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_zh网友提到用阿Q这个人物形象和《药神》中程勇做类比。阿Q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阿Q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符合 “熟悉的陌生人” 特征。谁都不认识，没见过阿Q，但不管在什么地方，阿Q这种人在生活中却到处都能见到，比比皆是。况且，鲁迅写阿Q的时候，完全没有强调甚至没有提到阿Q的地域（通篇没有“绍兴”二字），这就为这个典型形象留给了充分条件。
电影文学中流传一个有名的说法：你如果在舞台上看到墙上挂了一把剑，最后那把剑就必须出鞘。如果从头到尾剑都不出鞘，那把剑就是多余的累赘。
《药神》一开场高调强调程勇是上海人，那他必须在程勇身上体现出上海人的特质。如果不能，甚至体现出和上海人迥然不同的性格，你就不该强调程勇是上海人，否则，在文学上就是一个败笔。因为文学是创造的，而不是警察的案例，你可以随意把内容写得合情合理。做不到这点，就失去了文学创作的优势。
上海人当然有各人不同的性格，但上海人又有他们明显不同于外地人的共性。艺术是对生活的提炼，这种提炼，就是要让观众既看到人物的个性，又看到人物的共性。只有个性没有共性的人物，是单薄无力的创造，反之亦然。
试想，如果把程勇塑造成一个本来胆小谨慎，做事不越雷池的性格（上海人性格），在被逼无奈之下铤而走险去走私仿制药，有什么不好？反而会增加电影的戏剧性。后来害怕了，很不好意思的要求散伙（而不是流氓般的叫人“滚蛋！”），就十分符合上海人的共性，且不影响剧情。最后他感情爆发升华，从操旧业，不赚一分钱（但绝不需要倒贴钱）卖药，不仅不会削减程勇的高点形象，反而让人物有血有肉，合情合理。这样，程勇就是一个上海人，但又是一个不一般的上海人。
为什么又要强调程勇是上海人，又要给程勇一个和上海人完全不搭界，半带流氓气质的性格？连温文尔雅的原型陆勇都表示气愤，说为什么要把他描写成那样。不能不说这是影片编导犯的一个严重艺术错误。
PS：在谈论一个文学作品缺点的时候，并不是否定这个作品。本人喜欢《药神》这部电影，只是想说，如果这样那样，也许会更加完美。相反，喜欢一部影片就不容人批评的作风，是一种缺少文化的表现。
的罪魁祸首是谁，不是制药公司恰恰是政府，因为每种进口药都加了关锐，比在美国或者其原产国都贵。如果这个政府正的为民着想就应该把这些救命药都纳入医保。
你不愿意损失钱财去帮助别人，就不要以为别人不会。
又是什么呢？
而实际生活中，又是怎样做的呢？
jf_zh网友提到用阿Q这个人物形象和《药神》中程勇做类比。阿Q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阿Q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符合 “熟悉的陌生人” 特征。谁都不认识，没见过阿Q，但不管在什么地方，阿Q这种人在生活中却到处都能见到，比比皆是。况且，鲁迅写阿Q的时候，完全没有强调甚至没有提到阿Q的地域（通篇没有“绍兴”二字），这就为这个典型形象留给了充分条件。
电影文学中流传一个有名的说法：你如果在舞台上看到墙上挂了一把剑，最后那把剑就必须出鞘。如果从头到尾剑都不出鞘，那把剑就是多余的累赘。
《药神》一开场高调强调程勇是上海人，那他必须在程勇身上体现出上海人的特质。如果不能，甚至体现出和上海人迥然不同的性格，你就不该强调程勇是上海人，否则，在文学上就是一个败笔。因为文学是创造的，而不是警察的案例，你可以随意把内容写得合情合理。做不到这点，就失去了文学创作的优势。
上海人当然有各人不同的性格，但上海人又有他们明显不同于外地人的共性。艺术是对生活的提炼，这种提炼，就是要让观众既看到人物的个性，又看到人物的共性。只有个性没有共性的人物，是单薄无力的创造，反之亦然。
试想，如果把程勇塑造成一个本来胆小谨慎，做事不越雷池的性格（上海人性格），在被逼无奈之下铤而走险去走私仿制药，有什么不好？反而会增加电影的戏剧性。后来害怕了，很不好意思的要求散伙（而不是流氓般的叫人“滚蛋！”），就十分符合上海人的共性，且不影响剧情。最后他感情爆发升华，从操旧业，不赚一分钱（但绝不需要倒贴钱）卖药，不仅不会削减程勇的高点形象，反而让人物有血有肉，合情合理。这样，程勇就是一个上海人，但又是一个不一般的上海人。
为什么又要强调程勇是上海人，又要给程勇一个和上海人完全不搭界，半带流氓气质的性格？连温文尔雅的原型陆勇都表示气愤，说为什么要把他描写成那样。不能不说这是影片编导犯的一个严重艺术错误。
PS：在谈论一个文学作品缺点的时候，并不是否定这个作品。本人喜欢《药神》这部电影，只是想说，如果这样那样，也许会更加完美。相反，喜欢一部影片就不容人批评的作风，是一种缺少文化的表现。
的罪魁祸首是谁，不是制药公司恰恰是政府，因为每种进口药都加了关锐，比在美国或者其原产国都贵。如果这个政府正的为民着想就应该把这些救命药都纳入医保。
粗暴地给上海人的性格贴标签偶有所感罢了。
说到文学人物为观众普遍接受的可能性，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性格特征而非地域特色。阿Q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时代造就了他的性格和思维模式、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命运，从而能普遍代表某一类人，这已经完全跳脱了某个地区的桎梏了。生活中我也会随便说说“这是典型的XX人”，但我不会因为艺术作品中某个人物不符合“XX人”的框架而不平。给一个地方的人一本正经地贴标签，个人认为过于狭隘。“熟悉的陌生人” 不是因为地域，而是因为其性格的代表性。宝剑出鞘的方式很多，不需要面面俱到，一句对白一个特写就可以震撼人心，短而凛冽。
地域特色完全可以用生活方式语言特点等来表达，但一个地方的人性格千差万别，怎么能因为您脑中上海人应该是“胆小谨慎，做事不越雷池”就概而论之，见到艺术作品里不符合您既定模式的人物就质疑人家的典型性呢？就像我说的，个人生活中接触的上海人有儒雅的，有恶俗的，有大度的，也有精怪的，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为什么要求个个都得带上你认为正确的地域标签才算合理？
您可以说不少北京人身上有痞气，但会因为一个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里主角不够痞就认为其艺术高度大打折扣吗？老舍写过《四世同堂》，也写过《骆驼祥子》，里面的主人公个个都得吊儿郎当？他们的性格岂是用一句话概括得了的？如果我说上海历史上还发生过“嘉定三屠”，“淞沪会战”，南方人在抵御外辱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屈精神同样令人动容，这似乎都不太符合您“胆小谨慎”，“讲实惠”的框架，那这些史实如果拍成电影，因为在您那儿不够典型就要被质疑吗？
说回《药神》，很遗憾，程勇没有带上您框框中的上海人特色，但他在医院里探望老父时地域特点明显，其实这就够了，为什么要求一个戏剧人物都按您推测概括出来的套路完成心路历程呢？《药神》在艺术性上是略显粗糙，故事性上您不认同程勇能升华到赔本买药的境界我也理解，但我反对拿地域标签质疑人物性格。像那种“上海人还讲实惠，孩子有机会出国，削尖脑袋都要做的，哪有前妻要带孩子出国，他当父亲的在根本不能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的情况下，还死了不放孩子走的道理？”，我是不敢对于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下如此结论的。
你不愿意损失钱财去帮助别人，就不要以为别人不会。
又是什么呢？
而实际生活中，又是怎样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