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中的飞龙鸟
七点钟一过，我就到刘琴和江捷的房间敲门，叫她俩一起去招待所食堂吃早饭。
刘琴看到春雪高兴地叫了起来，江捷则一脸沮丧。她说，春天下雪唯一的优点就是化得快，她只爱黑龙江的夏天。两年后我从上海探亲回到黑龙江时，才体会了江捷此刻的心境。
我们来到招待所大院时，看到院墙边停了七八辆大卡车。掀开食堂门上的厚厚的棉布门帘时，一股香喷喷的气味扑面而来。大餐厅排满了十几张桌子，暖气开得很足。靠近厨房的两张空桌子上放著标签 ，写著‘预定’两字，而其它的大部分的桌子都坐满了人。我们买了冒著蒸汽的馒头和小米粥，加上一碟醃菜，端到门旁一张油腻的方桌边坐了下来。
我们不紧不慢地吃著。我注意到刘琴的眼睛不时地扫瞄著食堂的大厅。
不久，棉布门帘随著喧哗的人声被推开。七八个穿著沾满机油工作服的男人一面大声说著话，一面走进餐厅，带进来一股新鲜的冷空气。他们径直走向那两张放著‘预定’标签的空桌边，把两张方桌合并一起，然后围著坐了下来。
在食堂后屋做饭的厨房师傅来到饭厅里招呼那新来的几位：“来啦。”
坐著的工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对食堂师傅嚷道：“嘿，老李，弄个黄菜炒黑菜！”
“就上！要啤酒吗？”
“哪门子的话。我们吃了要开车上路。”
被叫做老李的师傅一面走回厨房一面说道：“这场雪会滑。上路加个小心。”
之后的几分钟里，我一直在琢磨什么是‘黄菜炒黑菜’。正在这时，老李师傅端出来一个只有在东北才能见到的特大菜盘，足足有两尺长，一尺宽，里面油晶晶的鸡蛋炒木耳堆得有一个手掌那麽高。盘子放到桌子正中，工人们掰开了馒头，用筷子夹著鸡蛋，呼呼啦啦地喝著小米粥吃了起来。
又等了几分钟后，刘琴和江捷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站起来走到了工人们的桌边。
“请问师傅们去哪儿？”
年纪最大的那位抬起头，问刘琴：“要搭车吗？”
原来他们都是卡车司机。
刘琴微笑著答道：“我们找车回三合。”
年纪最大的司机环顾他们的桌子，眼光停在一个年轻小伙子身上：“你的车去白银纳？”
小伙子点了点头。
刘琴转向小伙子问：“师傅能带我们一下吗？”
“你们几个人？”
“三个。我们俩儿。” 刘琴点了一下身边的江捷，又指了指坐在远处的我：“还有他。”
我笑著向年轻司机摆了摆手。
“好，”年轻司机说。“把你们的行李搬到灰色的跃进牌边上。我们一吃完饭就走。”
我们匆匆回房间把箱子、旅行袋装上了灰色卡车的敞篷车厢上。车厢是空的，大概刚把货卸在火车站。
几分钟之后，年轻司机到了。
他打量著刘琴和江捷说：“我这儿的副座上还可以坐一个人。”
我们让江捷坐到驾驶室里，我和刘琴则攀上敞篷车厢，坐到行李上。卡车就慢慢地启动上了路。
～
白银纳是欧浦公社所在地，离三合还有二十一公里。刘琴告诉我，到了白银纳后就不用愁了。要是找不到便车，就给生产队打电话，让队里的拖拉机来一趟。
离开塔河不久，卡车就开始攀山。车子路过不平整的路面时上下颠簸。我们的屁股则和行李一起跳动著，不时出溜到车厢的边缘上。我们移回车厢中央，以免被颠下车去。从驾驶室的后窗看进去，江捷和司机谈得有说有笑。
离开塔河镇越远，三塔公路两面的森林就越密。小火车轨道边的林子有不少已经被剃成了瘌痢头，只剩下一片片树桩。开发林区，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木材，是大兴安岭人的使命。那年代，人们只放树，不造林。小兴安岭的森林早已不复存在，成为了历史概念。植林的观念那时在大东北还没有立足之地。
而此时此刻，我坐在卡车行李上，沿著三塔公路翻山越岭。卡车穿梭于一片片的松树林中。公路登高时从卡车顶一眼望去，密密的原始森林尽收眼底。一棵棵大树间保持著匀称的距离，它们那笔直的树干冲天而上，好像是大自然特意插在地球上的。路边刚落下的白雪把林间植被覆盖得严严实实。经过了西伯利亚的一场严冬后，密密的绿色松针衬托著在阳光下闪烁著金黄色的松树树杆，很是耀眼。刘琴教我认了大兴安岭的两种松树：落叶松和樟子松。落叶松的松针呈深绿色，树干被棕黑色的树皮包得紧紧的，树皮从不脱落，表面的老皮被撑出了密密的垂直裂纹，凭著树皮就能看出这些大树的高龄。而樟松就截然不同了。樟子松的松针是碧绿的，在阳光下一片清新，严冬里也给人带来夏天的轻快感。樟子松的树皮薄薄的，随著树干的直径增长，老皮不断脱落，光滑的金黄色新皮在阳光下鲜明无比。几百年的老树，青春风彩仍然一点不减。当卡车经过落叶松林时，感觉到的是原始森林的古老和庄重。而一进入樟松林，耳目一新，人也顿时神清气爽。
刘琴告诉我：“落叶松的木头硬得很，伐木时不好放，男生不喜欢，锯子很快就钝了。木头硬，还出油，只能作工业用材。樟子松软，干燥，容易加工，是作家具的好木料。”
插在松林之间，在山洼低地里，白色的桦树林无精打采的，显得矮小可怜。桦树对城市人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小时候在课本里读到东北抗日联军在鬼子层层围剿下，只能把桦树皮一层层地剥开来当纸用，桦树就成了这些英雄好汉的象征。五十年代莫斯科的小白桦芭蕾舞团访华时全国一片轰动，美丽的舞蹈演员让人浮想联翩。白桦林只在寒冷的北方生长，代表著刻苦和坚韧，而这两种精神则贯穿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之中。而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桦树林，心里不由地充满了失望感。与高耸的松树相比，桦树又细又矮，树干不时分岔，多少有些不求上进。
刘琴说：“桦树不成材，出不了多少木头。即使用来打柈子，也不容易点著。树皮要是不剥掉，没几年里面的木头就烂了。”
我又问：“什么是打柈子？”
“就是劈烧柴。每年开春，连里派两个班去十一公里砍树。树干锯成一段一段，再劈开来，就成了柈子。湿柈子摞起来，到冬天时，已经干透了，就当柴烧。”
‘十一公里’是队里的一个新点。知青来后，在三塔公路边离三合村十一公里的山地里造了几座房子，成了队里打柴的根据地。一百多公里三塔公路沿路没几个居民点。无名处就用距离三合的距离来命名。三合是三塔公路的起点，也算是国土的起点，可称‘零公里’吧。
“飞龙鸟！” 刘琴的叫声把我从思绪里惊醒了。
一群灰黄色的鸟这时低低地从我们头上飞过。这几十只比鸽子略大的飞鸟伸著长脖子，扑打著和身体不成比例的大翅膀，杂乱无章地擦著卡车，穿过了公路上方，向森林深处飞去。它们的翅膀不紧不慢地扇动著，发出嚓嚓的响声，活像袖珍型的远古时代的有翼恐龙。
“飞龙鸟是国宴上的名菜，稀有动物，”刘琴看著我说。“捉飞龙鸟是犯法的。每到国宴时，北京会来电话，指定要多少只飞龙鸟，鄂伦春人就用网来捕。他们知道在哪儿能找到飞龙鸟。”
“你尝过吗？”
“没有。我们的老指导员在哈尔滨开会时吃过，说是超标的，没送去北京，谁知道呢？”刘琴耸了耸肩膀。
我还在想著飞龙鸟时，刘琴又打断了我：“看，白银纳。”
卡车这时驶进了公社所在地，一个林间小镇。
白银纳与其说是一个镇，实际上不过是公路边的两排房子而已，总共不到三十间房。车子在公社邮政所前停了下来，我和刘琴跳下车，江捷也出了驾驶室。
江捷脸上带著神秘的微笑说，卡车司机答应把我们送到三合村去。
“太好了！”
刘琴过去谢了坐在驾驶室里抽烟的司机，然后进邮政所去取村里的信件。村里的邮件到了公社邮政所后，往往在这儿积上十天半个月后才被邮递员送到三合去。村里有人路过公社时，一定要去邮政所把积著的信件顺道带回去。
江捷对我说：“我们去看木壳楞。”
我在上海时就听说了大兴安岭的木壳楞。木壳楞是这儿最常见的房屋，用剥去皮的松树干由下往上一条一条的摞上去，形成房子的四壁。摞到一人多高后，再用一排木头封顶，铺上草皮，最后用劈薄的板料搭上45度的斜屋顶。这邮政所就是一座大型的木壳楞。
我们沿著邮政所转了一圈，江捷指著木条之间吻合的缝隙说，这间隙每年开春后都要用稀泥糊上一遍，把漏风的地方封死。
“要不然，冬天人要冻死了。”
江捷接著引了一句革命京剧红灯记里的台词：“针眼大的缝能漏过斗大的风。”
小镇上的房屋几乎都是办公机构。邮政所一边是公安派出所，另一边是林业局森林管理所。再下去是公社卫生所、人民武装部、防疫站。公路对面唯一的一座砖房是公社党委和团委。再往远去是一些住房。每间房屋前都堆著一条半人高的摞得整整齐齐的木柈子，取暖的烧柴。
刘琴从邮政所出来，手上拿著薄薄的一扎信。她说，两天前刚有人回村去，把大部分的邮件都取走了。
卡车又上了路。半个小时后，就接近了我们的目的地三合站。从山上的公路望下去，三合是在江边的一小片杂乱的房子。盘曲的黑龙江在村边转了一个弯，拐角处形成了王八湾。村边山脚下的一大片被雪盖著的的平地是知青开垦的庄稼地。
刘琴指给我看左手边的249高地，那是边防军五连的驻地。高地的顶尖处，隐隐的可以看见一座修在山尖突出部位的地堡， 是五连的了望所，隔江对面，耸立著一座类似钻井架的大铁架，是苏军的了望塔。
“看！” 刘琴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扭过头去。
“吴八老岛！”
我向江心望去，找到了那个传奇的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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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八老岛
对岸的苏军了望塔
木壳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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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交代说不能用热水拔毛。回京时做了飞龙汤，非常嫩。
加格达奇市。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这些土地又还给了内蒙。由于加格达奇市变为大兴安岭的首府，黑龙江省投入了建设资金，目前加格达奇市仍属黑龙江，是内蒙中的一块孤岛。我去的三合站始终是黑龙江的一部分，位于江边。应该离内蒙也不远。
是帮助他们对越桔（北国红豆）的开发
向往。
里面油晶晶的鸡蛋炒木耳堆得有一个手掌那麽高。——看馋了，写得好生动：）
和探亲的知青一起去了上海。在老城隍庙的饭店里点小笼包子时，服务员问要几客（1客=1两=4只小笼包），他要两斤，把服务员吓走了。上海人不知道，在东北馆子里点包子都是论斤来的。回村里后，他成了上海知青开玩笑的对象。没有恶意，因为我们知青穿梭在两个世界里，哈哈，有点像在“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中的两个平行世界。
山林中的飞龙鸟
七点钟一过，我就到刘琴和江捷的房间敲门，叫她俩一起去招待所食堂吃早饭。
刘琴看到春雪高兴地叫了起来，江捷则一脸沮丧。她说，春天下雪唯一的优点就是化得快，她只爱黑龙江的夏天。两年后我从上海探亲回到黑龙江时，才体会了江捷此刻的心境。
我们来到招待所大院时，看到院墙边停了七八辆大卡车。掀开食堂门上的厚厚的棉布门帘时，一股香喷喷的气味扑面而来。大餐厅排满了十几张桌子，暖气开得很足。靠近厨房的两张空桌子上放著标签 ，写著‘预定’两字，而其它的大部分的桌子都坐满了人。我们买了冒著蒸汽的馒头和小米粥，加上一碟醃菜，端到门旁一张油腻的方桌边坐了下来。
我们不紧不慢地吃著。我注意到刘琴的眼睛不时地扫瞄著食堂的大厅。
不久，棉布门帘随著喧哗的人声被推开。七八个穿著沾满机油工作服的男人一面大声说著话，一面走进餐厅，带进来一股新鲜的冷空气。他们径直走向那两张放著‘预定’标签的空桌边，把两张方桌合并一起，然后围著坐了下来。
在食堂后屋做饭的厨房师傅来到饭厅里招呼那新来的几位：“来啦。”
坐著的工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对食堂师傅嚷道：“嘿，老李，弄个黄菜炒黑菜！”
“就上！要啤酒吗？”
“哪门子的话。我们吃了要开车上路。”
被叫做老李的师傅一面走回厨房一面说道：“这场雪会滑。上路加个小心。”
之后的几分钟里，我一直在琢磨什么是‘黄菜炒黑菜’。正在这时，老李师傅端出来一个只有在东北才能见到的特大菜盘，足足有两尺长，一尺宽，里面油晶晶的鸡蛋炒木耳堆得有一个手掌那麽高。盘子放到桌子正中，工人们掰开了馒头，用筷子夹著鸡蛋，呼呼啦啦地喝著小米粥吃了起来。
又等了几分钟后，刘琴和江捷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站起来走到了工人们的桌边。
“请问师傅们去哪儿？”
年纪最大的那位抬起头，问刘琴：“要搭车吗？”
原来他们都是卡车司机。
刘琴微笑著答道：“我们找车回三合。”
年纪最大的司机环顾他们的桌子，眼光停在一个年轻小伙子身上：“你的车去白银纳？”
小伙子点了点头。
刘琴转向小伙子问：“师傅能带我们一下吗？”
“你们几个人？”
“三个。我们俩儿。” 刘琴点了一下身边的江捷，又指了指坐在远处的我：“还有他。”
我笑著向年轻司机摆了摆手。
“好，”年轻司机说。“把你们的行李搬到灰色的跃进牌边上。我们一吃完饭就走。”
我们匆匆回房间把箱子、旅行袋装上了灰色卡车的敞篷车厢上。车厢是空的，大概刚把货卸在火车站。
几分钟之后，年轻司机到了。
他打量著刘琴和江捷说：“我这儿的副座上还可以坐一个人。”
我们让江捷坐到驾驶室里，我和刘琴则攀上敞篷车厢，坐到行李上。卡车就慢慢地启动上了路。
～
白银纳是欧浦公社所在地，离三合还有二十一公里。刘琴告诉我，到了白银纳后就不用愁了。要是找不到便车，就给生产队打电话，让队里的拖拉机来一趟。
离开塔河不久，卡车就开始攀山。车子路过不平整的路面时上下颠簸。我们的屁股则和行李一起跳动著，不时出溜到车厢的边缘上。我们移回车厢中央，以免被颠下车去。从驾驶室的后窗看进去，江捷和司机谈得有说有笑。
离开塔河镇越远，三塔公路两面的森林就越密。小火车轨道边的林子有不少已经被剃成了瘌痢头，只剩下一片片树桩。开发林区，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木材，是大兴安岭人的使命。那年代，人们只放树，不造林。小兴安岭的森林早已不复存在，成为了历史概念。植林的观念那时在大东北还没有立足之地。
而此时此刻，我坐在卡车行李上，沿著三塔公路翻山越岭。卡车穿梭于一片片的松树林中。公路登高时从卡车顶一眼望去，密密的原始森林尽收眼底。一棵棵大树间保持著匀称的距离，它们那笔直的树干冲天而上，好像是大自然特意插在地球上的。路边刚落下的白雪把林间植被覆盖得严严实实。经过了西伯利亚的一场严冬后，密密的绿色松针衬托著在阳光下闪烁著金黄色的松树树杆，很是耀眼。刘琴教我认了大兴安岭的两种松树：落叶松和樟子松。落叶松的松针呈深绿色，树干被棕黑色的树皮包得紧紧的，树皮从不脱落，表面的老皮被撑出了密密的垂直裂纹，凭著树皮就能看出这些大树的高龄。而樟松就截然不同了。樟子松的松针是碧绿的，在阳光下一片清新，严冬里也给人带来夏天的轻快感。樟子松的树皮薄薄的，随著树干的直径增长，老皮不断脱落，光滑的金黄色新皮在阳光下鲜明无比。几百年的老树，青春风彩仍然一点不减。当卡车经过落叶松林时，感觉到的是原始森林的古老和庄重。而一进入樟松林，耳目一新，人也顿时神清气爽。
刘琴告诉我：“落叶松的木头硬得很，伐木时不好放，男生不喜欢，锯子很快就钝了。木头硬，还出油，只能作工业用材。樟子松软，干燥，容易加工，是作家具的好木料。”
插在松林之间，在山洼低地里，白色的桦树林无精打采的，显得矮小可怜。桦树对城市人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小时候在课本里读到东北抗日联军在鬼子层层围剿下，只能把桦树皮一层层地剥开来当纸用，桦树就成了这些英雄好汉的象征。五十年代莫斯科的小白桦芭蕾舞团访华时全国一片轰动，美丽的舞蹈演员让人浮想联翩。白桦林只在寒冷的北方生长，代表著刻苦和坚韧，而这两种精神则贯穿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之中。而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桦树林，心里不由地充满了失望感。与高耸的松树相比，桦树又细又矮，树干不时分岔，多少有些不求上进。
刘琴说：“桦树不成材，出不了多少木头。即使用来打柈子，也不容易点著。树皮要是不剥掉，没几年里面的木头就烂了。”
我又问：“什么是打柈子？”
“就是劈烧柴。每年开春，连里派两个班去十一公里砍树。树干锯成一段一段，再劈开来，就成了柈子。湿柈子摞起来，到冬天时，已经干透了，就当柴烧。”
‘十一公里’是队里的一个新点。知青来后，在三塔公路边离三合村十一公里的山地里造了几座房子，成了队里打柴的根据地。一百多公里三塔公路沿路没几个居民点。无名处就用距离三合的距离来命名。三合是三塔公路的起点，也算是国土的起点，可称‘零公里’吧。
“飞龙鸟！” 刘琴的叫声把我从思绪里惊醒了。
一群灰黄色的鸟这时低低地从我们头上飞过。这几十只比鸽子略大的飞鸟伸著长脖子，扑打著和身体不成比例的大翅膀，杂乱无章地擦著卡车，穿过了公路上方，向森林深处飞去。它们的翅膀不紧不慢地扇动著，发出嚓嚓的响声，活像袖珍型的远古时代的有翼恐龙。
“飞龙鸟是国宴上的名菜，稀有动物，”刘琴看著我说。“捉飞龙鸟是犯法的。每到国宴时，北京会来电话，指定要多少只飞龙鸟，鄂伦春人就用网来捕。他们知道在哪儿能找到飞龙鸟。”
“你尝过吗？”
“没有。我们的老指导员在哈尔滨开会时吃过，说是超标的，没送去北京，谁知道呢？”刘琴耸了耸肩膀。
我还在想著飞龙鸟时，刘琴又打断了我：“看，白银纳。”
卡车这时驶进了公社所在地，一个林间小镇。
～
白银纳与其说是一个镇，实际上不过是公路边的两排房子而已，总共不到三十间房。车子在公社邮政所前停了下来，我和刘琴跳下车，江捷也出了驾驶室。
江捷脸上带著神秘的微笑说，卡车司机答应把我们送到三合村去。
“太好了！”
刘琴过去谢了坐在驾驶室里抽烟的司机，然后进邮政所去取村里的信件。村里的邮件到了公社邮政所后，往往在这儿积上十天半个月后才被邮递员送到三合去。村里有人路过公社时，一定要去邮政所把积著的信件顺道带回去。
江捷对我说：“我们去看木壳楞。”
我在上海时就听说了大兴安岭的木壳楞。木壳楞是这儿最常见的房屋，用剥去皮的松树干由下往上一条一条的摞上去，形成房子的四壁。摞到一人多高后，再用一排木头封顶，铺上草皮，最后用劈薄的板料搭上45度的斜屋顶。这邮政所就是一座大型的木壳楞。
我们沿著邮政所转了一圈，江捷指著木条之间吻合的缝隙说，这间隙每年开春后都要用稀泥糊上一遍，把漏风的地方封死。
“要不然，冬天人要冻死了。”
江捷接著引了一句革命京剧红灯记里的台词：“针眼大的缝能漏过斗大的风。”
小镇上的房屋几乎都是办公机构。邮政所一边是公安派出所，另一边是林业局森林管理所。再下去是公社卫生所、人民武装部、防疫站。公路对面唯一的一座砖房是公社党委和团委。再往远去是一些住房。每间房屋前都堆著一条半人高的摞得整整齐齐的木柈子，取暖的烧柴。
刘琴从邮政所出来，手上拿著薄薄的一扎信。她说，两天前刚有人回村去，把大部分的邮件都取走了。
卡车又上了路。半个小时后，就接近了我们的目的地三合站。从山上的公路望下去，三合是在江边的一小片杂乱的房子。盘曲的黑龙江在村边转了一个弯，拐角处形成了王八湾。村边山脚下的一大片被雪盖著的的平地是知青开垦的庄稼地。
刘琴指给我看左手边的249高地，那是边防军五连的驻地。高地的顶尖处，隐隐的可以看见一座修在山尖突出部位的地堡， 是五连的了望所，隔江对面，耸立著一座类似钻井架的大铁架，是苏军的了望塔。
“看！” 刘琴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扭过头去。
“吴八老岛！”
我向江心望去，找到了那个传奇的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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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格达奇市。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这些土地又还给了内蒙。由于加格达奇市变为大兴安岭的首府，黑龙江省投入了建设资金，目前加格达奇市仍属黑龙江，是内蒙中的一块孤岛。我去的三合站始终是黑龙江的一部分，位于江边。应该离内蒙也不远。
是帮助他们对越桔（北国红豆）的开发
向往。
里面油晶晶的鸡蛋炒木耳堆得有一个手掌那麽高。——看馋了，写得好生动：）
和探亲的知青一起去了上海。在老城隍庙的饭店里点小笼包子时，服务员问要几客（1客=1两=4只小笼包），他要两斤，把服务员吓走了。上海人不知道，在东北馆子里点包子都是论斤来的。回村里后，他成了上海知青开玩笑的对象。没有恶意，因为我们知青穿梭在两个世界里，哈哈，有点像在“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中的两个平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