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筝想到了外祖母,她是林彪的堂嫂

春妮
楼主 (文学城)

F
Fisherman8
这个厉害!
l
level123
zt 大理妇女运动先锋人物剪影之徐克峻、徐克姐妹

 
大理妇女运动先锋人物剪影之徐克峻、徐克姐妹
2011-12-07 阅读:222 出处:大理日报A3版 作者: 编辑: 
 

    □  张宏宏

    与赵琴仙同一时代的大理人徐克峻、徐克姐妹也是当时妇女运动的先锋人物。徐克峻(1901-1968,原名徐克静)和徐克(1904-1987,原名徐克娴,又名徐克贤)姐妹,出生于云南省蒙化县县城的一户地主家庭,其父亲徐咸泰于1910年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被派往四川咨议局工作,历任四川省崇宁县知事、云南省镇雄县县长、国会议员、黎元洪总统府的顾问等职务,曾参加过护路运动、护国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非常国会”。在父亲的影响下,在弟弟徐克家的带动下,徐克峻和徐克姐妹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了云南妇女运动的领导者。
    1917年,徐克峻进入蒙化县的女子师范讲习所读书,成绩优异。1919年,徐克峻、徐克姐妹在弟弟徐克家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进步书刊。1921年,徐克峻、徐克姐妹满怀激情地冲破封建家庭的藩篱,来到了昆明,考入了云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第七班。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徐克峻、徐克姐妹积极地投身到声援“五卅惨案”受害同胞的运动之中。1925年冬天,从云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徐克峻到昆明市立小学担任教员。徐克到女师附小担任教员。
    在云南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徐克峻于1926年夏天经越南,转香港,来到广州,进入由毛泽东、澎湃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开办的“云南特训班”学习,同时还进入何香凝举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巍山县第一个参加革命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性。学习结束后,徐克峻被党派往武汉国民党(左派)妇女部工作。1927年底至1934年春,徐克峻先后在上海、北京、东北等地担任党机关的秘书,并与林仲丹结婚。其间,徐克峻与林仲丹都曾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而出狱。1934年春,在党的指派下,徐克峻带着女儿来到苏联后,受到时任中共总书记的王明和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成员康生“左倾”路线的的迫害,被停止党籍,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患上了难以治愈的癫痫病。新中国成立后,徐克峻得以回到祖国,党籍得以恢复。1952年,徐克峻回到昆明,在云南省妇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克峻重遭浩劫,于1968年9月被害惨死。
    徐克在加入了党领导下的云南国民党左派组织后,于1927年经吴澄、李桂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徐克参与了推翻唐继尧军阀统治的“倒唐”运动,与吴澄一起利用公开身份,当选为民众团体代表。1927年3月,徐克参与组织了三八国际妇女节各界妇女集会和游行示威,以及捣毁西南日报社的行动。1927年4月,徐克与赵琴仙、吴澄等人主持的“云南妇女解放协会”在昆明成立,召开了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创办革命刊物《女声》(月刊),宣传革命思想,推动云南妇女运动。
    1929年2月,大革命失败后,原中共镇沅县负责人徐克按中共云南省临委的指示,回到蒙化,主持中共蒙化特别支部的工作,带领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徐克以蒙化女子小学教师兼蒙化中学英语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以学校为阵地,向学生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反对包办婚姻,提倡放足和剪发,发动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向政府请愿,要求成立女子师范,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蒙化县政府因此被迫在女子小学里增办了学制为三年的女子师范班。1929年秋,徐克与束嘉猷、徐克镇一起,筹集资金,在蒙化县城北街开办了新知书店,销售进步书刊,宣传进步思想。
    1930年11月,徐克被调离蒙化,来到昆明工作。1931年,徐克在北京参加了“左联”组织,1933年,徐克到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上学。其后,徐克留学日本,于1937年秋回到延安,在新华通讯社做日本电稿的翻译工作。1938年至1949年,徐克先后在大别山国民党军队中做抗日统战工作,在淮南解放区、淮海军区、中央党校、中央妇委会、东北前线工作,为新中国的缔造做出了贡献。1949年初,为解放大西南,她和丈夫刘林元随西南服务团回到云南。新中国成立后,徐克曾任云南省总工会宣传部长、昆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等职务,于1987年3月逝世。
    正是在徐克峻、徐克姐妹等有志于妇女运动的人士的努力下,大理地区的妇女运动得以进一步发展,广大妇女由此不断地得到解放。

    【注】 徐克峻的丈夫林仲丹字祚培,原名林育英,又名张浩,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工会工作,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位资深领导人。1932年被派往苏联,在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机关工作,1934年冬回到中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延安职工大学校长,1942年在陕北病逝。徐克峻与林仲丹生有一女,乳名“化化”,后名“莉莉”,现名“林莉”。
    徐克的丈夫刘林元又名王家福,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苏联出席第五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次年回国后,曾在滇南一带从事工人运动。1938年赴延安,任延安职工学校党总支书记、中共绥西地委组织部部长、本溪煤铁公司总工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总工会主席、中共云南省监委书记、云南省副省长,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l
level123
ZT 忆徐克峻同志

  忆徐克峻同志 2009-06-29 09:01:00 阅读:5

一、离开故乡,参加革命

徐克峻同志,一九〇一年出生在云南省巍山县(原名蒙化县)城内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清末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学生,由于她出生在一个所谓的“书香门第”的家中,父亲有旧民主主义思想,因此她就有读书条件,她自己从小就喜爱读书;可是当时的封建社会环境,女子上学读书是较困难的,巍山县是一个偏僻的小县,女孩子读书的人更少。封建社会、地主家庭,总是希望女子能温顺的服从家庭的安排,即使是读书识字,也不过是读读《女儿经》《三字经》之类的封建礼节的书。徐克峻同志的父亲,是在北京进过大学堂的读书人,知道女孩子将来也要自己经济独立,应该读书识字才对。但是徐克峻的母亲是个旧式家庭妇女,仍有封建思想,总希望女儿能温顺的做做家务事,学学针线活,能在家中规规矩矩地识几个字,读读一般的旧书,会写会算,所谓读点“嫁妆书”,也就算了。

可是徐克峻不爱做家务、针线活之类的事,专爱读书,而且喜欢咏诗。她刚进学校时,她首先就不满意自己原来的名字“徐克静”,她说为什么女子的名字要叫什么“静”呀!“娴”呀(其妹叫“徐克娴”,后改名徐克贤,现叫徐克)或是“芬”呀!“芳”呀!珍、宝、珠、玉之类。于是她就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徐克峻,她说:我要像崇山峻岭那样的崇高坚强。后来她一生的经过和遭遇,也确实说明她的性格是坚强的!

一九一七年,她进入本县的女子师范讲习所读书,在学校里成绩经常是优等。

一九一九年,她开始爱读进步的书籍,这些进步书籍,是由她一个弟弟徐克家寄回家的,当时徐克家在昆明市工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受五四运动影响较深的的一个进步学校,而徐克家又是工业学校中当时思想进步的学生。因此徐克家经常寄一些比较进步的书报、杂志等回家,如当时的《小说月报》、《独秀文存》,郭沫若的《女神》及李大钊、鲁迅、蒋光慈等的作品,徐克峻读了这些进步的书报杂志,思受启发很大。

一九二一年,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妇女要求解放的呼声,也随着新文化运动思潮而高涨。当时云南各县的有志妇女,都有着反封建的思想。当时徐克峻仅二十一岁,带领着胞妹—徐克娴,毅然离开了封建家庭,来到了昆明。

到昆明后,考入云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第七班。

徐克峻进校后,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学校中各种进步书刊很多,妇女要求解放的呼声,在女师第七班每个同学中传遍,许多北京、上海的新书报不断传入云南,在女师的图书馆中的《新青年》、《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都是大家喜爱的刊物,其中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迷住了不少学生。徐克峻特别爱读这些书刊,特别是易卜生的《娜拉》,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等,徐克峻更是喜欢之至。因此他们爱读新书报的同学,自动地组织了“读书会”。徐克峻就是当时最积极的组织者,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大徐”。

一九二三年,女子师范和女子职业学校合并改办中学,订名为“云南省立女子中学”。未毕业的师范班继续学习,旧师范预科一班,改为四二制的初中,称中一班,校长是张培光。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了,昆明市各校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处处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徐克峻积极参加云南省昆明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声援五卅运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徐克峻是女中学生会主席,她号召全校同学们组织起来,到街上游行示威,并带领着同学们到金碧路,打了昆明日本洋行。为了支援“五卅”惨案中受害的工人同志,公开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游艺会,在长春剧院作了五、六次的话剧与舞蹈演出,演出的都是反帝反封建要求民主、自由,要求妇女解放的节目,如:《孔雀东南飞》、《咖啡店之一夜》等。同时与上海学联派回云南的代表张永和联系。将女中学生游艺会所募集款项三千多元,汇寄上海支援“五卅”惨案的受害同胞,并与反动派唐继尧政府的走卒——校长张培光等作坚决斗争。组织同学手拿小旗走出学校,到大街上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我国工人顾正红”!“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屠杀我国的工人”在昆明各街道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

一九二五年的冬天,徐克峻在女中毕业后,就在昆明市立小学任教员。

一九二六年夏天,徐克峻离开了云南,到广州参加革命。

当时云南军阀唐继尧是反对革命,反对孙中山先生的。徐克峻在离开云南时,才能公开说到广州参加革命,而只说到上海、北京求学,她取道越南到香港,再转到广州。

到广州后,徐克峻进了广州“妇女运动讲习所”,所长是何香凝,教育主任是蔡畅同志,教员中有邓颖超同志等。徐克峻在讲习所几个月的学习中,接受了更多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学习成绩优良。每次学校召开大会,大都由徐克峻作记录。她进一步认识必须要共产党的领导,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全国人民才能得到解放。

由于徐克峻的思想进步快,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她进入妇女运动讲习所后不久,便参加了学校进步的左派群众组织,在组织中她是一个积极热情、政治活动能力很强的女青年。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徐克峻光荣地入了中国共产党。妇女讲习所毕业后,党派她到武汉工作。

徐克峻的进步,是与其弟徐克家分不开的。徐克家一九二二年在昆明工业学校毕业后,到北京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并参加了在北京地下党领导的云南的进步组织“新滇社”,接着参加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中,李大钊同志被捕牺牲后,张作霖积极反共,徐克家同志在北京不能立足,就到广州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反共,他潜伏下来,秘密进行工人组织工作。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到广东农村组织武装斗争。一九二九年秋,在广东揭阳县领导农民起义,不幸失败被捕,壮烈牺牲。由于徐克家同志是一个坚贞的共产党员,对于徐克峻同志在思想上影响极大。

二、在地下工作中与敌人斗争

一九二七年初,徐克峻被党派到武汉国民党(左派)妇女部工作。不到半年,一九二七年“七一五”事变,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继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也叛变了,党通知徐克峻同志转入地下工作。

一九二七年底,党又派徐克峻同志到上海,在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总工会任秘书,她公开职业是纱厂女工。没多久,她又调上海闸北区工作,闸北区是地下党中央领导机关,她任机关秘书,住在机关内。由于蒋介石对地下党的破坏,徐克峻同志又从上海到北京、东北等地,仍任党机关的秘书。这段时间党机关领导人有刘少奇同志及林仲丹(林毓英、张浩)同志。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徐克峻同志与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工会工作的林仲丹同志结了婚。九一八事件前生一女孩,乳名“化化”,后名“莉莉”,现名“林莉”。

林仲丹同志是工会领导人,他深入基层,到抚顺煤矿工作,有一次当他正召集秘密会议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徐克峻同志一人,带着不满二月的孩子,心情十分悲痛,为了能及时挽救林仲丹等被捕同志,她写信报告党中央;不久,党中央来了一位领导同志到东北局。这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党组织乘日本帝国主义接管东北时的混乱情况,用了一大笔钱,贿赂了管理政治犯的日本监狱官,将狱中所有的政治犯释放;但日本监狱官提出一个条件,要政治犯出狱后,必须立即离开东北。林仲丹等同志,便得释放了。

林仲丹回家后与徐克峻同志带着孩子,离开了东北,又到上海闸北区,再参加了党中央机关的工作,徐克峻同志仍任秘书,但为了掩护机关,她扮作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穿着粗布衣服,带着孩子,在家中忙来忙去,做着家务事情,其实她是随时警惕地保卫着党的领导机关。

可是,不幸的事,终于来临了,党的机关又遭叛徒出卖,敌人突然包围了她们的住房,徐克峻抱着小孩,被敌人抓走了。

那是在一九三三年的十一月间,林仲丹同志与一同志约好下午三点钟接头,林在家等候。三点钟后,该同志未来,林即估计可能发生意外,当即向徐克峻说:“今天约会的人未来,可能出事,赶快收拾东西。”

在很短的时间内,林提着箱子走出门。临行时向徐说:“建立机关很不容易,这里的房子,还不能放弃,我们俩人一起走,孩子不要带走;你去通知其他同志,不要来我们住处了。我到×××地方等你,你通知他们后即来找我。”徐克峻按林仲丹的话,通知了其他同志,本应立即按林的话去找林仲丹,可是她又想到孩子万一落在敌人手中如何是好?因此,她又冒险回到住处,刚走到巷口时,有个邻居说:“他们回来了。”其实特务早已将他们的住房包围了。所以徐克峻一走进巷口就被捕了,徐回家抱着两岁多的孩子,一同被关进上海的龙华监狱。

林仲丹久等徐克峻不来,估计出事,即向党组织反映了情况,并提出要求找社会关系,打听徐克峻及小孩的下落,假如被捕,要求党组织营救他们。

徐克峻的妹妹——徐克,此时正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上学,她已于一九二七年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又在北京参加了“左联”的组织。林仲丹即打电话向徐克说:“姐姐病重,住医院,速来沪。”过了几天,徐克来到上海,住在石林鹤同志家。

林仲丹到石林鹤家,找到徐克,并向她说:“你姐姐已被捕了,现关在上海龙华监狱,小孩也在监狱中;我现不能久留上海,党组织决定我们去苏联,我先到德国再转莫斯科,是以中国共产党去找第三国际的名义到莫斯科的。你姐出狱后,希望她带着孩子到莫斯科来,我不能久等她了。希望你用社会关系,以表妹的名义去龙华司令部去看你姐,设法营救她。”林将徐克峻的箱子衣物交给徐克,即匆匆忙忙的离沪了。

过了几天,徐克穿着华丽的衣服,以一个有钱有势人的身份——女大学生,坐着小汽车,同由党组织请的张律师一道,并带着小孩吃的饼干、玩具之类的东西,来到了上海龙华司令部监狱,要看徐克峻。管监狱的人,见来人不凡,架子很大,赶快把徐克峻叫来。徐克见了徐克峻便说:“表姐!你是个乡下人,家庭妇女,包办婚姻,你婆婆把你送到上海来,你什么也不知道,就出了事,你不要着急,我现已带了律师来,请张律师帮你交涉。”经过了张律师几次交涉,党组织出了一笔钱,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徐克峻便被保释出狱。从被捕到保释,历时两个月,始终未泄露党的秘密。保释人是在上海申报馆工作的云南人陈庚雅先生,用了二十元银币请了铺保,保证书中说明:张花氏(徐克峻在狱中改名张花氏)是家庭妇女,是新从农村来上海,因受其丈夫连累被捕,与本人无关。

由于当时地下环境恶劣,徐克峻同志一时还不能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党组织决定将她调到北京,在北方局一个机关任秘书。

一九三三年三月,徐克峻同志带着孩子,从上海到北京,由其妹代租房子,作为党的地下机关——北方局的一个交通点,当时孔原及其爱人张越霞经常到机关去。徐克峻带着孩子住机关,一切外勤工作由其妹——徐克代办。不久,一九三三年七月,北京党的领导机关——北方局又被破坏,徐克峻同志与其他几位同志:孔原与张越霞等,又回到上海。

三、奔赴苏联,长期受迫害

一九三四年春,党组织决定徐克峻同志带着孩子——莉莉去苏联。到苏联即找到孩子的爸爸——林仲丹同志。这时徐克峻同志的心情十分愉快,离开了长期的动荡生活,在莫斯科一家欢聚,又是在日夜思念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心中无比的高兴。但徐克峻同志要求进步的思想是不断的,于是她决定将三岁多的小莉莉,送进托儿所,她才好安静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林仲丹同志也同意她的意见,他们将孩子送进了莫斯科托儿所。

不久,徐克峻同志由中国党组织决定,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东方大学校长是吴玉章同志。徐克峻进校后,努力学习,克勤克俭,不到星期六,她决不回家,每到星期六,她才按时回家,并到托儿所接回小莉莉,母女俩一道回到家中。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真是幸福的家庭生活了,可是好景不长,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三四年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徐克峻同志刚走进家门,就看见林仲丹与一德国女人拥抱,在外国人看来,这是很普通的事,可是徐克峻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的,思想不够解放,看着这种情况,很难容忍,于是他俩争吵起来,由于他们是住在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机关中,当时住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王明,认为他们争吵,丢失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子,当即批评了林仲丹,并叫林仲丹立即回中国。

林仲丹回到中国,参加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由党中央决定他担任延安职工大学校长。当时中苏两党一般邮件不易传递,林仲丹在工作中患了肺结核,于一九四二年在陕北病逝。

林仲丹走后,当时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成员康生,又以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的资格,出面审问了徐克峻同志。其中最主要的是说:第一是徐克峻家庭出身不好,地主家庭出身,有封建残余思想;第二是以徐克峻得不到党的信任为理由,因此将徐克峻从“东方大学”送进莫斯科工厂当纺纱工人,“劳动改造”。并将徐克峻近十年的党组织关系割断,停止党籍,以一个普通女工身份在工厂劳动。

徐克峻进工厂后,积极参加各项劳动,由于她身材比较矮小,厂中工人同志很关心她,同情她,因此专门为她做了一个小木凳子,每天她就站在小木凳上开动机器,辛勤劳动。

一九三六年,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工厂中提出了中国的几个工人的问题,其中有徐克峻。因此,徐克峻又从工厂送到苏联的北纬六十五度以北的“北乌拉尔山“一个最寒冷的地方,参加伐木队工作;那里实际是国际政治犯的集中营,强迫劳动改造的地方。

在那极寒冷的北乌拉尔山中,经常是冰天雪地,昼短夜长,冬季有四个月不见太阳,真是浩浩乎,荒原无垠!每天只见伐木队的各国的男女政治犯,在死亡线上劳动,在苦难中挣扎。其中有中国、德国、波兰等国的共产党人。他们虽然语言不通,每个人都在那里一言不发的埋头劳动着。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他们从冬到春,从春到夏,在温暖的夏季中(七、八月)也胜似深秋,没有一点南国的温暖和风光,天空中没有小鸟飞翔,连南来的大雁也看不见。不觉又到了寒冷的冬天,天空是那么地黑暗,阳光不明,有时只有中午才能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光线,到了夜晚,躺在临时的布蓬中,睡在那木架的硬床上,只觉寒风刺骨。祖国的春风,家庭的温暖,孩子的哭声在梦中动荡,醒来时,枕上泪痕斑斑。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八年……每天徐克峻在伐木队中跟着一些高大个子的外国朋友,艰苦的砍伐着一排排的大树,大树哗啦啦地倒下着。

有一天,天气特别阴暗,大家都在森林中伐木,锯子声,砍树的斧头声,交织在一起,忽然几棵大树同时倒下来了。徐克峻同志还弯着腰弓着背,正在锯着树木,没有注意到险情的来临,只听到几个外国人大喊着:“中国人,快跑!快跑!大树倒下来了。”可是徐克峻身材矮小,体重瘦弱,一时也来不及跑开,想跑也跑不动,只好就地伏下来。大树倒下来了,刚好她在大树干的空间,未被打死,可是已被小枝打晕死过去了。当她醒来,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就这样,徐克峻住了很久的医院。出院时,她的病还未痊愈,得了难治的癫痫病,成了她一生思想上最大的痛苦,生活上重大的包袱,影响着她为革命继续工作。

经过这次病重之后,她的体力更差了,不能干重的体力劳动了,出院后,劳动营的监督官就调她到领导人的厨房当厨工,每天端饭、洗菜、洗碗碟、搞搞清洁卫生等工作。这些工作比起伐木队轻松多了。有时她工作完毕后,在休息时间,她又悄悄地走到伐木队,去看看原来伐木队的同志、朋友——那些外国的政治犯。特别是有一个波兰人,经常在劳动中帮助她,他很同情她,对她又很尊敬,他们在劳动中产生了感情,他曾向徐克峻同志表示过爱情,但徐想到自己的爱人、孩子,她坚决拒绝了,他们只维持着同志和朋友间的关系。

由于几年来的伐木生活,大家都学会说几句简单的俄语。当徐克峻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时,他们不约而同的说:“我们生活太苦了,吃不饱!”徐克峻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脑子中经常浮现着同志们吃不饱的情景。以后她经常去看那些苦难的朋友,有时还将监狱领导吃不完的剩馒头,偷偷地藏在身上,送给那些外国的政治犯们吃。

有一次,徐克峻同志悄悄地拿了好几个馒头,藏在自己床上的枕头下,到她再去拿出时,馒头却不见了,她吓着了,只好等待受处分。

在苏联,当时偷盗是较大的犯罪,她暗暗地等待,一天、两天、三天,好几天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连问她的人也没有,事情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过去了。她心中暗想,难道管政治犯的监督官,也会有个别的好人吗?

可是经过了这次事情,徐克峻的心灵上受了更大的刺激,虽然没有人追问过她,但她的思想上是又气、又恨,她想着祖国,想着离开自己的丈夫,更想着那不到四岁就进托儿所,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无一亲人去看望的可怜的孩子。丈夫回到祖国后,一点消息也没有,自己又被送进了工厂、伐木队。啊!小莉莉,亲爱的孩子,你在哪儿?她难过极了,她晕过去了,她想哭,但不敢哭出声来,她发呆了,她的病又好像要发作了。在这思想极端痛苦,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非常气愤。她在那冰天雪地的北乌拉尔山,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祖国的革命斗争,苏联的清党运动,这一切的一切,她无从了解,可是这时已是一九四八年了,她到了伐木队已有十多年了。她鼓足了勇气,将她自己一生的经历,她的悲惨遭遇,详细地写了一封信,也是一个报告,寄送给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同志。

真想不到,事情这样地迅速,三天后,徐克峻就得到斯大林同志给她的回信了。信中说“已通知有关方面的人,调回莫斯科,在原纱厂工作。”这时她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呵!

不几天,她从伐木队的厨房,调到莫斯科纱厂了。到了纱厂,因她残废,脑子也不好,经常发病,丧失了劳动力。厂方为了照顾她,将她分配去做看守工厂大门的工作,并交给她一个箩筐,每天卡车进出门时,车上落下的棉花,由她拾起来。

晚上,徐克峻与一些女工住在一间大集体宿舍,每天得轮流搞卫生、扫地、拖地板、擦门窗等。徐克峻因身体太弱,又有病,擦不动地板,她只好用自己的微薄的工资,请人帮她擦地板。

这段时间,徐克峻同志有了工作,也有了一点很少的工资,但生活仍然困难。虽然她经常想到自己的孩子也住在莫斯科,相距不远,她真想跑去看看孩子,抱着孩子痛哭一场;可是,她又想到,自己没有多余的钱,又怕暴露了与孩子的关系,影响孩子受到的优待。

后来,徐克峻加入了工会,有了工会会员证了,她就鼓起勇气,去看小莉莉,她带着孩子吃的东西去到原来莫斯科幼儿园,并说明她在一九三四年春天,送了一个中国女孩叫“林莉莉”,当时孩子有三岁了,穿着中国衣服,外罩有一件浅蓝色的围裙。经过托儿所干部查实后,所内同志说:“是有这个孩子,但一直没有人来看她,我们只知道她是个中国孩子,父母都是党员,为了照顾她,现在已送进莫斯科中学了。

徐克峻同志又到莫斯科中学去找孩子,莉莉出来了,她不认识自己的妈妈,她不会说中国话,她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成了人的大姑娘。后来经过了许多的解释,孩子才认了自己的妈妈。可是这时徐克峻无能为力,她依旧让孩子在莫斯科中学一直到莫斯科大学念书。

一九四八年,蔡畅大姐到莫斯科开全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会后蔡大姐去看中国孩子,她看见“莉莉”很像一个中国熟悉的姐妹的孩子,蔡大姐问孩子:“你妈妈叫什么名字?”莉莉说:“叫徐克峻”。蔡畅同志准备去看徐克峻,但由于当时国际的许多复杂的关系,她不便去。但她向莉莉说:“你的姨妈在中国的东北,需要带什么东西交给我。”后来徐克峻托蔡大姐带回一张她的半身像片交给在东北城工部工作的妹妹徐克,信也未写一封。

蔡畅同志回国后,将像片交给徐克同志,徐克同志认出像片是她姐姐出国去苏联时照的那张,当即问蔡大姐:“我姐在苏联情况如何?”蔡大姐答说:“不大好。”

一九四九年,东北已完全解放了。当时的中央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同志到苏联开会,这时徐克同志,由于十几年未见姐姐来过一封信,心中惦记着姐姐,不知她在苏联具体情况如何?只听说“不大好”,这不大好,又意味着什么?因此徐克同志托张琴秋同志带一封信给姐姐,信中大意说:妹现在东北局妇委工作,东北已解放了,全中国也快接近全面解放了。姐姐:你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希你保重身体,坚持下去,中国革命一定能成功。同时给侄女莉莉一封信,大意说:中国全国快接近解放了,中国太需要人才,望她好好学习。这时莉莉已在莫斯科大学政治经济系上学了,她高中毕业时,还得过了“金牌”奖状。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时,徐克同志给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同志,中央组织部干部处长帅孟奇同志去信,希望他们将其姐姐徐克峻同志从苏联接回中国。

一九五〇年,我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同志,向莫斯科有关单位交涉,要求将中国共产党党员徐克峻同志从莫斯科纱厂调回中国。这时苏联莫斯科纱长的同志,才知道徐克峻——工厂看门的扫棉花的女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未想到,这个不受人重视,不说话,只埋头干事的中国女人。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工厂领导接通知后,特别留徐克峻同志多住几天,并给她买了两口皮箱,一个苏联的座钟(橘红色、长方形),还给她做了几件苏联衣服、裙子等,并用小汽车送她到驻苏联的中国大使馆。

到大使馆后,徐克峻同志的心情是多么的高兴,她看到大使馆祖国的亲人,她又去莫斯科大学去看了女儿林莉莉,并向女儿说明,她不久将回祖国。莉莉听说后,感到自己的妈妈由一个可怜的工人,变成一个共产党员,悲喜交集,母女抱头痛哭。这不是哭,这是她们高兴,她们留下了幸福的眼泪。她们是多么地怀念祖国啊!

四、回到祖国的温暖怀抱,得到党的照顾

一九五一年,徐克峻同志回到祖国的北京,组织上特别关心她,给她住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翠明庄”。这里空气新鲜,花木很多 ,房屋宽敞,设备良好,像一所养病的疗养院。

为了使徐克峻同志能安静的养病,所以她是一个人住单人房间,她重新享受到党的温暖和同志们互相间的阶级友爱。当她与十多年不见面的妹妹徐克同志会面后,热泪盈眶,思绪万千,说不出话来。还是妹妹徐克同志先开口说:“姐呀!你在苏联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连信也不给我一封?”徐克峻同志答道:“你叫我写什么?我怎能在信上写着我的痛苦遭遇,让他们来为我担心。现在莉莉还在苏联上大学,未毕业,所以我也不能带她一同回国。”接着徐克又说:“林仲丹在四二年病死了。”徐克峻同志说:“不要说下去了,我已知道了。”

隔了一段时间,组织上就对徐克峻同志的历史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其中主要是在上海被捕情况,如何出狱?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徐克峻被捕后,坚贞顽强,未暴露党组织的机密,未暴露自己身份,没有变节行为;最后只差在莫斯科被送进工厂及北乌拉尔山伐木队的问题了,这件事是当时党内驻莫斯科的领导人康生凭主观设想陷害她的。中央组织部请康生写证明时,他故意假装糊涂说:“记不得了。”以后康生又造谣说:“她在莫斯科无什么行动,只听说在上海时出卖了蔡畅同志等领导机关的同志。”后来组织上又到蔡畅同志那里去了解,蔡畅同志说:“我当时住在上海,我是知道她在上海的,但徐克峻不知道我在上海,并且我们的机关也没有被破坏。”因此,经过组织上研究后,决定恢复了徐克峻同志的党籍。但徐克峻同志的身体,因为受了十几年的长期摧残,神经上刺激太深了,她已不能继续为党工作了。

组织上考虑到徐克峻同志身体多病,发病时又无人在身边照料,又想到她是云南人,昆明又有妹妹徐克同志,所以在一九五二年决定送徐克峻同志回昆明,工作关系,组织关系决定在云南省妇联。她来昆后,住在省妇联宿舍,由省妇联照顾她。但一直未给她正式工作职务。徐克峻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省妇联机关中,只要她身体稍好一点,她就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同志。她对人诚恳,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因此,同志们对她印象很好。

一九五六年,中央召开党的“八大”会议,徐克峻同志写了报告,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他们十几人在苏联的一些遭遇,同时提出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康生,对她和一些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残酷迫害的情况,请云南省委转党中央,但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是石沉大海,没引起一点波纹。

五、重遭浩劫,被害惨死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徐克峻同志看到“造反派”扛着大旗,到一些领导干部家中抄家、抓人、翻箱倒柜,并在门上贴了许多的大字报,她目睹此情此景,回家问妹妹。徐克同志说:“现在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嘛!”徐克峻同志说:“这场‘革命’不知要搞死多少人?要搞掉多少革命老干部。”她妹妹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的觉悟更高了,党的威信就更提高了。”徐克峻同志很激动地说:“像这样搞,党的威信,不是提高,而是要受到严重的损害的。不是提高,一定是下降!下降!你们不懂。”说明徐克峻同志由于有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经验,体会是深刻的;她有病,但头脑是清醒的,她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又是坚强的。徐大姐又说:“江青是个什么人?大家都知道她的老底,……在古代,‘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而今……”

一九六七年,徐克峻同志的女婿,北京人民大学俄语教师——阚玉瑶(林莉莉的丈夫)受迫害致死了(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平反昭雪)。

徐克峻同志闻讯后,即到北京照顾女儿,住在中央广播电台机关宿舍中。广播电台的造反派,各处调查她的情况,知道她曾在上海被捕过,曾去过苏联,又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做过秘书工作。特别是又曾告过康生的状,于是家属委员会开会,几次斗争了她。

一九六八年九月间,一个阴雾沉沉的早晨,徐克峻同志因被“造反派”斗争后,思想上很难受,当她看着值夜班的女儿回家时,她叫女儿陪她一起到外面散散步,可是她女儿一夜未睡觉,回家后已十分疲劳,就未与她一起出去。徐克峻同志一人走在机关宿舍后门,地上的青苔滑溜溜的,她一人在清晨的雾霭中,慢慢地、默默地向前走着,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一幕一幕的悲剧在她脑海中浮现:旧社会国民党的监狱、小莉莉的哭声、苏联北乌拉尔山伐木队的苦难生活、多少的爱国政治犯光荣牺牲、大树倒下来……哟!她走着,走着,眼前一团漆黑,她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她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她的旧病——癫痫病发了,她倒下去了,她跌在一个小水沟中,昏迷不醒,什么也不知道。也无人知道她会一人在这清晨出来散步,无人急救她,就这样,她默默地、凄凉地,无人知道地离开人间。一个优秀的女共产党员。老一辈的无产阶级女革命者,就这样终结了她的一生。

她女儿醒来,不见妈妈,到处寻找,可是已不能救活她的妈妈了。“造反派”污蔑徐克峻同志是自杀了,其实,这是林彪、“四人帮”。康生及其一伙爪牙逼死了一个纯洁的、真挚的、有正义感的,一个无辜的无产阶级妇女老共产党员—— 一生忠贞的老战士。

(一九八〇年七月五日)

 

大理妇女运动先锋人物剪影之徐克峻、徐克姐妹
春妮
谢谢你了,
z
zeroton
这个真是厉害。查了一哈才知道是林育英的原配夫人,而林去世时主席亲自抬棺

这是以后能上象24史列传那样的人物啊

春妮
姥姥不是林的原配,是和张浩给刘少奇以假夫妻的身份当秘书,我姥姥在68 年是喊着刘主席淹死在北京的护城河
春妮
我是听着姥姥的故事长大的,我现在和共产党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