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了 - 2025年7月21日文学峸存档

路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一天

楼主 (文学峸)

题图：歌手易知难，摄影：肖全

我从来不会怀念任何年代，我觉得现在挺好。 ——芒克

回不去了

文 | 北方女王

来源 | 最人物

01

回到久远的八十年代，北岛住在什刹海的三不老胡同1号，史铁生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冯骥才住在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他们的家不过几站公交车的距离。

那时，一壶酒就可以让三两好友聊一整夜，他们有着高山流水般的默契与单纯。

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如果有人淘到了一本新的国外诗集，蹬着三轮车就聚到了一起，坐在路灯下的马路边，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聊诗歌。

以北岛、海子、顾城等人为代表的诗人们，在激情澎湃的时代，将自己的生命与理想无所保留地投进了诗歌中。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句子，见证着80年代初文学青年掀起的热潮。

1973年，芒克写下那句著名的诗句：

太阳升起来，

天空血淋淋的，

犹如一块盾牌。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

没有人来问我，

没有人宽恕我。

年轻时的芒克

那年，顾城开始学习画画，写诗也日渐进入社会性作品的阶段。

期间，他回到北京在厂桥街道做过锯木工、借调编辑，在《北京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过作品。

1977年，顾城在《蒲公英》上发表诗歌，引起剧烈反响，之后与江河、北岛、舒婷、杨炼并称为五大朦胧派诗人。

顾城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擦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写作的人是敏感的。

在顾城写下孩童般纯真的诗句时，远在安徽怀宁县的海子，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

那年，他才19岁。

如此年轻便成为大学老师，这样的身份直接等同于那个年代的“成功人士”，然而海子偏偏喜欢写诗。在学校，他是出了名的固执，从不参加活动与会议，独来独往。

海子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浓烈的孤独、明亮的真实，海子是一个过于纯粹的诗人。

在政法大学，他的工资被扣到所剩无几，还要挤出钱来给老家的父母与弟弟。

物质的贫瘠与精神的丰富，反复拉扯着敏感脆弱的海子，他逼仄的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床与收录机。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这个热烈而悲凉的天才诗人，最终选择在冰冷的铁轨上告终生命。

没人知道，当火车的轰鸣声渐行渐近时，他的脑海中呈现了怎样的画面。他或许在想念自己爱人的脸，他或许根本不屑回望那个精神贫瘠、鸡零狗碎的工业社会。

那年，海子才25岁，他最后的遗言非常简短：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02

回想1986年12月，为了庆祝《星星》创刊30周年，诗人们在成都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

北岛、顾城、谢烨、舒婷……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们纷纷前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聚齐，也是最后一次。

人们的脸上闪烁着真诚的笑容，人像摄影师肖全摁下快门，那一张张动人的脸得以留存。

1986年星星诗会，由左到右：舒婷、北岛、谢烨、顾城、李刚、傅天琳

“肖全，我认识你那么久了，你还没给我拍过一张照片。”讲这话的人，是易知难。

1990年，成都。肖全在易知难的琴房给杂志写崔健的解说词，一回头，看见易知难倚靠着钢琴在抽烟，神情忧伤，不一会儿眼睛里就满是泪水。

肖全并没有与她交流，也不知她的悲伤从何而来，只是将那个瞬间拍了下来。

易知难 1990年5月肖全摄

因为这张黑白胶片，易知难走红于成都文艺圈，她的身上散发着不可替代的气质，清楚区别于周围其他人。后来的她销声匿迹，人们都在找她，反复试图寻找易知难的消息。面对想要打探自己平静生活的外界，她只说了四个字：“今昔何惜。”人们所追逐的不过是三十年前的易知难，如今她已经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松开了紧皱的眉，一切都过去了。

除了易知难，肖全镜头下还有一个著名女人——三毛。

那个为了爱情远赴撒哈拉沙漠的女子，1990年9月，三毛从西藏回到成都呆了几天，肖全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在成都老巷子拍了这个自己仰慕许久的传奇女作家。

拍完照后，她随性地说了句：“咱坐三轮车回去吧。”

三毛是个极度浪漫的人，她曾说：

很多年以后，如果你偶尔想起了消失的我，我也偶然想起了你，我们去看星星。你会发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你笑，好像铃铛一样。

三毛与肖全

1991年1月4日，肖全拍完三毛4个月后，三毛自杀了。

她没有留下遗书，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的生命永远留在了48岁。

经历过人生种种境况，才知道生活的卑鄙与残暴，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重重迷雾中，纷纷觉醒，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朦胧派诗人莫属北岛。

对痛苦格外敏感的北岛，也许受其父亲影响最大。

北岛的父亲赵济年算得上半个文化人，是茅盾、张恨水、鲁迅的书粉，可见其读书种类之杂。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可见爱好之广。

北岛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自然成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父亲是他文学记忆的起点。

年轻时的北岛与父亲

物质与精神同样饥饿的少年时期，试图反抗秩序的文革时期，也一直是他身上挥散不去的人格起源。

1969年，北岛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城建公司当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过着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生活。直到1970年春天，当北岛和几个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时，有位朋友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给他强烈的震撼，随后开始写诗。

在正式写诗前，他独自到海边生活了一段时间，因而之后他的诗中充满灯塔、岛屿、船只的意象。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在房子与房子之间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一只只疲倦的手中升起低沉的乌云在北岛离开建筑工地时，好友芒克来到白洋淀插队，次年也开始写诗。 1976年，芒克回到北京，两年后与北岛共同创办文学刊物《今天》，他们找到一间偏僻简陋的平房，将头脑中的思想灌输于破旧的油印机与纸张。北岛是民国生人，芒克是新中国生人。两代人，就差一岁。

两人的笔名，极具戏剧性。

芒克的笔名是北岛起的，因单薄的外表，绰号“猴子”，便起了 Monkey 的谐音字。

北岛的笔名是芒克起的，两人有次在晚上骑自行车，芒克想起北岛是南方人，但一直生活在北方，那时北岛出了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里面多次出现小岛，最后取笔名“北岛”。

好友二人先后把《今天》杂志贴在各大文学报社的门口，还有各大高校。

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负责这件事的，是入学不久的陈凯歌。

陈凯歌，1986年，肖全摄

那年秋天，北岛与芒克创立文学刊物《今天》，一个全身落满黄土尘末，背着沾满黄土的行装，脸庞黝黑的年轻人，走进了西安建国路71号院的《陕西文艺》。

他是从延安大学前来报到的路遥。

路遥

03

路遥自小生活在一贫如洗的家庭环境中，衣衫褴褛，贫瘠的生存窘态，让他不敢走到人前。食不果腹、被人讥笑，成为他童年最深刻痛苦的记忆。如此困顿的经历，决定了他日后的创作主题，始终围绕着农村的知识青年，如何生存的故事。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路遥的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大家从这个憨厚的年轻人身上，看见黄土高原的土气背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1977年，《陕西文艺》恢复了刊名“延河”。路遥有机会得到知名作家柳青耳提面命的指导，他通过文章《病危中的柳青》和《柳青的遗产》，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意。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路遥多次为柳青扫墓。有一次，他在前辈的墓前辗转多时抽烟沉思，突然跪在墓碑前，失声痛哭。那一刻，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1978年，路遥创作了六万字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寄到各大刊物纷纷被退回，最后稿件便有了在五家刊物旅游的经历。路遥心生绝望，想把自己写的稿子烧掉，万分挣扎后，他最后投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心绪极为低落的他心想如再退稿，就付之一炬。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没几天，路遥就接到了全国发行量最高的《当代》独具慧眼的主编秦兆阳的亲笔信。秦兆阳热情肯定其创作的同时，指出其不足，与他商量：可以就此发表，但如果愿意修改，请到北京。路遥背起行囊，来到北京，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做了认真的修改。 1980年秋天，修改后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当代》1980第三期，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极大地提升了路遥创作的自信，他曾说：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同年秋天，史铁生肾衰竭初发，他在轮椅上已经坐到了第三十三个年头，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地坛的路面上，留下过无数的轮椅压痕。

史铁生曾有人问史铁生，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他认真思考后，回答：“走投无路沦落至此。” 这不是自谦使然，21岁那年，史铁生提前起进入人生的暮秋——他的腿，不能走路了。年轻的生命站着走进友谊医院，躺着从医院出来，当时的他绝望到极点，差点要跟大夫打架。当年下乡插队时，他只是感到腰部阵痛，吃了药物拖延着。回到北京前，史铁生与好友一同登上了华山，这也许是他患重病前的最后一次壮举。那时他还不能预见到“透析”的未来，那时的北京城仅限三环路以内。 04

两腿初废时，史铁生曾暗下决心：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劝说着把他抬进院子，一见杨柳和风，他的决心即刻动摇。之后又有友人们常探望，带来大世界里的种种消息，史铁生的心就越发地活了，设想着，在那久别的世界里摇着轮椅走一走大约也算不得什么丑事。路无法再用腿去走，只能用笔去找。

史铁生 1981年，史铁生发表处女作《秋天的怀念》纪念去世的母亲，震惊文坛，他心想：如果母亲能再多活两年，就能看到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之后颇负盛名的《我与地坛》，承载着史铁生最后的自我救赎。地坛与他建立了某种关系，史铁生坐在其中，凝望着无需言语的古柏，才得知人生的伤痛是如何不足为道。他的一腔笑意下，尽是爱与真诚，没有怨天尤人的仇恨之意，地坛的气场抚平了史铁生内心的痛苦。史铁生经历人生的转变时，余华在忙着对付别人的牙齿。这年，是余华做牙医的第五年。他观看了无数张开的嘴巴，拔掉了一万颗牙齿。那无数个张开的嘴巴，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烦闷与无聊。后来，他在散文里写道：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彼时，与无数颗陌生的牙齿打交道的余华，不会想到，14年后，自己的小说《活着》会让导演张艺谋大放异彩，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开始写小说，1983年，余华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喜欢上了他写的小说《星星》。这次改稿回来后，余华如愿得到了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他梦寐以求了很久，因为可以喝茶、看报。

年轻时的余华三年后一个冬日的下午，他在浙江海盐一间临河的屋子里，意外读到了卡夫卡。生活的本质是荒诞的，那种带有先锋性质的写作方式，冲击着他的内心。余华说：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随后，受卡夫卡影响，26岁的余华完成了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文字锋利却不见血，让人直视其筋肉组织。

余华很快他就赢得了鲁迅文学院的关注，邀请他到创作研究生班学习，并调到了嘉兴文联，当时他的同学中就包括莫言，两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彼时的莫言已经发表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轰动。1988年，由张艺谋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红高粱》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两人第一次相见的场景十分有趣，自小在农村长大的莫言见到黑黝黝的张艺谋，以为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长，顿时心生好感。我对张艺谋了解了一番，他担当摄影的《黄土地》我很喜欢。

张艺谋与莫言开拍之前，莫言把剧组的所有人都请到自己家里去，有张艺谋、巩俐、姜文，也有顾长卫。因为高密农村的一片高粱地，他们聚到了一起。红高粱有特别的语境意义，就算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经历多少风吹雨打，都能埋头成长，生生不息。莫言、姜文、张艺谋三个男人光着膀子合了一张影，巩俐站在旁边笑靥如花。

由左到右：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当时这几个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日后将成为影视界的重要人物。那一年，张艺谋37岁，莫言32岁，巩俐22岁。当时这几个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日后将成为影视界的重要人物。更没有人知道，多年以后，莫言将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电影上映后，在当时一张电影票几毛钱的情况下，最后炒到了10元一张。 37岁的张艺谋凭借这部电影，走上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一片高密的红高粱连接了他与土地，也让他读懂莫言。 05

1994年，张艺谋又改编了一部经典小说作品《活着》，作者是余华。他用主人公福贵自述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巨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将苟活作为唯一生活目标的惨况。悲剧接踵而至，令人无法喘息。在余华的作品里，经常会有血腥、绝望的场面，他一反之前文学世界里的温情脉脉和梨花带雨，而是将悲痛最大化。张艺谋看中了这部小说里通过福贵一生经历，反映那个时代中国人命运的深刻寓意。最终，余华的小说《活着》被搬上了国外电影荧幕，取得巨大成功，在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大获全胜。

电影《活着》剧照当时只有29岁的巩俐，将朴实的家珍演绎得让人心碎。在她的眼泪与笑容中，我们看见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这部电影直接把张艺谋推到了“第五代导演”的主导地位上，让福贵的扮演者葛优成为影帝，也让当时只有33岁的余华名声大噪，他成为先锋派作家的领头人。在80年代的文坛，总有人将余华与路遥的作品拿出来探讨一番。这两位作家都擅长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不同的是余华亲眼看见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路遥却没那么幸运。他的创作之路，漫长而崎岖。 06 80年代的文人们在新旧嬗替的变化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一部宏大的叙事，时间缝隙中的清白脸庞，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依然清澈。 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去世了。距离他60岁生日，还差5天。生前他早已写好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 那是一个寒冬，窗外冷风吹得毫无感情，后半夜北京的空中飘起了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