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再说袁世凯的“皇帝梦”_爱思想
一百年前，1916年3月22日，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袁世凯宣布取消称帝计划。这个计划从头年12月12日出台，原订在过了年的1月1日改元“洪宪”，至此算来83天，被后世史家叫做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如今虽然国人都知道当年老袁有过这么一档子事，但对历史的具体场景却大多淡忘了。没有了对历史的具体记忆，也就没有了史学鉴往启来的功能。所以今天再说说袁世凯的“皇帝梦”，还有一定意义。
在历史教科书上的袁世凯是逆潮流而动的“窃国大盗“，他称帝失败，在举国声讨中，没几个月就忧愤而死，又像一个可怜虫。但真实的袁世凯，百年前曾是“响当当”的强力人物，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无人能出其右者。进入20世纪，作为清廷封疆大吏的袁氏，在“庚子事变”中头脑冷静，处置有方，继而成为“新政”的得力台柱，他操练新军，创建巡警，开办学堂，修筑铁路，直至主张立宪，俨然是表现突出的开明能臣，毫无顽固保守之气。袁氏的人生高潮在辛亥年。武昌反清暴动后，多省民军纷纷响应，形成全国内战之势，清廷启用袁世凯挽救危局，他最终说服隆裕太后和平交权，结束帝制，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连孙中山都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可见他出任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众望所归。那么，他又是如何走上“开倒车”之路的呢？离开了当时具体的历史场景，就说不大清楚这个问题。
平心而论，袁世凯执掌最高权力后，是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在强邻日本以“二十一条”征服条款威逼之下，他隐忍“国耻”与之缠斗，密谕百官“苟利国家，死生以之”，表现了一颗爱国心。但袁氏毕竟是旧体制旧文化中人，对现代共和民主制度及其思想学说，缺乏系统认识。在这方面，他远不及同为清廷臣僚的郭嵩焘、张树声等人。他以乾纲独断、勇于任事为长，而这在民主政体中恰恰要受到制约。《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参议院，而国务院负实际责任，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行使此项权力要有国务院签名副署方能生效。民初国会，国民党议员占多数，袁的法令也很难获得通过，恶性政治纷争不断。几年干下来，他对外国顾问莫理循诉说“很感痛苦”，还说“目前他的权力远不及他做总督年代的权力大”。袁的另一位外国顾问古德诺的话倒是让他很觉入耳，这位美国法学家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民众文化程度不高，缺乏自治经验，习惯于专制统治，尚不具备共和制所要求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因此更易于行君主立宪。古氏还对拟订中的宪法提出意见，说对总统权力限制太多，不利于维稳和解决内政外交诸多问题，中国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袁世凯既要做政治强人，想把权力不受制约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他周围的各色人等便猛劲鼓捣起来，怂恿他走“做皇帝”的回头路，且各怀不同的目的。梁士诒屁股不干净，有贪腐行为，又知老袁肃贪手狠，眼看“五路参案”要牵查到自己，就拼命为袁效力以自保。黎元洪派则是袁的潜在竞争者，他们中有人明知称帝倒退丧民心，却故意挖坑，让袁往里跳，可谓“高级黑”。至于杨度等一批学者献媚权力，吹捧袁大总统，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以便投机往上爬，乃是社会常见现象。而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自己没有本事，却有政治野心，想在老爸称帝后，当上“太子”。
袁世凯作为清季一介“能臣”，处事有些不被蒙蔽的经验，他还常对僚属和子女们显示自己“接地气”的自信。但事实证明，人一旦居于最高权位，被层层揣摩上意、阿谀奉承、别有用心者所包围，要想与外部世界信息完全对称是很难做到的。
1915年暑期，身兼中国政府法制局顾问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来华逗留两个月，他应总统府要求写一政治体制比较研究的“备忘录”，在说了上述那些话后，古氏强调在中国已然选择了共和制的情况下，如要恢复君主制，必须经过全体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不可引发政局动荡。这种君主制应该是立宪的而非专制的，要制定严格的政治继承法律，且君主立宪也不是对中国问题“一试就灵”，所以究竟何去何从，条件备否，得由“既熟悉中国，又对其未来发展有责任的人士”来决定，自己作为外国顾问“难以回答”。袁世凯身边的人，把这篇原供高层内部参考的“备忘录”，译成中文，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在报端公开发表。杨度等人就此大做文章，宣称“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这样断章取义地一说，就把古德诺给装了进去，弄得古博士老大不愿意，可社会影响造成了。杨度们成立的“筹安会”，还把著名学者严复的名字添列其间，严虽政治观点主张渐进改良，并没有吹捧过袁世凯，在他学生的拉扯下就这样被政治利用了。杨度又炮制题为《君宪救国论》的文章，从民族主义高度，说只有君主立宪，才能强国富国救国，抵御外敌。言外之意，不同意这样做的人，就是不爱国。袁克定更胆大包天，他知道老爷子警惕日本，竟伪造了一份日资办的《顺天时报》放到总统办公桌上，报上的文章也对中国实行君宪制表示赞同。
古德诺说恢复君主制必须经过国民的同意，袁世凯对此原无把握，心中矛盾，犹豫不决。可是经过袁周围的人积极运作，各级官僚奉捧迎合，舆论和“民意”就被制造了出来。很快，颂扬袁大总统英明伟大的宣传出现在全国城乡，各色人等的君宪请愿团、劝进团也越来越多，连北京的乞丐妓女都被组织起来，拿着小旗，到新华门跪呈劝进表，请求大总统顺应民意，早正大位。在民间热烈气氛下，各省巡按使纷纷表态拥戴，尤其军界的段芝贵联合19省将军、督统、护军使一齐劝进表忠心，这让老袁心里踏实了不少。既然是民国了，民主程序一定要走。梁士诒等人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各地选出了“国民代表”来北京开会，结果1993名代表全票赞成实行君主立宪，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美其名曰的“国体改革”就这样“依法”通过了。
与杨度等人投机逐利形成鲜明对照，著名学者梁启超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对社会上的帝制闹剧表示反对。他著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说自己早年就主张立宪政体，视其为社会进化的产物，至于立宪政体之上是共和国体抑或君主国体，其实并不重要。今天中国既然选择了共和国体，就不应该再来一次变更折腾，变国体并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他还质问杨度：你们声言立宪尊法，而搞这种国体“革命”，尊的又是哪一法律？读梁启超文章，能感觉到他揭露了在大张旗鼓“变国体”的背后，有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售其奸，所谓君主立宪是假，欲行君主专制才是真。袁世凯身边人企图用重金收买，劝梁不要发表该文被拒绝，梁不久冒险潜往云南，同他的学生蔡锷等联袂起兵反袁。接着贵州、广西等省也宣布脱离中央，“护国战争”之焰很快蔓延开来。
这时那些刚刚向上峰表过忠心的官僚政客、北洋将领们，却没有一个愿为老袁担责卖命，有的还公开背叛倒戈了，战事对袁日渐不利。特别是国际社会均不承认中国变更国体，“洪宪”字样的外交文书都被退了回来，这对老袁打击最大，迫使他不得不宣布撤销称帝计划，废止“洪宪”年号。撞墙之后，急火攻心的袁世凯很快病倒，临终前他承认犯了错误，并说一些人坑了他。
袁世凯走到这一步，当然他本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究其根源还是“取天下以私之”的旧思想作祟。梁启超曾经劝告袁氏“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而他却恰恰选择了后者，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个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载于2017年1月13日《社会科学报》）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610872.html
德刚先生曾说过“左派说我右，右派说我左， 横竖我左右不是人了”。
王也扬：再说袁世凯的“皇帝梦”_爱思想
一百年前，1916年3月22日，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袁世凯宣布取消称帝计划。这个计划从头年12月12日出台，原订在过了年的1月1日改元“洪宪”，至此算来83天，被后世史家叫做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如今虽然国人都知道当年老袁有过这么一档子事，但对历史的具体场景却大多淡忘了。没有了对历史的具体记忆，也就没有了史学鉴往启来的功能。所以今天再说说袁世凯的“皇帝梦”，还有一定意义。
在历史教科书上的袁世凯是逆潮流而动的“窃国大盗“，他称帝失败，在举国声讨中，没几个月就忧愤而死，又像一个可怜虫。但真实的袁世凯，百年前曾是“响当当”的强力人物，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无人能出其右者。进入20世纪，作为清廷封疆大吏的袁氏，在“庚子事变”中头脑冷静，处置有方，继而成为“新政”的得力台柱，他操练新军，创建巡警，开办学堂，修筑铁路，直至主张立宪，俨然是表现突出的开明能臣，毫无顽固保守之气。袁氏的人生高潮在辛亥年。武昌反清暴动后，多省民军纷纷响应，形成全国内战之势，清廷启用袁世凯挽救危局，他最终说服隆裕太后和平交权，结束帝制，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连孙中山都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可见他出任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众望所归。那么，他又是如何走上“开倒车”之路的呢？离开了当时具体的历史场景，就说不大清楚这个问题。
平心而论，袁世凯执掌最高权力后，是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在强邻日本以“二十一条”征服条款威逼之下，他隐忍“国耻”与之缠斗，密谕百官“苟利国家，死生以之”，表现了一颗爱国心。但袁氏毕竟是旧体制旧文化中人，对现代共和民主制度及其思想学说，缺乏系统认识。在这方面，他远不及同为清廷臣僚的郭嵩焘、张树声等人。他以乾纲独断、勇于任事为长，而这在民主政体中恰恰要受到制约。《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参议院，而国务院负实际责任，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行使此项权力要有国务院签名副署方能生效。民初国会，国民党议员占多数，袁的法令也很难获得通过，恶性政治纷争不断。几年干下来，他对外国顾问莫理循诉说“很感痛苦”，还说“目前他的权力远不及他做总督年代的权力大”。袁的另一位外国顾问古德诺的话倒是让他很觉入耳，这位美国法学家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民众文化程度不高，缺乏自治经验，习惯于专制统治，尚不具备共和制所要求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因此更易于行君主立宪。古氏还对拟订中的宪法提出意见，说对总统权力限制太多，不利于维稳和解决内政外交诸多问题，中国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袁世凯既要做政治强人，想把权力不受制约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他周围的各色人等便猛劲鼓捣起来，怂恿他走“做皇帝”的回头路，且各怀不同的目的。梁士诒屁股不干净，有贪腐行为，又知老袁肃贪手狠，眼看“五路参案”要牵查到自己，就拼命为袁效力以自保。黎元洪派则是袁的潜在竞争者，他们中有人明知称帝倒退丧民心，却故意挖坑，让袁往里跳，可谓“高级黑”。至于杨度等一批学者献媚权力，吹捧袁大总统，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以便投机往上爬，乃是社会常见现象。而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自己没有本事，却有政治野心，想在老爸称帝后，当上“太子”。
袁世凯作为清季一介“能臣”，处事有些不被蒙蔽的经验，他还常对僚属和子女们显示自己“接地气”的自信。但事实证明，人一旦居于最高权位，被层层揣摩上意、阿谀奉承、别有用心者所包围，要想与外部世界信息完全对称是很难做到的。
1915年暑期，身兼中国政府法制局顾问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来华逗留两个月，他应总统府要求写一政治体制比较研究的“备忘录”，在说了上述那些话后，古氏强调在中国已然选择了共和制的情况下，如要恢复君主制，必须经过全体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不可引发政局动荡。这种君主制应该是立宪的而非专制的，要制定严格的政治继承法律，且君主立宪也不是对中国问题“一试就灵”，所以究竟何去何从，条件备否，得由“既熟悉中国，又对其未来发展有责任的人士”来决定，自己作为外国顾问“难以回答”。袁世凯身边的人，把这篇原供高层内部参考的“备忘录”，译成中文，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在报端公开发表。杨度等人就此大做文章，宣称“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这样断章取义地一说，就把古德诺给装了进去，弄得古博士老大不愿意，可社会影响造成了。杨度们成立的“筹安会”，还把著名学者严复的名字添列其间，严虽政治观点主张渐进改良，并没有吹捧过袁世凯，在他学生的拉扯下就这样被政治利用了。杨度又炮制题为《君宪救国论》的文章，从民族主义高度，说只有君主立宪，才能强国富国救国，抵御外敌。言外之意，不同意这样做的人，就是不爱国。袁克定更胆大包天，他知道老爷子警惕日本，竟伪造了一份日资办的《顺天时报》放到总统办公桌上，报上的文章也对中国实行君宪制表示赞同。
古德诺说恢复君主制必须经过国民的同意，袁世凯对此原无把握，心中矛盾，犹豫不决。可是经过袁周围的人积极运作，各级官僚奉捧迎合，舆论和“民意”就被制造了出来。很快，颂扬袁大总统英明伟大的宣传出现在全国城乡，各色人等的君宪请愿团、劝进团也越来越多，连北京的乞丐妓女都被组织起来，拿着小旗，到新华门跪呈劝进表，请求大总统顺应民意，早正大位。在民间热烈气氛下，各省巡按使纷纷表态拥戴，尤其军界的段芝贵联合19省将军、督统、护军使一齐劝进表忠心，这让老袁心里踏实了不少。既然是民国了，民主程序一定要走。梁士诒等人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各地选出了“国民代表”来北京开会，结果1993名代表全票赞成实行君主立宪，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美其名曰的“国体改革”就这样“依法”通过了。
与杨度等人投机逐利形成鲜明对照，著名学者梁启超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对社会上的帝制闹剧表示反对。他著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说自己早年就主张立宪政体，视其为社会进化的产物，至于立宪政体之上是共和国体抑或君主国体，其实并不重要。今天中国既然选择了共和国体，就不应该再来一次变更折腾，变国体并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他还质问杨度：你们声言立宪尊法，而搞这种国体“革命”，尊的又是哪一法律？读梁启超文章，能感觉到他揭露了在大张旗鼓“变国体”的背后，有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售其奸，所谓君主立宪是假，欲行君主专制才是真。袁世凯身边人企图用重金收买，劝梁不要发表该文被拒绝，梁不久冒险潜往云南，同他的学生蔡锷等联袂起兵反袁。接着贵州、广西等省也宣布脱离中央，“护国战争”之焰很快蔓延开来。
这时那些刚刚向上峰表过忠心的官僚政客、北洋将领们，却没有一个愿为老袁担责卖命，有的还公开背叛倒戈了，战事对袁日渐不利。特别是国际社会均不承认中国变更国体，“洪宪”字样的外交文书都被退了回来，这对老袁打击最大，迫使他不得不宣布撤销称帝计划，废止“洪宪”年号。撞墙之后，急火攻心的袁世凯很快病倒，临终前他承认犯了错误，并说一些人坑了他。
袁世凯走到这一步，当然他本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究其根源还是“取天下以私之”的旧思想作祟。梁启超曾经劝告袁氏“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而他却恰恰选择了后者，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个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载于2017年1月13日《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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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刚先生曾说过“左派说我右，右派说我左， 横竖我左右不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