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三名
死刑右派的最后时光
作者：郭 力
在北京大学的716名右派师生中，有7名在50年代和文革中以不同罪名被判处死刑。他们是：哲学系心理专业54级学生黄中奇、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学生林昭、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顾文选、历史系55级学生沈元、数学系助教任大熊、物理系半导体物理班研究生吴思慧、化学系54级学生张锡锟。这几名遇难者是笔者在北大反右调查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被捕后至遇难时度过的最后时光也是笔者特别希望了解的。
笔者陆续搜集到一些资料，从中了解到黄中奇、林昭、张锡锟在人生最后时刻的表现，研读并比较黄、林、张的这些历史记录，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在特殊环境下的惨烈遭遇，他们在临终前对无辜被杀的态度，还可以从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看到不同的法制环境与人性表达。
黄中奇
关于黄中奇的冤案，笔者曾有《北大右派黄中奇为何获死刑》一文，记录了笔者通过采访黄中奇同学以及从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材料中了解到的黄中奇生平、家庭、划右以及获罪判死刑的情况，文章曾先后在“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和“新三届”微信公众号上发表，阅读量很大，但仍没有获得关于黄中奇亲属的任何信息。
最近，笔者获得了一份新的材料——中共北大党委于1979年9月1日做出的《关于黄中奇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份材料对黄中奇划右、自杀、刺伤同学、被扭送校卫队，被捕入狱后的表现和审讯交待以及上诉等情节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很多为之前所未闻未见。
关于黄中奇划右的依据，这份材料说：黄中奇在整风反右期间有一些错误言行，如：在党支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黄说：“解放以后精神上的扼杀是严重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没有了，一句话三段论，一推就完了。”“过去吃了多讲话的亏。”“如何一个人会变成虚伪的呢？我觉得这是环境造成的。”“选举是事先定好的……虚伪……。”“今天人与人之间没有同情、温暖。”认为“新社会有等级，大家分为一级一级的”，今天“鞠躬干部最吃得开”，“党的宣传实际上是两回事，党员享受。”说“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和方法的矛盾和黑格尔相似”，“辩证法被领导用了。左讲右讲均有道理”等，并和物四一右派分子同写一张为林希翎逃走辩护，不同意左派对林希翎批判的大字报，主动把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和“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两篇反动文章寄至福建师范学院一同学处。反右后，不同意《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和《这是立场问题》的社论。
关于黄中奇的自杀和刺伤同学，材料中引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58年4月5日审讯时黄中奇的回答笔录：“关于我跳楼自杀，是因为自己被划为右派，想到没有前途……二十九日下午，想跳楼自杀，跳了三次都没有跳下，最后一次我从抽屉里拿一小刀，刚拉开窗子布帘，刀开着三分之一，这是做个样子，使他们怕我，不要接近我，就可以自杀了。张伯源同学把我拖过，我就打伤了他的鼻子旁边，只伤了一点，当时我没想刺他。”
被刺伤的同学张伯源时任北大心理系教师。在1979年1月22日写了说明材料，全文为：黄中奇在当时心理专业学生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是最后一名，时间是比较晚一些的，黄比我高一个年级，但我们在一个班会一个团支部。当时我是班主席，划黄为右派的决定是我通知他的。原来我与他不住一个房间，在他划为右派后，我就搬到他的房间里和他住在一起。当天晚上十一时左右，我已入睡，突然听到一声喊叫，我醒了，看见黄站在窗户上面（四层楼），似要跳楼，但窗门并未打开，我立即下床拉他，原来他手中持一小刀，我没防备，被他刺了一刀（刺在两眼当中靠上一点）当时流了许多血。别的同学得知，纷纷起床把他扭送到校卫队，我被送到校医院包扎。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复查报告综合同学的说明和黄中奇的自述，认为：从以上情况看黄中奇当天下午曾三次跳楼都被人拦住未遂，当晚十一点左右，他又想跳楼自杀，唯恐同学再加以阻拦，拿出小刀做威胁，并在揪扭过程中刺破同学脸部一道小口子，从全部情况看，不是蓄意行凶杀人。
关于黄中奇被扭送校卫队时“谩骂党和领袖”的问题，材料中说：在上述事件发生后，同学将黄扭送校卫队，据当事人回忆，起先他没有谩骂，当他双手被绑缚，口中被塞了布，脸面被布袋蒙住后他才谩骂的。
材料中引述了北京市中级法院1958年4月5日审讯时，黄的回答笔录：“……送我去校卫队时，我骂党，这是很大的罪行，因为他们把我手绑在后面，嘴里塞着东西，头上戴着一个大帽子，我把嘴巴东西吐出，就骂共产党。”
关于黄中奇在看守所用手铐砸工作人员的问题，复查材料引述北京市中级法院刑事判决书说：“……经公安机关逮捕后在看守所登记时又以手铐猛击工作人员李有棠同志头部，当时被击伤两处，脑皮脱落。”又引述法院1958年4月5日开庭审判时，黄的回答笔录记载：“到公安看守所打李有棠的问题，因我说我既（虽）然是反革命分子，但我还是热爱党。当时他就把我绑起来，我就在他头上打两下，起诉书说流血在地，血并没有流在地上，只流在肩上，他们就把我打了一顿（即李有棠），我罪是严重的，对党犯了罪行。”
复查报告开头综述了黄中奇划右后自杀伤人事发到执行枪决的经过：1957年被划为极右，开除团籍。1958年1月29日因“行凶杀人”被扭送校卫队时，他又谩骂党和领袖。逮捕后又用手铐砸看管人员，1958年4月5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5月16日呈报市高级法院，被告人有申诉，5月19日市高级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58年5月21日黄中奇认为判死刑的情节有些出入，又恳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调查处理，写了一份申诉书，但最后法院判决未改，仍维持原判，于1958年6月20日执行枪决。
复查报告最后陈述关于黄中奇右派改正的意见和提请法院复查的问题是：“黄在整风反右中对民主自由等问题有错误言论，这些言论大都是在党支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的，而且经批判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因此黄中奇不是从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划他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关于黄中奇在被划为右派后，因企图跳楼自杀受阻，用小刀刺伤同学事情属实，但不是蓄意杀人；在扭送校卫队时谩骂党和领袖和在看守所砸看守人员问题，究竟如何认定性质和量刑？是否足以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问题，由原判法院进行复查。”
《复查报告》提供了一些笔者之前在采访中和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中未获悉的情况：
1.黄中奇被划为右派的具体言行和张伯源的参与
黄中奇的同学告诉笔者，他是因为给福建的老同学写信介绍北大的鸣放情况而被划为右派，《复查报告》则详细说明了黄中奇的右派言行。
张伯源的说明材料中提到：黄中奇是班里最后一个被划为右派的，因为张伯源所在的55级和黄中奇所在的54级是同一个团支部和班会，黄中奇被划右的决定是张伯源通知黄，因此，张伯源应是黄中奇划右的参与者。而在1987年张伯源入党时提供的对此事的说明，并没有提到他对黄中奇划右的参与。
2.关于黄中奇的自杀
笔者采访到的黄中奇同学，没有人提到黄中奇之前曾有三次跳楼未遂。
3.关于黄中奇的“谩骂”
黄中奇的几位同学均提到黄中奇在被扭送校卫队过程中“骂狠话”，但没有人提到黄中奇口中被塞了布，头上被蒙了布袋。这是严重的人身侵犯，在北大反右中，几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人身侵犯。笔者采访的黄中奇同学，有几位是现场目击者，但他们没有提及这个细节，或许是有意回避。因为在数十年之后，黄中奇已经成为历史冤案的主角。作为当时协助校卫队扭送黄中奇的同学，多少会觉得不够光彩。笔者在采访一位当年在现场的同学时，该同学提到，当时是他去报告校卫队的，但在第二次采访笔者追问此事时，该同学又矢口否认，这种回避心态是显而易见的。
4.关于用手铐打公安人员的问题
之前的采访中，同学均提及有此事，报告中记录了细节。
5.关于黄中奇伤人事发到执行死刑的过程
黄中奇同学均回忆，因为黄中奇案发于反右高潮期，而黄又有“骂狠话”，“用手铐打狱警”等行为，因此入狱后很快被执行死刑。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则提到黄中奇被判死刑后不服罪，提出上诉，而法院不予上诉，但实际上，从1月29日事发，次日被捕到当年6月20日执行枪决，黄中奇案经历了近半年的审讯过程，4月5日黄被判死刑后，提出上诉并获得许可，5月16日上诉至市高级法院，5月19日被驳回。而5月21日黄中奇又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但最高法院判决维持原判，遂于6月20日执行枪决。这个过程对于了解黄中奇案的全貌是非常重要的。
6.北大党委关于黄中奇案的表态
《复查报告》明确了对黄中奇错划右派应予改正的决定，对于反革命杀人罪认定和量刑，则提请法院复查。这是笔者首次见到的正式文件。
林昭
关于北大右派林昭，笔者曾有专文记载其生平及死难，这里对她的最后时光进行详述，旨在还原那段法制被毁灭殆尽，人性恶被极致化的残酷历史。
林昭于1960年因《星火》案被捕入狱，1962年被短暂保外后再度入狱。在狱中，林昭一直在进行激烈反抗，她书写了数十万字的文章、书信、诗歌，对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谴责和控诉，并对狱中自己所受到的非人折磨进行不断抗争，她的所谓“反动立场”和激烈抗争使自己罪上加罪，1965年5月31日，林昭被以“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判处20年徒刑。
林昭在自己的“起诉书”上加了大量批注，驳斥对自己的指控，申明自己的态度。对于“起诉书”中提到“被告坚持反动立场”，林昭批注：从反右以来讫于今以至将来，林昭永远只此一个立场。”起诉书”说：上述事实……有大量人证、物证。林昭批注：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起诉书”说:一系列事实，完全证明被告林昭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林昭批注：除了”人民”二字尚待登报招寻而外，这一论断本身却也大大值得年轻的反抗者引为无上荣誉！
她在判决书的背面用鲜血写下：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昭被监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由于没有任何申诉和表达意志的渠道，林昭给《人民日报》和联合国写信，表达了自己对反右以后由于领导人的错误造成国家灾难性局面的忧愤和谴责，她认为：领导人“首先应该对那些称得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以及由此造成百业混乱，哀鸿遍野，饿殍满壑的悲惨局面承担责任”，林昭斥责领导人对于当代“海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即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林昭写道：“那以后在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幌子下于贵党内部全面进行了清扫运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有效地肃清了贵党党内侥幸尚能留存到那个时候的比较正直良善比较开明通达比较以民瘼为念的一部分人士。”其结果是“多少也曾有过几页英勇斗争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地几乎完全丧失了正义性更丧失了生命力”。
在文革之前的1965年，林昭并不了解高层政治，也无法预测 “文革”的开始和演变过程。但是，她还是察觉到了领导人继续革命的不祥之兆。她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中发出了后来证明被不幸言中的预言：在贵党内部由于要切实保持人们那种惴惴其慄而唯诺是从的“精神状态”，更必须经常寻找相斫相杀的斗争对象，故不怕爬得再高而死的机会比之通常情况下是益发为多！——从明杀、暗杀、故杀、谋杀，不见血地杀直到“畏罪自杀”。
她指出：这种暴力回圈所依赖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一种使政治迫害合法化的概念，林昭称之为“楼梯上打架”，她说：“站在你们所借以打架的那具楼梯上是永远无有真正的是非可言的。”
林昭写道：“中国自古以来为王为寇者无不深晓这一条封建中世纪的政治规律：天下靠打而民无二主。”
在林昭给《人民日报》的信正准备收尾时，姚文元在上海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的潘多拉魔盒悄然开启。
自1965年5月被判刑之日起，林昭就决定要上诉联合国，她给《人民日报》的信中说：“只要林昭留得一口气在，是不久要将它上诉联合国的！……正义的自由战士决不容许自己忍受像这样一个龌龊可耻得无比下流的非法不义的所谓“判决”之侮辱！正是这个龌龊判决使我们获得了更充分、更有力的进行上诉之权利。“
1966年5月，文革前夜，林昭向联合国的申诉脱稿，她要求“亲自向联合国提供证词”，假如自己死去，“那么我要求联合国向有关方面详细、严密而确实地审查并公布林昭的全部案件包括我本人在有生之际所写下的一切！”
文革开始，全国大乱，这场动荡使林昭的母亲和亲友产生了营救林昭的想法，他们认为，连反右时主政北大的陆平都被打倒了，或许可以说林昭是被陆平错划的右派，以此为林昭脱罪。上海的作家王若望是林昭母亲的朋友，老党员，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他看到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权势炙手可热，而他认识其中的王力，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给王力写了为林昭说情的信，找了五个可靠的年轻人，都是上海的红卫兵，带上他写的信去北京找王力。救女心切的林昭母亲为几个年轻人出了路费。此行的结果是一场空，五位送信者还没见到王力，就被“文革联络小组”撵了出来。
文革给提篮桥监狱带来的变化是取消了以前定期的亲属探监。这对林昭来说是一个灾难。她不能再得到母亲送来的食品、衣物，更失去了唯一的亲情慰藉。她对此表示抗议，但只能带来更残酷的虐待。因为她经常以高声呼喊来表示抗议，监狱将她从女监转移到几乎空荡无人的一层楼。这样可以将她相对隔离，使她的抗议声远离其他囚犯。此时她的头发因长期营养不良和精神折磨已经白了很多，因此她常对着窗外大声呼喊“我是提篮桥里的白毛女”，并高唱“白毛女”的唱段：想要谋害我，瞎了你眼窝，我是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的冤仇比天高，我的血泪流成河……。
文革中，砸烂了“公检法”，秩序大乱，但囚犯们的境遇因此而更加恶劣。文革前，监狱有规定，按时为犯人提供基本膳食并允许家人探监、送入物品，至少表面上也禁止体罚。而随着文革深入，“群众专政”取代了监狱规定，狱警态度更为粗暴，手段更为残酷，虐待犯人更是变本加厉。
对于林昭及其他政治犯而言，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决定》（简称“公安六条”）是一道催命符。“公安六条”中的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任何对领导人的冒犯言行都被划为反革命行为而遭到严惩。1967年，上海有两位工厂职工刘文辉和单松林因“恶攻罪”被执行枪决。
林昭因长期坚持反动立场，早已被公安机关视为“死不改悔”，加刑在所难免。1966年12月，负责管理提篮桥监狱的上海市劳改局，就已经准备了加刑材料。12月5日，加刑报告提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列举了林昭在狱中犯下的“恶攻”罪行，并提议：我们意见，林犯应予执行死刑。王鉴在报告上谨慎批示：同意起诉加刑。请与检察院、法院商量研究，有何意见。
而后来局势的变化使此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周折。1967年“一月风暴”导致王鉴本人下台。造反派冲击其办公室时发现保险柜里有一宗案件的调查材料，是一封检举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和被捕叛变问题的匿名信，此时案件已侦破，写信者也已自杀。但江青对此事抓住不放，反称调查破案是“反革命黑调查”，王鉴等人被诬为“反党分子”，他和二十多位上海公安局人员都被投入监狱。
此变局使林昭加刑案被搁置。但林昭这样的要案不会被新的当权者忘却。1967年6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一份盖有“绝密”印章的林昭“反革命”罪起诉书，1967年秋天，负责上海公检法系统的军管会批准起草林昭的死刑判决书。
而林昭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因为监狱取消了亲属探视，她长时间见不到母亲，为此她几乎每天写一封抗议给狱方，抗议监狱取消家人探监和自己所受到的虐待。她并写了数十份给母亲的血书，申明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思念。在1967年10月24日，是她被捕七周年的日子，她写了一封信给妈妈，并口占一首四言诗“被捕七周年口号”：
被捕七年，岁月云烟！
家国在怀，兴亡在肩！
刚肠嫉恶，一往无前！
大义凛然，大节皎然！
真金入火，何惧毒焰！
金是火炼，火炽金显！
孤军力战，碧血日鲜！
心悲气壮，意决志坚！
公道为旨，正义当先！
1968年4月16日，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正式批准林昭的死刑判决。判决书中的序号表明，它是在1967年下半年拟定的，为何到1968年4月才执行，拖延的原因是个谜。但是，在1968年4月突然被批准执行的缘由，有人提供了来自林昭母亲许宪民的回忆：
一位林昭的老同学回忆：苏州民革的一位老先生告诉我，许宪民先生生前私下告诉他有关林昭被杀的直接原因。林昭在执行死刑前因病住在监狱医院里，某日病房里悬挂的领袖像上，一双眼睛忽然看上去血红，经查是林昭用血涂污。这在当时是重大政治案件，于是，军管会立即批准了林昭的死刑判决。4月19日，上海市革委会同意判决。23日最高法院批准，29日即在监狱举行公判大会后实行枪决。同样的内容有林昭一家的朋友许宛云女士间接听到许宪民先生的讲述，告诉了林昭的妹妹彭令范。
1968年4月29日，林昭的公审大会在提篮桥监狱的礼堂举行，据一位当年在场的囚犯回忆：林昭站在台上不能出声，脸和脖子通红，一个橡皮塞子堵住她的嘴，一张口就会膨胀，还有一根绳子拉在脖子上，必要时可以勒紧消音。
林昭被枪决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离监狱五公里外的靶子山，当年有很多死刑犯在这里被枪决。林昭母亲许宪民一位朋友的儿子认识林昭，他称自己当时在靶子山附近的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曾目睹了林昭被枪决的过程。但主持林昭平反的退休审判员证实，林昭并非在靶子山被行刑，而是在公审大会后，于提篮桥监狱内执行。
林昭遇害后的第二天，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钱子弹费。
与林昭同时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北大右派学生张强华对笔者回忆：4月29日，他们全体犯人被集中收听公审大会的实况转播。在会后，监管队长问他：今天镇压反革命罪犯林昭的公判大会，你听了以后有什么想法？他见我不说话，又接着问：林昭是你们北大的，与你是同学，难道没有一点想法？我的不说话，无异于对抗，于是我只能对他说：死有余辜。我只能以这样极左的言辞，掩饰我极右的想法。
曾经在1966年以未婚夫的名义去狱中探望林昭的同学张元勋，此刻被关押在千里之外的山东某劳改队禁闭室，管教干部告诉他“林昭已于今年‘五一’之前被枪决！”并问他：“你有什么想法？”张元勋说：“没有想法。”
张锡锟
张锡锟，北大化学系54级学生，1957年，张锡锟因写大字报《三害根源》《卫道者逻辑大纲》《人性的呼唤》，并参加了学生社团“百花学社”的活动，被划为极右。受到劳动考察处分。同班女生段瑜瑛是团支部委员，奉命帮助他改造，但在接触中爱上了这个正直沉静的男生，两人成为恋人。段瑜瑛也因受张锡锟的牵连，被划为右派。
张锡锟被发配到北京染织厂监督劳动。这个厂的领导非常极左，对右派学生极尽欺侮，为了折磨他们，厂方将运作顺畅的送料机拆除，而让他们抬着原料登上很高的反应塔加料。原本就毫无环保概念的当时，那反应塔中逸出的毒气相当浓重，在高塔上稍不留心就会晕倒。张锡锟不堪折磨，请求回老家自谋生路，他回到了家乡成都。
张锡锟的恋人段瑜瑛以右派之身，被分配到山西阳泉煤矿，一个弱女子不得不承受矿山繁重的劳动。段瑜瑛忠实于自己的爱情，在60年代初嫁给了张锡锟，1962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带着女儿的段瑜瑛无法在矿山继续工作，也申请回到老家常州。
张锡锟为了生计，开始冒险做走私生意。他计划赚到足够的钱，出逃境外，离开这块令人绝望的土地。
后来，张锡锟在外逃苏联的路途中被抓获，押回四川，被判刑十三年，于1965年被送到四川盐源劳改农场劳改。
张锡锟在狱中的难友、重庆大学学生右派孔令平回忆：学生时代我俩都成了“阳谋”的牺牲品，后来进入监狱，他被编到“严管组”中，成为当局重点监视的反革命要犯之一，由于相互隔离和周围告密的耳目众多，所以彼此一直没有深谈的机会。
直到1967年4月，我在监狱召开的加刑大会上公开声明“决不改变自己政治道路的脚步”，张锡锟了解到我在狱中反抗的事迹，便产生了与我交往的愿望。
在1968年一系列疯狂的批斗打人会上，张锡锟也被列为批斗的对象，但因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没有过多抛头露面，当时并未被当局特别“关注”。
孔令平回忆：我们有一次在厕所里单独相遇，张锡锟主动向我倾诉衷肠。他说：早就知道你的事迹，很钦佩你们的眼光和胆识，我愿在同狱方展开的斗争中成为你的忠实朋友，希望你也把我当成忠实朋友。
孔令平说：自这次互吐心声后，张锡锟几次建议，组织狱中的秘密社团。但我认为，在盐源农场关押的数千名犯人中，大部分“反革命分子”都是饥饿逼迫下的自发反抗者，他们的知识很有限，对自由、民主政治、人权保障相当懵懂，倘若对他们提出这些政治主张，只能使他们瞠目结舌，不知所云。忽视我们和老百姓之间的认识差距，必遭打击。所以，目前应集中精力宣传民主思想，团结有识之士，进行积极的启蒙教育。张锡锟与我达成了共识。
管教人员组织的学习，变成了张锡锟等人摆“龙门阵”的场地。在那些龙门阵里，在谈古论今，借古讽今之余，还组织了集体越狱的探讨。
大家已经感到，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靠个人单枪匹马地和狱吏们干了，要组织起来向施暴者进行抵抗，在几个坚定分子中酝酿，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投入反暴斗争，要求中坚分子具备机智和勇敢的人格魅力。
1974年，一份由张锡锟、刘顺森、夏光然等人主笔，命名为《火炬》的刊物，以手抄形式，在狱中问世。
《火炬》以回忆的形式，列举了文革以来在监改队发生的一桩桩暴虐血案。以大家的亲身经历，揭示文革给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
《火炬》以狱吏们的残暴为例子，揭穿所谓“革命人道主义”的虚伪。
《火炬》以林彪事件为例，说明上层不可避免地分裂，文革难以持续。
《火炬》以“民主必胜，光明就在眼前”相号召，结束了整个版面。
高举火炬的人们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大的可能是“以卵击石”。他们怀抱着“哪怕燃烧自己的生命，也要放出耀眼光芒”的精神，宁可站着死，不要跪着生。
伴随着《火炬》的诞生，一场正义与邪恶、罪恶与善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也在监改队展开了。
张锡锟所在的“严管队”都是“反革命”犯，即政治犯。在这些人中，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些人正直不阿，因为反对文革、反对政治运动给民族带来的灾难而入狱，有些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因在武斗中杀人负有血债被判刑，有的人因为收听外台，尝试外逃而被捕。这些人中并不都有共同的信仰，有些人在利害关头会卑躬屈膝，卖友求荣。张锡锟就遇到了这样的人。
出卖张锡锟的几个“犹大”是陈贤士、刘资元、王世春、黄学全。
陈贤士是欠有血债的造反派头头，是被文革思维浸入骨髓的恶棍。刘资元平时沉默寡言，城府很深，因策划了几次越狱，事情败露，被作为重大政治犯关入“严管队”。王世春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后来成为历次运动被整的“历史反革命”，他偷听外台，曾试图外逃，计划失败被捕入狱。他被监狱中的残酷暴虐吓破了胆，学会了一套煽风点火，见风使舵，推别人下火坑，自己却安然无恙的独特手段。这几个人以各自的人性恶，被狱头收买，充当了“告密者”的角色。
《火炬》在狱中一直秘密地单线传递。几位主笔都高度警惕，张锡锟为防万一，将其他人的手稿誊抄后才传递出去，并同时将手稿毁掉。然而，有一天发现誊抄的草稿丢失了一张，这引起了他和其他主笔的高度警惕。
丢失的草稿被交到了狱头那里，狱头召集陈贤士、刘资元、王世春，让他们协助密切监视张锡锟，破获《火炬》案，并许以一旦破案，即减刑或释放的承诺。
几个“犹大”奉命而行，但张锡锟们对这几个人早有了解，极为警惕，所以，他们尽管格外尽心卖力，却没有任何收获。
然而，张锡锟没有想到，他所信任的另一个人，却成为直接出卖他的叛徒。
黄学全，张锡锟的发小，他是个工人，因收听外台、给“美国之音”写信而入狱，又因接连越狱，以“叛国投敌罪”被判刑十五年，被关进“严管队”。
黄学全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出于盲目和幼稚，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因此，尽管多次越狱，并没有被处死，但被列入重刑犯，手铐脚镣一应俱全。
黄学全感到非常后悔，没想到一时冲动，让自己陷入绝境。
狱头得知他是张锡锟的发小，便打上了他的主意。他被狱头叫到办公室，狱头对他威胁利诱，让他监视张锡锟，帮助破获《火炬》案，并告诉他可以立即下掉他的脚镣，放他到张锡锟身边劳动，如有立功表现，即可宽大处理。
张锡锟比黄学全年长几岁，两人从小亲密无间。两家一直是好邻居，自从两人身陷囹圄，两人的母亲更是同病相怜，成了好姐妹。黄学全日夜盼望减刑出狱，但是要出卖情如兄弟的张锡锟，还是令他的良心负担沉重，他为此惴惴不安，郁郁寡欢。
敏感善良的张锡锟看到黄学全心情抑郁，不知底细，为了鼓励和影响他，张锡锟决定把《火炬》传给他阅读。
《火炬》的另一位主笔夏光然不同意张锡锟的想法，认为黄学全思想并不成熟，与《火炬》成员之前并没有交集，又是突然被去掉脚镣放出来，其中原因未明，应对他有进一步了解，再传递《火炬》。
然而，张锡锟没有听从夏光然的意见。
为了便于《火炬》在传阅中出现变故和意外时迅速切断联系，以保护其他成员的安全，大家规定，《火炬》的传阅必须单线进行，接读《火炬》的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将《火炬》送回给他的人，而不得私自另传。
张锡锟郑重地将《火炬》交给了黄学全，并且约定第二天必须亲自交给他。
黄学全没有想到如此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火炬》。第二天早晨，他在厕所里阅读了这份地下刊物，心中犹豫起来。
黄学全并没有看出这份刊物有什么特殊价值，里面说的都是真话。同时，他想到张锡锟是自己情同手足的发小，他一向敬重张锡锟的人品才华，出卖这样一个人，从良心上实在过不去。
在他左右为难之时，刘资元走了进来，由于刘资元老谋深算，从不轻易抛头露面，黄学全并不了解他，此时束手无策，便向刘资元请教。
刘资元看到这份刊物，如获至宝，他本想立即交给狱头，但看到《火炬》上的文章，至少是四个人写的，但笔迹却只有张锡锟一个人的笔迹，而狱头的意图是要以张锡锟为缺口，破获整个《火炬》案，因此刘资元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刘资全将《火炬》还给黄学全，并叮嘱他务必按照张锡锟规定的时间将《火炬》归还。同时，他将此事报告给狱头。
狱头极为赞赏刘资全的处理方法，他召集刘资全、王世春、陈贤士、黄学全一起碰头，盛赞刘资全和黄学全，并交待他们：除了《火炬》的撰写人外，还要弄清传递者，千方百计抓一个“现场”，缴获全部证据。
四个“犹大”受命密切监视张锡锟，以发现并抓获《火炬》的其他传递者。
陈贤士身上穿着一个笔记本，成天盯着张锡锟，用心记下同他来往的所有人员，接触的时间和地点，并数次跟踪张锡锟进厕所，想现场抓证据，但都落了空。
张锡锟的铺位被秘密搜查了多次，但都一无所获。
1974年11月8日，是个星期天，天气严寒，囚犯们都蜷缩在自己的铺位上，或缝补棉衣，或读书报，上午九点左右，严管队另一个小组的囚犯周志走过张锡锟的房间，向张锡锟使了一个眼色，便向厕所走去。过了一会，张锡锟起身出门，走向厕所。这一切都被密切监视张锡锟的陈贤士看在眼里，陈贤士迅速向黄学全发出暗号，黄学全跟踪而去，陈贤士自己则迅速跑到队部汇报。
囚室内另一位犯人，张锡锟的好友蔡先禄发现情况不妙，立即怪声怪气高呼“报告”向张锡锟发出警告。
这一天，周志看完《火炬》，按张锡锟的约定，到厕所将《火炬》返还张锡锟。交接完毕，张锡锟正将《火炬》往棉衣里塞，黄学全已走进厕所，见到黄学全，张锡锟一阵迟疑，直到听见蔡先禄的喊叫，方觉情况不好。
周志在厕所转角探头向外望，看见狱头正急匆匆向厕所赶来，他失声叫道“不好！”便立即转身同张锡锟一道，拼命将《火炬》撕成碎片，并往嘴里塞。
此时，狱头已飞步跨入厕所，黄学全也站了起来，阻止正在吞嚼《火炬》碎片的张锡锟，狱头和一同赶来的陈贤士也狂喊着向张锡锟和周志扑去，几个人扭打在一起。
此时，岗哨上的警铃大作，几名持枪士兵赶到，封锁了厕所。几分钟后，周志和张锡锟被押了出去。
狱头蹲在厕所里，将从张锡锟和周志手中抢下的《火炬》碎片和掉进茅坑里的碎片夹起来，拼凑在一起，并从不同角度拍下照片。
“严管队”被立即戒严，数十名管教人员和狱警对监舍进行了挖地三尺般的大搜查。搜查完毕，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囚犯们被赶回监舍，大搜查没有搜出任何证据。张锡锟则被关进小号，从此再也没有出来。
张锡锟从此和严管队的政治犯断绝了一切联系，西昌地区法院和四川省高级法院组织了项目组，专门审理《火炬》案。然而，因为他们拿到的仅仅是张锡锟和周志传递的一份《火炬》，以及陈贤士、刘资元、黄学全等所提供的似是而非的证词，显然证据不足。
因此，法院要定罪的证据，必须依靠张锡锟和《火炬》相关人员的口供。为此，多名被怀疑与《火炬》有关的囚犯都遭到了审讯，专案组试图以恐吓和讹诈套出他们的口供。而被审讯的囚犯已是身经百战，他们与审讯者斗智斗勇，最终让他们一无所获。
孔令平说：处境最危险的是张锡锟，他的口供决定了他的生死，也决定着其他《火炬》成员的生死。
不久，从看守们口中传来有关张锡锟的审讯经过：
预审员：现在，再一次向你交待政策，从你手中现场拿获的《火炬》是你的手抄本，从你们所出的刊物证明你们有相当的组织能力。这个刊物所刊登的文章，文风和内容绝不是一个人所写，而是由几个人写的，你也知道在狱中组织反革命宣传难逃一死，但是我们仍抱着治病救人的改造目的。如果你能在事实面前很快交待出你们的同伙，我们仍可按照“坦白从宽，将功补罪”的政策，减轻你的责任，甚至可以免除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请你仔细地想一想。
张锡锟：我已经反复跟你们讲清楚了，你们搜去的《火炬》属于我个人的行为，我想你们的技术鉴定也会得出这个结论的。你们已经把“严管队”翻了个底朝天了，难道还不相信搜查的结果吗？所以，你们不要节外生枝了!至于你说我不甘心灭亡也好，蠢蠢欲动也罢，这样的话我都听你们说了好多年了，你们说我们是“反动阶级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我只是一个学生，一个处在时代灾难中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被你们污蔑的被消灭的剥削阶级。当然权力掌握在你们手中，今天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对我可打可杀，但是你们怎能杀掉你们自己造就的，反对你们的老百姓？至于你们说我组织反革命集团，那也是你们的主观认定，要我招供出你们想象中的反革命组织，那是你们的一厢情愿。我劝你们不要枉费心机，我是不会在你们认定的供词上画押的。
预审员所提出的种种问题，都被张锡锟严辞反驳。在张锡锟面前，他们反而成为受审者。
关于《火炬》案的审讯，一直持续了八个多月，由于没有获得任何口供，除了张锡锟和周志，其他被怀疑者都先后从小号中放出来。
张锡锟以他伟大的人格，征服了一直看守他的人们。这些人传递着张锡锟与审讯者的英勇对峙，个个为他翘起大拇指。《火炬》没有能再办下去，但是这黑暗之中举起的火炬，却照亮了很多人的心灵。
1975年8月，由西昌法院签署的对张锡锟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中，判处张锡锟死刑，立即执行，同案犯周志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行刑前，《火炬》专案组组长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提审。组长说：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即将对你做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处理，但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我们仍从挽救你的立场出发，希望你能彻底交待出你们的组织和同伙，这对你来说，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能交待出其他成员，我们仍可根据党的立功受奖的原则，对你重新量刑处理。现在请你回答，你是否愿意考虑交待？
张锡锟坦然回答：要讲我的同伙，所有反对你们的人都是我的同伙。至于谈赦免，你们还没有这个权力。我很乐意无愧地死去。我是正义的。我坚信人民会纪念我的。我不但可以告慰我自己，还可以告慰六亿同胞。不管今天你们接不接受我的观点，但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我现在所讲的话都是正确的。
这掷地有声的回答，是张锡锟牺牲前的最后宣言。
1975年8月26日，张锡锟在盐源劳改农场被执行死刑。据目击者说，张锡锟被押上刑场后挺立不跪，执行的士兵行至其身后，正欲一脚将他放倒，不料被五花大绑的张锡锟抢先一脚朝后蹬来，踢中了行刑者的下身，顿时引起一场混乱，行刑者在慌乱中开枪击毙了张锡锟。狱方将张锡锟的遗体予以示众，众人所看到的是倒在血泊中的张锡锟，直挺挺地躺在高原的大地上，至死都没有屈膝。
张锡锟的从容赴死使狱中所有有良知的人深受震撼。而四个出卖张锡锟的“犹大“则遭到众人的唾弃。
难友们记录了四个“犹大“所遭受的上苍惩罚。
在《火炬》案中最卖力的陈贤士，被减刑分配到农场机修组，1975年9月底，陈贤士跟着开拖拉机的师傅去麦地翻耕。拖拉机在行驶中碰到一个路面障碍发生大幅颠动，陈贤士在颠动中被甩了出去，又被带着惯性的拖拉机从身上碾过，不治身亡。此时距张锡锟就义还不足两个月。人们都说陈贤士做了天理不容的坏事，速招报应。
四个“犹大“中的刘资元，曾经最接近《火炬》，受到张锡锟的信任。但他为了自保，出卖了张锡锟。张锡锟牺牲后，刘资元没有被减刑。他的卖友求荣，受到周围人的鄙夷和唾弃。他原有的头痛病越来越加剧，有时从梦中痛醒，连呼“张锡锟”，他说：梦见张锡锟一脸是血，就站在他的窗下。
日趋加重的头痛病终于使他卧床不起，他被送进了农场医院，住院后病情日益恶化，常常通宵达旦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有人说：这是张锡锟的幽灵来找他了。
1976年春节，初五早上，医院的炊事员早早起床，因没有听到刘资元的叫喊感到奇怪。炊事员去井边挑水，水桶放下去后却不见下沉，他用力按水桶时，发现井里有一个人头，他大惊，连忙跑回医院叫人，人们七手八脚将尸体抬了上来，发现是已经难以辨认面目的刘资元。一个罪恶的灵魂，就这样丢下了丑陋的躯壳，下地狱去了。
张锡锟的发小黄学全，因出卖张锡锟有立功表现，农场准备考虑他的减刑。黄学全的母亲闻知，欣喜若狂，她向所有亲戚借债，买了各种点心、炒面、猪油，每月寄给黄学全，黄学全接到食物，暴饮暴食，毫无节制。没过多久，他开始肠胃不适，腹痛一天天加剧。
因为他对张锡锟的不义，人们不仅不同情他，反而冷嘲热讽，催促他出工。结果，黄学全在工地上开始吐血。被送到医院检查后，他被确诊为晚期胃癌。医生预计他最多只能活一个月，于是人道地向他母亲发出病危通知书。
黄母千里迢迢赶到医院，她从狱友那里知道了张锡锟的遇难和儿子的不义。第二天，她赶到盐源县城，买了一大捆香烛纸钱，找了一个人领路，来到埋葬张锡锟的坟前，默默摆开香烛，又摆上几盘食物祭品，在坟前叩头，请张锡锟原谅她那不忠不孝的独生子。她对着苍天悲号：锡锟呐，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死的冤呐！我对不起你啊！我儿对不起你啊！你看在我这个孤老婆子的面上，饶了他吧！
然而，不管黄母怎么哀求，也已无济于事。一个星期后，黄学全在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
张锡锟牺牲后仅一年，出卖他的三个“犹大”就带着罪恶相继死去。这种惩罚难道是天意吗？
三位北大右派学生在不同的年代死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之下。他们的死，都被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痕迹。
黄中奇之死，是在反右运动中，无疑是政治运动的恶果。明明是一个右派学生，因绝望求死而对同学造成了轻微伤害，却被“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定为“反革命杀人犯”，但在那个法律程序还相对正常运作的年代，黄中奇被正式开庭审判，享受了上诉和最后申诉的权利，尽管没有改变他的冤死结局，但毕竟走了法律程序。黄中奇被执行死刑前，被允许与妻子见了最后一面，他还给父亲写了一份遗嘱：你养我这么大，对不起你，人总是要死的，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我要死了，你们要好好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黄中奇之死，同学们普遍感到震惊，即使是被他划伤的张伯源，应该也没有想到他会被判死刑。笔者采访的两位黄中奇同学回忆：他们曾见到去参加黄中奇公审大会的同学，感受到同学对黄中奇深深的同情和哀伤。同学严梅福回忆：我们班王玉兰（她后来在南开，已经去世了）参加了黄中奇的公审会，宣判后，法官要他最后留言，他声称这是冤案，法官不准他讲了，命令押下去，他一路喊着冤枉！王玉兰回来说到这个就哭了，我是强忍着眼泪听王玉兰转告的。同学张鹤鸣回忆：我们班唯一的党员陈麦生是福建福州人，非常厚道，他去参加黄中奇的公审大会了，回来后情绪很不好，唉声叹气地说：（黄）不就是骂了人吗？这也是罪？陈麦生后来因为对大跃进有看法，被撤职开除遣返回家了。一辈子坎坷，没结婚，前些年走了。
黄中奇对他的判刑感到极大的冤屈，故此两次上诉，未能改变结果。他是带着莫大的委屈和怅恨离世的，他的确曾经求死，但他绝不愿意带着一个“反革命杀人犯”的罪名去死，他从未想要杀人，也未曾误伤过重，他死得不甘，只能向自己的亲人最后陈述自己的冤屈，并要家人“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冤屈的另一种辩白。
林昭遇害正值文革高潮时期，红色恐怖甚嚣尘上，公检法被砸烂，法制被摧毁殆尽。林昭在1965年5月文革前的判刑就已经被剥夺上诉权利，无处伸冤的林昭只能向联合国上诉。1966年文革中，林昭的加刑因公安局领导受迫害入狱而搁置，1967年的死刑判决又因莫名的原因而拖延，1968年的死刑判决从签字到执行只有十几天时间，判决书不是由法院而是由军管会发布。判决没有通知家属，枪决后去向家属收取五分钱子弹费的行为堪称灭绝人性，骇人听闻。
在如此恐怖的气氛里，与被害者相关的亲属、同学绝不敢像50年代那样，对死者表现出任何同情和哀痛，反而被逼表态，认同死者罪有应得。
张锡锟被害于文革末期，仍然处于法制被践踏，人治大于法治的局面，但此时，法院已经恢复。张锡锟案由西昌法院和四川高级法院共同成立的专案组审办。张锡锟以非凡的勇气和担当，独自承担了《星火》案的所有责任，保护了所有同伴免于灾难，孤身从容就义。而在此时，人们已经开始看清了被颠倒的黑白是非，人心向背已经开始昭然显现，狱中的难友们公开对张锡锟表示了敬意和同情，对出卖他的“犹大”表示出鄙夷不屑，几个“犹大”在张锡锟牺牲后接连死于非命或不治之症，可以说是由于善恶轮回，亦可说是死于千夫所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苍天饶过谁！
然而，九泉之下的张锡锟终究难以瞑目。大义凛然的张锡锟不会纠结于出卖他的人是否得到了报应，他所献身追求的，是一个民主法制健全公正的社会。而这个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1978年，55号文件发出后，右派改正工作启动。北京大学也着手复查张锡锟案，根据北大右派改正的情况和张锡锟在北大反右中的表现，他的右派问题改正应是没有障碍的，因为很多比他问题大得多的右派都获得了改正。问题在于他在盐源劳改农场中的“反革命集团”案。
由于张锡锟的妻子段瑜瑛在他入狱后为生活所迫携女儿改嫁，女儿改随继父姓，因此段瑜瑛不再与张锡锟有亲属关系。张锡锟的妹妹，也是北大学生右派杨路的妻子张锡铮成为学校能联系到的张锡锟唯一直系亲属。杨路回忆：北大校方落实政策办公室曾找到张锡铮，告知校方曾联系盐源劳改农场和西昌法院，沟通张锡锟案平反事宜，然而，法院和农场认定张锡锟犯有策划越狱罪，坚持不予平反，因此，张锡锟案至今没有获得平反昭雪。
路漫漫其修远兮，五十年代的黄中奇成为法律服从政治，轻微伤无罪而被错判为死刑罪的牺牲品，六十年代的林昭被取代法院的军管会判死刑，并收取骇人听闻的子弹费。七十年代的张锡锟在黎明到来前从容赴死，舍生取义。黄中奇和林昭都已获得平凡昭雪，而张锡锟的冤案却至今无人过问，法制之路何等漫长艰辛！
林昭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的最后留言是：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张锡锟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是：我是正义的。我坚信人民会纪念我的。我不但可以告慰我自己，还可以告慰六亿同胞。不管今天你们接不接受我的观点，但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我现在所讲的话都是正确的。
勇士不死！林昭和张锡锟的英魂将永远呼唤着国家民主与法制的进程！
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她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1966年冒充未婚夫探访过林昭的那位早就说过林昭有精神病。老有人借林昭来说事，其实也是吃人血馒头。
这里讨论一下第一起案件，他说他无心伤人，只是不小心刺伤了对方鼻子边上，被刺人回忆自己被刺到眼睛之间的鼻子边上，流了很多血。想象一下那是什么位置，不小心眼睛就会瞎的。他喊打倒共产党也是事实，砸伤看守所狱警也是事实，判死刑重了点，但是在反右最高潮时期出这样的事，肯定要杀一儆百。
政治都是肮脏的，无论共产党先烈还是被杀的右派，自己走这条路就应该想到可能的命运。
共产党杀人也不是光有言论就杀的，一般涉及到秘密组织就触及底线，张锡锟这个按当时的法律组织越狱，组织编写地下刊物，判死刑绝对不算过分。
黄是个人行为，判得重了，主要是时间/地点，发生在北大反右最高潮以及看守所。
能一样吗？看历史当然要从时代的角度看。离开了时代背景，很多东西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
会不会有学弟学妹为林昭和张锡锟在北大立像。
这些右派很多原是属于共产党圈的人（共青团），他们和国民党既无联系、也毫无关系，也无任翻共产党统治的武装。这是一回事吗？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他们从未拥有过一把枪，今后也不打算拥有！
北京大学三名
死刑右派的最后时光
作者：郭 力
在北京大学的716名右派师生中，有7名在50年代和文革中以不同罪名被判处死刑。他们是：哲学系心理专业54级学生黄中奇、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学生林昭、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顾文选、历史系55级学生沈元、数学系助教任大熊、物理系半导体物理班研究生吴思慧、化学系54级学生张锡锟。这几名遇难者是笔者在北大反右调查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被捕后至遇难时度过的最后时光也是笔者特别希望了解的。
笔者陆续搜集到一些资料，从中了解到黄中奇、林昭、张锡锟在人生最后时刻的表现，研读并比较黄、林、张的这些历史记录，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在特殊环境下的惨烈遭遇，他们在临终前对无辜被杀的态度，还可以从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看到不同的法制环境与人性表达。
黄中奇
关于黄中奇的冤案，笔者曾有《北大右派黄中奇为何获死刑》一文，记录了笔者通过采访黄中奇同学以及从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材料中了解到的黄中奇生平、家庭、划右以及获罪判死刑的情况，文章曾先后在“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和“新三届”微信公众号上发表，阅读量很大，但仍没有获得关于黄中奇亲属的任何信息。
最近，笔者获得了一份新的材料——中共北大党委于1979年9月1日做出的《关于黄中奇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份材料对黄中奇划右、自杀、刺伤同学、被扭送校卫队，被捕入狱后的表现和审讯交待以及上诉等情节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很多为之前所未闻未见。
关于黄中奇划右的依据，这份材料说：黄中奇在整风反右期间有一些错误言行，如：在党支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黄说：“解放以后精神上的扼杀是严重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没有了，一句话三段论，一推就完了。”“过去吃了多讲话的亏。”“如何一个人会变成虚伪的呢？我觉得这是环境造成的。”“选举是事先定好的……虚伪……。”“今天人与人之间没有同情、温暖。”认为“新社会有等级，大家分为一级一级的”，今天“鞠躬干部最吃得开”，“党的宣传实际上是两回事，党员享受。”说“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和方法的矛盾和黑格尔相似”，“辩证法被领导用了。左讲右讲均有道理”等，并和物四一右派分子同写一张为林希翎逃走辩护，不同意左派对林希翎批判的大字报，主动把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和“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两篇反动文章寄至福建师范学院一同学处。反右后，不同意《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和《这是立场问题》的社论。
关于黄中奇的自杀和刺伤同学，材料中引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58年4月5日审讯时黄中奇的回答笔录：“关于我跳楼自杀，是因为自己被划为右派，想到没有前途……二十九日下午，想跳楼自杀，跳了三次都没有跳下，最后一次我从抽屉里拿一小刀，刚拉开窗子布帘，刀开着三分之一，这是做个样子，使他们怕我，不要接近我，就可以自杀了。张伯源同学把我拖过，我就打伤了他的鼻子旁边，只伤了一点，当时我没想刺他。”
被刺伤的同学张伯源时任北大心理系教师。在1979年1月22日写了说明材料，全文为：黄中奇在当时心理专业学生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是最后一名，时间是比较晚一些的，黄比我高一个年级，但我们在一个班会一个团支部。当时我是班主席，划黄为右派的决定是我通知他的。原来我与他不住一个房间，在他划为右派后，我就搬到他的房间里和他住在一起。当天晚上十一时左右，我已入睡，突然听到一声喊叫，我醒了，看见黄站在窗户上面（四层楼），似要跳楼，但窗门并未打开，我立即下床拉他，原来他手中持一小刀，我没防备，被他刺了一刀（刺在两眼当中靠上一点）当时流了许多血。别的同学得知，纷纷起床把他扭送到校卫队，我被送到校医院包扎。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复查报告综合同学的说明和黄中奇的自述，认为：从以上情况看黄中奇当天下午曾三次跳楼都被人拦住未遂，当晚十一点左右，他又想跳楼自杀，唯恐同学再加以阻拦，拿出小刀做威胁，并在揪扭过程中刺破同学脸部一道小口子，从全部情况看，不是蓄意行凶杀人。
关于黄中奇被扭送校卫队时“谩骂党和领袖”的问题，材料中说：在上述事件发生后，同学将黄扭送校卫队，据当事人回忆，起先他没有谩骂，当他双手被绑缚，口中被塞了布，脸面被布袋蒙住后他才谩骂的。
材料中引述了北京市中级法院1958年4月5日审讯时，黄的回答笔录：“……送我去校卫队时，我骂党，这是很大的罪行，因为他们把我手绑在后面，嘴里塞着东西，头上戴着一个大帽子，我把嘴巴东西吐出，就骂共产党。”
关于黄中奇在看守所用手铐砸工作人员的问题，复查材料引述北京市中级法院刑事判决书说：“……经公安机关逮捕后在看守所登记时又以手铐猛击工作人员李有棠同志头部，当时被击伤两处，脑皮脱落。”又引述法院1958年4月5日开庭审判时，黄的回答笔录记载：“到公安看守所打李有棠的问题，因我说我既（虽）然是反革命分子，但我还是热爱党。当时他就把我绑起来，我就在他头上打两下，起诉书说流血在地，血并没有流在地上，只流在肩上，他们就把我打了一顿（即李有棠），我罪是严重的，对党犯了罪行。”
复查报告开头综述了黄中奇划右后自杀伤人事发到执行枪决的经过：1957年被划为极右，开除团籍。1958年1月29日因“行凶杀人”被扭送校卫队时，他又谩骂党和领袖。逮捕后又用手铐砸看管人员，1958年4月5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5月16日呈报市高级法院，被告人有申诉，5月19日市高级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58年5月21日黄中奇认为判死刑的情节有些出入，又恳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调查处理，写了一份申诉书，但最后法院判决未改，仍维持原判，于1958年6月20日执行枪决。
复查报告最后陈述关于黄中奇右派改正的意见和提请法院复查的问题是：“黄在整风反右中对民主自由等问题有错误言论，这些言论大都是在党支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的，而且经批判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因此黄中奇不是从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划他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关于黄中奇在被划为右派后，因企图跳楼自杀受阻，用小刀刺伤同学事情属实，但不是蓄意杀人；在扭送校卫队时谩骂党和领袖和在看守所砸看守人员问题，究竟如何认定性质和量刑？是否足以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问题，由原判法院进行复查。”
《复查报告》提供了一些笔者之前在采访中和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中未获悉的情况：
1.黄中奇被划为右派的具体言行和张伯源的参与
黄中奇的同学告诉笔者，他是因为给福建的老同学写信介绍北大的鸣放情况而被划为右派，《复查报告》则详细说明了黄中奇的右派言行。
张伯源的说明材料中提到：黄中奇是班里最后一个被划为右派的，因为张伯源所在的55级和黄中奇所在的54级是同一个团支部和班会，黄中奇被划右的决定是张伯源通知黄，因此，张伯源应是黄中奇划右的参与者。而在1987年张伯源入党时提供的对此事的说明，并没有提到他对黄中奇划右的参与。
2.关于黄中奇的自杀
笔者采访到的黄中奇同学，没有人提到黄中奇之前曾有三次跳楼未遂。
3.关于黄中奇的“谩骂”
黄中奇的几位同学均提到黄中奇在被扭送校卫队过程中“骂狠话”，但没有人提到黄中奇口中被塞了布，头上被蒙了布袋。这是严重的人身侵犯，在北大反右中，几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人身侵犯。笔者采访的黄中奇同学，有几位是现场目击者，但他们没有提及这个细节，或许是有意回避。因为在数十年之后，黄中奇已经成为历史冤案的主角。作为当时协助校卫队扭送黄中奇的同学，多少会觉得不够光彩。笔者在采访一位当年在现场的同学时，该同学提到，当时是他去报告校卫队的，但在第二次采访笔者追问此事时，该同学又矢口否认，这种回避心态是显而易见的。
4.关于用手铐打公安人员的问题
之前的采访中，同学均提及有此事，报告中记录了细节。
5.关于黄中奇伤人事发到执行死刑的过程
黄中奇同学均回忆，因为黄中奇案发于反右高潮期，而黄又有“骂狠话”，“用手铐打狱警”等行为，因此入狱后很快被执行死刑。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则提到黄中奇被判死刑后不服罪，提出上诉，而法院不予上诉，但实际上，从1月29日事发，次日被捕到当年6月20日执行枪决，黄中奇案经历了近半年的审讯过程，4月5日黄被判死刑后，提出上诉并获得许可，5月16日上诉至市高级法院，5月19日被驳回。而5月21日黄中奇又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但最高法院判决维持原判，遂于6月20日执行枪决。这个过程对于了解黄中奇案的全貌是非常重要的。
6.北大党委关于黄中奇案的表态
《复查报告》明确了对黄中奇错划右派应予改正的决定，对于反革命杀人罪认定和量刑，则提请法院复查。这是笔者首次见到的正式文件。
林昭
关于北大右派林昭，笔者曾有专文记载其生平及死难，这里对她的最后时光进行详述，旨在还原那段法制被毁灭殆尽，人性恶被极致化的残酷历史。
林昭于1960年因《星火》案被捕入狱，1962年被短暂保外后再度入狱。在狱中，林昭一直在进行激烈反抗，她书写了数十万字的文章、书信、诗歌，对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谴责和控诉，并对狱中自己所受到的非人折磨进行不断抗争，她的所谓“反动立场”和激烈抗争使自己罪上加罪，1965年5月31日，林昭被以“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判处20年徒刑。
林昭在自己的“起诉书”上加了大量批注，驳斥对自己的指控，申明自己的态度。对于“起诉书”中提到“被告坚持反动立场”，林昭批注：从反右以来讫于今以至将来，林昭永远只此一个立场。”起诉书”说：上述事实……有大量人证、物证。林昭批注：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起诉书”说:一系列事实，完全证明被告林昭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林昭批注：除了”人民”二字尚待登报招寻而外，这一论断本身却也大大值得年轻的反抗者引为无上荣誉！
她在判决书的背面用鲜血写下：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昭被监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由于没有任何申诉和表达意志的渠道，林昭给《人民日报》和联合国写信，表达了自己对反右以后由于领导人的错误造成国家灾难性局面的忧愤和谴责，她认为：领导人“首先应该对那些称得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以及由此造成百业混乱，哀鸿遍野，饿殍满壑的悲惨局面承担责任”，林昭斥责领导人对于当代“海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即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林昭写道：“那以后在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幌子下于贵党内部全面进行了清扫运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有效地肃清了贵党党内侥幸尚能留存到那个时候的比较正直良善比较开明通达比较以民瘼为念的一部分人士。”其结果是“多少也曾有过几页英勇斗争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地几乎完全丧失了正义性更丧失了生命力”。
在文革之前的1965年，林昭并不了解高层政治，也无法预测 “文革”的开始和演变过程。但是，她还是察觉到了领导人继续革命的不祥之兆。她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中发出了后来证明被不幸言中的预言：在贵党内部由于要切实保持人们那种惴惴其慄而唯诺是从的“精神状态”，更必须经常寻找相斫相杀的斗争对象，故不怕爬得再高而死的机会比之通常情况下是益发为多！——从明杀、暗杀、故杀、谋杀，不见血地杀直到“畏罪自杀”。
她指出：这种暴力回圈所依赖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一种使政治迫害合法化的概念，林昭称之为“楼梯上打架”，她说：“站在你们所借以打架的那具楼梯上是永远无有真正的是非可言的。”
林昭写道：“中国自古以来为王为寇者无不深晓这一条封建中世纪的政治规律：天下靠打而民无二主。”
在林昭给《人民日报》的信正准备收尾时，姚文元在上海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的潘多拉魔盒悄然开启。
自1965年5月被判刑之日起，林昭就决定要上诉联合国，她给《人民日报》的信中说：“只要林昭留得一口气在，是不久要将它上诉联合国的！……正义的自由战士决不容许自己忍受像这样一个龌龊可耻得无比下流的非法不义的所谓“判决”之侮辱！正是这个龌龊判决使我们获得了更充分、更有力的进行上诉之权利。“
1966年5月，文革前夜，林昭向联合国的申诉脱稿，她要求“亲自向联合国提供证词”，假如自己死去，“那么我要求联合国向有关方面详细、严密而确实地审查并公布林昭的全部案件包括我本人在有生之际所写下的一切！”
文革开始，全国大乱，这场动荡使林昭的母亲和亲友产生了营救林昭的想法，他们认为，连反右时主政北大的陆平都被打倒了，或许可以说林昭是被陆平错划的右派，以此为林昭脱罪。上海的作家王若望是林昭母亲的朋友，老党员，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他看到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权势炙手可热，而他认识其中的王力，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给王力写了为林昭说情的信，找了五个可靠的年轻人，都是上海的红卫兵，带上他写的信去北京找王力。救女心切的林昭母亲为几个年轻人出了路费。此行的结果是一场空，五位送信者还没见到王力，就被“文革联络小组”撵了出来。
文革给提篮桥监狱带来的变化是取消了以前定期的亲属探监。这对林昭来说是一个灾难。她不能再得到母亲送来的食品、衣物，更失去了唯一的亲情慰藉。她对此表示抗议，但只能带来更残酷的虐待。因为她经常以高声呼喊来表示抗议，监狱将她从女监转移到几乎空荡无人的一层楼。这样可以将她相对隔离，使她的抗议声远离其他囚犯。此时她的头发因长期营养不良和精神折磨已经白了很多，因此她常对着窗外大声呼喊“我是提篮桥里的白毛女”，并高唱“白毛女”的唱段：想要谋害我，瞎了你眼窝，我是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的冤仇比天高，我的血泪流成河……。
文革中，砸烂了“公检法”，秩序大乱，但囚犯们的境遇因此而更加恶劣。文革前，监狱有规定，按时为犯人提供基本膳食并允许家人探监、送入物品，至少表面上也禁止体罚。而随着文革深入，“群众专政”取代了监狱规定，狱警态度更为粗暴，手段更为残酷，虐待犯人更是变本加厉。
对于林昭及其他政治犯而言，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决定》（简称“公安六条”）是一道催命符。“公安六条”中的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任何对领导人的冒犯言行都被划为反革命行为而遭到严惩。1967年，上海有两位工厂职工刘文辉和单松林因“恶攻罪”被执行枪决。
林昭因长期坚持反动立场，早已被公安机关视为“死不改悔”，加刑在所难免。1966年12月，负责管理提篮桥监狱的上海市劳改局，就已经准备了加刑材料。12月5日，加刑报告提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列举了林昭在狱中犯下的“恶攻”罪行，并提议：我们意见，林犯应予执行死刑。王鉴在报告上谨慎批示：同意起诉加刑。请与检察院、法院商量研究，有何意见。
而后来局势的变化使此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周折。1967年“一月风暴”导致王鉴本人下台。造反派冲击其办公室时发现保险柜里有一宗案件的调查材料，是一封检举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和被捕叛变问题的匿名信，此时案件已侦破，写信者也已自杀。但江青对此事抓住不放，反称调查破案是“反革命黑调查”，王鉴等人被诬为“反党分子”，他和二十多位上海公安局人员都被投入监狱。
此变局使林昭加刑案被搁置。但林昭这样的要案不会被新的当权者忘却。1967年6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一份盖有“绝密”印章的林昭“反革命”罪起诉书，1967年秋天，负责上海公检法系统的军管会批准起草林昭的死刑判决书。
而林昭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因为监狱取消了亲属探视，她长时间见不到母亲，为此她几乎每天写一封抗议给狱方，抗议监狱取消家人探监和自己所受到的虐待。她并写了数十份给母亲的血书，申明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思念。在1967年10月24日，是她被捕七周年的日子，她写了一封信给妈妈，并口占一首四言诗“被捕七周年口号”：
被捕七年，岁月云烟！
家国在怀，兴亡在肩！
刚肠嫉恶，一往无前！
大义凛然，大节皎然！
真金入火，何惧毒焰！
金是火炼，火炽金显！
孤军力战，碧血日鲜！
心悲气壮，意决志坚！
公道为旨，正义当先！
1968年4月16日，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正式批准林昭的死刑判决。判决书中的序号表明，它是在1967年下半年拟定的，为何到1968年4月才执行，拖延的原因是个谜。但是，在1968年4月突然被批准执行的缘由，有人提供了来自林昭母亲许宪民的回忆：
一位林昭的老同学回忆：苏州民革的一位老先生告诉我，许宪民先生生前私下告诉他有关林昭被杀的直接原因。林昭在执行死刑前因病住在监狱医院里，某日病房里悬挂的领袖像上，一双眼睛忽然看上去血红，经查是林昭用血涂污。这在当时是重大政治案件，于是，军管会立即批准了林昭的死刑判决。4月19日，上海市革委会同意判决。23日最高法院批准，29日即在监狱举行公判大会后实行枪决。同样的内容有林昭一家的朋友许宛云女士间接听到许宪民先生的讲述，告诉了林昭的妹妹彭令范。
1968年4月29日，林昭的公审大会在提篮桥监狱的礼堂举行，据一位当年在场的囚犯回忆：林昭站在台上不能出声，脸和脖子通红，一个橡皮塞子堵住她的嘴，一张口就会膨胀，还有一根绳子拉在脖子上，必要时可以勒紧消音。
林昭被枪决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离监狱五公里外的靶子山，当年有很多死刑犯在这里被枪决。林昭母亲许宪民一位朋友的儿子认识林昭，他称自己当时在靶子山附近的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曾目睹了林昭被枪决的过程。但主持林昭平反的退休审判员证实，林昭并非在靶子山被行刑，而是在公审大会后，于提篮桥监狱内执行。
林昭遇害后的第二天，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钱子弹费。
与林昭同时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北大右派学生张强华对笔者回忆：4月29日，他们全体犯人被集中收听公审大会的实况转播。在会后，监管队长问他：今天镇压反革命罪犯林昭的公判大会，你听了以后有什么想法？他见我不说话，又接着问：林昭是你们北大的，与你是同学，难道没有一点想法？我的不说话，无异于对抗，于是我只能对他说：死有余辜。我只能以这样极左的言辞，掩饰我极右的想法。
曾经在1966年以未婚夫的名义去狱中探望林昭的同学张元勋，此刻被关押在千里之外的山东某劳改队禁闭室，管教干部告诉他“林昭已于今年‘五一’之前被枪决！”并问他：“你有什么想法？”张元勋说：“没有想法。”
张锡锟
张锡锟，北大化学系54级学生，1957年，张锡锟因写大字报《三害根源》《卫道者逻辑大纲》《人性的呼唤》，并参加了学生社团“百花学社”的活动，被划为极右。受到劳动考察处分。同班女生段瑜瑛是团支部委员，奉命帮助他改造，但在接触中爱上了这个正直沉静的男生，两人成为恋人。段瑜瑛也因受张锡锟的牵连，被划为右派。
张锡锟被发配到北京染织厂监督劳动。这个厂的领导非常极左，对右派学生极尽欺侮，为了折磨他们，厂方将运作顺畅的送料机拆除，而让他们抬着原料登上很高的反应塔加料。原本就毫无环保概念的当时，那反应塔中逸出的毒气相当浓重，在高塔上稍不留心就会晕倒。张锡锟不堪折磨，请求回老家自谋生路，他回到了家乡成都。
张锡锟的恋人段瑜瑛以右派之身，被分配到山西阳泉煤矿，一个弱女子不得不承受矿山繁重的劳动。段瑜瑛忠实于自己的爱情，在60年代初嫁给了张锡锟，1962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带着女儿的段瑜瑛无法在矿山继续工作，也申请回到老家常州。
张锡锟为了生计，开始冒险做走私生意。他计划赚到足够的钱，出逃境外，离开这块令人绝望的土地。
后来，张锡锟在外逃苏联的路途中被抓获，押回四川，被判刑十三年，于1965年被送到四川盐源劳改农场劳改。
张锡锟在狱中的难友、重庆大学学生右派孔令平回忆：学生时代我俩都成了“阳谋”的牺牲品，后来进入监狱，他被编到“严管组”中，成为当局重点监视的反革命要犯之一，由于相互隔离和周围告密的耳目众多，所以彼此一直没有深谈的机会。
直到1967年4月，我在监狱召开的加刑大会上公开声明“决不改变自己政治道路的脚步”，张锡锟了解到我在狱中反抗的事迹，便产生了与我交往的愿望。
在1968年一系列疯狂的批斗打人会上，张锡锟也被列为批斗的对象，但因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没有过多抛头露面，当时并未被当局特别“关注”。
孔令平回忆：我们有一次在厕所里单独相遇，张锡锟主动向我倾诉衷肠。他说：早就知道你的事迹，很钦佩你们的眼光和胆识，我愿在同狱方展开的斗争中成为你的忠实朋友，希望你也把我当成忠实朋友。
孔令平说：自这次互吐心声后，张锡锟几次建议，组织狱中的秘密社团。但我认为，在盐源农场关押的数千名犯人中，大部分“反革命分子”都是饥饿逼迫下的自发反抗者，他们的知识很有限，对自由、民主政治、人权保障相当懵懂，倘若对他们提出这些政治主张，只能使他们瞠目结舌，不知所云。忽视我们和老百姓之间的认识差距，必遭打击。所以，目前应集中精力宣传民主思想，团结有识之士，进行积极的启蒙教育。张锡锟与我达成了共识。
管教人员组织的学习，变成了张锡锟等人摆“龙门阵”的场地。在那些龙门阵里，在谈古论今，借古讽今之余，还组织了集体越狱的探讨。
大家已经感到，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靠个人单枪匹马地和狱吏们干了，要组织起来向施暴者进行抵抗，在几个坚定分子中酝酿，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投入反暴斗争，要求中坚分子具备机智和勇敢的人格魅力。
1974年，一份由张锡锟、刘顺森、夏光然等人主笔，命名为《火炬》的刊物，以手抄形式，在狱中问世。
《火炬》以回忆的形式，列举了文革以来在监改队发生的一桩桩暴虐血案。以大家的亲身经历，揭示文革给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
《火炬》以狱吏们的残暴为例子，揭穿所谓“革命人道主义”的虚伪。
《火炬》以林彪事件为例，说明上层不可避免地分裂，文革难以持续。
《火炬》以“民主必胜，光明就在眼前”相号召，结束了整个版面。
高举火炬的人们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大的可能是“以卵击石”。他们怀抱着“哪怕燃烧自己的生命，也要放出耀眼光芒”的精神，宁可站着死，不要跪着生。
伴随着《火炬》的诞生，一场正义与邪恶、罪恶与善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也在监改队展开了。
张锡锟所在的“严管队”都是“反革命”犯，即政治犯。在这些人中，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些人正直不阿，因为反对文革、反对政治运动给民族带来的灾难而入狱，有些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因在武斗中杀人负有血债被判刑，有的人因为收听外台，尝试外逃而被捕。这些人中并不都有共同的信仰，有些人在利害关头会卑躬屈膝，卖友求荣。张锡锟就遇到了这样的人。
出卖张锡锟的几个“犹大”是陈贤士、刘资元、王世春、黄学全。
陈贤士是欠有血债的造反派头头，是被文革思维浸入骨髓的恶棍。刘资元平时沉默寡言，城府很深，因策划了几次越狱，事情败露，被作为重大政治犯关入“严管队”。王世春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后来成为历次运动被整的“历史反革命”，他偷听外台，曾试图外逃，计划失败被捕入狱。他被监狱中的残酷暴虐吓破了胆，学会了一套煽风点火，见风使舵，推别人下火坑，自己却安然无恙的独特手段。这几个人以各自的人性恶，被狱头收买，充当了“告密者”的角色。
《火炬》在狱中一直秘密地单线传递。几位主笔都高度警惕，张锡锟为防万一，将其他人的手稿誊抄后才传递出去，并同时将手稿毁掉。然而，有一天发现誊抄的草稿丢失了一张，这引起了他和其他主笔的高度警惕。
丢失的草稿被交到了狱头那里，狱头召集陈贤士、刘资元、王世春，让他们协助密切监视张锡锟，破获《火炬》案，并许以一旦破案，即减刑或释放的承诺。
几个“犹大”奉命而行，但张锡锟们对这几个人早有了解，极为警惕，所以，他们尽管格外尽心卖力，却没有任何收获。
然而，张锡锟没有想到，他所信任的另一个人，却成为直接出卖他的叛徒。
黄学全，张锡锟的发小，他是个工人，因收听外台、给“美国之音”写信而入狱，又因接连越狱，以“叛国投敌罪”被判刑十五年，被关进“严管队”。
黄学全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出于盲目和幼稚，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因此，尽管多次越狱，并没有被处死，但被列入重刑犯，手铐脚镣一应俱全。
黄学全感到非常后悔，没想到一时冲动，让自己陷入绝境。
狱头得知他是张锡锟的发小，便打上了他的主意。他被狱头叫到办公室，狱头对他威胁利诱，让他监视张锡锟，帮助破获《火炬》案，并告诉他可以立即下掉他的脚镣，放他到张锡锟身边劳动，如有立功表现，即可宽大处理。
张锡锟比黄学全年长几岁，两人从小亲密无间。两家一直是好邻居，自从两人身陷囹圄，两人的母亲更是同病相怜，成了好姐妹。黄学全日夜盼望减刑出狱，但是要出卖情如兄弟的张锡锟，还是令他的良心负担沉重，他为此惴惴不安，郁郁寡欢。
敏感善良的张锡锟看到黄学全心情抑郁，不知底细，为了鼓励和影响他，张锡锟决定把《火炬》传给他阅读。
《火炬》的另一位主笔夏光然不同意张锡锟的想法，认为黄学全思想并不成熟，与《火炬》成员之前并没有交集，又是突然被去掉脚镣放出来，其中原因未明，应对他有进一步了解，再传递《火炬》。
然而，张锡锟没有听从夏光然的意见。
为了便于《火炬》在传阅中出现变故和意外时迅速切断联系，以保护其他成员的安全，大家规定，《火炬》的传阅必须单线进行，接读《火炬》的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将《火炬》送回给他的人，而不得私自另传。
张锡锟郑重地将《火炬》交给了黄学全，并且约定第二天必须亲自交给他。
黄学全没有想到如此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火炬》。第二天早晨，他在厕所里阅读了这份地下刊物，心中犹豫起来。
黄学全并没有看出这份刊物有什么特殊价值，里面说的都是真话。同时，他想到张锡锟是自己情同手足的发小，他一向敬重张锡锟的人品才华，出卖这样一个人，从良心上实在过不去。
在他左右为难之时，刘资元走了进来，由于刘资元老谋深算，从不轻易抛头露面，黄学全并不了解他，此时束手无策，便向刘资元请教。
刘资元看到这份刊物，如获至宝，他本想立即交给狱头，但看到《火炬》上的文章，至少是四个人写的，但笔迹却只有张锡锟一个人的笔迹，而狱头的意图是要以张锡锟为缺口，破获整个《火炬》案，因此刘资元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刘资全将《火炬》还给黄学全，并叮嘱他务必按照张锡锟规定的时间将《火炬》归还。同时，他将此事报告给狱头。
狱头极为赞赏刘资全的处理方法，他召集刘资全、王世春、陈贤士、黄学全一起碰头，盛赞刘资全和黄学全，并交待他们：除了《火炬》的撰写人外，还要弄清传递者，千方百计抓一个“现场”，缴获全部证据。
四个“犹大”受命密切监视张锡锟，以发现并抓获《火炬》的其他传递者。
陈贤士身上穿着一个笔记本，成天盯着张锡锟，用心记下同他来往的所有人员，接触的时间和地点，并数次跟踪张锡锟进厕所，想现场抓证据，但都落了空。
张锡锟的铺位被秘密搜查了多次，但都一无所获。
1974年11月8日，是个星期天，天气严寒，囚犯们都蜷缩在自己的铺位上，或缝补棉衣，或读书报，上午九点左右，严管队另一个小组的囚犯周志走过张锡锟的房间，向张锡锟使了一个眼色，便向厕所走去。过了一会，张锡锟起身出门，走向厕所。这一切都被密切监视张锡锟的陈贤士看在眼里，陈贤士迅速向黄学全发出暗号，黄学全跟踪而去，陈贤士自己则迅速跑到队部汇报。
囚室内另一位犯人，张锡锟的好友蔡先禄发现情况不妙，立即怪声怪气高呼“报告”向张锡锟发出警告。
这一天，周志看完《火炬》，按张锡锟的约定，到厕所将《火炬》返还张锡锟。交接完毕，张锡锟正将《火炬》往棉衣里塞，黄学全已走进厕所，见到黄学全，张锡锟一阵迟疑，直到听见蔡先禄的喊叫，方觉情况不好。
周志在厕所转角探头向外望，看见狱头正急匆匆向厕所赶来，他失声叫道“不好！”便立即转身同张锡锟一道，拼命将《火炬》撕成碎片，并往嘴里塞。
此时，狱头已飞步跨入厕所，黄学全也站了起来，阻止正在吞嚼《火炬》碎片的张锡锟，狱头和一同赶来的陈贤士也狂喊着向张锡锟和周志扑去，几个人扭打在一起。
此时，岗哨上的警铃大作，几名持枪士兵赶到，封锁了厕所。几分钟后，周志和张锡锟被押了出去。
狱头蹲在厕所里，将从张锡锟和周志手中抢下的《火炬》碎片和掉进茅坑里的碎片夹起来，拼凑在一起，并从不同角度拍下照片。
“严管队”被立即戒严，数十名管教人员和狱警对监舍进行了挖地三尺般的大搜查。搜查完毕，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囚犯们被赶回监舍，大搜查没有搜出任何证据。张锡锟则被关进小号，从此再也没有出来。
张锡锟从此和严管队的政治犯断绝了一切联系，西昌地区法院和四川省高级法院组织了项目组，专门审理《火炬》案。然而，因为他们拿到的仅仅是张锡锟和周志传递的一份《火炬》，以及陈贤士、刘资元、黄学全等所提供的似是而非的证词，显然证据不足。
因此，法院要定罪的证据，必须依靠张锡锟和《火炬》相关人员的口供。为此，多名被怀疑与《火炬》有关的囚犯都遭到了审讯，专案组试图以恐吓和讹诈套出他们的口供。而被审讯的囚犯已是身经百战，他们与审讯者斗智斗勇，最终让他们一无所获。
孔令平说：处境最危险的是张锡锟，他的口供决定了他的生死，也决定着其他《火炬》成员的生死。
不久，从看守们口中传来有关张锡锟的审讯经过：
预审员：现在，再一次向你交待政策，从你手中现场拿获的《火炬》是你的手抄本，从你们所出的刊物证明你们有相当的组织能力。这个刊物所刊登的文章，文风和内容绝不是一个人所写，而是由几个人写的，你也知道在狱中组织反革命宣传难逃一死，但是我们仍抱着治病救人的改造目的。如果你能在事实面前很快交待出你们的同伙，我们仍可按照“坦白从宽，将功补罪”的政策，减轻你的责任，甚至可以免除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请你仔细地想一想。
张锡锟：我已经反复跟你们讲清楚了，你们搜去的《火炬》属于我个人的行为，我想你们的技术鉴定也会得出这个结论的。你们已经把“严管队”翻了个底朝天了，难道还不相信搜查的结果吗？所以，你们不要节外生枝了!至于你说我不甘心灭亡也好，蠢蠢欲动也罢，这样的话我都听你们说了好多年了，你们说我们是“反动阶级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我只是一个学生，一个处在时代灾难中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被你们污蔑的被消灭的剥削阶级。当然权力掌握在你们手中，今天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对我可打可杀，但是你们怎能杀掉你们自己造就的，反对你们的老百姓？至于你们说我组织反革命集团，那也是你们的主观认定，要我招供出你们想象中的反革命组织，那是你们的一厢情愿。我劝你们不要枉费心机，我是不会在你们认定的供词上画押的。
预审员所提出的种种问题，都被张锡锟严辞反驳。在张锡锟面前，他们反而成为受审者。
关于《火炬》案的审讯，一直持续了八个多月，由于没有获得任何口供，除了张锡锟和周志，其他被怀疑者都先后从小号中放出来。
张锡锟以他伟大的人格，征服了一直看守他的人们。这些人传递着张锡锟与审讯者的英勇对峙，个个为他翘起大拇指。《火炬》没有能再办下去，但是这黑暗之中举起的火炬，却照亮了很多人的心灵。
1975年8月，由西昌法院签署的对张锡锟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中，判处张锡锟死刑，立即执行，同案犯周志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行刑前，《火炬》专案组组长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提审。组长说：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即将对你做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处理，但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我们仍从挽救你的立场出发，希望你能彻底交待出你们的组织和同伙，这对你来说，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能交待出其他成员，我们仍可根据党的立功受奖的原则，对你重新量刑处理。现在请你回答，你是否愿意考虑交待？
张锡锟坦然回答：要讲我的同伙，所有反对你们的人都是我的同伙。至于谈赦免，你们还没有这个权力。我很乐意无愧地死去。我是正义的。我坚信人民会纪念我的。我不但可以告慰我自己，还可以告慰六亿同胞。不管今天你们接不接受我的观点，但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我现在所讲的话都是正确的。
这掷地有声的回答，是张锡锟牺牲前的最后宣言。
1975年8月26日，张锡锟在盐源劳改农场被执行死刑。据目击者说，张锡锟被押上刑场后挺立不跪，执行的士兵行至其身后，正欲一脚将他放倒，不料被五花大绑的张锡锟抢先一脚朝后蹬来，踢中了行刑者的下身，顿时引起一场混乱，行刑者在慌乱中开枪击毙了张锡锟。狱方将张锡锟的遗体予以示众，众人所看到的是倒在血泊中的张锡锟，直挺挺地躺在高原的大地上，至死都没有屈膝。
张锡锟的从容赴死使狱中所有有良知的人深受震撼。而四个出卖张锡锟的“犹大“则遭到众人的唾弃。
难友们记录了四个“犹大“所遭受的上苍惩罚。
在《火炬》案中最卖力的陈贤士，被减刑分配到农场机修组，1975年9月底，陈贤士跟着开拖拉机的师傅去麦地翻耕。拖拉机在行驶中碰到一个路面障碍发生大幅颠动，陈贤士在颠动中被甩了出去，又被带着惯性的拖拉机从身上碾过，不治身亡。此时距张锡锟就义还不足两个月。人们都说陈贤士做了天理不容的坏事，速招报应。
四个“犹大“中的刘资元，曾经最接近《火炬》，受到张锡锟的信任。但他为了自保，出卖了张锡锟。张锡锟牺牲后，刘资元没有被减刑。他的卖友求荣，受到周围人的鄙夷和唾弃。他原有的头痛病越来越加剧，有时从梦中痛醒，连呼“张锡锟”，他说：梦见张锡锟一脸是血，就站在他的窗下。
日趋加重的头痛病终于使他卧床不起，他被送进了农场医院，住院后病情日益恶化，常常通宵达旦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有人说：这是张锡锟的幽灵来找他了。
1976年春节，初五早上，医院的炊事员早早起床，因没有听到刘资元的叫喊感到奇怪。炊事员去井边挑水，水桶放下去后却不见下沉，他用力按水桶时，发现井里有一个人头，他大惊，连忙跑回医院叫人，人们七手八脚将尸体抬了上来，发现是已经难以辨认面目的刘资元。一个罪恶的灵魂，就这样丢下了丑陋的躯壳，下地狱去了。
张锡锟的发小黄学全，因出卖张锡锟有立功表现，农场准备考虑他的减刑。黄学全的母亲闻知，欣喜若狂，她向所有亲戚借债，买了各种点心、炒面、猪油，每月寄给黄学全，黄学全接到食物，暴饮暴食，毫无节制。没过多久，他开始肠胃不适，腹痛一天天加剧。
因为他对张锡锟的不义，人们不仅不同情他，反而冷嘲热讽，催促他出工。结果，黄学全在工地上开始吐血。被送到医院检查后，他被确诊为晚期胃癌。医生预计他最多只能活一个月，于是人道地向他母亲发出病危通知书。
黄母千里迢迢赶到医院，她从狱友那里知道了张锡锟的遇难和儿子的不义。第二天，她赶到盐源县城，买了一大捆香烛纸钱，找了一个人领路，来到埋葬张锡锟的坟前，默默摆开香烛，又摆上几盘食物祭品，在坟前叩头，请张锡锟原谅她那不忠不孝的独生子。她对着苍天悲号：锡锟呐，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死的冤呐！我对不起你啊！我儿对不起你啊！你看在我这个孤老婆子的面上，饶了他吧！
然而，不管黄母怎么哀求，也已无济于事。一个星期后，黄学全在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
张锡锟牺牲后仅一年，出卖他的三个“犹大”就带着罪恶相继死去。这种惩罚难道是天意吗？
三位北大右派学生在不同的年代死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之下。他们的死，都被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痕迹。
黄中奇之死，是在反右运动中，无疑是政治运动的恶果。明明是一个右派学生，因绝望求死而对同学造成了轻微伤害，却被“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定为“反革命杀人犯”，但在那个法律程序还相对正常运作的年代，黄中奇被正式开庭审判，享受了上诉和最后申诉的权利，尽管没有改变他的冤死结局，但毕竟走了法律程序。黄中奇被执行死刑前，被允许与妻子见了最后一面，他还给父亲写了一份遗嘱：你养我这么大，对不起你，人总是要死的，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我要死了，你们要好好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黄中奇之死，同学们普遍感到震惊，即使是被他划伤的张伯源，应该也没有想到他会被判死刑。笔者采访的两位黄中奇同学回忆：他们曾见到去参加黄中奇公审大会的同学，感受到同学对黄中奇深深的同情和哀伤。同学严梅福回忆：我们班王玉兰（她后来在南开，已经去世了）参加了黄中奇的公审会，宣判后，法官要他最后留言，他声称这是冤案，法官不准他讲了，命令押下去，他一路喊着冤枉！王玉兰回来说到这个就哭了，我是强忍着眼泪听王玉兰转告的。同学张鹤鸣回忆：我们班唯一的党员陈麦生是福建福州人，非常厚道，他去参加黄中奇的公审大会了，回来后情绪很不好，唉声叹气地说：（黄）不就是骂了人吗？这也是罪？陈麦生后来因为对大跃进有看法，被撤职开除遣返回家了。一辈子坎坷，没结婚，前些年走了。
黄中奇对他的判刑感到极大的冤屈，故此两次上诉，未能改变结果。他是带着莫大的委屈和怅恨离世的，他的确曾经求死，但他绝不愿意带着一个“反革命杀人犯”的罪名去死，他从未想要杀人，也未曾误伤过重，他死得不甘，只能向自己的亲人最后陈述自己的冤屈，并要家人“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冤屈的另一种辩白。
林昭遇害正值文革高潮时期，红色恐怖甚嚣尘上，公检法被砸烂，法制被摧毁殆尽。林昭在1965年5月文革前的判刑就已经被剥夺上诉权利，无处伸冤的林昭只能向联合国上诉。1966年文革中，林昭的加刑因公安局领导受迫害入狱而搁置，1967年的死刑判决又因莫名的原因而拖延，1968年的死刑判决从签字到执行只有十几天时间，判决书不是由法院而是由军管会发布。判决没有通知家属，枪决后去向家属收取五分钱子弹费的行为堪称灭绝人性，骇人听闻。
在如此恐怖的气氛里，与被害者相关的亲属、同学绝不敢像50年代那样，对死者表现出任何同情和哀痛，反而被逼表态，认同死者罪有应得。
张锡锟被害于文革末期，仍然处于法制被践踏，人治大于法治的局面，但此时，法院已经恢复。张锡锟案由西昌法院和四川高级法院共同成立的专案组审办。张锡锟以非凡的勇气和担当，独自承担了《星火》案的所有责任，保护了所有同伴免于灾难，孤身从容就义。而在此时，人们已经开始看清了被颠倒的黑白是非，人心向背已经开始昭然显现，狱中的难友们公开对张锡锟表示了敬意和同情，对出卖他的“犹大”表示出鄙夷不屑，几个“犹大”在张锡锟牺牲后接连死于非命或不治之症，可以说是由于善恶轮回，亦可说是死于千夫所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苍天饶过谁！
然而，九泉之下的张锡锟终究难以瞑目。大义凛然的张锡锟不会纠结于出卖他的人是否得到了报应，他所献身追求的，是一个民主法制健全公正的社会。而这个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1978年，55号文件发出后，右派改正工作启动。北京大学也着手复查张锡锟案，根据北大右派改正的情况和张锡锟在北大反右中的表现，他的右派问题改正应是没有障碍的，因为很多比他问题大得多的右派都获得了改正。问题在于他在盐源劳改农场中的“反革命集团”案。
由于张锡锟的妻子段瑜瑛在他入狱后为生活所迫携女儿改嫁，女儿改随继父姓，因此段瑜瑛不再与张锡锟有亲属关系。张锡锟的妹妹，也是北大学生右派杨路的妻子张锡铮成为学校能联系到的张锡锟唯一直系亲属。杨路回忆：北大校方落实政策办公室曾找到张锡铮，告知校方曾联系盐源劳改农场和西昌法院，沟通张锡锟案平反事宜，然而，法院和农场认定张锡锟犯有策划越狱罪，坚持不予平反，因此，张锡锟案至今没有获得平反昭雪。
路漫漫其修远兮，五十年代的黄中奇成为法律服从政治，轻微伤无罪而被错判为死刑罪的牺牲品，六十年代的林昭被取代法院的军管会判死刑，并收取骇人听闻的子弹费。七十年代的张锡锟在黎明到来前从容赴死，舍生取义。黄中奇和林昭都已获得平凡昭雪，而张锡锟的冤案却至今无人过问，法制之路何等漫长艰辛！
林昭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的最后留言是：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张锡锟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是：我是正义的。我坚信人民会纪念我的。我不但可以告慰我自己，还可以告慰六亿同胞。不管今天你们接不接受我的观点，但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我现在所讲的话都是正确的。
勇士不死！林昭和张锡锟的英魂将永远呼唤着国家民主与法制的进程！
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她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1966年冒充未婚夫探访过林昭的那位早就说过林昭有精神病。老有人借林昭来说事，其实也是吃人血馒头。
这里讨论一下第一起案件，他说他无心伤人，只是不小心刺伤了对方鼻子边上，被刺人回忆自己被刺到眼睛之间的鼻子边上，流了很多血。想象一下那是什么位置，不小心眼睛就会瞎的。他喊打倒共产党也是事实，砸伤看守所狱警也是事实，判死刑重了点，但是在反右最高潮时期出这样的事，肯定要杀一儆百。
政治都是肮脏的，无论共产党先烈还是被杀的右派，自己走这条路就应该想到可能的命运。
共产党杀人也不是光有言论就杀的，一般涉及到秘密组织就触及底线，张锡锟这个按当时的法律组织越狱，组织编写地下刊物，判死刑绝对不算过分。
黄是个人行为，判得重了，主要是时间/地点，发生在北大反右最高潮以及看守所。
能一样吗？看历史当然要从时代的角度看。离开了时代背景，很多东西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
会不会有学弟学妹为林昭和张锡锟在北大立像。
这些右派很多原是属于共产党圈的人（共青团），他们和国民党既无联系、也毫无关系，也无任翻共产党统治的武装。这是一回事吗？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他们从未拥有过一把枪，今后也不打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