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1950-1966)
(中)
徐家祯
虽然我说，在上海，我第一家接触卖古典音乐唱片的商店，应该就是淮 海中路靠近瑞金路口的那家新华书店了，但是，我却不记得自己单独去买过。 好像每次去买唱片，都是与我父亲一起去的。那时我大概十二、三岁吧。
说到这里，倒还得插一段，谈谈我的购物经历。在我记忆中，十二、三 岁之前，我好像从来没有自己拿了钱去任何商店买过东西。对于一个生于“十里 洋场”、长于“十里洋场”的我来说，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不过，事实就是如此。
我出生在一个以曾祖母为首的大家庭中。几十口人生活在一个有很大花 园的一栋“L”型的大房子中。我们一房 —— 仅我父母和弟妹六人 —— 就住在那 “L”较短的横边上。院子很大，与我年纪相差不多的堂弟妹和叔叔、阿姨很多， 所以不缺游伴。记得除了去附近的小学上学要走出家门外，其余时间的活动场 所，就是那栋大房子和那个大花园。即使去学校，也有汽车接送;而购物之类 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佣人包办的。记得那时，上海的送货上门服务就已经十分 成熟。即使要买冰淇淋，打个电话到店里去，也很快就有小伙计会送货上门。 所以，老实说，我的童年是完全生活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里的，对 50 年代 前上海的街道和社会情况，简直可以说是毫无印象。
51 年后，大家庭分了家。我们一房虽然独立住开了，但是购物这些事不 是仍由佣人们去做，就是有父母来办，并不需要我们操心。我不记得我十二、 三岁之前，父母给过我一分钱的零用钱，因为要买什么东西，都由父母去买， 我们有了钱也没有用。过年当然也有“压岁钱”，然而过完了年，“压岁钱”还是 交还父母，存起来，自己从来不用的。我生平第一次拿了钱去买东西，记得就 是十二、三岁时，去南京东路江西路口的集邮公司买邮票。那时，我正在热衷 于集邮，那家集邮公司就是当时新开的、上海第一家国营集邮商店。玻璃橱窗 里陈列着一套套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每套邮票下面有编号 和价格。只要看中哪一套，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上编号，拿到柜台上去交给售货 员，他在背后的抽屉里按编号找出你要的邮票来，放进一个半透明小纸袋中递 给我，我把钱付给他就行，连话都不用说一句。这是我的第一个购物经验。
而买唱片，既要知道乐曲名称，又要与售货员打交道 —— 那时，我还不 会这样做。所以，我只记得每次去那家书店买唱片，总都是跟我父亲同去的。 我父亲其实也不懂音乐，但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这些常见的音乐家 名字，他应该知道;进行曲、圆舞曲、交响曲、小夜曲、协奏曲这些乐曲的类 型，他也应该了解。所以，到了店里，请店员介绍推荐几首这些熟悉的作曲家 的乐曲就行了。有时，我在电台里听到好听的曲子，也会请父亲去买来。记得 那时，那家书店的一面墙上都是一格格放唱片的格子，唱片都是在格子里平放 的。格子上贴着乐曲的名字。店里好像还有一本油印的目录。顾客既可凭格子 下的曲名选唱片，也可在目录上挑选后让店员从格子里帮你找出来。反正，那 时唱片种类也不多，没有很多可选的余地。
捷克唱片
五十年代末期之前，中国还没有见过所谓的“密纹唱片”(也叫“慢转唱 片”)，只有“快转唱片”(每分钟 78 转)。上海那时已经能够自制电唱机，也有 了唱片公司，但是，出版的唱片都是中国音乐和歌曲，基本上是没有西方古典 音乐的。那家新华书店卖的古典音乐唱片，都是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的。以 苏联为主;“民主国家”中，捷克、东德的唱片仅次于苏联的，匈牙利、波兰、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唱片，好像要进入六十年代后才有。阿尔巴尼亚的唱片， 我始终没有见过。可能阿尔巴尼亚根本没有唱片公司。
“快转唱片”有大小两种尺寸。大的，一面大约可放送四、五分钟的音乐， 一张两面，可放八至十分钟;小的，一面大约可放三、四分钟的音乐，一张两 面，可放七、八 分钟。于是，一部交响曲的一个乐章，长的要用两、三面，甚 至四、五面才能录完;短的也起码要用两、三面来录一个乐章。这样，一部贝 多芬的交响曲，往往最少要录四、五张唱片才能录完。要是我们买两套交响曲 的话，就会有九、十张唱片了。于是，店里就会给我们把唱片放进一个进货时 原装的硬纸盒，让我们便于携带。
那时一张苏联或捷克进口的“快转唱片”多少钱，我已经忘记。至少一、 两元一张吧。一首交响乐算他四张唱片，就要五、六元钱。那时上海大学毕业 生的工资是每月 50 多元，也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 10 首左右交响曲。所以， 唱片，即使在上海，那时也是极其奢侈的商品。那家书店的唱片柜台始终都是 冷冷清清的，很少有人过问。
几年以后，我们家里慢慢倒也积累了几十张、上百张的“快转唱片”了。 连装唱片的硬纸盒，都有了十来只。但是，因为并不是我所买的，现在要我回 忆当时我所有的唱片上的具体曲目，我就说不清了。记得大多是《伏尔加船夫 曲》、《蓝色的多瑙河》、《维也纳的森林》、《唐豪瑟序曲》、《威廉·退尔 序曲》、《轻骑兵进行曲》、《一八一二年序曲》、《小夜曲》之类短小的、 轻松的、易懂的音乐作品，但也有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之类的大作品。
大约在五八年前后，上海唱机厂开始生产有三个转速的唱机:除了每分 钟 78 转的以外，还有 45 转和 33 转的。我家也买了一台，但是，那时我还不知 道哪里可以买到 45 转和 33 转的所谓“密纹唱片”，因为我只知道淮海路那家新华 书店有唱片卖，而那家书店，却只卖“快转唱片”。即使那时他们也卖“密纹”的， 大概也只有国产的吧。
我第一次知道上海有卖“密纹唱片”，还是在五十年代末我进大学以后。 在大学时，我的同学中有位姓夏的同学，这里姑且叫他夏君吧。夏君与 我同一个寝室，不久彼此就发现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爱好，比如，那时，我 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几乎是每星期看完一本长篇小说，夜自修时做完功课， 就看小说。我当时还曾经有过编一本英国古今文学作品目录的想法，但是看了 一些参考书，越看越发现这个项目不是我刚开始着手收集资料时所想的那么简 单，结果就半途而废了。夏君也喜欢外国文学，于是外国文学就是我们谈话的 共同话题之一。
后来，我发现夏君还喜欢西方古典音乐。那时，老实说，我的古典音乐 知识，实在只能算是一点皮毛而已。除了收音机里听到的几个曲目和我家里有 的几十张“快转唱片”，还有我小时候看过的丰子恺先生写的《音乐入门》和 《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之类的书籍中介绍的一些小故事之外，我对古典音乐 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零。不要说那时我还没有听过一场现场音乐会，甚至连世 界上(或者缩小一点，苏联和东欧各国)有哪些著名乐队和演奏家，我都一个 也说不出来。那时听音乐，我只注意曲名和作曲家，根本没注意不同演奏家会 把同一首乐曲奏出不同的效果来。
而夏君，那时在古典音乐欣赏方面，真可以说是远远走在我的前面。他 不但能说出苏联和东欧各国有哪些著名乐队、指挥和演奏家，还告诉过我哪班 东德或捷克或苏联交响乐队到上海来访问演出时，他曾到剧场门口去等过退票! 后来，在八十年代中叶我写的《南澳散记》那本散文集里，我曾说到我对夏君 的感觉。我说:
“夏君家境条件并不佳，但是可能是受了其兄 的影响，早就入了音乐的大门。我还记得首次听他 如数家珍地讲起一连串外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演奏 家、乐队的名字时，我真暗暗敬佩而又吃惊。特别 听他说起亲耳听到捷克好乐乐队和苏联国家交响乐 队来沪演出的实况时，我真有种遇到见过基督显灵 的教徒或者朝见过列宁的共产党员那样的敬畏感!”
特别是夏君告诉我，上海“国际书店”有“密纹唱片”卖，真使我感到他真 是见多识广。于是，有一个星期六下午学校活动结束后，我们就一起乘车到福 州路江西路口那家“国际书店”去看看。
所谓“国际书店”，就是后来改名为“外文书店”的专卖外文书籍的书店。 我想，当时，上海开设这家书店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为在上海工作或 学习的“外国专家”和留学生提供他们需要的书籍和报刊。一个，是为上海各大 学的外语系师生和研究单位提供外文资料。上海当时的“外国专家”大概几乎全 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来的。但是留学生的来源却比专家要广得多，除了共产国家， 也有亚非各国的。所以，“国际书店”的书籍虽然主要是俄文书，但也有一定数 量的英文和其他语种的印刷物。
福州路的“国际书店”是总店，最大，可能还有二层楼的店面，但当时我 只记得去过底楼。很可能，二楼是“内部”书店，只让“外宾”和中国的部分“高级” 专家上去买书。至少在“文革”中，二楼一度成为“内部供应”的门市部，专卖抄 家抄来的外文旧书和海关没收的外文书籍，凭工作证上楼购书。我有一时期每 个周末几乎都花在书店的那层楼里了。不过，那是后话，而且跟音乐无关。
记得那次我与夏君第一次去福州路“国际书店”，看到琳琅满目的“密纹唱 片”，真是大开了眼界。我当天就买了一套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是捷克唱 片。两张一套，18 元。我在《南澳散记》中记道:
我当天就花十八块钱买下了一套盒装的捷克版 《天鹅湖》。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名作，我早知道，但 那天我之所以拣中这套唱片而不是别的，老实说一半 是因为它的装潢 ——一个硬纸布脊的盒子，封面是一 个看上去像天鹅似的芭蕾舞演员的照得很好的照片。这两张唱片我至今仍保存在上海，如果我有资格开个 唱片展览会，这套唱片则有资格作为“开国元勋”放在 特殊的柜子里供起来。
就是这次去福州路“国际书店”，开创了我正式、自觉地收集唱片的历史。 （未完待续）
二 0 一二年三月十一日
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新红叶山庄
我自己第一次买东西的经历与前辈差不多，也是买邮票、不过那时我没有钱，只能买盖销票，去的是南京西路江宁路的那间邮局，那里有当时中国唯一的一部自动（邮票）售货机。
第十七章
回忆就我所知的上海古典音乐市场 兼谈我的听乐经历(1950-1966)
(中)
徐家祯
虽然我说，在上海，我第一家接触卖古典音乐唱片的商店，应该就是淮 海中路靠近瑞金路口的那家新华书店了，但是，我却不记得自己单独去买过。 好像每次去买唱片，都是与我父亲一起去的。那时我大概十二、三岁吧。
说到这里，倒还得插一段，谈谈我的购物经历。在我记忆中，十二、三 岁之前，我好像从来没有自己拿了钱去任何商店买过东西。对于一个生于“十里 洋场”、长于“十里洋场”的我来说，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不过，事实就是如此。
我出生在一个以曾祖母为首的大家庭中。几十口人生活在一个有很大花 园的一栋“L”型的大房子中。我们一房 —— 仅我父母和弟妹六人 —— 就住在那 “L”较短的横边上。院子很大，与我年纪相差不多的堂弟妹和叔叔、阿姨很多， 所以不缺游伴。记得除了去附近的小学上学要走出家门外，其余时间的活动场 所，就是那栋大房子和那个大花园。即使去学校，也有汽车接送;而购物之类 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佣人包办的。记得那时，上海的送货上门服务就已经十分 成熟。即使要买冰淇淋，打个电话到店里去，也很快就有小伙计会送货上门。 所以，老实说，我的童年是完全生活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里的，对 50 年代 前上海的街道和社会情况，简直可以说是毫无印象。
51 年后，大家庭分了家。我们一房虽然独立住开了，但是购物这些事不 是仍由佣人们去做，就是有父母来办，并不需要我们操心。我不记得我十二、 三岁之前，父母给过我一分钱的零用钱，因为要买什么东西，都由父母去买， 我们有了钱也没有用。过年当然也有“压岁钱”，然而过完了年，“压岁钱”还是 交还父母，存起来，自己从来不用的。我生平第一次拿了钱去买东西，记得就 是十二、三岁时，去南京东路江西路口的集邮公司买邮票。那时，我正在热衷 于集邮，那家集邮公司就是当时新开的、上海第一家国营集邮商店。玻璃橱窗 里陈列着一套套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每套邮票下面有编号 和价格。只要看中哪一套，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上编号，拿到柜台上去交给售货 员，他在背后的抽屉里按编号找出你要的邮票来，放进一个半透明小纸袋中递 给我，我把钱付给他就行，连话都不用说一句。这是我的第一个购物经验。
而买唱片，既要知道乐曲名称，又要与售货员打交道 —— 那时，我还不 会这样做。所以，我只记得每次去那家书店买唱片，总都是跟我父亲同去的。 我父亲其实也不懂音乐，但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这些常见的音乐家 名字，他应该知道;进行曲、圆舞曲、交响曲、小夜曲、协奏曲这些乐曲的类 型，他也应该了解。所以，到了店里，请店员介绍推荐几首这些熟悉的作曲家 的乐曲就行了。有时，我在电台里听到好听的曲子，也会请父亲去买来。记得 那时，那家书店的一面墙上都是一格格放唱片的格子，唱片都是在格子里平放 的。格子上贴着乐曲的名字。店里好像还有一本油印的目录。顾客既可凭格子 下的曲名选唱片，也可在目录上挑选后让店员从格子里帮你找出来。反正，那 时唱片种类也不多，没有很多可选的余地。
捷克唱片
五十年代末期之前，中国还没有见过所谓的“密纹唱片”(也叫“慢转唱 片”)，只有“快转唱片”(每分钟 78 转)。上海那时已经能够自制电唱机，也有 了唱片公司，但是，出版的唱片都是中国音乐和歌曲，基本上是没有西方古典 音乐的。那家新华书店卖的古典音乐唱片，都是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的。以 苏联为主;“民主国家”中，捷克、东德的唱片仅次于苏联的，匈牙利、波兰、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唱片，好像要进入六十年代后才有。阿尔巴尼亚的唱片， 我始终没有见过。可能阿尔巴尼亚根本没有唱片公司。
“快转唱片”有大小两种尺寸。大的，一面大约可放送四、五分钟的音乐， 一张两面，可放八至十分钟;小的，一面大约可放三、四分钟的音乐，一张两 面，可放七、八 分钟。于是，一部交响曲的一个乐章，长的要用两、三面，甚 至四、五面才能录完;短的也起码要用两、三面来录一个乐章。这样，一部贝 多芬的交响曲，往往最少要录四、五张唱片才能录完。要是我们买两套交响曲 的话，就会有九、十张唱片了。于是，店里就会给我们把唱片放进一个进货时 原装的硬纸盒，让我们便于携带。
那时一张苏联或捷克进口的“快转唱片”多少钱，我已经忘记。至少一、 两元一张吧。一首交响乐算他四张唱片，就要五、六元钱。那时上海大学毕业 生的工资是每月 50 多元，也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 10 首左右交响曲。所以， 唱片，即使在上海，那时也是极其奢侈的商品。那家书店的唱片柜台始终都是 冷冷清清的，很少有人过问。
几年以后，我们家里慢慢倒也积累了几十张、上百张的“快转唱片”了。 连装唱片的硬纸盒，都有了十来只。但是，因为并不是我所买的，现在要我回 忆当时我所有的唱片上的具体曲目，我就说不清了。记得大多是《伏尔加船夫 曲》、《蓝色的多瑙河》、《维也纳的森林》、《唐豪瑟序曲》、《威廉·退尔 序曲》、《轻骑兵进行曲》、《一八一二年序曲》、《小夜曲》之类短小的、 轻松的、易懂的音乐作品，但也有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之类的大作品。
大约在五八年前后，上海唱机厂开始生产有三个转速的唱机:除了每分 钟 78 转的以外，还有 45 转和 33 转的。我家也买了一台，但是，那时我还不知 道哪里可以买到 45 转和 33 转的所谓“密纹唱片”，因为我只知道淮海路那家新华 书店有唱片卖，而那家书店，却只卖“快转唱片”。即使那时他们也卖“密纹”的， 大概也只有国产的吧。
我第一次知道上海有卖“密纹唱片”，还是在五十年代末我进大学以后。 在大学时，我的同学中有位姓夏的同学，这里姑且叫他夏君吧。夏君与 我同一个寝室，不久彼此就发现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爱好，比如，那时，我 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几乎是每星期看完一本长篇小说，夜自修时做完功课， 就看小说。我当时还曾经有过编一本英国古今文学作品目录的想法，但是看了 一些参考书，越看越发现这个项目不是我刚开始着手收集资料时所想的那么简 单，结果就半途而废了。夏君也喜欢外国文学，于是外国文学就是我们谈话的 共同话题之一。
后来，我发现夏君还喜欢西方古典音乐。那时，老实说，我的古典音乐 知识，实在只能算是一点皮毛而已。除了收音机里听到的几个曲目和我家里有 的几十张“快转唱片”，还有我小时候看过的丰子恺先生写的《音乐入门》和 《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之类的书籍中介绍的一些小故事之外，我对古典音乐 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零。不要说那时我还没有听过一场现场音乐会，甚至连世 界上(或者缩小一点，苏联和东欧各国)有哪些著名乐队和演奏家，我都一个 也说不出来。那时听音乐，我只注意曲名和作曲家，根本没注意不同演奏家会 把同一首乐曲奏出不同的效果来。
而夏君，那时在古典音乐欣赏方面，真可以说是远远走在我的前面。他 不但能说出苏联和东欧各国有哪些著名乐队、指挥和演奏家，还告诉过我哪班 东德或捷克或苏联交响乐队到上海来访问演出时，他曾到剧场门口去等过退票! 后来，在八十年代中叶我写的《南澳散记》那本散文集里，我曾说到我对夏君 的感觉。我说:
“夏君家境条件并不佳，但是可能是受了其兄 的影响，早就入了音乐的大门。我还记得首次听他 如数家珍地讲起一连串外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演奏 家、乐队的名字时，我真暗暗敬佩而又吃惊。特别 听他说起亲耳听到捷克好乐乐队和苏联国家交响乐 队来沪演出的实况时，我真有种遇到见过基督显灵 的教徒或者朝见过列宁的共产党员那样的敬畏感!”
特别是夏君告诉我，上海“国际书店”有“密纹唱片”卖，真使我感到他真 是见多识广。于是，有一个星期六下午学校活动结束后，我们就一起乘车到福 州路江西路口那家“国际书店”去看看。
所谓“国际书店”，就是后来改名为“外文书店”的专卖外文书籍的书店。 我想，当时，上海开设这家书店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为在上海工作或 学习的“外国专家”和留学生提供他们需要的书籍和报刊。一个，是为上海各大 学的外语系师生和研究单位提供外文资料。上海当时的“外国专家”大概几乎全 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来的。但是留学生的来源却比专家要广得多，除了共产国家， 也有亚非各国的。所以，“国际书店”的书籍虽然主要是俄文书，但也有一定数 量的英文和其他语种的印刷物。
福州路的“国际书店”是总店，最大，可能还有二层楼的店面，但当时我 只记得去过底楼。很可能，二楼是“内部”书店，只让“外宾”和中国的部分“高级” 专家上去买书。至少在“文革”中，二楼一度成为“内部供应”的门市部，专卖抄 家抄来的外文旧书和海关没收的外文书籍，凭工作证上楼购书。我有一时期每 个周末几乎都花在书店的那层楼里了。不过，那是后话，而且跟音乐无关。
记得那次我与夏君第一次去福州路“国际书店”，看到琳琅满目的“密纹唱 片”，真是大开了眼界。我当天就买了一套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是捷克唱 片。两张一套，18 元。我在《南澳散记》中记道:
我当天就花十八块钱买下了一套盒装的捷克版 《天鹅湖》。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名作，我早知道，但 那天我之所以拣中这套唱片而不是别的，老实说一半 是因为它的装潢 ——一个硬纸布脊的盒子，封面是一 个看上去像天鹅似的芭蕾舞演员的照得很好的照片。这两张唱片我至今仍保存在上海，如果我有资格开个 唱片展览会，这套唱片则有资格作为“开国元勋”放在 特殊的柜子里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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