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末代皇帝与京都民警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2005年第04期
作者：穆玉敏
注：本文是《尘封档案》系列的第一篇文章
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北京警察博物馆里，收藏着两件珍贵文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户口登记簿以及他办理户口时的照片。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两样东西，特别是那张历史照片，为到过警察博物馆参观的人所津津乐道。
北京警察给皇上报户口照片上给爱新觉罗·溥仪上户口的那名警察吴静深，是北京市公安局退休警官。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溥仪结束了十年的监狱生活，特赦回京，住在五妹“五格格”金韫馨的家里。第二天，他就在五妹的催促下，到北京市民政局报到，民政局的同志说：“你应该先给自己报上北京市的户口，这样就好安排工作了。”
第三天，溥仪准备到当地派出所报户口，可是从小长在宫里，他根本找不到派出所的位置，于是在五妹夫万嘉熙的陪同下，来到了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申请办理户口。接待他的，正是吴静深。
吴静深，当时二十六岁，虽然建国才十周年，但他已经有七年的警龄了。吴静深的出身很苦，家里人口众多，贫困不堪，为此，他的父亲在他尚在腹中的时候，就服毒自尽了，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父亲死后，母亲给有钱人当老妈子养活一大堆孩子。吴静深十岁那年，到宣武区老君地一带的李记烧饼铺当了学徒，以减轻母亲的生活压力。说叫学徒，实际上就是干杂活儿，生火、和面、收拾灶间等，一天睡不到三四个小时，还得长时间受烟熏火烤。那会儿，人们把这行叫“勤行”，就是得勤快的意思。就这样，他熬到了解放。因为识几个字，一九五二年初夏的一天，当地派出所一个民警问吴静深，愿意不愿意当民警？他当然愿意了，于是兴高采烈地对烧饼铺的李掌柜大声说：“我不当小工了，我当警察去啦！”
上午九点多钟，溥仪和五妹夫万嘉熙进了麻状元胡同四号(现群力胡同十一号)派出所的小院。吴静深办公的户籍办公室位于小院的南屋里间，他正伏在办公桌上整理户籍资料。
随着几声轻轻的敲门声，吴静深抬头应和，两个男人推门进来。
走在前面的年纪大的高个子身穿翻领大衣，黑瘦的脸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跟在他身后的男子年纪稍轻一些。
“您有什么事？”吴静深马上热情地站起来问。
“我们来办户口。”高个子声调非常轻柔。说着从兜里拿出一张纸，展开，捧在手里，走上前来先给吴静深深深地鞠了一躬，双手将那张纸郑重地呈到吴静深的面前，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边。
“你们先请坐。”吴静深一面接过那张纸，一面请二人坐下。
纸上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一九五九年度赦字011号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越往下看，吴静深的眼睛睁得越大。看完了，他端详那个年岁大一些的人问：
“您是？”
“我是爱新觉罗·溥仪，他是我五妹夫万嘉熙。”溥仪从凳子上站起来柔和地回答。万嘉熙马上把手里的户口本递给了吴静深。
敢情这位就是宣统皇帝！可是看上去没一点“龙颜”的影子，倒像个文弱的教书先生。吴静深心里想着，按照万嘉熙递上的户口本地址，拿出了户口底簿，翻到“西城区前井胡同六号”其五妹金韫馨户内页，镇静地开始给溥仪上户口。他先照着特赦令，把“爱新觉罗·溥仪”一笔一画地登记在底簿上，手里写着心里想，以后，“皇上”的身份就是公民了。
当时户籍底簿上每个居民的填写内容共二十九项。吴静深边询问边给溥仪填写了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等十七项，这是必填项目。另外还有十二个项目，如：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宗教信仰、特长、服务处所、生活来源等等。吴静深必须一项一项地询问、填写，溥仪一项一项地答，其中有的项目问者难问，答者亦难答。如职业，吴静深问：“你的职业？”
溥仪忙先行礼，再回答：“我刚特赦回来，政府还没安排。”
于是吴静深在“职业”一栏里填写上“无业”二字。
“婚姻状况。”吴静深继续问。话一出口，吴静深顿觉有点儿不妥，溥仪也是一时语塞，愣了一会儿说：“我……现在是一个人。”溥仪说。
“最后一个是死了还是离了？”吴静深问。
“离了。”溥仪的声音小得很。
于是吴静深便在婚姻一栏内郑重地填上了“离婚”二字。
许是这份户口过于特别，抑或吴静深的文化程度不深，区区百余字的溥仪自然状况，竟写错了两处。一处是溥仪文化程度一栏，私塾的“塾”字错写成“书”，职业栏里无业的“业”字错写成“叶”。
登记完后，吴静深把办好的户口本双手递给了溥仪，他接过来，深深地给吴静深鞠了第二个躬。然后和万嘉熙一起走出户籍办公室，吴静深一直把他们送出门外。
当溥仪走出派出所时，也意识到手中枣红色的户口本改变了他半个世纪来的身份。大清帝国末代皇帝的身份，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他三岁时登上那张象征至尊无上的黄金龙椅，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国动荡的近现代史紧密联结的传奇生涯。紫禁城的奢华与清规戒律，天津静园的苍凉落日，伪满洲国皇宫内日本人的控制和欺骗，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新生，古今中外的国王和皇帝，可能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经历那么多惊心动魄和世事沉沦的了。辛亥革命后，按袁世凯拟定的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例》，溥仪退位后皇帝“尊号仍存不变”，并“暂居宫禁”。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在张勋等人的拥戴下，溥仪宣布复辟。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复辟失败，七月十二日溥仪不得不再次宣布退位。一九二四年，接受革命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除溥仪的皇帝称号，限令“即日移出宫禁”。第二年，溥仪到了天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侵略者的秘密护持下去东北，次年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当上伪满洲国的所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又改称皇帝，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后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原以为会永远做阶下囚，没想到被第一批特赦，回到北京自由地生活。
因为溥仪是特赦而不是大赦，按照工作要求和程序，吴静深把溥仪的特赦令等材料存档备案，同时向派出所领导汇报，派出所又把情况报到了局里。特赦是对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刑罚，只赦刑，不赦罪。大赦是对一定时期内某些种类的犯罪或者一般的犯罪普遍地赦免，既赦罪，又赦刑。中国一九五四年宪法对大赦和特赦都有规定，但在实践中只实行过特赦，没有实行过大赦。溥仪是新中国第一次特赦对象。对于特赦罪犯，政府有管理监督的责任。
特赦罪犯的身份，加上过去又是皇上，溥仪上户口的事马上引起了公安部的注意，公安部立即派了一名宣传干部到厂桥派出所，说是要补拍一张照片，这才为后人留下了一张具有特别意义的照片。吴静深赶快去通知溥仪：“对不起了您哪，请您和万先生再到派出所去一趟。”
溥仪自是遵命前往，不过，万嘉熙那天有事没能再陪溥仪去，吴静深灵机一动，“换一个别的亲戚也行。”于是，警察博物馆里珍藏的那张珍贵历史照片上，本应是万嘉熙的位置，换上了溥仪的六弟溥俭。
共和国警察与《我的前半生》溥仪解除了与李玉琴的夫妻关系后，在管理所集中精力撰写他的认罪性的“回忆录”。也就是举世皆知的那本《我的前半生》雏形，由他口述，他的弟弟溥杰执笔，标题就是《我的前半生》。
这份长达四五万字的认罪材料完成后，由战犯管理所油印成书，供政法界和史学界参阅，因为书被装订成为灰色封皮，被称为“灰皮本”。
溥仪被特赦后，“灰皮本”被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用“未定稿”的形式印了少量大字本，供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中央领导以及有关部门参阅。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春节将至，毛泽东主席在颐年堂邀请溥仪在家中小酌，同被邀请的还有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等几个人。席间毛泽东对溥仪说：“我已看到你那部‘未定稿’了，我认为写得不怎么好。里边‘检查’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主席又说，“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而今天不同了，是公民，是人民的一分子了，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回忆录要写得细致一些。”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中央指示公安部派人帮助修改整理出版《我的前半生》。公安部领导立即指示群众出版社帮助溥仪修改后，正式出版这部书。公安部领导及部属的群众出版社领导选定了李文达具体担任这一任务。
当时任群众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李文达出身于开明绅士家庭，他多才多艺，能诗善文，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做过新四军《淮海报》的战地记者。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做安全保卫工作，曾打入敌人魔窟，出生入死。朝鲜板门店谈判时，曾担任彭德怀的警卫。公安部领导看重他的文才，安排他到主要出版有关公安、保卫、侦探等类书籍的群众出版社工作。
李文达接受组织任务后，在香山饭店的一间办公室里开始了《我的前半生》执笔的工作。溥仪每天乘公共汽车到李文达的办公室向李文达口述。在与溥仪磋商的基础上，李文达等又赴东北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丰富、生动的材料，研究了与溥仪有关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为每个关键人物写了传略，为写作编写了大事记、年表，对溥仪被改造的部分进行了修改补充。李文达对该书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他的付出，得到了溥仪的称赞，也受到公安部领导的肯定。
公安部领导对《我的前半生》的修改工作十分重视，文稿修改到一半的时候，公安部有关干部和群众出版社的几位编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定下修改计划：主题是通过一个封建皇帝变成新人的经历。反映党的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揭露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反映出没落阶级和反动派的不甘心死亡，但终于崩溃的局面；改造罪犯的复杂和艰巨性；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和风格。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罪恶的土壤”；第二部分“满洲国十四年”；第三部分“死亡与新生”。
在共同努力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中，李文达与溥仪之间建立了融洽、默契的关系，李文达协助溥仪创作该书的目的，是反映党的改造政策，而溥仪在创作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改造了自己，并为人民赎罪立功。两人的身高体态都相近，都属马，溥仪比李文达大一轮，平时李文达呼溥仪“老溥”，溥仪呼李文达“老李”。毛泽东主席在颐堂宴请溥仪的时候，溥仪身上穿的那件中山装还是李文达借给他的。那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在李文达的办公室修改书稿，一个政协工作人员找了去，告诉溥仪，毛主席要接见他。溥仪既高兴，又为难，因为没有整洁合体的衣服去见毛泽东。李文达就把自己一套深蓝色毛花呢中山装拿给溥仪穿上。
溥仪穿着李文达的衣服去见毛主席。饭后，毛泽东特意拉溥仪过来，让他站在自己右侧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相哟！”遂请新华社摄影记者为两人拍了一张珍贵的合照。照片上两人并肩而立，毛泽东比溥仪高出半头，两人显得都很高兴。
与毛主席合影这件事让溥仪沉浸在长时间的喜悦之中，他把那张照片视为珍宝，一直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本年一月三十日，我们(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同吃饭、照相，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给(以)极大的鼓舞力量。”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溥仪担心照片被红卫兵抄走，上缴给派出所保存，不幸派出所后来也遭冲击，照片下落不明，成了遗憾。
一九六二年三月《我的前半生》修改二稿完成，由于溥仪与李淑贤在人撮合下开始了交往，溥仪考虑可能会和李淑贤结婚，于是希望李文达删去有关福贵人的章节，李文达尊重了溥仪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三月，《我的前半生》终于正式出版了，因为李文达是创作者之一，群众出版社在稿酬支付意见中明确指出作者是两个人：一个是溥仪，一个是李文达。溥仪是署名作者，李文达是不署名的作者，稿费一人一半。
书出版后，溥仪非常高兴，写下了“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为党事业为人民，赎罪立功爱新生”的条幅赠给李文达。
溥仪由封建皇帝改造成共和国的公民之所以轰动世界，妇孺皆知，一大半功劳要归之于《我的前半生》。该书出版前，人们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认识少之又少，对他阶下囚的生活更不得而知。《我的前半生》一经出版，立即风靡海内外，不断再版。截止到一九九八年，中文版已累计发行二百多万册。一九六五年，外文出版社将《我的前半生》译成英文出版，英文版本定名为《从皇帝到公民》，仅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精装本就超过十万册。
《我的前半生》被海内外称为是一部具有“三奇”的奇书：一奇，皇帝自己写自传，前所未有；二奇，勇于认错并公之于世；三奇，不殉皇位，甘愿做庶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前半生》还多次被拍成影视作品，电影《末代皇帝》拿了奥斯卡奖后，溥仪成了世界名人，中国为此还开辟了末代皇帝旅游专线，引起了外国朋友的浓厚兴趣。
《我的前半生》能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让李文达感到很欣慰。可是，三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写《我的前半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被造反派称之为为皇帝树碑立传的孝子贤孙，被投入秦城监狱关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文达被恢复了名誉，《我的前半生》再版。
李文达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五日病逝，但是新中国警察在《我的前半生》这部奇书产生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不死。
北京警察“救驾”
北京的警察们原以为，溥仪有了户口，有了家，有了职业，有了政治地位，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谁知几年后的“文革”中，红卫兵对昔日的封建“皇帝”不依不饶，北京警察们又不得不承担起了保护“皇上”的任务。
“文革”来临前的一九六五年，溥仪因为尿血严重，住进人民医院，三月七日，溥仪膀胱内的两个瘤子确诊为恶性。周恩来指示：转到协和医院高干病房，随时报告病情，一定治好。
一九六六年二月，溥仪出院后，继续在日坛医院做放射治疗，六月，“文革”闹起来了，溥仪赶快辞掉了家里的保姆，每天在家里背诵《毛主席语录》。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到医院里看病方便，因为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是先问病情，而是先让病人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为此，溥仪像当年在宫中背诵《四书》、《五经》时一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居然把一整本《毛主席语录》全部背诵下来了，从头到尾，一字不差，还让妻子李淑贤也跟他一起背诵。
八月初的一天，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闯进了溥仪的家门，在院里叫嚷着要破“四旧”，领头的一个红卫兵头头儿对溥仪夫妇喊：“你们房顶上有一对小狮子，这是‘四旧’！”因为是公房，溥仪就给房管局打电话，要求来人处理此事。当时房管局的人说太忙，没来人。第二天，又来了几个红卫兵，他们这次从院里到屋里转了几圈儿，反复查找“四旧”，吓得溥仪跑到距家几十米远的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要求保护。当时的所长方桂山、指导员王泽臣被“造反”靠边站了，主持所内工作的是副所长史育才。
史育才出身北京贫民家庭，二十岁当警察，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我这辈子警察当的是十年片警、十年所长、十年科长、十年院长”。他从公安学校毕业后当了十年的责任区民警，然后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福绥境派出所当了十年所长，后来调到市公安局后勤科当了十年科长，再后来在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疗养院当了十年院长，退休后在京颐养天年。
溥仪到派出所找到史育才时，他正被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搞得焦头烂额。那些日子里，各级政府都瘫痪了，只有派出所的民警们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着，史育才和民警们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当年的红卫兵权力大得不可思议，“革命行动”非常激烈，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就连民警出现场也要由他们审查身份。当时的公安部领导传达了三条命令：支持红卫兵；保护红卫兵；红卫兵在社会上做的事情由红卫兵自行处理，民警不得干预。但民警们没有坐视不管，因为他们实在看不下去。红卫兵不断地把“黑五类”弄到派出所里毒打，见有人实在被打得厉害了，史育才就让民警抢过来“押”起来，史育才专门腾出派出所的两间东屋，里面关满了“黑五类”。这些人名义上是被“押”，实则是被民警保护起来了。也有的是为了逃避毒手，自己跑来“避难”的，最多时，两间东屋竟然“关押”了七十多人，史育才不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使他们养好身上的伤，还让派出所的炊事员给他们每顿饭送两大笸箩窝头和足够的水。
疲惫不堪的史育才一见溥仪来了，赶快把他领到僻静的后院里，后院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史育才抱歉地说：
“您看见了，屋里都是红卫兵，委屈您，就坐这吧，这安全，也安静。”
这时，有人焦急地喊史育才赶快去，溥仪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葡萄架下等着史育才。
原来是一群红卫兵要抄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的家，史育才前去劝说，辩论了半天，红卫兵说程砚秋是地主出身，史育才说他早年曾经掩护过共产党，他自己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了。红卫兵说他过去演的戏都是“毒草”，并要拿走他家里的戏装。史育才说戏装归文化部管，谁也没权力拿走。劝走红卫兵后，史育才又让人写了一个“告示”贴在程砚秋家门口，声明四十一中的红卫兵已经对程砚秋抄过家了，别的红卫兵不能再抄了。
刚离开程砚秋家，有人报告，一帮红卫兵正在打周觉民。周觉民也是特赦犯，曾是冯玉祥将军的副军长。史育才赶到时，红卫兵在周觉民家围住他边打边说：“叫你毒害红卫兵小将！”原来一群红卫兵到周觉民家抄家时，摘了院子里的葡萄，吃后有人拉肚子了。史育才上前制止说：“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教导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怎么能摘人家葡萄？这是一。第二，就算你们摘他家葡萄没错，吃时洗没洗？没洗就不能算他毒害你们，葡萄要打农药，不洗就吃当然要闹肚子。”
红卫兵听了也觉得自己没理，就甩手走了。周觉民当即给史育才跪下了，哽咽着说：“史所长，您的话让我听了心里暖和……”为了感谢史育才，周觉民从家里翻出一件自己亲手缝制的救生衣，给史育才送了去说：这救生衣里缝着化学制剂，一沾水就膨胀，你们派出所如果下水救人，这个用得着。史育才把救生衣放在派出所里，预备着民警下水救人时穿。
忙乱到中午，史育才才猛然想起溥仪还等在后院的葡萄架下，赶快让民警杨清兆弄了些饭给他送去，史育才就琢磨怎么保护溥仪。
当时他心里也没底，上面明确要保护统战人物，但现在的局势已经失控了，红卫兵乱来，才不管什么统战人物不统战人物呢，没有“尚方宝剑”，不好糊弄红卫兵。于是他拿起电话请示分局，分局领导被揪斗靠边站了，他又向市公安局请示，市公安局让他请示公安部，公安部又让他再次请示市公安局。无奈，他斗胆把电话打到了周总理办公室。他对接电话的同志说：
“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
接电话的同志说：“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
史育才说：“凭你这句话，我们就保溥仪！”
对方说：“好，好。”
史育才说得一点儿都不错，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一行时谈到了中国的司法工作，他举出了溥仪说：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切拉说：我们听说过，他叫溥仪。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见过他，他现在有五十几岁了，现在有职业了，还重新结了婚。
十天后，毛泽东会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比达·罗德里格斯的时候，再一次谈到溥仪被改造过来的事。比达曾见过溥仪，他说：他给我的印象是确实改造了，他和我长谈他过去的错误，很真诚。
史育才放下电话长出了一口气，来到后院，对溥仪说：“您塌塌实实回家，我让红卫兵保护您。”
“红卫兵怎么能保护我？”溥仪不解地问。
“您别问了，这儿的红卫兵听我的。”史育才说着，把派出所对外对内两部电话机的号码都告诉了溥仪：
“一个打不通就打另一个，直接找我，我派人去。”
送溥仪到门口时，史育才还嘱咐他：“有人敲门，别轻易开，问清楚了再开门，有事马上打电话……”
第二天晚上，溥仪就惊慌失措地给史育才打电话：
“史所长，我家里来了一些红卫兵客人……”
史育才马上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了去。
史育才带去的红卫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帮助应付混乱局面的，作用既相当于当今的联防队，也是“一物降一物”的方略，因为当时的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红卫兵纠察队能管住他们。所以，史育才把家住本管界的红卫兵总部西城纠察队的陈闯、王建国，还有一个姓于的三名“西纠”队员留在派出所内，组成了一个红卫兵纠察队，史育才告诉他们：周总理说了，要保护溥仪和许多名人，这些红卫兵就和派出所的民警配合起来，日夜轮流在溥仪住所周围巡逻。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到一看，几十名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已将溥仪的院子围住。一个红卫兵对溥仪声色俱厉地说：
“告诉你溥仪，你至今还那么讲究，那么享受，还吃大米白面！你们屋里的沙发必须拿走，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溥仪说：“这是国家安排的，用来接待外宾，是外事工作的需要。”
那群红卫兵根本不听，大声嚷着：“现在没有外宾来，就得拿掉！”
史育才带着戴红箍的红卫兵纠察队队员赶到溥仪家，往院子里一站，他问：
“你们来溥仪家为什么不与我们当地派出所联系？”
“我们是来清算溥仪的反动罪行的。”红卫兵代表答。
“他的罪行是过去的，现在他已经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把皇帝改造好了。这就是他改好的证据！”史育才说。
红卫兵被最高指示唬住了，但他们还是不甘心：“他现在还有客厅、卧室、浴室，住这么多房子，吃着大米白面，就是资产阶级！”
“溥仪已由当地红卫兵接管，对他过去的罪行你们可以就地批判，但不能带走批斗！”
于是红卫兵们对溥仪一阵声讨后撤走了。溥仪感激地把史所长他们送出家门，一个劲儿地点头说：“谢谢，谢谢史所长……”
第二天，溥仪马上给全国政协机关打电话，让他们把沙发拉走了。
虽然找溥仪“算账”的红卫兵不轻易来了，但保护溥仪的任务仍然很重，许多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总是出于好奇来溥仪家“观光”。
一天，哈尔滨一中的一些红卫兵来京“串联”，住在南操场小学里。在理发馆理发时，听理发员说，末代皇帝溥仪住在附近，于是闻风而来。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溥仪先是心惊肉跳，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闯进来一群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溥仪的客厅。溥仪小心地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事吗？”
红卫兵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要看看溥仪！”
溥仪一看事不好，怕出意外，马上给史育才打了电话。
史育才马上派民警李志义和陈银生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来，对红卫兵说：“溥仪先生属于保护对象，如果不通过派出所，不能随便来访。”
这以后，又发生了多次类似“惊驾”事件，都被派出所民警及时赶来解围。溥仪对此感恩戴德，而除他以外的在京的皇族和皇亲几乎无一人幸免劫难，由于没有警察的保护，他们不仅全部被抄家，还受到心灵和肉体的折磨，有的甚至被毒打致伤，有的被关进劳改队，有的被“扫地出门”失踪，有的经不住折腾自杀。后来，溥仪又被列入禁止购买大米白面、只准吃粗粮的剥削阶级之列，又是史育才所长出面，才使他家的细粮没有被停止供应。
有一次，史育才陪同西城公安分局新上任的陈局长看望这一地区的重点对象。史育才按响门铃，溥仪正在屋里洗脚，他的妻子李淑贤开门后说：“是派出所的史所长来了！”
“呦！救命恩人！恩人到，快请，快请！”屋内的溥仪说着忙不迭穿上拖鞋到院子里迎接。
溥仪当时因为病情加重，脸色很不好看，他对史育才说：“最近红卫兵到我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家里只有毛主席像，没有林副统帅的像。二是为什么没有革命对联，我都改正了。”
史育才这才看见溥仪家的客厅里挂着的画像和一幅对联，画像不新鲜，因为当时家家贴的都是那张，林副主席手里还拿着红宝书。但他一看对联就暗自笑了：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毛主席
史育才心想，贫苦出身的人用“翻身”一词恰当，皇上怎么也用这词儿呀？并和陈局长小声议论了对联的可笑之处。
许是溥仪听到了史育才和陈局长的话，过了一些日子，他特意请史育才来家里再“验”一下对联。史育才觉得挺对不起溥仪的，本来就被吓得度日如年了，自己还议论他的对联，但他还是去了。
进了溥仪的客厅，史育才发现，原来那副对联的位置换上了一张浅橘红色的硬纸，上边的字既无抬头，也无落款：
时时事事听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史所长，您看，这样合适不合适？”溥仪在旁小心地问史育才。
这回史育才安慰着回答：“合适！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您觉得合适就合适！”然后又嘱咐了他要注意身体健康的话才告辞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史育才又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说，“福贵人”李玉琴要从长春来找他出示证明她在伪宫内被压迫身份的书面材料，请史育才来给自己出主意怎么应付李玉琴。
李玉琴和溥仪离婚改嫁后，没过上多长时间安生日子，“文革”就来了，她的历史自然瞒不过红卫兵，不仅她自己被禁止参加一些活动和被批判，丈夫也因为她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大字报贴到她家楼下的大门上，家被抄了，孩子也受到株连，她无奈之下想起了让溥仪给她开“证明”来，以度过那场人祸。
史育才对惶恐不安的溥仪说：“你别怕，她来找你要通过当地派出所，到时候你看情况不好就打电话给我，我会派人来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溥仪因突发尿毒症，第六次住进了协和医院，造反派不允许封建皇帝住高干病房，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指示协和医院：要让溥仪继续住在高干病房，要给予积极治疗。并委托著名中医蒲辅周问候溥仪。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李玉琴找到在协和医院的溥仪，要求为她和她的亲属写书面材料，卸去历史包袱。二月三日，因为有一名留苏学生被打伤，协和医院要溥仪转往人民医院普通病房。二月七日，李玉琴又一次带人找到溥仪，索要证明，同去的人还嚷嚷着要把溥仪揪回东北去斗争，溥仪只好在病床上口授了一份“证明”给了李玉琴。当时的溥仪已经因为肾功能问题引起尿毒症，生活上无法自理，洗脸都费劲了，人民医院的医生对李淑贤说：溥仪可能好不了了。
九月，溥仪也感到来日无多，立下遗嘱：一对不起党，二不放心撇下妻子。他两次让李淑贤去派出所找史育才，请他到医院来，说他想见见他。而此时的史育才正在偏远的北京郊区被“办学习班”，身不由己，最终没能了却溥仪的心愿。一九八五年，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龙》里以史育才为原型的人物“史所长”满足了溥仪的临终请求，到医院看了他最后一面。史育才看了这部电影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反复猜想，溥仪临终前想见自己，究竟想说什么呢？感激的话他过去已经说过无数次了，那么，应该是想托自己关照他的妻子李淑贤吧，因为他们无后，李淑贤在京又无亲无故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凌晨，溥仪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他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不起眼儿的消息，宣布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因病去世。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溥仪家族举行了小型悼念仪式，然后将这位末代皇帝跟普通公民一样火化。事后看来，在当时非常时期，处理规格是低了一些。不过，这种丧葬方式还是恰如其分的。
关于溥仪骨灰安放何处，周总理指示可由家属自由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人民公墓均可。家人考虑应与溥仪的最后身份相符，最后选择了人民公墓，并与其他公民的骨灰一样，采取了收藏在壁架中的最普通形式。
其实，溥仪曾经有过自己的“帝陵”。根据皇帝登基即选陵址的旧制度，一九一五年，朝廷在清西陵光绪的崇陵北面为他选定了“万年吉地”，并动工修建。一年后，完成了地宫开槽奠基和明楼宝城等基础工程。这时辛亥革命爆发，陵寝工程不得不停止。
溥仪火化时，身边仅有妻子李淑贤、弟弟溥杰和李以夫妇，溥杰把溥仪的骨灰装进了一尊极为简单的骨灰盒里，提笔写了四个字：溥仪骨灰。编号一九三，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全国政协举行溥仪、王耀武和廖耀湘三位政协委员的追悼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宁一致悼词，公正评价了溥仪特赦后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原来那个极为简单的溥仪骨灰盒外面又套上了一个梨花雕漆的骨灰盒，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上面用隶书题写了未加任何评论的简明墓志：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溥仪生于一九零六年正月十四日，殁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溥仪遗孀李淑贤与北京警察溥仪有了自己的户口后，马上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被安置在隶属中国科学院的北京植物园工作。第二年的三月一日，又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工作。溥仪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脱，过上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
皇帝的身份从不曾带给溥仪真正的快乐，自小他就是高墙里最寂寞的孩子，直到后来他成为日本人操纵的傀儡皇帝，他都从来没有真正能够为自己做主过，他一直经历着失去亲情、自由、爱情、尊严……他的一生都在被命运推着走，却始终无可奈何，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选择的，甚至包括他娶的女人，只有他的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是他自己选择的。
溥仪一生有过五个女人。皇后郭布罗·婉容是紫禁城内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淑妃文绣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从而摆脱了婉容那样的悲惨命运。她用溥仪给的生活费办了一所小学，亲自任教，终身未嫁，直到一九五○年因病去世。
溥仪身边的第三个女人“祥贵人”谭玉龄，二十四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溥仪喜欢摄影，有人曾根据宫中散落的照片进行统计，皇后婉容露脸的只有八张，而谭玉龄的却有三十三张之多，可见溥仪爱情之所在。溥仪确实很喜欢谭玉龄，直到这位皇帝成为公民后，还将谭玉龄的照片贴身携带。
第四个便是“福贵人”李玉琴。李玉琴是溥仪在六十多张伪满中、小学校的女学生照片中选中的，时年仅十五岁。照片上的李玉琴天真、单纯和幼稚，这正是溥仪所需要的。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溥仪看着胖乎乎的玉琴说：“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以克住了。”然而李玉琴不但没有给溥仪带来“福”，入宫不久就生活在溃逃、流离、动荡和禁锢的日子里。一九五七年与在抚顺接受改造的溥仪离了婚。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长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
溥仪的第五个妻子李淑贤虽然是他自己看中选择的，却也曾让上上下下的人为之操心。溥仪是特赦犯，又有特殊身份，政府有责任安置他。在他的户口登记、就业、公民权利的保障等得到相应的安置后，他的婚姻问题就成为全国政协的重要工作。党中央也很关心溥仪的婚姻，毛泽东在宴请溥仪等人时提到他的婚姻时就说：“皇上不能没有姑娘哟，可以再结婚嘛！你结婚可不要马马虎虎，要仔细考虑……”
溥仪对毛主席说：“要是找不到理想的人，我就不结婚了。”
周总理也曾对溥仪说过：“你没有妻子，也没有娃娃，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在全国政协的帮助下，溥仪和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交往一段时间后建立了婚恋关系。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溥仪与李淑贤结了婚。这个日子是溥仪刻意选的，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他来说，成为公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成为劳动者。新婚典礼的时间是晚上七点钟，这是皇族的习惯，当年溥仪大婚也是这个时刻。
溥仪的婚礼是国家做东筹办的。全国政协研究决定，包下溥仪结婚的一切费用，连他和李淑贤买衣服都可以报销。溥仪很注意节省，结婚总共花了不过几百块钱。场所选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今欧美同学会旧址)。当天下午六点多钟，溥仪和李淑贤乘坐的全国政协派来的“上海”牌轿车刚停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门口，就有朋友开玩笑地拖着长腔喊：“皇上驾到……”
溥仪结婚的新闻在国内外轰动一时，中国新闻社特意发表了专稿，海内外不少报纸也都登载了末代皇帝结婚的消息，还附有溥仪夫妻的大幅照片。溥仪婚后十几天，一名六十岁左右的英国记者到全国政协采访溥仪夫妇，在得知李淑贤的出身情况，他惊讶地说：
“一个皇帝能和一个小职员的女儿结婚，这在英国是做不到的，也根本不可能的……”
溥仪说：“我现在不是皇帝了！旧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的事情过去是办不到的，过去我是不能跟平民结婚的。现在时代不同了！”
溥仪婚后的第二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溥仪夫妇等人。总理握着溥仪的手说：“祝贺你啊，成立了温暖的家庭。”
李淑贤和溥仪在一起生活了五年，溥仪就离她而去。溥仪病逝后，“文革”依然处在高潮，各地区的“派仗”犹酣，形势混乱，北京市公安局被“彻底砸烂”，处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打倒”，三分之二的民警被下放劳动，史育才与李淑贤中断了联系。
一九七九年，史育才恢复工作后，离开了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调到北京市公安局行政科工作，后来，又到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疗养院任院长。在他任院长期间的一天，他和自己在北京朝阳区政协工作的一位亲戚聊天时意外得知了李淑贤的下落，这才知道李淑贤早已经从西城区搬到了朝阳区团结湖居民区居住，并当了朝阳区政协委员。
史育才非常兴奋，自己没能满足溥仪的临终愿望，又一直背负着“溥仪临终托付”的猜想，促使他马上拿起了电话，想立即联系上李淑贤。但转念一想，李淑贤现在的境况不比以前，她已经成了新闻人物，也许并不需要自己的帮助了，会有许多人帮助她。于是他又放下了电话，请亲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转告给李淑贤。
几天后，史育才接到了李淑贤的电话。史育才虽然是院长了，可李淑贤依旧称他史所长：
“史所长，您可是好人！这些年您还好吧？我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好，要不我就去看您去了……”李淑贤话里掩饰不住高兴的情绪。
史育才重新又与李淑贤续上了联系，与妻子时常去看望她。她的确老了，老得第一次见面时都快让史育才认不出来了，当年她很美丽，如今十足一个老太太了。李淑贤的境况并不像史育才预想的那样好。
一九九四年，李淑贤又从朝阳区团结湖居民区搬到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居住，因为住在五层，年已七十多岁的李淑贤几乎没有力气下楼，请了一个帮工，每周三次去她家，帮她买买菜，收拾收拾屋子。
李淑贤搬家后，马上把新地址的电话告诉了史育才，这时她已经习惯称史育才“史院长”了。史育才每次去看她，她都很高兴，聊起过去来感慨万千。每年史育才都收到李淑贤寄给他的贺年卡，感谢他近三十年来对她以及她家庭的关怀。史育才在电话里夸赞她的字写得漂亮，她说，我老了，写字的时候手有点抖了。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经过考虑，李淑贤决定将丈夫的骨灰由八宝山人民公墓迁到清西陵溥仪的“万年吉地”故址旁的“华龙皇家陵园”内。溥仪墓与光绪的崇陵紧紧相连。溥仪墓非常小，非常普通，占地仅九十五平方米，墓高一点二米。
这年的春节期间，史育才去看望李淑贤，她心情灰暗地对他说：“溥仪已经葬在了西陵了，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这年的夏天，史育才又去看她，发现她家的居室西晒，就问她为什么不安装上遮阳伞？她苦笑着说：“我一孤老婆子，找谁安装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带着自己的儿子给李淑贤的三个西向的窗户都安装上了遮阳伞。对这件事，李淑贤念念不忘。第二年夏天，李淑贤特意给史育才写了信表示感谢。信的内容是：“史院长您好！您一切都很好吧？很久不见，工作忙吗？今年夏天我不怕晒了，三个房间安上了帘子，太阳进不了室了，比每年夏天好多了，是您做的好事，我是永远难忘的，您对我的帮助虽然不是一件大事，当今像您这样善良的人不太多，都是锦上添花，而雪里送炭的人很少，二十八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做人实在不容易，真正照顾我的人及(极)少，欺负的人不少，整天找我的渣(茬)，好在我问心无愧，心底无私天地宽。先写到这，多多保重，有空过来玩。祝您健康长寿。”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就是李淑贤逝世的前一年，史育才收到她寄给他的最后一张贺年卡。当时，《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刚刚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淑贤在明信片上写着：“史院长您好！祝您们全家新年快乐！健康长寿！您十一月份来看我，衷心感谢！日记天津出版社还没寄来，他们寄来了我马上给您打电话，请您来拿，您没工夫，给您寄去。多多保重，万事如意！”
一九九七年六月九日，李淑贤病逝，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因为没得到李淑贤病逝的消息，史育才没能了却为她送行的愿望。惟一的纪念方式，就是他仔细珍藏着与李淑贤在香山的一张合影。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的最后，道出了他意识的逆转：“人，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我今天才明白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
《尘封档案》系列之：末代皇帝与京都民警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2005年第04期
作者：穆玉敏
注：本文是《尘封档案》系列的第一篇文章
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北京警察博物馆里，收藏着两件珍贵文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户口登记簿以及他办理户口时的照片。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两样东西，特别是那张历史照片，为到过警察博物馆参观的人所津津乐道。
北京警察给皇上报户口照片上给爱新觉罗·溥仪上户口的那名警察吴静深，是北京市公安局退休警官。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溥仪结束了十年的监狱生活，特赦回京，住在五妹“五格格”金韫馨的家里。第二天，他就在五妹的催促下，到北京市民政局报到，民政局的同志说：“你应该先给自己报上北京市的户口，这样就好安排工作了。”
第三天，溥仪准备到当地派出所报户口，可是从小长在宫里，他根本找不到派出所的位置，于是在五妹夫万嘉熙的陪同下，来到了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申请办理户口。接待他的，正是吴静深。
吴静深，当时二十六岁，虽然建国才十周年，但他已经有七年的警龄了。吴静深的出身很苦，家里人口众多，贫困不堪，为此，他的父亲在他尚在腹中的时候，就服毒自尽了，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父亲死后，母亲给有钱人当老妈子养活一大堆孩子。吴静深十岁那年，到宣武区老君地一带的李记烧饼铺当了学徒，以减轻母亲的生活压力。说叫学徒，实际上就是干杂活儿，生火、和面、收拾灶间等，一天睡不到三四个小时，还得长时间受烟熏火烤。那会儿，人们把这行叫“勤行”，就是得勤快的意思。就这样，他熬到了解放。因为识几个字，一九五二年初夏的一天，当地派出所一个民警问吴静深，愿意不愿意当民警？他当然愿意了，于是兴高采烈地对烧饼铺的李掌柜大声说：“我不当小工了，我当警察去啦！”
上午九点多钟，溥仪和五妹夫万嘉熙进了麻状元胡同四号(现群力胡同十一号)派出所的小院。吴静深办公的户籍办公室位于小院的南屋里间，他正伏在办公桌上整理户籍资料。
随着几声轻轻的敲门声，吴静深抬头应和，两个男人推门进来。
走在前面的年纪大的高个子身穿翻领大衣，黑瘦的脸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跟在他身后的男子年纪稍轻一些。
“您有什么事？”吴静深马上热情地站起来问。
“我们来办户口。”高个子声调非常轻柔。说着从兜里拿出一张纸，展开，捧在手里，走上前来先给吴静深深深地鞠了一躬，双手将那张纸郑重地呈到吴静深的面前，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边。
“你们先请坐。”吴静深一面接过那张纸，一面请二人坐下。
纸上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一九五九年度赦字011号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越往下看，吴静深的眼睛睁得越大。看完了，他端详那个年岁大一些的人问：
“您是？”
“我是爱新觉罗·溥仪，他是我五妹夫万嘉熙。”溥仪从凳子上站起来柔和地回答。万嘉熙马上把手里的户口本递给了吴静深。
敢情这位就是宣统皇帝！可是看上去没一点“龙颜”的影子，倒像个文弱的教书先生。吴静深心里想着，按照万嘉熙递上的户口本地址，拿出了户口底簿，翻到“西城区前井胡同六号”其五妹金韫馨户内页，镇静地开始给溥仪上户口。他先照着特赦令，把“爱新觉罗·溥仪”一笔一画地登记在底簿上，手里写着心里想，以后，“皇上”的身份就是公民了。
当时户籍底簿上每个居民的填写内容共二十九项。吴静深边询问边给溥仪填写了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等十七项，这是必填项目。另外还有十二个项目，如：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宗教信仰、特长、服务处所、生活来源等等。吴静深必须一项一项地询问、填写，溥仪一项一项地答，其中有的项目问者难问，答者亦难答。如职业，吴静深问：“你的职业？”
溥仪忙先行礼，再回答：“我刚特赦回来，政府还没安排。”
于是吴静深在“职业”一栏里填写上“无业”二字。
“婚姻状况。”吴静深继续问。话一出口，吴静深顿觉有点儿不妥，溥仪也是一时语塞，愣了一会儿说：“我……现在是一个人。”溥仪说。
“最后一个是死了还是离了？”吴静深问。
“离了。”溥仪的声音小得很。
于是吴静深便在婚姻一栏内郑重地填上了“离婚”二字。
许是这份户口过于特别，抑或吴静深的文化程度不深，区区百余字的溥仪自然状况，竟写错了两处。一处是溥仪文化程度一栏，私塾的“塾”字错写成“书”，职业栏里无业的“业”字错写成“叶”。
登记完后，吴静深把办好的户口本双手递给了溥仪，他接过来，深深地给吴静深鞠了第二个躬。然后和万嘉熙一起走出户籍办公室，吴静深一直把他们送出门外。
当溥仪走出派出所时，也意识到手中枣红色的户口本改变了他半个世纪来的身份。大清帝国末代皇帝的身份，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他三岁时登上那张象征至尊无上的黄金龙椅，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国动荡的近现代史紧密联结的传奇生涯。紫禁城的奢华与清规戒律，天津静园的苍凉落日，伪满洲国皇宫内日本人的控制和欺骗，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新生，古今中外的国王和皇帝，可能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经历那么多惊心动魄和世事沉沦的了。辛亥革命后，按袁世凯拟定的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例》，溥仪退位后皇帝“尊号仍存不变”，并“暂居宫禁”。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在张勋等人的拥戴下，溥仪宣布复辟。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复辟失败，七月十二日溥仪不得不再次宣布退位。一九二四年，接受革命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除溥仪的皇帝称号，限令“即日移出宫禁”。第二年，溥仪到了天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侵略者的秘密护持下去东北，次年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当上伪满洲国的所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又改称皇帝，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后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原以为会永远做阶下囚，没想到被第一批特赦，回到北京自由地生活。
因为溥仪是特赦而不是大赦，按照工作要求和程序，吴静深把溥仪的特赦令等材料存档备案，同时向派出所领导汇报，派出所又把情况报到了局里。特赦是对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刑罚，只赦刑，不赦罪。大赦是对一定时期内某些种类的犯罪或者一般的犯罪普遍地赦免，既赦罪，又赦刑。中国一九五四年宪法对大赦和特赦都有规定，但在实践中只实行过特赦，没有实行过大赦。溥仪是新中国第一次特赦对象。对于特赦罪犯，政府有管理监督的责任。
特赦罪犯的身份，加上过去又是皇上，溥仪上户口的事马上引起了公安部的注意，公安部立即派了一名宣传干部到厂桥派出所，说是要补拍一张照片，这才为后人留下了一张具有特别意义的照片。吴静深赶快去通知溥仪：“对不起了您哪，请您和万先生再到派出所去一趟。”
溥仪自是遵命前往，不过，万嘉熙那天有事没能再陪溥仪去，吴静深灵机一动，“换一个别的亲戚也行。”于是，警察博物馆里珍藏的那张珍贵历史照片上，本应是万嘉熙的位置，换上了溥仪的六弟溥俭。
共和国警察与《我的前半生》溥仪解除了与李玉琴的夫妻关系后，在管理所集中精力撰写他的认罪性的“回忆录”。也就是举世皆知的那本《我的前半生》雏形，由他口述，他的弟弟溥杰执笔，标题就是《我的前半生》。
这份长达四五万字的认罪材料完成后，由战犯管理所油印成书，供政法界和史学界参阅，因为书被装订成为灰色封皮，被称为“灰皮本”。
溥仪被特赦后，“灰皮本”被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用“未定稿”的形式印了少量大字本，供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中央领导以及有关部门参阅。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春节将至，毛泽东主席在颐年堂邀请溥仪在家中小酌，同被邀请的还有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等几个人。席间毛泽东对溥仪说：“我已看到你那部‘未定稿’了，我认为写得不怎么好。里边‘检查’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主席又说，“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而今天不同了，是公民，是人民的一分子了，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回忆录要写得细致一些。”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中央指示公安部派人帮助修改整理出版《我的前半生》。公安部领导立即指示群众出版社帮助溥仪修改后，正式出版这部书。公安部领导及部属的群众出版社领导选定了李文达具体担任这一任务。
当时任群众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李文达出身于开明绅士家庭，他多才多艺，能诗善文，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做过新四军《淮海报》的战地记者。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做安全保卫工作，曾打入敌人魔窟，出生入死。朝鲜板门店谈判时，曾担任彭德怀的警卫。公安部领导看重他的文才，安排他到主要出版有关公安、保卫、侦探等类书籍的群众出版社工作。
李文达接受组织任务后，在香山饭店的一间办公室里开始了《我的前半生》执笔的工作。溥仪每天乘公共汽车到李文达的办公室向李文达口述。在与溥仪磋商的基础上，李文达等又赴东北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丰富、生动的材料，研究了与溥仪有关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为每个关键人物写了传略，为写作编写了大事记、年表，对溥仪被改造的部分进行了修改补充。李文达对该书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他的付出，得到了溥仪的称赞，也受到公安部领导的肯定。
公安部领导对《我的前半生》的修改工作十分重视，文稿修改到一半的时候，公安部有关干部和群众出版社的几位编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定下修改计划：主题是通过一个封建皇帝变成新人的经历。反映党的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揭露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反映出没落阶级和反动派的不甘心死亡，但终于崩溃的局面；改造罪犯的复杂和艰巨性；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和风格。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罪恶的土壤”；第二部分“满洲国十四年”；第三部分“死亡与新生”。
在共同努力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中，李文达与溥仪之间建立了融洽、默契的关系，李文达协助溥仪创作该书的目的，是反映党的改造政策，而溥仪在创作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改造了自己，并为人民赎罪立功。两人的身高体态都相近，都属马，溥仪比李文达大一轮，平时李文达呼溥仪“老溥”，溥仪呼李文达“老李”。毛泽东主席在颐堂宴请溥仪的时候，溥仪身上穿的那件中山装还是李文达借给他的。那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在李文达的办公室修改书稿，一个政协工作人员找了去，告诉溥仪，毛主席要接见他。溥仪既高兴，又为难，因为没有整洁合体的衣服去见毛泽东。李文达就把自己一套深蓝色毛花呢中山装拿给溥仪穿上。
溥仪穿着李文达的衣服去见毛主席。饭后，毛泽东特意拉溥仪过来，让他站在自己右侧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相哟！”遂请新华社摄影记者为两人拍了一张珍贵的合照。照片上两人并肩而立，毛泽东比溥仪高出半头，两人显得都很高兴。
与毛主席合影这件事让溥仪沉浸在长时间的喜悦之中，他把那张照片视为珍宝，一直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本年一月三十日，我们(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同吃饭、照相，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给(以)极大的鼓舞力量。”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溥仪担心照片被红卫兵抄走，上缴给派出所保存，不幸派出所后来也遭冲击，照片下落不明，成了遗憾。
一九六二年三月《我的前半生》修改二稿完成，由于溥仪与李淑贤在人撮合下开始了交往，溥仪考虑可能会和李淑贤结婚，于是希望李文达删去有关福贵人的章节，李文达尊重了溥仪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三月，《我的前半生》终于正式出版了，因为李文达是创作者之一，群众出版社在稿酬支付意见中明确指出作者是两个人：一个是溥仪，一个是李文达。溥仪是署名作者，李文达是不署名的作者，稿费一人一半。
书出版后，溥仪非常高兴，写下了“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为党事业为人民，赎罪立功爱新生”的条幅赠给李文达。
溥仪由封建皇帝改造成共和国的公民之所以轰动世界，妇孺皆知，一大半功劳要归之于《我的前半生》。该书出版前，人们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认识少之又少，对他阶下囚的生活更不得而知。《我的前半生》一经出版，立即风靡海内外，不断再版。截止到一九九八年，中文版已累计发行二百多万册。一九六五年，外文出版社将《我的前半生》译成英文出版，英文版本定名为《从皇帝到公民》，仅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精装本就超过十万册。
《我的前半生》被海内外称为是一部具有“三奇”的奇书：一奇，皇帝自己写自传，前所未有；二奇，勇于认错并公之于世；三奇，不殉皇位，甘愿做庶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前半生》还多次被拍成影视作品，电影《末代皇帝》拿了奥斯卡奖后，溥仪成了世界名人，中国为此还开辟了末代皇帝旅游专线，引起了外国朋友的浓厚兴趣。
《我的前半生》能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让李文达感到很欣慰。可是，三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写《我的前半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被造反派称之为为皇帝树碑立传的孝子贤孙，被投入秦城监狱关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文达被恢复了名誉，《我的前半生》再版。
李文达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五日病逝，但是新中国警察在《我的前半生》这部奇书产生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不死。
北京警察“救驾”
北京的警察们原以为，溥仪有了户口，有了家，有了职业，有了政治地位，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谁知几年后的“文革”中，红卫兵对昔日的封建“皇帝”不依不饶，北京警察们又不得不承担起了保护“皇上”的任务。
“文革”来临前的一九六五年，溥仪因为尿血严重，住进人民医院，三月七日，溥仪膀胱内的两个瘤子确诊为恶性。周恩来指示：转到协和医院高干病房，随时报告病情，一定治好。
一九六六年二月，溥仪出院后，继续在日坛医院做放射治疗，六月，“文革”闹起来了，溥仪赶快辞掉了家里的保姆，每天在家里背诵《毛主席语录》。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到医院里看病方便，因为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是先问病情，而是先让病人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为此，溥仪像当年在宫中背诵《四书》、《五经》时一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居然把一整本《毛主席语录》全部背诵下来了，从头到尾，一字不差，还让妻子李淑贤也跟他一起背诵。
八月初的一天，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闯进了溥仪的家门，在院里叫嚷着要破“四旧”，领头的一个红卫兵头头儿对溥仪夫妇喊：“你们房顶上有一对小狮子，这是‘四旧’！”因为是公房，溥仪就给房管局打电话，要求来人处理此事。当时房管局的人说太忙，没来人。第二天，又来了几个红卫兵，他们这次从院里到屋里转了几圈儿，反复查找“四旧”，吓得溥仪跑到距家几十米远的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要求保护。当时的所长方桂山、指导员王泽臣被“造反”靠边站了，主持所内工作的是副所长史育才。
史育才出身北京贫民家庭，二十岁当警察，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我这辈子警察当的是十年片警、十年所长、十年科长、十年院长”。他从公安学校毕业后当了十年的责任区民警，然后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福绥境派出所当了十年所长，后来调到市公安局后勤科当了十年科长，再后来在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疗养院当了十年院长，退休后在京颐养天年。
溥仪到派出所找到史育才时，他正被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搞得焦头烂额。那些日子里，各级政府都瘫痪了，只有派出所的民警们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着，史育才和民警们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当年的红卫兵权力大得不可思议，“革命行动”非常激烈，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就连民警出现场也要由他们审查身份。当时的公安部领导传达了三条命令：支持红卫兵；保护红卫兵；红卫兵在社会上做的事情由红卫兵自行处理，民警不得干预。但民警们没有坐视不管，因为他们实在看不下去。红卫兵不断地把“黑五类”弄到派出所里毒打，见有人实在被打得厉害了，史育才就让民警抢过来“押”起来，史育才专门腾出派出所的两间东屋，里面关满了“黑五类”。这些人名义上是被“押”，实则是被民警保护起来了。也有的是为了逃避毒手，自己跑来“避难”的，最多时，两间东屋竟然“关押”了七十多人，史育才不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使他们养好身上的伤，还让派出所的炊事员给他们每顿饭送两大笸箩窝头和足够的水。
疲惫不堪的史育才一见溥仪来了，赶快把他领到僻静的后院里，后院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史育才抱歉地说：
“您看见了，屋里都是红卫兵，委屈您，就坐这吧，这安全，也安静。”
这时，有人焦急地喊史育才赶快去，溥仪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葡萄架下等着史育才。
原来是一群红卫兵要抄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的家，史育才前去劝说，辩论了半天，红卫兵说程砚秋是地主出身，史育才说他早年曾经掩护过共产党，他自己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了。红卫兵说他过去演的戏都是“毒草”，并要拿走他家里的戏装。史育才说戏装归文化部管，谁也没权力拿走。劝走红卫兵后，史育才又让人写了一个“告示”贴在程砚秋家门口，声明四十一中的红卫兵已经对程砚秋抄过家了，别的红卫兵不能再抄了。
刚离开程砚秋家，有人报告，一帮红卫兵正在打周觉民。周觉民也是特赦犯，曾是冯玉祥将军的副军长。史育才赶到时，红卫兵在周觉民家围住他边打边说：“叫你毒害红卫兵小将！”原来一群红卫兵到周觉民家抄家时，摘了院子里的葡萄，吃后有人拉肚子了。史育才上前制止说：“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教导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怎么能摘人家葡萄？这是一。第二，就算你们摘他家葡萄没错，吃时洗没洗？没洗就不能算他毒害你们，葡萄要打农药，不洗就吃当然要闹肚子。”
红卫兵听了也觉得自己没理，就甩手走了。周觉民当即给史育才跪下了，哽咽着说：“史所长，您的话让我听了心里暖和……”为了感谢史育才，周觉民从家里翻出一件自己亲手缝制的救生衣，给史育才送了去说：这救生衣里缝着化学制剂，一沾水就膨胀，你们派出所如果下水救人，这个用得着。史育才把救生衣放在派出所里，预备着民警下水救人时穿。
忙乱到中午，史育才才猛然想起溥仪还等在后院的葡萄架下，赶快让民警杨清兆弄了些饭给他送去，史育才就琢磨怎么保护溥仪。
当时他心里也没底，上面明确要保护统战人物，但现在的局势已经失控了，红卫兵乱来，才不管什么统战人物不统战人物呢，没有“尚方宝剑”，不好糊弄红卫兵。于是他拿起电话请示分局，分局领导被揪斗靠边站了，他又向市公安局请示，市公安局让他请示公安部，公安部又让他再次请示市公安局。无奈，他斗胆把电话打到了周总理办公室。他对接电话的同志说：
“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
接电话的同志说：“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
史育才说：“凭你这句话，我们就保溥仪！”
对方说：“好，好。”
史育才说得一点儿都不错，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一行时谈到了中国的司法工作，他举出了溥仪说：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切拉说：我们听说过，他叫溥仪。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见过他，他现在有五十几岁了，现在有职业了，还重新结了婚。
十天后，毛泽东会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比达·罗德里格斯的时候，再一次谈到溥仪被改造过来的事。比达曾见过溥仪，他说：他给我的印象是确实改造了，他和我长谈他过去的错误，很真诚。
史育才放下电话长出了一口气，来到后院，对溥仪说：“您塌塌实实回家，我让红卫兵保护您。”
“红卫兵怎么能保护我？”溥仪不解地问。
“您别问了，这儿的红卫兵听我的。”史育才说着，把派出所对外对内两部电话机的号码都告诉了溥仪：
“一个打不通就打另一个，直接找我，我派人去。”
送溥仪到门口时，史育才还嘱咐他：“有人敲门，别轻易开，问清楚了再开门，有事马上打电话……”
第二天晚上，溥仪就惊慌失措地给史育才打电话：
“史所长，我家里来了一些红卫兵客人……”
史育才马上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了去。
史育才带去的红卫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帮助应付混乱局面的，作用既相当于当今的联防队，也是“一物降一物”的方略，因为当时的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红卫兵纠察队能管住他们。所以，史育才把家住本管界的红卫兵总部西城纠察队的陈闯、王建国，还有一个姓于的三名“西纠”队员留在派出所内，组成了一个红卫兵纠察队，史育才告诉他们：周总理说了，要保护溥仪和许多名人，这些红卫兵就和派出所的民警配合起来，日夜轮流在溥仪住所周围巡逻。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到一看，几十名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已将溥仪的院子围住。一个红卫兵对溥仪声色俱厉地说：
“告诉你溥仪，你至今还那么讲究，那么享受，还吃大米白面！你们屋里的沙发必须拿走，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溥仪说：“这是国家安排的，用来接待外宾，是外事工作的需要。”
那群红卫兵根本不听，大声嚷着：“现在没有外宾来，就得拿掉！”
史育才带着戴红箍的红卫兵纠察队队员赶到溥仪家，往院子里一站，他问：
“你们来溥仪家为什么不与我们当地派出所联系？”
“我们是来清算溥仪的反动罪行的。”红卫兵代表答。
“他的罪行是过去的，现在他已经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把皇帝改造好了。这就是他改好的证据！”史育才说。
红卫兵被最高指示唬住了，但他们还是不甘心：“他现在还有客厅、卧室、浴室，住这么多房子，吃着大米白面，就是资产阶级！”
“溥仪已由当地红卫兵接管，对他过去的罪行你们可以就地批判，但不能带走批斗！”
于是红卫兵们对溥仪一阵声讨后撤走了。溥仪感激地把史所长他们送出家门，一个劲儿地点头说：“谢谢，谢谢史所长……”
第二天，溥仪马上给全国政协机关打电话，让他们把沙发拉走了。
虽然找溥仪“算账”的红卫兵不轻易来了，但保护溥仪的任务仍然很重，许多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总是出于好奇来溥仪家“观光”。
一天，哈尔滨一中的一些红卫兵来京“串联”，住在南操场小学里。在理发馆理发时，听理发员说，末代皇帝溥仪住在附近，于是闻风而来。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溥仪先是心惊肉跳，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闯进来一群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溥仪的客厅。溥仪小心地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事吗？”
红卫兵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要看看溥仪！”
溥仪一看事不好，怕出意外，马上给史育才打了电话。
史育才马上派民警李志义和陈银生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来，对红卫兵说：“溥仪先生属于保护对象，如果不通过派出所，不能随便来访。”
这以后，又发生了多次类似“惊驾”事件，都被派出所民警及时赶来解围。溥仪对此感恩戴德，而除他以外的在京的皇族和皇亲几乎无一人幸免劫难，由于没有警察的保护，他们不仅全部被抄家，还受到心灵和肉体的折磨，有的甚至被毒打致伤，有的被关进劳改队，有的被“扫地出门”失踪，有的经不住折腾自杀。后来，溥仪又被列入禁止购买大米白面、只准吃粗粮的剥削阶级之列，又是史育才所长出面，才使他家的细粮没有被停止供应。
有一次，史育才陪同西城公安分局新上任的陈局长看望这一地区的重点对象。史育才按响门铃，溥仪正在屋里洗脚，他的妻子李淑贤开门后说：“是派出所的史所长来了！”
“呦！救命恩人！恩人到，快请，快请！”屋内的溥仪说着忙不迭穿上拖鞋到院子里迎接。
溥仪当时因为病情加重，脸色很不好看，他对史育才说：“最近红卫兵到我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家里只有毛主席像，没有林副统帅的像。二是为什么没有革命对联，我都改正了。”
史育才这才看见溥仪家的客厅里挂着的画像和一幅对联，画像不新鲜，因为当时家家贴的都是那张，林副主席手里还拿着红宝书。但他一看对联就暗自笑了：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毛主席
史育才心想，贫苦出身的人用“翻身”一词恰当，皇上怎么也用这词儿呀？并和陈局长小声议论了对联的可笑之处。
许是溥仪听到了史育才和陈局长的话，过了一些日子，他特意请史育才来家里再“验”一下对联。史育才觉得挺对不起溥仪的，本来就被吓得度日如年了，自己还议论他的对联，但他还是去了。
进了溥仪的客厅，史育才发现，原来那副对联的位置换上了一张浅橘红色的硬纸，上边的字既无抬头，也无落款：
时时事事听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史所长，您看，这样合适不合适？”溥仪在旁小心地问史育才。
这回史育才安慰着回答：“合适！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您觉得合适就合适！”然后又嘱咐了他要注意身体健康的话才告辞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史育才又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说，“福贵人”李玉琴要从长春来找他出示证明她在伪宫内被压迫身份的书面材料，请史育才来给自己出主意怎么应付李玉琴。
李玉琴和溥仪离婚改嫁后，没过上多长时间安生日子，“文革”就来了，她的历史自然瞒不过红卫兵，不仅她自己被禁止参加一些活动和被批判，丈夫也因为她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大字报贴到她家楼下的大门上，家被抄了，孩子也受到株连，她无奈之下想起了让溥仪给她开“证明”来，以度过那场人祸。
史育才对惶恐不安的溥仪说：“你别怕，她来找你要通过当地派出所，到时候你看情况不好就打电话给我，我会派人来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溥仪因突发尿毒症，第六次住进了协和医院，造反派不允许封建皇帝住高干病房，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指示协和医院：要让溥仪继续住在高干病房，要给予积极治疗。并委托著名中医蒲辅周问候溥仪。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李玉琴找到在协和医院的溥仪，要求为她和她的亲属写书面材料，卸去历史包袱。二月三日，因为有一名留苏学生被打伤，协和医院要溥仪转往人民医院普通病房。二月七日，李玉琴又一次带人找到溥仪，索要证明，同去的人还嚷嚷着要把溥仪揪回东北去斗争，溥仪只好在病床上口授了一份“证明”给了李玉琴。当时的溥仪已经因为肾功能问题引起尿毒症，生活上无法自理，洗脸都费劲了，人民医院的医生对李淑贤说：溥仪可能好不了了。
九月，溥仪也感到来日无多，立下遗嘱：一对不起党，二不放心撇下妻子。他两次让李淑贤去派出所找史育才，请他到医院来，说他想见见他。而此时的史育才正在偏远的北京郊区被“办学习班”，身不由己，最终没能了却溥仪的心愿。一九八五年，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龙》里以史育才为原型的人物“史所长”满足了溥仪的临终请求，到医院看了他最后一面。史育才看了这部电影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反复猜想，溥仪临终前想见自己，究竟想说什么呢？感激的话他过去已经说过无数次了，那么，应该是想托自己关照他的妻子李淑贤吧，因为他们无后，李淑贤在京又无亲无故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凌晨，溥仪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他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不起眼儿的消息，宣布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因病去世。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溥仪家族举行了小型悼念仪式，然后将这位末代皇帝跟普通公民一样火化。事后看来，在当时非常时期，处理规格是低了一些。不过，这种丧葬方式还是恰如其分的。
关于溥仪骨灰安放何处，周总理指示可由家属自由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人民公墓均可。家人考虑应与溥仪的最后身份相符，最后选择了人民公墓，并与其他公民的骨灰一样，采取了收藏在壁架中的最普通形式。
其实，溥仪曾经有过自己的“帝陵”。根据皇帝登基即选陵址的旧制度，一九一五年，朝廷在清西陵光绪的崇陵北面为他选定了“万年吉地”，并动工修建。一年后，完成了地宫开槽奠基和明楼宝城等基础工程。这时辛亥革命爆发，陵寝工程不得不停止。
溥仪火化时，身边仅有妻子李淑贤、弟弟溥杰和李以夫妇，溥杰把溥仪的骨灰装进了一尊极为简单的骨灰盒里，提笔写了四个字：溥仪骨灰。编号一九三，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全国政协举行溥仪、王耀武和廖耀湘三位政协委员的追悼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宁一致悼词，公正评价了溥仪特赦后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原来那个极为简单的溥仪骨灰盒外面又套上了一个梨花雕漆的骨灰盒，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上面用隶书题写了未加任何评论的简明墓志：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溥仪生于一九零六年正月十四日，殁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溥仪遗孀李淑贤与北京警察溥仪有了自己的户口后，马上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被安置在隶属中国科学院的北京植物园工作。第二年的三月一日，又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工作。溥仪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脱，过上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
皇帝的身份从不曾带给溥仪真正的快乐，自小他就是高墙里最寂寞的孩子，直到后来他成为日本人操纵的傀儡皇帝，他都从来没有真正能够为自己做主过，他一直经历着失去亲情、自由、爱情、尊严……他的一生都在被命运推着走，却始终无可奈何，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选择的，甚至包括他娶的女人，只有他的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是他自己选择的。
溥仪一生有过五个女人。皇后郭布罗·婉容是紫禁城内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淑妃文绣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从而摆脱了婉容那样的悲惨命运。她用溥仪给的生活费办了一所小学，亲自任教，终身未嫁，直到一九五○年因病去世。
溥仪身边的第三个女人“祥贵人”谭玉龄，二十四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溥仪喜欢摄影，有人曾根据宫中散落的照片进行统计，皇后婉容露脸的只有八张，而谭玉龄的却有三十三张之多，可见溥仪爱情之所在。溥仪确实很喜欢谭玉龄，直到这位皇帝成为公民后，还将谭玉龄的照片贴身携带。
第四个便是“福贵人”李玉琴。李玉琴是溥仪在六十多张伪满中、小学校的女学生照片中选中的，时年仅十五岁。照片上的李玉琴天真、单纯和幼稚，这正是溥仪所需要的。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溥仪看着胖乎乎的玉琴说：“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以克住了。”然而李玉琴不但没有给溥仪带来“福”，入宫不久就生活在溃逃、流离、动荡和禁锢的日子里。一九五七年与在抚顺接受改造的溥仪离了婚。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长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
溥仪的第五个妻子李淑贤虽然是他自己看中选择的，却也曾让上上下下的人为之操心。溥仪是特赦犯，又有特殊身份，政府有责任安置他。在他的户口登记、就业、公民权利的保障等得到相应的安置后，他的婚姻问题就成为全国政协的重要工作。党中央也很关心溥仪的婚姻，毛泽东在宴请溥仪等人时提到他的婚姻时就说：“皇上不能没有姑娘哟，可以再结婚嘛！你结婚可不要马马虎虎，要仔细考虑……”
溥仪对毛主席说：“要是找不到理想的人，我就不结婚了。”
周总理也曾对溥仪说过：“你没有妻子，也没有娃娃，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在全国政协的帮助下，溥仪和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交往一段时间后建立了婚恋关系。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溥仪与李淑贤结了婚。这个日子是溥仪刻意选的，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他来说，成为公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成为劳动者。新婚典礼的时间是晚上七点钟，这是皇族的习惯，当年溥仪大婚也是这个时刻。
溥仪的婚礼是国家做东筹办的。全国政协研究决定，包下溥仪结婚的一切费用，连他和李淑贤买衣服都可以报销。溥仪很注意节省，结婚总共花了不过几百块钱。场所选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今欧美同学会旧址)。当天下午六点多钟，溥仪和李淑贤乘坐的全国政协派来的“上海”牌轿车刚停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门口，就有朋友开玩笑地拖着长腔喊：“皇上驾到……”
溥仪结婚的新闻在国内外轰动一时，中国新闻社特意发表了专稿，海内外不少报纸也都登载了末代皇帝结婚的消息，还附有溥仪夫妻的大幅照片。溥仪婚后十几天，一名六十岁左右的英国记者到全国政协采访溥仪夫妇，在得知李淑贤的出身情况，他惊讶地说：
“一个皇帝能和一个小职员的女儿结婚，这在英国是做不到的，也根本不可能的……”
溥仪说：“我现在不是皇帝了！旧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的事情过去是办不到的，过去我是不能跟平民结婚的。现在时代不同了！”
溥仪婚后的第二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溥仪夫妇等人。总理握着溥仪的手说：“祝贺你啊，成立了温暖的家庭。”
李淑贤和溥仪在一起生活了五年，溥仪就离她而去。溥仪病逝后，“文革”依然处在高潮，各地区的“派仗”犹酣，形势混乱，北京市公安局被“彻底砸烂”，处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打倒”，三分之二的民警被下放劳动，史育才与李淑贤中断了联系。
一九七九年，史育才恢复工作后，离开了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调到北京市公安局行政科工作，后来，又到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疗养院任院长。在他任院长期间的一天，他和自己在北京朝阳区政协工作的一位亲戚聊天时意外得知了李淑贤的下落，这才知道李淑贤早已经从西城区搬到了朝阳区团结湖居民区居住，并当了朝阳区政协委员。
史育才非常兴奋，自己没能满足溥仪的临终愿望，又一直背负着“溥仪临终托付”的猜想，促使他马上拿起了电话，想立即联系上李淑贤。但转念一想，李淑贤现在的境况不比以前，她已经成了新闻人物，也许并不需要自己的帮助了，会有许多人帮助她。于是他又放下了电话，请亲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转告给李淑贤。
几天后，史育才接到了李淑贤的电话。史育才虽然是院长了，可李淑贤依旧称他史所长：
“史所长，您可是好人！这些年您还好吧？我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好，要不我就去看您去了……”李淑贤话里掩饰不住高兴的情绪。
史育才重新又与李淑贤续上了联系，与妻子时常去看望她。她的确老了，老得第一次见面时都快让史育才认不出来了，当年她很美丽，如今十足一个老太太了。李淑贤的境况并不像史育才预想的那样好。
一九九四年，李淑贤又从朝阳区团结湖居民区搬到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居住，因为住在五层，年已七十多岁的李淑贤几乎没有力气下楼，请了一个帮工，每周三次去她家，帮她买买菜，收拾收拾屋子。
李淑贤搬家后，马上把新地址的电话告诉了史育才，这时她已经习惯称史育才“史院长”了。史育才每次去看她，她都很高兴，聊起过去来感慨万千。每年史育才都收到李淑贤寄给他的贺年卡，感谢他近三十年来对她以及她家庭的关怀。史育才在电话里夸赞她的字写得漂亮，她说，我老了，写字的时候手有点抖了。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经过考虑，李淑贤决定将丈夫的骨灰由八宝山人民公墓迁到清西陵溥仪的“万年吉地”故址旁的“华龙皇家陵园”内。溥仪墓与光绪的崇陵紧紧相连。溥仪墓非常小，非常普通，占地仅九十五平方米，墓高一点二米。
这年的春节期间，史育才去看望李淑贤，她心情灰暗地对他说：“溥仪已经葬在了西陵了，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这年的夏天，史育才又去看她，发现她家的居室西晒，就问她为什么不安装上遮阳伞？她苦笑着说：“我一孤老婆子，找谁安装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带着自己的儿子给李淑贤的三个西向的窗户都安装上了遮阳伞。对这件事，李淑贤念念不忘。第二年夏天，李淑贤特意给史育才写了信表示感谢。信的内容是：“史院长您好！您一切都很好吧？很久不见，工作忙吗？今年夏天我不怕晒了，三个房间安上了帘子，太阳进不了室了，比每年夏天好多了，是您做的好事，我是永远难忘的，您对我的帮助虽然不是一件大事，当今像您这样善良的人不太多，都是锦上添花，而雪里送炭的人很少，二十八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做人实在不容易，真正照顾我的人及(极)少，欺负的人不少，整天找我的渣(茬)，好在我问心无愧，心底无私天地宽。先写到这，多多保重，有空过来玩。祝您健康长寿。”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就是李淑贤逝世的前一年，史育才收到她寄给他的最后一张贺年卡。当时，《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刚刚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淑贤在明信片上写着：“史院长您好！祝您们全家新年快乐！健康长寿！您十一月份来看我，衷心感谢！日记天津出版社还没寄来，他们寄来了我马上给您打电话，请您来拿，您没工夫，给您寄去。多多保重，万事如意！”
一九九七年六月九日，李淑贤病逝，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因为没得到李淑贤病逝的消息，史育才没能了却为她送行的愿望。惟一的纪念方式，就是他仔细珍藏着与李淑贤在香山的一张合影。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的最后，道出了他意识的逆转：“人，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我今天才明白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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