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
我的文革 ——一个中国青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及其所见、所闻、所思的记录
前言
我久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将我亲身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文字记录下来，为这段历史留一份见证。我最初产生这样的愿望时，文革还开始不久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时有这样的愿望，是因为我意识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文革，乃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难得一遇的大事、奇事，诚如中共宣传中说的那样，它是“史无前例”的。事实确实如此，随着文革的发展，大事、奇事层出不穷，直至文革结束。这个文革奇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奇：十年多文革，自始至终，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党员干部，以及所谓的“封、资、修”“旧文化”，一直是这次运动要打击、乃至要消灭的重点。让我仿佛见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历史的重现。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乃至更以前文化学术界批判的“有鬼无害论”、评李秀成“忠王不忠”等，到一九六六年四月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是文革发动的动员阶段，批判的对象大多是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当时“上联下挂”，全国各地纷纷揭发批判的、当地的“小‘三家村’”、“黑帮分子”，主要也是中共党内的文化官员。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全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遭殃了。各大、中、小学的老师、科技学术机构的学者、专家，还有社会上大大小小的“名作家”、“名演员”、 “名医”，还有各行各业的“技术权威”——其实就是从事不同行业、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与早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被冠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而受到群众专政。而这种所谓的“群众专政”，其实是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指挥下，组织一部分群众对这些被排除出“人民”队伍的另类，进行非人道的迫害而已。此后，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知识分子都是重点审查、打击的对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被迫害致死、致残、家破人亡的知识分子家庭不知凡几。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文革虽然号称运动的重点在“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似乎没有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干部，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工农出身的干部受到的冲击远远没有知识分子干部受到的冲击厉害。文革中最早被迫害而死的干部，如邓拓、田家英、吴晗 、卞仲耘等，无一不是知识分子党员。在以后的文革进程中，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受到的迫害也远远严重过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这个现象反映了这种迫害是有针对性的，不是偶然的。昔秦始皇“坑儒”， 是因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毛泽东发动文革 “坑儒”，是因为他认为接受、并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化官员，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毒害广大人民群众，意图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杜绝旧政权复辟的危险，当年秦始皇采纳臣相李斯的提议，不仅坑杀了“惑乱黔首”的诸生，还下令焚书。“史官非秦记者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个情景与我在一九六六年时的所见所闻，何其相似乃而！当时，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大量图书、典藉、被收缴焚毁，大量文物和名胜古迹被破坏，所有文革以前的文学、历史、绘画、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统统被禁止。犹记得一九六五年底，我们县城新华书店的书橱里还有不少古今文史方面的书藉；但到了一九六六年春的四、五月间，这些书藉突然一夜过后就都消失不见了。首先消失的当然是政治、历史、文艺方面的，然后连文教科技方面的的书也不见了，只有一只位处角落的、最边缘的柜台中还留有几本普及农业种树、灭虫知识的小册子。店堂中凹形排列的十几只玻璃柜台，陈列的书籍清一色都是毛泽东白皮红字的单行本。（之所以都是单行本，原因是那时候四卷本“毛选”和《毛主席语录》还没有大量印刷发行。）原来店堂四壁和空中挂的山水风景画都收掉了，代之以用仿宋体或用楷书、隶书、行书写成的毛泽东语录，以及毛泽东本人书写的诗词。再后来，到了学生红卫兵“破四旧”的八、九月，则不论机关、学校、图书馆、民居家中，凡有所谓“四旧”的文物、典藉、书画，不是被收缴最后当废纸送造纸厂当原料，就是被当众焚毁，或者封存起来。只有那些家庭成分好的、胆大而又喜爱文艺的人，才敢悄悄藏有一些书籍，但也不敢轻易示人。那时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是可以看的书，只有歌颂毛泽东的歌是可以唱的歌。最严厉的时候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的书也不准看，唯有列宁的还可以。那时候有一种官方散布的舆论，说毛泽东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光是毛泽东的著作就够你学一辈子的了，其他的不看也可以。更极端的甚至说学毛主席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短文）就够了。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几乎一朝之间被禁止、被扫荡干净，真如《红楼梦》曲子里说的那样：“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需要指出的是史载被秦始皇坑掉的这四百六十个儒，大多是同伙揭发出来的。而文革中被揭发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黑帮”、“三家村”，其实大部分也是被同是文人的人揭发的。高压恐怖下，人人自危；为了自保，就出现了相互揭发的闹剧、悲剧、丑剧。如此看来，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虽相隔了二千多年，其实社会氛围、人的精神面貌，并无多大变化。
第二奇：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当权派整群众，但这次文革有一段时期是群众整当权派，而且是“奉旨造反”。这真正是“史无前例”的。
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各级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划分好“左、中、右”阶级队伍，经过周密的部署，由基层党组织发动一部分群众去整另一部分群众的运动。这些运动有时也会整到部分党员干部的头上，但斗争的矛头主要针对非党群众则是十分明确的。这次文革开始一段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后，事情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认为前阶段刘少奇主持的运动，整学生、整群众的做法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十月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允许群众成立造反组织揭发批判当权派。于是从地方到中央，中共各级官员都受到了造反学生和造反群众不同程度的冲击。
由于文革损害了各级党员干部的利益，引起他们对文革的抵制甚至仇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原有党、团、工会等组织的影响力，操纵一部分群众去与造反派群众斗争，文革遇到极大阻力，几乎成了无法突破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发生了“一月革命”，造反群众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表态予以支持，并号召全国造反派以上海造反派为榜样，联合起来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学校的权，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目的是为了扫除各级当权派的阻力，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但这样的大动作，其危险程度犹如一个外科医生自己操刀切除自己身上的大部分组织——那些被他认为已经烂掉了的器官。但如果一旦失控，就有生命之虞。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胆量、魄力，在古今中外的统治者中也是少见的。所以这也是一件大奇事。
第三奇：“文斗”成了“武斗”。全国犹如一个大战场，从锄头、木棍到真刀真枪，甚至坦克大炮，死人伤人无算。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制定《关于无产阶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时大约就已预见到对这场运动群众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意见就会有争论，因此预打了“防疫针”，说：“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当时学习《十六条》，我想辩论中发生武斗，最多就是推来撞去，我打你一拳，你踢我一脚，实在想不到这武斗会发展到如此局面：武斗的武器从锄头、棍棒，长矛、大刀，发展到机枪、坦克、大炮，就差飞机没有出动。在一九六七年夏秋和六八年那个时候，全国真的成了大战场。据有学者统计：文革因武斗而死亡人数大概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伤者就更多了。至于整个文革中，因受迫害等各种原因致死的人数，据叶剑英在一个内部会议上透露的高达二千万。和平时期的一场政治运动发展到这个地步，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奇事。
第四奇：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一前一后都被毛泽东整死。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其中很主要的一个是“防修反修”。从苏共“二十大”起，毛泽东就指责苏共丢了列宁和斯大林“两把刀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并在六十年代初与苏共进行了一场大论战。接着毛泽东又因党内斗争，说国内也有变“修”的危险，主要是党内高级官员变“修”。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运动能将全党，包括党、政、军和文化界所有当权派都来一次大清理，把所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其原来负责的工作岗位上调离，以免他们利用手中权力继续推行修正主义政策；同时对全党全民来一次社会主义的大教育。他认为这样的革命，每“七八年来一次”，可以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由于国家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在一些政治观点上与毛泽东不一致，被毛视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革初期便将他打倒，然后又在秘密关押中将他虐待致死。
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捧出病夫元帅林彪来助阵，封他为“副统帅”，后来还把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写进“九大”新的党章。中共的宣传机构大造舆论，说林彪是毛泽东考察了几十年的最好的接班人。可是仅仅过了五年多一点，林彪又成了妄图“抢班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被毛泽东逼得走投无路，据说是乘飞机“仓惶出逃”，最后摔死在外蒙古戈壁滩上。两个“接班人”都是这样悲惨的下场，让毛泽东的“英明”，成了大众的笑柄。
第五奇：邓小平“三起三落”。
邓小平原是中共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文革初期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罪名是“全国第二个最大的走资派”。林彪事件后，大家渐渐看清了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要自己的老婆江青和侄儿毛岸新接班，让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作辅助。但江青不得人心，毛岸新资历太浅，王洪文不争气，张、姚反对者太多，而主持中央实际工作的周恩来此时又患了癌症，病情日渐沉重，需要有人接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起用邓小平，并委以党、政、军重任，一度很有让邓小平接班的态势。在邓小平要求“解放”时，曾写信对毛保证，对文革初期打倒他一事“永不翻案”。但是邓小平实际掌权后对文革政策“修正”甚多，实际是在否定文革。此时毛泽东已是老病之身，无力再大折腾，退而求其次，要邓小平作一个结论，只要求他认可“文革是正确的”即可，以维持他的颜面。不料竟遭邓小平拒绝，还说了句“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来嘲讽毛发动的文革。于是毛泽东在垂暮之年、行将就木以前再奋余威，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再次打倒。结果激起民众反抗，以悼念周恩来为名，搞出了一个“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这件事让人们再次看到毛泽东搞文革不得人心、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和邓小平的言而无信。
第六奇：“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再次打倒邓小平以后，因为同样的原因他还不能直接重用江青、毛岸新以及张春桥，无奈之下他选了貌似忠厚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当总理并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也许，在毛泽东的设想中，这第三个接班人并无多大能耐，是个老实人，相对而言算是一个比较安全可靠的“过渡人物”，过几年应可让江青或毛岸新接上班。那里料到这次他又看走眼。就是这个貌似木讷、忠厚的华国锋，等毛泽东一咽气，真正是尸骨未寒，就伙同毛生前同样十分信任的“大内总管”汪东兴，投靠叶剑英等军头发动宫廷政变，把江青、毛岸新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所谓“四人帮”抓了起来。毛泽东搞文革前后折腾了十年多，结果把老婆、侄子都折腾进了监狱，自己也身败名裂，成天下笑话。所以不能不说这也是一件史上难得一见的奇事。
至于华国锋政变成功后，被吹捧为“英明领袖”，身兼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要职，一时风光无限，谁知不旋踵他就被邓小平等一帮“老革命”赶下了台。而邓小平掌权后，以军委主席之名号令全党。他也与毛泽东一样，胡耀邦、赵紫阳两个被他捧上台的总书记（此时的总书记地位相当于以前的党主席），都被他先后“废掉”。又因他只肯开放经济，不肯进行政治改革，导致社会民主思潮与中共专制体制激烈冲撞，再加上当时“官倒”横行，于是激起民愤，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示威抗议毛泽东和“四人帮”倒行逆施一样，一九八九年北京爆发了以悼念胡耀邦、抗议胡耀邦因遭受党内不公待遇，实为抗议中共和邓小平专制统治的“六四事件”，仿佛历史重演。华国锋的下台和“六四事件”的发生，都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大事、奇事，只是这些事发生在文革以后，此处不论。
而不是网上转帖别人的，那是别人的经历，又没法和他讨论
文革时我是小孩，都有一些记忆。
在几坛没看到任何一篇你的原创，有点遗憾。我写了500篇原创，其余是转贴的，是没经历过的战争年代或者其它事情。
我的文革（1）
我的文革
——一个中国青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及其所见、所闻、所思的记录
前言
我久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将我亲身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文字记录下来，为这段历史留一份见证。我最初产生这样的愿望时，文革还开始不久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时有这样的愿望，是因为我意识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文革，乃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难得一遇的大事、奇事，诚如中共宣传中说的那样，它是“史无前例”的。事实确实如此，随着文革的发展，大事、奇事层出不穷，直至文革结束。这个文革奇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奇：十年多文革，自始至终，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党员干部，以及所谓的“封、资、修”“旧文化”，一直是这次运动要打击、乃至要消灭的重点。让我仿佛见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历史的重现。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乃至更以前文化学术界批判的“有鬼无害论”、评李秀成“忠王不忠”等，到一九六六年四月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是文革发动的动员阶段，批判的对象大多是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当时“上联下挂”，全国各地纷纷揭发批判的、当地的“小‘三家村’”、“黑帮分子”，主要也是中共党内的文化官员。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全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遭殃了。各大、中、小学的老师、科技学术机构的学者、专家，还有社会上大大小小的“名作家”、“名演员”、 “名医”，还有各行各业的“技术权威”——其实就是从事不同行业、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与早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被冠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而受到群众专政。而这种所谓的“群众专政”，其实是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指挥下，组织一部分群众对这些被排除出“人民”队伍的另类，进行非人道的迫害而已。此后，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知识分子都是重点审查、打击的对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被迫害致死、致残、家破人亡的知识分子家庭不知凡几。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文革虽然号称运动的重点在“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似乎没有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干部，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工农出身的干部受到的冲击远远没有知识分子干部受到的冲击厉害。文革中最早被迫害而死的干部，如邓拓、田家英、吴晗 、卞仲耘等，无一不是知识分子党员。在以后的文革进程中，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受到的迫害也远远严重过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这个现象反映了这种迫害是有针对性的，不是偶然的。昔秦始皇“坑儒”， 是因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毛泽东发动文革 “坑儒”，是因为他认为接受、并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化官员，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毒害广大人民群众，意图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杜绝旧政权复辟的危险，当年秦始皇采纳臣相李斯的提议，不仅坑杀了“惑乱黔首”的诸生，还下令焚书。“史官非秦记者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个情景与我在一九六六年时的所见所闻，何其相似乃而！当时，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大量图书、典藉、被收缴焚毁，大量文物和名胜古迹被破坏，所有文革以前的文学、历史、绘画、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统统被禁止。犹记得一九六五年底，我们县城新华书店的书橱里还有不少古今文史方面的书藉；但到了一九六六年春的四、五月间，这些书藉突然一夜过后就都消失不见了。首先消失的当然是政治、历史、文艺方面的，然后连文教科技方面的的书也不见了，只有一只位处角落的、最边缘的柜台中还留有几本普及农业种树、灭虫知识的小册子。店堂中凹形排列的十几只玻璃柜台，陈列的书籍清一色都是毛泽东白皮红字的单行本。（之所以都是单行本，原因是那时候四卷本“毛选”和《毛主席语录》还没有大量印刷发行。）原来店堂四壁和空中挂的山水风景画都收掉了，代之以用仿宋体或用楷书、隶书、行书写成的毛泽东语录，以及毛泽东本人书写的诗词。再后来，到了学生红卫兵“破四旧”的八、九月，则不论机关、学校、图书馆、民居家中，凡有所谓“四旧”的文物、典藉、书画，不是被收缴最后当废纸送造纸厂当原料，就是被当众焚毁，或者封存起来。只有那些家庭成分好的、胆大而又喜爱文艺的人，才敢悄悄藏有一些书籍，但也不敢轻易示人。那时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是可以看的书，只有歌颂毛泽东的歌是可以唱的歌。最严厉的时候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的书也不准看，唯有列宁的还可以。那时候有一种官方散布的舆论，说毛泽东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光是毛泽东的著作就够你学一辈子的了，其他的不看也可以。更极端的甚至说学毛主席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短文）就够了。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几乎一朝之间被禁止、被扫荡干净，真如《红楼梦》曲子里说的那样：“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需要指出的是史载被秦始皇坑掉的这四百六十个儒，大多是同伙揭发出来的。而文革中被揭发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黑帮”、“三家村”，其实大部分也是被同是文人的人揭发的。高压恐怖下，人人自危；为了自保，就出现了相互揭发的闹剧、悲剧、丑剧。如此看来，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虽相隔了二千多年，其实社会氛围、人的精神面貌，并无多大变化。
第二奇：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当权派整群众，但这次文革有一段时期是群众整当权派，而且是“奉旨造反”。这真正是“史无前例”的。
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各级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划分好“左、中、右”阶级队伍，经过周密的部署，由基层党组织发动一部分群众去整另一部分群众的运动。这些运动有时也会整到部分党员干部的头上，但斗争的矛头主要针对非党群众则是十分明确的。这次文革开始一段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后，事情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认为前阶段刘少奇主持的运动，整学生、整群众的做法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十月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允许群众成立造反组织揭发批判当权派。于是从地方到中央，中共各级官员都受到了造反学生和造反群众不同程度的冲击。
由于文革损害了各级党员干部的利益，引起他们对文革的抵制甚至仇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原有党、团、工会等组织的影响力，操纵一部分群众去与造反派群众斗争，文革遇到极大阻力，几乎成了无法突破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发生了“一月革命”，造反群众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表态予以支持，并号召全国造反派以上海造反派为榜样，联合起来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学校的权，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目的是为了扫除各级当权派的阻力，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但这样的大动作，其危险程度犹如一个外科医生自己操刀切除自己身上的大部分组织——那些被他认为已经烂掉了的器官。但如果一旦失控，就有生命之虞。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胆量、魄力，在古今中外的统治者中也是少见的。所以这也是一件大奇事。
第三奇：“文斗”成了“武斗”。全国犹如一个大战场，从锄头、木棍到真刀真枪，甚至坦克大炮，死人伤人无算。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制定《关于无产阶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时大约就已预见到对这场运动群众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意见就会有争论，因此预打了“防疫针”，说：“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当时学习《十六条》，我想辩论中发生武斗，最多就是推来撞去，我打你一拳，你踢我一脚，实在想不到这武斗会发展到如此局面：武斗的武器从锄头、棍棒，长矛、大刀，发展到机枪、坦克、大炮，就差飞机没有出动。在一九六七年夏秋和六八年那个时候，全国真的成了大战场。据有学者统计：文革因武斗而死亡人数大概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伤者就更多了。至于整个文革中，因受迫害等各种原因致死的人数，据叶剑英在一个内部会议上透露的高达二千万。和平时期的一场政治运动发展到这个地步，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奇事。
第四奇：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一前一后都被毛泽东整死。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其中很主要的一个是“防修反修”。从苏共“二十大”起，毛泽东就指责苏共丢了列宁和斯大林“两把刀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并在六十年代初与苏共进行了一场大论战。接着毛泽东又因党内斗争，说国内也有变“修”的危险，主要是党内高级官员变“修”。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运动能将全党，包括党、政、军和文化界所有当权派都来一次大清理，把所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其原来负责的工作岗位上调离，以免他们利用手中权力继续推行修正主义政策；同时对全党全民来一次社会主义的大教育。他认为这样的革命，每“七八年来一次”，可以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由于国家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在一些政治观点上与毛泽东不一致，被毛视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革初期便将他打倒，然后又在秘密关押中将他虐待致死。
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捧出病夫元帅林彪来助阵，封他为“副统帅”，后来还把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写进“九大”新的党章。中共的宣传机构大造舆论，说林彪是毛泽东考察了几十年的最好的接班人。可是仅仅过了五年多一点，林彪又成了妄图“抢班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被毛泽东逼得走投无路，据说是乘飞机“仓惶出逃”，最后摔死在外蒙古戈壁滩上。两个“接班人”都是这样悲惨的下场，让毛泽东的“英明”，成了大众的笑柄。
第五奇：邓小平“三起三落”。
邓小平原是中共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文革初期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罪名是“全国第二个最大的走资派”。林彪事件后，大家渐渐看清了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要自己的老婆江青和侄儿毛岸新接班，让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作辅助。但江青不得人心，毛岸新资历太浅，王洪文不争气，张、姚反对者太多，而主持中央实际工作的周恩来此时又患了癌症，病情日渐沉重，需要有人接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起用邓小平，并委以党、政、军重任，一度很有让邓小平接班的态势。在邓小平要求“解放”时，曾写信对毛保证，对文革初期打倒他一事“永不翻案”。但是邓小平实际掌权后对文革政策“修正”甚多，实际是在否定文革。此时毛泽东已是老病之身，无力再大折腾，退而求其次，要邓小平作一个结论，只要求他认可“文革是正确的”即可，以维持他的颜面。不料竟遭邓小平拒绝，还说了句“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来嘲讽毛发动的文革。于是毛泽东在垂暮之年、行将就木以前再奋余威，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再次打倒。结果激起民众反抗，以悼念周恩来为名，搞出了一个“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这件事让人们再次看到毛泽东搞文革不得人心、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和邓小平的言而无信。
第六奇：“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再次打倒邓小平以后，因为同样的原因他还不能直接重用江青、毛岸新以及张春桥，无奈之下他选了貌似忠厚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当总理并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也许，在毛泽东的设想中，这第三个接班人并无多大能耐，是个老实人，相对而言算是一个比较安全可靠的“过渡人物”，过几年应可让江青或毛岸新接上班。那里料到这次他又看走眼。就是这个貌似木讷、忠厚的华国锋，等毛泽东一咽气，真正是尸骨未寒，就伙同毛生前同样十分信任的“大内总管”汪东兴，投靠叶剑英等军头发动宫廷政变，把江青、毛岸新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所谓“四人帮”抓了起来。毛泽东搞文革前后折腾了十年多，结果把老婆、侄子都折腾进了监狱，自己也身败名裂，成天下笑话。所以不能不说这也是一件史上难得一见的奇事。
至于华国锋政变成功后，被吹捧为“英明领袖”，身兼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要职，一时风光无限，谁知不旋踵他就被邓小平等一帮“老革命”赶下了台。而邓小平掌权后，以军委主席之名号令全党。他也与毛泽东一样，胡耀邦、赵紫阳两个被他捧上台的总书记（此时的总书记地位相当于以前的党主席），都被他先后“废掉”。又因他只肯开放经济，不肯进行政治改革，导致社会民主思潮与中共专制体制激烈冲撞，再加上当时“官倒”横行，于是激起民愤，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示威抗议毛泽东和“四人帮”倒行逆施一样，一九八九年北京爆发了以悼念胡耀邦、抗议胡耀邦因遭受党内不公待遇，实为抗议中共和邓小平专制统治的“六四事件”，仿佛历史重演。华国锋的下台和“六四事件”的发生，都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大事、奇事，只是这些事发生在文革以后，此处不论。
而不是网上转帖别人的，那是别人的经历，又没法和他讨论
文革时我是小孩，都有一些记忆。
在几坛没看到任何一篇你的原创，有点遗憾。我写了500篇原创，其余是转贴的，是没经历过的战争年代或者其它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