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失血的家乡
第七节 地窖里的誓言
石涧村大惨案发生时，周义存因到敌占区为八路军偷运军需物资，躲过这一劫。
由于石涧村的党支部书记余国为和党员全都牺牲，周义存的党员身份除了他自己，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他入党时在党旗下起过誓，要保守秘密，只跟支部书记一人单线联系。因而，他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临终的那一刻。
周义存是在周义山参军半年之后入的党。他早就有参加共产党的愿望，村党支部书记余国为也在着意培养他。但周义存常常想起君子群而不党的古训，就有些犹豫不决。
以往，每每遇到难以决断的人生大事，周义存总是去找许先生拿主意；可这件事他没法找许先生商量，因为“君子群而不党、和而不同”正是许先生的教诲。在私塾上学时，许先生多次手指着“黨”字下边的“黑”字，历数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之祸；又结合当前形势，痛心疾首地讲，不同党派仍不时地内阋于墙，不能一致抵御外侮，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周义存最终违背了许先生的教诲，正式提出了入党申请。其实，余国为清楚，周义存的思想觉悟和所作所为，早就是一名合格的党员了。他还是按照程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才为周义存举行了入党仪式。仪式是在余国为家里存放织布机的窨子（地窖）里秘密举行的，简朴而隆重，一面党旗、一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而已。
余国为考虑到周义存要经常出入敌占区，为慎重起见，便跟周义存约定，暂跟他一人单线联系。因而，余国为牺牲之后，除了周义存自己，就再没有第二人知道他的党员身份了。
在仪式上，余国为郑重说，一个人入党之后，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了，也不属于自己的家庭，而是要全部交付给党的事业，全部奉献给劳苦大众；要随时准备流血、随时准备牺牲；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只求吃苦，不求享乐。有时还可能遭受到同志们的误解、冤枉甚至打击。即使是牺牲了，也是无名英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记得起。周义存说，这一切，他心里已有准备。
周义存的确是按要求做了，而且做得不折不扣！他几十次冒死穿越封锁线，深入敌占区，把那里地下党组织购置的医药及其它紧缺物质，步行几百里背运到山上根据地。他走过的路，何止一个万里长征！他所忍受的饥饿劳苦，他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更是难以尽数！如果没有坚定执着的信念做支撑，很难想象一个血肉之躯能够承受这一切！
一年寒冬腊月，周义存从敌占区地下党那里背了医药物资回根据地。大路盘查得紧，只能走小路，走小路又因大雪封山极为艰难。他仅靠着一个冰冻的窝窝头坚持了三天，饿极了就团雪球吃。硬是凭着一股精神气走了几百里山路，把沉重的物质背回了根据地。等最终到达目的地后，他连人带物栽倒在地上，晕了过去。背上的东西，是靠他人帮忙才得以卸下。
一个夏天，由于汉奸告密，接头地点遭破坏，他中了埋伏。因寡不敌众，他身中数刀，刀刀致命。鬼子料他必死无疑，便把他扔进壕沟里去了。大热天，他身上的血业都快流干了，伤口爬满苍蝇。一位家在附近的大娘，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试着喂他水，他在半昏迷之中竟喝了下去。到了夜里没人注意时，大娘找人把他抬回家，熬了一锅米汤，他竟一口气喝干······
至于遭到鬼子汉奸的追杀，更是家常便饭。他的胳膊、腿部、前胸、后背、脖子，布满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伤疤。最抢眼的是前胸那片比铜钱还大的刀痕，经过这样的致命伤仍然能够存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
第八节 马场町就义
再说余国华。他千里跋涉到达延安后，先在鲁艺，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任连队指导员，参加延安的保卫工作。二战结束、内战爆发后，余国华所在部划归西北野战军。此后，余国华参加了保卫延安的系列战役。进入战略反攻后，他跟随贺龙将军，横越秦岭，进军大西南。在后来的一次剿匪任务中，为减少牺牲，余国华只身匹马深入匪穴，劝降敌人，不幸惨遭杀害，时年三十岁。
在延安期间，薛钟武和余国华同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因国共合作需要，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薛钟武，被派往山西省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帮助他们组建、训练新军。
到山西后，薛钟武任新军团政治处主任。针对新军和日寇短兵相接肉搏战时的劣势，他组建“大刀队”，传授从师父一渡和尚那里学到的“戚家刀法”。习得“戚家刀法”后，新军再次临阵即首战告捷。薛钟武手持师父赠送的戚家刀，亲率大刀队，旋风般杀入敌阵。几分钟的短兵相接后，鬼子纷纷倒地，创下了平均一人消灭两名鬼子的记录。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闻知此事甚喜，亲书一幅“民族脊梁、国家干城”的书法，送给薛钟武所在的新军，以资褒扬。
抗日战争胜利后，薛钟武并未回归八路军的部队，而是继续留在了国民党里。四五年重庆谈判破裂，内战烽烟又起。三年后，国民党败守台湾，薛钟武又跟着去了台湾，并在台湾娶妻生子。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薛家因此曾受到极大牵连，遭受到严重迫害。
可世事难料，到八十年代，薛家又成了光荣烈属。这要归功于文革中的小将们们。在文革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小将们冲击国家机关，导致一份绝密文件外泄。这份绝密文件表明，薛钟武竟然是潜伏在国民党心脏的共碟！
泄漏的文件传到台湾，已是国民党机枢要员的薛钟武，立刻遭到了隔离审查及严刑逼供，但没有任何结果，薛钟武宁死不肯透露一字。见硬的不行，国民党又来软的，给薛钟武换上高级豪华房间，好吃好喝招待他。承诺说只要他公开声明放弃“共产主义”，改信“三民主义”，不但可以立即获释，还会另有重用，薛钟武仍是不从。
最后，国民党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部反映大陆“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放给薛钟武看，试图给他洗脑。百姓吃树皮、野草、观音土，大批大批地饿死；武斗、打砸抢、抄家；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臭老九，自杀无数；文物古迹被毁、古书字画被烧；甚至连曲阜孔庙都难以幸存：孔庙遭焚、孔林被毁、孔子墓被掘···最叫薛钟武震撼的是，因饥饿导致广东三十万人集体逃港的场面：灾民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香港北部漫山遍野都是瘦骨嶙峋的饥民。
薛钟武看后抑制不住抱头痛哭。陪同薛钟武观看的国民党人员心里窃喜，趁机劝说：“看看吧，这就是你信仰的主义，把大陆都搞成了什么样子！”薛钟武仍拒绝改变立场，只是认为哪个地方出了错，最终被国民党杀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
据公元两千年后台湾方面公开的档案，薛钟武被捕后，一大批国民党将领为之求情。原因是薛钟武在抗战期间出生入死，为国家立下了特殊战功。可薛钟武是被国民党最高领袖钦的点要犯，最终性命不保。
在经过最后一轮刑讯后，薛钟武自知死期临近，便朝狱方要纸要笔，写下绝命书：“···临去所悲所憾者：国家金瓯有缺、同胞骨肉分离。兄弟仍内阋于墙、不能共御外侮。致使亲者痛、仇者快。唯希国共两方捐弃前嫌，不再以兵戎相见；而以民族大义为重，超越党派团体利益，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则是人民之大幸、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果如是，则中华民族之复兴可期，钟武亦含笑泉下！”
国民党问他有何要求，薛钟武要求再见妻儿一面。他的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临刑前，他要求除下眼罩、松开被缚双手，面朝大陆方向拜别故土，然后慨然受刑。
事后国民党有如此评论：“薛匪钟武，视死如归、殊无惧色；其行虽不可取，然其志足可为吾辈楷模！”
周义存的确是安要求做了
*按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9%A6%AC%E5%A0%B4%E7%94%BA
个人的一生
其实我们都喜欢啃。
最近我就疯狂迷上了日本幕府时期文学，可惜眼前的还没写完。
最大，付出最多。
我说：“你脱离新四军是因为怕死吗？”
“十四、五岁的男孩，是不怕死的，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死。”
“那你为什么从战场临阵脱逃？是不是日本兵太厉害？”我问。
“呵呵！我当了一年十个月的新四军，从来没见过日本兵。我们打的都是国民党地方武装。”
“打国民党反动派也是革命呀！”
灏白听了笑笑，点了一支烟，抽了几口。他就开始跟我讲了一些在新四军里的传奇经历。他讲的很多，其中印象比较深刻、至今还清晰记得故事细节的是他说1943年的时候，南京中央银行发现的“法币”在苏北早已经成了废纸，没人再用。清朝末期和民国早期通行使用的银元铜板又重新开始在民间流通。后来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票”成为强制流通钞票，但是“储备票”连年贬值而银元却因为稀少越来越值钱。为了支援抗日，新四军成立了“江淮银行”，大量发行“抗币”。他们每进驻一个乡镇，为了筹措军费，他们挨家挨户用新四军自己的“抗币”强行“购买”农民的盐米，也用“抗币”强制兑换工商户私藏的银元和“储备币”，不从者，就按“破坏抗日罪”、“汉奸罪”就地处决。
灏白兄说，有一次新四军进入苏北某镇，要求那里的一间酱醋厂老板交1000块大洋的“抗日捐”，老板不肯，谎称兵荒马乱连年亏损，实在拿不出，他们就把老板的6岁独生儿子绑起来吊在树上，禁止任何人喂水喂饭，何时交齐何时放下来，结果第五天，老板才顶着炎炎烈日，带着700块大洋从外地赶回来，而此时他那吊在树上的儿子早已经死去多时。酱醋老板抱着儿子尸体大哭，悲痛欲绝，最后他自己也在吊他儿子的那棵树上上吊自杀。
灏白又讲了他做为“红小鬼”在新四军里经历的事情：“……我年龄小，他们就不让我扛枪。他们知道我算术好，心算快，打得一手好算盘，就把我安排到江淮银行的“集资队”，主要任务就是称量、点数、记账，押运金银……我们用一种钞票换另一种钞票，再用另一种钞票换货物，再用货物换金银……，我们最后遭遇的那次战斗，就是为了趁夜色护送一批金条银元到位于苏北的江淮银行总部，不料半路上遇到国民党军的伏击……” 他这么语调平淡地象讲着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普通故事一样。可惜我当时那一刻的脑子里全是在为他的“背叛革命”行为搜寻尽量多的“情有可原”之处，没有细听细想他讲的故事用意。不过最后有一点我还是明白了，在新四军的那近两年经历，让灏白建立起了对金融与货币的基本感性认识，从而使他对这个“与钱打交道”的行业发生兴趣，最后在上海又入了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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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灏白 江苏镇江人。1949年后历任华东银行学校学科主任，长沙银行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合肥银行学校教师，《清明》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征雁千里》(合作)、《被上帝遗忘的女儿》、《紫藤园》，中篇小说《郁郁芳草》、《诸葛黛》等。
受教育了，胆小滴说：真是庆幸“生不逢时”，没有生在那个令人战栗的时代：）
曲是不是会更能有空间施展
第十四章 失血的家乡
第七节 地窖里的誓言
石涧村大惨案发生时，周义存因到敌占区为八路军偷运军需物资，躲过这一劫。
由于石涧村的党支部书记余国为和党员全都牺牲，周义存的党员身份除了他自己，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他入党时在党旗下起过誓，要保守秘密，只跟支部书记一人单线联系。因而，他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临终的那一刻。
周义存是在周义山参军半年之后入的党。他早就有参加共产党的愿望，村党支部书记余国为也在着意培养他。但周义存常常想起君子群而不党的古训，就有些犹豫不决。
以往，每每遇到难以决断的人生大事，周义存总是去找许先生拿主意；可这件事他没法找许先生商量，因为“君子群而不党、和而不同”正是许先生的教诲。在私塾上学时，许先生多次手指着“黨”字下边的“黑”字，历数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之祸；又结合当前形势，痛心疾首地讲，不同党派仍不时地内阋于墙，不能一致抵御外侮，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周义存最终违背了许先生的教诲，正式提出了入党申请。其实，余国为清楚，周义存的思想觉悟和所作所为，早就是一名合格的党员了。他还是按照程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才为周义存举行了入党仪式。仪式是在余国为家里存放织布机的窨子（地窖）里秘密举行的，简朴而隆重，一面党旗、一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而已。
余国为考虑到周义存要经常出入敌占区，为慎重起见，便跟周义存约定，暂跟他一人单线联系。因而，余国为牺牲之后，除了周义存自己，就再没有第二人知道他的党员身份了。
在仪式上，余国为郑重说，一个人入党之后，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了，也不属于自己的家庭，而是要全部交付给党的事业，全部奉献给劳苦大众；要随时准备流血、随时准备牺牲；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只求吃苦，不求享乐。有时还可能遭受到同志们的误解、冤枉甚至打击。即使是牺牲了，也是无名英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记得起。周义存说，这一切，他心里已有准备。
周义存的确是按要求做了，而且做得不折不扣！他几十次冒死穿越封锁线，深入敌占区，把那里地下党组织购置的医药及其它紧缺物质，步行几百里背运到山上根据地。他走过的路，何止一个万里长征！他所忍受的饥饿劳苦，他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更是难以尽数！如果没有坚定执着的信念做支撑，很难想象一个血肉之躯能够承受这一切！
一年寒冬腊月，周义存从敌占区地下党那里背了医药物资回根据地。大路盘查得紧，只能走小路，走小路又因大雪封山极为艰难。他仅靠着一个冰冻的窝窝头坚持了三天，饿极了就团雪球吃。硬是凭着一股精神气走了几百里山路，把沉重的物质背回了根据地。等最终到达目的地后，他连人带物栽倒在地上，晕了过去。背上的东西，是靠他人帮忙才得以卸下。
一个夏天，由于汉奸告密，接头地点遭破坏，他中了埋伏。因寡不敌众，他身中数刀，刀刀致命。鬼子料他必死无疑，便把他扔进壕沟里去了。大热天，他身上的血业都快流干了，伤口爬满苍蝇。一位家在附近的大娘，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试着喂他水，他在半昏迷之中竟喝了下去。到了夜里没人注意时，大娘找人把他抬回家，熬了一锅米汤，他竟一口气喝干······
至于遭到鬼子汉奸的追杀，更是家常便饭。他的胳膊、腿部、前胸、后背、脖子，布满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伤疤。最抢眼的是前胸那片比铜钱还大的刀痕，经过这样的致命伤仍然能够存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
第八节 马场町就义
再说余国华。他千里跋涉到达延安后，先在鲁艺，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任连队指导员，参加延安的保卫工作。二战结束、内战爆发后，余国华所在部划归西北野战军。此后，余国华参加了保卫延安的系列战役。进入战略反攻后，他跟随贺龙将军，横越秦岭，进军大西南。在后来的一次剿匪任务中，为减少牺牲，余国华只身匹马深入匪穴，劝降敌人，不幸惨遭杀害，时年三十岁。
在延安期间，薛钟武和余国华同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因国共合作需要，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薛钟武，被派往山西省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帮助他们组建、训练新军。
到山西后，薛钟武任新军团政治处主任。针对新军和日寇短兵相接肉搏战时的劣势，他组建“大刀队”，传授从师父一渡和尚那里学到的“戚家刀法”。习得“戚家刀法”后，新军再次临阵即首战告捷。薛钟武手持师父赠送的戚家刀，亲率大刀队，旋风般杀入敌阵。几分钟的短兵相接后，鬼子纷纷倒地，创下了平均一人消灭两名鬼子的记录。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闻知此事甚喜，亲书一幅“民族脊梁、国家干城”的书法，送给薛钟武所在的新军，以资褒扬。
抗日战争胜利后，薛钟武并未回归八路军的部队，而是继续留在了国民党里。四五年重庆谈判破裂，内战烽烟又起。三年后，国民党败守台湾，薛钟武又跟着去了台湾，并在台湾娶妻生子。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薛家因此曾受到极大牵连，遭受到严重迫害。
可世事难料，到八十年代，薛家又成了光荣烈属。这要归功于文革中的小将们们。在文革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小将们冲击国家机关，导致一份绝密文件外泄。这份绝密文件表明，薛钟武竟然是潜伏在国民党心脏的共碟！
泄漏的文件传到台湾，已是国民党机枢要员的薛钟武，立刻遭到了隔离审查及严刑逼供，但没有任何结果，薛钟武宁死不肯透露一字。见硬的不行，国民党又来软的，给薛钟武换上高级豪华房间，好吃好喝招待他。承诺说只要他公开声明放弃“共产主义”，改信“三民主义”，不但可以立即获释，还会另有重用，薛钟武仍是不从。
最后，国民党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部反映大陆“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放给薛钟武看，试图给他洗脑。百姓吃树皮、野草、观音土，大批大批地饿死；武斗、打砸抢、抄家；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臭老九，自杀无数；文物古迹被毁、古书字画被烧；甚至连曲阜孔庙都难以幸存：孔庙遭焚、孔林被毁、孔子墓被掘···最叫薛钟武震撼的是，因饥饿导致广东三十万人集体逃港的场面：灾民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香港北部漫山遍野都是瘦骨嶙峋的饥民。
薛钟武看后抑制不住抱头痛哭。陪同薛钟武观看的国民党人员心里窃喜，趁机劝说：“看看吧，这就是你信仰的主义，把大陆都搞成了什么样子！”薛钟武仍拒绝改变立场，只是认为哪个地方出了错，最终被国民党杀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
据公元两千年后台湾方面公开的档案，薛钟武被捕后，一大批国民党将领为之求情。原因是薛钟武在抗战期间出生入死，为国家立下了特殊战功。可薛钟武是被国民党最高领袖钦的点要犯，最终性命不保。
在经过最后一轮刑讯后，薛钟武自知死期临近，便朝狱方要纸要笔，写下绝命书：“···临去所悲所憾者：国家金瓯有缺、同胞骨肉分离。兄弟仍内阋于墙、不能共御外侮。致使亲者痛、仇者快。唯希国共两方捐弃前嫌，不再以兵戎相见；而以民族大义为重，超越党派团体利益，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则是人民之大幸、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果如是，则中华民族之复兴可期，钟武亦含笑泉下！”
国民党问他有何要求，薛钟武要求再见妻儿一面。他的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临刑前，他要求除下眼罩、松开被缚双手，面朝大陆方向拜别故土，然后慨然受刑。
事后国民党有如此评论：“薛匪钟武，视死如归、殊无惧色；其行虽不可取，然其志足可为吾辈楷模！”
周义存的确是安要求做了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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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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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都喜欢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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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付出最多。
我说：“你脱离新四军是因为怕死吗？”
“十四、五岁的男孩，是不怕死的，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死。”
“那你为什么从战场临阵脱逃？是不是日本兵太厉害？”我问。
“呵呵！我当了一年十个月的新四军，从来没见过日本兵。我们打的都是国民党地方武装。”
“打国民党反动派也是革命呀！”
灏白听了笑笑，点了一支烟，抽了几口。他就开始跟我讲了一些在新四军里的传奇经历。他讲的很多，其中印象比较深刻、至今还清晰记得故事细节的是他说1943年的时候，南京中央银行发现的“法币”在苏北早已经成了废纸，没人再用。清朝末期和民国早期通行使用的银元铜板又重新开始在民间流通。后来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票”成为强制流通钞票，但是“储备票”连年贬值而银元却因为稀少越来越值钱。为了支援抗日，新四军成立了“江淮银行”，大量发行“抗币”。他们每进驻一个乡镇，为了筹措军费，他们挨家挨户用新四军自己的“抗币”强行“购买”农民的盐米，也用“抗币”强制兑换工商户私藏的银元和“储备币”，不从者，就按“破坏抗日罪”、“汉奸罪”就地处决。
灏白兄说，有一次新四军进入苏北某镇，要求那里的一间酱醋厂老板交1000块大洋的“抗日捐”，老板不肯，谎称兵荒马乱连年亏损，实在拿不出，他们就把老板的6岁独生儿子绑起来吊在树上，禁止任何人喂水喂饭，何时交齐何时放下来，结果第五天，老板才顶着炎炎烈日，带着700块大洋从外地赶回来，而此时他那吊在树上的儿子早已经死去多时。酱醋老板抱着儿子尸体大哭，悲痛欲绝，最后他自己也在吊他儿子的那棵树上上吊自杀。
灏白又讲了他做为“红小鬼”在新四军里经历的事情：“……我年龄小，他们就不让我扛枪。他们知道我算术好，心算快，打得一手好算盘，就把我安排到江淮银行的“集资队”，主要任务就是称量、点数、记账，押运金银……我们用一种钞票换另一种钞票，再用另一种钞票换货物，再用货物换金银……，我们最后遭遇的那次战斗，就是为了趁夜色护送一批金条银元到位于苏北的江淮银行总部，不料半路上遇到国民党军的伏击……” 他这么语调平淡地象讲着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普通故事一样。可惜我当时那一刻的脑子里全是在为他的“背叛革命”行为搜寻尽量多的“情有可原”之处，没有细听细想他讲的故事用意。不过最后有一点我还是明白了，在新四军的那近两年经历，让灏白建立起了对金融与货币的基本感性认识，从而使他对这个“与钱打交道”的行业发生兴趣，最后在上海又入了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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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灏白 江苏镇江人。1949年后历任华东银行学校学科主任，长沙银行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合肥银行学校教师，《清明》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征雁千里》(合作)、《被上帝遗忘的女儿》、《紫藤园》，中篇小说《郁郁芳草》、《诸葛黛》等。
受教育了，胆小滴说：真是庆幸“生不逢时”，没有生在那个令人战栗的时代：）
曲是不是会更能有空间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