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疯还是谋杀
十月底，连部批准了我回沪探亲的申请。我来黑龙江已经一年半了，按照惯例，我可以回上海休整半年。村裡的知青每次回家探亲都在上海呆上半年，度过整个冬天。大兴安岭的冬天地冻三尺，壮劳力都进山伐木，其他人在家裡‘猫冬’，村裡没有农活。知青要是在冬季回村，也没有交通工具进山。所以，大家入冬前回家，就一直在上海呆到明年五月初。
照理说，作为连部通信员，今年冬天我应该留在村裡。要是留守连部，我一个冬天不用干活，也可以领取全额工分。不过我很想回家，探望一下父母，也给自己打气充电。
我问了一下郑连长，他二话不说就批准了。
“别担心，”他说。“冬天连部不会有什麽事儿。”
火车沿著我一年半前来三合的路线逆行，那些沿路的站名让我回忆起来农村时我那无知和单纯的模样。此刻，上海在我的心裡，是那麽近，又是那麽遥远。等列车驶离了加格达奇站后，我的留恋感使我意识到我已经融入了大兴安岭，而这个大兴安岭也已经注入了我的血液。到今天，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把与身俱来的‘革干子弟’优越感蜕去了一层。这一方面是由于此类的地位象徵在北大荒的严冬里毫无内涵，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开始理解了一个人的真实价值在于自身。那些民兵连裡的同伴们，那些枯燥无味的农活，那麽平平淡淡的边境生活，这一切原本似乎毫无意义的人与事现在那么亲切贴近，让我对自己一年多来的变化又惊奇又畏惧。
“你是上海青年？”邻座的小伙子把我的思绪打断了。他普通话裡浓浓的上海口音让我知道，他是我的老乡。
“是…”我此刻并不想与人搭讪。
“你看上去年纪那麽小？”
“哦，大概吧。”
“那你怎麽会来这个鬼地方？来投亲插队？”
我摇了摇头，心裡琢磨著怎麽中断这场对话。
他看出我的意思，就知趣地打住了。不过，没过一分钟，他又转过身子，兴奋地对我说：“我要离开黑龙江了！回上海去，永远不回来了！”
“哦？病退？”
“对的。我交上好运了！”
“什麽好运气？”
生病和好运气实在很难联繫在一块儿。
他告诉我，他是伐木场的职工，去年冬天归楞（堆积木材）时，被倒塌的木堆砸到后背，导致两个腰椎骨折。
“我的事故在病史上记载的清清楚楚，一点都没有掺假！”
好像怕我不信，他从书包裡拿出一个厚重的文件袋给我看。
“我这一年都在上海疗养，看了好几家医院，照了很多X光，也作了物理治疗。我把这些病例和医生证明都搜集全了，上个月回到林场申请病退，一路开绿灯，手续都办全了。”
“回到上海要通过街道分配工作，最好也就是一个集体企业吧？”
他反问：“那也比呆在这个鬼地方强吧？！”
我不想告诉他我是自愿报名来这个‘鬼地方’的。于是我就岔开了话题，问他在黑龙江的情况。我下乡后，一直避免告诉别人我是志愿者。起先是出于‘谦虚’，后来则是因为不想老去解释这个当时作的决定。过一年多来，在类似场合下，我解释我下乡决定时的底气越来越虚，逻辑也越来越紊乱。我不清楚这个转变是何时发生的，但我知道这个转变意味著什么。在下意识裡我害怕去正视自己的转变，这也是我不想继续与他交谈的原因。
可是他还是喋喋不休地继续著。他告诉我，他原来也在农村插队落户，就在黑龙江下游离我们几十公里的秀河屯。他告诉我，他并不是村裡第一个病退回沪的知青。
“那第一个是谁？”
“怎麽，你没听说我们秀河屯出的那件大事？”
我诧异地摇了摇头。我只听说过秀河屯的村名，都不知道那裡也有知青的集体户。
“对了，那件事是你来之前发生的。现在我们村裡已经没有上海知青了。”
于是，他就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顾一德是上海69届的初中毕业生，家就住在徐汇区。他个子高高的，性格内向，从小集邮，来黑龙江时邮票簿就装了一个纸箱。在秀河屯时，他爱上了一个中学女同学，可人家对他没兴趣。这以后他就更孤言寡语了。他家里条件好，爸爸妈妈都是医生，老是寄钱给他，所以他的出工率还不到50%。秀河屯和三合站不一样，他们村的知青点很小，还不到十个人。因为知青不是队里的主要劳力，队里对他一个青年去不去干活并不在乎。
他游手好闲，喜欢追村里的孩童，小孩子们被他追得大叫，他就格格地笑。他不出工，喜欢背著半自动进山打狍子，又跟老乡学会了下套子套狐狸。他们的小知青点大家轮流做饭，他打了野物后给大家改善生活，自己很少做饭。只要有肉吃，其他人也不计较他用制式武器打野物。
过了一段时间，村裡老乡开始议论顾一德的奇怪举动。一个老乡在山裡採木耳时，撞见他坐在林子裡的树桩上，嘴里念念有词，对这个老乡视而不见。回村后，老乡提醒其他知青，要和顾一德谈谈这事儿。
一天，村里的一个年轻妇女向队长抱怨，说顾一德在村里追她，抓住她后，捏著她两个肩膀使劲摇，眼里露著血丝狞笑著，吓得她不敢再去井边挑水。村里派了人带他去公社卫生所检查，医生说他没病，性格古怪一点而已。
春天的一个中午，干活的人正在地里吃饭，突然从村里传来一声枪响。队长派了个小伙子去看个究竟。井边，六十多岁的猪倌倒在一滩血泊中，夹袄的背上有一个两寸大的枪眼。翻出来的棉花絮和血水绞在一块儿，猪倌已经没气了。
离水井二十多米远的知青宿舍的窗子开得大大的。村民进了屋子，在床上找到了呼呼大睡的顾一德。一支半自动架在窗口边，地上有一个弹壳。他们把顾一德用麻绳紧紧捆了起来。顾一德一边挣扎，一边大嚷，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当天下午，公社派出所的吉普把顾一德送到县公安局。他立即被关进了杀人犯的死牢，等候审判。
村里的知识青年向县里的知青办打电话抗议，说顾一德很可能是精神失常了。他们要求公审顾一德之前，先让专科医生检查他。
地区人民医院派了两个精神病科的医生到呼玛县城，花了整整三天时间会诊，最后确定顾一德得了精神分裂症。
村里的老乡则民情激愤，向县里上书，要求枪毙顾一德。老猪倌孤身一人，辛劳了一辈子，到头来吃了枪子，一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农民的生命不比城市人的贱。有人说，要是不杀顾一德，他们就把知青宿舍一把火烧了。县知青办向地区打报告，一星期后，秀河屯的知青统统上调，安插到了县办企业，养路段， 和林场。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小伙子就是这样进了林业局工作。
我问小伙子，你觉得他是装疯呢，还是真的有病。
他想了半天，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爸爸是精神病医生，家里的医学书一定不缺，装病装到逼真是可以想像的。他接著说，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一层，就会问自己，且不说杀人的道义问题，要是一个人装精神病装到了这一步，被戳穿了判死刑，是不是值得？顾一德要是敢这样干，小子也一定是狗急跳墙了。所以我还是相信他是真的得了病。
他反问了我一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想家，想回上海，想到了连杀人放火都下得了手的那一步？
我说，我才来了一年多，还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不想解释我是自愿报名来黑龙江的。我也知道，我的回答并不是完全是实话。
他意味深长地看著我，慢慢地来了一句：“别急，这个时刻会找上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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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压下脆弱的人就垮了，但相信作者不一样吧
发疯还是谋杀
十月底，连部批准了我回沪探亲的申请。我来黑龙江已经一年半了，按照惯例，我可以回上海休整半年。村裡的知青每次回家探亲都在上海呆上半年，度过整个冬天。大兴安岭的冬天地冻三尺，壮劳力都进山伐木，其他人在家裡‘猫冬’，村裡没有农活。知青要是在冬季回村，也没有交通工具进山。所以，大家入冬前回家，就一直在上海呆到明年五月初。
照理说，作为连部通信员，今年冬天我应该留在村裡。要是留守连部，我一个冬天不用干活，也可以领取全额工分。不过我很想回家，探望一下父母，也给自己打气充电。
我问了一下郑连长，他二话不说就批准了。
“别担心，”他说。“冬天连部不会有什麽事儿。”
火车沿著我一年半前来三合的路线逆行，那些沿路的站名让我回忆起来农村时我那无知和单纯的模样。此刻，上海在我的心裡，是那麽近，又是那麽遥远。等列车驶离了加格达奇站后，我的留恋感使我意识到我已经融入了大兴安岭，而这个大兴安岭也已经注入了我的血液。到今天，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把与身俱来的‘革干子弟’优越感蜕去了一层。这一方面是由于此类的地位象徵在北大荒的严冬里毫无内涵，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开始理解了一个人的真实价值在于自身。那些民兵连裡的同伴们，那些枯燥无味的农活，那麽平平淡淡的边境生活，这一切原本似乎毫无意义的人与事现在那么亲切贴近，让我对自己一年多来的变化又惊奇又畏惧。
“你是上海青年？”邻座的小伙子把我的思绪打断了。他普通话裡浓浓的上海口音让我知道，他是我的老乡。
“是…”我此刻并不想与人搭讪。
“你看上去年纪那麽小？”
“哦，大概吧。”
“那你怎麽会来这个鬼地方？来投亲插队？”
我摇了摇头，心裡琢磨著怎麽中断这场对话。
他看出我的意思，就知趣地打住了。不过，没过一分钟，他又转过身子，兴奋地对我说：“我要离开黑龙江了！回上海去，永远不回来了！”
“哦？病退？”
“对的。我交上好运了！”
“什麽好运气？”
生病和好运气实在很难联繫在一块儿。
他告诉我，他是伐木场的职工，去年冬天归楞（堆积木材）时，被倒塌的木堆砸到后背，导致两个腰椎骨折。
“我的事故在病史上记载的清清楚楚，一点都没有掺假！”
好像怕我不信，他从书包裡拿出一个厚重的文件袋给我看。
“我这一年都在上海疗养，看了好几家医院，照了很多X光，也作了物理治疗。我把这些病例和医生证明都搜集全了，上个月回到林场申请病退，一路开绿灯，手续都办全了。”
“回到上海要通过街道分配工作，最好也就是一个集体企业吧？”
他反问：“那也比呆在这个鬼地方强吧？！”
我不想告诉他我是自愿报名来这个‘鬼地方’的。于是我就岔开了话题，问他在黑龙江的情况。我下乡后，一直避免告诉别人我是志愿者。起先是出于‘谦虚’，后来则是因为不想老去解释这个当时作的决定。过一年多来，在类似场合下，我解释我下乡决定时的底气越来越虚，逻辑也越来越紊乱。我不清楚这个转变是何时发生的，但我知道这个转变意味著什么。在下意识裡我害怕去正视自己的转变，这也是我不想继续与他交谈的原因。
可是他还是喋喋不休地继续著。他告诉我，他原来也在农村插队落户，就在黑龙江下游离我们几十公里的秀河屯。他告诉我，他并不是村裡第一个病退回沪的知青。
“那第一个是谁？”
“怎麽，你没听说我们秀河屯出的那件大事？”
我诧异地摇了摇头。我只听说过秀河屯的村名，都不知道那裡也有知青的集体户。
“对了，那件事是你来之前发生的。现在我们村裡已经没有上海知青了。”
于是，他就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顾一德是上海69届的初中毕业生，家就住在徐汇区。他个子高高的，性格内向，从小集邮，来黑龙江时邮票簿就装了一个纸箱。在秀河屯时，他爱上了一个中学女同学，可人家对他没兴趣。这以后他就更孤言寡语了。他家里条件好，爸爸妈妈都是医生，老是寄钱给他，所以他的出工率还不到50%。秀河屯和三合站不一样，他们村的知青点很小，还不到十个人。因为知青不是队里的主要劳力，队里对他一个青年去不去干活并不在乎。
他游手好闲，喜欢追村里的孩童，小孩子们被他追得大叫，他就格格地笑。他不出工，喜欢背著半自动进山打狍子，又跟老乡学会了下套子套狐狸。他们的小知青点大家轮流做饭，他打了野物后给大家改善生活，自己很少做饭。只要有肉吃，其他人也不计较他用制式武器打野物。
过了一段时间，村裡老乡开始议论顾一德的奇怪举动。一个老乡在山裡採木耳时，撞见他坐在林子裡的树桩上，嘴里念念有词，对这个老乡视而不见。回村后，老乡提醒其他知青，要和顾一德谈谈这事儿。
一天，村里的一个年轻妇女向队长抱怨，说顾一德在村里追她，抓住她后，捏著她两个肩膀使劲摇，眼里露著血丝狞笑著，吓得她不敢再去井边挑水。村里派了人带他去公社卫生所检查，医生说他没病，性格古怪一点而已。
春天的一个中午，干活的人正在地里吃饭，突然从村里传来一声枪响。队长派了个小伙子去看个究竟。井边，六十多岁的猪倌倒在一滩血泊中，夹袄的背上有一个两寸大的枪眼。翻出来的棉花絮和血水绞在一块儿，猪倌已经没气了。
离水井二十多米远的知青宿舍的窗子开得大大的。村民进了屋子，在床上找到了呼呼大睡的顾一德。一支半自动架在窗口边，地上有一个弹壳。他们把顾一德用麻绳紧紧捆了起来。顾一德一边挣扎，一边大嚷，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当天下午，公社派出所的吉普把顾一德送到县公安局。他立即被关进了杀人犯的死牢，等候审判。
村里的知识青年向县里的知青办打电话抗议，说顾一德很可能是精神失常了。他们要求公审顾一德之前，先让专科医生检查他。
地区人民医院派了两个精神病科的医生到呼玛县城，花了整整三天时间会诊，最后确定顾一德得了精神分裂症。
村里的老乡则民情激愤，向县里上书，要求枪毙顾一德。老猪倌孤身一人，辛劳了一辈子，到头来吃了枪子，一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农民的生命不比城市人的贱。有人说，要是不杀顾一德，他们就把知青宿舍一把火烧了。县知青办向地区打报告，一星期后，秀河屯的知青统统上调，安插到了县办企业，养路段， 和林场。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小伙子就是这样进了林业局工作。
我问小伙子，你觉得他是装疯呢，还是真的有病。
他想了半天，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爸爸是精神病医生，家里的医学书一定不缺，装病装到逼真是可以想像的。他接著说，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一层，就会问自己，且不说杀人的道义问题，要是一个人装精神病装到了这一步，被戳穿了判死刑，是不是值得？顾一德要是敢这样干，小子也一定是狗急跳墙了。所以我还是相信他是真的得了病。
他反问了我一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想家，想回上海，想到了连杀人放火都下得了手的那一步？
我说，我才来了一年多，还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不想解释我是自愿报名来黑龙江的。我也知道，我的回答并不是完全是实话。
他意味深长地看著我，慢慢地来了一句：“别急，这个时刻会找上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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