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些冤魂和当时中国的困境，促使领导高层集体意识到，非改不可了，而不论成分出身，只唯成绩的高考首当其冲，其实这也是因为推荐上学，只红不专的工农兵学员大多烂泥巴不上墙，难以担当重任。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作者，有时更是用生命在改变历史。老毛为儿女捞官，老邓为儿女捞钱，两个都不是好东西。
虽说有点惆怅，但未尝不是彻底解脱。
小妹推荐上学失败之后的一度沉沦，表明她不成熟，配不上小江。小江回城时她失态痛哭， 本质上是自私，考虑自己多，替小江高兴少。小江是技术男，性格也倔，甜言蜜语肯定少，将来在一起，实在不看好。小妹依赖性太强，不自强自立，恐怕将来要自食苦果。
抛开战争和疾病，毛时代农民是最苦难的，这里面有我父母
“人民群众的观点，你没有”是老毛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的话。林彪批彭“不要想做大英雄，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不行”。毛接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
历次政治运动的冤魂，是改变毛后历史的动力，这一改变始于高考。这个观点，77，78级你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课，你们没学，不懂，需要补。
每一代人，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77，78级也不例外，你们吃过苦，受过难，经历过整人与被整，喝过毛主席的狼奶，大部分人都是极端功利的人精。贪官中77，78级不在少数吧？台上是人，台下是鬼，如朱善璐，王恩哥之流的是77，78级吧？“升官发财，盼老婆早死”说的是77，78级吧？把中国变成雾霾之国，77，78级没少扇风点火吧？
是人治，专制把你们推到了那个历史位置，不要自我感觉良好，要反省，要有自知之明。
沙市之行—1977年春节
回到武汉后，离春节就只有几天了，到处是一片过节的热闹气氛。休息两天后回到厂里，人事股的安师傅就通知我，要调我到设备班当班长。这个班在二车间，在武汉重型机械厂旁边。春节后去二车间报到。
春节前的最后几天，我在厂里一点上班的心思也没有。本来也没什么事了。特别是一想到夏天跟小妹在洪山宝塔上约定的事情：一起去恩施过春节。我很早就给小妹去了信，问她怎么安排，可到今天一点消息也没有，我该怎么办哪！
直到二月十五日，大年二十八清早，才从传达室得到消息：小妹来电话，她昨晚上了火车，今天到武汉。我一边骑自行车赶往火车站，一边想，她怎么不去恩施了？想在我家过年吗？到了火车站，人山人海啊！所有的火车都在晚点。我生怕错过，眼睛盯着出口，连中饭也不敢吃。后来我跑到站台与出口之间的位置，每来一趟火车我就来回跑——一直等到下午四点，筋疲力尽的我才终于在刚下车的人群中看到小妹。她手里抱着一根长长的东西，旁边还有个男孩子挑着一堆东西。小妹看到我就说：“你赶快帮忙把他的东西接过来啊，那是我们同事。”我赶快跑过去接过挑子。很好奇地指着那跟长长的东西问：“这是什么东西？”小妹说：“这是日光灯管，准备带到荆州给姐姐的。”啊，她打算去荆州她姐姐那里。我没有出声，我们不去恩施了。她没有讲任何理由，我也没有问。
爸爸妈妈看到她来了，自然非常高兴：“好啊，你就在这里过春节吧。”小妹摇摇头说“我想初二去荆州。”。爸爸想当然地说：“行啊，育林跟你一起去玩几天吧？”小妹睁大眼睛看着我问：“你跟我一起去吗？”我点点头：“当然啊！”但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她原来的打算好像不是这样的啊！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去武大和广埠屯逛了一圈，顺便买了些年货。小妹好像有些心不在焉。说起话来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第三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一清早，小妹就找到我：“我要到李世英家过除夕，是先跟她商量好了的。”我着急了：“那我们家怎么办呢？”小妹吞吞吐吐地说：“你去跟你爸爸说一下吧，我先走了。”我立刻拉住她：“你先等等！”我连忙找到爸爸，告诉他这个情况。爸爸一听很不高兴，脸马上就沉了下来。他马上找到小妹：“那怎么行！你春节去荆州姐姐家可以，但这团年饭是一定要吃的啊！”小妹低着头，小声说：“我答应中午以前到她家里去的……。”爸爸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那你现在赶过去，吃了中饭就回来，行吗？”小妹点了点头，看得出来有些勉强。
小妹刚走，爸爸就过来问我：“你们吵架了？”我看着爸爸：“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爸爸听后，叹了一口气。今年春节大姐姐刚调到沙市的油田制管厂，就在那里过年了。小姐姐也在新疆过年不回来，只有我跟小林在武汉。今天小林去黄原家去玩，要晚饭前才能回来。所以下午小妹不在家，就只有爸爸妈妈跟我在屋子里。整个下午，爸爸妈妈都坐在家里，一言不发。看得出来他们都有点担心，生怕小妹不回来，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就这样一直等到快六点，小妹终于回来了。妈妈松了一口气，赶快去做年夜饭。我们算是过了一个除夕夜。
大年初一了，到处是鞭炮声，一片喜庆的气氛。因为怕第二天的车票不好买，事先叫小林托人买去荆州的长途车票。我们想早点把票拿到手放心一些，吃了早饭我们就准备去汉口拿票。一出门，到处都是人，上公共汽车要使劲挤才能挤上去。我们转了几趟车才找到帮我们买票人的家。可他又跑长途去了，家里人又不知道究竟买到票没有。我一听就急了，赶快又挤车到长途汽车站。好在大年初二出远门的人不多，票还比较好买，我们很快就买到了。但在航空路挤公共汽车时，小妹一不小心把一个很漂亮的头发卡子弄断了。她捏着坏了的发卡，很不高兴，一路上板着脸，连话也不跟我说。
初二，清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出发到汉口长途汽车站。爸爸摸黑把我们送到广埠屯车站，临上车前，爸爸贴到小妹耳朵上说：“我在你口袋里放了十元的压岁钱啊。呵呵！”小妹不好意思地说：“江伯伯，我都能拿工资了呀。”爸爸笑笑说：“那也是小孩子啊，要给压岁钱的。”从武汉到荆州，我们坐在车上，一路上都没有讲话。我偷偷地看看小妹，她还是那个模样，但心情显然不一样了。我越发不安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才半年不到，好像变了一个人啊。我该怎么办哪！
长途客车慢慢地走，我们下午三点多才到了荆州沙恩的家。沙恩在荆州建筑公司工作，去年结婚后分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后面还有个可以做厨房的小房间，他们拿来搭了个小床，算是两室吧。这几天他们小俩口回男方家过年去了，所以我们到后，这里空无一人。我们放下东西，先忙着把小妹从荆襄磷矿带来的日光灯管安装上去，要不晚上要摸黑的。但是不管我怎么检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灯还是亮不起来，看来她带来的那根灯管是坏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大过年的，商店很早就关门了，再去买新灯管也来不及了。我们就在摸黑的环境里吃了一餐晚饭，感到郁闷极了。晚上，小妹在前面的大床休息，我睡到后面的小床上面。我躺在床上，想到这几天小妹的情绪，也想到在湖南时收到小妹烦躁和矛盾的来信……，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等我醒来，已经是八点多了。小妹早就点好了炉子，灌了好几瓶开水。等我一起床，就把炉子提到后面来，叫我到前面洗澡，她在后面烧开水。等我洗完澡，再到后面去继续烧开水，小妹则到前面洗澡。我边烧水边看着小说……，水开了，我下意识地问：“小妹，你还要热水吗？”话刚一出口，我就楞住了：小妹在洗澡啊，要是…，要是她说还要，这水我是该送去，还是不送去？我的头上开始冒汗。还好，沉默了两秒钟，小妹在外面房里大声说：“不要！”我才嘘了一口气，擦擦头上的汗，把开水灌进热水瓶。
晚上，沙恩两口子回来了。沙恩已经怀孕好久，挺着个大肚子，活动做事都很困难。所以小妹总想多给他们做点事情。我觉得也很理解。
接下来的几天，小妹每天上午就洗一大堆衣服。我不知道怎么会天天有那么多衣服，而且天天要洗整个上午。每当我想去帮忙，她总是说：“你去休息吧，不用管我。”整个上午我这样就孤单地坐在一旁。到了下午，她就带我去沙市逛商店。她在柜台前面慢慢地看，我跟在后面。等我们回来，沙恩他们也下班了。一天下来，几乎没跟小妹说上几句话。我感到非常无聊，也郁闷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大年初四是大姐姐的生日。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带小妹去二十多里外的油田制管厂医院看大姐姐，晚饭后才回来。那时天已经黑了，我担心路况不好，为了安全，慢慢地骑着车。谁知小妹突然发脾气了：“你怎么骑这么慢？……你这个人真没用，胆子这么小，不象个男子汉！”我很生气：我死都不怕的，既然你不怕，我还怕什么？！于是我像发疯似地骑着自行车飞跑，也不管前面路是什么状况。一口气狂跑回去，累得满头大汗。等到了家，看到小妹惊魂未定地从车后爬下来，可能已经被颠昏了头！
那几天下午，我总想找机会跟她聊聊。我觉得小妹心神不定，可能是跑车太辛苦了。多跟她说说话可能情绪会好些。我试着给她讲我们厂里的事情：讲技术革新，讲在长沙的日子。但我发现她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听，眼睛看着别的地方。后来，我就问起荆襄磷矿那边的事情，以为这样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没想到小妹反而嘲笑我：“你怎么要知道那么多事情？我从来不关心矿井那边的事！”后来，我又想和她商量将来的去向，我问她：“如果我调到荆襄磷矿那里去，行吗？”她坚决地摇摇头：“不行！”我很不解：像卢师傅和丰阿姨那样不是也很好吗？我又问她：“你是否想去恩施？”她也摇摇头：“那里的山路太难走！”我暗暗地想：她是想来武汉吗？我哪里有这个本事！就这样，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我开始后悔：是否我不该来沙市？
五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完了。我很郁闷地清理东西，准备第二天回家。临别的夜晚，沙恩在前面房间里已经睡了，我和小妹坐在后面的小房间里，一直到很晚很晚。我坐在那里看着小妹，想说什么，但又不知说什么好。小妹低着头，看得出她在犹豫。过了很久，小妹轻轻地问我：“在武汉难道就没有比我更好的女孩子吗？”这是个非常荒唐的问题！我呆住了，想了一会，说：“武汉那么大，那么多人，肯定有啊！”她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在武汉找一个呢？”我不做声了，默默地看着她。想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小妹看我不讲话，接着说：“我还年轻，要等好几年才能结婚，你能等吗？”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情好像并不是那么简单。我想了想，尽量冷静地说：“我能等，这不是问题。”我没有话可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一整夜，我翻来覆去地想小妹问我的三个问题，心如乱麻。清早，天还没有亮，小妹就送我去长途汽车站。她给我带了很多沙市的特产，装了一大包，说要带给爸爸妈妈吃。在去车站的路上，我们默默地走，一句话也没讲。但我的心在发抖。
上了回武汉的大巴，我坐在座位上朝外看着小妹。小妹则远远站在那里看着我。直到快开车了，她突然走过来，对我说了一句：“我到了荆襄磷矿就给你写信，好吗。”我点点头，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分手
从沙市回来后，我马上转到二车间，每天忙个不停。但稍有空闲，我就不由得想到小妹，想到她问我的三个问题。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她究竟想说什么？
回来后大约一周的傍晚，张兰突然来到我们家。爸爸妈妈很热情地招待她，但她好像是心不在焉，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们讲话，所以谁也不知道她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只当她是来玩玩的吧。
张兰坐了十分钟，就站起来跟爸爸妈妈打招呼，说要走了，怎么也留不住。我只好送她去广埠屯车站。在那里，张兰看着远处正在开近的汽车，突然对我说：“小江，我再永远也不会到你家里来了。”我大吃一惊，拉着她问：“怎么啦！”张兰什么也没有说，摆摆手就跳上了车。晚上，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也不知道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似乎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呆呆的站在那里，好久好久才回家。
后来，我很想跟小妹写封信。但写什么呢？回答她问我的三个问题？我犹豫了。几次拿起笔来，又几次放下来。我想看看小妹会跟我说什么。大约又过了两周，小妹终于来信了。我迫不及待地拆开：
“育林：
我想了很久，决定还是告诉你。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其实并不合适。
我们还是分手吧，也许这样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
这都是我不好，是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祝你幸福。…….”
一阵风把信纸吹跑了。我觉得天好像暗了下来。没有理由，那样突然。虽然回想起来有些迹象，但我怎么也不会，或许是从心里不愿意往这样的结果上想。我该说什么呢？
一周后，我又收到了罗老师的来信：“……你们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你再不要给她写信了！……”我拿着信，心里感到非常委屈。难道小妹和罗老师以前对我的感情都是假的？我还能相信谁？
随后的几天里，我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些问题。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与委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吃完晚饭，我就静静地坐在电校旁的池塘边，看着池塘的水发呆。 突然，于衍正来了。他在电子设备厂上班，其实那厂就在电校里面，所以没事常来找我玩。他看到我无精打采的样子，开玩笑地说：“怎么啦？丢钱了吗？”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于衍正不笑了，听着，思索着。最后，他很认真地对我说：“要我看，她这样做是对的。你也不看看自己，你根本就配不上她！”我愣住了：“难道前几年我对她那么好错了吗？”于衍正严肃地说：“人不能光生活在感情中，也要生活在现实中。不管她的选择是不是对她最好，是不是最合适，但她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这点无可非议。”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不由得呆呆地看着他。我的自信心第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原来世界上不是什么事情经过努力都能办到的。
几天后，小妹又写来第二封信：“…半夜醒来，月光照在床上，枕头已被眼泪打湿……。我想起你的爸爸妈妈，我感到对不起他们。但实在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些，我相信她的感情是真实的。我不再埋在痛苦和委屈里，开始冷静地思考。
我慢慢认识到，小妹问我的三个问题，其实也是她在问自己：在荆襄磷矿，无疑有一些比我强很多的男孩，从收入，从地位，也许还包括长相和气质，都比我要强。小妹为什么一定要跟我谈恋爱呢？为什么不能在那里找一个呢？她现在年纪还小，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挑选，为什么现在就要确定和我的关系呢？我似乎想通了些什么，开始逐步理顺自己的思路：
首先，在分手前的那几年，她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包括罗老师对我的感情也是真实的。那是在生死相依的艰难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和感情。
其次，小妹也是人，也需要现实生活，也想依靠一个更结实的肩膀。这点无可非议。连马克思那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听说自己的女儿劳拉在谈恋爱时，都知道写信给她的男友，不是问他是否会走革命的道路，而是问他，能否给自己女儿过上好日子。我又一次去读马克思的那封信：“……在最后肯定您同劳拉的关系之前，我必须弄清楚您的经济状况。……至于您的家庭，我一点也不了解。即使它有一定的财产，这还不能证明它准备给您一些资助。我甚至还不知道它对您所筹划的婚姻有什么看法。再说一遍，我很需要听到对这几点的明确的说明。”看来马克思都比我要现实。小妹希望能过上好日子，我能给她幸福吗？她为什么不能去追求更好的幸福？
当然，看人不是看商品，谁也不能保证一眼就能看到今后一生的事情。这多少有点像赌博和炒股的味道。对小妹而言，就如同站在一块麦田的一头，要她头也不回地穿过麦田，在到达对面之前，从中摘到最大的麦穗。她能做到吗？这里有非常艰难的取舍。就是我自己，此时此刻也只能保证一定会对她好，但能好到什么程度，我也无法回答。其实，那天晚上她问我的三个问题，是她在感情和现实之间的选择和挣扎。
我必须正视现实，给自己定位：一个老三届的知青，在农村劳改多年，快三十岁了还没有转正的工人，一个背着沉重家庭包袱的黑五类。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如知青们自嘲的那样：天上飞的黑乌鸦，地上爬的癞蛤蟆，猪不啃的烂南瓜！我开始问自己：我的出路在那里？谁能够告诉我？
我给小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从心里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至少，我们还是朋友。
正在这时，小姐姐从新疆寄来了军绿色的的确良。这是当时很流行的颜色，也是小姐姐在武汉时答应给小妹买的。所以我仍然按照以前的承诺，给她寄去了她想要的的确良。信和东西都寄出去了，但没有回音。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们还是朋友吗？
啊，“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
到二车间当设备班班长
从长沙回来后，我被调到二车间的设备班当班长，在武重那边上班。设备班的任务是专门生产一些买不到的自制设备。我们从长沙带回来大量的设备资料，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做，非常忙碌。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看书。特别是到了设备班，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每天中饭后也不管其他人在那里打牌聊天，或者睡午觉，就抓紧时间看看书。基本上和其他人没什么交流，搞得有些人在背后说我：“这个人怎么象个苕（武汉话，就是傻瓜），一天到晚只会看书。”
二车间原来是街道办的滨湖机械厂。虽说是街办，但小小工厂里面藏龙卧虎，有不少人才，只不过大多屁股不太干净而已。如有哈军工的肄业大学生，也有做手表多年的老师傅，还有走南闯北的老江湖，当然也有江湖上的混混。另外。车间还聘请了几个从武汉重型机床厂退休后的老师傅，据说是八级钳工。年轻人则和一车间一样，都是病退回城和像我一样，属于父母多子女身边无人被招工回来的。这里的团支部倒是活动不少，经常组织大家学习和游玩，搞得挺有生气。那个时候刚出了毛选第五卷。团支部经常组织我们一起学习毛选。是不是真学到什么不知道，不过能经常和大家一起说说话，讨论一些问题，交流看法，倒是很有意思的。
在这些年轻人中，刘松年慢慢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小刘跟我一样，也是“多子女身边无人”那批一起招工进厂的知青。所以实际上一进厂就相互认识了。不过他在中北路的二车间上班，而我在徐家棚的一车间上班，平时见面很少，当然也没有什么接触。我到了二车间后，他也在设备班上班，天天在一起。进厂一年多来，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勤奋并且好学的人之一，我们之间的话自然就多了。
刘松年的家在华中农业大学。由于离厂很远，他就带着行李搬到司门口三车间，在顶层的阁楼上搭了一个临时铺盖。方便上班，也有很多时间可以看书。他经常跟我在一起，谈论自己看了书后的感想或者看法，这时我总是静静地听。其实，小刘比我小六、七岁，跟我的弟弟江小林一样大。但有很多地方跟我相似：做事吃得了苦，吃得了亏，对事情很认真，对人很真诚，也很诚恳。他跟我最大的区别或许是：我考虑事情从来只从“是”和“非”来判断和处理，从来不考虑是否会得罪人，因此自我感觉总是比较好。而刘松年显然比我要谨慎得多，在考虑如何处理问题时，常常把别人的看法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因此，他从没有像我那样，有时候会像狼一样的凶猛。看得出来，他的思想负担比我要重，自我感觉也不是很好。在社会经验方面，我感觉他比我行。真的，这可不是年龄能决定的啊！就这样，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长沙培训时来过的徐师傅也在二车间设备班，就坐在桌子对面。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师傅。我有机会真正领教了他的手艺：刨床刨出来的平面，徐师傅拿过来看看，嫌刨得不够平，自己要动手修整修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千分表仔细检查，经过徐师傅手以后，那个平面确实就是比原来好多了！这绝对不是吹牛皮能吹出来的。哪像我们，一锉刀下去，总是两头低中间高。要做到他这个水平谈何容易！没有几十年的磨练，不可能有这样的功夫。而且徐师傅并不保守，很愿意教年轻人一些机械制造的窍门，特别喜欢我这样喜欢动脑筋的年轻人。我们很快就成了“忘年交”。我把平时学到的一些知识都一点一滴地记在笔记本里，到我离开工厂上大学时，已经记了一大本。
二车间可能比一车间晚成立吧，刚来时除了老师傅，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板凳。一天，突然有人叫：“凳子来了，去领板凳啊！”大家一窝蜂地跑了出去。我没理睬这事，站在那里继续加工零件。徐师傅看我没动，奇怪地问：“你不去拿凳子？”我头也不抬地说：“要什么凳子，这里比在农村插秧割谷舒服多了。”徐师傅嘿嘿地笑起来。我看着他问：“不对吗？农村干活比这累多了，也没凳子坐，不是一样过日子？”徐师傅点点头：“是啊，是啊，不同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最不耐烦分东西这种事了，巴不得大家领完了我去拿最后一个。即便后来我到了水生所，当了室主任，别人为了得到一张好点的桌子，一台新点的电扇，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哭哭啼啼地来我这里告状，我却丝毫不感兴趣。是不是和别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在长沙看到的加工手表主甲板（也就是机芯）的那台自动铣床做出来。好在形状复杂的凸轮已经做好了，做自动铣床就简单多了。但是由于精度要求很高，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我画好结构图和总装图，交给跟我一起进厂的王晓林，叫他画出零件图来，然后分给各台机器进行车钳刨铣加工，再拿回来组装。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根据程序，王晓林画好的图纸要先给我看看，没有问题签个字就可以拿去加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发现他把图纸直接拿去加工了。我问王晓林：“这图纸我还没签字，怎么就拿去加工了？”王晓林满不在乎地说：“没有问题，我给武重的师傅看过的。他们已经签了字。”说着把图纸递给我看。上面果然有武重吴师傅的签字。我仔细核对以后，发现有两张图纸确实有点问题，立刻紧张起来。我赶快通知车间的调度：“图纸没有我的签字，不得加工！”
车间的调度看到我检查过的图纸，上面都写着“江已审”的字样，不由得笑了起来：“小江啊，人家八级师傅检查签过字的图纸，你再来审查批准？”我想了想，反问他：“你说，如果这图纸出了问题，是该他负责还是该我负责？”调度肯定地说：“这是你做的设备，当然由你负责了。”我立刻说：“如果是我负责，我必须把关。谁说了也不算数。”调度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朝我看了又看：“理倒是这个理啊，但你好像跟别人想的都不一样”我摸着脑袋看看调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装配一台机器时，首先要选定一个基准面，才能确定其它的位置尺寸，否则后面无法准确定位，误差会越来越大。开始装配自动铣床了，我发现王晓林把基准面搞错了。但奇怪的是，当我告诉他时，小王说不出任何理由，却依然死死地抱着原来的看法不放。我明显地感觉到，小王倒并不是认为他一定是对的，而是认为那是武重的吴师傅教他这样定的。而吴师傅此时正坐在旁边低着头一言不发。我大声地说：“我们要讲道理啊，你说说你的根据是什么？”王晓林张口结舌地说不出来。这时武重的另外一个游师傅听见我们在那里吵架，就过来问：“什么事情？”当他知道事情的缘由，仔细地看了看图纸，很直率地说：“是啊，小王把基准面定错了，小江说的才是对的。”这样才算过去了。
事后，同事小李找到我，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知道吗？那天吴师傅气得牙咬的格格响，要不是看到你是班长，恨不得一榔头打死你。”我大吃一惊：“就因为他是老师傅，错了也不能改？”小李笑笑：“这种事不要太认真了，反正做坏了又不要你賠。何苦去得罪人？”我摇摇头：“从小我爸爸就教我，只能服从真理。”小李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我这才真的感觉到，我的想法怎么好像总是和别人格格不入？
有些事情我确实是特别叫真。隔壁桌子的罗师傅就是属于社会上小混混的那种老工人，有点小本事，但实际摆的谱比做的要多得多，而且还时不时的在车间里兴风作浪闹事。看到大家都很尊敬徐师傅，就经常有意欺负他。一天下午，罗师傅又在那里不干不净地骂人，徐师傅低着头一声不吭。我实在看不过，就问他：“你把话说清楚，这是在骂谁？”他一脸蛮横地说：“不关你事，不想欠打就少管闲事！”我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你再敢对我这样说一句，我砸烂你的脑袋！”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反应，停了两秒钟，大声叫道：“我就这样，你敢怎样？”我想也没想，抄起大扳手就朝他脑袋扔了过去，再顺手拿起锤子。罗师傅的脸顿时白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赶快把我们拉开。后来同事们问我：“你怎么那么大的胆子，敢跟他打架？”我说：“不知道，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想教训教训他。”不过罗师傅从那以后老实多了，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说些不三不四的怪话。看来耍流氓的还是怕不要命的。嘿嘿！
打倒四人帮有半年了，车间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打倒四人帮的文件。对四人帮，大家确实是非常痛恨。十年浩劫，我们整个国家被拖到苦难的深渊，它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每个人也吃够了苦头。实在是罪恶滔天！但在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高度。仅仅是在大量宣传四人帮把“照过去方针办”篡改成“按既定方针办”的阴谋罪行。按照华国锋的话说：六个字就改了三个。但意思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在讨论会上，大家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过去”的方针是不是“既定”的方针？我突然想起，在去年打倒四人帮之前，就传达过华国锋的什么讲话，讲过这方面的问题。我赶快找出工作笔记本来，果然上面有记录：一九七六年六月底传达华国锋的讲话，里面提到的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而不是“照过去方针办”。我拿着记录本把这段话念给大家听，大家都呆住了。这可是在四人帮倒台前的记录，编不出来的啊！后来，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文件一定是假的，是冒充“华主席”的名义发的。嘿嘿，学习讨论会就这么不了了之。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57. 分手 56. 去湖南手表厂培训 55. 小妹来了 54. 上党课 53. 标兵
“来了咱们的邓副主席。。。来了咱们的邓副主席，考上了大学翻了身，翻了身！”
是这些冤魂和当时中国的困境，促使领导高层集体意识到，非改不可了，而不论成分出身，只唯成绩的高考首当其冲，其实这也是因为推荐上学，只红不专的工农兵学员大多烂泥巴不上墙，难以担当重任。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作者，有时更是用生命在改变历史。老毛为儿女捞官，老邓为儿女捞钱，两个都不是好东西。
不是同代人没有那个刻骨铭心的体会，您再嚼庭几年您那个大道理，黄花菜都凉啦！
虽说有点惆怅，但未尝不是彻底解脱。
小妹推荐上学失败之后的一度沉沦，表明她不成熟，配不上小江。小江回城时她失态痛哭， 本质上是自私，考虑自己多，替小江高兴少。小江是技术男，性格也倔，甜言蜜语肯定少，将来在一起，实在不看好。小妹依赖性太强，不自强自立，恐怕将来要自食苦果。
抛开战争和疾病，毛时代农民是最苦难的，这里面有我父母
“人民群众的观点，你没有”是老毛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的话。林彪批彭“不要想做大英雄，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不行”。毛接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
历次政治运动的冤魂，是改变毛后历史的动力，这一改变始于高考。这个观点，77，78级你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课，你们没学，不懂，需要补。
每一代人，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77，78级也不例外，你们吃过苦，受过难，经历过整人与被整，喝过毛主席的狼奶，大部分人都是极端功利的人精。贪官中77，78级不在少数吧？台上是人，台下是鬼，如朱善璐，王恩哥之流的是77，78级吧？“升官发财，盼老婆早死”说的是77，78级吧？把中国变成雾霾之国，77，78级没少扇风点火吧？
是人治，专制把你们推到了那个历史位置，不要自我感觉良好，要反省，要有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