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枪
1976年6月，连里派我去加格达奇参加大兴安岭地区知青工作会议。按规定村里应该派个干部去开这一年一度的会议。但这时正值开耕，领导都忙得不可开交，郑连长就让我去当替身。
通信员不用出工，一年坐镇连部，照样拿全工分。我在连部呆了一星期就憋得受不住了。把新一年建制的花名册编好，武器弹药登记完毕，我就跟著大伙一起下地了。我猜，郑连长送我去开会大概也是一种奖励：我来了一年，大家反映我干得不差。去地区开会吃香喝辣，起码也能享受一下。
我还从来没见郑连长当面夸过人。
搭上五连的卡车，沿著来三合的公路逆行而去。这是我来呼玛后第一次离开边境。想到一年前来黑龙江时那幼稚得的模样，自己也觉得可笑。上海的生活这时已经成为回忆，变得既生疏又遥远。离开村子，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三合站的一份子了。
开会的人大多是四五十岁的领导，也有个别是当了各级干部的知识青年。我夹在里面，不伦不类，自己也觉得味道不对。开了几天的会，尽管每顿饭几道菜，大鱼大肉，和农村的伙食天壤之别，但我还是觉得无聊之极，只等著把会一开完就回家。
会议最后一天的早餐时，有人到饭厅里叫我的名字。村里有人打长途电话点名找我。
我到会议办公室接了电话，话筒那一边是郑连长急促的声音。
“小叶，你带了手枪吗？”
“手枪？没有啊。”我楞了一下，接著问：“怎么了？”
“那就没事儿了。”
“怎么回事儿？？”
“噢，李小东的手枪找不著了。我想问你一下有没有带他的枪去开会。”
李小东是二排的排长。
“没有啊。我要带的话，也会向你借。”
“那没关係。”
我接著问：“枪是什么时候丢的？”
“还搞不清。昨天傍晚出操前他发现他的枪套空了。”
我们每星期出操三次，届时全连人员佩枪集合。要是上次出操时李小东的枪还在，那他的枪可能失踪不会超过两三天。
郑连长问我会议什么时候开完。我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那好，开完就回来。”
“好，我明天早上赶第一班的火车。”
“到白银纳后给我打电话，我让‘五十五’来接你。”
‘五十五’是村里的那辆五十五匹马力的东方红轮式拖拉机。
晚上我在招待所的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一支手枪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在这天涯海角的东北边陲，没人不喜欢手枪这东西。苏修间谍进进出出，他们埋在山林里的定时信号弹时夜里不时地射上天空。东北虎这时都已移居苏联境内（那里人烟更稀少），但其他野物还是出没在山林里。出远门带支枪壮胆是常事，而配备手枪又是地位的象征。小兵用长枪，当官用短的。地方干部除了警察外并不发枪，但大大小小的书记部长们每每都从各级人民武装部或民警森警路警厂警那儿‘借’枪使。外衣下屁股上那鼓鼓的包囊是一个人地位的无语宣言。但是，喜欢手枪是一回事，偷枪的性质就变了。连里各个宿舍的枪柜和房门从不上锁，几年来连一发子弹都没丢过。谁要偷东西，不是把连里的空气都毒化了嘛。何况偷枪，不但背叛大家的信任不说，逮住了不坐五年牢算是便宜了你。
偷支手枪也实在容易。连排长里除了郑连长住在连部外，其他人都插在各班住。 他们的手枪无非是塞在枕头下或者放在床头柜抽屉里，放枪的地方同宿舍的人都知道。难是难在把枪藏好再带出村。大家一年四季都在村里猫著，每人一两个手提箱，没什么隐私处。
正巧我前几天离开村子来开会，我要是拿支枪带走那太容易了。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铁杆枪迷。我会不会成为怀疑对象？要是我被怀疑，能解释得清楚吗？一个人如何来证明他没有做过的事儿呢？
我真希望我回村时，李小东的手枪已经找到了。
～
从塔河车站下火车后，我在火车站找到了一辆便车坐到公社所在地白银纳。从白银纳又搭上公路养路段的车坐到了四公里。从四公里走回三合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我走进连部时，小小的屋子里挤著十几个陌生人。他们有的穿警服，有的穿便衣。屋里弥漫著烟雾，地上也撒满了烟蒂。郑连长和一个穿蓝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在一本笔记本上写写划划，其他人在闲聊。
我顿时知道，手枪一定还没找到。
郑连长抬起头来，说：“小叶，你回来了。”
穿蓝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转过头看了我一下，然后转向郑连长，对他点了下头。之后他站了起来，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
“你就是连部的通信员吧。我们到屋外谈一下好吗？”
我看了郑连长一眼，他带著一丝不宜觉察的笑容，对我点了一下头，示意让我跟那人去。
我们俩出了屋子，面对面坐在路边半截高的柈子堆上。
蓝中山装说：“我叫李德，是县公安局副局长，也是这次办案小组的组长。你们郑连长昨天已经跟你说了丢枪的事了吧。我想单独和你谈一下，算是公事公办吧。”
他一边说著话，两只眼睛一边注视著我的神态:“你有没有什么事儿要告诉我？”
“没有。”我摇了摇头：“我在丢枪之前就离开了。”
他马上纠正我：“我们还没弄清楚枪是什么时候丢的。”
看我没接话，他接著说：“你们郑连长和连里的干部都跟我保证你没问题，但是这几天来只有你一个人离开过村子。你是去年一个人从上海报名来呼玛的嘛，县里都知道，来了后表现也很好，这都不是问题。我可以代表办案组说，你不是怀疑对象。”
说到这儿，他抬起头来，松弛的语调一变，直视着我，严肃地问道：“话就说到这一步了。如果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现在说是最好的时机。不管你告诉我什么，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传到办案组之外去。”
这时我出奇地冷静。昨晚那担心的劲头没回来烦我。
我直盯著他的眼睛，答道：“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那好，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几天会很忙。”
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用了‘我们’这两个字，说明我是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进了连部，郑连长站起来，热情地和我又打了招呼。他问我是不是很累；问我能不能去通知全连知青和村里老乡们，晚饭后到大食堂开全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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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爱情有悬念也好看，加油！
手枪
1976年6月，连里派我去加格达奇参加大兴安岭地区知青工作会议。按规定村里应该派个干部去开这一年一度的会议。但这时正值开耕，领导都忙得不可开交，郑连长就让我去当替身。
通信员不用出工，一年坐镇连部，照样拿全工分。我在连部呆了一星期就憋得受不住了。把新一年建制的花名册编好，武器弹药登记完毕，我就跟著大伙一起下地了。我猜，郑连长送我去开会大概也是一种奖励：我来了一年，大家反映我干得不差。去地区开会吃香喝辣，起码也能享受一下。
我还从来没见郑连长当面夸过人。
搭上五连的卡车，沿著来三合的公路逆行而去。这是我来呼玛后第一次离开边境。想到一年前来黑龙江时那幼稚得的模样，自己也觉得可笑。上海的生活这时已经成为回忆，变得既生疏又遥远。离开村子，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三合站的一份子了。
开会的人大多是四五十岁的领导，也有个别是当了各级干部的知识青年。我夹在里面，不伦不类，自己也觉得味道不对。开了几天的会，尽管每顿饭几道菜，大鱼大肉，和农村的伙食天壤之别，但我还是觉得无聊之极，只等著把会一开完就回家。
会议最后一天的早餐时，有人到饭厅里叫我的名字。村里有人打长途电话点名找我。
我到会议办公室接了电话，话筒那一边是郑连长急促的声音。
“小叶，你带了手枪吗？”
“手枪？没有啊。”我楞了一下，接著问：“怎么了？”
“那就没事儿了。”
“怎么回事儿？？”
“噢，李小东的手枪找不著了。我想问你一下有没有带他的枪去开会。”
李小东是二排的排长。
“没有啊。我要带的话，也会向你借。”
“那没关係。”
我接著问：“枪是什么时候丢的？”
“还搞不清。昨天傍晚出操前他发现他的枪套空了。”
我们每星期出操三次，届时全连人员佩枪集合。要是上次出操时李小东的枪还在，那他的枪可能失踪不会超过两三天。
郑连长问我会议什么时候开完。我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那好，开完就回来。”
“好，我明天早上赶第一班的火车。”
“到白银纳后给我打电话，我让‘五十五’来接你。”
‘五十五’是村里的那辆五十五匹马力的东方红轮式拖拉机。
晚上我在招待所的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一支手枪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在这天涯海角的东北边陲，没人不喜欢手枪这东西。苏修间谍进进出出，他们埋在山林里的定时信号弹时夜里不时地射上天空。东北虎这时都已移居苏联境内（那里人烟更稀少），但其他野物还是出没在山林里。出远门带支枪壮胆是常事，而配备手枪又是地位的象征。小兵用长枪，当官用短的。地方干部除了警察外并不发枪，但大大小小的书记部长们每每都从各级人民武装部或民警森警路警厂警那儿‘借’枪使。外衣下屁股上那鼓鼓的包囊是一个人地位的无语宣言。但是，喜欢手枪是一回事，偷枪的性质就变了。连里各个宿舍的枪柜和房门从不上锁，几年来连一发子弹都没丢过。谁要偷东西，不是把连里的空气都毒化了嘛。何况偷枪，不但背叛大家的信任不说，逮住了不坐五年牢算是便宜了你。
偷支手枪也实在容易。连排长里除了郑连长住在连部外，其他人都插在各班住。 他们的手枪无非是塞在枕头下或者放在床头柜抽屉里，放枪的地方同宿舍的人都知道。难是难在把枪藏好再带出村。大家一年四季都在村里猫著，每人一两个手提箱，没什么隐私处。
正巧我前几天离开村子来开会，我要是拿支枪带走那太容易了。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铁杆枪迷。我会不会成为怀疑对象？要是我被怀疑，能解释得清楚吗？一个人如何来证明他没有做过的事儿呢？
我真希望我回村时，李小东的手枪已经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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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塔河车站下火车后，我在火车站找到了一辆便车坐到公社所在地白银纳。从白银纳又搭上公路养路段的车坐到了四公里。从四公里走回三合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我走进连部时，小小的屋子里挤著十几个陌生人。他们有的穿警服，有的穿便衣。屋里弥漫著烟雾，地上也撒满了烟蒂。郑连长和一个穿蓝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在一本笔记本上写写划划，其他人在闲聊。
我顿时知道，手枪一定还没找到。
郑连长抬起头来，说：“小叶，你回来了。”
穿蓝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转过头看了我一下，然后转向郑连长，对他点了下头。之后他站了起来，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
“你就是连部的通信员吧。我们到屋外谈一下好吗？”
我看了郑连长一眼，他带著一丝不宜觉察的笑容，对我点了一下头，示意让我跟那人去。
我们俩出了屋子，面对面坐在路边半截高的柈子堆上。
蓝中山装说：“我叫李德，是县公安局副局长，也是这次办案小组的组长。你们郑连长昨天已经跟你说了丢枪的事了吧。我想单独和你谈一下，算是公事公办吧。”
他一边说著话，两只眼睛一边注视著我的神态:“你有没有什么事儿要告诉我？”
“没有。”我摇了摇头：“我在丢枪之前就离开了。”
他马上纠正我：“我们还没弄清楚枪是什么时候丢的。”
看我没接话，他接著说：“你们郑连长和连里的干部都跟我保证你没问题，但是这几天来只有你一个人离开过村子。你是去年一个人从上海报名来呼玛的嘛，县里都知道，来了后表现也很好，这都不是问题。我可以代表办案组说，你不是怀疑对象。”
说到这儿，他抬起头来，松弛的语调一变，直视着我，严肃地问道：“话就说到这一步了。如果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现在说是最好的时机。不管你告诉我什么，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传到办案组之外去。”
这时我出奇地冷静。昨晚那担心的劲头没回来烦我。
我直盯著他的眼睛，答道：“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那好，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几天会很忙。”
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用了‘我们’这两个字，说明我是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进了连部，郑连长站起来，热情地和我又打了招呼。他问我是不是很累；问我能不能去通知全连知青和村里老乡们，晚饭后到大食堂开全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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