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使用《大统历》，但没过多久，就被发现时有舛错。到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间，误差已经非常明显，最显而易见的是预测日月食不准确。
日中立杆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
用勾股定理计算天体运行，得到的结果是近似值，是有误差的，所以中国的历法经过一段时间就要修改一次。
据不完全统计，古代中国对历法进行过近百次修订，官方颁布的历法就超过48种。
4、
到明朝万历年间，《大统历》的错误已经很明显了，不仅测不出日食月食的时间，甚至连每月十五的月亮都有可能不圆了。
崇祯二年（1629）五月十三日，经朝廷批准，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组建“历局”，修改历法。
徐光启早年曾师从从意大利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发现西方人计算历法的方法，比《大统历》更为精确。于是便建议使用西方天文学知识来改进中国传统历法。
在徐光启的大力推荐下，龙华民、邓玉函等西方传教士加入历局，参与历法修订。邓玉函是德国人，和伽利略是好朋友，两人均是山猫研究院的院士。（山猫研究院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院，也称猞猁学院，于1603年成立。）
邓玉函长于医学、天文学、博物学并精通多种语言，入华后也积极学习汉语，将天文望远镜传入中国。
崇祯三年(1629)邓玉函病逝，德国人汤若望、意大利人罗雅谷等被召至北京，协助徐光启继续改历工作。汤若望、罗雅谷也都是西方传教士。
除了一些传教士，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许保禄等人也参与改历工作。
在修改历法的过程中，徐光启也极力将西方的数学引进中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曾和利玛窦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的前6卷。汤若望等人也编写了《新法历引》《新法表异》《新法晓式》《割圆八线表》等书籍，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
5、
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病逝。改历工作由李天经接任。到崇祯七年（1634），新历编成，定名为《崇祯历书》。
由于受到守旧派的抵制，《崇祯历书》编成后并没有立即颁行。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已深知西法之密”的崇祯帝才下定决定颁布新历。
但此时，大明朝已经风雨飘摇，颁行《崇祯历书》的命令没有得到实施。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李自成打进北京。在北京做了一天皇帝以后，清军又打了进来，李自成仓皇逃走。
此时罗雅谷已经去世（1638年），而汤若望还在北京，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宣武门教堂——南堂，这是由利玛窦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建的一座经堂。
顺治皇帝从奉天来到北京时，只有6岁。他的母亲孝庄皇后把自己的一位侄女也一道带来了北京，作为未来的皇后人选。
在钦天监，有一大帮混日子的官员。这些人对天文知识几乎一窍不通，靠着装神弄鬼来混日子的。对这些混日子的官员们，在1983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他们没有什么知识，更没有学术。他们几乎不过是修订黄历上的节气和依照古代算法每日计时而已。如果计算错了，他们就把错误归罪于陨星，这样来掩盖自己的错误。
《时宪历》的出现，则揭穿了这种骗子的伎俩，证明了日月食都是可以通过计算精准预测的，而不是什么老天爷临时起意，修改了时间。
9、
钦天监里有个叫吴明炫的官员，祖上从隋朝开始，就是干这项工作，祖祖辈辈靠在钦天监混饭吃。到顺治十四年，被裁撤了。毕竟光吃饭不干活，不能白给薪水。这下，吃了一千多年的祖传饭碗被砸，换谁都得急，吴明炫不敢对皇帝怎么样，于是就把怒气撒到了汤若望的身上。
于是，吴明炫不断找机会诋毁汤若望的工作。他指责汤若望的报告不写“紫气”，是对皇帝不敬。又说顺治帝幼子荣亲王下葬选的日子风水也不对等等，还上奏说汤若望计算天象有错误，又“乞上复存臣科，庶绝学获传”。
杨光先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世代受明朝恩荫。杨光先长大成人后，被封为新安所千户（基层军官）。
陈启新说的是大实话。陈启新是给事中，这是一个言官，干的是纪检督察的活。他不是军人，也不懂行军打仗，留守后方已经是赶鸭子上架，上前线只能是添乱。
一见陈启新被自己的爱国热情震住了，杨光先更来劲了：“你仅凭口舌就做了高官，皇上待你这么好，你就应该更争气，怎么能怕死？”
有一天，杨光先看到汤若望所编写的《时宪历》封面写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立即热情高涨。
夫《时宪历》者，大清之历，非西洋之历也；钦若之官，大清之官，非西洋之官也。以大清之官，治大清之历，其于历面之上，宜书“奏准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始为尊皇上而大一统，今书上传“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之权益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其罪岂止无将已乎？
什么意思呢？
《时宪历》是我大清的历书，不是西方的。历书上写“依西洋新法”，是在长西洋志气，灭大清威风。这是大逆不道，是在辱我大清。
杨光先还大力抨击汤若望“地球是圆的”这一说法：
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试问若望，彼教好奇，曾见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
在这里，杨光先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面的人站立，地球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象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水都是从高向低流的，地球下方那些江河湖海里的水为什么没有甩出天外去呢？
然后，杨光先又大骂汤若望：
则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矣。
但杨光先没有料到的是，顺治帝与汤若望私交很好，而且“依西洋新法”这五个字，正是顺治帝亲批。因此，对杨光先的弹劾，顺治帝不予理睬。
12、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去世，八岁的康熙帝即位，大臣鳌拜受遗诏辅政。鳌拜是个守旧派，反对西洋学说。
杨光先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这次，杨光先必欲置汤若望于死地。
经过一番筹划后，杨光先写了一封《请诛邪教疏》，要求朝廷闭关锁国，称“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于朝”，在“依西洋新法”这一条罪状外，又给汤若望等人增加了几条罪名：
1、新的《时宪历》只推算了200年，是在诅咒大清短命；
2、顺治帝幼子荣亲王去世时，汤若望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吉利，“误用洪范五行，山向、日月俱犯忌杀”，连累孩子的父母即顺治帝和董鄂妃在短短两年内先后驾崩。
3、杨光先还诬陷汤若望在澳门屯兵，图谋不轨。
……
这些罪状，随便一条拿出来，都是砍头的死罪。
杨光先的上疏，得到鳌拜的支持。
于是，到清康熙四年（1665年），汤若望以及钦天监中支持他的官员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李实父子、宋可成、朱光显等均因“妖言妖行”被判凌迟处死。
巧合的是，判决那一天，天空突现彗星，京城又发地震，孝庄太后等人恐惧“天谴”，急忙干预，将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予一死，羁于狱中（后汤若望获孝庄特旨释放，两年后病死）。李祖白父子、宋可成、朱光显等人被处死。
杨光先因为坚持举报，成为名震朝野的“爱国者”，声名显赫。
倘若那时能有网络，杨光先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流量大V。
13、
《时宪历》被废除，汤若望等人关的关，死的死，但杨光先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继续深入剖析这一事件的意义，写了很多文章，并且以《不得已》的书名结集出版，表明自己的立场，也让朝野上下每个人都绷紧“排外爱国”这根弦。
汤若望死了，钦天监监正的职位空缺。杨光先作为有功之臣，被任命为钦天监右监副（相当于副监长）。
这下，杨光先慌了，他对于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很清楚的，打嘴炮行，真干实事不行。
于是，杨光先向朝廷请辞，才疏学浅啦，不堪重任啦。可是，朝廷却以为他是在谦让，不但没有批准他辞职，还给他升了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
这下，杨光先没辙了，只得硬着头皮上任。这一年，杨光先70岁。
这下怎么办呢？杨光先有办法。
因为汤若望已经预先把康熙五年、康熙六年和康熙七年的历书编好了。于是，杨光先把编好的历书拿过来，据为己有。就这样蒙混了三年。
但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杨光先不能再蒙了。于是，杨光先没辙了，把老朋友吴明炫请过来，帮着编康熙八年（1669年）的历书。
吴明炫略懂一些天文学知识，但也只是仅仅比杨光先强一些而已。这两个人湊到一起，一编就编出了一个大笑话。
吴明炫通过计算以后，断定康熙八年（1669年）这一年应该有个闰十二月。杨光先对历法本就一知半解，审核以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便呈献给皇帝了。
康熙按惯例批准了，然后颁行天下。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吴明炫发现不对，这个闰十二月不应该有，赶紧找杨光先商量。这下，杨光先也慌了神，只得硬着头皮上折子请求收回。
这下让朝廷犯了难。收回吧，已经发出去了，这不是在闹笑话吗？不收回吧，老百姓种地都是根据历书的时节走的，这会误了农时。
最后没辙，只好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历书里的“闰十二月”，过完一个十二月就过春节。
14、
这下，朝廷对杨光先的业务能力产生了怀疑，觉得他干得实在太糟糕。不得已，又请了比利时人南怀仁来修正历法。
南怀仁上任后一看，好家伙，这杨光先和吴明炫修的历法，不但把闰月搞错了，还搞出了两个春分、两个秋分，简直是谬误百出。
对于南怀仁的到来，杨光先是一肚子的不服气。于是，南怀仁向康熙帝提出，要以实证证明新历法的准确度。于是，在众多大臣的见证下，南怀仁和杨光先来了一场公开比赛，参照天象，现场推算。
结果南怀仁的推算与实际吻合，而杨光先则错误百出。
“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也；皇上所颁之历，应用尧舜之历。皇上事事皆法尧舜，岂独于历有不然哉？”
“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岂可以八万里之外国，而毁我尧舜之仪器哉？”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更奇葩的是，杨光先的这一排外口号，竟然也赢得了大量的赞誉声。不过，好在康熙帝还算清醒，知道历法这东西是科学，光靠喊口号是不行的。
决定恢复汤若望的‘通微教师’之名，照原品赐恤。
臣只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
15、
这桩因历法争论而引发的案件（“历狱”），至此落下帷幕。
16、
汤若望、李祖白等人平反以后，康熙任命南怀仁执掌钦天监。
康熙八年（1669）八月，南怀仁着手改造观象台。四年后，康熙十二年（1673）用铜铸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又名象限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和表演天象的天体仪。
17、
明朝末年，徐光启曾提出“超胜”的目标，即“会通以求超胜”。即，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做出独特的创新，以求“超胜”。这里的“超胜”是双重的，既不固守传统，又不照搬西方，既“超胜”中国原有的传统，又“超胜”传教士输入的西学。
应该说，徐光启的思想是极为先进的，即使到现在来看，也不过时。
到鳌拜和杨光先等人制造的“历狱”以后，“西学中源”论重新抬头。所谓“西学中源”，就是指西方的文化和科学，都源自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技术（在今天的网络上，仍然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这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借以贬斥甚至抵制西学的思想依据。
就这样，本来已经打开的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窗口，经由“历狱”一案，又重新关闭。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因利玛窦去世，后9卷未能翻译）。书籍出版以后，徐光启曾建议：“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但因为战乱频仍，这一建议始终未能得到实行。
到清朝初年，南怀仁曾将《几何原本》翻译成满文，给康熙讲授，但同样因为保守势力的阻碍，该书未能在全国得到推广。
直到200多年后的清咸丰七年（1857年），后9卷才由英国人伟烈亚力和中国近代科学家李善兰共同译出。梁启超对这本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用我再为赞叹了。”
18、
今天的人们，多认为是甲午海战打断了清朝国运，从此走向衰败。但我个人认为，清朝的衰败，始于吴明炫、杨光先等守旧排外势力，与鳌拜等权臣相互勾结制造的“历狱”。
“历狱”案中，李祖白与另外一同被处死的四位中国天文学家（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存泰）被称为“历狱五君子”。
这群古代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先驱，被一小撮守旧势力彻底清除干净。
“历狱五君子”中的李祖白，曾经是利玛窦和汤若望最得力的助手，在钦天监担任历科主事。他曾与汤若望共同撰写《远镜说》，对伽利略望远镜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知识的书籍。受《远镜说》一书的启发，徐光启曾命人制作三架望远镜，用于观测天象。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一位卓越的天文学家，就这样被杨光先等人安上“背圣弃祖”等莫须有的罪名，父子一齐遇难，成了“中国的布鲁诺”。
而杨光先虽然被治罪，但他的那本《不得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演义出“洋人妖术乱华”的种种故事，后来成为晚清排外势力的理论指导。
一起历狱案，折射的是几百年前的中国开眼看世界的艰难历程，也让今天的人们为之感慨：文明交流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当科学争论陷入意识形态斗争，理性判断让位于政治需要，个人的悲剧就很难避免，也埋下了国家悲剧的隐患。
徐光启没有能让中国人学会几何学。
后一句源于张春桥。
明朝使用《大统历》，但没过多久，就被发现时有舛错。到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间，误差已经非常明显，最显而易见的是预测日月食不准确。
在古代，日月食被视为某种征兆，是上至君臣下至百姓都普遍关心的大事。日月食预测不准确，这部历法受到普遍质疑。 2、 为什么历法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大的错误呢？这是受当时科技的限制。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复杂，我做个简单的不完全的介绍。 中国最早沿袭的历法是夏历，传说是夏代创立。夏历是以月相变化为依据，每月初一为朔日，十五月圆为望日。月亮在望日这天为满圆，朔日这天则基本上看不到。又根据北斗七星斗柄旋转的规律，确定一年12个月。 夏历是一种阴阳历，需要同时计算月亮盈亏周期和太阳回归年。那什么是太阳回归年和月亮盈亏周期呢？简单来说，太阳回归年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月亮的盈亏周期是指从一个朔日到下一次朔日或从一个望日到下一次望日的时间间隔，大约为29.5天，这个周期被称为“朔望月”。 要精确的计算太阳回归年和月亮的盈亏周期，就需要用到很多科技的手段，尤其重要的是数学。 3、 为什么是数学呢？ 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是圆周运动，是在天上划了一个大圆。地球、太阳、月亮都是球体。要精确计算这些天体每天走多少距离，也就是计算弧长和圆心角的角度，得用到球面三角。 希腊在公元1世纪由门纳劳斯发明了球面三角。 中国古代是没有球面三角知识的。计算天体的运行，用的是平面几何的勾股定理，即勾三股四弦五（3²+4²=5²），也就是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具体测算方法是“立竿测影”。周髀算经记载： 这个计算步骤简单的表述就是，在地上竖一根长长的杆子，测量影子的长度。通过收集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以及不同时间同一地点的测量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天体的距离，进行历法的制定。用勾股定理计算天体运行，得到的结果是近似值，是有误差的，所以中国的历法经过一段时间就要修改一次。
据不完全统计，古代中国对历法进行过近百次修订，官方颁布的历法就超过48种。
4、
到明朝万历年间，《大统历》的错误已经很明显了，不仅测不出日食月食的时间，甚至连每月十五的月亮都有可能不圆了。
崇祯二年（1629）五月十三日，经朝廷批准，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组建“历局”，修改历法。
徐光启早年曾师从从意大利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发现西方人计算历法的方法，比《大统历》更为精确。于是便建议使用西方天文学知识来改进中国传统历法。
在徐光启的大力推荐下，龙华民、邓玉函等西方传教士加入历局，参与历法修订。邓玉函是德国人，和伽利略是好朋友，两人均是山猫研究院的院士。（山猫研究院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院，也称猞猁学院，于1603年成立。）
邓玉函长于医学、天文学、博物学并精通多种语言，入华后也积极学习汉语，将天文望远镜传入中国。
崇祯三年(1629)邓玉函病逝，德国人汤若望、意大利人罗雅谷等被召至北京，协助徐光启继续改历工作。汤若望、罗雅谷也都是西方传教士。
除了一些传教士，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许保禄等人也参与改历工作。
在修改历法的过程中，徐光启也极力将西方的数学引进中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曾和利玛窦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的前6卷。汤若望等人也编写了《新法历引》《新法表异》《新法晓式》《割圆八线表》等书籍，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
5、
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病逝。改历工作由李天经接任。到崇祯七年（1634），新历编成，定名为《崇祯历书》。
由于受到守旧派的抵制，《崇祯历书》编成后并没有立即颁行。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已深知西法之密”的崇祯帝才下定决定颁布新历。
但此时，大明朝已经风雨飘摇，颁行《崇祯历书》的命令没有得到实施。
6、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李自成打进北京。在北京做了一天皇帝以后，清军又打了进来，李自成仓皇逃走。
此时罗雅谷已经去世（1638年），而汤若望还在北京，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宣武门教堂——南堂，这是由利玛窦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建的一座经堂。
时局混乱，大家都劝汤若望赶快离开北京。但是汤若望没有走。在南堂，存放有几千册书籍、笨重的天文仪器和各种教堂里使用的物品，他舍不得丢下。 李自成逃跑前，放了一把火，烧了北京城的很多城楼和房子，但宣武门这所教堂竟然奇迹般的毫发无损。 清朝建立以后，定都北京。随后，大批的满族人涌入北京。清政府在北京实行民族隔离政策，颁布“满汉分城居住”的谕旨，要求紫禁城附近的北城变成纯粹满人的居住区，而所有汉族人都要在三天之内从北城搬到南城。 汤若望居住的宣武门教堂就位于北城，但汤若望不愿意搬走，因为这里的书籍和天文器材太多，他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地方存放。 于是，汤若望便向前来颁旨的官员请求留下来。让汤若望有些意外的是，他作为洋人被允许留居原地，只是必须穿满人的衣服，并按照满人的风俗剃光前额，在后面留个辫子。 就这样，汤若望得以在宣武门南堂继续居住。 在此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顺治皇帝从奉天来到北京时，只有6岁。他的母亲孝庄皇后把自己的一位侄女也一道带来了北京，作为未来的皇后人选。
可是，到北京没多久，这位小侄女就病倒了，而且非常严重。听说汤若望能治病，孝庄皇后便派宫女找到了宣武门南堂。 汤若望听了宫女的描述以后，判断小皇后得的应该是重感冒，便嘱咐让多喝开水，同时让宫女带回去一个圣牌。果然，几天以后，小侄女的病就好了，这让孝庄皇后对汤若望刮目相看。 受母亲孝庄皇后的影响，小皇帝顺治对汤若望也很是欣赏，对汤若望的那些天文仪器也很感兴趣。汤若望便向顺治讲解那些仪器，这让小皇帝听的津津有味，两人成了为很好的朋友。 7、 当时，顺治皇帝年幼，朝政由摄政王多尔衮管理。汤若望把《崇祯历书》做了一些修改，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给清朝政府。 这让多尔衮非常高兴。多尔衮认为，历法不准，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而大清朝定鼎之初，正需要新历，急需要这方面的专家。不只是汤若望，明朝管理历法的部门——钦天监的官员们，也大都得以留任。 对于《西洋新法历书》，满清朝廷争议很大，不仅保守的官员们不赞成，喇嘛们也表示强烈反对。 对于要不要启用新历，多尔衮犹豫不决。于是，汤若望提出做一次测验。 汤若望通过计算，预测当年八月初一的日食。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们，也召集人员计算当年的日食时间。 于是，顺治元年（1644年）的八月初一，就成了双方检验的擂台。结果，汤若望的预测时间是准确的。于是清廷决定采用新历，命名为《时宪历》，又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 汤若望担任监正以后，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许保禄等熟悉天文学知识，曾经协助参与改历工作的人，都陆续来到钦天监。 8、 《时宪历》的颁布，让一些人记恨在心。为啥呢？砸了他们的饭碗。在钦天监，有一大帮混日子的官员。这些人对天文知识几乎一窍不通，靠着装神弄鬼来混日子的。对这些混日子的官员们，在1983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些钦天监的官员，不学无术，计算天体运行，预测日食月食，经常搞错。如果错了怎么办呢？他们就说是上天临时对日月食时间进行了修改，而依据就是“陨星”的出现。“陨星”也就是流星，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出现。这些不学无术的官员们就这样糊弄，顺便还能吓唬吓唬皇帝，说什么上天示警之类的，骗点经费。《时宪历》的出现，则揭穿了这种骗子的伎俩，证明了日月食都是可以通过计算精准预测的，而不是什么老天爷临时起意，修改了时间。
9、
钦天监里有个叫吴明炫的官员，祖上从隋朝开始，就是干这项工作，祖祖辈辈靠在钦天监混饭吃。到顺治十四年，被裁撤了。毕竟光吃饭不干活，不能白给薪水。这下，吃了一千多年的祖传饭碗被砸，换谁都得急，吴明炫不敢对皇帝怎么样，于是就把怒气撒到了汤若望的身上。
于是，吴明炫不断找机会诋毁汤若望的工作。他指责汤若望的报告不写“紫气”，是对皇帝不敬。又说顺治帝幼子荣亲王下葬选的日子风水也不对等等，还上奏说汤若望计算天象有错误，又“乞上复存臣科，庶绝学获传”。
顺治皇帝看完后，立即让人调查，结果证明汤若望计算的没有错误，下旨将吴明炫问了个死罪，但在礼部的求情之下被赦免，但被罢黜永不录用。 10、 吴明炫的诬告受挫了，一个名叫杨光先的人登场了。 杨光先这个人很有特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介绍过，这里还是有必要再简单介绍一下。杨光先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世代受明朝恩荫。杨光先长大成人后，被封为新安所千户（基层军官）。
到崇祯九年（1636年）时，杨光先已经39岁了。这一年，清兵来犯，边关吃紧。给事中陈启新在后方留守北京城门。 杨光先觉得他表现爱国的时候到了，便赶到城楼去质问陈启新，你为什么留在京城，而不是去前线与敌人作战，你这不是贪生怕死吗？ 被杨光先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指责，陈启新很是惭愧，小声说：“一死无益。”陈启新说的是大实话。陈启新是给事中，这是一个言官，干的是纪检督察的活。他不是军人，也不懂行军打仗，留守后方已经是赶鸭子上架，上前线只能是添乱。
比较起来，杨光先是千户，这是一个基层军官的职位。论上前线，杨光先更适合。一见陈启新被自己的爱国热情震住了，杨光先更来劲了：“你仅凭口舌就做了高官，皇上待你这么好，你就应该更争气，怎么能怕死？”
接下来，杨光先气势如虹，把陈启新的陈年旧事都给抖了一遍，骂了一个痛快，把陈启新骂得一愣一愣的。 杨光先去骂陈启新时，还抬了一副棺材，表示自己视死如归的气概。这动静闹这么大，也让杨光先名声大噪，博得了一致好评，被视为明朝的忠臣。 又过了几年，到1644年时，随着大明王朝的轰然倒塌，满清八旗铁蹄南下，定都北京。 杨光先，这个世代受大明恩荫、痛斥他人贪生怕死的激进爱国者，在明朝危亡的关键时刻，既没有践行忠臣不事二主的孔孟遗训，也没有效仿春秋时的伯夷叔齐躲进深山饿死不食周粟，而是“与时俱进”，在清朝的钦天监谋了一份差事。 这个曾经抬棺骂街的大明王朝的忠臣，一转身就投入了清朝的怀抱。 11、 杨光年轻时学习过算命、星象、占卜，常常高谈阔论，但对天文学知识几乎一窍不通。 汤若望等人的出现，让成天混日子的杨光先如坐针毡。加上明朝忠臣的名头过于响亮，也经常被人瞧不起，急于向新朝表示忠心。有一天，杨光先看到汤若望所编写的《时宪历》封面写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立即热情高涨。
在杨光先看来，这“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是对大清的极不尊重，是对大清皇帝的极大冒犯，于是，杨光先慷慨陈词，弹劾汤若望：什么意思呢？
《时宪历》是我大清的历书，不是西方的。历书上写“依西洋新法”，是在长西洋志气，灭大清威风。这是大逆不道，是在辱我大清。
杨光先还大力抨击汤若望“地球是圆的”这一说法：
在这里，杨光先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面的人站立，地球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象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水都是从高向低流的，地球下方那些江河湖海里的水为什么没有甩出天外去呢？
然后，杨光先又大骂汤若望：
意思是，如果地球是圆的，那么西洋就在地球的下方，就会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但杨光先没有料到的是，顺治帝与汤若望私交很好，而且“依西洋新法”这五个字，正是顺治帝亲批。因此，对杨光先的弹劾，顺治帝不予理睬。
12、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去世，八岁的康熙帝即位，大臣鳌拜受遗诏辅政。鳌拜是个守旧派，反对西洋学说。
杨光先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这次，杨光先必欲置汤若望于死地。
经过一番筹划后，杨光先写了一封《请诛邪教疏》，要求朝廷闭关锁国，称“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于朝”，在“依西洋新法”这一条罪状外，又给汤若望等人增加了几条罪名：
1、新的《时宪历》只推算了200年，是在诅咒大清短命；
2、顺治帝幼子荣亲王去世时，汤若望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吉利，“误用洪范五行，山向、日月俱犯忌杀”，连累孩子的父母即顺治帝和董鄂妃在短短两年内先后驾崩。
3、杨光先还诬陷汤若望在澳门屯兵，图谋不轨。
……
这些罪状，随便一条拿出来，都是砍头的死罪。
杨光先的上疏，得到鳌拜的支持。
于是，到清康熙四年（1665年），汤若望以及钦天监中支持他的官员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李实父子、宋可成、朱光显等均因“妖言妖行”被判凌迟处死。
巧合的是，判决那一天，天空突现彗星，京城又发地震，孝庄太后等人恐惧“天谴”，急忙干预，将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予一死，羁于狱中（后汤若望获孝庄特旨释放，两年后病死）。李祖白父子、宋可成、朱光显等人被处死。
杨光先因为坚持举报，成为名震朝野的“爱国者”，声名显赫。
倘若那时能有网络，杨光先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流量大V。
13、
《时宪历》被废除，汤若望等人关的关，死的死，但杨光先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继续深入剖析这一事件的意义，写了很多文章，并且以《不得已》的书名结集出版，表明自己的立场，也让朝野上下每个人都绷紧“排外爱国”这根弦。
汤若望死了，钦天监监正的职位空缺。杨光先作为有功之臣，被任命为钦天监右监副（相当于副监长）。
这下，杨光先慌了，他对于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很清楚的，打嘴炮行，真干实事不行。
于是，杨光先向朝廷请辞，才疏学浅啦，不堪重任啦。可是，朝廷却以为他是在谦让，不但没有批准他辞职，还给他升了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
这下，杨光先没辙了，只得硬着头皮上任。这一年，杨光先70岁。
这下怎么办呢？杨光先有办法。
因为汤若望已经预先把康熙五年、康熙六年和康熙七年的历书编好了。于是，杨光先把编好的历书拿过来，据为己有。就这样蒙混了三年。
但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杨光先不能再蒙了。于是，杨光先没辙了，把老朋友吴明炫请过来，帮着编康熙八年（1669年）的历书。
吴明炫略懂一些天文学知识，但也只是仅仅比杨光先强一些而已。这两个人湊到一起，一编就编出了一个大笑话。
吴明炫通过计算以后，断定康熙八年（1669年）这一年应该有个闰十二月。杨光先对历法本就一知半解，审核以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便呈献给皇帝了。
康熙按惯例批准了，然后颁行天下。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吴明炫发现不对，这个闰十二月不应该有，赶紧找杨光先商量。这下，杨光先也慌了神，只得硬着头皮上折子请求收回。
这下让朝廷犯了难。收回吧，已经发出去了，这不是在闹笑话吗？不收回吧，老百姓种地都是根据历书的时节走的，这会误了农时。
最后没辙，只好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历书里的“闰十二月”，过完一个十二月就过春节。
14、
这下，朝廷对杨光先的业务能力产生了怀疑，觉得他干得实在太糟糕。不得已，又请了比利时人南怀仁来修正历法。
南怀仁上任后一看，好家伙，这杨光先和吴明炫修的历法，不但把闰月搞错了，还搞出了两个春分、两个秋分，简直是谬误百出。
对于南怀仁的到来，杨光先是一肚子的不服气。于是，南怀仁向康熙帝提出，要以实证证明新历法的准确度。于是，在众多大臣的见证下，南怀仁和杨光先来了一场公开比赛，参照天象，现场推算。
结果南怀仁的推算与实际吻合，而杨光先则错误百出。
这下，杨光先急了，给康熙上了个折子。在折子中，杨光先说： 又说： 这顶大帽子扣的，用了西洋历法就是“毁弃尧舜”了？ 光这样还不算，杨光先再度展现了不要脸的底气，喊出了史上最奇葩的排外口号：更奇葩的是，杨光先的这一排外口号，竟然也赢得了大量的赞誉声。不过，好在康熙帝还算清醒，知道历法这东西是科学，光靠喊口号是不行的。
于是，杨光先被免职。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鳌拜因广树党羽、结党专擅等多项罪名，被革职籍没，后死于禁所。这下，杨光先在朝廷中的最大的支持者没有了。 康熙八年（1669年）七月，南怀仁上书康熙，讲述老师汤若望蒙冤的经过，并要求为汤若望平反。八月，康熙正式下旨，为汤若望平反： 按照康熙的指示，朝廷出资为汤若望修建了高规格的坟墓，将其并竖起了高大的墓碑，还亲自写了墓志铭，随后又和孝庄太后一起为汤若望祭扫。 汤若望终于沉冤昭雪。 闹了大笑话的杨光先则被革职入狱。此时的杨光先老泪横流，上书朝廷： 这时的杨光先还在嘴硬，声称自己天文历法的道理都懂，只是不知道具体怎么算而已。 刑部经过审理后，认定杨光先诬陷汤若望、祸乱钦天监，罪不容赦，判处死刑。但最终康熙还是动了恻隐之心，看在杨光先已经年老的份上，赦免死罪，让他告老还乡。结果，杨光先在回家的路上因背上长痈，死在了半途上。 被冤杀的李祖白等人均得以平反。15、
这桩因历法争论而引发的案件（“历狱”），至此落下帷幕。
16、
汤若望、李祖白等人平反以后，康熙任命南怀仁执掌钦天监。
但是，“历狱”一案，让南怀仁心有余悸，为避免重蹈汤若望的悲惨遭遇，南怀仁表示愿意为朝廷效力，但拒绝接受这一官职。康熙同意了他的请求。康熙八年（1669）八月，南怀仁着手改造观象台。四年后，康熙十二年（1673）用铜铸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又名象限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和表演天象的天体仪。
这些仪器取代了深仪和简仪等传统仪器，安装在北京观象台上。（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 南怀仁去世以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畅春园成立“蒙养斋算学馆”，广揽科技人才。只可惜好景不长，仅仅几年后，保守势力再次抬头，被称为“大清皇家科学院”的蒙养斋被废除，大清又一次自毁长城，失去了追赶西方的机会。17、
明朝末年，徐光启曾提出“超胜”的目标，即“会通以求超胜”。即，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做出独特的创新，以求“超胜”。这里的“超胜”是双重的，既不固守传统，又不照搬西方，既“超胜”中国原有的传统，又“超胜”传教士输入的西学。
应该说，徐光启的思想是极为先进的，即使到现在来看，也不过时。
到鳌拜和杨光先等人制造的“历狱”以后，“西学中源”论重新抬头。所谓“西学中源”，就是指西方的文化和科学，都源自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技术（在今天的网络上，仍然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这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借以贬斥甚至抵制西学的思想依据。
就这样，本来已经打开的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窗口，经由“历狱”一案，又重新关闭。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因利玛窦去世，后9卷未能翻译）。书籍出版以后，徐光启曾建议：“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但因为战乱频仍，这一建议始终未能得到实行。
到清朝初年，南怀仁曾将《几何原本》翻译成满文，给康熙讲授，但同样因为保守势力的阻碍，该书未能在全国得到推广。
直到200多年后的清咸丰七年（1857年），后9卷才由英国人伟烈亚力和中国近代科学家李善兰共同译出。梁启超对这本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用我再为赞叹了。”
18、
今天的人们，多认为是甲午海战打断了清朝国运，从此走向衰败。但我个人认为，清朝的衰败，始于吴明炫、杨光先等守旧排外势力，与鳌拜等权臣相互勾结制造的“历狱”。
“历狱”案中，李祖白与另外一同被处死的四位中国天文学家（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存泰）被称为“历狱五君子”。
这群古代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先驱，被一小撮守旧势力彻底清除干净。
“历狱五君子”中的李祖白，曾经是利玛窦和汤若望最得力的助手，在钦天监担任历科主事。他曾与汤若望共同撰写《远镜说》，对伽利略望远镜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知识的书籍。受《远镜说》一书的启发，徐光启曾命人制作三架望远镜，用于观测天象。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一位卓越的天文学家，就这样被杨光先等人安上“背圣弃祖”等莫须有的罪名，父子一齐遇难，成了“中国的布鲁诺”。
史书上关于“历狱五君子”留下的资料很少，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从这些记载中去了解李祖白等人在临死前的心境，但我想，他们一定有很多的悲凉和绝望。而杨光先虽然被治罪，但他的那本《不得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演义出“洋人妖术乱华”的种种故事，后来成为晚清排外势力的理论指导。
19、 “历狱”案埋下了科技停滞与文化封闭的隐患，李祖白的悲剧成为士大夫的集体记忆，导致后来在面对西学时，即使是那些开明的官员和学者，也普遍表现的战战兢兢，晚清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具体体现。 20世纪的一些学者，如陈恒、方豪等，将历狱一案视为清朝时的中国错失科学革命机遇的关键节点。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该事件标志着“中国与欧洲科学共同体最后的联系断裂”。 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一起历狱案，折射的是几百年前的中国开眼看世界的艰难历程，也让今天的人们为之感慨：文明交流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当科学争论陷入意识形态斗争，理性判断让位于政治需要，个人的悲剧就很难避免，也埋下了国家悲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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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没有能让中国人学会几何学。
后一句源于张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