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大招工 —— 井世百态 - 2017年5月22日文学城存档

接近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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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大会战
      由于在湖北发现了五七油田，决定在荆门修建一个炼油厂。于是，修铁路的那些民工又都转去参加石油大会战了。从二月二十六日到四月六日，我到会战工地整整劳动了四十天。
      革集的任务是在三道沟的大山里修出一条路来，再负责挖一个大油罐的地基。这里到处是山，几乎没有平地，土方任务很大。
      刚开始还只是清理地基，挖树蔸。拖石头等准备工作。由于工地离住处较远，每天吃中饭时都要留人看守板车、箢箕、铁锹等工具。有一天轮到我值班。大家都回去吃饭了，我正坐在那里看书，突然来了一群知青，大声地喊：“呀，江育林，你在这里啊！”我一看是二附中的一群初中生。但怎么也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也不记得他们下放到哪个公社。他们非常热情地要我到他们那里吃饭。我再三解释我必须负责这里的安全，不能让工具被别人偷走了。他们四周看看：“不就是两个板车吗？我们把轮子拆下来带走就是了。”他们七手八脚地卸下板车轮子，不由分说地把我和四个轱辘一起拉到他们的住处，还叫食堂的师傅专门多做了两个菜。我心不在焉地吃，心里想着，要是我们公社的人吃完午饭，来了怎么办？吃完饭，他们又把轮子背回工地，安装好，分别前还再三说要我有空去玩。我莫名其妙地坐在那里，打着饱嗝。不一会，革集公社的知青们都来了，吴恒乐还带来了我的中饭。他看见我在打饱嗝，奇怪地问：“你在哪里吃的？谁请你吃的？”我摇摇头，什么也回答不出来。知青们都笑了：“你这个吃混饭吃惯了的，吃了别人的东西还不知道是谁给的，在什么地方给的！”
      场地清理好，接下来就是打炮眼和放炮了。我们在倾斜的坡上打出一个个炮眼，灌上炸药。每天下午四点放炮。由于周围都在放炮，很容易出事。指挥部特别强调：吹第一声号时，所有的人全部撤离，只留下点炮的人；吹第二声号时，作好点炮的一切准备；第三声号响，立即点炮撤退。因为到处在放炮，这时候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了，只有往专门做的防炮洞里钻。
      头几次点炮只是把地基弄平，打开场地。后面炮就越放越大，一个洞里放好多炸药。一个小土包一炮就能把它炸平。放起炮来山摇地动，坐在防炮洞里就像坐在海上的小舟里，不停地摇动。好久才停下来。
      有一次，不知哪个神经病在吹第二遍号时就把炮给点着了。有人看见了，马上大声惊叫起来：“有人点炮了！”我们一个个吓的要死，立刻慌慌张张地把自己管的炮眼点着后，赶快往防炮洞里跑。我的香火还没有点着，已经来不及了。看到旁边的炮手在抽烟，顺手就从他嘴里拉出来，抽了一口，呛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点着后，跟着最后几个人一起冲进防炮洞里，几乎是把前面的人用脚踢进洞里，自己赶快挤进去的。放这么大的炮非常危险。炸起来的石头飞得很高很高，有的甚至能飞过一座山。有个工程师就是正在一个山头上看图纸，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个小石头，当场就被砸死了。还不知道是从哪里飞来的。
      由于当时是战备期间，口号就是大干苦干拼命干。还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根本就没有安全生产的概念。在荆门宝塔山的向阳坡上开始埋葬因公死亡的人。随着工程的进展，墓碑也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地成了一片。炼油厂的工人大多是从大庆来的。这里的气候也和东北大不一样，很多在大庆的成功经验在这里不能用。像“干打垒”式快速建造简易宿舍的做法，在东北大庆是被大力推广的，甚至还发明了专门做干打垒房的机械。但到了南方，雨水很多，干打垒的房子被水一浸泡就塌了。北方的灶是地下式的，锅和地面平齐。而这里水多地滑。结果打开水的家属滑到开水锅里，被烫成半熟。北方低温干燥，传染病相对流行要困难一些。而在这里，过于密集的人群和住房导致肝炎和疟疾横行……。一个个血的教训都是用人的生命换来的。
      春天来了，人感到非常疲劳。修铁路时的病还没有完全恢复，觉得自己脾气越来越坏，经常发脾气。大家都说：“小江现在怎么爱骂人了？”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虽然很累，但晚上还经常睡不着。有天半夜起来解手，还看到了扫帚星从天空划过。整个工地好像就是我一个人看见了。其实这些临床症状就是大病暴发前的预兆。可惜当时完全不懂，还是在勉强支撑着。一直到四月六日完工，和大家一起撤回队里。
黄疸性肝炎
      刚回生产队里几天，我就开始感到自己出现异常：吃什么都觉得是甜甜的，老是埋怨他们做的菜太甜。于衍正莫名其妙：“我炒菜从来没有放糖啊？”拉的大便也变成灰白色，那是因为胆汁都到血液里去了。
      四月十一日那天出早工，我在水田里筑田埂。只觉得一阵恶心想吐，回家后再也坚持不住了。人一下子垮了下来，昏昏沉沉地在屋子里躺了两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吃了马上就要吐。大家看着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四月十三日上午，天气很好。张崇武叫我：“江育林，天晴了，出来晒晒太阳吧。”我勉强爬起来，坐在外面的凳子上喘气。范镇峰看着我，突然大叫：“哎呀，不好。你的皮肤好黄呀！”大家都围过来看。原来农村的屋子里面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出来一到亮处，立刻就看出来了。我看看自己的手，比稻草还要黄。全身象涂了一层黄颜料，连眼白也是黄的。我马上明白，这一定是得了黄疸性肝炎了。我勉强支撑起来，穿好衣服，打算到县城医院里去看病。
       我浑身无力，慢慢地在山路上走着。快到县城时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宝塔山上休息。看着宝塔山上一排排的墓碑，不由得沉思起来：“难道我这辈子只能活到二十一岁？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吗？”我心里充满了生的渴望，但在现实面前又是那样的无奈。我不由得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小说里的一段话：“保尔双手捧着头，沉浸在阴郁的思索中。他的整个生涯，由孩提时代到最近几天，像电影一样在他面前闪过。这二十四年的生活，究竟过得好呢，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想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逐年加以审判。结果他自己非常满意地承认，他的生活过得还不算怎么坏。他犯过不少的错误，由于愚蠢，由于年轻，然而大半还是由于无知而犯的错误。最主要的是在斗争火热的时期中，他并没有睡觉，在争夺政权的残酷斗争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而且在那革命的红旗上，也还有他的几滴鲜血。”我呢？虽然有人把我看作是“狗崽子”、“黑五类”，但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感到满意。我知足了！
      我慢慢地站起来，朝医院走去。经过了生与死的思考后，让命运来决定吧！
      在门诊部，我老老实实地排在队伍的后面。突然，一个医生朝我招手，叫道：“那个全身发黄的小伙子，不要排队了，先过来吧。”我迟疑地站起来：我并不认识他呀，怎么能不排队呢？我犹豫地走到他的面前：“我吐了几天……，”没有听我的话，也没有等我说完，医生一面开着住院通知单一面说：“你是黄疸性肝炎，赶快住院，不要在这里传染别人！”
      我走出门诊部，犹豫了好久。我什么也没有拿，也没有谁知道，能住院吗？刚好江山大队的知青路过这里看到我了。我请他们去告诉我们队里的同学，赶快把我需要的东西送过来。然后才走到住院部那里，办理了住院手续。一躺上病床，我浑身都松懈了，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天快黑的时候，吴恒乐、范镇峰和张崇武才赶到医院，他们把我推醒。我看到给我带来的衣服、盆子和热水瓶等，还带来了一些鸡蛋、点心和钱。我知道小组已经没什么钱了，但这里天天吃饭要用钱哪，也只好先拿着。我要他们把所有的餐具都消消毒，这个病可是经过食物传染的。他们笑着说：“早就把锅盘碗盏都用开水煮过了。其实没有用，我们一起吃饭都吃了几天了，要是传染早就传染上了。”我想也是，无可奈何朝他们笑了笑。
      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正常人的黄疸指数小于5，GPT少于40。而我的黄疸指数45，GPT是518。其它指标也远远超过了正常值，这是典型的急性黄疸性肝炎发作期。于是治疗开始了。
      从四月十三号住院。到六月一日出院。我四十多天的住院生活极其规律：每天清晨起来打开水，冲鸡蛋花，然后稍微活动一下。吃完早饭后躺在床上等医生查房，然后睡到吃中午饭前起来。吃了就继续睡午觉，到下午五点起床。活动一下就吃晚饭，饭后到外面走走，回来就睡觉。那时候医院里主张我们要“绝对卧床休息”。所以特别是前二十天，我几乎是从早到晚都在睡觉，也睡得着。也许这是在病房里数我恢复得最快的原因之一。能吃能睡嘛。
     开始我们每天还在输液，注射B12，吃点药。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大庆来到这里，病人也越来越多，药品供应变得非常紧张。后来什么药都没有了，每天就是吃几片酵母片。好在农村里鸡蛋不愁，我自己再到外面买蜂蜜回来吃。医院没有办法，想到用中药，给我们开了首乌片和桑椹子膏。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并一直维持了好多年。
      住院期间，很多同学都来看我，让我开心。我把队里买的点心请他们吃，大家都不太敢动。李植年鼓励大家：“不要怕，要不我先吃。我吃最上面的一个好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住的那个病房里有六张病床。除了我以外，两个一胖一瘦的是从铁二师下来支援石油会战的四川兵，另外一个是荆门当地参军回来的铁道兵，还有一个湛江石油学院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再就是一个乡里的老头。从刚进来的情况看，我可能算是比较严重的了。
      头几天大家都在昏睡，也没有什么交流。慢慢熟悉了，有时候就躺在床上闲聊。当地参军的那个兵是结了婚的，所以总不安心，隔三差五要偷偷溜回家过一、两天再跑回来。所以后来查血时，他恢复得最慢。医生非常生气，警告了好几次也没有用。一天，他又偷偷溜回家了。医生怒不可遏，刚好有个农村干部黄疸复发病危，急需住院。医生一气之下就把那人安排在他的床上，把他暂时地“开除”了。
      那个新来的病人的确非常危险。第二天黄疸指数就上升到二百以上，第三天就开始肝昏迷了。等偷跑回家的人返回医院，看到自己床上躺了个垂死的人，心里有些发慌。四川兵只好让他先和自己挤在一起再说。当天晚上，病人开始说胡话，医生进进出出地进行抢救。屋里气氛变得非常紧张，谁也睡不着觉。到下半夜三点多，病人终于死了。当有人把尸体拖走时，我们感到十分恐怖。每个人都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原来黄疸性肝炎也会死人的！
      第二天清早，大家要求医院给房间消消毒。于是有人拿来了一些硫磺，开始熏蒸房间。我们一个个跑了出去。过了一会，才发现那个病老头子还在病房里没有人管，又捏着鼻子进去，把老头子拎出来。好在还没有把他给熏坏。
      这时那个总是偷跑的大兵感到惊恐万分，围着医生求情，要把他收回病房。医生板着脸说：“你写个检讨，要是写得深刻才能回来，否则我们就不管了。”结果还是那个大学生帮忙写了一份检讨，才重新回到原先的床位。
      县医院的医生对病人态度都很好。不过当年医院的管理却非常马虎而且混乱，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有天傍晚突然来了个病危的老头需要马上输氧抢救。他躺在走廊里，有人拖来了氧气瓶，只听见混乱中“呯”的一声，接着就是气流向外喷射的尖叫。有人惊叫：“氧气跑出来了！”走廊内外立刻一片骚乱。原来是慌乱中把氧气瓶的螺丝扭的太松，被高压的氧气冲掉了。高压气流发疯似的喷射出来，打在墙上。到处是一片灰尘，叫人睁不开眼，呛得喘不过气。我们赶快跑出大楼，躲在一边。过了一会，氧气大概跑光了。大家才陆续回来，那个老头也死了，不知道是病死的还是吓死的。墙上留下一个被氧气流打出来的浅浅的洞。
      刚住院不久，我给防疫站的军代表写了封信，说明我现在的处境，请求能从扣下的我父亲工资中拨给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点钱，至少在出院时能交住院费。后来，吴恒乐告诉我，防疫站的军代表收到信了。他们发了一个函给大队，要求核实情况是否属实。队长刘永财感到好笑：“哪有没事说自己住医院的？这个心也操得太过了。”马上回信告诉他们：这都是真的，这里急需钱。他们得到回复后决定给我寄一百元。一直到出院前两天，我才收到了这笔汇款。交了七十九元的住院费后，剩下的还抵不上小组给我买饭票的钱。
      我恢复得很快。二十多天后，白天有时就睡不着了。为了打发时间，我把姜都在石油会战时借给我的毛泽东文集拿来抄写，这里面都是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慢慢地，我抄了一大本。医生们看到我很爱学习，还教我给同病房的人打针。回生产队后，我还给生产队的好多人打过针哩。
      四月底的一天晚上，医院的大喇叭突然大叫起来。原来是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到处一片欢呼，大家都兴奋不已。我们躺在床上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那个年纪大的四川兵说：“啧啧，要飞到天上去得飞多快呀！”我突然想起中学物理中好像讲过，飞离地球至少要多大速度才行。但实在是记不得了。于是，我拿起钢笔就算了起来。我算了一会，对他们说：“大概要每秒飞七、八公里才行吧。”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每个人都狐疑地看着我：“你是搞火箭的？你怎么知道这些？”我感到有些好笑：“哪里，中学课本里都有的啊。”但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话。我心里不由得有些悲凉：这真的是中学课本里的知识啊，怎么就没有人知道呢？
      中医说：“肝主目”，此话一点不假。得了肝炎后，眼睛明显就差多了，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开始我还认为自己是近视眼才这样的。后来同病房当兵的也一个个叫苦，连墙上的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大家才知道是肝不好的缘故。好在这不是永久性的，过几年后就慢慢的恢复了。
      在医院里，我度过了“五一”。那天焦枝铁路的襄樊到荆门段开始试运行。我感到很自豪，因为这里有我的一份。这是我第一次以劳动者的姿态来庆祝劳动者的节日。不过，躺在病床上庆祝未免有些遗憾。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现在好好休息，将来才能好好工作。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呀！
      六月一日，我终于出院了。头天化验的结果，所有的指标全部转为正常。是那间病房里最先出院的一个。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复查了十几次，没有一次反复。看来是彻底的好了。但这场大病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为了彻底恢复，我决定今年一年内不上工了，好好休息吧。
      在后来近半年的时间里，我除开回了一趟武汉外，基本上就在家里养病。帮忙做做饭，做点小玩艺，或者做点腌菜等等。记得夏天我们收了好多辣椒，崇武建议腌起来，于是我就切了一整天的辣椒。结果到晚上手被辣得肿了起来，痛得整夜不能睡觉。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放一脸盆水在床旁边，把手浸泡在水里，才勉强睡了一会。从此再不敢切辣椒了。
      生产队的老乡对我非常照顾。他们听说黑鱼煮花生米可以补肝，凡是有人捉到黑鱼，都无一例外地送到我们知青这里。我恢复得很好。十二月十七日，我坐顺路的拖拉机到沙洋，找氮肥厂的同学们玩。贝恩渤、王孟颖等都被招工到那里。玩了几天，找不到回荆门的便车，二十一日步行九十里回到生产队。虽然感到有点累，但随后再次查血，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我放心了。可以说：我的肝炎已经彻底好了！

大招工——井世百态
      当我还没有从医院出来时，大招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湖北大地。每个人都为此兴奋不已，充满希望和幻想。人们对招工的过程做过无数种设想，但估计没有人会想到是后来那个样子。
      我也曾经对此有过各种美好的想象。甚至想象如果有各种不同的工作，我会把好工作留给更需要的人，主动找一个艰苦的工作，好好地锻炼自己。陈阳给还在医院的我写信：“好好休息，以健康的身体接受国家的挑选吧！”甚至在已经知道只有很少的招工名额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还是在失望的同时仍然抱着希望，安静地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刚回队，就有人告诉我，招工的人来过了。和大家见了面，还召集大、小队的头头们一起开过会。小道消息满天飞：据说黎箭龙在招工的人面前说我有病，无法工作；据说冯庙一队首先就推荐我，认为我的表现最好……。半个月后，结果终于下来了：被招工上去的都是在出身和家庭成分上没有问题的。首先是部队和高干子弟，以及“红五类“子弟。没有一个非“红五类”子女被招工上去。留下的人才开始感到形势的严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里，中国大地流行着一个类似化学反应的政治名词：“成分”，和一个类似物理学的政治名词：“运动”。这前者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而这个名词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变得无比重要。而每个人的成分又是天生的，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的。仅凭这个东西，就把人与人之间分成了不同的阶级集团。
      剩下来的知青还有一丝幻想：党的政策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好好干应当还是有希望的嘛！但老乡们的言语中却透露出不信：我们这里的地主可子子孙孙都是地主哩。知青们大吃一惊。大家把各队的情况凑起来一看，果然如此！地主分子李凤清是南头组的强劳力，也叫“工分标兵”。就是说，像他那样干活就能得十个工分。但因为他是地主，他自己只能得到九分。其实他才十八岁，他的父亲在刚解放时是地主的儿子，李凤清实际上已经是地主的孙子了，但仍然算是地主。张国芳出身贫农，共产党员，但和地主的儿子冯成华结婚，还是要定期到公社受训，“享受”地富家属的待遇。更滑稽的是陈大全和陈大丙两兄弟。两人从小一起要饭，后被地主收留下来。陈大丙被收养为干儿子，陈大全也被地主收养，仅仅没拜干儿子而已。刚解放时他们都才几岁。但后来陈大全成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而陈大丙就成了地主。每次搞运动时，大全书记在公开场合总是要把那个地主干爹批一通。但会一散，马上找到地主：“爹，到我家去喝酒吧！”难怪张崇武说这是“快速阶级分析法”了。
      一天，一些知青到公社找负责知青工作的张化文副书记，想了解农村阶级斗争和划分成分的问题。特别提到黑五类的子女应当怎么算。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到某某是地主的孙子了，怎么还算地主的事。张书记把眼睛一瞪：“你们懂什么！如果地主的儿子不算地主，那几十年后阶级斗争不都消失了？那还搞什么阶级斗争！？”知识青年们都惊呆了！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要长期搞下去，原来是这个原因啊！这哪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完全是农民起义的那种改朝换代的思想：翻身后的工农要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剥削原来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所以阶级斗争永远不能消失。
      我的心凉透了。看来表现再好也没有用，愿望和现实总是有一段距离的。八月二日，我来到石桥。娄建华他们组里六个人有五个人被招工，剩下陈阳一人。三队的王晓林也被招工了，剩下姜都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队里。临走时，陈阳送给他们每人一个红色的笔记本做纪念。并在上面各写了一句话。最后写娄建华的本子时，他看看我：“你看该写什么呢？”我想了想，想起前几天公社张化文书记的话……。于是我说：“就写马克思的那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行吗？”陈阳默默地看了我半天，照我说的写上去了。
      不过，被招工上去的人也有苦恼。原来，第一批招工的，很多都是外地的，三线的，或者不太好的单位。因担心没有人愿意来，所以都在首批招工时把人招足了。譬如有以武汉环卫局的名义招的马路清洁工、有沙洋化肥厂的操作工、有荆门供销社的售货员等等。范镇峰七零年秋天偷偷跑回去一趟，回来后笑着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吗？他们说：先走的不如后爬的，有钱难买慢慢的呀！”毛少俊的弟弟被招到荆门土产当售货员。他给他爸爸写信说：“不得了，我要在荆门卖一辈子席子了！”我们听了不由得一阵苦笑：这才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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