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的宿舍与校园中隔著一个小公园。除了雨天外，每天早上走去学校的路程都让人心情舒畅。下雨天就不同了。公园中泥路返浆，回到宿舍时，裤管和胶鞋都浸透了泥浆。而且，第二天往往要穿著湿透的鞋子上学，因为大部分同学只有一双鞋子。在村裡我们可以用取暖的炉头来烤乾鞋袜，而现在只剩下我们37度的体温。雨季裡，公园中的通道被学生踩得一片坑泞，使得区政府几次想要在雨天时关闭公园，这样会迫使我们上学绕路多走30分钟。医学院于是去市裡申诉，来来回回，公园始终也没关闭。
入冬后白雪覆盖大地，公园裡的那条小河也要冻上整整一冬。早上上学时，在雪中走过小桥穿过公园，空中地面一片洁白，常常使人感到步入仙境。不过今天早上我走过小桥时，在几十米外的冰河表面，又看到了一个枕头大小深灰色的布卷。不用问我就知道,这个布卷裡裹著一个冻僵了的新生女婴。我也知道，这个女婴的父母多半是农村来的，刚在小河对岸的医学院附属医院生下了女儿。他们回村前把女婴丢弃，然后会对村民说孩子难产死亡，这样就会再得到一次怀孕和生儿子的机会。在农村，生儿子不但对传宗接代至关重要，还直接影响到父母养老的前景。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公园裡看到被丢弃的婴儿。我入学后不久，国家的一孩政策开始全面实行。我在附属医院妇产科见习时，马上感受到了这个政策对社会的急遽衝击。门诊手术室裡，早期流产病例大大增多；住院部的手术室裡也不时地见到大肚子的农村妇女被村干部或民警押送来作晚期流产术。也就在这时候，附属医院开始出现了遗弃女婴问题。那时没人（起码没人公开地）从人道角度去质疑国家的一孩政策。政府的统计数字表明，如果不迅速减低婴儿出生率，国家经济最终会被庞大的人口压垮。在这个前提下，强制计划生育的高压手段就变成了另一个大众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冷酷现实。被押送入院的要麽是已有子女不应怀孕的妇女，更多的是想要儿子的妈妈。她们在怀孕后，常常藏在亲戚家裡直到生产。不过，社会的眼睛比比皆是。这时谁家要是住进了一个挺著大肚子的妇女，马上就会引起注意，触发调查机制。要是发现是非法妊娠，就会被递解回村，强制流产。
我在产科见习的一天早上，一个孕妇被推进手术室作晚期引产。她的腹围看上去已经接近预产期，不过病历上标明这是一个流产手术。主刀的主治医师脾气顿时变得很坏，开始不断地熊这个一直在哭泣的孕妇。安静的护士们则有条不紊地作著手术准备，没有一人开口，手术室裡只有外科器械的碰撞声。不久，随著催产素的点滴，孕妇的子宫开始有节律地收缩。
我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胎儿出来后会如何处理。主治医师的脸色让我闭上嘴巴，问不出我心裡的问题。在上胚胎学时，我看过大大小小泡在福尔马林玻璃瓶裡的胚胎，不过我还没见过一个临近产期的活婴。等到孕妇的宫颈逐步打开时，婴儿的颅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粉红的婴儿头皮上覆盖著一层薄薄的细髮，其间分佈著一条条细细的淡蓝色的静脉血管。我的想像力这时已经能让我看到一个活著的婴儿，有脸有脖子，有躯干有四肢，就像新生儿区域裡见到的新生儿一模一样。我的思绪已经冻结，心裡突然充满了恐慌。正当我在考虑是否离开时，主治医师已经把一个细针头熟练地扎进婴儿头皮下的一根血管裡。随后，他站起身来脱下手套，嘱咐护士长“开始上药”。说完后，主治医师走了出去，我也跟著他到了院子裡。
他站在空旷的院子裡一言不发，点上了一枝香菸。他的眼睛眺望著远方阴冷的天空，陷入了沉思。他静静地喷著烟雾，似乎大院裡除他之外别无一人，我们身后的外科大楼也不复存在。
周围的死寂让我觉得不自在，不过我还是安静地站著。
突然，他开口回答了还停留在我脑子裡的问题：“婴儿没离开母体前，没有法律上的问题。”
我懂了，这一定不是他第一次作这个手术，也不是护士团队的第一次。而我也不是第一个在心裡窝著问题的新手。
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护士来到院子裡，招呼他回手术室。他把烟蒂扔在地上，使劲地用脚踩灭，和护士一起进了外科大楼。他没招呼我跟他进去。 我松下了一口气，独自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见到产科护士长时，我问起了那个妈妈的情况。
“喔，她哭成那样！你知道，那是个男孩儿！”
一星期后，和我一块儿见习的一个男同学跑来，问我要不要看一个脊柱裂的新生儿。脊柱裂是胎儿发育过程中的先天性障碍，源于神经管关闭不全，可以是遗传因素引起，或由于母亲妊娠期叶酸摄入不足导致。我跟著他走进一个空荡荡的产房。这时医生护士都离开了，房间裡只剩下凌乱置放著的器具和几个点滴架。在屋角的浅黄色水门汀地上躺著一个面朝下的新手儿，这时不断地发出响亮而孤零零的哭声。他的背部下端有一条4-5釐米长的裂缝，下面的软组织鼓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包囊。这个同学刚刚观察了他的生产过程，告诉我家长已经决定不要这个孩子了。
我出了产房后找到了护士长，询问下一步怎麽办。她告诉我，目前只能等到小孩没气了才能处理。主治医师已经嘱咐把这间产房关闭了。
“别再进去了，恐怕要等七八个小时。”
我到值班室找到了当天的主治医师。这时他正在吃饭盒裡带来的午餐。
我问：“为什麽我们不打电话给神经外科？这个婴儿哭得很响，看上去情况不错。”
“我和父母谈了已经不只半小时了，”他话裡没有一点不耐烦地语气。“你一定已经学过脊柱裂了，应该知道这个发育障碍常常伴随智力发育不全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这麽大的一个脊柱裂。修复不难，不过作手术不会解决智力和其他问题。他的父母已经考虑成熟，决定放弃，这是合理的决定。他们是农村来的，留下这麽一个孩子全家就毁了。”
他意味深长地看著我，问道：“当他们老了后，谁来照顾这个孩子？我和你吗？”
我成长过程中，目睹了无数可以质疑但无法改变的现实。在无数关口上，我选择了把自己的疑问锁入脑中的黑盒子裡，或者把记忆清零。我也习惯了在自己的思考列车行进旅途中不断煞车以免撞山，或者误入一条反社会的不归之旅，踏进那片人人都扭过头去、视而不见、或者乾脆拒绝承认其存在的那一片黑暗的原野。
千百万生灵涂炭只为建造一个“纯洁”社会，无辜年轻人可以任意牺牲以实现伟大理想，无数生命成为一波波社会实验的样品。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心裡的疑问日积月累，但从小形成并赖之生存的逻辑模式一直还能支持我的正向思维。这以前，我已经接受了家裡在文革中的痛苦是社会大变革的花絮（幸好我们都存活了下来），千百万知青的命运也可以忽略不咎（因为人类史上类似事件不计其数）；我也开始崇拜个人奋斗，相信命运失败者不值得同情。直到今天，直到我目睹了这些新生儿的命运，因为所有这些理念都无法用到这些新生儿身上。晚期流产的病例还可以归罪于母亲，是她的自私迫使医生作出与治病救人相反的行为；而那些公园裡的弃婴和患脊柱裂不治而亡的新生儿，使我无法不究责与党和政府的政策之上。尽管我早已厌倦了改变社会的想法，但我永远无法知道的是：那天在见习晚期流产时，要是我提出了无效的质疑，今天我的内心是否会多一点安宁？
医学院的课程本来就塞得满满的，77级排得更紧。我们春季入学，比常规晚了半年，但要按时毕业，损失的半年时间靠压缩课程来弥补，搞得更紧张。我们年级内像我这样一心要考研究生的为数不少。在全年级共用的大阶梯教室里走过，看见某某人到了三年级还在反复看生理生化基础教科书，不说也知道用意何在。慢慢的，这些埋头准备研究生考试的同学也都熟了。77和78两级学生大多有社会经历，埋头读书。那时指定要学交际舞，党员团员带头，我们这些人赶鸭子也不上架，被撵到了礼堂后站一会就走，不像79级以后的大学生，爱玩又会玩，跳舞，溜冰，样样不落后。我们这些想考研究生的，连看场电影都要作一番心理斗争。
在大阶梯教室里，下课后留下来的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位子。我喜欢坐在教室后面高处靠窗的角上，居高临下，看累了，向落地玻璃窗外的远方眺望一会儿，是最有效率的休息方法。要是有一个新人坐到你的附近，你很快就会注意到。最近我就注意到前座老是坐著同一个女生。她不是我们班上的，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看上去是中学生直接升上来的，梳著流行的长头发。看到我在注视她，会腼腆地笑一笑。
我很少和女生说话，这时也不打算交女朋友。大学生按规定不能谈恋爱。但这条规定学校并不强制执行，只是丑话在先，毕业分配时别以男女朋友的关係给学校出难题。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学校不会保证你俩分配到一个地方。儘管有这样的规定，到了三年级时，男女同学成双成对的已经不稀奇。我是早作了决定，大学不想这个问题。我没时间浪费在这种小事上，绊住了手脚，将来麻烦。不过，同性的朋友代替不了异性的友情，内心的孤独就靠远方的憧憬来驱走。
当我们的眼光相遇时那女生照例送来一个微笑，我也笑一笑，但还是坚决不开口。一天，邻班的老大姐坐到了我的边上。我知道她是那女生班上的班长，她的男朋友老曲也在准备考研究生。
“小叶，”她话音里带著一点小心又神秘的语调。“你有没有注意到经常坐在你前面的女同学？”她指了指我前面今天空著的座位。
我打马虎眼：“嗯…我不认识她。”
“哎，她叫张灵灵。和我关係不错。她心地好，人又漂亮。你觉得呢？”
我礼貌地答道：“是不错。”
那位大姐一步不放：“想不想认识她？”
“呃…”
“跟你说实话，她也觉得你不错。你要是请她去看场电影或者吃个饭什么的，她一定会答应的。”
我进大学两三年大概一共看了四五场电影吧，都是在学校的大礼堂放的。
我想不直说也不行了：“我是觉得她不错。不过，我现在不想谈朋友。”
“为什么呢？”
“考研究生。我要考回上海去。”
她想了想，说：“你认识老曲。我和老曲处关係已经一年多了。我们俩不但没影响学习，相反，还互相照顾，心里有个支持。你可以问老曲。”
我正想著怎么回答，她又说：“灵灵很体贴人的。她自己也喜欢学习，不会老拉著你去踩街。实际上，经常散散心，学习效率会更高。”
她说的都不错。张灵灵大概才二十出头，看上去单纯得很。我想，我心里的压力和负担，我对自己过去的否定，我背水一战近乎疯狂的心理，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能理解吗？她向往的是我不能也不情愿给出的。我只能顾自己，自己救自己，除此之外，生活中任何拖泥带水的东西都是我的敌人。
我没选择，只能说不。
这天以后，张灵灵再也没坐到我的前座来。我心里有点歉疚。我想跟她解释，我并没拒绝她；我拒绝的是我自己。想了一下，决定什么也不说。说上了话，搭上了腔，要是我真喜欢上了她怎么办？
我也不能确定我的意志力有没有我自己想像的那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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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养，现在也是一个问题。
不过我还没见过一个邻近产期的活婴
*临近？
留下的记忆也是很深刻的，现在闭上眼睛还可以过小电影。。。
。。。搭上了腔，要是我真喜欢上了她怎么办？
喜欢这些“没个准儿”的话，特别有张力。赞赞
医学院的宿舍与校园中隔著一个小公园。除了雨天外，每天早上走去学校的路程都让人心情舒畅。下雨天就不同了。公园中泥路返浆，回到宿舍时，裤管和胶鞋都浸透了泥浆。而且，第二天往往要穿著湿透的鞋子上学，因为大部分同学只有一双鞋子。在村裡我们可以用取暖的炉头来烤乾鞋袜，而现在只剩下我们37度的体温。雨季裡，公园中的通道被学生踩得一片坑泞，使得区政府几次想要在雨天时关闭公园，这样会迫使我们上学绕路多走30分钟。医学院于是去市裡申诉，来来回回，公园始终也没关闭。
入冬后白雪覆盖大地，公园裡的那条小河也要冻上整整一冬。早上上学时，在雪中走过小桥穿过公园，空中地面一片洁白，常常使人感到步入仙境。不过今天早上我走过小桥时，在几十米外的冰河表面，又看到了一个枕头大小深灰色的布卷。不用问我就知道,这个布卷裡裹著一个冻僵了的新生女婴。我也知道，这个女婴的父母多半是农村来的，刚在小河对岸的医学院附属医院生下了女儿。他们回村前把女婴丢弃，然后会对村民说孩子难产死亡，这样就会再得到一次怀孕和生儿子的机会。在农村，生儿子不但对传宗接代至关重要，还直接影响到父母养老的前景。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公园裡看到被丢弃的婴儿。我入学后不久，国家的一孩政策开始全面实行。我在附属医院妇产科见习时，马上感受到了这个政策对社会的急遽衝击。门诊手术室裡，早期流产病例大大增多；住院部的手术室裡也不时地见到大肚子的农村妇女被村干部或民警押送来作晚期流产术。也就在这时候，附属医院开始出现了遗弃女婴问题。那时没人（起码没人公开地）从人道角度去质疑国家的一孩政策。政府的统计数字表明，如果不迅速减低婴儿出生率，国家经济最终会被庞大的人口压垮。在这个前提下，强制计划生育的高压手段就变成了另一个大众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冷酷现实。被押送入院的要麽是已有子女不应怀孕的妇女，更多的是想要儿子的妈妈。她们在怀孕后，常常藏在亲戚家裡直到生产。不过，社会的眼睛比比皆是。这时谁家要是住进了一个挺著大肚子的妇女，马上就会引起注意，触发调查机制。要是发现是非法妊娠，就会被递解回村，强制流产。
我在产科见习的一天早上，一个孕妇被推进手术室作晚期引产。她的腹围看上去已经接近预产期，不过病历上标明这是一个流产手术。主刀的主治医师脾气顿时变得很坏，开始不断地熊这个一直在哭泣的孕妇。安静的护士们则有条不紊地作著手术准备，没有一人开口，手术室裡只有外科器械的碰撞声。不久，随著催产素的点滴，孕妇的子宫开始有节律地收缩。
我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胎儿出来后会如何处理。主治医师的脸色让我闭上嘴巴，问不出我心裡的问题。在上胚胎学时，我看过大大小小泡在福尔马林玻璃瓶裡的胚胎，不过我还没见过一个临近产期的活婴。等到孕妇的宫颈逐步打开时，婴儿的颅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粉红的婴儿头皮上覆盖著一层薄薄的细髮，其间分佈著一条条细细的淡蓝色的静脉血管。我的想像力这时已经能让我看到一个活著的婴儿，有脸有脖子，有躯干有四肢，就像新生儿区域裡见到的新生儿一模一样。我的思绪已经冻结，心裡突然充满了恐慌。正当我在考虑是否离开时，主治医师已经把一个细针头熟练地扎进婴儿头皮下的一根血管裡。随后，他站起身来脱下手套，嘱咐护士长“开始上药”。说完后，主治医师走了出去，我也跟著他到了院子裡。
他站在空旷的院子裡一言不发，点上了一枝香菸。他的眼睛眺望著远方阴冷的天空，陷入了沉思。他静静地喷著烟雾，似乎大院裡除他之外别无一人，我们身后的外科大楼也不复存在。
周围的死寂让我觉得不自在，不过我还是安静地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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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了，这一定不是他第一次作这个手术，也不是护士团队的第一次。而我也不是第一个在心裡窝著问题的新手。
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护士来到院子裡，招呼他回手术室。他把烟蒂扔在地上，使劲地用脚踩灭，和护士一起进了外科大楼。他没招呼我跟他进去。 我松下了一口气，独自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见到产科护士长时，我问起了那个妈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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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后，和我一块儿见习的一个男同学跑来，问我要不要看一个脊柱裂的新生儿。脊柱裂是胎儿发育过程中的先天性障碍，源于神经管关闭不全，可以是遗传因素引起，或由于母亲妊娠期叶酸摄入不足导致。我跟著他走进一个空荡荡的产房。这时医生护士都离开了，房间裡只剩下凌乱置放著的器具和几个点滴架。在屋角的浅黄色水门汀地上躺著一个面朝下的新手儿，这时不断地发出响亮而孤零零的哭声。他的背部下端有一条4-5釐米长的裂缝，下面的软组织鼓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包囊。这个同学刚刚观察了他的生产过程，告诉我家长已经决定不要这个孩子了。
我出了产房后找到了护士长，询问下一步怎麽办。她告诉我，目前只能等到小孩没气了才能处理。主治医师已经嘱咐把这间产房关闭了。
“别再进去了，恐怕要等七八个小时。”
我到值班室找到了当天的主治医师。这时他正在吃饭盒裡带来的午餐。
我问：“为什麽我们不打电话给神经外科？这个婴儿哭得很响，看上去情况不错。”
“我和父母谈了已经不只半小时了，”他话裡没有一点不耐烦地语气。“你一定已经学过脊柱裂了，应该知道这个发育障碍常常伴随智力发育不全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这麽大的一个脊柱裂。修复不难，不过作手术不会解决智力和其他问题。他的父母已经考虑成熟，决定放弃，这是合理的决定。他们是农村来的，留下这麽一个孩子全家就毁了。”
他意味深长地看著我，问道：“当他们老了后，谁来照顾这个孩子？我和你吗？”
我成长过程中，目睹了无数可以质疑但无法改变的现实。在无数关口上，我选择了把自己的疑问锁入脑中的黑盒子裡，或者把记忆清零。我也习惯了在自己的思考列车行进旅途中不断煞车以免撞山，或者误入一条反社会的不归之旅，踏进那片人人都扭过头去、视而不见、或者乾脆拒绝承认其存在的那一片黑暗的原野。
千百万生灵涂炭只为建造一个“纯洁”社会，无辜年轻人可以任意牺牲以实现伟大理想，无数生命成为一波波社会实验的样品。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心裡的疑问日积月累，但从小形成并赖之生存的逻辑模式一直还能支持我的正向思维。这以前，我已经接受了家裡在文革中的痛苦是社会大变革的花絮（幸好我们都存活了下来），千百万知青的命运也可以忽略不咎（因为人类史上类似事件不计其数）；我也开始崇拜个人奋斗，相信命运失败者不值得同情。直到今天，直到我目睹了这些新生儿的命运，因为所有这些理念都无法用到这些新生儿身上。晚期流产的病例还可以归罪于母亲，是她的自私迫使医生作出与治病救人相反的行为；而那些公园裡的弃婴和患脊柱裂不治而亡的新生儿，使我无法不究责与党和政府的政策之上。尽管我早已厌倦了改变社会的想法，但我永远无法知道的是：那天在见习晚期流产时，要是我提出了无效的质疑，今天我的内心是否会多一点安宁？
医学院的课程本来就塞得满满的，77级排得更紧。我们春季入学，比常规晚了半年，但要按时毕业，损失的半年时间靠压缩课程来弥补，搞得更紧张。我们年级内像我这样一心要考研究生的为数不少。在全年级共用的大阶梯教室里走过，看见某某人到了三年级还在反复看生理生化基础教科书，不说也知道用意何在。慢慢的，这些埋头准备研究生考试的同学也都熟了。77和78两级学生大多有社会经历，埋头读书。那时指定要学交际舞，党员团员带头，我们这些人赶鸭子也不上架，被撵到了礼堂后站一会就走，不像79级以后的大学生，爱玩又会玩，跳舞，溜冰，样样不落后。我们这些想考研究生的，连看场电影都要作一番心理斗争。
在大阶梯教室里，下课后留下来的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位子。我喜欢坐在教室后面高处靠窗的角上，居高临下，看累了，向落地玻璃窗外的远方眺望一会儿，是最有效率的休息方法。要是有一个新人坐到你的附近，你很快就会注意到。最近我就注意到前座老是坐著同一个女生。她不是我们班上的，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看上去是中学生直接升上来的，梳著流行的长头发。看到我在注视她，会腼腆地笑一笑。
我很少和女生说话，这时也不打算交女朋友。大学生按规定不能谈恋爱。但这条规定学校并不强制执行，只是丑话在先，毕业分配时别以男女朋友的关係给学校出难题。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学校不会保证你俩分配到一个地方。儘管有这样的规定，到了三年级时，男女同学成双成对的已经不稀奇。我是早作了决定，大学不想这个问题。我没时间浪费在这种小事上，绊住了手脚，将来麻烦。不过，同性的朋友代替不了异性的友情，内心的孤独就靠远方的憧憬来驱走。
当我们的眼光相遇时那女生照例送来一个微笑，我也笑一笑，但还是坚决不开口。一天，邻班的老大姐坐到了我的边上。我知道她是那女生班上的班长，她的男朋友老曲也在准备考研究生。
“小叶，”她话音里带著一点小心又神秘的语调。“你有没有注意到经常坐在你前面的女同学？”她指了指我前面今天空著的座位。
我打马虎眼：“嗯…我不认识她。”
“哎，她叫张灵灵。和我关係不错。她心地好，人又漂亮。你觉得呢？”
我礼貌地答道：“是不错。”
那位大姐一步不放：“想不想认识她？”
“呃…”
“跟你说实话，她也觉得你不错。你要是请她去看场电影或者吃个饭什么的，她一定会答应的。”
我进大学两三年大概一共看了四五场电影吧，都是在学校的大礼堂放的。
我想不直说也不行了：“我是觉得她不错。不过，我现在不想谈朋友。”
“为什么呢？”
“考研究生。我要考回上海去。”
她想了想，说：“你认识老曲。我和老曲处关係已经一年多了。我们俩不但没影响学习，相反，还互相照顾，心里有个支持。你可以问老曲。”
我正想著怎么回答，她又说：“灵灵很体贴人的。她自己也喜欢学习，不会老拉著你去踩街。实际上，经常散散心，学习效率会更高。”
她说的都不错。张灵灵大概才二十出头，看上去单纯得很。我想，我心里的压力和负担，我对自己过去的否定，我背水一战近乎疯狂的心理，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能理解吗？她向往的是我不能也不情愿给出的。我只能顾自己，自己救自己，除此之外，生活中任何拖泥带水的东西都是我的敌人。
我没选择，只能说不。
这天以后，张灵灵再也没坐到我的前座来。我心里有点歉疚。我想跟她解释，我并没拒绝她；我拒绝的是我自己。想了一下，决定什么也不说。说上了话，搭上了腔，要是我真喜欢上了她怎么办？
我也不能确定我的意志力有没有我自己想像的那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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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
留下的记忆也是很深刻的，现在闭上眼睛还可以过小电影。。。
。。。搭上了腔，要是我真喜欢上了她怎么办？
我也不能确定我的意志力有没有我自己想像的那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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