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抗蒋援华：朝鲜倾全国之力援助中国东北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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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蒋援华：朝鲜倾全国之力援助中国东北解放战争】 2015年7月9日 18:46      【核心提示】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军和广大朝鲜人民，在朝鲜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的困难情况下，对中国东北解放战争乃至整个中国解放战争进行了大量无私的支援。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烈士的鲜血“。朝鲜早在中国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就提出过一个口号：“抗蒋援华”。东北局也明确提出：借道朝鲜北部，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及物资交流，将朝鲜作为中共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隐蔽的后方。 　　作家吕明辉历时两年，采访了几十位当事人，并多次到朝鲜，收集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以《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首次系统披露了这段感人的中朝友谊史。本文为该书节编。2015年7月8日，博主应邀赴吉林通化参加《追寻抗日足迹 重走抗联路活动》，很有幸结识了吕明辉先生，吕老师还向我赠送了这部早已神往的填补了国内研究领域空白的专著，本文为《党史纵横》2013年第11期对该书的节编。      　　中共东北党政军高层与朝鲜党政军接触频繁1948年秋，时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政委的李富春秘密访朝。此行，他有三项重要使命：一是为东北战场筹划军需物资;二是为华北战场筹划军需物资;三是代表党中央迎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出发借道朝鲜到北满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   　　此前，已有多位中共东北局高层领导造访朝鲜，与朝鲜党政军领导在一系列问题上有过密切接触。实际上，朝鲜早在中国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就提出过一个口号：“抗蒋援华”。中共中央东北局也明确提出：借道朝鲜北部，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及物资交流，将朝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隐蔽的后方。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为了加强南满我党领导力量，中央决定派陈云和萧劲光到到南满工作。当时身在北满的陈云和肖劲光唯一的选择是借道朝鲜去南满。陈云、肖劲光到南满临江后，召开了著名的七道江会议，确定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后来各个战役的发动，为东北全境的解放打下了基础。   　　1946年1月间，罗荣桓被诊断为肾癌，医生建议动手术。中央送罗荣桓住进了平壤苏军总医院。期间，金日成同志携夫人金正淑到医院看望罗荣桓，并赠送一台收音机，以便让身在朝鲜的罗荣桓能够随时了解正在进行的东北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周保中将军是金日成同志东北抗日联军时期的老战友，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他的夫人王一知也是抗联老战士。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周保中将军和夫人王一知多次访问朝鲜，向金日成同志通报东北战场情况，提出支援东北民主联军作战的各种要求等，金日成同志均积极帮助办理。刘亚楼将军当时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他1939年1月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之后长期留苏工作。期间，他曾奉命指导当时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的国际第88旅的工作，经常与金日成同志打交道。因有这段特殊关系，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刘亚楼将军先后两次被东北局委派访问朝鲜会见金日成同志，请求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提供帮助。     　　1946年4月，金日成将军在南阳会见派往中国东北，协助东北民主联军工作的朝鲜干部姜健（姜信泰）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进攻安东(今丹东)时，安东的中共机关、部队、工厂和学校撤到对岸朝鲜的新义州一带。当年12月，辽东省委派时任中共辽东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副政委的江华到朝鲜，负责主持辽东分局在朝鲜的后方工作。“四保临江”战役期间，莫文骅任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根据地被压缩至长白、临江、抚松和蒙江4个小县。为解决物资供应困难问题，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筹措了粮食、药品、被服等物资，从东满的图们火车站出境，经由朝鲜南阳口岸，借道朝鲜运至与长白县隔江对面的朝鲜惠山镇。为解决物资过境问题，莫文骅到朝鲜惠山宴请守卫中朝边境大桥的苏军和朝鲜军官，解决了过境问题。     　　朱瑞将军1927年曾在苏联克拉辛炮校学习。到东北后，他积极组建炮兵部队，发动炮校干部战士在东北的荒山野岭收集日军遗弃的火炮，以壮大自己的炮兵力量。1946年12月4日，朱瑞将军第一次到平壤与驻朝鲜的苏联红军司令部商谈通过以物易物形式，向中国东北我军发运大批的军用物资。1947年6月，朱瑞将军第二次去朝鲜，同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见面，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期间，朱瑞将军还会见了在克拉辛炮校的老同学、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驻朝苏军达成口头协议，我方以农产品折价交换苏军保存的部分日军武器弹药。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东北局党政军高层领导访问朝鲜，与金日成等朝鲜高级党政军领导人会见，就实施“在朝鲜建立隐蔽的后方”战略进行的商谈，不仅延续和加强了中朝两党之间的友谊，而且为增强东北民主联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人员和部队借道朝鲜进行战略转移、伤员和家属以及后勤机关撤退到朝鲜境内等一系列重大行动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平壤办事处和对朝办事处的设立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了在朝鲜建立隐蔽的后方，同时也为了解决各系统驻朝办事处统一领导问题，派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和中共北满分局秘书长朱理治赴朝鲜，同朝鲜党中央和驻朝苏军司令部协商，在朝鲜组成办事机构——平壤办事处，统一负责中共对朝鲜的一切外交事务。肖劲光于9月回国后，朱理治留在平壤，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朝鲜全权代表，负责领导办事处的工作。当时考虑到苏美共同委员会的存在，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平壤办事处设定了两个名称：对内称“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又称“平壤办事处”)，对外则称“平壤利民公司”。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平壤办事处的主要任务确定为：做好东北战场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借道朝鲜走廊，沟通南满、北满以及大连和其他根据地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发展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经济贸易往来;协助朝鲜劳动党做好华侨工作。   　　当时朝鲜连接中国北满、南满、大连以及山东的重要城市是4个，即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所以根据需要，在这4个重要城市又设置了4个办事分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分公司”。4个办事分处与平壤办事处的任务和职能基本相同，但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工作又各有侧重。接送关内和大连转运过境人员和物资的任务，大部由南浦办事处完成;南满撤退下来的伤病员及战略物资的转移以及沟通南北满的运输任务，主要由新义州办事处和满浦办事处完成;粮食、食盐、布匹和煤炭的运输以及部分过境人员的接送任务，主要由位于东海岸的罗津办事处完成;重要的涉外事务和商务谈判，基本上集中在平壤。除了平壤办事处及4个办事分处之外，当时在朝鲜还有华侨联合总会也在支援祖国东北解放战争。抗战胜利后，朝鲜半岛共有华侨约五六万人，其中朝鲜北部有2万余人。中共中央经与朝鲜党中央商量，1946年11月，朝鲜华侨总联合会在平壤成立，其领导机构简称“华联总会”。同时，在华侨较多的道和郡成立华侨联合会分会，有些地方分会之下还成立了分支组织，如新义州联合会分会之下成立了“华侨儿童团”(1947年成立)。华联总会受朝鲜党中央和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双重领导。华联总会管辖各道、市、郡华侨联合会、新华书店和总会机关报《民主华侨》。华联总会成立初期主要任务有：在华侨中进行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宣传朝鲜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教育华侨热爱朝鲜，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积极参加当地建设事业;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主张和国内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教育华侨积极支援祖国东北解放战争;宣传中朝人民间的传统友谊，促进华侨同朝鲜人民友好相处;维护华侨的利益和培养当地的华侨干部。为了进一步加强与朝鲜的联系，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还在中朝边境的图们建立了对朝办事处，饶斌任办事处处长，蒋泽民为副处长。图们办事处的任务主要是衔接我方人员和物资从对岸朝鲜南阳口岸过境事宜。安东战略大转移借道朝鲜转移人员物资安东市与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一江之隔，是当时安东省省会所在地。早在1945年11月，金日成同志就应肖华司令员邀请亲自来到安东，具体听取了肖华的敌我形势通报，帮助我方分析了形势，阐述了我方必胜的6点原因，提出了打破当前危机的4点战略战术建议。肖华向金日成同志提出，在必要的时候把部队的伤病员、军属和后勤部门向朝鲜境内转移，并且有一些机关和部队需要借道朝鲜转移到北满。金日成同志当即表示同意，并非常忠恳地说：“如果你们在战斗中实在有困难，朝鲜是你们最可靠的后方。”   　　金日成同志亲临安东，为后来安东地区乃至整个南满我党政军机关、部队、后勤部门、部队和家属、伤员以及物资，及时向朝鲜境内安全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1946年10月19日，10万国民党军分左、中、右三路向包括安东在内的辽东解放区展开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安东我党政军按照事先制定好的战略转移计划，从容地通过朝鲜境内向长白山区根据地转移，同时将后勤物资、家属和伤员等转移到朝鲜境内。当时安东省委、省政府的物资和人员向朝鲜转移的途径主要有3条：一是通过安东鸭绿江国际大桥向朝鲜新义州转移;二是通过中国太平哨口岸向朝鲜必古丹转移;三是通过中国喇咕哨口岸向朝鲜清水转移。辽南二地委1946年10月24日撤出安东，转移到孤山县红旗区坚持敌后斗争。在艰难地开展了两个月的游击战后，转移到朝鲜新义州进行休整;辽南四地委和专署机关先是转移到宽北、牛毛坞、八河川一带山区坚持游击斗争，到12月底，大部分撤到朝鲜境内。此外，安东还有一些新闻单位也向撤进了朝鲜境内。辽东日报从安东的撤退工作，是从1946年5、6月份开始的。对辽东日报撤出安东的传统提法是：“三路撤退，两处办报。”几路人马最后都在朝鲜楚山集中。随同辽东日报机关撤离的辽东新闻台分两批行动。第一批由文成章带一部电台，跟姜丕之、刘敬之率领的新闻干部学校，于10月22日先行撤离安东。第二批由苏洛夫台长和任继宾带队，带领6名同志和一名记者，跟着社长陈楚和中共辽东分局机关一起撤退到朝鲜新义州。10月23日，安东广播电台在撤离前播出了《告安东同胞书》。随后，陈自新率领严林、代之、张若曼、陈重、中村武(日本留用技术人员)、丁长庆等撤出安东。其中少数人从鸭绿江大桥过江直接进入朝鲜新义州，多数人带着广播机器设备，于24日凌晨乘木帆船沿鸭绿江逆流而上撤到喇咕哨，后过江辗转到达朝鲜新义州。辽东日报所属新闻学校则借道朝鲜撤往南满长白县和北满。鸭绿江造纸厂在日伪时期和安东解放初期叫安东造纸厂。战略转移中，造纸厂撤到朝鲜新义州清水镇，然后借道朝鲜转移到长白山区。   　　1946年10月20日下午3点，安东联中二百多名学生分成4个分队撤出安东，撤退到朝鲜清水郡连寿洞。按照安东省委的指示，学生们被分为三部分：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借道朝鲜进入中国的佳木斯;一部分由指导员李杰和史雷带队，准备到吉林延吉龙井的军政大学学习;第三部分40多人，由梁再指导员带队，准备回国坚持打游击，后经安东省政府主席刘澜波安排，这些学生借道朝鲜到了图们，与沈阳、本溪和抚顺来的师生会合，成立了“辽东省立联合中学”，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学习生活。1946年10月安东战略大转移期间，吕其恩任安东保安司令部政委。他先是率领部队在敌后坚持游击斗争，后撤到朝鲜。过江后，部队在新义州休息了一昼夜，又顺着鸭绿江朝鲜一侧长途跋涉，一直走到临江。在安东战略大转移期间，从安东撤到朝鲜境内或者借道朝鲜向南满和北满转移的单位还有很多，如由上千名待分配的干部组成的干部团、安东纺织厂、宽甸县党政军机、“朝鲜义勇军安东避难民救济会”等。据统计，在整个安东战略大转移期间，安东地区干部、军队、家属有近10万人撤退到朝鲜或借道朝鲜向长白山区转移。通化战略大转移借道朝鲜转移人员物资通化是南满的重要城市，其战略大转移是分东西两路展开的。东路由通化市县委书记刘克刚、公安局长张矗、组织部副部长张英等，率领县市委机关、群众团体组织和部分武装，以及通化县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各区干部，由银厂子向市外转移，活动于通化县东部、北部以及临江县境内，主要任务是组织战勤工作和粮秣物资的运输。西路由通化市县长张从周、市县大队大队长张福寿、宣传部长赵超等，率领市县政府机关和通化县西部、南部各区干部，撤出通化后活动在通化县南部、西部和辑安县境内，搞敌后农运，清剿还乡团，开展敌后游击战。西路的后勤物资转移到朝鲜的楚山保存。后方司令部直属供给处其实就是沈阳造币厂。造币厂1946年5月初从通化南迁到中朝边境城镇辑安，8月9日夜间再次转移。由12节车厢组成的专列从辑安出境到朝鲜满浦，借道朝鲜到8月下旬才从朝鲜边境城市南阳进入中国图们。至9月，造币厂到达最终目的地——北满的佳木斯。   　　于志敏当时是辽东军区机要员，通化撤退时她奉命回山东要干部。当她领着15名干部返回东北大连时，通化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了。恰好此时辽东贸易局租用了一艘兵舰从大连到朝鲜，于志敏一行便随同这艘兵舰开往朝鲜。当时兵舰上还载着一千多名从山东来的八路军官兵，是借道朝鲜到南满的。兵舰从大连开到朝鲜西海岸港口城市南浦，于志敏一行再从南浦改乘卡车来到中朝边境城市满浦、中江，然后过桥回到临江辽东军区机关。辑安县撤退到朝鲜满浦的主要单位有县党政机关、通化派往辑安的土改教导团、辑安兵工厂、辽东省贸税管理局、野战医院、李红光支队后勤部、大众合作社系统和县医院等单位，还有老弱病残人员和重要物资。临江县党政机关的文件档案、粮食等物资都运过了鸭绿江，疏散到朝鲜境内。婴儿、孕妇及重伤员也过了江，在朝鲜境内安置。临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江帆分工去韦沙河区三道沟村，安排县委机关的老弱妇孺向朝鲜境内撤退。红土崖是临江的西大门，在“一保临江”战役中，国民党军向红土崖进攻，我三纵七师在肖家岗防守。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在这里稍加调治，就立即转移到临江。伤势较轻的，由临江向长白、抚松等地疏散，其中一部分转移到朝鲜境内。辑安兵工厂将机器设备、原材料和滞留在辑安火车站的车辆，通过鸭绿江国际大桥向对岸朝鲜的满浦转移。辑安兵工厂的人员则从冰面上过江向朝鲜满浦转移，然后借道朝鲜向延边地区的珲春转移。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新中国空军的摇篮，成立不久国民党军队即向通化逼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通化航校向北满转移。当时航校能飞的飞机，由日军留用人员林保毅(林弥一郎)率领日本飞行员实行空中转港，顺利完成了向北满解放区转移的任务。还有28架不能飞的飞机连同其他航空物资拆卸装箱后，由欧阳翼率领通过陆路转移到朝鲜，然后借道朝鲜领土向北满转移。借道朝鲜转移军用和贸易物资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除安东和通化有大批物资借道朝鲜转移外，我军还有大批军用物资和贸易物资，借道朝鲜4条水陆通道源源不断地在南满和北满之间、在关内与关外之间、在国际和国内之间运进运出，有力地保障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驻在通化二道江的东北局军工部物资的战略转移是分两路进行的：东路从通化乘坐火车至临江，然后由公路进入长白山区和延吉。南路是从通化乘坐火车至辑安，再由辑安出境借道朝鲜向延吉转移，转移的主要是大型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1946年4月7日，东北军工部王逢源副部长带领首批180多节车皮的设备及人员、物资，组成多列专列，离开通化经辑安进入朝鲜满浦，借道朝鲜国内铁路直达朝鲜边境城市南阳，再从南阳抵达中国图们。随后，军工部又组织了多批次借道朝鲜境内铁路向图们运送军工设备的行动。同时，吉东地区在延吉等地接收的一些军工厂设施，共有120车皮，也被运往图们，与通化运来180车皮物资合并运往珲春。形势进一步紧张后，军工部又将子弹厂、炼钢厂和化工厂迁往朝鲜阿吾地。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在香港成立的华润公司，租用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和“波尔塔瓦号”货轮，借道朝鲜东海和南海以及停靠朝鲜清津港和罗津港，4次将北满的大豆等土特产运送到香港售出，然后再向北满运回我军急需的物资。我方借道朝鲜海域还包括从山东俚岛向大连运送物资。虽然大连和俚岛之间是直线航路，但由于当时烟台、青岛、威海卫等重要港口都在国民党军占领之下，如果走直线航路，运输军用物资的船队极有可能遭到国民党军队海上和空中的围追堵截。因此我方运输部门与朝鲜商定，凡在俚岛和大连之间来往的我方运输船只，都先航行到朝鲜某个港口，再从朝鲜港口航行到大连或山东俚岛，使国民党海军和空军误以为船只是朝鲜的，不得攻击。1946年10月，晋察冀中央局在大连设立办事机构，目的是从东北解放区过渤海湾向华北转运军火，支援华北解放战争。这些军火的运输路线是，先由火车从北满运到朝鲜东岸，再租苏联轮船从朝鲜运至山东烟台;也有一部分军火是先运到朝鲜西岸，再从南浦港装船运回大连，然后用华东办事处的船运到山东口岸。1947年11月，上级决定把辽宁瓦房店纺织厂迁往北满解放区的佳木斯市。运载瓦房店纺织厂设备的苏联货轮从松木岛海湾起航，途经大连港，绕过朝鲜南部的釜山，穿过日本海峡到达朝鲜东海的罗津港，在罗津港卸货后转装火车运输，从罗津行至南阳出境，从中国图们入境最终抵达佳木斯市   　　1947年春，长白县因从南满各地撤退来的人员过多，导致粮食紧张。为此，县领导第三次到北满要求调拨粮食。东北局在延吉批了400吨粮食后，他们在图们办事处办理了出境手续，然后借道朝鲜铁路，把粮食运回长白县城，解决了全县缺粮的燃眉之急。当时东北局调拨给大连地区的一些“救命粮”，也是借道朝鲜向大连运送的。具体路线是：粮食从哈尔滨运到图们，经朝鲜南阳过境运到清津港，再租用苏联货轮绕过朝鲜半岛运到大连港。夏季战役期间，东北铁路军运部门还完成了苏联借道朝鲜援助我方物资的进口转运任务。1947年6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周恒率领哈尔滨铁路局军运室主任廖列前、董波等7人，赴图们接运苏联经朝鲜援助的武器弹药和军工机械。7月1日开始从朝鲜南阳接运，每天两列车，至9月末共接运分配2800多车皮。通过朝鲜这4条水陆交通线，北满的粮食和煤炭，大连的食盐、布匹、医药和医疗器械以及工业原料等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交流。据当年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提供的有据可查的数据：仅1947年头7个月就通过朝鲜转运了21万吨物资。1948年全年转运过境物资多达30.9万吨。我军政人员等借道朝鲜往来各地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来自北满、南满、大连、山东以及香港的我方机关、部队、学校、干部、家属以及民主人士，纷纷借道朝鲜，形成了一股股涌动的人流，来往于各地之间。1948年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组织起来召开新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且确定将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当时遭受国民党迫害而转移到香港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愿意参加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按照周恩来提出的计划，钱之光负责实施，租用苏联“波尔塔瓦号”轮船，把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从香港送到大连，再借道朝鲜，在罗津港靠岸，转道到北满哈尔滨。1946年5月24日至6月2日，我军发动鞍海战役，共毙伤俘国民党军3300余人，并争取海城守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师部和第552团共2700余人起义。   　　184师起义部队在安东整训期间正逢国民党军向南满进攻，该师遂于9月份从安东出发顺鸭绿江北岸经宽甸撤退到辑安，再从辑安乘火车到临江，行军至长白县，过江到对岸朝鲜惠山，在惠山登上火车专列，借道朝鲜抵达朝鲜南阳，再从南阳进入中国图们，接着转移到北安进行整训。为了在东北建立我军空军力量，中共中央命令我军第一批红色航空队队员一百余人组成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从延安出发赶赴东北，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建设。同行的还有从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刘善本机组成员。这支队伍从烟台渡海去大连，再从大连乘苏军运输船到达朝鲜西海岸港口南浦，由东北局驻朝办事处接到平壤，然后乘坐火车沿朝鲜东海岸北上到达朝鲜南阳，由此进入中国图们，最后到达预定目的地牡丹江市。1947年5月6日晚，大连坦克学校和警察学校1400名干部战士在李荣彩副政委带领下，乘船在朝鲜南浦港登陆，借道朝鲜平壤和东海岸线铁路，于5月29日到达图们江朝鲜口岸城镇南阳，再驶进中国图们，转道民主联军司令部所在地哈尔滨。1948年2月，中央工委决定组成以军工专家刘贵福为首的“华北军工考察团”，赴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同时考察东北的军工生产状况。4月底，考察团一行从山东解放区乘船渡海到安东，然后从安东出境，经朝鲜新义州来到朝鲜平壤、满浦，从满浦过鸭绿江回到中国辑安，由辑安乘坐火车到通化，再由通化乘火车直往哈尔滨，列席东北军工职工代表大会。1948年9月14日，中共中央责成旅大地委负责建立大连大学。建校之初急需教师，中央决定由沈其震负责到香港招聘教师。沈其震在香港秘密招聘向往共产党、愿意到解放区工作的优秀人才，共产党员祁文广、丁仰炎、雷天岳和周科衍便是被招聘的一批教授。1949年初，香港地下党组织以做生意为由租用一艘意大利商船，运送招聘的大学教授们抵达朝鲜南浦港，然后乘坐火车经过平壤、新义州，从安东入境前往大连。中共很多高级干部也曾借道朝鲜来往于南满和北满之间。如杜平曾在1946年9月底从延安赴北满哈尔滨期间借道朝鲜;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宣传部长兼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氓曾3次借道朝鲜;段子俊是随同彭真、陈云和伍修权等人进入东北建立东北局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经以民主联军总部特派员的身份，从哈尔滨出发经图们口岸出境，借道朝鲜从新义州出境到安东，后到达大连;张爱萍将军1946年头部伤病复发，组织上送他到苏联治疗，也是借道朝鲜南浦、平壤到北满，然后到苏联。   　　此外，有文字记载的借道朝鲜来往南满和北满的单位和个人还有：安东电业、炮兵团、卫生学校、东北文工团、通化铁路局部分干部、肖华夫人王新兰、著名摄影家徐肖冰夫妇、时任吉林省新华分社副社长兼吉林省电台台长江帆、赴波兰首都华沙参加世界青年会议的青年代表团等等。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全权代表朱理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1947年春，由安东去新义州然后沿江至满浦再到辑安的2000人。由大连去临江的新兵3000人，春初由大连去北满干部2000余人，都是经朝鲜北部过境转运分赴各地的。到1947年6月27日的统计，仅9个月来经朝鲜北部过境的人员不下2万人。辽东地区随来随往者，尚不计其内。”四保临江战役中设在朝鲜境内的我后勤机构在四保临江战役发动之前，辽东军区后勤部将整个后勤指挥机构组成前后两个梯队。后梯队由安东、桓仁转移到朝鲜的江界和满浦，负责对原有伤员的医疗、物资保管与支援前梯队后勤等工作。辽东军区后勤部弹药库设在朝鲜水丰、碧潼、楚山、满浦、江界、中江和国内抚松、漫江、北岗、安图旧址、大栗子、林子头、长白;粮秣库设在朝鲜满浦、江界和国内长白、十八道沟、六道沟、一道沟、林子头、抚松、蒙江等地;药材库设在朝鲜水丰、江界两地;辽东军区后勤部被服库设在朝鲜江界;辽东军区后勤部兵工厂设在朝鲜楚山和国内长白。辽东军区还在图们和朝鲜的新义州、水丰、楚山、满浦、中江镇等地设有办事处，负责后勤在朝鲜的物资保管、前送与伤员治疗管理，以及与朝鲜政府的联络工作。医疗救护展开医院10所，其中三分区医院在朝鲜慈城江口;第三后方医院在朝鲜中江;第五后方医院在朝鲜江界;第四后方医院在朝鲜楚山;第七后方医院在朝鲜水丰;第八后方医院在朝鲜渭源。当时朝鲜不仅接纳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医院撤至朝鲜境内，而且还直接参与帮助我方救治伤员。朱理治在1947年6月27日写给东北局《关于北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支援情况的报告》中提到：“通化、安东失守之后，辽东有1.5万多伤兵、家属人员撤退到北朝鲜，中间虽经过几次精简，但直到通化、安东收复前，仍有5000多人，就是现在仍有2000多人。在一个异民族的国度里，长久地将这样多的伤兵分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是忍受着外交上的困难……自始至终给我们照顾和帮助。雅鲁一度提出将轻伤送回，重伤交医院，但后来了解到有实际困难，即作罢论。”   　　 1948年11月中旬，周保中、王一知夫妇赴朝鲜访问，吊谒抗联老战友，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安吉墓地，与金日成首相一家合影。后排左起：周保中、王一知、金正淑、金日成；前排左起：周伟、金正日。   　　在四保临江战役中，辽东军区后勤运输机关也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前梯队在临江，主要依靠东满铁路局所属大栗子——老营段106公里铁路进行铁路保障;后梯队在朝鲜，汽车运输队设在朝鲜满浦。四保临江战役中我军在鸭绿江两岸的军事运输线共有5条，用以保证物资、部队和伤员的前后送，其中第五条就在朝鲜境内：水丰-碧潼-楚山-满浦-中江镇，过鸭绿江至临江。朝鲜不仅允许东北民主联军后勤运输机构移驻朝鲜境内，情况紧急时还派人直接参加我方的运输任务。如辽东军区撤出安东时将一部分被服、弹药等军用物资储存在朝鲜境内，四保临江战役期间的11月底，各部队急需军需、服装等，辽东军区副政委江华指示军区司令部和后勤部将这些储备在朝鲜境内各处的物资转运到临江，运送任务即是由朝鲜运输部门完成的。朝鲜群众先将军需物资从分散的几个储备点集中到距离临江较近的朝鲜江界，然后江界人民委员会组成了有正副驾驶员20多人、10辆汽车的运输队，专门为我军运输这批物资。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物资支援日本殖民朝鲜36年，并且把朝鲜作为侵华战争的跳板和战略基地，所以日军在朝鲜建有很多军火库。日本投降后，这些军火库中的武器弹药除一部分用于武装朝鲜人民军外，剩余的均被当时占领朝鲜的苏联红军看管。据朝鲜内阁资料显示：陈云和肖劲光到朝鲜期间曾经请求朝鲜提供武器支援，金日成同志决定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10万枪支武器，并且委派中央警卫团团长姜尚浩亲自押运送到中国。东北民主联军方面负责接收这批武器和军事物资的是黄玉清，他在回忆录《高尚的革命道义》中记载了接收这批武器的经过;时任图们办事处外事参谋的姜焕周在其回忆录中也有相关描述。此外，朝鲜还曾支援东北民主联军大量的朝鲜咸兴兴南化肥厂生产的黄色炸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专门来到咸兴化肥厂对此表示感谢，朝鲜则在厂区内建起了周恩来总理铜像——这是朝鲜境内唯一一座外国领导人的铜像。   　　有关资料显示，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朝鲜还支援了东北民主联军生产武器的各种原料，如铜、铅、锌等有色金属，其他还有雷管、导火线、硝酸、丙酮和胶鞋等。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吉东军分区的部队军服配发遇到困难，当司令员姜信泰和政委唐天际写信派郑斗焕到平壤向朝鲜求援时，金日成同志慷慨应允，不但提供了可以做1万套军装的一千匹上好布料，还有1000套成衣军装和一车皮药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当年，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首席代表朱理治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两年来对朝鲜外交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将朝鲜支援中国东北物资综合统计为：“配合总部及南满来的同志向北朝鲜索取和购买的作战物资，先后从北朝鲜获得了2000多车皮武器弹药。”朝鲜还应东北民主联军的要求，支援过水袜子、纸张和印刷材料等。朝鲜对中国东北的电力支援发生在通化和安东两地。1946年10月通化民主政府进行战略转移时，为了不让敌人占有电力资源，忍痛炸毁了通化的发电和送电设施。通化党政军机关和部队撤到临江之后，从朝鲜的后仓接电，从而保证了临江根据地的用电。1947年5月22日通化第二次解放后，我方请求朝鲜再次提供临时电源长达1年时间。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朝鲜除了无偿向我方提供各种物资援助外，还积极同我方开展贸易。金日成同志非常重视中朝贸易，他以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的名义下达指令，朝鲜的各级机关要协力帮助与中国东北民主联军的贸易，要“以友谊的态度来配合。”当时东北向朝鲜出口的主要物资是：粮食、大豆和双鸭山的焦炭、鹤岗的煤及民用品。朝方向中国东北出口的物资主要是与军用有关的硫酸、硝酸、甘油和炸药等，还有无烟煤、水产品、磁铁粉、食盐、苹果、海鱼、棉布、炭素、工字钢、高速工字钢、水泥等。除了东北我方与朝鲜做贸易外，华北局的山东当时也与朝鲜做贸易。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方与朝方之间的贸易总额，学者吴戈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我方对朝贸易输出品总额(折合东北流通券)24684万元，输入品总额36526万元。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中朝双方还本着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充分协商，先后签订了《鸭绿江共同航行协议》、《中国使用水丰电厂电力协议》以及《两国通邮通电》等二十几项协定，用协议的形式保障了双方贸易活动的长期、有序开展。   　　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的人力支援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生活和战斗在东北的朝鲜人主要包括4部分：一是从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教导旅(也称抗联教导旅)派到东北的朝鲜人官兵，如姜信泰、朴洛权和崔光等;二是已经回国又被金日成同志派到中国东北帮助中共工作的原抗联的朝鲜同志，如林春秋等;三是从延安和关内各地挺进到东北的朝鲜义勇军;四是当时生活在东北的广大朝鲜居民。以上4部分朝鲜人很多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直接参加了解放东北乃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周保中将军曾经在1947年做过统计：参加中国东北民主联军正规部队的朝鲜人有12万人，加上参加地方部队的朝鲜人，先后共有25万朝鲜人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这些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建立的既有国际性又有民族性的战斗部队。他们的“正统观念”较弱，立场非常坚定，作战非常勇敢。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他们很少有被国民党策反的。延边学者姚作起曾经举例说明：中共磐石县大队共3个连，其中两个连由朝鲜人组成。1946年5月底，县委率领县大队撤退至细林区大黑崴子时，汉族连发生动摇，县委当即依靠两个朝鲜连将其缴械。朝鲜人部队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战斗任务和历史作用有7个方面：配合苏联红军接收日伪政权;维持地方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暴乱;开展建党工作;开展建军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培养民族干部;清剿土匪;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很多由朝鲜人组成的地方部队在战争中升级为民主联军主力部队，直接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解放长春战役、四平战役、辽沈战役等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战役。朝鲜官兵以其英勇善战和不怕牺牲战斗精神，成为解放东北的骨干力量，很多朝鲜人部队还进关南下参加了全国的解放战争。随同大军南下的朝鲜人部队有独立编制的，也有与中国人部队混编的，主要参战部队是以朝鲜官兵为主的第4野战军43军156师。   　　156师是一支朝鲜人和中国人混编的部队，朝鲜人占大多数。156师从喜峰口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再从河北省马头镇出发南下，参加了强渡长江战役;然后战大冶、阳信，解放江西武宁县城，会师南昌城下，参加江西剿匪。156师在参加关内解放战争中可谓功勋卓著，涌现出很多英雄集体和3000多名英雄人物。在江西首届群英会上，156师许多官兵被授予“人民英雄”称号，其中一半以上是朝鲜官兵。许多朝鲜战士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事迹，至今仍在传扬，如被称为“中国的马托洛索夫”的赵星斗，被授予“猛虎英雄”称号的韩哲赫等。1949年至1950年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朝鲜党的要求，中国决定将编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中的3个朝鲜师送回国，他们分别是156师、164师和166师。1949年7月20日，驻守长春的164师整编齐装离开长春，经朝鲜会宁抵达朝鲜罗南，编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同月，驻守沈阳的166师整编齐装从沈阳出发，7月25日进入朝鲜新义州，最终转移到黄海道的安州，编为朝鲜人民军第6师。已经随四野大军南下的156师以及其他部队中的朝鲜人官兵，在郑州经过整编集训后，编为独立15师及1个团和1个独立大队，携全部武器于1950年3月底出发前往朝鲜元山。4月18日抵达元山后独立15师编为朝鲜人民军第7师，另一个团4月初出发前往黄海道松林，编为朝鲜人民军第18团，独立大队则前往平壤编入机械化步兵团。在这批回国的朝鲜官兵中，立过大功者有2000多人，由东北军区或由东北人民野战军总部授予个人“英雄”称号的有100多人，而且80%是中共党员。送3个朝鲜师回国，也是中朝两国互相支援的生动例证。3个朝鲜师在中国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是经历了长期战火考验的虎狼之师。这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加入朝鲜人民军序列，保证了在朝鲜战争开始北、南单独对阵阶段，朝鲜能够在短短3个月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谢谢介绍。看来，抗美援朝很大程度是为了回报金日成之前对东北战场的全力支持。这些历史，早就应该让中国人民知道。何必硬要把

抗美援朝说成是反对美国侵略。毛的实事求是，就是嘴上说说糊弄人而已。后来蒙骗到自己头上——造成三年大饥荒。

谢谢介绍。看来，抗美援朝很大程度是为了回报金日成之前对东北战场的全力支持。这些历史，早就应该让中国人民知道。何必硬要把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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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2016年我就贴出几篇这个话题的文章

早就知道了，大部分是在学术或资料馆里。

你若对历史多了解一些，比如从隋唐开始，或者从明清也行，你就知道朝鲜半岛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这方面我也发过几篇文章。

唉，欲千总再这么如此搞下去，他老人家就非得会把自个儿不知不觉地给当众搞死。

正如著名而伟大的走网友所指出的：心中装把狗屎，眼里看出来的，就什么都是狗屎了。呵呵。。。

欲千总啊，拿出当年的勇武，甩掉心中的那把狗屎，轻装前进吧。。。

不知道这事的基本上是因为对历史没兴趣。没有苏联朝鲜，林彪死路一条。

天下共产党是一家。老蒋保存实力不愿积极对日作战的后果就是这样。国民党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

不知道是不是后来金日成看不起中国军队，不想中国出兵的原因。

解放军/志愿军本来作战水平就比人民军低得多。

那时人民军是苏军培养出来的全盘苏械化的正规军。志愿军不过是一群装备杂七杂八未经正规训练的的游击队。

实际作战中对手联合国军也认为人民军战斗力强于志愿军。看战史，也很少见到人民军掉链子的例子。

你是国军的后代吧，一直对共军不服，只能意淫了，真难为你了。

人家炸弹都扔到国境之内，还非要说出兵是为别人。打在人家国土上已属万幸。

千总，你眼光再浅，你用反证法做一把事后诸葛亮还不行吗？那就是，如果任凭美国占居朝鲜，凭美国战后到现在几十年暴露的德性，它能对还没

千总，你眼光再浅，你用反证法做一把事后诸葛亮还不行吗？那就是，如果任凭美国占居朝鲜，凭美国战后到现在几十年暴露的德性，它能对还没有打疼过它的陆上接壤中国老老实实吗？这不符合白人，尤其是牛仔国的本性吗？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狗改不了吃屎，知道吗？看看世界各大洲，哪里没有它的魔爪践踏？

错，你以后多看看我的贴就知道了。

我说的是朝共部队比中共部队能打，因为朝共部队是苏联红军一手培养起来的，明明体现了本人俄粉的本质。乌拉！

你的东西还值得看？还要多看？病的不轻。

朝鲜当时起到了中转口岸和中间商的作用，对土共帮助很大，但谈不上是援助更不是倾全国之力援助

老兄，救人家一把，回报老金当年对至关重要的东北战场的全力支援，可以，不然就是白眼狼。但二次战役打回三八线就可以了，再帮着

但二次战役打回三八线就可以了，再帮着老金去往南打，看不清大势，替别人火中取粟，战略大失误。后来毛再次犯傻，花了大钱外加解放军的鲜血去帮越南统一，结果到头来被白眼狼反咬一口，就是明证和教训。真正懂历史，明察是非大局，把中国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怎么会这么做？

与金二金三这种祸害北朝鲜人民的恶棍交朋友，只会惹祸上身。一个国家就跟一个人一样，要秉公行义。与恶人，与流氓国家混在一起，必然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