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13）
七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一条汉奸卖国路线，却没有在党内、军队内引起激烈的反对，这种现象说明在中共长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下，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党员和军队指战员已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阶级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这也印证了我前面说的共产主义理论对人心有很强的蛊惑力的看法。共产主义理论虽然谬误百出，且常常是强词夺理、武断片面，但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等诸多方面。而且，它在各个具体问题上都有一套理论，而每一个理论背后又都会有好几个相关的理论来做根据；它们互为援引，形成一张严密的罗网，如中国古代的战阵，攻其一点则首尾皆应。还有，这个主义总是装着一副正义的面孔，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并以宇宙真理掌握者自居，让人望而生畏。因此，要识破它不容易，批判它难度更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后，在最初的一百多年中如瘟疫一般扩散，速度迅猛而制止它总感无力的原因。而已经中其毒的人，即使有的也曾觉察到有地方不对头，但已很难彻底醒悟，改过自新。
那么，在马列主义的理论中，与“阶级利益高于一切”观念有密切关系的、或者说是对这个观念起支持作用的理论，又有哪些呢？我以为主要的有三个：第一个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里指的主要是这个理论的核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即所谓地主、资本家剥削农民、工人的理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就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第二个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今后必然的道路就是共产主义。他们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妙图景，说这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也没有战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因而人人可以过着自由、富足、幸福生活的社会。这样的美妙社会吸引人们为之奋斗，甚至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第三个便是“工人没有祖国”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又是从“国家是阶级斗争产物”的理论所派生的。这三种理论，第一种令共产党人深信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天底下最崇高的事业。第二种则是所有共产革命者——或真的相信，或只是口头上相信——他们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第三种则可以使一些思想偏激的 “革命者” 为了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益”和“共产事业”，而抛弃传统的国家观和爱国情操，去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上述三种理论的第一种、即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第二种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很多人已经批判过并揭穿其虚妄，现在连共产党自己也不提了。惟关于“工人没有祖国”的理论，批判的人还不多。而如潘汉年者，我认为就是服膺这三种理论，尤其是第三种理论的一个典型。因此有必要对这个理论仔细地剖析一番。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工人没有祖国”的观念，在一般人的思想中原是很难接受的。依照一般人的观念，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祖国，如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样，这种关系是先天存在、无可否认也无法选择的。不管你爱不爱你的祖国，也不管你的祖国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它是贫瘠之乡还是膏胰之地，你既出生在这个国家，它就是你的祖国，怎么可能会有人没有祖国呢？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明白无误地说：“工人没有祖国”。那么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将共产主义称为“幽灵”，这段出自《共产党宣言》的话让人看了也会如见了“幽灵”一样，感觉十分邪恶和不祥。在这段曲折晦涩的话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世人表达了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这个貌似中立的东西，其实是带有阶级性的。它是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方便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国家”实际上并非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所共有，而只属于统治阶级。由于工人阶级不是统治阶级，所以工人没有祖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2-203。）
第二，因为国家不属于工人阶级，所以工人阶级即使做了损害、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他们也无需自责，更不需承担卖国的罪责。如果有人要责备他们，那就是如同“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一样，荒谬和徒劳！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两点理由，其实关键只有一点，即国家是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就需要我们对国家和阶级的起源问题，以及国家是否是阶级压迫的工具问题，作一番讨论。
从历史看，人类社会发展到形成“国家”这样的组织形式，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没有“国家”以前，人类社会基本上都经历了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组织形式发展的过程。那时候的社会具体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由于年代太过久远，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确切知道了。对于西方社会，美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通过对美洲印第安人和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的研究，在《古代社会》一书里对人类初民的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关系和财产继承的变化等等，做了一些描述和分析。但是，也许是缺乏可信的历史文字记载，我没有看到该书对有关国家起源的论述和证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阶级起源的观念形成，受摩尔根的影响很大。而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我同样没有看到有关国家起源的直接证据，有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想。在我们中国，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西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人类活动的状况有十分粗略的记载。而这，大概也是中国唯一的、对最接近原始时期社会状态的记录了，因而即使粗略，也十分珍贵，对于我们理解黄帝时代，即中华民族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年代的中原地区的社会状况，或许会有所启发。至于国家起源的直接证据，则保存在《尚书》之中。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当时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以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知道了在汉武帝以前这个时候，中国西南地区这块广袤数千里的土地上，还散居着数以百十计的族群、部落或小的部落联盟。这些部落的文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已有“君长”，即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有的还没有；有的已定居，并有农业，有的还居无定所，处在游牧狩猎状态。很明显，这个地区比起中原地区来，社会发展的程度要落后好多年；而且这些不同的部落、族群，相互之间的文明程度也相差很大。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那里的地理环境太过恶劣，到处是丛山峻岭，急流怒江，交通不便，舟楫难通，各部落、族群几乎都生活在一个各自封闭的小天地中，以致文化交流困难，文明发展的脚步便停滞不前了。老子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以为正可用来形容这种状况。晋陶渊明作《桃花源记》，描写一群因避秦之乱进入深山的人，因为与世隔绝，以致数百年后在外人眼中，他们“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这也可用来解释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差别的原因。
从今天我们仍能获知的情况，这些“蛮夷”分属不同的民族，崇拜不同的图腾，如虎、蛇、斑鸠等，一如黄帝时代的中原。黄帝就出身于以熊为图腾的有熊氏。有不少人至今仍说这些动物就是他们的祖先。还有，有很多民族根据他们历代相传的传说，说他们的祖先是在蚩尤时迁徙到西南地区的。如果这些说法属实，则这说明了当时蚩尤与黄帝作战，双方都有许多部落或族群被卷入；也说明了这些部落中至少有一部分原来也是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所以，从汉代西南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大概地推想出黄帝时代中原的一些情况。我们不妨可将汉代的西南夷地区，看作是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留下的一个封存久远的活标本。
那末，我们中华民族又是怎样从黄帝时期那种大小族群、部落林立、文明程度参差不一的状况，逐步进化到建立起国家的呢？根据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书藉《尚书》的记载，我们能大概地知道一些中国远古时期“国家”开始出现时的情况。
尧是传说中中国远古时期最杰出的首领、“三皇五帝”之“五帝”中的第四帝，其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尚书·尧典》记载了他的一些事迹。尧作为华族的首领，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从《尧典》看，他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分派官员去东南西北方向最边远处观察日出日落的时间，从而制定历法，分四季，别冬夏，让百姓能够依时耕作，不误农桑；根据气候变化变换居处衣着，以保身体健康。第二件，选派官员。那时天下发生了大洪水，尧任命鲧负责治水。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由代行尧天子之职的舜把鲧杀了。有人举荐了尧的儿子丹朱可以做官。尧没有同意，说丹朱说话不算数，又不肯虚心倾听别人意见，这样的人不能当官。第三件，也是《尧典》中最有意思的一件，是尧选择接班人的记载。尧执政多年，老了，他想选一个接班人。他先从四方诸侯中挑选。但四方诸侯都谦说自己德行鄙薄，不配升任帝位。（这里要说明一下，后世称尧为帝，是对尧的尊称，其实他也就是个部落联盟盟主而已，与秦始皇开始的“帝”，天下大权集于一人的意义有所不同。）有人举荐舜。舜当时只是一个地位鄙微且又穷困的人，但他孝顺德行的美名远扬。尧也听说过。于是尧初步同意了。为了怕选错人，尧将二个女儿嫁给舜，让她们近距离观察舜究竟是不是如大家传说的那样好。他又让舜帮助他处理政务以观察舜的办事能力。最后，尧对舜十分满意，就将帝位禅让给了舜。
舜接位后做了些什么呢？据《尚书·舜典》，他接位后巡视四方，礼祭山川，以求国泰民安；制定了礼节；进一步精确历法，统一度、量、衡，制定音律；将天下分为十二州，任命州长（君长）以管理天下人民。他设置司空一职，任命禹治理水土；让弃担任后稷一职，舜对弃说：人民都在饥饿中，你去主持农业，教导人民种植五谷；让契做司徒，说现在百姓不亲，父母子女不睦，你去负责教化人民之事吧；因为有外族入侵，内部又有抢劫杀人的人，舜让皋陶做监狱之长的“士”，掌刑法，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不同给予不同的惩罚，以教训人民遵循正道，不做奸邪坏事；任命垂管理百工；任命益为“虞”，管理山林的生态环境；任命伯夷为祭祀官；任命夔主持音乐，以调和人民的情志；任命龙为谏官，以及时反映民意。舜对天下百官三年考察一次政绩，贤明的提拔，昏庸的罢黜。舜协助尧执政二十八年，尧死后又执政三十九年。最后死于南巡途中的苍梧。
舜死后由禹继承。禹因治水有功，史称大禹。据《尚书·大禹谟》，舜在做了三十三年首领以后，因年老欲传位于禹。禹推辞说自己德行不够，向舜举荐皋陶。但舜主意已定，说只有你合适。舜先让禹帮他处理政务。经过若干年，最后禹接受了舜的禅让。禹在位时，总是教导百官不要懈怠政事，君臣要各尽其职，要做好民生之事。还在舜在位时，禹辅政，因为苗民不服中央的领导，禹带领诸侯去讨伐，打了三十天不能平定。大臣伯益向禹进言，说只要德行能感动人，再远的地方也会来归。于是禹大施文教。过了七十天，苗民就自动来归了。据《史记》，禹死前禅位于伯益。但四方诸侯属意禹的儿子启，于是伯益又将帝位禅让给启。自启以后，不再行禅让，而是以父传子或兄传弟的方式继承。
当然，对这段历史也有不同的记载。《竹书纪年·五帝纪》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流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韩非之·说疑》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这是对尧、舜、禹“禅让”之说的另一种说法。上述两种说法哪一种比较符合史实，这是应由历史学家们去解决的问题。本文关注的是《尚书》记载中关于国家初创时期的情形。而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不同的史料可以证明它也是有问题的。
从《尚书》中我们了解到：第一，中华民族基本上是到了尧、舜、禹时代才初具国家形态的。我想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尧、舜、禹三代首领才成了中华民族万代敬仰的、奠定国家基础的伟大祖先。
第二，当时正是“国家”最初创建时期，政府机构从无到有。而所有政府部门的设置，其初衷都是为了民生，为了让人民有一个平安的、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环境，并非是为了压迫和剥削人民。这其中或许会引起人们争议的是舜让皋陶做监狱之长的“士”这件事。也许，按照那些满脑子阶级斗争观念的人看来，这就是统治阶级设置国家机器来镇压、迫害被统治阶级的铁证，证明恩格斯的话没有错。但是，对这些人我想要问一句：你们能否证明这些入侵的外族人和抢劫杀人的人都是“被统治阶级”的人？他们侵略别的族群，或偷盗抢劫杀人，难道就是你们所谓的“阶级斗争”？而处罚这些侵略者、偷盗抢劫杀人犯就是“阶级压迫”？我想不能吧！其实，外族入侵，内部有偷盗杀人的人，这些事自有人类以来就有。驱使他们去侵略别的族群，去偷盗抢劫杀人的，都无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本能。而为了满足这种本能去侵略别的族群，盗窃抢劫别“人”东西的行为，不但人类有，动物界也有。否则，“雀巢鸠占”、“丛林法则”这句话从何而来呢？中国有句俗话叫“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孔子说，“食色性也！”都在说明这一点：即所有这些抢劫杀人、偷盗行为，都是出于人的天性，或我们俗称的本能。确切地说是出于人的动物性。而一个人之所以会衣食不周，所以会起盗心，不一定是受了剥削、压迫，也可能是因为懒惰或身有残疾等原因。他们不想或无能力靠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和御寒之物，但又不想饿死冻死，就只能去偷盗。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强悍，可以靠夺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情况即使在当今社会也并不少见。所以，对有些事，真不要处处以“阶级斗争”去作解读。舜任命皋陶去管偷盗这些事，其实只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社会发展到舜的时代，人类对是和非、以及人类应有的道德，已经有了一定的辨别水平，觉得人类的有些行为不对，需要通过一定的惩罚措施来教育、引导全社会逐渐走上法制的文明社会，脱离仍然充斥动物本能的蒙昧状态。
第三、尧不同意自己的儿子朱丹当官，却从平民中选拔舜，再加以仔细的考察，最后将帝位传给舜。舜也是因禹治水有功，认为他有治理天下的才能，才传位給禹的。从这个政府首领选拔的过程，可见当时对这项工作的慎重，才德重要过血缘，选贤与能是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取向。
总之，从《尚书》对中华民族“国家”机构最初产生情况的记录中，我们实在找不出如恩格斯说的，是因为阶级斗争激烈，为了避免斗争双方同归于尽才不得不设立“国家”这样的机构，以及“统治者”设立“国家”这样的机构是为了方便他们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任何一点事实根据。
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人，有自由获得信息的便利，还是尊重别人的价值判断吧
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厂里设有组织科和宣传科，两个科的科长都是厂党总支委员，但不属于厂级领导。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组织科与宣传科合并成政工科，主要负责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团管理、意识形态、企业文化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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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科长1945年出生于桃城区徐家庄村，距离我老家冀县呼家道口村仅三四里路。他1968年当兵转业分配至邯郸峰峰矿务局，1978年调入冀县化肥厂。化肥厂是国有企业，属于科级单位，厂领导班子成员都是县委组织部任命。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厂里设有组织科和宣传科，两个科的科长都是厂党总支委员，但不属于厂级领导。尚科长是组织科科长。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组织科与宣传科合并成政工科，主要负责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团管理、意识形态、企业文化建设等。尽管那时政工工作不再怎么吃香，政工科却也比别的科室高半个格儿，尚科长担任政工科科长，依然保留了厂党总支委员的党内职务。
就是因为六四。我参加过学运，但没留下任何案底。不入党，是因为看透了。
以前我一直不愿提起六四这段往事。所以在写我在国企时不入党时并没有给出原因。
所以我很不明白，本坛及文学城的一些网友，一看到别的网友回忆或者说中共的不好，就喊打喊杀的，好像比说了他父母还刺痛似的。其实他们不明白自己也是被中共伪政权欺骗愚弄的。
从吴开先说到潘汉年（13）
七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一条汉奸卖国路线，却没有在党内、军队内引起激烈的反对，这种现象说明在中共长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下，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党员和军队指战员已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阶级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这也印证了我前面说的共产主义理论对人心有很强的蛊惑力的看法。共产主义理论虽然谬误百出，且常常是强词夺理、武断片面，但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等诸多方面。而且，它在各个具体问题上都有一套理论，而每一个理论背后又都会有好几个相关的理论来做根据；它们互为援引，形成一张严密的罗网，如中国古代的战阵，攻其一点则首尾皆应。还有，这个主义总是装着一副正义的面孔，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并以宇宙真理掌握者自居，让人望而生畏。因此，要识破它不容易，批判它难度更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后，在最初的一百多年中如瘟疫一般扩散，速度迅猛而制止它总感无力的原因。而已经中其毒的人，即使有的也曾觉察到有地方不对头，但已很难彻底醒悟，改过自新。
那么，在马列主义的理论中，与“阶级利益高于一切”观念有密切关系的、或者说是对这个观念起支持作用的理论，又有哪些呢？我以为主要的有三个：第一个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里指的主要是这个理论的核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即所谓地主、资本家剥削农民、工人的理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就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第二个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今后必然的道路就是共产主义。他们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妙图景，说这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也没有战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因而人人可以过着自由、富足、幸福生活的社会。这样的美妙社会吸引人们为之奋斗，甚至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第三个便是“工人没有祖国”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又是从“国家是阶级斗争产物”的理论所派生的。这三种理论，第一种令共产党人深信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天底下最崇高的事业。第二种则是所有共产革命者——或真的相信，或只是口头上相信——他们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第三种则可以使一些思想偏激的 “革命者” 为了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益”和“共产事业”，而抛弃传统的国家观和爱国情操，去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上述三种理论的第一种、即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第二种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很多人已经批判过并揭穿其虚妄，现在连共产党自己也不提了。惟关于“工人没有祖国”的理论，批判的人还不多。而如潘汉年者，我认为就是服膺这三种理论，尤其是第三种理论的一个典型。因此有必要对这个理论仔细地剖析一番。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工人没有祖国”的观念，在一般人的思想中原是很难接受的。依照一般人的观念，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祖国，如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样，这种关系是先天存在、无可否认也无法选择的。不管你爱不爱你的祖国，也不管你的祖国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它是贫瘠之乡还是膏胰之地，你既出生在这个国家，它就是你的祖国，怎么可能会有人没有祖国呢？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明白无误地说：“工人没有祖国”。那么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将共产主义称为“幽灵”，这段出自《共产党宣言》的话让人看了也会如见了“幽灵”一样，感觉十分邪恶和不祥。在这段曲折晦涩的话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世人表达了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这个貌似中立的东西，其实是带有阶级性的。它是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方便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国家”实际上并非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所共有，而只属于统治阶级。由于工人阶级不是统治阶级，所以工人没有祖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2-203。）
第二，因为国家不属于工人阶级，所以工人阶级即使做了损害、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他们也无需自责，更不需承担卖国的罪责。如果有人要责备他们，那就是如同“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一样，荒谬和徒劳！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两点理由，其实关键只有一点，即国家是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就需要我们对国家和阶级的起源问题，以及国家是否是阶级压迫的工具问题，作一番讨论。
从历史看，人类社会发展到形成“国家”这样的组织形式，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没有“国家”以前，人类社会基本上都经历了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组织形式发展的过程。那时候的社会具体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由于年代太过久远，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确切知道了。对于西方社会，美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通过对美洲印第安人和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的研究，在《古代社会》一书里对人类初民的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关系和财产继承的变化等等，做了一些描述和分析。但是，也许是缺乏可信的历史文字记载，我没有看到该书对有关国家起源的论述和证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阶级起源的观念形成，受摩尔根的影响很大。而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我同样没有看到有关国家起源的直接证据，有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想。在我们中国，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西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人类活动的状况有十分粗略的记载。而这，大概也是中国唯一的、对最接近原始时期社会状态的记录了，因而即使粗略，也十分珍贵，对于我们理解黄帝时代，即中华民族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年代的中原地区的社会状况，或许会有所启发。至于国家起源的直接证据，则保存在《尚书》之中。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当时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以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知道了在汉武帝以前这个时候，中国西南地区这块广袤数千里的土地上，还散居着数以百十计的族群、部落或小的部落联盟。这些部落的文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已有“君长”，即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有的还没有；有的已定居，并有农业，有的还居无定所，处在游牧狩猎状态。很明显，这个地区比起中原地区来，社会发展的程度要落后好多年；而且这些不同的部落、族群，相互之间的文明程度也相差很大。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那里的地理环境太过恶劣，到处是丛山峻岭，急流怒江，交通不便，舟楫难通，各部落、族群几乎都生活在一个各自封闭的小天地中，以致文化交流困难，文明发展的脚步便停滞不前了。老子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以为正可用来形容这种状况。晋陶渊明作《桃花源记》，描写一群因避秦之乱进入深山的人，因为与世隔绝，以致数百年后在外人眼中，他们“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这也可用来解释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差别的原因。
从今天我们仍能获知的情况，这些“蛮夷”分属不同的民族，崇拜不同的图腾，如虎、蛇、斑鸠等，一如黄帝时代的中原。黄帝就出身于以熊为图腾的有熊氏。有不少人至今仍说这些动物就是他们的祖先。还有，有很多民族根据他们历代相传的传说，说他们的祖先是在蚩尤时迁徙到西南地区的。如果这些说法属实，则这说明了当时蚩尤与黄帝作战，双方都有许多部落或族群被卷入；也说明了这些部落中至少有一部分原来也是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所以，从汉代西南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大概地推想出黄帝时代中原的一些情况。我们不妨可将汉代的西南夷地区，看作是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留下的一个封存久远的活标本。
那末，我们中华民族又是怎样从黄帝时期那种大小族群、部落林立、文明程度参差不一的状况，逐步进化到建立起国家的呢？根据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书藉《尚书》的记载，我们能大概地知道一些中国远古时期“国家”开始出现时的情况。
尧是传说中中国远古时期最杰出的首领、“三皇五帝”之“五帝”中的第四帝，其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尚书·尧典》记载了他的一些事迹。尧作为华族的首领，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从《尧典》看，他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分派官员去东南西北方向最边远处观察日出日落的时间，从而制定历法，分四季，别冬夏，让百姓能够依时耕作，不误农桑；根据气候变化变换居处衣着，以保身体健康。第二件，选派官员。那时天下发生了大洪水，尧任命鲧负责治水。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由代行尧天子之职的舜把鲧杀了。有人举荐了尧的儿子丹朱可以做官。尧没有同意，说丹朱说话不算数，又不肯虚心倾听别人意见，这样的人不能当官。第三件，也是《尧典》中最有意思的一件，是尧选择接班人的记载。尧执政多年，老了，他想选一个接班人。他先从四方诸侯中挑选。但四方诸侯都谦说自己德行鄙薄，不配升任帝位。（这里要说明一下，后世称尧为帝，是对尧的尊称，其实他也就是个部落联盟盟主而已，与秦始皇开始的“帝”，天下大权集于一人的意义有所不同。）有人举荐舜。舜当时只是一个地位鄙微且又穷困的人，但他孝顺德行的美名远扬。尧也听说过。于是尧初步同意了。为了怕选错人，尧将二个女儿嫁给舜，让她们近距离观察舜究竟是不是如大家传说的那样好。他又让舜帮助他处理政务以观察舜的办事能力。最后，尧对舜十分满意，就将帝位禅让给了舜。
舜接位后做了些什么呢？据《尚书·舜典》，他接位后巡视四方，礼祭山川，以求国泰民安；制定了礼节；进一步精确历法，统一度、量、衡，制定音律；将天下分为十二州，任命州长（君长）以管理天下人民。他设置司空一职，任命禹治理水土；让弃担任后稷一职，舜对弃说：人民都在饥饿中，你去主持农业，教导人民种植五谷；让契做司徒，说现在百姓不亲，父母子女不睦，你去负责教化人民之事吧；因为有外族入侵，内部又有抢劫杀人的人，舜让皋陶做监狱之长的“士”，掌刑法，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不同给予不同的惩罚，以教训人民遵循正道，不做奸邪坏事；任命垂管理百工；任命益为“虞”，管理山林的生态环境；任命伯夷为祭祀官；任命夔主持音乐，以调和人民的情志；任命龙为谏官，以及时反映民意。舜对天下百官三年考察一次政绩，贤明的提拔，昏庸的罢黜。舜协助尧执政二十八年，尧死后又执政三十九年。最后死于南巡途中的苍梧。
舜死后由禹继承。禹因治水有功，史称大禹。据《尚书·大禹谟》，舜在做了三十三年首领以后，因年老欲传位于禹。禹推辞说自己德行不够，向舜举荐皋陶。但舜主意已定，说只有你合适。舜先让禹帮他处理政务。经过若干年，最后禹接受了舜的禅让。禹在位时，总是教导百官不要懈怠政事，君臣要各尽其职，要做好民生之事。还在舜在位时，禹辅政，因为苗民不服中央的领导，禹带领诸侯去讨伐，打了三十天不能平定。大臣伯益向禹进言，说只要德行能感动人，再远的地方也会来归。于是禹大施文教。过了七十天，苗民就自动来归了。据《史记》，禹死前禅位于伯益。但四方诸侯属意禹的儿子启，于是伯益又将帝位禅让给启。自启以后，不再行禅让，而是以父传子或兄传弟的方式继承。
当然，对这段历史也有不同的记载。《竹书纪年·五帝纪》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流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韩非之·说疑》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这是对尧、舜、禹“禅让”之说的另一种说法。上述两种说法哪一种比较符合史实，这是应由历史学家们去解决的问题。本文关注的是《尚书》记载中关于国家初创时期的情形。而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不同的史料可以证明它也是有问题的。
从《尚书》中我们了解到：第一，中华民族基本上是到了尧、舜、禹时代才初具国家形态的。我想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尧、舜、禹三代首领才成了中华民族万代敬仰的、奠定国家基础的伟大祖先。
第二，当时正是“国家”最初创建时期，政府机构从无到有。而所有政府部门的设置，其初衷都是为了民生，为了让人民有一个平安的、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环境，并非是为了压迫和剥削人民。这其中或许会引起人们争议的是舜让皋陶做监狱之长的“士”这件事。也许，按照那些满脑子阶级斗争观念的人看来，这就是统治阶级设置国家机器来镇压、迫害被统治阶级的铁证，证明恩格斯的话没有错。但是，对这些人我想要问一句：你们能否证明这些入侵的外族人和抢劫杀人的人都是“被统治阶级”的人？他们侵略别的族群，或偷盗抢劫杀人，难道就是你们所谓的“阶级斗争”？而处罚这些侵略者、偷盗抢劫杀人犯就是“阶级压迫”？我想不能吧！其实，外族入侵，内部有偷盗杀人的人，这些事自有人类以来就有。驱使他们去侵略别的族群，去偷盗抢劫杀人的，都无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本能。而为了满足这种本能去侵略别的族群，盗窃抢劫别“人”东西的行为，不但人类有，动物界也有。否则，“雀巢鸠占”、“丛林法则”这句话从何而来呢？中国有句俗话叫“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孔子说，“食色性也！”都在说明这一点：即所有这些抢劫杀人、偷盗行为，都是出于人的天性，或我们俗称的本能。确切地说是出于人的动物性。而一个人之所以会衣食不周，所以会起盗心，不一定是受了剥削、压迫，也可能是因为懒惰或身有残疾等原因。他们不想或无能力靠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和御寒之物，但又不想饿死冻死，就只能去偷盗。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强悍，可以靠夺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情况即使在当今社会也并不少见。所以，对有些事，真不要处处以“阶级斗争”去作解读。舜任命皋陶去管偷盗这些事，其实只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社会发展到舜的时代，人类对是和非、以及人类应有的道德，已经有了一定的辨别水平，觉得人类的有些行为不对，需要通过一定的惩罚措施来教育、引导全社会逐渐走上法制的文明社会，脱离仍然充斥动物本能的蒙昧状态。
第三、尧不同意自己的儿子朱丹当官，却从平民中选拔舜，再加以仔细的考察，最后将帝位传给舜。舜也是因禹治水有功，认为他有治理天下的才能，才传位給禹的。从这个政府首领选拔的过程，可见当时对这项工作的慎重，才德重要过血缘，选贤与能是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取向。
总之，从《尚书》对中华民族“国家”机构最初产生情况的记录中，我们实在找不出如恩格斯说的，是因为阶级斗争激烈，为了避免斗争双方同归于尽才不得不设立“国家”这样的机构，以及“统治者”设立“国家”这样的机构是为了方便他们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任何一点事实根据。
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人，有自由获得信息的便利，还是尊重别人的价值判断吧
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厂里设有组织科和宣传科，两个科的科长都是厂党总支委员，但不属于厂级领导。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组织科与宣传科合并成政工科，主要负责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团管理、意识形态、企业文化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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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科长1945年出生于桃城区徐家庄村，距离我老家冀县呼家道口村仅三四里路。他1968年当兵转业分配至邯郸峰峰矿务局，1978年调入冀县化肥厂。化肥厂是国有企业，属于科级单位，厂领导班子成员都是县委组织部任命。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厂里设有组织科和宣传科，两个科的科长都是厂党总支委员，但不属于厂级领导。尚科长是组织科科长。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组织科与宣传科合并成政工科，主要负责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团管理、意识形态、企业文化建设等。尽管那时政工工作不再怎么吃香，政工科却也比别的科室高半个格儿，尚科长担任政工科科长，依然保留了厂党总支委员的党内职务。
就是因为六四。我参加过学运，但没留下任何案底。不入党，是因为看透了。
以前我一直不愿提起六四这段往事。所以在写我在国企时不入党时并没有给出原因。
所以我很不明白，本坛及文学城的一些网友，一看到别的网友回忆或者说中共的不好，就喊打喊杀的，好像比说了他父母还刺痛似的。其实他们不明白自己也是被中共伪政权欺骗愚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