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林彪方面有没有毛泽东方面的内鬼？
有没有内鬼，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无从考证的问题，因为除非当事人站出来发声，否则按照目前披露的材料，并没有可靠证据证明有。笔者只能说，林彪方面有向毛泽东通风报信”内鬼”的猜测，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对于事件前后产生的一些疑问也能够提供恰当的解释。
毛泽东南巡的后期，具体说是9月8日之后，一方面精神明显紧张，另一方面行踪变得神出鬼没，说明他感受到了潜在的危险了。毛泽东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在杭州的后期，随着时间的延续，毛主席的情绪越来越不安。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汪东兴也回忆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9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加上当时毛泽东不合常规的动作，都说明毛泽东当时有可能通过某种渠道得知了林立果一伙的计划，并有意识地进行了防备。
说明毛泽东知情的另一个迹象是毛对于林派人马的明显防备，例如参加过“三国四方“会议的陈励耘和王维国。毛泽东在杭州的时候，“整个杭州的警备大权，都是陈励耘管着，而毛主席对这个陈励耘不知为什么，又很厌恶。”（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毛离开杭州的时候，指示汪东兴”马上走”（指离开杭州），特意叮嘱”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9月11日中午在上海，毛泽东召见了许世友和王洪文。王维国也等候召见，但毛对王维国非常冷淡，连话也没有讲。（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2-168页）要知道，王维国和陈励耘都是手握兵权的地方大员，之前毛对曾被认为是林派人马的刘丰、丁盛、程世清等都反复敲打并争取对方投诚，对王、陈却连敲打都懒得敲打，想必内心早就认定二人是”死党”，多说无益。九一三事件后没几天，还没有经过深入的侦查，王、陈二人就被迅速逮捕，也是事先就掌握他们情况的另一证明。
如果林立果一方真的有向毛通风报信的”内鬼”，那么可能是谁呢？一直以来被怀疑过的对象有江腾蛟、李文普、潘景寅和李伟信，还有人说是王飞。对江腾蛟和王飞的怀疑是不太靠谱的。江腾蛟1981年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是所有人当中刑期最重的一个。他如果是告密者，那么他的告密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至于王飞，虽然1981年因精神疾病被批准取保候审，但之前已经在秦城监狱度过了近十年的铁窗生涯，且因此精神失常。90年代刘家驹去采访王飞时，王飞是公开承认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我们就是要杀毛主席。”后来他还说：”我们要做的事，五年之后华国锋他们做到了。”（“9.13”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发言）
李文普和潘景寅的情况比较复杂，留待下文分说。那么李伟信呢？李伟信，上海人，生于1934年，原空4军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后来成为林立果”秘书”。林立果谋划暗杀毛泽东的时候，李伟信全部在场并了解计划细节，他具备通风报信的条件。81年审判”两案”，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他说”林立果说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正本在北戴河”；”林立果说首长知道‘三个方案’”；”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去广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也是在李伟信最后离开的空军学院”据点”。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月13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而令人困惑的是，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军学院的”据点”空无一人，其它证据都已被烧掉或带走，《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样关键的证据却堂而皇之的放在桌上。
9月13日，李伟信乘坐周宇驰、于新野挟持的直升机叛逃未遂，直升机飞回北京怀柔降落。事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约好开枪自杀。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佯装向天开枪未死，被抓获。李伟信被抓后，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
1981年，空军法院因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李伟信在监狱似乎并未受太多苦，他在法庭上曾经感谢政府给他配眼镜，因为眼镜碎了可能用来自杀，所以配眼镜在监狱里算是特殊待遇。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曾经透露，李伟信坐牢期间整天在狱警办公室里。后来李伟信居然和看守他的女狱警谈起了恋爱，据说出狱后还结了婚（舒云《“571 工程”纪要》发现之辨析--兼驳蒋健先生）。在狱中，李伟信自学了建筑学，出狱后跟随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负责华贝设计事务所的上海分所，事业相当成功。
当然，凭这些情况来断定李伟信是向毛通风报信的”内鬼”，是非常不充分的，权当是一种猜测。不过，九一三事件时李伟信已经37岁了，处事比只有26岁的林立果和其他”小舰队”成员远为成熟，对形势的判断也更为准确。因此，存在这种可能性，即李伟信并没有被”小舰队”的狂热思想洗脑，一早看出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毫无成功可能，因而提前告密、事后主动配合检举揭发，来换取宽大处理。
除了“内鬼”的说法，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林立果等人谋划“五七一”计划保密工作做的太差，牵涉的人太多，外围的人一旦知情，泄密可能性极大。例如时称“小谢”的毛泽东心腹谢静宜，她丈夫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事先就通过谢向毛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刘冰《风雨岁月》第161、16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38115/201702/14349.html
还有，老毛晚年只信任自己的女人们
砸烂儒家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其他不过是权力斗争罢了。
所以才有工农兵结合搞各级革委会一类的事。
571上有一点肯定是对的，文革派起来后和林彪一线产生矛盾了，林彪事件是两者无法再平衡的结果。
他们的神都倒在自己的废墟上
提问：林彪方面有没有毛泽东方面的内鬼？
有没有内鬼，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无从考证的问题，因为除非当事人站出来发声，否则按照目前披露的材料，并没有可靠证据证明有。笔者只能说，林彪方面有向毛泽东通风报信”内鬼”的猜测，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对于事件前后产生的一些疑问也能够提供恰当的解释。
毛泽东南巡的后期，具体说是9月8日之后，一方面精神明显紧张，另一方面行踪变得神出鬼没，说明他感受到了潜在的危险了。毛泽东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在杭州的后期，随着时间的延续，毛主席的情绪越来越不安。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汪东兴也回忆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9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加上当时毛泽东不合常规的动作，都说明毛泽东当时有可能通过某种渠道得知了林立果一伙的计划，并有意识地进行了防备。
说明毛泽东知情的另一个迹象是毛对于林派人马的明显防备，例如参加过“三国四方“会议的陈励耘和王维国。毛泽东在杭州的时候，“整个杭州的警备大权，都是陈励耘管着，而毛主席对这个陈励耘不知为什么，又很厌恶。”（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毛离开杭州的时候，指示汪东兴”马上走”（指离开杭州），特意叮嘱”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9月11日中午在上海，毛泽东召见了许世友和王洪文。王维国也等候召见，但毛对王维国非常冷淡，连话也没有讲。（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2-168页）要知道，王维国和陈励耘都是手握兵权的地方大员，之前毛对曾被认为是林派人马的刘丰、丁盛、程世清等都反复敲打并争取对方投诚，对王、陈却连敲打都懒得敲打，想必内心早就认定二人是”死党”，多说无益。九一三事件后没几天，还没有经过深入的侦查，王、陈二人就被迅速逮捕，也是事先就掌握他们情况的另一证明。
如果林立果一方真的有向毛通风报信的”内鬼”，那么可能是谁呢？一直以来被怀疑过的对象有江腾蛟、李文普、潘景寅和李伟信，还有人说是王飞。对江腾蛟和王飞的怀疑是不太靠谱的。江腾蛟1981年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是所有人当中刑期最重的一个。他如果是告密者，那么他的告密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至于王飞，虽然1981年因精神疾病被批准取保候审，但之前已经在秦城监狱度过了近十年的铁窗生涯，且因此精神失常。90年代刘家驹去采访王飞时，王飞是公开承认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我们就是要杀毛主席。”后来他还说：”我们要做的事，五年之后华国锋他们做到了。”（“9.13”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发言）
李文普和潘景寅的情况比较复杂，留待下文分说。那么李伟信呢？李伟信，上海人，生于1934年，原空4军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后来成为林立果”秘书”。林立果谋划暗杀毛泽东的时候，李伟信全部在场并了解计划细节，他具备通风报信的条件。81年审判”两案”，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他说”林立果说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正本在北戴河”；”林立果说首长知道‘三个方案’”；”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去广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也是在李伟信最后离开的空军学院”据点”。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月13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而令人困惑的是，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军学院的”据点”空无一人，其它证据都已被烧掉或带走，《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样关键的证据却堂而皇之的放在桌上。
9月13日，李伟信乘坐周宇驰、于新野挟持的直升机叛逃未遂，直升机飞回北京怀柔降落。事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约好开枪自杀。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佯装向天开枪未死，被抓获。李伟信被抓后，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
1981年，空军法院因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李伟信在监狱似乎并未受太多苦，他在法庭上曾经感谢政府给他配眼镜，因为眼镜碎了可能用来自杀，所以配眼镜在监狱里算是特殊待遇。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曾经透露，李伟信坐牢期间整天在狱警办公室里。后来李伟信居然和看守他的女狱警谈起了恋爱，据说出狱后还结了婚（舒云《“571 工程”纪要》发现之辨析--兼驳蒋健先生）。在狱中，李伟信自学了建筑学，出狱后跟随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负责华贝设计事务所的上海分所，事业相当成功。
当然，凭这些情况来断定李伟信是向毛通风报信的”内鬼”，是非常不充分的，权当是一种猜测。不过，九一三事件时李伟信已经37岁了，处事比只有26岁的林立果和其他”小舰队”成员远为成熟，对形势的判断也更为准确。因此，存在这种可能性，即李伟信并没有被”小舰队”的狂热思想洗脑，一早看出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毫无成功可能，因而提前告密、事后主动配合检举揭发，来换取宽大处理。
除了“内鬼”的说法，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林立果等人谋划“五七一”计划保密工作做的太差，牵涉的人太多，外围的人一旦知情，泄密可能性极大。例如时称“小谢”的毛泽东心腹谢静宜，她丈夫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事先就通过谢向毛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刘冰《风雨岁月》第161、16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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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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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老毛晚年只信任自己的女人们
砸烂儒家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其他不过是权力斗争罢了。
所以才有工农兵结合搞各级革委会一类的事。
571上有一点肯定是对的，文革派起来后和林彪一线产生矛盾了，林彪事件是两者无法再平衡的结果。
他们的神都倒在自己的废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