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毛泽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要判断毛泽东说这番话是否真心，需要了解毛当时的心理状态。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刚刚结束南巡归来。在召见各路地方诸侯的时候，毛虽然也说”对林还是要保”、”先不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是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毛泽东）》1971.08-09）地方大员们听到之后纷纷战战兢兢、汗流浃背，他们明白当时毛要拿下林彪的决心已定，现在是吹风，马上就要部署行动了。果然，9月12日中午，毛泽东专列刚刚返回丰台车站，毛就召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等人谈话。和这几位负责卫戍北京的心腹大员，毛泽东除了重复南巡谈话那些论调，关键的行动是让李德生调38军的一个师驻防南口，以防不测。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戒备心理已经很明显了。除了9月6号以后专列返京时神出鬼没的调动外，丰台谈话后毛泽东乘坐汽车返回中南海，专列空车进入北京站，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战时对对手的迷惑和战略机动动作。
9月12日，毛泽东应该也已经对林立果等人阴谋暗杀自己的计划（即后来的”五七一计划”）有所知悉了。林立果等人谋划”五七一工程”从1971年3月就开始了，分别在上海、北京等地多次开会讨论，涉及的人很多。林立果做事志大才疏，整个谋划缺乏统一的布置安排，保密工作做的很差，参与人员包括了很多非核心的人，后来还临时拉来了关光烈、鲁珉这些根本不想干的人。到了后来，甚至空军外围的人都听到消息了。毛泽东心腹谢静宜的丈夫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向毛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刘冰《风雨岁月》第168?16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在那个“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参与林立果密谋的人里面只要有一个去通风报信，就会给全部人带来灭顶之灾。9月12日晚，林立衡去8341部队告发林立果和叶群挟持林彪叛逃，多个不同来源相互印证同一个信息，情报的准确性应该可以确认了。这也是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短短五天，中央就有信心迅速给事件定性、对相关人员隔离审查的原因。
得知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阴谋暗杀自己，可以想像毛泽东心里必定是惊怒交加的。但由于信息不完善，还不能判断林彪本人知不知道这个计划？卷入程度有多深？有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按照“阴谋说”，为了以防万一，256号专机在改装的时候就在隐秘位置安装了遥控炸弹。（改装详情参见前文256号专机地面机械师沈宝发的回忆：”决定改装256号三叉戟…西郊机场修理厂和256号专机的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改装…就这样，256号三叉戟1971年9月6日才交付使用。”）如果林彪没有异常，炸弹自然不会爆炸。但是如果他乘专机”叛党叛国”，甚至像林立衡报告时说的”派飞机轰炸中南海”，那就不要怪中央翻脸无情了。不幸的是，事态后来的发展急转直下，9月13日凌晨专机强行起飞，0:55分在贝勒庙上空盘旋几圈后进入蒙古境内，“叛逃”的事实如铁板钉钉摆在中央面前。按“阴谋说”推测，中央权衡再三，引爆炸弹、而后宣布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是必然的选择。
在”副统帅”专机上安装遥控炸弹，必须经过毛的首肯。有了这个底气，毛泽东自然可以在256号专机飞出国境时，故作豁达地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其实毛内心成竹在胸，任凭你孙猴子七十二变，始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样一来，”阴谋说”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当然，如果说毛泽东出于伟大领袖的博大胸怀和惊人魄力，同意放林彪一马，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要知道，中共自建国以来还从未发生过国家级别的高级干部叛逃的事件。就算毛泽东有心放林彪走，如果林彪作为”亲密战友、副统帅、接班人”成功叛逃到苏联，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国际影响、林掌握的大量绝密国防和党内情报、对国内民众带来的心理冲击这些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真的能为了保一个林彪全然不顾吗？从性格上看，毛泽东是一个对自己的政敌、甚至可能阴谋暗杀自己的人宽宏大量、在关键时刻既往不咎的人吗？从毛泽东过往对待王明、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态度上看，不大可能。
对”阴谋说”的最大挑战是让专机爆炸起火在技术上如何实现。除了以上在专机上安装遥控炸弹的说法外，也有人说是定时炸弹。但定时炸弹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实施起来太困难。9月12日晚上林立果从北京飞回北戴河的时候，当时商定的方案还是9月13日早晨南逃广州，只不过晚上周恩来查飞机才临时决定马上走。在无法确定林彪具体出行时间的情况下，定时炸弹是没有办法提前安上的，否则炸弹万一提前爆炸阴谋就会全部曝光。中央确认飞机夜飞是在23:40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住所之后，那么在00:22分林彪到达山海关机场之前的这短短40分钟内，在专机钥匙由专门机械师保管、飞机由排长以上警卫戒备的情况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安装定时炸弹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遥控炸弹在技术上可行吗？这对于当时的美国和苏联来说完全不成问题。1958年美国就成功发射了通讯卫星，1962年发射的Relay 1号卫星成功实现了跨太平洋的远程通信。苏联也不遑多让，1970年苏联发射的月球16号甚至可以由地面遥控38万公里之外的无人探测器完成在月球表面着陆、行走、拍照、探测、采集土样、返回等一系列操作。
当时的中国则落后很多。中国虽然在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但是卫星的设计寿命只有20天(实际使用28天），也不具备通讯中继功能。著名的“东方红”音乐是卫星升空后自动播放的，并非由地面控制。中国不可能利用自己的卫星信号遥控炸弹爆炸，而在当时中国与苏联交恶、与美国又尚未建交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大可能租用美苏卫星用于这种绝密的军事项目。
如果要用遥控炸弹，一个可能性是利用飞机上的无线通讯设施遥控引爆。三叉戟在改装后安装了标准的超短波电台。根据有关资料，空军超短波电台一般工作频率在100兆赫以上，采用调幅制，机载电台的发射功率一般为数瓦，地面电台为数瓦至数百瓦。地空通信有效距离随飞机的飞行高度而异，通常可达120~350公里。
从专机出境的414界碑到坠毁地温都尔汗的直线距离约325公里，这基本上已经是地空通讯最大有效距离。所以除非在414界碑附近正好设有一个超短波地面站，遥控炸弹在温都尔汗上空直接爆炸也是做不到的。但是，根据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的儿子贺铁军先生回忆当时技侦八团报告的情况，256号专机并不是在温都尔汗上空才起火，而是在坠毁前一段时间已经起火。如果飞机出境后不久炸弹就被引爆，技术上就是有可能实现的了。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猜测，就是九一三事件中飞行员潘景寅的角色。如果控制遥控炸弹的人本身就在飞机上，那么遥控技术就不再是问题。关于这一话题，我们下文再做分析。
而这架飞机在地面上几乎就是个整体
所谓 “丰台谈话后毛泽东乘坐汽车返回中南海，专列空车进入北京站，” --- 纯属胡诌！
为了一泻对耄的恶怨，你的所谓9-13事件几篇枉顾基本事实，信口瞎掰，毫无历史事件研讨的价值。
真相是：
【驶离丰台站后专列于9月12日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从北京站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丰台站 到 北京站 的距离是16公里，北京站 到 中南海 的距离不足3公里。有火车 傻子都不会从丰台坐汽车去新华门。
------------------
且看南巡和返京大事时序表：
1971年8月15日，主席乘专列南下，这一路和往常一样走走停停，而实际上却非同一般。这次外出的20多天里，毛主席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一路上，主席很少休息，总是不停地同各地主要领导人谈话。
武汉之后专列途经长沙、南昌，
9月3日到达杭州时，主席下车休息，专列停在了笕桥机场专用线待命。
9月8日深夜，专列启动开拔。专列进入杭州车站，稍作停留就出发了。
9月9日凌晨，专列停在了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用线上。列车在那里停了一天一夜，直到
9月10日中午才由绍兴返回杭州。下午，主席上了车，专列随即出发离开杭州，并于当晚到达上海。专列停在虹桥机场专用线上，主席没有下车主席静悄悄地休息了一天。
9月11日的上午，王洪文和许世友来到了主席的专列上。没过多长时间，王洪文和许世友就下车了。两人下车时已近中午，列车上正在开饭。张耀祠从主席车上走过来，命令马上开车。专列于傍晚安全到达南京车站。当列车工作人员告诉主席列车提前了10分钟到达时，主席说：“早10分钟也好啊。”在南京，许世友已在车站等候了。然而列车只停留了15分钟就又开动了，主席并没下车，也没让许世友上车。之后，专列又先后途经蚌埠、徐州、济南、德州和天津西站，这期间主席也没有召见任何地方首长。
9月12日中午?专列到达北京丰台车站。可专列没有马上驶进北京站，而是停到了一个专用线上。这里是一个兵站。吴德 吴忠 纪登奎 李德生 从北京过来，到主席列车上待了两个多小时后，列车才驶进北京站。
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了北戴河，把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材料送给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他们。他们看了以后惊恐不已，深感大难临头。
9月8日，林彪写了军事政变的手令。
9月10日，这天是星期天，离开杭州，毛主席嘱咐不要和地方首长和工作人员打招呼。
9月10日下午四点左右，毛主席乘专列离开杭州（应是杭州旁边 笕桥机场旁边的 支线上的专列），傍晚六时十分，专列抵达上海。，，，，，，，，，
9月12日，主席乘专列回到北京，停在了丰台站。毛主席多年都没有在丰台站停过车，这次很特殊。毛主席找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 谈了话。主要了解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情况。谈话结束后，毛主席单独同李德生讲，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 下午3时左右，谈话结束。晚上毛主席回到中南海的游泳池驻地。
【专列在绍兴停了３６个小时，毛主席通知汪东兴，专列立即从上海赶回北京。中午，毛主席通知南萍、陈励耘、白崇善等人见面，谈了半个小时。这期间，专列做开车准备工作。为了安全，还把专列排列次序作了调整。谈完话后，１０日中午１点４０分，列车由绍兴出发，２时５０分钟到达杭州。】
【以下是汪东兴的记录】
毛主席于８月１５日下午１时乘火车离开北京，
1６日到达武昌。
２７日晚从武昌动身，抵达长沙。
３１日中午１２时半多离开长沙，晚上９时抵达南昌。
９月２日中午饭后离开南昌，３日零点抵达杭州。
１０日下午４时匆匆由杭州出发，晚上１０时前后到达上海。毛主席在上海停留了１４个半小时，于
１１日中午１２时半离开上海，直发北京。中途在南京停留１５分钟，毛主席未下车，让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以后在蚌埠站停车５分钟；在济南站停车５０分钟（在这里，汪东兴按毛主席指示，临时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在丰台开会）；在德州站停车２０分钟；在天津西站停车１５分钟。
１２日下午１时１０分到达北京丰台站，停留两个多小时，４时零５分抵达北京站。
除了中途停车的时间，毛主席专列从上海到达北京，路上只走了２５个多小时。在当时的条件下，列车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的。
从杭州动身到北京，毛主席已经３天没有很好休息。１２日下午回到中南海住所，就睡下了。到１３日凌晨１时，林彪等人从山海关乘飞机逃离半个多小时后，周总理、汪东兴叫醒毛主席汇报情况，这时毛主席才知道林彪叛逃。随即在周恩来安排下，毛主席移居大会堂内。
3. 毛泽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要判断毛泽东说这番话是否真心，需要了解毛当时的心理状态。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刚刚结束南巡归来。在召见各路地方诸侯的时候，毛虽然也说”对林还是要保”、”先不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是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毛泽东）》1971.08-09）地方大员们听到之后纷纷战战兢兢、汗流浃背，他们明白当时毛要拿下林彪的决心已定，现在是吹风，马上就要部署行动了。果然，9月12日中午，毛泽东专列刚刚返回丰台车站，毛就召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等人谈话。和这几位负责卫戍北京的心腹大员，毛泽东除了重复南巡谈话那些论调，关键的行动是让李德生调38军的一个师驻防南口，以防不测。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戒备心理已经很明显了。除了9月6号以后专列返京时神出鬼没的调动外，丰台谈话后毛泽东乘坐汽车返回中南海，专列空车进入北京站，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战时对对手的迷惑和战略机动动作。
9月12日，毛泽东应该也已经对林立果等人阴谋暗杀自己的计划（即后来的”五七一计划”）有所知悉了。林立果等人谋划”五七一工程”从1971年3月就开始了，分别在上海、北京等地多次开会讨论，涉及的人很多。林立果做事志大才疏，整个谋划缺乏统一的布置安排，保密工作做的很差，参与人员包括了很多非核心的人，后来还临时拉来了关光烈、鲁珉这些根本不想干的人。到了后来，甚至空军外围的人都听到消息了。毛泽东心腹谢静宜的丈夫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向毛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刘冰《风雨岁月》第168?16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在那个“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参与林立果密谋的人里面只要有一个去通风报信，就会给全部人带来灭顶之灾。9月12日晚，林立衡去8341部队告发林立果和叶群挟持林彪叛逃，多个不同来源相互印证同一个信息，情报的准确性应该可以确认了。这也是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短短五天，中央就有信心迅速给事件定性、对相关人员隔离审查的原因。
得知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阴谋暗杀自己，可以想像毛泽东心里必定是惊怒交加的。但由于信息不完善，还不能判断林彪本人知不知道这个计划？卷入程度有多深？有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按照“阴谋说”，为了以防万一，256号专机在改装的时候就在隐秘位置安装了遥控炸弹。（改装详情参见前文256号专机地面机械师沈宝发的回忆：”决定改装256号三叉戟…西郊机场修理厂和256号专机的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改装…就这样，256号三叉戟1971年9月6日才交付使用。”）如果林彪没有异常，炸弹自然不会爆炸。但是如果他乘专机”叛党叛国”，甚至像林立衡报告时说的”派飞机轰炸中南海”，那就不要怪中央翻脸无情了。不幸的是，事态后来的发展急转直下，9月13日凌晨专机强行起飞，0:55分在贝勒庙上空盘旋几圈后进入蒙古境内，“叛逃”的事实如铁板钉钉摆在中央面前。按“阴谋说”推测，中央权衡再三，引爆炸弹、而后宣布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是必然的选择。
在”副统帅”专机上安装遥控炸弹，必须经过毛的首肯。有了这个底气，毛泽东自然可以在256号专机飞出国境时，故作豁达地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其实毛内心成竹在胸，任凭你孙猴子七十二变，始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样一来，”阴谋说”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当然，如果说毛泽东出于伟大领袖的博大胸怀和惊人魄力，同意放林彪一马，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要知道，中共自建国以来还从未发生过国家级别的高级干部叛逃的事件。就算毛泽东有心放林彪走，如果林彪作为”亲密战友、副统帅、接班人”成功叛逃到苏联，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国际影响、林掌握的大量绝密国防和党内情报、对国内民众带来的心理冲击这些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真的能为了保一个林彪全然不顾吗？从性格上看，毛泽东是一个对自己的政敌、甚至可能阴谋暗杀自己的人宽宏大量、在关键时刻既往不咎的人吗？从毛泽东过往对待王明、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态度上看，不大可能。
对”阴谋说”的最大挑战是让专机爆炸起火在技术上如何实现。除了以上在专机上安装遥控炸弹的说法外，也有人说是定时炸弹。但定时炸弹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实施起来太困难。9月12日晚上林立果从北京飞回北戴河的时候，当时商定的方案还是9月13日早晨南逃广州，只不过晚上周恩来查飞机才临时决定马上走。在无法确定林彪具体出行时间的情况下，定时炸弹是没有办法提前安上的，否则炸弹万一提前爆炸阴谋就会全部曝光。中央确认飞机夜飞是在23:40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住所之后，那么在00:22分林彪到达山海关机场之前的这短短40分钟内，在专机钥匙由专门机械师保管、飞机由排长以上警卫戒备的情况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安装定时炸弹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遥控炸弹在技术上可行吗？这对于当时的美国和苏联来说完全不成问题。1958年美国就成功发射了通讯卫星，1962年发射的Relay 1号卫星成功实现了跨太平洋的远程通信。苏联也不遑多让，1970年苏联发射的月球16号甚至可以由地面遥控38万公里之外的无人探测器完成在月球表面着陆、行走、拍照、探测、采集土样、返回等一系列操作。
当时的中国则落后很多。中国虽然在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但是卫星的设计寿命只有20天(实际使用28天），也不具备通讯中继功能。著名的“东方红”音乐是卫星升空后自动播放的，并非由地面控制。中国不可能利用自己的卫星信号遥控炸弹爆炸，而在当时中国与苏联交恶、与美国又尚未建交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大可能租用美苏卫星用于这种绝密的军事项目。
如果要用遥控炸弹，一个可能性是利用飞机上的无线通讯设施遥控引爆。三叉戟在改装后安装了标准的超短波电台。根据有关资料，空军超短波电台一般工作频率在100兆赫以上，采用调幅制，机载电台的发射功率一般为数瓦，地面电台为数瓦至数百瓦。地空通信有效距离随飞机的飞行高度而异，通常可达120~350公里。
从专机出境的414界碑到坠毁地温都尔汗的直线距离约325公里，这基本上已经是地空通讯最大有效距离。所以除非在414界碑附近正好设有一个超短波地面站，遥控炸弹在温都尔汗上空直接爆炸也是做不到的。但是，根据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的儿子贺铁军先生回忆当时技侦八团报告的情况，256号专机并不是在温都尔汗上空才起火，而是在坠毁前一段时间已经起火。如果飞机出境后不久炸弹就被引爆，技术上就是有可能实现的了。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猜测，就是九一三事件中飞行员潘景寅的角色。如果控制遥控炸弹的人本身就在飞机上，那么遥控技术就不再是问题。关于这一话题，我们下文再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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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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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架飞机在地面上几乎就是个整体
所谓 “丰台谈话后毛泽东乘坐汽车返回中南海，专列空车进入北京站，” --- 纯属胡诌！
为了一泻对耄的恶怨，你的所谓9-13事件几篇枉顾基本事实，信口瞎掰，毫无历史事件研讨的价值。
真相是：
【驶离丰台站后专列于9月12日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从北京站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丰台站 到 北京站 的距离是16公里，北京站 到 中南海 的距离不足3公里。有火车 傻子都不会从丰台坐汽车去新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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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南巡和返京大事时序表：
1971年8月15日，主席乘专列南下，这一路和往常一样走走停停，而实际上却非同一般。这次外出的20多天里，毛主席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一路上，主席很少休息，总是不停地同各地主要领导人谈话。
武汉之后专列途经长沙、南昌，
9月3日到达杭州时，主席下车休息，专列停在了笕桥机场专用线待命。
9月8日深夜，专列启动开拔。专列进入杭州车站，稍作停留就出发了。
9月9日凌晨，专列停在了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用线上。列车在那里停了一天一夜，直到
9月10日中午才由绍兴返回杭州。下午，主席上了车，专列随即出发离开杭州，并于当晚到达上海。专列停在虹桥机场专用线上，主席没有下车主席静悄悄地休息了一天。
9月11日的上午，王洪文和许世友来到了主席的专列上。没过多长时间，王洪文和许世友就下车了。两人下车时已近中午，列车上正在开饭。张耀祠从主席车上走过来，命令马上开车。专列于傍晚安全到达南京车站。当列车工作人员告诉主席列车提前了10分钟到达时，主席说：“早10分钟也好啊。”在南京，许世友已在车站等候了。然而列车只停留了15分钟就又开动了，主席并没下车，也没让许世友上车。之后，专列又先后途经蚌埠、徐州、济南、德州和天津西站，这期间主席也没有召见任何地方首长。
9月12日中午?专列到达北京丰台车站。可专列没有马上驶进北京站，而是停到了一个专用线上。这里是一个兵站。吴德 吴忠 纪登奎 李德生 从北京过来，到主席列车上待了两个多小时后，列车才驶进北京站。
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了北戴河，把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材料送给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他们。他们看了以后惊恐不已，深感大难临头。
9月8日，林彪写了军事政变的手令。
9月10日，这天是星期天，离开杭州，毛主席嘱咐不要和地方首长和工作人员打招呼。
9月10日下午四点左右，毛主席乘专列离开杭州（应是杭州旁边 笕桥机场旁边的 支线上的专列），傍晚六时十分，专列抵达上海。，，，，，，，，，
9月12日，主席乘专列回到北京，停在了丰台站。毛主席多年都没有在丰台站停过车，这次很特殊。毛主席找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 谈了话。主要了解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情况。谈话结束后，毛主席单独同李德生讲，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 下午3时左右，谈话结束。晚上毛主席回到中南海的游泳池驻地。
【专列在绍兴停了３６个小时，毛主席通知汪东兴，专列立即从上海赶回北京。中午，毛主席通知南萍、陈励耘、白崇善等人见面，谈了半个小时。这期间，专列做开车准备工作。为了安全，还把专列排列次序作了调整。谈完话后，１０日中午１点４０分，列车由绍兴出发，２时５０分钟到达杭州。】
【以下是汪东兴的记录】
毛主席于８月１５日下午１时乘火车离开北京，
1６日到达武昌。
２７日晚从武昌动身，抵达长沙。
３１日中午１２时半多离开长沙，晚上９时抵达南昌。
９月２日中午饭后离开南昌，３日零点抵达杭州。
１０日下午４时匆匆由杭州出发，晚上１０时前后到达上海。毛主席在上海停留了１４个半小时，于
１１日中午１２时半离开上海，直发北京。中途在南京停留１５分钟，毛主席未下车，让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以后在蚌埠站停车５分钟；在济南站停车５０分钟（在这里，汪东兴按毛主席指示，临时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在丰台开会）；在德州站停车２０分钟；在天津西站停车１５分钟。
１２日下午１时１０分到达北京丰台站，停留两个多小时，４时零５分抵达北京站。
除了中途停车的时间，毛主席专列从上海到达北京，路上只走了２５个多小时。在当时的条件下，列车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的。
从杭州动身到北京，毛主席已经３天没有很好休息。１２日下午回到中南海住所，就睡下了。到１３日凌晨１时，林彪等人从山海关乘飞机逃离半个多小时后，周总理、汪东兴叫醒毛主席汇报情况，这时毛主席才知道林彪叛逃。随即在周恩来安排下，毛主席移居大会堂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