足有30厘米高，详细列出了全国招收研究生的所有学校、所有专业、所有研究方向、所有导师，以及所有考试科目，足见当年对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是何等重视。我想，既然南大导师已有属意的考生，那么其他高校大致也会如此。我如果报考高校，录取的可能较小。那么报考哪里好呢？中国科学院的招生目录吸引了我：中科院从1966年起几乎没有进过大学毕业生，人才肯定青黄不接，比高校更急于招收研究生。更重要的是，中科院的导师不大可能有属意的考生，这样就有利于公平竞争。权衡之下，我决定报考中科院。
在中科院相关的研究所里，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是生化研究的重镇，肯定是各路英雄必争之地，我胜算的把握不大。经过仔细斟酌，我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神经化学专业，导师是沈锷和张谨。这是因为在生物化学领域，神经化学是新的分支，我很感兴趣。国内很少有研究神经化学的，报考者也许较少。再者，考试的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和基础课，我在大学时都完整地学过。事实证明，磨刀不误砍柴工，我花了三天时间查阅招生目录，是值得的。
【复习：苦读 and 巧读】
单位同意推荐后，我立即开始复习，我深知面临“任务重、时间紧”的局面。“任务重”，是指要考五门课。生物化学、生理学和普通化学还是十多年前学的，不少内容都忘了。俄语忘得更彻底，连单词都记不得几个了。政治课则是苦于政局变幻，书上和报纸上的东西，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都不清不楚。“时间紧”，是指到初试，满打满算才6个月。单位没给我假期复习，我必须正常上班，而且是非常疲劳的三班倒。除了上班、开会、政治学习与吃饭、睡眠，我能够坐在书桌旁专心读书的时间，每天只有两小时。以180天计，仅仅360小时，平均每门课只摊到70小时。复习70小时就参加考试，当然不是不可以；但要考得出类拔萃，则几乎不可能。
我意识到，因为“任务重、时间紧”，必须有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我摸索出“通读 — 理解 — 提炼 — 记忆”的四步方法，核心是制作卡片。第一步通读。例如生化有20章。每通读一章，就了解其基本内容。第二步理解。通读之后，我结合该章的问题和习题，加深对重点的理解。第三步提炼，即提炼出该章重点，制成20张左右卡片，包括生化物质的结构式、性质、反应式、定义和理论等。卡片正面写问题，反面写答案。这样，20章的内容，就浓缩在400张卡片上。生化、生理、化学和政治四门课，我共制作了约1000张卡片。第四步记忆。有了卡片，我就能充分利用零星时间，会前、路上、排队、如厕、睡前，都可以掏出卡片学习。哪怕只有5分钟，也能复习两张卡片。先看卡片正面的问题，自问自答；再对照卡片反面，检查回答得对不对。我把能正确回答的卡片放进A盒；把未能正确回答的卡片放进B盒。随着时间推移，A盒的卡片越来越多，B盒的卡片越来越少。到临考前，我已经把1000张卡片复习了2至3遍，难度大的卡片更复习了5至6遍，从而对这几门课的内容了然于心。
1978年3月，我到北京出差，坐火车自然是学习的宝贵机会。车至济南，上来一位戴着山东化工学院校徽的老师，五十多岁。他见我一直聚精会神地看卡片，主动搭话：“小伙子，你到哪里去？”他问了我许多问题，诸如“你这一路上都在看卡片，是什么卡片？”“为什么不看书，而看卡片呢？”“这卡片是谁做的？”“为什么要做这些卡片？”“你说参加考试，是什么考试？”“你要考哪里的研究生？”听了我的回答，他动情地对我说：“看到你这样刻苦学习，我非常感动。从文革到现在12年了，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学生像你这样努力的。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被耽误了，你决心考研究生，这很好！就凭你的刻苦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我们这一代被耽误得太久了，以后就看你们了！”虽然是萍水相逢，但是我完全能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对年轻一代的期望；他的鼓励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时隔三十多年，我对这一幕仍然记忆犹新。
【拼搏：初试 and 复试】
1978年5月5日早晨，妻子骑着自行车，送我到滨海县中学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初试。全县共有二十多人报考，都是三十岁出头的半老头子、清一色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各人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不同，试卷当然也不同。考场气氛并不紧张，居然还有人抽起了烟，监考者也不管。初试共两天半，上午和下午各考一门。我考的五门课是：生物化学（专业课）、生理学（专业基础课）、普通化学（基础课）、外语（我考俄语）和政治。正如成语说的“胸有成竹”，我的胸中有1000张卡片支撑着，所以并不感到考试有多难。
我从中学读到大学，有两门课最可诟病，一门是俄语，另一门是政治。我吃俄语的亏，下面会谈及。政治课的弊病，只要把当年的复习资料晒出来即知，里面充斥着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诸如“英明领袖”、“你办事，我放心”、“从大治天下到天下大治”等。为了应付政治考试，我花了不少时间恶补，自以为学到了能在若干年内“颠扑不破”的真理。哪晓得入学未几，就再一次被洗脑，说华国锋犯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不再英明了。可叹这类昨是今非、今是明非的东东，如今的莘莘学子仍是非学不可，中考、高考和考研仍是非考不可，实在是坑爹匪浅。
大约6月底时，我接到上海生理所来信，告知初试成绩。生化、生理和化学三门，我的成绩都在80分以上，俄语和政治在60至70分之间。最重要的是，来信通知我参加复试。半年来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不过我只高兴了半天而已；因为我清楚，行百里者半九十，初试成绩再好，复试通不过还是等于零。7月15日左右，我来到上海生理研究所参加复试。报考半年多了，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心中向往的科研圣地。岳阳路320号，是一个挺美的大院子，里面有生理、生化和细胞三个研究所。生理所是中国最早的研究所之一，其科研大楼是日本在1930年代用庚子赔款建造的。参加复试的考生有40多人，约一半在上海有住处，没有住处的就安排在临时宿舍里。应试者不但来自天南地北，而且来自各行各业，医生、教师、技术员都有，居然还有京剧团的；这也是那一年招收研究生的独特风景线。
到此时我才知道，我报考神经化学专业的判断有错也有对。判断错的是，我以为这个专业是冷门，没想到非但不是冷门，而且是大热门：招收1人，竟有32人报考。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录取率未免也太低了！幸亏我已拼进复试，只需同另外两位再作竞争。当初判断得对的是，沈锷和张谨两位导师果然没有属意的考生。三个复试者，一位来自广东，是韶关冶炼厂的技术员；另一位来自安徽，是中学化学教师；而我则是合成橡胶厂的技术员。三个人都与神经化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假如另外两位中，有沈、张导师的昔日学生，或与神经化学有一点点关系，那我毫无疑问就是来陪考、做分母的。想到此，我又一次庆幸没有冒然报考高校，包括母校。复试的笔试部分，考生化、生理和化学三门。题目比初试难些，但有1000张卡片作坚强后盾，我自我感觉考得还不错。考化学时，考场进来几位导师。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走到我面前，逐个察看我和两位竞争者的准考证和考卷，原来她就是张谨老师，来考场认人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复试与初试不同，是增加了口试。广东那位先进考场，半小时后出来，不知他考得怎样。我第二个进去，看到沈、张二位老师都在，还有一位我不认识，后来知道是研究视觉生理的刘育民先生。张老师递给我一张纸，写着三道考题，生化、生理和化学各一题。他们给了五分钟准备，就让我回答。考场有黑板，我一边回答，一边把图表画在黑板上，其实那也是我复习时提炼在卡片上的，早就了然于心。三道题答完，老师们又各问了一、两个问题。刘先生讲了一个当时很热门的针刺麻醉实验，问如何解释其生理机制。这么前沿的研究，教科书中完全没有提及。我原本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老老实实回答“不知道”；但转念一想，不回答显然不妥。我急中生智，就把自己的生理学知识和对针刺麻醉的一知半解结合起来，在黑板上画了可能的机制图，指出脑内某个部位也许存在相应的受体。刘先生没有进一步发问，这一关就算过了。后来我知道自己的回答很肤浅，几乎等同于废话，因为但凡研究生理学的，谁人不知脑内必定存在相应受体？但我作为“准研究生”，回答得又比较得体，因为我强调只是猜测，正确与否必须由实验来验证，而这正符合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教诲。想必刘先生并非当真考问针刺麻醉的机制，而是观察我是否具备对未知事物的探索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吧。
安徽老兄最后一个进去，因为我已考过，守门者同意让我在考场门外“旁听”。考题和提问都相同，安徽老兄把生化和生理两道题目匆匆答过，便转到化学题目上。他不愧是教化学的，把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背得滚瓜烂熟，讲起来滔滔不绝。老师两次打断他，他才打住。接下来刘先生又讲了那个针刺麻醉实验，问如何解释机制。安徽老兄一下子语塞，他沉默了一会，说“不知道”。然而接下来回答化学问题时，他又滔滔不绝起来。张老师不得不再次打断他，宣布口试结束。旁观者清，我认为他犯了两个错误。他知道生化与生理是弱项，就想以化学强项来弥补。这可以理解，但他做得过了头，这是其一。他对元素周期表了如指掌，是个好教师。但是他对未知事物缺乏探索精神，提不出自己的假设，因而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这是其二。看到他灰头土脸走出考场，我预感这位仁兄多半是没戏了。由此可见，口试往往比笔试更能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
口试结束，生理所没有告诉我们分数，只是要我们回去等待，也不说发榜的日期。我就这样忐忑不安地离开了生理所，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再回来。临走前，我竟然没有去向沈、张二位老师道别。其实我不是没想到，而是不敢，生怕弄巧成拙。那个年代的师生关系，真是单纯得可以，没有请托、没有关说、更没有送礼，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株洲：困顿 and 煎熬】
从上海回到滨海没几天，单位又派我到湖南株洲出差。这可真是趟苦差使：一是正值盛夏，株洲热得更甚，蚊子飞舞，躲不胜躲。二是招待所食堂无菜不辣。湘人嗜辣，达到嘴辣、胃辣、肛门辣的三辣境界。我恳请师傅少放些辣椒，回答“辣子少了不好吃”，照样大把地加。热上加辣，如同火上浇油，苦不堪言。最难受的还是信息闭塞。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录取的消息。可那时既无互联网，又无电子邮件。如果人在上海最好，可以就近打听。即使人在滨海，录取通知寄来也能及时收到。但我身处两不靠的株洲，长途电话不但天价，而且四、五个小时才能接通。日子一天一天地挨着过，我一直在试图解一个方程。已知条件是：初试32人，复试3人，复试后，安徽仁兄多半没戏了；相应地我的录取概率，由三十二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再增加为二分之一。方程求解：我究竟能不能胜出？我一遍又一遍地解这个方程，但始终是无解。这真是度日如年，而且一待就是20多天。
就在我困顿株洲期间，有件事正在暗中滋生发酵，而我竟懵懂不知。我的报考，被多数同事认为是自不量力的不智之举，因为我离开学校10年，学的知识忘了七七八八，要在半年里靠自学补起来，有如天方夜谭。因此他们的态度是“让他去考，考砸了就死心塌地在滨海干了”。就连我的一班朋友也替我捏了把汗，私下里劝我退考，说如果考不上，白白丢了脸面。然而从领导到工人都没有想到，我不但破釜沉舟铁了心报考，居然还进了复试，离录取只一步之遥。于是极个别想看我笑话的人，就在这关键时刻搞小动作，企图把我的研究生之路堵死。
【暗礁之一：俄语 vs. 英语】
在我的录取之途潜伏着两个暗礁，使得我这小舢板几乎触礁翻船。暗礁之一，是外语考试的语种。教育部规定，外语考试可以选择英、俄、法、德、日五个语种之一。考英语无疑最合适，但当时我只能选择俄语，因为从中学到大学，我学的都是俄语。后来虽然自学了英语，但要应付研究生考试还差得远。
与政治课一样，俄语课也很坑爹。1950年代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使得数以千万计的学生上外语课只能学俄语，因为据说苏联的科学技术比美国发达。假如果真如此，倒也罢了。事实上，苏联除了航天等少数学科，多数学科是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例如我现在研究的人体组成学，这二十多年来，就不曾见过前苏联国家的学者，参加过这门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或在这门学科有分量的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回想我当学生时，每星期有三节俄语课，外加三小时的课后复习和早读，每周至少花费六小时。我们班同学还花了大量时间，自编了一本《俄汉生物化学词汇》。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学生，投入到俄语上的时间共计多少？对于99.9%的学生来说，俄语可曾有过一点点用处？这笔账恐怕无法算得清。
学俄语坑爹匪浅，就连我考研究生，都差一点被俄语给坑了。9月上旬，上海生理研究所召集研究生导师开会，决定录取名单。当讨论到我时，对我的初、复试成绩都无异议。但有人提出所有考生都考英语，唯独我考俄语，言下之意就是不宜录取。我报考的导师是张谨，此时她的意见无疑最重要。她说：“既然教育部规定可以用五种外语考试，那么就没有理由因为考俄语而不一视同仁。”但还有人质疑，说恐怕没人能指导学俄语的学生搞研究，潜台词还是不宜录取。张谨老师又说：“我就是学俄语留学苏联的，怎么不能指导？再说研究生入学后都要学英语，掌握两门外语不是更好吗？”她据理力争，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吭声了，我这才被录取。
1978年时，互联网还远远没有问世，我又身处信息闭塞的滨海，因而对张谨老师的学历和经历等背景材料半点都不知道。我报考她，纯粹是因为对神经化学感兴趣。如果我报考了一位学英语的导师，那么99%的可能，我的研究生之梦将成泡影。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是无巧不成书，学俄语的学生恰巧报考了留学苏联的导师，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
【暗礁之二：“黑五类” or “红五类”】
潜伏于录取之途的另一个暗礁，是我的家庭出身。1978年8月下旬，上海生理研究所接到滨海县XX局来信，反映我的地主家庭出身问题。在那个年代，这种信件的杀伤力不亚于一颗炸弹。我入学后才晓得有此信，详细内容当然不可能让我看到。其实，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则一直求学与教书。初中时我第一次填写表格，不知道家庭出身该填什么。父亲说自己是大学教师，就填职员吧。谁知班主任说家庭出身看三代，祖父是地主，就填地主。那时我才12岁，老师叫填啥就填啥。上了高中，我明白此事非同小可，就提出更改。学校说家庭出身不能随便改，原来填什么还填什么。这样天长日久，竟坐实了我的地主家庭出身。高考时，若不是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恐怕根本就进不了大学。由于这倒霉的家庭出身，我受过无数的有形或无形的不信任、歧视和刁难。
没想到，在决定录取与否的节骨眼上，坑害了我半辈子的家庭出身又要发威了。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社会上仍弥漫着宁“左”勿右思潮，家庭出身依然是个严重问题。试想，在决定录取名单的会议上，如果这封负能量信件摆上台面，绝没有人能为我说话的。张谨老师能就考俄语之事说公道话，但对这类政治问题，肯定也爱莫能助。单凭这一条，我的研究生之梦就可能破灭。
其实，这封信本身就有可疑之处。我是合成橡胶厂推荐报考的，退一步说，这封信即使发，也该由工厂发。为何工厂不发，而由XX局越俎代庖？其缘由，最简单地说，就是我遭人羡慕嫉妒恨了；而此人恰与XX局某官暧昧。他们那点破事，当年闹得臭不可闻。某官以XX局名义写这封信，不早不晚恰恰在复试之后、录取之前的关键时刻发出，摆明了就是要堵死我的录取之路，好看笑话。然而我一不是文革干将，二没违法乱纪，三没乱搞两性关系，某官就只能在家庭出身上大做文章。
然而与某官的意愿相反，他的负能量信件没能上录取会议的台面。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一封正能量公函紧接着也寄到生理所。这封公函的来历，要从我父亲说起，他195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后在大连医学院和辽宁中医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漏网地主”，被批斗、坐“喷气式”、关“牛棚”，受尽折磨。1973年，父亲从“牛棚”放出，但留了个“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不伦不类的尾巴。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父亲得以平反。1978年8月底，辽宁中医学院的领导告诉父亲，他的本人成分定为革命干部。后来听父亲讲，他大学毕业时是应了某革命机构的招聘到大连医学院工作，或许这就是他的革命干部成分的由来。
父亲的本人成分改变了，我的家庭出身随之由黑翻红，从“黑五类”变为“红五类”。这实在让我啼笑皆非：同一个人，昨天还是麻雀，怎么今天就是凤凰了？把人按照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我至今仍深恶痛绝。若是早20年摘下“黑五类”帽子，我就不至于受尽歧视。开个玩笑，若是早就罩着“红五类”的光环，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也未可知（《智取威虎山》台词）。
辽宁中医学院的领导问我父亲，此事需要告知哪些单位？父亲说要告知江苏省滨海县合成橡胶厂。不过他多了个心眼，还要求告知上海生理研究所。领导不解：“你儿子又不在那里工作，为什么要发函？”父亲说：“我儿子正处在录取研究生的关键时刻，此事告知生理所，可能会有帮助。”领导答应了，而且第二天就把公函发出。
公函寄达上海生理所之日，正好就是决定研究生录取名单的前夕。我的成绩不错，导师也倾向录取我。然而，某官那封负能量的信毕竟足以一票否决的。就在这关键时刻，辽宁中医学院的公函寄到，明确指出“王自勉的家庭出身应为革命干部”。正能量公函与负能量信件大PK，高下立见、胜负立判：辽宁中医学院的公函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最新结论，而XX局的信则是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账。更何况局级大学的公函比科级小局的信件，能量足足高两个数量级。不过现在想想，我还是后怕，如果让某官的信抢先发了威，录取名单很可能就没有我。到那时，辽宁中医学院的公函就是寄到也无济于事了。两封信在最关键的时刻PK，某官的信立刻被废了武功，成为废纸一张。上演这么一幕，恐怕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1978年9月：焦虑and 录取】
从株洲回到滨海，我仍处于度日如年的等待之中，这滋味大概与被告等待法官宣判差不多。9月中旬，我开始猜想：有没有可能录取通知已经寄到，却被匿而不发？恰好妻子认识县邮电局的人，于是我们去查挂号信登记簿，结果是没有。可我不死心，第二天下午四点还到邮电局去查。果然到第三天，那位朋友说刚收到上海生理研究所的挂号信，收件人是滨海合成橡胶厂。我断定这是好消息：如果是不录取通知，不过一张薄纸而已；而这是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除了录取通知书，还可能有转移档案和户口的相关材料。我心中有了底，就悄悄回到厂里，除了告诉妻子，一点都没声张。到第三天，合成橡胶厂终于把来信交给我。
当我接过盖有中国科学院鲜红大印的录取通知，内心激动得如同迷途的小孩终于回到了妈妈的怀抱。上海生理研究所己经有十多年没有新进人员，这次一下招了15名研究生，个个都是拔尖出来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对我们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从全国范围来讲，1978年5月5日，63500名考生在同一时间走进各地的不同考场，参加研究生初试。四个月后尘埃落定，考取第一届研究生的有10708人，录取率为16.86%，我有幸成为这万名研究生中的一个。滨海县参加初试的二十多人，录取三人。除我之外，有一位沙兄，67届气象专业毕业，分配在滨海县气象站工作，考取了南京大学气象系。还有一位学数学的老兄，在某中学教书，考取了盐城师范专科学校；听说他半年后退了学，大概是嫌学校比较烂。
我考取研究生的消息传开，在当地引起了不小轰动。滨海最大的官不过是处级，民众却很讲
究官本位。许多人觉得研究生比大学生高一个档次，那就是“太学生”了。这颇具权威感与神秘感的“研究”二字，让他们觉得研究生的“品级”肯定不低，考取了就等于鲤鱼跃上龙门，要飞黄腾达了。我虽然很高兴，头脑还是清醒的，我明白研究生就只是“生”的一种而已，未来的路还长着难着呢。事实正是如此，考取研究生后，我们一家四个人，分居三地达八年之久，遭遇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直到1985年才在上海团聚。
1978年，偌大中国总共才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绝大多数是从文革期间毕业的约70万大学生中脱颖而出，是不折不扣的珍稀动物。反观2012年，招收研究生多达52万人，几乎是1978年的50倍。时至今日，考取研究生已算不得什么稀罕事；相反，由于过度扩招，研究生的实际水平普遍下降，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大幅贬值。
【感悟：必然 and 偶然】
我之所以能考取研究生，首先是大形势的必然。如果不是毛泽东死了、文革结束，国家得以朝正确的方向转变，招考研究生就无从谈起。如果不是废除了极“左”的招生办法，确定了“自愿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比较公平的招生办法，我同样没有可能考取。
我之所以能考取研究生，就个人来说，也有必然因素。大学毕业后，虽然经历10年蹉跎，我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正因为如此，我才能考出较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我都对未来心怀憧憬，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之所以能考取研究生，也与我的妻子、父亲以及岳父母的理解与全力支持分不开。没有家人的共同努力，单凭我个人之力，不可能实现这个向上的人生转折。
我之所以能考取研究生，又与诸多偶然因素分不开。如果不是偶遇朱念周，如果不是恰巧报考了一位留学苏联的导师，如果不是辽宁中医学院的公函在最关键的时候寄达，我都可能与研究生失之交臂。在实现这一人生重大转折的过程中，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关心和帮助。无论他们的帮助是大还是小、是直接还是间接、是有形还是无形、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为之，我都永远记得他们的好，永远在心底里感谢他们。
回顾报考研究生的经历，我更加明白，人生道路永远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不可能笔直，不是向上转折，便是向下挫折。在人生紧要处走对一步，就能在一个时期、甚至终身受益；反之亦然。
【滨海：Bye-bye！】
1978年10月5日清晨，我告别生活和工作了10年的滨海，在妻子陪同下，出发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报到。当太阳跃上地平线、洒出第一抹曙光之际，我们登上了开往南京的长途班车。汽车经过合成橡胶厂时，我再一次凝神注视这片自己为之挥洒了8年青春岁月的厂房。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生命中长长的无望的一页翻过去了，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一页即将展开。我终于在人生道路上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向上转折，能够一圆自己的科学研究之梦了。不过在那一刻，我并不知道，人生中一次更重要的向上转折正在远处召唤自己：1990年9月15日，我将远赴哥伦比亚大学，一圆自己的美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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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在生化所。
本科是复旦，不是南大。
不过好像不是俺。
你我跟帖中的主语都是“他”。
哈
人生70%的东西是命中注定的，遇到运气，命就表现出来了。 但人往往看到的是个人努力，哈哈。
爱读书的回炉了，以前班干部的做官了，性格决定命运
有很不顺的，离婚绝症.... 当年宿舍里大家闹着玩的时候，怎么想得到以后每人的情况如此不同
我表舅同济毕业的，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用自己的技术开了一家公司，现在是吃饱了忙着到处聚会，他掏钱, 忠孝２头顾
另外，当时很多教授都是俄语出身啊。连我们的英语老师也是俄语出身的。
研究生的二外是俄语。因为教授是留苏的。
即使没有考研究生，他们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年级出了两个院士，都没有考研。
还有的同学至今成为一方权威，退而不休，忙碌在全国各地培养新鲜力量。对比之下，我自叹不如。
我舅舅 38 (或39? )了，考上了内蒙古大学的研究生，他是不是全国年纪最老的考生之一了
陈白尘。
哈
另外，比您的“三辣”，我还多了个“脸辣”， 整个失去知觉。
总体自我感觉良好。但自我感觉良好的结果是, 复旦并没有录取我。幸运的是，北京的某重要机构的重要人物决定在北大和复旦相关专业复试的学生中选拔他们中意的人做他的硕士生。我导师在上海的复试中，看中了我。最有趣的是，最后一天在复旦招待所食堂吃中饭时，一个不认识人（同一楼层的住个单间，比较神秘）同桌时，问我你觉得自己考的如何，我说自己初试时是总分第二，专业和专业基础课复试的感觉也很好。应该没问题。他意味深长的笑了，说那可不一定。更没有没想到他后脚就来北京我单位政审，来看我的就是这个人。他说你没有被复旦录取。但我们xxxxx决定要你，你的导师是HQA和ZJR，Z就是复试时，穿黑色棉衣的那位老先生, 他年轻时是哈佛的学生。给周总理做过助手，是国内这个领域的最有影响力的专家。你们（另外2个北大的，由H面试）就在北京学习，不必到上海，第二年公派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