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isn't about how to think but how to perceive. Most people don't have this perception of a quality demanded by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
One awkwardness of modern China is that talents are largely displaced or misplac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anomalies occupying China's national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It will take some mighty talents and souls to fix this.
旧贴重贴，如下：
从一对概念说起：
就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体重个体，集体重集体。西方重个体主义，中国重集体主义。
有毛病吗？
没有，相当不错。
但“集体主义”，依然是西方视角之下的理解。在西方视角之下，集体主义是要抹杀、压制至少是限制个体自由的。也就是说，集体主义是一个与个体主义并举，并且与个体主义对立的概念。
但对传统的中国思想来说，却没有这种对立：个体并不在集体之外另有自由。个体有自己的追求，这种追求是在整体关系中实现的。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思想，并没有浮到个体与集体产生矛盾的层面上来。
这种情况在语言中有非常好的对应。
比如，第三人称。汉语本来不区分男女，渠伊彼某，男人女人都是人，在表义中如果性别没有意义，不需要标；有意义，到上下文中一看就明白了，还是不需要标明。这样，在中国文化中，男女有差别，有矛盾，但是没有观念上的绝对分别与对立。但西语文化，则多数要明确标。一标，就在意识中产生了相应的领域，终于搞到今天形同水火又纠缠不清的状态。
中国文化所重，其实并不是与个体主义对立的集体主义，而是忽略差异，重视互通的共同主义。但这种主义，西方人很难理解，因为他们的思维被语言塑造，已经进入差别分化对立模式，要他们不通过分化对立思维来观察思考是很难的。
很多中国人，学了西方接受了分化对立式思维，反过来再分析中国也一样难了。因为他们离开西式思维，就不会思考了。
这是中国接受西方的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相当被西方撞了一下，进入懵懂状态。
适应了，中国人就可以同时驾驭两种思维。西方的使命就完成了。
It isn't about how to think but how to perceive. Most people don't have this perception of a quality demanded by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
One awkwardness of modern China is that talents are largely displaced or misplac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anomalies occupying China's national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It will take some mighty talents and souls to fix this.
问题就是中国的法家，儒表法里造成人格的分裂。。。
制度安排和三种“虚伪”
总之，以专制手段推行“理想”，无论什么类型的“理想”都会虚伪化。但从这里应该得到的教训不是应该反“理想”，而是应该反专制。因为常规的（即原教旨主义狂热期之后的）专制与其说依赖于理想主义，勿宁说更依赖于犬儒主义。笔者曾论述过“三个和尚无自由”的道理，而历史上人人争当“真小人”的痞风颓习，常常也是与其说消解了、不如说延续了专制弊端，这就是所谓“法道互补”的困境。而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反而是极为需要理想主义的。
当然由于人性的局限，非专制社会、民主社会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虚伪”。但许多深刻的思想家已指出：对“虚伪”也不可一概而论。好的制度安排（例如民主制下的权力制衡），可以使心存不良的人也受到制约而不能为恶，甚而不能不持续“虚伪地”行善（而不仅仅是言善）。极而言之，可以说是“一脑子男盗女娼，成天做仁义道德”。这总比“满嘴的（说而不做）仁义道德、一脑子男盗女娼”好吧？“小人”长期做“伪君子”，久而久之做习惯了，也就可能变成半真半假乃至全真君子了呢。
反之，坏的制度安排，则可能使不受制约的坏人肆无忌惮地为恶，同时却通过信息屏蔽而披上“善”的外衣，而此时他所强求于别人的“善”，实际上是要人为他 “无私奉献”，即黄宗羲斥责的“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种“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的虚伪，难道不比“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脑子（想想而已）男盗女娼”恶劣百倍？
而更坏的制度安排，则可能使好人也不能不为恶，而不那么好的人则为恶更甚，否则就可能在“恶胜善败”的竞争中被淘汰。换言之，如果说好的制度安排下小人会力求表现为“伪君子”，那么在这种更坏的制度下君子也不得不做“伪小人”。好的制度使人“伪善”——不仅言善而且行善，尽管心未必那么善。而更坏的制度却使人“伪恶”——未必言恶但必行恶，尽管心未必那么恶。而如果说长期行善到头来可能由“伪”成真，长期行恶当然也是如此，君子长期做“伪小人”的结果，往往也就成了真小人了。
如果说一般的专制大体属于上述第二种“坏制度”的话，那么我国历史上的法家专制，就基本属于这第三种“更坏的制
这一批知识分子喜欢谈制度，以为制度是根源，制度万能。
但制度不是根源，甚至儒家思想也不是根源。
大多数人甚至連區分這二者的能力都没有。
西方的許多所謂哲學家其實也衹是思想家。
中国与其说是传统文化，不如说传统制度。。。
建立大一统专制依靠的是法家。法家的依据是什么？纯粹的性恶论啊。。。
把集体主义完全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是西方二元化思维的必然逻辑。
(发自我的文学城离线浏览器)
太多没有支持的主观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