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类： 走了和没走的。
走了的则简单的分成用象征性意义的去延安及去重庆， 跳一大步， 到了文革期间， 去延安的75%成了走资派，去重庆的当上反革命的比例肯定少些。
重点说说没走的，留的肯定比走的多，因为毕竟走也不是那么容易，有的是真的有具体困难，有的觉得人到哪儿不是吃碗饭？当然这类人以穷人为主，整个社会总是穷人比富人多，红五类> 黑五类。
不走，还是得吃饭，吃饭就得干活，给谁干呢？ 穷人只能给东家干，这儿的东家有广泛的意义，是“雇主”，可以是地主， 可以是资本家， 也可以是政府机构， 在东北的政府号称有二： 日本占领军当局和康德皇帝的满洲i帝国。
给地主资本家等打工（现代语），貌似没给日伪满干活， 实际上间接，你给老板做事老板向日伪满交税，不知那儿当时有没有个人税，否责人人都交过税了。
给“当局”--无论是日本当局或伪满帝国--工作，严格来说也是为他们作出了“贡献”， 但话不能这么说，辩证法的关键是“但是”，这些人是为糊口，哪怕很认真很负责， 还是为了活下去，目的不是为了做贡献，换个“雇主”他得一样干活挣钱养家糊口。
有没有不单单是为了挣钱养家，而是为了“大业”而拼命努力做贡献，钱多钱少一样努力， 有没有人看见一样认真负责，这些人算不算汉奸？
举个例子， 日伪时期的长春，公共社会设施建设得不错，其中当然有老家是山东的那些东北籍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但凡工程技术人员， 大多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与“为谁干活”关系不大，修路的不会“因为这条路是伪满的”我就故意修成豆腐渣，挖下水道的也不会故意把煤气管道挖破。后人会不会说他们是在尽努力维护日本鬼子及伪满政府的统治？虽然文革的大批判时有这么说的， 但最后定性时，没把这事当成罪证，否则也可以责备长春那时拉人力车的劳动人民为什么不在拉日本鬼子时把鬼子拉到河里去？
不管咋说， 沦陷区没走的人，民族血性总还是不如走了的，不走有很多可以说的出口的原因， 但这些原因， 走了的人基本也都有。
走了的人做汉奸的机会不如没走的大。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说四川话的人特别骄横， 上次说的法商电车公司久经训练的售票员，见到讲四川话的不买票， 也不敢吭声。
而那些跟着国民政府逃去四川的下江人，回到上海后， 动不动就撇着四川话说“老-字-在四川抗战八年（国民党到现在也没说抗战十四年）”如何如何，那些留在上海无论是没办法去四川或贪图上海生活而没去的人，不敢当面顶嘴， 背地里叽叽咕咕“扯哪， 你们不管老百姓，自己逃走了，又不是在前方打仗抗日，老卵啥呀！”
还好， 国共两党都没有把汉奸范围扩大化。
文革时期， 国防科委在洛阳的某研究所，一个东北籍的炊事员，**********地老爱说几句日语，清队时就把他揪出来了， 说是在日本宪兵队做过什么什么的汉奸，打了半天也说不出几个屁，落实政策时才知道，原来伪满时他在警察局做过伙夫！嘴贱的后果。
但后来发现这么做，会给巷子附近的居民带来危险。干脆基本都在夜晚，夜总会门口下手；把鬼子汉奸用不同方法干掉之后，比如使用豪叔一举成名的斧子法，然后投奔抗联。
这样的故事，民间会有不少，建议发掘、整理、出版。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4万人退到苏联，被转移到新疆。抗联进进出出变化大，累计牺牲46万人。3000多万东北人和被抓来骗招俘虏1600万人也不能全都一走了帐，把国土让给日本人，活下去本身对小日本就是威胁，他们开拓团就永远是极少数人。
伪职员呢？
中共就不这样，只要愿意跟中共走的，既往不咎，连日本兵都加入解放军了，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把这些自以为是的抗日英雄们冲下海去了。至今这些抗日英雄们还在叨叨中共用汉奸，用日本人，中共不抗日，是汉奸，汉奸，汉奸。
上学的也分走和不走。中央大学迁重庆大部分学生去了。汪伪政权在南京重建的伪中大与中华民国无关。中学也是这样。扬州中学迁重庆更名国立第二中学，一部分迁上海租界(称沪校)，另一部分迁到尚未被日军寇侵占的泰州，后来也迁入上海(称泰校)。汪伪政权在日寇占领的扬州另建扬州中学，算伪扬州中学。江入此校。
家父跟随扬州中学到上海租界的沪校，后转入东吴大学附中。家母在租界的苏州女子师范附中就读。曾经与父亲谈起扬州中学，问江是同学吗？老父随口回答“他上的是伪扬州中学”, 才了解了这段历史。
抗战期间，民国政府保证国立大学和国立中学的学生基本生活，起码有饭吃。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主办此事。
至于四川人的看法，确实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被占领地区的汉奸是比四川多， 要知道四川没被鬼子占领， 真的被占领过， 指不定也会出多少汉奸呢
政府里谋事。后来听到风声，他是革命对象，赶紧跑去了HK。
没有走的，就是在日本人枪口下混口饭吃。当汉奸也没有什么资本， 除了自己他们能出卖什么？而走了的，他们有选择，当汉奸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汉奸：拿着国民政府的钱，吃老百姓的饭，拿枪不抗日，出卖情报，出卖友军，就比如躲在窑洞的那些。。。 所以文革，抓出来了：“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彭德怀。。。
大类： 走了和没走的。
走了的则简单的分成用象征性意义的去延安及去重庆， 跳一大步， 到了文革期间， 去延安的75%成了走资派，去重庆的当上反革命的比例肯定少些。
重点说说没走的，留的肯定比走的多，因为毕竟走也不是那么容易，有的是真的有具体困难，有的觉得人到哪儿不是吃碗饭？当然这类人以穷人为主，整个社会总是穷人比富人多，红五类> 黑五类。
不走，还是得吃饭，吃饭就得干活，给谁干呢？ 穷人只能给东家干，这儿的东家有广泛的意义，是“雇主”，可以是地主， 可以是资本家， 也可以是政府机构， 在东北的政府号称有二： 日本占领军当局和康德皇帝的满洲i帝国。
给地主资本家等打工（现代语），貌似没给日伪满干活， 实际上间接，你给老板做事老板向日伪满交税，不知那儿当时有没有个人税，否责人人都交过税了。
给“当局”--无论是日本当局或伪满帝国--工作，严格来说也是为他们作出了“贡献”， 但话不能这么说，辩证法的关键是“但是”，这些人是为糊口，哪怕很认真很负责， 还是为了活下去，目的不是为了做贡献，换个“雇主”他得一样干活挣钱养家糊口。
有没有不单单是为了挣钱养家，而是为了“大业”而拼命努力做贡献，钱多钱少一样努力， 有没有人看见一样认真负责，这些人算不算汉奸？
举个例子， 日伪时期的长春，公共社会设施建设得不错，其中当然有老家是山东的那些东北籍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但凡工程技术人员， 大多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与“为谁干活”关系不大，修路的不会“因为这条路是伪满的”我就故意修成豆腐渣，挖下水道的也不会故意把煤气管道挖破。后人会不会说他们是在尽努力维护日本鬼子及伪满政府的统治？虽然文革的大批判时有这么说的， 但最后定性时，没把这事当成罪证，否则也可以责备长春那时拉人力车的劳动人民为什么不在拉日本鬼子时把鬼子拉到河里去？
不管咋说， 沦陷区没走的人，民族血性总还是不如走了的，不走有很多可以说的出口的原因， 但这些原因， 走了的人基本也都有。
走了的人做汉奸的机会不如没走的大。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说四川话的人特别骄横， 上次说的法商电车公司久经训练的售票员，见到讲四川话的不买票， 也不敢吭声。
而那些跟着国民政府逃去四川的下江人，回到上海后， 动不动就撇着四川话说“老-字-在四川抗战八年（国民党到现在也没说抗战十四年）”如何如何，那些留在上海无论是没办法去四川或贪图上海生活而没去的人，不敢当面顶嘴， 背地里叽叽咕咕“扯哪， 你们不管老百姓，自己逃走了，又不是在前方打仗抗日，老卵啥呀！”
还好， 国共两党都没有把汉奸范围扩大化。
文革时期， 国防科委在洛阳的某研究所，一个东北籍的炊事员，**********地老爱说几句日语，清队时就把他揪出来了， 说是在日本宪兵队做过什么什么的汉奸，打了半天也说不出几个屁，落实政策时才知道，原来伪满时他在警察局做过伙夫！嘴贱的后果。
但后来发现这么做，会给巷子附近的居民带来危险。干脆基本都在夜晚，夜总会门口下手；把鬼子汉奸用不同方法干掉之后，比如使用豪叔一举成名的斧子法，然后投奔抗联。
这样的故事，民间会有不少，建议发掘、整理、出版。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4万人退到苏联，被转移到新疆。抗联进进出出变化大，累计牺牲46万人。3000多万东北人和被抓来骗招俘虏1600万人也不能全都一走了帐，把国土让给日本人，活下去本身对小日本就是威胁，他们开拓团就永远是极少数人。
伪职员呢？
中共就不这样，只要愿意跟中共走的，既往不咎，连日本兵都加入解放军了，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把这些自以为是的抗日英雄们冲下海去了。至今这些抗日英雄们还在叨叨中共用汉奸，用日本人，中共不抗日，是汉奸，汉奸，汉奸。
上学的也分走和不走。中央大学迁重庆大部分学生去了。汪伪政权在南京重建的伪中大与中华民国无关。中学也是这样。扬州中学迁重庆更名国立第二中学，一部分迁上海租界(称沪校)，另一部分迁到尚未被日军寇侵占的泰州，后来也迁入上海(称泰校)。汪伪政权在日寇占领的扬州另建扬州中学，算伪扬州中学。江入此校。
家父跟随扬州中学到上海租界的沪校，后转入东吴大学附中。家母在租界的苏州女子师范附中就读。曾经与父亲谈起扬州中学，问江是同学吗？老父随口回答“他上的是伪扬州中学”, 才了解了这段历史。
抗战期间，民国政府保证国立大学和国立中学的学生基本生活，起码有饭吃。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主办此事。
至于四川人的看法，确实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被占领地区的汉奸是比四川多， 要知道四川没被鬼子占领， 真的被占领过， 指不定也会出多少汉奸呢
政府里谋事。后来听到风声，他是革命对象，赶紧跑去了HK。
没有走的，就是在日本人枪口下混口饭吃。当汉奸也没有什么资本， 除了自己他们能出卖什么？而走了的，他们有选择，当汉奸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汉奸：拿着国民政府的钱，吃老百姓的饭，拿枪不抗日，出卖情报，出卖友军，就比如躲在窑洞的那些。。。 所以文革，抓出来了：“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