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起义余部上井冈山，杨开慧因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不能随军行动，经湖南省委安排，到板仓老家隐蔽居住。板仓到处是丘陵，又处于汨罗、平江、长沙三县交界处，较为封闭，敌人没有抓到杨开慧，但杨开慧也无法与外界联系。在白色恐怖下，杨开慧的音讯断绝。毛泽东带兵上了井冈山后，敌人立即对井冈山严密封锁，他无法与杨开慧联系。从此以后，毛泽东失去了杨开慧的音讯，杨开慧也对毛泽东的去向一无所知。
在井冈山的毛泽东牵挂杨开慧母子，曾经试图通过党的地下交通打探他们的消息，但当时党的地下交通也全部受到破坏，无法打探消息。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做工还是务农的，只要是从井冈山来的老百姓，都会受到逮捕严查，甚至毫无理由地被杀头。只有开店铺的人下山，敌人才不会马上逮捕，但也要严查。敌人认为开店铺的人，与工人农民不是一类人；开店铺要进货物，需要来往于山上山下。
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反复思量后，亲自动员茅坪一个叫吴福寿的小店主去湖南打听消息。吴福寿很是犹豫。袁文才和王佐与这个吴福寿很熟，二人便给他做工作，许以报酬，吴才答应，但他心中还是害怕。他第一次去湖南，只是到了离江西省较近的茶陵、酃县（今炎陵县），并只在与他有货物往来的人中问了问，回来后向毛泽东讲，没有打听到杨开慧的消息。毛泽东知道，只在茶陵、酃县打听杨开慧母子消息是打听不到的，便耐心动员吴再次下山去长沙打听。吴同意去长沙打听。行前，毛泽东给吴写清了杨开慧的地址。吴到长沙后，找到了杨开慧的地址，却没有见到杨开慧。他侧面询问当地人，都说杨开慧早就被当地民团杀头了。
其实当时杨开慧并没有被害。当年，杨开慧为了躲避敌人搜捕，不仅自己轻易不露面，还让三个孩子改姓杨。杨家当地亲属和农会会员也千方百计保护他们。但当地民团十分凶恶，国民党正规军也派兵来捉拿。杨开慧只好带着三个孩子东躲西藏。但在敌人严密搜查下，一个带着三个年幼孩子的妇女总是容易被认出抓到。板仓杨家亲属和当地民众便想出一个法子，说杨开慧早已经被当地民团抓走杀头了。这种为了迷惑敌人的说法在当地流传一时。
吴福寿去打听时，听到的就是这个杨开慧“已经被杀”的消息。吴福寿回来后告诉毛泽东：杨开慧已经被敌人杀害。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内心极为痛苦。但在敌人重重围困，军情万分紧急，红军随时有被敌人消灭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把痛苦压在心里，继续指挥红军与敌人战斗。
毛泽东与杨开慧
在艰苦转战中，毛泽东生病了，袁文才和王佐安排贺子珍照顾毛泽东，兼管文书。毛贺在相处中互有好感，加上袁王二人撮合，毛泽东才与贺子珍结婚，并在象山庵请人吃了顿简单的饭菜，算是婚礼。
1929年，江西根据地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交通部分恢复。江西根据地派杨开明去上海与中央联系。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兄，行前，毛泽东让他打听一下杨开慧的下落。杨开明到上海中央机关听到一个说法：杨开慧可能还没有牺牲，便尝试着给杨开慧投寄了一封信。杨开慧收到这封信，才得知毛泽东带兵上井冈山，又开辟了江西根据地，她万分高兴，于当年5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杨开明，表达了喜悦心情和对毛泽东的挂念。但是，板仓敌人封锁严密。杨开慧这封信没有发出。因此，杨开明没有收到杨开慧的回信，而中央的人都不知道她的确切消息，因此杨开明也认为杨开慧已经牺牲。
1929年，在上海中央机关的毛泽民通过一个亲属得知杨开慧仍然在板仓隐蔽。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与江西苏区隔绝，毛泽民无法把这一消息告诉毛泽东。他只能按照杨开慧的地址，设法接济他们母子。
后来，由于敌人内部矛盾加深，在江西根据地的党组织终于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有了联系，但这种联络时断时续，还要靠人带信，带的信要非常简要，谈的都是党组织、军事等重大事情，其他内容绝少涉及。
只要中央派人来，毛泽东就打听杨开慧和孩子的下落，但均无确切消息。但毛泽东仍然不死心，他抱着一线希望，于1929年11月28日从福建根据地给他的老熟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毛泽民深知毛泽东与杨开慧感情之深，担心毛泽东知道杨开慧仍然在世，自己误听她已经牺牲而再婚，内心将会极为痛苦，便一直没有给毛泽东写信，更没有把杨开慧还在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1930年，杨开慧被捕。敌人对她施以酷刑，但她坚贞不屈，11月14日，被杀于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毛泽民到中央苏区后，才把秋收起义后杨开慧的经历和被害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哥哥。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内心极为痛苦。那天他没吃晚饭，并且失眠了。他甚至朝贺子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
杨开慧牺牲的误传，已经使毛泽东内心十分痛苦，而他偏偏又相信这个误传，与贺子珍结了婚，之后又得知杨开慧1927年至1930年仍然在世，是1930年11月14日才被敌人杀害的，被害之前仍然牵挂着他，毛泽东内心的极大痛苦，可想而知。他对杨开慧的怀念之情伴随他终身。他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表达了他对杨开慧的深厚感情。
图为毛泽东所写《蝶恋花·答李淑一》。李淑一是杨开慧早年在福湘女中时的同窗好友，其丈夫柳直荀是毛泽东的好友，1932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李淑一与柳直荀是经杨开慧介绍结识的，两人于1924年10月30日结婚。
http://mp.weixin.qq.com/s/LZPsu4ib_H7ojtaETPwNoA
既然“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说明这时的毛泽东是知道杨开慧和孩子都活着的，又何来“毛泽民深知毛泽东与杨开慧感情之深，担心毛泽东知道杨开慧仍然在世，自己误听她已经牺牲而再婚，内心将会极为痛苦，便一直没有给毛泽东写信，更没有把杨开慧还在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不觉得太牵强了吗？
毛泽东与杨开慧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起义余部上井冈山，杨开慧因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不能随军行动，经湖南省委安排，到板仓老家隐蔽居住。板仓到处是丘陵，又处于汨罗、平江、长沙三县交界处，较为封闭，敌人没有抓到杨开慧，但杨开慧也无法与外界联系。在白色恐怖下，杨开慧的音讯断绝。毛泽东带兵上了井冈山后，敌人立即对井冈山严密封锁，他无法与杨开慧联系。从此以后，毛泽东失去了杨开慧的音讯，杨开慧也对毛泽东的去向一无所知。
在井冈山的毛泽东牵挂杨开慧母子，曾经试图通过党的地下交通打探他们的消息，但当时党的地下交通也全部受到破坏，无法打探消息。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做工还是务农的，只要是从井冈山来的老百姓，都会受到逮捕严查，甚至毫无理由地被杀头。只有开店铺的人下山，敌人才不会马上逮捕，但也要严查。敌人认为开店铺的人，与工人农民不是一类人；开店铺要进货物，需要来往于山上山下。
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反复思量后，亲自动员茅坪一个叫吴福寿的小店主去湖南打听消息。吴福寿很是犹豫。袁文才和王佐与这个吴福寿很熟，二人便给他做工作，许以报酬，吴才答应，但他心中还是害怕。他第一次去湖南，只是到了离江西省较近的茶陵、酃县（今炎陵县），并只在与他有货物往来的人中问了问，回来后向毛泽东讲，没有打听到杨开慧的消息。毛泽东知道，只在茶陵、酃县打听杨开慧母子消息是打听不到的，便耐心动员吴再次下山去长沙打听。吴同意去长沙打听。行前，毛泽东给吴写清了杨开慧的地址。吴到长沙后，找到了杨开慧的地址，却没有见到杨开慧。他侧面询问当地人，都说杨开慧早就被当地民团杀头了。
其实当时杨开慧并没有被害。当年，杨开慧为了躲避敌人搜捕，不仅自己轻易不露面，还让三个孩子改姓杨。杨家当地亲属和农会会员也千方百计保护他们。但当地民团十分凶恶，国民党正规军也派兵来捉拿。杨开慧只好带着三个孩子东躲西藏。但在敌人严密搜查下，一个带着三个年幼孩子的妇女总是容易被认出抓到。板仓杨家亲属和当地民众便想出一个法子，说杨开慧早已经被当地民团抓走杀头了。这种为了迷惑敌人的说法在当地流传一时。
吴福寿去打听时，听到的就是这个杨开慧“已经被杀”的消息。吴福寿回来后告诉毛泽东：杨开慧已经被敌人杀害。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内心极为痛苦。但在敌人重重围困，军情万分紧急，红军随时有被敌人消灭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把痛苦压在心里，继续指挥红军与敌人战斗。
毛泽东与杨开慧
在艰苦转战中，毛泽东生病了，袁文才和王佐安排贺子珍照顾毛泽东，兼管文书。毛贺在相处中互有好感，加上袁王二人撮合，毛泽东才与贺子珍结婚，并在象山庵请人吃了顿简单的饭菜，算是婚礼。
1929年，江西根据地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交通部分恢复。江西根据地派杨开明去上海与中央联系。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兄，行前，毛泽东让他打听一下杨开慧的下落。杨开明到上海中央机关听到一个说法：杨开慧可能还没有牺牲，便尝试着给杨开慧投寄了一封信。杨开慧收到这封信，才得知毛泽东带兵上井冈山，又开辟了江西根据地，她万分高兴，于当年5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杨开明，表达了喜悦心情和对毛泽东的挂念。但是，板仓敌人封锁严密。杨开慧这封信没有发出。因此，杨开明没有收到杨开慧的回信，而中央的人都不知道她的确切消息，因此杨开明也认为杨开慧已经牺牲。
1929年，在上海中央机关的毛泽民通过一个亲属得知杨开慧仍然在板仓隐蔽。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与江西苏区隔绝，毛泽民无法把这一消息告诉毛泽东。他只能按照杨开慧的地址，设法接济他们母子。
后来，由于敌人内部矛盾加深，在江西根据地的党组织终于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有了联系，但这种联络时断时续，还要靠人带信，带的信要非常简要，谈的都是党组织、军事等重大事情，其他内容绝少涉及。
只要中央派人来，毛泽东就打听杨开慧和孩子的下落，但均无确切消息。但毛泽东仍然不死心，他抱着一线希望，于1929年11月28日从福建根据地给他的老熟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毛泽民深知毛泽东与杨开慧感情之深，担心毛泽东知道杨开慧仍然在世，自己误听她已经牺牲而再婚，内心将会极为痛苦，便一直没有给毛泽东写信，更没有把杨开慧还在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1930年，杨开慧被捕。敌人对她施以酷刑，但她坚贞不屈，11月14日，被杀于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毛泽民到中央苏区后，才把秋收起义后杨开慧的经历和被害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哥哥。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内心极为痛苦。那天他没吃晚饭，并且失眠了。他甚至朝贺子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
杨开慧牺牲的误传，已经使毛泽东内心十分痛苦，而他偏偏又相信这个误传，与贺子珍结了婚，之后又得知杨开慧1927年至1930年仍然在世，是1930年11月14日才被敌人杀害的，被害之前仍然牵挂着他，毛泽东内心的极大痛苦，可想而知。他对杨开慧的怀念之情伴随他终身。他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表达了他对杨开慧的深厚感情。
图为毛泽东所写《蝶恋花·答李淑一》。李淑一是杨开慧早年在福湘女中时的同窗好友，其丈夫柳直荀是毛泽东的好友，1932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李淑一与柳直荀是经杨开慧介绍结识的，两人于1924年10月30日结婚。
http://mp.weixin.qq.com/s/LZPsu4ib_H7ojtaETPwNoA
既然“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说明这时的毛泽东是知道杨开慧和孩子都活着的，又何来“毛泽民深知毛泽东与杨开慧感情之深，担心毛泽东知道杨开慧仍然在世，自己误听她已经牺牲而再婚，内心将会极为痛苦，便一直没有给毛泽东写信，更没有把杨开慧还在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不觉得太牵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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