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can be a problem even for me, in some occasions. An funny experience: years back, I was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someone in Mandarin. I thought he said 四書(五經), yet he was actually referring to his 四叔. The context happened to make sense in both cases...
岂止上海话，直白的说，连上海人都不被待见。小气，精明，傲慢等等，尤其是一堆上海人聚在一起叽里呱啦的说上海话，那是最遭人白眼的。
上海人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可上海话究竟怎么了，招谁惹谁了？
作为吴语的一种，上海话其实可以做吴语的代表。如果说，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文明，那么江淮流域是中国文化发展壮大的源泉。特别是汉语文学，不夸张的说，近代主要的文学作品，大都是起源于吴语地区。
自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大量文人雅士因避战乱南迁，包括王羲之、辛弃疾等。自东晋以来，中国文化中心就开始逐渐南移，南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创作主要是在吴方言地区完成的。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大量名著是江浙人写的。施耐庵、罗贯中、毛宗岗等本是说书艺人，冯梦龙、金圣叹等是苏州才子，大多数名著原来是苏州评书的脚本。仅《水浒全传》中吴语词汇就不下两百多。红楼梦虽然基调是京语，但是红楼梦中的吴侬软语也比比皆是以至于有红学家认为《红楼梦》作者是“难改吴侬口音的石兄”。
“旧年”、 “促狭鬼”、“促狭嘴”、 “吃茶、吃酒”、“事体”、“那厢”、“越发”、“作甚”、“旧日”、“物事”、“劳什子”……更别提“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有谁。”
到清末民初，出现了大批“苏白小说”（“吴语小说”），其中较有名的有《海上花列传》、的《海天鸿雪记》、《九尾龟》、《吴歌甲集》等。光绪年间的《海上花列传》叙事部分基本上用官话，人物对话则用苏白：
“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概样式， 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
胡适认为：“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一签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 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得多了。”
五四以后，吴地作家常用一些比较通行或富有表现力的俚言俗语， 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夹用了不少的吴语词。“瘪三、尴尬、蹩脚、惬意、龌龊”等开始流传全国，被现代标准汉语所吸收。
从某种意义上说，吴语是一种高雅的文化语言，官话则仅是一种政治语言。
在欧洲，法语是被认为是贵族语言，法国人认为法语开口小，轻巧是贵族语言的特征，其实这也也是吴语的特征。
尽管如此，上海话还是常常被认为是小市民的语言，其实这是对吴语缺乏正确认识造成的误解。 比如：说吴语“黄、王”不分，平翘、前后鼻音不分，似乎同音字问题严重；其实吴语中结构最简单的上海话，单音素也有50个，普通话仅37个，粤语不足33个(但声调9个)，普通话清浊声母不分，故“弟、帝”、“定、订”不分；舒促声调不分，故“一、衣”、“做、作”不分；“w、v”声母不分，故“万、腕”、“紊、稳”不分；以及“菜、蔡”不分等等。普通话的同音字也很成问题。
又有人说吴语许多词汇不能写，其实绝大多数情况是我们不熟悉其写法。“浙江话不能入文”的说法实在有失偏颇。事实上，昆剧为百戏之祖，评弹乃明清小说的温床，吴语不仅可以写作，而且更是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和粤语一样，沪语也有很多专用的汉字，比如“藏”作“囥”、“都”作“侪”、还有“甴曱”等只是几个常用的例子罢了。
普通话要推广，普通话同时也应该借鉴吴语加以改革。因为，日常生活中有谁把zh、 ch、 sh、 z、 c、 s 和in、 ing分得那么仔细呢？“重新” 是 chongxin，是congxin，或是congxing，还是chongxing？普通话容得下许许多多的同音字，为什么把翘不翘舌，前后鼻音规定的那么死板呢？普通话的这种刻板的规定客观上妨碍了普通话的推广，对海外汉语教学尤为不利，不过这是另一个学术话题了。
当然，该区分的就要区分，尤其是太多的同音字，这对于现代人机对话造成了困难。有的南方方言不分N和 L（男、蓝），或缺少某些辅音，如上海话很少有H音（黄、王不分）。其实普通话的发音更为简化，同音字远远多于大多数的方言。例如，“南”和“难”在上海话中是不同的，而在唐代它们一个发/nan/，另一个发/nam/。再如“期、欺、七、妻、栖”等在吴语中也是异音字。
插一个笑话。传说，一九一三年，中国各省代表在北京开会，讨论国语（也就是后来的普通话）的标准问题。与会的南北方的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北方代表坚持以北方话为基础，南方代表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北方话中丧失了太多的传统语音，简化得太厉害，而这些音仍保留在南方各方言中。双方僵持不下。一位江苏代表说了一句：“黄包车”，被一位北方代表误听为“王/八/蛋”，卷起袖子就要动手，这位南方代表愤然离场，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大会只得靠投票表决，北方话代表人多势众，取得了胜利。
不错，以北方话为基础有很多优越性，比如中国70%的人讲着某种形式的北方话。可是从历史演变来看，南方各方言才是中国“国语”的代表。广东话曾被比喻为中国语言的活化石。例如广东话中“吃”为“食”，“走”为“行”；吴语中的“哉、弗、吾、勿”等都是古语的再现。所以用吴语读唐诗，抑扬顿措，十分富于音乐感。我国古代称作诗为“吟”诗，按某一韵律作诗称为“唱和”，说明“诗”和“歌”的密切关系。相比之下，用语音系统已大大萎缩的普通话读唐诗就乏味多了，只能通过字形体会意思。
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客观上是便宜了北方人，所以尽管北京人凑在一起满嘴的京片子，却没人指责他们不说普通话。可是上海人却不行，你一说上海话，就是傲慢，无理，旁若无人。岂有此理么！
好在上海话的传承还是后继有人的。台湾艺人蔡康永受家庭影响，到现在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甚至还能用上海话读张爱玲的文章。朋友问他：“听说你都用上海话念张爱玲的啊？” 他回答：“是啊。不然要怎么念？”“用国语念啊。”“那你怎么念《桂花蒸阿小悲秋》里讲的话？你怎么念阿小的儿子呆看天空时，喃喃自语说的月亮小来，星星少来……”
用普通话念“月亮小来，星星少来……”没经透了。
赞知识点
汉语的简化倾向也许与政治经济有关，也许有内在规律？
比如舒促不分，一衣不分，这个问题可以放到上下文中解决。
但同样的，前后鼻音基本上也可以放到上下文中解决，却要分。
大概是不同因素综合作用。
既然可以解决，为什么要分？ 不懂。。。
傍晚，外滩：张先生拉着女朋友的手：“我请侬吃饭！”女友眼睛一斜笑得很嗲：“随便侬呀。”张先生讲：“格么，肯德基好伐？”女朋友又是嗲溜溜地一笑：“侬老幽默格。”张先生被伊笑得来心里一跳一跳：“听说大剧院下头新开的马克西姆蛮灵格……”女朋友再一笑：“随便呀，我是不挑呃。”坐在马克西姆里厢，虽然张先生面孔有点发青，手心有点发汗，脚底有点发软，但是他有一个梦想：女朋友的身材很窈窕，张先生望伊吃不落多少东西。菜单过来后，嗲妹妹可爱地皱皱眉：“真触气（讨厌），人家来减肥呀，我只要一杯冰水……”张先生心里暖乎乎的，眼泪水差点落了下来。
中国人都不说“我爱你”的，如果有哪些人比较直接，和方言无关，和性格有关。
我觉得，上海话里，女孩说”促气“ 就等同我爱你啦！
It can be a problem even for me, in some occasions. An funny experience: years back, I was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someone in Mandarin. I thought he said 四書(五經), yet he was actually referring to his 四叔. The context happened to make sense in both cases...
粤语確實不適合做國語。許多音很精细的區别，學習者没發出，但自已没覺察。
美！
用普通话念一对比，简直是糟蹋我们的文化遗产
而郊县的语言才是真正的上海话。市区的沪语基本上是苏州话，宁波话的中和和改良
您簡化字的貼在哪裏？我對此耿耿於懷。
只喜欢听苏州女子说话，男人说苏州话叫人一身鸡皮疙瘩。。。
简体字的贴等下发
如果周围有其它人一起，尤其一起说一个话题，一定用相同的语言，如果只是某一特定团体，他们应该有自由选择他们的语言。一群老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说汉语无可厚非，当有老外在周围或加入时，就应该说英语。
上海话，同理。
问题是，我感觉，哪怕上海人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说上海话，都受人白眼。
也称江淮官话，明代及清代末期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南京官话
文化洗脑年轻人
曾经不止一次，party上正跟上海人聊天，旁边一不熟上海人插进来，兴高采烈地用上海话把我的说话对象抢过去，听不懂只能尴尬离场
华人在跟洋人谈话时，绝对不会有人用汉语这么插话
我在上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深知上海话是一种劣质语言。由于发音的局限，岂止王黄不分，曹赵邵也不分。肠子和上肢，电话和地下，项链和行李，江水和钢丝，卤面和糯米，地皮和垫被，长江和上岗，提示和电池，自责和辞职，，，，等等，在发音上完全分辨不出来。上海人在引用成语时往往要夹杂普通话来帮忙是不争的事实。
不会用上海话来朗读书面文字了。
粗听起来，和日本话差不多。没有四声，外国人容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