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3日，我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指派，到“摘帽办”工作。
“摘帽办”是中央五部为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而成立的办事机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均派员参加。
从那时起，到1981年3月，我在“摘帽办”工作了3年。这期间，我起草或参与起草了几个中共中央文件、电报，其他工作还包括编发工作简报、处理来信、接待来访等。
来信来访集中在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摘帽办”共处理来信23000多件，接待来访13000多人次，还到各地调查和听取汇报，先后在15个省市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那时，我经常手忙脚乱，日夜加班，有时流着眼泪读完一封封申诉信，有时怀着同情接待来访右派。
我所在的“摘帽办”，是为贯彻“11号文件”而成立的。
1978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于时任中组部领导拒绝签名，只好由统战部、公安部两部联署，于4月4日上报中共中央。第二天，报告即获批准，这就是中发【1978】11号文件的来历。文件下发到中共县以上党委。
这个报告是在“两个凡是”的气氛下形成的，带着严重的历史伤痕。虽然提出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又重申了1962年的规定：“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有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完全没有右派言论和行动的人，才实事求是予以更正。”4月4日上报的报告中，还有一句“绝不允许右派分子翻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主持讨论时，删去了这句话。
197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联合成立了摘帽工作领导小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和民政部副部长李金德为小组成员，童小鹏牵头，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经常关心过问。
领导小组之下，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俗称“摘帽办”）。摘帽办设在中央统战部，由统战部四局局长郭彤任办公室主任，统战部工作人员刘小萍负责实际工作，五部各派1—2名工作人员参加，还从北京、河南、湖南等省市借调了几名干部。鼎盛时，摘帽办共有十几名工作人员。
6月14日至22日，五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贯彻“11号文件”的《实施方案》。
出席会议的，多是从“牛棚”和监狱中解放出来的“走资派”，对右派多有同情。但是，面对这个禁区，又矛盾重重，心事重重。与会者都认为，搞错的不是个别，而是一大片。但如何才能既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解决实际问题？其中有些人是当年的反右积极分子，此时既有内疚，又有担心。
因此，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意见。有人主张，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重新审议右派案件；有人主张，不能以现在的政策翻过去的案，应遵照中央以往的规定，只摘帽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会上争论激烈。
6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主持闭幕会议。他原是1961年成立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1962年因摘帽面过大，受到过中央批评。有了这一教训，他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劝告与会者，不要搞甄别平反。
凌云讲完后，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发言。他引述胡耀邦在中组部的讲话说：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也不能因为我们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多少，全错的就全部改正。他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后来听摘帽办里的中组部成员讲，胡耀邦说：“老杨头在烟台会议上放了一炮，放得好!”
烟台会议没有争出结果，《实施方案》带回北京，仍处于讨论中。
胡耀邦见此情况，提议再开一次有关部门领导人会议，重新审议右派问题。
1978年9月，会议在北京民族文化宫8楼举行。除摘帽领导小组成员杨士杰、廖井丹、童小鹏、凌云、李金德仍然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公安部长赵苍璧、民政部长程子华出席，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因公请假，由副部长杨士杰代表。
在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气氛下，几位重量级人物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他们都认为，对右派分子的摘帽问题，上下都没有阻力。但对平反问题，他们却疑虑不少，最担心的是：“如果50多万右派都改正了，全党会不会乱了套?”“全都改了，会不会否定反右斗争?”
上午休会后，杨士杰找来了一份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甄别平反情况的报告。下午的会议上，他拿出这份报告说，1962年为党员、干部695万人平反，取得了弄清是非、增强团结、促进生产的效果，如今解决50万人的问题，怎么会“乱套”呢？部长们都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发言支持胡耀邦、杨士杰的观点，都认为右派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
会议决定，立即以五部名义，补充修改《实施方案》，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一节，规定了“不应划为右派而划错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撤消开除团籍处分”等极为重要的内容。
9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55号文件，批转了《实施方案》。后人称之为“解放55万人的55号文件”。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致信胡耀邦，认为对右派分子，不应只是摘帽，而要甄别平反。后来，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一次统战系统大会上，他为1957年反右扩大化表示歉疚，向受了委屈的朋友深深一鞠躬。
一个被禁锢了20多年的铁案一旦打开，在起初的几个月里，并未如想象中那样热闹非凡。党内抵触情绪不时流露，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则徘徊观望，虽喜犹惧，踟蹰不前。有人认为改正右派搞过头了，政策太“右”了，甚至有人指责摘帽办吃共产党的饭，为国民党办事。
11月，人民日报社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讨论时，有的部长提出，文章的重点要放在摘帽上，要在安定团结上下工夫，不要过多地讲改正这类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但《人民日报》仍然坚持了原来的论述。
直到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局势才起了变化。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将人们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公安部机关率先全部改正了63名右派分子。这一消息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出，震动全国。随后，中央党校和最高法院等单位的右派也全部获得改正，消息见诸报端。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称：“凡确实被错划了的，则是改正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由此，复查改正工作全面展开。
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改正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领导出席。中组部部长宋任穷（胡耀邦已调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发表讲话。
刘澜涛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地改正错划右派，处理好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有利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有利于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宋任穷和刘澜涛的讲话中，都反复声明：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
公安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河南永城等单位先后介绍了改正右派的工作经验，会议开得很有成效。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召开了类似会议。
由此，右派改正工作进展加快。到1979年5月，全国改正了49万余人，有21万人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但1979年的政治气候，尚是乍暖还寒。
6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43号文件，规定错划右派改正后，“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这与“55号文件”发生了冲突，使应该落实政策的20余万人的问题不能解决。许多地方的右派改正工作又陷于停顿，有些地方的摘帽办甚至要“关门打烊”。
童小鹏对此非常着急，也很生气，指名道姓地批评相关领导。在童小鹏等人的指示、支持下，摘帽办向中央整理报送了各地对“43号文件”的强烈反映。同时，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发[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实际上否定了“4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这一报告以中发 [1979]65号文件之名下发全国，使这项工作又走上正轨。
1979年，我出差安徽无为，为改正右派问题召开座谈会。几十个获得改正的人，痛诉划为右派的冤屈和改正后的喜悦，会上哭声、笑声汇成一片，人人情绪激动。会上，县委统战部部长说：反右时，我是副县长，对各位的情况都很了解，很同情，但不敢说话，对不起大家，说着站了起来，深深鞠了一躬。
晚上，我正整理材料时，忽然闯进来一个人，倒地便拜，口呼“中央来的青天大老爷”，吓了我一大跳。忙扶起来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四十来岁男子。他说，县里的右派几乎都改了，就他没有改。他因为批评了县委领导，成了“反党”的铁案。第二天，我向县委反映了他的情况，后来他也获得了改正。
到1980年底，全国改正了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尚有1万余人在复查中。随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得到了改正。
现在都说右派分子是55万，其实这是概数。
关于右派的总数，反右结束时说是全国划定了右派30万，1958年12月统计时为430305人，1961年说是45万，到1978年4月“11号文件”下达时，仍说是45万。
1981年6月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记载，全国右派人数为553434人，占当时全国干部总数的5.7%。
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安排工作，需要申领“劳动指标”（户口、粮油等关系）。各地各部门向摘帽办报送数字，由我们核实汇总后向国家计委报送。
上世纪80年代初，胡乔木为了写一篇文章，打电话问我：到底划了多少右派？我如实报告，右派分子55万，其他如“中右分子”216000人、 “反社会主义分子”19万人。此外，各地还有名目不同的“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坏分子”……他打断我说：我问的是右派，不要拖泥带水。我说，那就是55万。他说，以后对外一律说55万，统一口径。
此后，55万就成为定论。
我至今认为，突破右派改正禁区，与当时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记得有一次看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展览，第一件展品就是“55号文件”，当时真是激动不已。
我认为，对它的意义，现在的认识尚不充分。相信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这是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第一锤——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实际行动。
根据此文，80年代初统计【右派分子55万，其他如“中右分子”216000人、 “反社会主义分子”19万人】。
后来牵涉右派相关的人也陆续平反。
不搞政治运动时， 大队甚至公社，把我亲戚弄到社办企业搞技术，拿最高工分，还有补贴。但一搞政治运动，就喊回生产队，老乡们一开批斗会，肯定动手，开完批斗会，队长也许就到家问有件事咋做最合适？ 当然不是政治问题。
文革高峰时间过后，大队自己想搞企业，就不让他去公社了。
出文革中间的选举外，文革前照样参加选举，因为右派没有剥夺公民权。
摘帽右派是说当年戴帽子没有错，现在表现把帽子摘掉而已。改正右派是说当时戴帽子本身就不对，根本不应该划右派。
根据这篇文章, 是否对右派大批普遍地改正，中央几个部门之间的争论很大。
1978年5月3日，我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指派，到“摘帽办”工作。
“摘帽办”是中央五部为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而成立的办事机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均派员参加。
从那时起，到1981年3月，我在“摘帽办”工作了3年。这期间，我起草或参与起草了几个中共中央文件、电报，其他工作还包括编发工作简报、处理来信、接待来访等。
来信来访集中在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摘帽办”共处理来信23000多件，接待来访13000多人次，还到各地调查和听取汇报，先后在15个省市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那时，我经常手忙脚乱，日夜加班，有时流着眼泪读完一封封申诉信，有时怀着同情接待来访右派。
我所在的“摘帽办”，是为贯彻“11号文件”而成立的。
1978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于时任中组部领导拒绝签名，只好由统战部、公安部两部联署，于4月4日上报中共中央。第二天，报告即获批准，这就是中发【1978】11号文件的来历。文件下发到中共县以上党委。
这个报告是在“两个凡是”的气氛下形成的，带着严重的历史伤痕。虽然提出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又重申了1962年的规定：“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有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完全没有右派言论和行动的人，才实事求是予以更正。”4月4日上报的报告中，还有一句“绝不允许右派分子翻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主持讨论时，删去了这句话。
197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联合成立了摘帽工作领导小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和民政部副部长李金德为小组成员，童小鹏牵头，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经常关心过问。
领导小组之下，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俗称“摘帽办”）。摘帽办设在中央统战部，由统战部四局局长郭彤任办公室主任，统战部工作人员刘小萍负责实际工作，五部各派1—2名工作人员参加，还从北京、河南、湖南等省市借调了几名干部。鼎盛时，摘帽办共有十几名工作人员。
6月14日至22日，五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贯彻“11号文件”的《实施方案》。
出席会议的，多是从“牛棚”和监狱中解放出来的“走资派”，对右派多有同情。但是，面对这个禁区，又矛盾重重，心事重重。与会者都认为，搞错的不是个别，而是一大片。但如何才能既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解决实际问题？其中有些人是当年的反右积极分子，此时既有内疚，又有担心。
因此，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意见。有人主张，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重新审议右派案件；有人主张，不能以现在的政策翻过去的案，应遵照中央以往的规定，只摘帽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会上争论激烈。
6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主持闭幕会议。他原是1961年成立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1962年因摘帽面过大，受到过中央批评。有了这一教训，他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劝告与会者，不要搞甄别平反。
凌云讲完后，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发言。他引述胡耀邦在中组部的讲话说：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也不能因为我们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多少，全错的就全部改正。他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后来听摘帽办里的中组部成员讲，胡耀邦说：“老杨头在烟台会议上放了一炮，放得好!”
烟台会议没有争出结果，《实施方案》带回北京，仍处于讨论中。
胡耀邦见此情况，提议再开一次有关部门领导人会议，重新审议右派问题。
1978年9月，会议在北京民族文化宫8楼举行。除摘帽领导小组成员杨士杰、廖井丹、童小鹏、凌云、李金德仍然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公安部长赵苍璧、民政部长程子华出席，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因公请假，由副部长杨士杰代表。
在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气氛下，几位重量级人物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他们都认为，对右派分子的摘帽问题，上下都没有阻力。但对平反问题，他们却疑虑不少，最担心的是：“如果50多万右派都改正了，全党会不会乱了套?”“全都改了，会不会否定反右斗争?”
上午休会后，杨士杰找来了一份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甄别平反情况的报告。下午的会议上，他拿出这份报告说，1962年为党员、干部695万人平反，取得了弄清是非、增强团结、促进生产的效果，如今解决50万人的问题，怎么会“乱套”呢？部长们都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发言支持胡耀邦、杨士杰的观点，都认为右派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
会议决定，立即以五部名义，补充修改《实施方案》，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一节，规定了“不应划为右派而划错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撤消开除团籍处分”等极为重要的内容。
9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55号文件，批转了《实施方案》。后人称之为“解放55万人的55号文件”。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致信胡耀邦，认为对右派分子，不应只是摘帽，而要甄别平反。后来，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一次统战系统大会上，他为1957年反右扩大化表示歉疚，向受了委屈的朋友深深一鞠躬。
一个被禁锢了20多年的铁案一旦打开，在起初的几个月里，并未如想象中那样热闹非凡。党内抵触情绪不时流露，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则徘徊观望，虽喜犹惧，踟蹰不前。有人认为改正右派搞过头了，政策太“右”了，甚至有人指责摘帽办吃共产党的饭，为国民党办事。
11月，人民日报社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讨论时，有的部长提出，文章的重点要放在摘帽上，要在安定团结上下工夫，不要过多地讲改正这类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但《人民日报》仍然坚持了原来的论述。
直到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局势才起了变化。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将人们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公安部机关率先全部改正了63名右派分子。这一消息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出，震动全国。随后，中央党校和最高法院等单位的右派也全部获得改正，消息见诸报端。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称：“凡确实被错划了的，则是改正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由此，复查改正工作全面展开。
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改正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领导出席。中组部部长宋任穷（胡耀邦已调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发表讲话。
刘澜涛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地改正错划右派，处理好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有利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有利于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宋任穷和刘澜涛的讲话中，都反复声明：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
公安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河南永城等单位先后介绍了改正右派的工作经验，会议开得很有成效。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召开了类似会议。
由此，右派改正工作进展加快。到1979年5月，全国改正了49万余人，有21万人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但1979年的政治气候，尚是乍暖还寒。
6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43号文件，规定错划右派改正后，“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这与“55号文件”发生了冲突，使应该落实政策的20余万人的问题不能解决。许多地方的右派改正工作又陷于停顿，有些地方的摘帽办甚至要“关门打烊”。
童小鹏对此非常着急，也很生气，指名道姓地批评相关领导。在童小鹏等人的指示、支持下，摘帽办向中央整理报送了各地对“43号文件”的强烈反映。同时，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发[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实际上否定了“4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这一报告以中发 [1979]65号文件之名下发全国，使这项工作又走上正轨。
1979年，我出差安徽无为，为改正右派问题召开座谈会。几十个获得改正的人，痛诉划为右派的冤屈和改正后的喜悦，会上哭声、笑声汇成一片，人人情绪激动。会上，县委统战部部长说：反右时，我是副县长，对各位的情况都很了解，很同情，但不敢说话，对不起大家，说着站了起来，深深鞠了一躬。
晚上，我正整理材料时，忽然闯进来一个人，倒地便拜，口呼“中央来的青天大老爷”，吓了我一大跳。忙扶起来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四十来岁男子。他说，县里的右派几乎都改了，就他没有改。他因为批评了县委领导，成了“反党”的铁案。第二天，我向县委反映了他的情况，后来他也获得了改正。
到1980年底，全国改正了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尚有1万余人在复查中。随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得到了改正。
现在都说右派分子是55万，其实这是概数。
关于右派的总数，反右结束时说是全国划定了右派30万，1958年12月统计时为430305人，1961年说是45万，到1978年4月“11号文件”下达时，仍说是45万。
1981年6月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记载，全国右派人数为553434人，占当时全国干部总数的5.7%。
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安排工作，需要申领“劳动指标”（户口、粮油等关系）。各地各部门向摘帽办报送数字，由我们核实汇总后向国家计委报送。
上世纪80年代初，胡乔木为了写一篇文章，打电话问我：到底划了多少右派？我如实报告，右派分子55万，其他如“中右分子”216000人、 “反社会主义分子”19万人。此外，各地还有名目不同的“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坏分子”……他打断我说：我问的是右派，不要拖泥带水。我说，那就是55万。他说，以后对外一律说55万，统一口径。
此后，55万就成为定论。
我至今认为，突破右派改正禁区，与当时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记得有一次看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展览，第一件展品就是“55号文件”，当时真是激动不已。
我认为，对它的意义，现在的认识尚不充分。相信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这是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第一锤——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实际行动。
根据此文，80年代初统计【右派分子55万，其他如“中右分子”216000人、 “反社会主义分子”19万人】。
后来牵涉右派相关的人也陆续平反。
不搞政治运动时， 大队甚至公社，把我亲戚弄到社办企业搞技术，拿最高工分，还有补贴。但一搞政治运动，就喊回生产队，老乡们一开批斗会，肯定动手，开完批斗会，队长也许就到家问有件事咋做最合适？ 当然不是政治问题。
文革高峰时间过后，大队自己想搞企业，就不让他去公社了。
出文革中间的选举外，文革前照样参加选举，因为右派没有剥夺公民权。
摘帽右派是说当年戴帽子没有错，现在表现把帽子摘掉而已。改正右派是说当时戴帽子本身就不对，根本不应该划右派。
根据这篇文章, 是否对右派大批普遍地改正，中央几个部门之间的争论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