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被逐出欧洲家园犹太人的无奈归宿（五） - 2025年8月4日文学峸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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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千百年来长期被主流社会歧视，压迫在社会最底层，除了少数犹太商人、银行家经商致富外，绝大部分生活贫困，经济、社会地位低下，因而十分渴望经济、社会平等。十九世纪崛起的以德国籍犹太裔学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理论为基础共产主义运动，主张贫穷阶层以暴力反抗不合理政治秩序，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之类的共产主义政党，形成了各国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强力国际政治组织——共产国际（第一、二、三、四国际），其著名领袖多为犹太人，如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托洛茨基，成员很多为犹太人组织，如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美国联合希伯来工会、俄罗斯锡安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党、巴勒斯坦犹太社会民主工党。

　　　　卡尔·马克思

　　新兴工人运动对低层犹太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积极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犹太人，二十世纪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很多成了欧洲共产党的骨干。而欧美随着大工业崛起的工会，基本上都是左派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不断组织大规模的罢工，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同军警街头暴力冲突频仍，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形成了很大威胁。

　　在美国，言语不通的初到东欧犹太人移民，正是绝好的廉价劳动力，秉承美国老移民使劲剥削新移民的传统，老移民德国犹太人垄断的缝衣业，充满了东欧犹太人移民劳工苦力，逐渐形成庞大的工人阶级，建立代表自身利益的强大工会。

　　１９１８年在母系具有犹太血统的列宁领导下，沙俄政权被推翻，十月革命建立的世界上第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据说列宁曾说过：“每一个千锤百炼的布尔什维克，都有犹太血统。”在苏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中，著名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卡冈诺维奇等，都是犹太人。首届苏维埃政府２４名人民委员（部长）中 ,有１６名是犹太人。犹太人当时在俄罗斯中的人口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却占到了中央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二。当时的苏联秘密警察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犹太人，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迫害犹太人问题委员会”。军队的高层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誉为“红军之父” 的总司令托洛茨基领导下，也基本为犹太人所掌握。

　　由于犹太人在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苏联身居要职的事实，再加上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列宁有犹太血统，“犹太－布尔什维克”理论大流行，认定苏维埃政府就是犹太政府。德国左派组织的许多领导人是犹太人，犹太领袖在１９１９年的斯巴达克同盟起义的暴力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至此，犹太人不仅已有宗教上反基督教、经济上犹太资本控制世界的原罪，又新添政治上推行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原罪。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人道灾难，无论战胜的协约国还是战败的同盟国，经济都遭受惨重摧毁，政局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西方政客的舆论导向下，民众把战争罪责指向大发国难财的国际犹太金融集团，世界性反犹运动浪潮愈发高涨。此时出笼的《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或译《犹太贤者议定书》），更是火上浇油。

　　该《纪要》声称，所记载的内容出自１９世纪末世界犹太人领袖团体——“锡安长老会”。所有“决议文”均以“长老”们教导其追随者的语气写成，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如要破坏非犹太（外邦人）民族的道德体系，利用犹太银行家在金融界的影响力操纵世界经济、操纵传媒，消灭基督教文明，最终目的是统治全球。

　　这本书引起美国创立福特汽车公司、世界上第一位引入装配线的汽车大王、现代工业之父亨利·福特（Henry Ford）强烈关注，将之在他拥有的《德宝独立报》（The Dearborn Independent）发表并出版成册。

　　后来他又把自己在该报发表的数篇反犹太人的文章，２０年代初综合编辑成一部题为《国际犹太人，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的四卷著作出版。

　　反犹太主义日益国际化、政治化、国家化。

　　从十九世纪的英国开始，到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巴尔干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欧洲各国在宪法中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消了对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居住或职业活动的所有限制。与此同时，欧洲社会经历了迅猛的经济变革和社会混乱。犹太人的解放使他们能够与非犹太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但也使他们面临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反犹太主义。它是世俗的、社会性的，并受到经济考虑的影响，尽管它经常强化传统的宗教刻板印象并被传统的宗教刻板印象所强化。（据维基百科等资料，下同）

　　犹太人的解放使他们能够拥有土地，进入公务员队伍并在国家武装部队中担任军官。它给非犹太人的主流社会——特别是那些感到被抛在后面，因变革而受到创伤或无法按照自己的期望实现职业满足感和经济安全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犹太人正在取代传统上为基督徒保留的职业中的非犹太人，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末面向未来的职业中所占比例过高：金融、银行、贸易、工业、医学、法律、新闻、艺术、音乐、文学和戏剧。

　　对政治活动的限制的崩溃以及基于公民身份而不是宗教的选举权的扩大，鼓励犹太人更多地参与政治。尽管犹太人在各个政治领域都很活跃，但由于机会的增加，犹太人在自由派、激进派和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政党中最为引人注目。

　　义务教育的引入和普选权的扩大，催生了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发展，并允许现有政党利用反犹太主义言论来获取选票。

　　随着宗教信仰被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情绪纳入欧洲政治文化，一系列新的刻板印象助长了反犹太主义政治，这些刻板印象强化了旧的偏见，并被旧的偏见所强化：

　　享受着公民身份的好处的犹太人却暗地里不忠——他们的“皈依”只是为了物质利益。

　　犹太人在传统的高尚职业和活动（如土地所有权、军官队伍、公务员、教师职业、大学等）中取代了非犹太人，同时他们集团性地阻止非犹太人进入他们控制的职业——代表国家未来的繁荣（例如工业、贸易、金融、娱乐业）。

　　犹太人利用他们对媒体的过度控制来误导国家关于其真正利益和福利的信息。

　　犹太人领导了社会民主党和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以摧毁中产阶级的民族、宗教和私有财产价值观。

　　１９２５年希特勒出版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在当时的德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并成为日后德国纳粹党的思想纲领。

　　希特勒在书中宣称雅利安人种是文化创造者，犹太人则是文化破坏者。他以阴谋论的观点来看待犹太人，宣称犹太人其实是为布尔什维克和美国的资本市场服务，其目的是要侵占德国，最终统治全世界。希特勒将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视为“国际犹太人”破坏雅利安人“种族纯洁”与生存的一种手段，称共产主义是犹太人的学说，并将之称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德文Jüdischer Bolschewismus，英文Jewish Bolshevism）。他预示了自己的打算：将犹太人从德国政治、学术、文化等领域驱逐出去。希特勒声称纳粹党的使命是摧毁“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断言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背后资助者也都是犹太教，认为犹太人在幕后策划了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同时认定犹太人是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资助者。

　　　　纳粹德国一张波兰语的反苏宣传海报，“去死吧！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瘟疫式的大清洗！”

　　自希特勒第三帝国诞生之日起，纳粹领袖们就鼓吹创立一种“民族共同体”制度，后来纳粹政权将国民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属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另一类是“社会异类”（Gemeinschaftsfremde），他们不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纳粹将打压对象分为三类：一种是“种族”敌人，如犹太人、吉卜赛人，他们因为“血统”的关系被视为敌人；政治上的异议分子，如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者，他们被视为叛逆的“民族同志”；道德堕落分子，如同性恋、懒汉、惯犯等，也被列为叛逆的“民族同志”当中。后两部分人被送进集中营进行“再教育”，以将其最终转化为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有许多道德堕落分子被视为“基因低级”而不得不接受绝育。根据定义来讲，“种族”敌人如犹太人永不可归入民族共同体当中；他们必须完全从社会中清除出去。

　　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犹太人在法律、经济、社会权益上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１９３３年，一系列包涵雅利安人字眼的法案被通过，将犹太人从关键职位上排除出去：如第三帝国的第一道反犹主义法案——《专业行政工作恢复法案》、《医师法》，《农业法》等，禁止犹太人从事专业人士医生、律师，拥有农庄和工作。《遗传疾病后裔防治法》则强迫对“劣种人” 犹太人、吉卜赛人进行生理绝育，这种优生政策催生了两百多个“遗传健康法庭”，有超过四十万人被迫绝育。

　　１９３５年，希特勒颁布了《纽伦堡法案》，其中的《德国血统和荣誉保护法》（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即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结婚或发生性行为，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和国民基本权利。至此，德国可以从法理上全面迫害、驱除、屠杀犹太人，再好法律素养的犹太律师顿无用武之地，被彻底釜底抽薪。

　　　　纳粹德国颁布的《纽伦堡法案》中《德国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德国血统和荣誉保护法》

　　１９３５年《纽伦堡法案》的伪科学理论示意图。德国种族划分从左向右依次为：德意志血统人，二级混血儿（四分之一犹太），一级混血儿（二分之一犹太），和犹太人（四分之三及纯种犹太）。图例中也对一级混血儿的根据出生时间进行了定义。另外，可以看到一级混血儿若想与二级混血儿或德意志人结婚需要许可证，而犹太人被禁止与二级混血儿或德意志人结婚。

　　　　纳粹德国排犹宣传品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７日“水晶之夜”，纳粹政府鼓动民众砸烂所有犹太人商店橱窗玻璃，袭击犹太人，洗劫其财产，焚毁所有犹太教堂。随即三万名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关押数周后被释放，前提是答应在近期离开德国，将财产上交纳粹党。犹太人被集体要求赔偿迫害所造成的财物损失，价值将近几十万德国马克，并要缴纳超过十亿马克的“赎罪税”，必须离开德国，迫使在德国的犹太公共生活不复存在。

　　当时德国人口约为六千七百万，几乎所有德国人都是基督徒，他们要么信奉罗马天主教（约两千多万信徒），要么信奉新教（约四千多万信徒）；犹太人五十余万，犹太社区不到全国总人口的０．７５％。在纳粹统治的头六年，其中约三十万人移居国外，约２１．４万人在二战前夕被留下。其中，１６至１８万人在大屠杀中丧生，１９４５年纳粹德国灭亡后，仅剩下约两万名犹太人，德国被宣布为“judenrein”（无犹太人区）。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洲新大陆美国，最早一批大规模德裔移民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抵达今天的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一带。这些德国移民美国，或为了追求宗教或政治自由，或为了寻找比欧洲更好的就业机会，或只是想在新大陆上开始新生活。在十九世纪时持续有大批的德国移民涌入美国，并在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００年间达到高潮，成为人数最多的移民族群，超过了爱尔兰和英格兰，共有大约８００万来到美国，使德裔美国人（German American）成了美国人数最多的一个移民族群。

　　与犹太裔美国人集中生活在城市不同，德裔美国人中大约有一半去了城市，而另外一半则去了美国中西部的乡村。到二十世纪中期，由于比其他族群更乐于留在农场，德裔美国人在号称美国粮仓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

　　１９２９至此１９３３年美国出现了经济大危机，进入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引发全球经济大衰退，百业萧条，美国失业率飙高达２５％以上，民生凋零，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酝酿的美国反犹太主义运动达到高潮，狂飙席卷全国。

　　美国最有影响的企业家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是一位反对世界大战的和平主义者。１９１５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福特指责犹太人为了大赚金钱，不惜挑起战争，说“我知道谁引发了战争：德国犹太银行家。”他认为犹太人应对发动战争以从中获利的行径负责：“国际金融家是所有战争的幕后黑手。他们就是所谓的国际犹太人：德国犹太人、法国犹太人、英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我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之外，在所有这些国家，犹太金融家都是至高无上的……在这里，犹太人是一个威胁。”福特认为犹太人应对资本主义负责，而作为金融家，他们没有为社会贡献任何有价值的东西。１９２５年，福特说“我最反对的是国际犹太人金钱权力在每次战争中都会遇到。这就是我所反对的——一种没有国家、可以命令各国年轻人去处死的权力”。

　　福特被美国最著名的《时代周刊》评选为１９３５风云人物。

　　福特对犹太人阴谋论的攻击，与纳粹德国的排犹宣传相得益彰，对美国民众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１９３８年７月３０日，亨利·福特 (Henry Ford) ７５岁生日当天，被纳粹德国授予德国鹰大十字勋章

　　　　纳粹德国官员特别为福特举行授勋仪式

　　三十年代的美国反犹太主义，在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基督教牧师、杰拉尔德·L·K·史密斯(Gerald L.K. Smith)和名作家报人威廉·达德利·佩利（William Dudley Pelley）的强力领导下，声势浩大。

　　考夫林的每周广播节目有高达１２００万听众，其报纸《社会正义》的发行量高达８０万份，唯一大主题就是鼓吹反犹太主义，将大萧条归咎于犹太银行家的国际阴谋，并声称犹太银行家是俄罗斯革命的幕后黑手，和纳粹德国的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一样，声称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犹太人的阴谋。考夫林广泛传播了犹太人正在为摧毁或取代美国白人基督教徒工作的恐惧，要求将美国犹太人排除在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之外。

　　著名航空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和许多美国名人领导的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对美国公众非常有影响力。林德伯格声称，罗斯福政府、英国人和犹太人这三个团体一直在迫使美国走向战争，并抱怨他所坚称的犹太人“对我们的电影、媒体、广播和政府拥有巨大的所有权和影响力。”

　　德国裔移民组织的团体德美同盟（German American Bund），与纳粹德国遥相呼应，在美国各地建立纳粹组织，拥有２５０００名缴纳会费的会员，其中包括约８０００名身穿制服的冲锋队。他们身着德国纳粹党卫军制服，行纳粹举臂礼，举着带有纳粹党徽的旗帜，旁边还有美国国旗，不时列队游行示威，耀武扬威横行美国闹市大街小巷、集会场所。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美国纳粹冲锋队士兵们在南加州大学营地纳粹举臂礼

　　　　美国纳粹集会

　　１９３８年９月３日，德美同盟不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时刻美国国内与国际舆论压力，再次选举库恩弗里茨·朱利叶斯·库恩 (Fritz Julius Kuhn)为领导人。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０日，库恩在纽约市著名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举行了德美同盟历史上规模最大、宣传最广的集会。两万德美同盟会员出席，如醉如痴地聆听库恩纳粹德国希特勒式演讲。库恩大肆嘲笑美国现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给他起了一个犹太名字“弗兰克·D·罗森菲尔德”，称他的新政为“犹太政”，并谴责他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犹太裔美国领导地位。库恩还表示：“德美同盟正在与爱国的美国人并肩作战，以保护美国免受一个不是美国种族、甚至不是白人种族的种族侵害”，“犹太人控制着一切，白人被驱离其工作”，“犹太人是美国的敌人”。“所有犹太人都是共产党员”，“基督不是犹太人”。德美同盟的冲锋队与数千名愤怒犹太人在体育馆外的纽约街头爆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库恩演讲期间，一名犹太抗议者伊萨多·格林鲍姆冲上讲台，被德美同盟冲锋队殴打并剥光衣服扔到大街上。

　　　　弗里茨·库恩（戴眼镜者）率领美国纳粹游行

　　据反诽谤联盟（ADL）对二战前后美国社会趋势的研究，“犹太人在商界拥有太多权力”、“犹太人更愿意使用不正当手段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犹太人总是喜欢处于领先地位”、“犹太人对美国电影和新闻媒体影响力过大”等反犹太主义说法，将美国社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膨胀成一种关于权力（政治、经济、媒体等）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理论，将社会弊病的责任从实际当局和领导人身上转移到少数犹太社区身上。

　　在西方和美国主流社会反犹太主义运动的影响下，１９３８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大约６０％的受访者对犹太人的评价很低，给他们贴上“贪婪”、“不诚实”和“咄咄逼人”的标签。４１％的受访者同意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拥有太多权力”。到１９４５年这个数字上升到５８％。多项调查发现，与任何其他民族、宗教或种族群体相比，犹太人被视为对美国福祉的更大威胁。盖洛普民意调查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５日（“水晶之夜”两周后）询问美国人：“我们是否应该允许更多来自德国的犹太流亡者来到美国生活？”７２％的人回答：“不！”

　　美国的主要行业和职业，如商业银行、汽车制造、航运和运输、农业以及采矿业等行业，均积极歧视犹太人。一些专业行业，如法律和医学，尤其受到反犹太研究生院入学限制的影响，迫使有抱负的犹太专业人士寻找其他领域，甚至改名以掩盖其犹太身份。据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学会 (SHRM) 称，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有时会要求应聘者为“非犹太人”或“优先考虑非犹太人”。除了就业之外，犹太人在获得住房、度假村和社交俱乐部方面也面临歧视。

　　由于这些障碍，许多犹太移民最初在犹太工人高度集中的行业找到工作，例如服装业。其他人则转向创业，成为小贩或小企业主。

　　美国高等教育、学术机构，更是公然排斥犹太人，反犹太主义大行其道。

　　二十世纪初，美国精英大学的管理者试图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即校园里犹太人数量过多。犹太移民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刻苦努力，凭聪明才智考上精英大学，是迅速改变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唯一途径。美国精英大学所采取的成绩和考试分数的择优录取体系，使美国传统新教精英为主的学生群体，在用功聪慧的犹太学生竞争下，不得不在考试分数上一决高低，落第纷纷，犹太学生录取率节节攀升。

　　美国精英大学的管理者于是限制犹太人入学，制定了现代招生程序，以限制犹太裔学生的录取人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申请流程中的每个主要环节，包括地域多样性、校友子女偏好、面试和新生班级上限，都是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并减少犹太学生的数量。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精英大学是首批限制犹太人入学的大学。紧随精英大学之后，数百所美国大学也限制犹太人入学，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在犹太人的资金、法律、舆论、人力的全面支持下，蓬勃兴起，终于通过美国《１９６４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宣布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来源国而有的歧视性行为为非法，禁止公民在学校、工作场所和公共空间中的种族歧视。

　　限制犹太人入学的努力始于纽约市，２０世纪初，纽约市的犹太人口占总人口的３０％，到１９２０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人入学率已达到４０％。当时，由于大多数犹太学生经济拮据，需要打夜班来支付学费并住在家里，哥伦比亚大学规定学生必须住在校内宿舍，并限制奖学金机会。此外，哥伦比亚大学将面试作为招生过程的一部分，即使申请人的名字没有明确表明，大学代表也可以辨别口音或其他犹太血统的指标。该计划实施后，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学生人数在两年内下降了５０％。

　　２０世纪初，哈佛大学的犹太学生人数显著增加，到１９２２年，犹太学生人数已达到学生总数的２２％。这一增长归因于东欧犹太移民的涌入，以及他们那些志向远大、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

　　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强烈主张，维持以“美国老派”（old American stock）新教精英为主的学生群体，他十分担忧犹太学生人数的增加。他认为，犹太学生比例的上升加剧了其他学生的反犹情绪，１９２２年正式提议将犹太学生的录取比例限制在１５％，规定转变录取标准：哈佛大学从基于成绩和考试分数的择优录取体系（merit-based admissions system），转变为更主观的“整体”录取体系，强调“品格和适应性”（"character and fitness"），这包括要求申请人披露其种族、宗教信仰和任何姓名变更，并要求提供照片和推荐信，进而引入传承录取（Legacy Admission）制度，给予校友子女优先待遇，照顾白人新教徒（white Protestant）申请者，进一步导致犹太学生入学率下降到１０－１５％，并维持了数十年。

　　在此期间，类似的歧视做法蔓延到了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等常春藤盟校与斯坦福大学等所有美国精英大学。明确的犹太人配额，最终随着《１９６４年民权法案》的公布，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逐步取消。

　　　　２０２５年８月１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自网络。参照相关论著、报道、维基百科、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等资料。博文非论文，篇幅限制，不一一注出。）

　　　　长文分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