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在加拿大的医院中“无意”受到伤害。法律特权阻止公众知晓
文章作者：莎朗·柯基 发布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 • 最后更新于 2 小时前 • 阅读时间 14 分钟
2010 年 7 月的一个下午，时年 62 岁的安娜·玛丽亚·菲奥科 (Anna Maria Fiocco) 接受了修复渗漏心脏瓣膜的手术。她醒来时已截瘫，七年后法官裁定她是“不幸的受害者”，是“一次治疗事故”。
“我为什么会这样？” 安娜的丈夫唐纳德·麦克奈特 (Donald McKnight) 记得，手术后三个月，当他的妻子坐在轮椅上到达医院进行第一次后续预约时，她曾询问心脏外科医生。据她的家人称，“事情发生了”。
文章内容 Primum non nocere，“首先，不要伤害”，是一种持久而古老的医学道德，尽管患者安全专家达雷尔·霍恩（Darrell Horn）还没有见过哪位医生或护士——他采访了数百人——一天早上上班时是故意伤害某人的。
但加拿大的医院每年都会有数万人遭受意外伤害，尽管大多数省份和地区都没有公开报告“患者安全事件”，其中包括一些最严重的事件。危及生命的药物失误、夹子、海绵或其他手术后留在人体内的“异物”，由于不活动或翻身而导致致命的褥疮，会侵蚀下面的组织，穿过皮肤层暴露骨头。
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估计，加拿大医院每年有多达 23,750 人经历不良事件并随后死于可预防的错误、事故和有时被称为“临床事故”的近 20 年后，医院中的患者伤害仍然是致命的威胁。
真实规模尚不清楚。根据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的数据，2021-22 年，每 17 例住院患者中就有 1 例（240 万人住院中约有 14 万人）导致某人经历了严重到需要治疗或延长住院时间的有害事件。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一比例是十八分之一。但统计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急诊室中的伤害、“未遂事故”、误诊造成的伤害、康复或精神护理中的伤害、或在医院开始但直到患者被送回家时才被发现的伤害都不会被捕获。
这些数字也是枯燥的统计数据，除了那些遭受过这种伤害的人之外，没有任何细节、声音或人类故事。患者安全倡导者表示，法律特权法旨在鼓励参与重大事件的医院工作人员在调查中自由、坦率地发言，而不必担心他们所说的内容会被用来对付他们，这提供了一层强大的保密层。霍恩和他的同事最近报告说，受害者经常被拒绝提供“全面而有力的解释”，这让幸存的患者和家属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虽然医院有义务披露发生的错误，但在事件审查结束时应与家人分享哪些“事实”，甚至哪些构成可预防的伤害，存在相当大的混乱。研究人员报告称，在加拿大各地，对于全国各地事件的“术语、分类或追踪”尚未达成共识。
曾调查过加拿大各地重大事件的霍恩说：“在亲人去世后，即使知道发生了医疗事故，家庭也很少会离开医院。”
霍恩说，与工作人员的面谈只是为了调查的目的，除非发现罕见的犯罪行为——而且其中的犯罪活动非常非常少——这一切都属于特权的范畴。“护士或医生告诉（调查人员）那天发生的事情永远不会被公开。”
在亲人去世后，即使知道发生了医疗事故，家庭也很少会离开医院
达雷尔·霍恩 虽然人们因手术失败或将一名 40 岁男子改变生活的中风误诊为眩晕而起诉医院和医生，但很少有人有经济或情感上的资金来对抗医院保险公司或加拿大医疗保护协会，这是一个为医生提供辩护的基金，其会员费由纳税人（研究人员指出，“患者自己”）大量补贴。CMPA 律师被指控在为被控医疗疏忽的医生辩护时奉行“焦土政策”，但如果面对无可救药的情况，CMPA 将建议和解。过去10年里，该基金总共支付了22.9亿美元的患者赔偿金。
很少有医院伤害案件涉及真正的疏忽、违反标准或护理义务。霍恩说，并非所有可预防的伤害都需要进行瑞士航空式的调查。“但该系统完全缺乏透明度。”
现在这可能是一个常见的说法，但除了少数研究人员之外，“患者安全”并不是一个常用的术语，直到贝克-诺顿研究发现加拿大医院是危险的地方。
罗斯·贝克 (Ross Baker) 博士和彼得·诺顿 (Peter Norton) 博士对 1999 年发表的一份影响深远的美国报告《人皆有责》感到沮丧，该报告估计每年有多达 98,000 名美国人因可预防的医疗错误而死亡，并呼吁进行彻底改革以提高医院的安全性，但该报告在加拿大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们意识到——很难相信这一点——人们认为，‘好吧，这只是美国体系的另一个缺陷，我们不必担心这一点，’”贝克说。
罗斯·贝克博士 罗斯·贝克博士担心过多的保密仍然掩盖了可预防的伤害。 二十年后，贝克担心在取得进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太少，而太多的保密仍然掩盖了可预防的伤害。
多伦多大学达拉拉纳公共卫生学院名誉教授贝克说：“我担心，近年来我们没有投入时间和资源来做出改变，而且我们正在放弃真正减少医疗保健中发生的伤害的机会。”
美国的医院面临更严格的公众监督。贝克说，加拿大的透明度较低。“我认为政客们不想看到这一点。
“公共资助、公共管理的系统的缺点之一是其中存在政治因素——政客们认为，如果有关系统问题的报道太多，他们就会受到殴打。”
紧张的系统 倦怠率从未如此之高。医疗保健人员空虚、人员流动率高、急诊室超负荷、大量积压的手术在新冠疫情关闭期间被搁置。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早在 SARS-CoV-2 爆发之前就已经紧张的系统，压力水平越高，医院就越危险。
“我们在患者安全方面做出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加拿大医疗卓越组织总裁詹妮弗·泽尔默 (Jennifer Zelmer) 说。在加拿大开始筛查血液之前，她的祖母通过输血感染了破坏肝脏的肝炎。“如果我今天做同样的手术，我被感染的风险是根本不同的。”
医院护理变得更加复杂。泽尔默说：“现在住院的人往往患有慢性病，而且年龄较大，这些都是造成伤害的危险因素。” “如果您服用 10 种药物，发生药物混淆的可能性会比只服用一种药物更高。”
为了减少错误，我们制定了一些协议，比如手术检查表，团队执行一系列简单的步骤，以确保轮床上的是正确的人，身体的右侧已被标记，该区域已被修剪而不是剃毛，以防止皮肤上出现微小的微切口，并防止细菌渗入手术切口。贝克说，这一切都不是火箭科学，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今天还活着的人就不会如此。即便如此，“让人们改变他们的做法有时也非常困难。” 一些外科医生认为清单是浪费时间。
贝克强调，并非所有不良事件都是可以预防的。贝克-诺顿报告中认为只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可以预防的。即使在优秀的医院也会出现不良结果。但即使是曾经被认为是做生意的“并发症”的伤害，比如医院获得性感染，现在也被认为基本上是可以避免的。
“从未发生过的事件” 尽管如此，即使是“绝不会发生的事件”——完全可以预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发生的重大事件——仍然在该国的每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在错误地从浓度较高的小瓶中抽取氢吗啡酮后，癌症患者会被注射十倍于预期剂量的氢吗啡酮，氢吗啡酮是一种阿片类止痛药，其效力比吗啡强五到七倍。一名患有相对常见心脏病的 15 岁青少年在接受心脏消融治疗时遭受了近乎致命的烧伤。安省审计长报告称，2015 年至 2019 年间，患者和医疗保健团体确定的 15 起“绝无事件”中，有 10 起在审计员审查的 13 家医院中的 6 家中至少发生了 214 次。这六家医院都没有在计划中设定任何目标来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人类的努力 医生和护士并不是无所不知的。人们会犯错误。贝克说，航空、核电等高风险行业通过设计消除了大部分人为因素而变得更加安全。“在医疗保健领域你不能这样做。医疗保健是人类的事业。” 严重或致命的事故很少是由一个人的行为造成的。贝克说，事实上，大多数时候，这是一个有缺陷的系统，导致员工失败。用药错误、错误的手术、医院获得性细菌、跌倒、烧伤、败血症、褥疮——几乎总是由连锁反应造成，系统在多个阶段出现故障，导致难以提供适当的护理。贝克说：“我们正在将人们纳入那些正在努力支持（医疗保健提供者）接受培训要做的事情以及他们想做的事情的系统中。”
13 个省和地区中有 8 个制定了法律，要求报告不良事件。但当贝克和他的同事审视立法时，他们发现全国各地的强制报告法“通常旨在收集患者安全事件的信息，而不是应对和预防患者安全事件。”
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博弈”系统，人为地降低利率。例如，如果这个人年纪大了，或者有一系列复杂的健康问题，他或她不是已经死了吗？“未遂事故”——在装载的注射器到达患者之前发现的可能致命的药物混淆——是否应该算在内？
我们看到的很多情况是事后尝试为患者的不良结果寻找替代解释
DUNCAN EMBURY，医疗事故律师 多伦多医疗事故律师邓肯·恩伯里（Duncan Embury）表示：“我们看到的很多情况是，事后试图为患者的不良结果找到另一种解释，并集中各种精力和时间试图证明一些罕见的深奥医疗状况，以转移对实际发生的错误及其造成的伤害的责任。” 他说，这是一个保密和偏颇的循环，这对患者护理不利。
霍恩和他的同事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组织能够进行严格的自我检查。“如果加拿大航空发生飞机失事，我们不会要求加拿大航空进行调查。我们在治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如果一个人被枪杀，他们会有独立的审查。”
“在医院里，你要检查自己。”
除极少数例外，大多数重大、可预防的伤害都与沟通中断有关。信息不会从护士传递到医生，反之亦然。一名护士下班时忘记记录下她已经给病人注射了预定的麻醉剂。由于手术室的背景音乐而听错指令，差点酿成灾难。“这整个莫扎特效应——没有科学基础，”霍恩说。“你不会让约翰尼·卡什来让你的 747 着陆。” 在航空领域，这被称为“无菌驾驶舱规则”——飞行员在起飞和着陆期间不能闲聊。“在关键阶段，需要百分百的关注，”霍恩说。
您无法衡量未捕获的内容，并且大多数医疗保健提供者仍然觉得提出安全问题并不安全。医学和医院的等级制度使得初级员工在看到错误发生时不敢直言不讳。
“没有什么比参与一场原本可以预防的事件更能激励变革了。这是令人心碎的，”贝克说。“但如果人们不觉得他们必须报告这些事件，并且如果他们觉得在没有对所有原因进行全面调查的情况下他们会受到指责，那么你就无法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没有进步，人们就会不断死亡。CIHI 表示，在医院经历过至少一次伤害的人死亡的可能性是没有经历过一次伤害的人的四倍。CIHI 确实公开报告了医院的患者安全“指标”，例如败血症或分娩期间创伤的发生率。CIHI 还通过审查患者出院记录来衡量医院造成的伤害——如果患者因褥疮接受治疗，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带着褥疮来医院。
公共意识 贝克说，更多的公开报道可能会有所帮助。公众意识越强，采取不同做法的压力就越大。其他观察人士指出，受到伤害的患者或其家人很可能会要求医院赔偿。“这对医院来说似乎非常不公平，”《灾难性护理：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医疗保健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一书的作者大卫·戈德希尔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但对于将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托付给医院的患者来说，手术后体内残留异物可能会导致疼痛、额外治疗甚至死亡。这难道不是——这个词是什么——不公平吗？”
所谓的严重错误的故事往往只会通过媒体曝光：阿尔伯塔省大草原城一名 12 岁女孩在 11 个月大时膝盖以下双腿被截肢，右手和左手三个手指均被截肢，她的家人声称医院和参与她护理的医生误诊了她的细菌性肺部感染，导致败血症和败血性休克（医院和阿尔伯塔省卫生服务部门在另一起诉讼中达成了庭外和解）据 CBC 报道，但被告医生对他们提供的护理质量不佳的指控提出了质疑，该家庭 3170 万美元的诉讼已由初审法官保留。
温迪·尼克林 (Wendy Nicklin) 是加拿大患者安全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由在护理期间经历过伤害或仍在遭受伤害的个人或其家人组成。“我们都会比较自己的故事，但医疗保健组织并没有透露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并不罕见，”尼克林说，他是一名前医院高级管理人员，在重症监护护理和领导方面拥有丰富的背景。
“是担心家人的反应吗？担心某些事情会被误解？如果能够进行诚实、开放、透明的沟通，那就大有帮助。” 她说，这不会扭转伤害。但它会有助于愈合。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道歉，”尼克林说。“这并不意味着暗示有罪。但需要道歉。我家人的案件中没有道歉。零道歉。” 安娜·玛丽亚·菲奥科是她的嫂子。
安娜是一位聪明、善于交际、积极向上的女商人，拥有 MBA 学位，也是一名终身志愿者，致力于照顾她的三个孩子和家庭，但她患有心脏病。控制心脏血液流动的四个瓣膜中的三个状况不佳，其中二尖瓣状况最差。
目前尚不清楚出了什么问题，但当安娜接受二尖瓣修复手术并且她的胸部打开时，外科医生意识到他必须更换瓣膜，而不是修复它。新的机械阀门必须被拆除并再次安装。在某个时候，安娜心脏病发作。手术后几乎立即，她就出现了心脏骤停。40分钟后，她苏醒过来。“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大脑很好，”尼克林说。但术后三天，当安娜从药物引起的昏迷中醒来时，她无法移动双腿。“她可以扭动脚趾，这很奇怪，”唐纳德说。“但它从未超出这个范围。”
人们认为她可能患有脊髓缺氧，当她的心脏停止跳动时，脊髓的血液供应不足，但原因从未明确确定。虽然安娜的生活已经“永远改变”，但法官无法认定医生有错。
我家人的案件中没有道歉。零道歉
温迪·尼克林，安娜的嫂子 安娜和唐纳德不得不搬出他们的两层楼住宅，搬进一套可供轮椅通行的公寓。由于医院和医生缺乏答复和解释，家人感到沮丧，于是提起诉讼。“我们跑了整整九码，但我们输了，”尼克林说。他们还支付了超过 20 万美元的律师费。与新西兰等国家不同，加拿大没有针对医疗事故的无过错赔偿计划。有了无过错医疗保险，这个家庭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经济报酬。
安娜去年去世，享年 73 岁。脊髓损伤的人容易反复出现尿路感染。膀胱中的最后一次发作蔓延到了安娜的血液中。她在医院住了五个星期，然后死于败血症。
“如果她不是一个活跃的意大利人，我不知道她会做得这么好，”尼克林说。“她一直坐在轮椅上，上帝保佑她，两三年后她说，‘我不生气。这是我的命运，我会充分利用它。”
尼克林说：“高等法院法官表示，外科医生已经尽力了，事情发生了，这是不幸的。”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安大略省医院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东尼·戴尔表示，医院非常重视患者安全，并“尽一切可能避免重大事件”，但尽管尽了最大努力，有时事情并没有按预期进行。
戴尔在给《国家邮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安省立法要求建立系统，以确保尽快向患者（或者，如果患者已经死亡，则向其遗产受托人）披露每一起重大事件，以及任何“正在采取或已经采取的系统性措施，以减少未来发生类似重大事件的风险”。
戴尔说，在某些情况下，事件会提交给护理质量委员会进行审查，这些审查不会受到“某些披露”，以便一线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地谈论他们的“观察、看法和意见，以确定事件的情况并吸取经验教训”。
戴尔补充道：“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虽然审查的细节可能不会被分享，但患者及其家人始终会了解事件的事实以及医院采取的措施。”
大多数人说，“我有最好的医生，我有最好的护士。” 但也有人说，“他们杀了我的母亲”
达雷尔·霍恩 霍恩仍然持怀疑态度。他说，严重的事件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查，并公开其报告，“这样人们才有真正的信心”。
“找到在加拿大居住至少 10 或 20 年且不认识在医疗保健中受到伤害的人的人。每个人都这样做，”霍恩说。
“大多数人说，‘我有最好的医生，我有最好的护士。’ 但也有人说，‘他们杀了我的母亲。’”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要调查这件事，我们要从中学到一切，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这不会发生，”霍恩说。“这只是一种踢罐子的方式。”
（谷歌翻译：Hospital secrets: They don't tell the deadly mistakes they keep making）
The good nurse：auther in USA.
Do no harm: auther in UK.
其实哪个国家都一样，家人必须住院的话多看着点，不急的话听听二手意见。
用什么药多问问，医院现在都用机器扫描给药，用每个病房的电脑，扫病人的手带二维码，一些性命相关的药必须２人查对。
自己多问，不要有怕麻烦医护人员的心理。
出了事，人家就是医疗差错而已（这里没有处分之类的，鼓励报告），而病人呢，谁知道影响有多大？
左眼，结果把右眼开了！奇葩的事情层出不穷。
有何建议
这和其他工作一样，熟能生巧，只是医生从事的是人命，他们练手的是病人
每年那么大的基数，事故都不会少。 东北体育馆塌了，纽约吊车倒下，这种小概率事件，永远避免不了
我有一阵发现自己的小便闻起来有异常，赶紧多喝水加每天喝柠檬水，后来就正常了。右肩因提重物受伤，赶紧休息加晒太阳，几天自愈了。
诊断，治疗都是要依照条例，follow directions的。当然有人为原因，但不是只有人为因素。
有的人，最好信李师傅，李师傅治百病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在加拿大的医院中“无意”受到伤害。法律特权阻止公众知晓
文章作者：莎朗·柯基
发布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 • 最后更新于 2 小时前 • 阅读时间 14 分钟
2010 年 7 月的一个下午，时年 62 岁的安娜·玛丽亚·菲奥科 (Anna Maria Fiocco) 接受了修复渗漏心脏瓣膜的手术。她醒来时已截瘫，七年后法官裁定她是“不幸的受害者”，是“一次治疗事故”。
“我为什么会这样？” 安娜的丈夫唐纳德·麦克奈特 (Donald McKnight) 记得，手术后三个月，当他的妻子坐在轮椅上到达医院进行第一次后续预约时，她曾询问心脏外科医生。据她的家人称，“事情发生了”。
文章内容
Primum non nocere，“首先，不要伤害”，是一种持久而古老的医学道德，尽管患者安全专家达雷尔·霍恩（Darrell Horn）还没有见过哪位医生或护士——他采访了数百人——一天早上上班时是故意伤害某人的。
但加拿大的医院每年都会有数万人遭受意外伤害，尽管大多数省份和地区都没有公开报告“患者安全事件”，其中包括一些最严重的事件。危及生命的药物失误、夹子、海绵或其他手术后留在人体内的“异物”，由于不活动或翻身而导致致命的褥疮，会侵蚀下面的组织，穿过皮肤层暴露骨头。
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估计，加拿大医院每年有多达 23,750 人经历不良事件并随后死于可预防的错误、事故和有时被称为“临床事故”的近 20 年后，医院中的患者伤害仍然是致命的威胁。
真实规模尚不清楚。根据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的数据，2021-22 年，每 17 例住院患者中就有 1 例（240 万人住院中约有 14 万人）导致某人经历了严重到需要治疗或延长住院时间的有害事件。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一比例是十八分之一。但统计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急诊室中的伤害、“未遂事故”、误诊造成的伤害、康复或精神护理中的伤害、或在医院开始但直到患者被送回家时才被发现的伤害都不会被捕获。
这些数字也是枯燥的统计数据，除了那些遭受过这种伤害的人之外，没有任何细节、声音或人类故事。患者安全倡导者表示，法律特权法旨在鼓励参与重大事件的医院工作人员在调查中自由、坦率地发言，而不必担心他们所说的内容会被用来对付他们，这提供了一层强大的保密层。霍恩和他的同事最近报告说，受害者经常被拒绝提供“全面而有力的解释”，这让幸存的患者和家属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虽然医院有义务披露发生的错误，但在事件审查结束时应与家人分享哪些“事实”，甚至哪些构成可预防的伤害，存在相当大的混乱。研究人员报告称，在加拿大各地，对于全国各地事件的“术语、分类或追踪”尚未达成共识。
曾调查过加拿大各地重大事件的霍恩说：“在亲人去世后，即使知道发生了医疗事故，家庭也很少会离开医院。”
霍恩说，与工作人员的面谈只是为了调查的目的，除非发现罕见的犯罪行为——而且其中的犯罪活动非常非常少——这一切都属于特权的范畴。“护士或医生告诉（调查人员）那天发生的事情永远不会被公开。”
在亲人去世后，即使知道发生了医疗事故，家庭也很少会离开医院
达雷尔·霍恩
虽然人们因手术失败或将一名 40 岁男子改变生活的中风误诊为眩晕而起诉医院和医生，但很少有人有经济或情感上的资金来对抗医院保险公司或加拿大医疗保护协会，这是一个为医生提供辩护的基金，其会员费由纳税人（研究人员指出，“患者自己”）大量补贴。CMPA 律师被指控在为被控医疗疏忽的医生辩护时奉行“焦土政策”，但如果面对无可救药的情况，CMPA 将建议和解。过去10年里，该基金总共支付了22.9亿美元的患者赔偿金。
很少有医院伤害案件涉及真正的疏忽、违反标准或护理义务。霍恩说，并非所有可预防的伤害都需要进行瑞士航空式的调查。“但该系统完全缺乏透明度。”
现在这可能是一个常见的说法，但除了少数研究人员之外，“患者安全”并不是一个常用的术语，直到贝克-诺顿研究发现加拿大医院是危险的地方。
罗斯·贝克 (Ross Baker) 博士和彼得·诺顿 (Peter Norton) 博士对 1999 年发表的一份影响深远的美国报告《人皆有责》感到沮丧，该报告估计每年有多达 98,000 名美国人因可预防的医疗错误而死亡，并呼吁进行彻底改革以提高医院的安全性，但该报告在加拿大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们意识到——很难相信这一点——人们认为，‘好吧，这只是美国体系的另一个缺陷，我们不必担心这一点，’”贝克说。
罗斯·贝克博士
罗斯·贝克博士担心过多的保密仍然掩盖了可预防的伤害。
二十年后，贝克担心在取得进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太少，而太多的保密仍然掩盖了可预防的伤害。
多伦多大学达拉拉纳公共卫生学院名誉教授贝克说：“我担心，近年来我们没有投入时间和资源来做出改变，而且我们正在放弃真正减少医疗保健中发生的伤害的机会。”
美国的医院面临更严格的公众监督。贝克说，加拿大的透明度较低。“我认为政客们不想看到这一点。
“公共资助、公共管理的系统的缺点之一是其中存在政治因素——政客们认为，如果有关系统问题的报道太多，他们就会受到殴打。”
紧张的系统
倦怠率从未如此之高。医疗保健人员空虚、人员流动率高、急诊室超负荷、大量积压的手术在新冠疫情关闭期间被搁置。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早在 SARS-CoV-2 爆发之前就已经紧张的系统，压力水平越高，医院就越危险。
“我们在患者安全方面做出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加拿大医疗卓越组织总裁詹妮弗·泽尔默 (Jennifer Zelmer) 说。在加拿大开始筛查血液之前，她的祖母通过输血感染了破坏肝脏的肝炎。“如果我今天做同样的手术，我被感染的风险是根本不同的。”
医院护理变得更加复杂。泽尔默说：“现在住院的人往往患有慢性病，而且年龄较大，这些都是造成伤害的危险因素。” “如果您服用 10 种药物，发生药物混淆的可能性会比只服用一种药物更高。”
为了减少错误，我们制定了一些协议，比如手术检查表，团队执行一系列简单的步骤，以确保轮床上的是正确的人，身体的右侧已被标记，该区域已被修剪而不是剃毛，以防止皮肤上出现微小的微切口，并防止细菌渗入手术切口。贝克说，这一切都不是火箭科学，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今天还活着的人就不会如此。即便如此，“让人们改变他们的做法有时也非常困难。” 一些外科医生认为清单是浪费时间。
贝克强调，并非所有不良事件都是可以预防的。贝克-诺顿报告中认为只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可以预防的。即使在优秀的医院也会出现不良结果。但即使是曾经被认为是做生意的“并发症”的伤害，比如医院获得性感染，现在也被认为基本上是可以避免的。
“从未发生过的事件”
尽管如此，即使是“绝不会发生的事件”——完全可以预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发生的重大事件——仍然在该国的每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在错误地从浓度较高的小瓶中抽取氢吗啡酮后，癌症患者会被注射十倍于预期剂量的氢吗啡酮，氢吗啡酮是一种阿片类止痛药，其效力比吗啡强五到七倍。一名患有相对常见心脏病的 15 岁青少年在接受心脏消融治疗时遭受了近乎致命的烧伤。安省审计长报告称，2015 年至 2019 年间，患者和医疗保健团体确定的 15 起“绝无事件”中，有 10 起在审计员审查的 13 家医院中的 6 家中至少发生了 214 次。这六家医院都没有在计划中设定任何目标来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人类的努力
医生和护士并不是无所不知的。人们会犯错误。贝克说，航空、核电等高风险行业通过设计消除了大部分人为因素而变得更加安全。“在医疗保健领域你不能这样做。医疗保健是人类的事业。” 严重或致命的事故很少是由一个人的行为造成的。贝克说，事实上，大多数时候，这是一个有缺陷的系统，导致员工失败。用药错误、错误的手术、医院获得性细菌、跌倒、烧伤、败血症、褥疮——几乎总是由连锁反应造成，系统在多个阶段出现故障，导致难以提供适当的护理。贝克说：“我们正在将人们纳入那些正在努力支持（医疗保健提供者）接受培训要做的事情以及他们想做的事情的系统中。”
13 个省和地区中有 8 个制定了法律，要求报告不良事件。但当贝克和他的同事审视立法时，他们发现全国各地的强制报告法“通常旨在收集患者安全事件的信息，而不是应对和预防患者安全事件。”
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博弈”系统，人为地降低利率。例如，如果这个人年纪大了，或者有一系列复杂的健康问题，他或她不是已经死了吗？“未遂事故”——在装载的注射器到达患者之前发现的可能致命的药物混淆——是否应该算在内？
我们看到的很多情况是事后尝试为患者的不良结果寻找替代解释
DUNCAN EMBURY，医疗事故律师
多伦多医疗事故律师邓肯·恩伯里（Duncan Embury）表示：“我们看到的很多情况是，事后试图为患者的不良结果找到另一种解释，并集中各种精力和时间试图证明一些罕见的深奥医疗状况，以转移对实际发生的错误及其造成的伤害的责任。” 他说，这是一个保密和偏颇的循环，这对患者护理不利。
霍恩和他的同事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组织能够进行严格的自我检查。“如果加拿大航空发生飞机失事，我们不会要求加拿大航空进行调查。我们在治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如果一个人被枪杀，他们会有独立的审查。”
“在医院里，你要检查自己。”
除极少数例外，大多数重大、可预防的伤害都与沟通中断有关。信息不会从护士传递到医生，反之亦然。一名护士下班时忘记记录下她已经给病人注射了预定的麻醉剂。由于手术室的背景音乐而听错指令，差点酿成灾难。“这整个莫扎特效应——没有科学基础，”霍恩说。“你不会让约翰尼·卡什来让你的 747 着陆。” 在航空领域，这被称为“无菌驾驶舱规则”——飞行员在起飞和着陆期间不能闲聊。“在关键阶段，需要百分百的关注，”霍恩说。
您无法衡量未捕获的内容，并且大多数医疗保健提供者仍然觉得提出安全问题并不安全。医学和医院的等级制度使得初级员工在看到错误发生时不敢直言不讳。
“没有什么比参与一场原本可以预防的事件更能激励变革了。这是令人心碎的，”贝克说。“但如果人们不觉得他们必须报告这些事件，并且如果他们觉得在没有对所有原因进行全面调查的情况下他们会受到指责，那么你就无法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没有进步，人们就会不断死亡。CIHI 表示，在医院经历过至少一次伤害的人死亡的可能性是没有经历过一次伤害的人的四倍。CIHI 确实公开报告了医院的患者安全“指标”，例如败血症或分娩期间创伤的发生率。CIHI 还通过审查患者出院记录来衡量医院造成的伤害——如果患者因褥疮接受治疗，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带着褥疮来医院。
公共意识
贝克说，更多的公开报道可能会有所帮助。公众意识越强，采取不同做法的压力就越大。其他观察人士指出，受到伤害的患者或其家人很可能会要求医院赔偿。“这对医院来说似乎非常不公平，”《灾难性护理：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医疗保健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一书的作者大卫·戈德希尔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但对于将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托付给医院的患者来说，手术后体内残留异物可能会导致疼痛、额外治疗甚至死亡。这难道不是——这个词是什么——不公平吗？”
所谓的严重错误的故事往往只会通过媒体曝光：阿尔伯塔省大草原城一名 12 岁女孩在 11 个月大时膝盖以下双腿被截肢，右手和左手三个手指均被截肢，她的家人声称医院和参与她护理的医生误诊了她的细菌性肺部感染，导致败血症和败血性休克（医院和阿尔伯塔省卫生服务部门在另一起诉讼中达成了庭外和解）据 CBC 报道，但被告医生对他们提供的护理质量不佳的指控提出了质疑，该家庭 3170 万美元的诉讼已由初审法官保留。
温迪·尼克林 (Wendy Nicklin) 是加拿大患者安全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由在护理期间经历过伤害或仍在遭受伤害的个人或其家人组成。“我们都会比较自己的故事，但医疗保健组织并没有透露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并不罕见，”尼克林说，他是一名前医院高级管理人员，在重症监护护理和领导方面拥有丰富的背景。
“是担心家人的反应吗？担心某些事情会被误解？如果能够进行诚实、开放、透明的沟通，那就大有帮助。” 她说，这不会扭转伤害。但它会有助于愈合。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道歉，”尼克林说。“这并不意味着暗示有罪。但需要道歉。我家人的案件中没有道歉。零道歉。” 安娜·玛丽亚·菲奥科是她的嫂子。
安娜是一位聪明、善于交际、积极向上的女商人，拥有 MBA 学位，也是一名终身志愿者，致力于照顾她的三个孩子和家庭，但她患有心脏病。控制心脏血液流动的四个瓣膜中的三个状况不佳，其中二尖瓣状况最差。
目前尚不清楚出了什么问题，但当安娜接受二尖瓣修复手术并且她的胸部打开时，外科医生意识到他必须更换瓣膜，而不是修复它。新的机械阀门必须被拆除并再次安装。在某个时候，安娜心脏病发作。手术后几乎立即，她就出现了心脏骤停。40分钟后，她苏醒过来。“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大脑很好，”尼克林说。但术后三天，当安娜从药物引起的昏迷中醒来时，她无法移动双腿。“她可以扭动脚趾，这很奇怪，”唐纳德说。“但它从未超出这个范围。”
人们认为她可能患有脊髓缺氧，当她的心脏停止跳动时，脊髓的血液供应不足，但原因从未明确确定。虽然安娜的生活已经“永远改变”，但法官无法认定医生有错。
我家人的案件中没有道歉。零道歉
温迪·尼克林，安娜的嫂子
安娜和唐纳德不得不搬出他们的两层楼住宅，搬进一套可供轮椅通行的公寓。由于医院和医生缺乏答复和解释，家人感到沮丧，于是提起诉讼。“我们跑了整整九码，但我们输了，”尼克林说。他们还支付了超过 20 万美元的律师费。与新西兰等国家不同，加拿大没有针对医疗事故的无过错赔偿计划。有了无过错医疗保险，这个家庭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经济报酬。
安娜去年去世，享年 73 岁。脊髓损伤的人容易反复出现尿路感染。膀胱中的最后一次发作蔓延到了安娜的血液中。她在医院住了五个星期，然后死于败血症。
“如果她不是一个活跃的意大利人，我不知道她会做得这么好，”尼克林说。“她一直坐在轮椅上，上帝保佑她，两三年后她说，‘我不生气。这是我的命运，我会充分利用它。”
尼克林说：“高等法院法官表示，外科医生已经尽力了，事情发生了，这是不幸的。”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安大略省医院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东尼·戴尔表示，医院非常重视患者安全，并“尽一切可能避免重大事件”，但尽管尽了最大努力，有时事情并没有按预期进行。
戴尔在给《国家邮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安省立法要求建立系统，以确保尽快向患者（或者，如果患者已经死亡，则向其遗产受托人）披露每一起重大事件，以及任何“正在采取或已经采取的系统性措施，以减少未来发生类似重大事件的风险”。
戴尔说，在某些情况下，事件会提交给护理质量委员会进行审查，这些审查不会受到“某些披露”，以便一线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地谈论他们的“观察、看法和意见，以确定事件的情况并吸取经验教训”。
戴尔补充道：“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虽然审查的细节可能不会被分享，但患者及其家人始终会了解事件的事实以及医院采取的措施。”
大多数人说，“我有最好的医生，我有最好的护士。” 但也有人说，“他们杀了我的母亲”
达雷尔·霍恩
霍恩仍然持怀疑态度。他说，严重的事件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查，并公开其报告，“这样人们才有真正的信心”。
“找到在加拿大居住至少 10 或 20 年且不认识在医疗保健中受到伤害的人的人。每个人都这样做，”霍恩说。
“大多数人说，‘我有最好的医生，我有最好的护士。’ 但也有人说，‘他们杀了我的母亲。’”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要调查这件事，我们要从中学到一切，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这不会发生，”霍恩说。“这只是一种踢罐子的方式。”
（谷歌翻译：Hospital secrets: They don't tell the deadly mistakes they keep making）
The good nurse：auther in USA.
Do no harm: auther in UK.
其实哪个国家都一样，家人必须住院的话多看着点，不急的话听听二手意见。
用什么药多问问，医院现在都用机器扫描给药，用每个病房的电脑，扫病人的手带二维码，一些性命相关的药必须２人查对。
自己多问，不要有怕麻烦医护人员的心理。
出了事，人家就是医疗差错而已（这里没有处分之类的，鼓励报告），而病人呢，谁知道影响有多大？
左眼，结果把右眼开了！奇葩的事情层出不穷。
有何建议
这和其他工作一样，熟能生巧，只是医生从事的是人命，他们练手的是病人
每年那么大的基数，事故都不会少。 东北体育馆塌了，纽约吊车倒下，这种小概率事件，永远避免不了
我有一阵发现自己的小便闻起来有异常，赶紧多喝水加每天喝柠檬水，后来就正常了。右肩因提重物受伤，赶紧休息加晒太阳，几天自愈了。
诊断，治疗都是要依照条例，follow directions的。当然有人为原因，但不是只有人为因素。
有的人，最好信李师傅，李师傅治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