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区知青办公室设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区教育局大楼里。这幢大楼有四层，看上去是二三十年代建造的。几十年下来，那气派不减当年。一长串落地玻璃钢窗使长长的走廊撒满了阳光。打了腊的硬木地板，虽然有些年头了，还是把阳光反射到了高高的天花板上。一间间办公室，厚重的橡木门看上去一模一样。
我根据学校给我的房间号码，找到了我要去的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是开著的。五六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只放了两张红木写字桌。两个中年妇女各坐在一张桌边，每人守著一摞厚厚的文件在工作。从她们穿的蓝色列宁装来判断，她们大概在文革前就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我自报姓名，说了我的来意。她们一听说我是五十四中学那个志愿报名去黑龙江的毕业生，就热情地站起来和我握手，把我带到了和她们办公室连著的另一间大会议室里。
这间长方形的会议室比起她们的办公室来得更富丽堂皇。窗上的挂著暗红色天鹅绒窗帘，天花板上悬挂著一排水晶吊灯。房间中央一条长长的会议桌，是红檀木的。桌边上，摆著两排配色的红木靠椅。我简直可以发誓，我一定在哪里见过这间屋子。大概是在描写解放战争的哪部电影里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开军事会议用的场景吧。看到我的神态，吴阿姨（她们两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位）微笑著说，这间屋子确实在好几个电影中用过。
然后吴阿姨拉出一把椅子，让我坐下。
吴阿姨说：“我们仔细研究了你的申请表。你认得不认得在黑龙江的上海知识青年？”
我回答说，我认识潇潇，还通过她认识了两位和她一块儿插队落户的青年。我住的弄堂里也有几个去了黑龙江的，但走了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们。
“这样子看起来，你对黑龙江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吴阿姨指了指她边上那位稍微年轻一点的阿姨说，“我和唐阿姨为了工作需要，到黑龙江去过很多次。唐阿姨上星期刚从嫩江回来。她去看了兵团的农场，还看了几个插队的集体户。在那儿满多的知青，离开上海前我们都认得。
“这些青年在那里真是像毛主席讲的一样，大有作为。我们上海去的干部看到他们那样刻苦努力，愚公移山，都很感动。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想找你来，就是想和你谈一谈，看看你考虑的成熟程度到底怎么样。这是事关你一辈子的选择，要是轻易决定的话，会得后悔的。”
我谈到我上小学时去欢送黑龙江和云南时的知青那种羡慕的心情；谈到看电影《年轻的一代》时的激动情绪；谈到69年珍宝岛和吴八老岛中苏武装冲突时，从电影里看到被苏军打死的边境军民时我的仇恨心理；谈到我视力不好不能当兵的遗憾；谈到我对枪械的研究和兴趣；也谈到去黑龙江能把我所有的理想和愿望都统一起来的理由。
我谈的这些话，不外是把当时报纸上的陈词滥调和我个人的探险欲望在革命的框架里揉成一团。但我一定谈得头头是道，等我谈完后，两位阿姨再也不来盘问我的成熟程度了。
吴阿姨又说：“学校跟我们讲，你妈妈爸爸还没有同意你去插队。党的政策是让每家都留一个小孩子在身边。你哥哥在服役，你妈妈爸爸要是不同意你离开上海的话，我们这里是不会批准的。”
“这我知道。但我相信他们最终会让我去的。他们在我这个年纪时都已经参加革命了。”
“哦…”两个阿姨听我这么一说，马上表示出一些敬意。政府工作人员的等级层次概念还是很强的。我在戏剧学院的环境里长大，对这些不是那么敏感。
“等你妈妈爸爸回来以后，我们会到你家里去家访。”
吴阿姨和唐阿姨送我下楼出了大门。一路上，唐阿姨老称讚我多麽有理想，即使我不去黑龙江，留在上海也一定会有作为。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吴阿姨和唐阿姨都并不那么急于送我去黑龙江。
～
学校红卫兵团的两个小记者采访了我。过了两星期，学校的麦克风里广播了我的志愿书。志愿书已经被改了不少，被加上了更多更肉麻的革命词句。想想当时真应该答应红卫兵团部的邀请，让我自己来读，在肉麻程度上我多少可以刹个车，不至于让我听了自己都脸红。
这时五十四中学的教学楼前，从五楼顶上悬挂下来两条巨幅红色布帘，一条上写著：上山下乡干革命！另一条上写著：向叶秧秧同学学习！学校的油印校报上发了专栏采访，把我描述成了忠实的红卫兵战士，却没有提到我加入红卫兵的申请被束之高阁了三年。不批我入红卫兵的理由是我太自由散漫。到了中三时，直到红卫兵排里的我的好友们发动攻势，逼著班里的排长同意投票表决，才把我拉了进去。
在这之后的一天上午，我接到通知去校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推开门，看到邓老师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等我。
尽管四年过去了，中学一年级野营拉练时，讲孙悟空大闹天宫出纰漏的事我还是记忆犹新。邓老师当时极力主张在全校批斗我，抓我的政治典型。现在邓老师已经入了党，还当上了支部副书记。听说，他还是区教育局的新干部培养对象，将来是要往上提拔的。
邓老师笑容满面地站了起来，跟我紧紧地握了手，又请我在他对面坐下。他今天的和善态度并不让我吃惊。我在分配时的表现，应该是替学校在区里争了光。
我坐在那里，心里还是不自在。
我以前总是看到邓老师穿著工人的蓝帆布工作服。他们那一届师范学院毕业生离校后都去工厂锻炼了半年才分配到我们学校。刚来时，新老师大多穿著厂里发的工作服。那时候，穿工人的帆布工作服很时兴，是领导阶级的象征。慢慢的别人都换了普通便装，而邓老师的这一套工作服却穿了很久。学校工宣队的队长（同时也是校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邓老师穿著同样的工作服，两人天天在校园里一起进进出出。
这次是我第一次看到邓老师穿著蓝色中山装。大概经过了三四年，他的工作服终于磨坏了。他今天看起来兴致很高。他说，你的志愿书对低年级学生起了很大的震憾，佷多学生也写了决心书，表示毕业后也要到祖国边境去站岗放哨。区领导在知青办的汇报上还批了字，要推广五十四中的经验。邓老师讲了不下十分钟，我一边听著，一边点著头，倦意上来，脑子里开始开小差，警觉性也开始松懈了。
邓老师突然话锋一转，对我说：“小叶，我想问你一件事。这事儿我记不太清楚了。我们过去是不是在一起讨论过你毕业后的打算？我是不是对你谈到过黑龙江？”
我的脑子里一轰，人从半打盹状态一下子清醒过来了。我抬起头看他，我的眼睛正遇上了他那犀利的眼光。
他直视著我，用的是轻描淡写的语调，而脸上却明显地流露出迫切期待的神态。
我看著他，想在他脸上找到一丝丝不自然的表情，或者一丁点内愧的眼神。我们的眼光对视了几秒钟，在他脸上却一点也看不到这样的神色，一丝一毫都没有。他的眼里充满著期待和鼓励的神色，等待著我的回答。
如果我接过他的暗示，说他曾经鼓励过我，激发过我的革命热忱，对我思想的成熟起了诱导和启蒙的作用，最终导致我下决心放弃上海工矿去上山下乡，那校报小记者一定会再接到任务，再来采访我一次，再写上一篇访问记，发在头版。区里也可能会再批示。弄的好的话，市里的解放日报或文汇报也可能转载，那邓老师岂不就…
只要我愿意合作，愿意顺水推舟的话。
我盯著他看，隐隐感觉到一阵噁心。他那张布满了大大小小水痘麻疹的脸，此刻更显得坑坑洼洼，格外丑陋。
他不可能忘记了几年前野营拉练的事，不可能忘记了我讲西游记闯的祸。他绝对记得我是谁，也一定记得是他极力主张在全校大会上批斗我。
“我不记得我们谈过这件事。”
我站起身，说我要走了。
他坐在那儿，没说话，也没站起来。
一个星期后，校刊上还是发表了文章，说我感谢校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还好，邓老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文章中。
这时我的愿望就是让这些喜剧性的事件尽快结束，我的心早就不在学校和上海了。但是班里的同学们好像还没玩够。他们盯著班里的红卫兵干部，特别是在红卫兵团里和营里任职的几个同学，逼问他们什么时候报名去下乡。几天后，红卫兵团副团长吴抗抗在学校布告栏里贴上决心书，要求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干革命（没提去哪儿）。这又给同学们提供了新的笑料。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么含糊，问他是不是觉得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是上海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班主任沈老师再也没来催我交那份毕业分配志愿书，只是问我，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上海。我说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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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年久失修，但这些政府用的房子还是保护得非常精致。在前面发的“川流不息的黄浦江”那一章中提到的公安分局的小楼也是如此。
是种长期的存在，我以为就是打砸抢的时候存在了一两年
在文革中那种严酷的环境里成长的人，政治嗅觉应该是比较敏感，环境使之吧，也是必要的生存技能。到我上中学时，红卫兵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取代了文革前的共青团。红卫兵变成了一个正规学生团体，已经不是文革初期那个打砸抢组织了。而在小学里，红小兵则取代了少先队。到我毕业前一年，中学里又恢复了共青团组织，那就引起了混淆。共青团和红卫兵是什么关系？后来，变成了先加入红卫兵，再从红卫兵里吸收共青团员。有点像纳粹和党卫军的关系。
直戳痛处吧？哈哈，问的好！
徐汇区知青办公室设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区教育局大楼里。这幢大楼有四层，看上去是二三十年代建造的。几十年下来，那气派不减当年。一长串落地玻璃钢窗使长长的走廊撒满了阳光。打了腊的硬木地板，虽然有些年头了，还是把阳光反射到了高高的天花板上。一间间办公室，厚重的橡木门看上去一模一样。
我根据学校给我的房间号码，找到了我要去的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是开著的。五六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只放了两张红木写字桌。两个中年妇女各坐在一张桌边，每人守著一摞厚厚的文件在工作。从她们穿的蓝色列宁装来判断，她们大概在文革前就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我自报姓名，说了我的来意。她们一听说我是五十四中学那个志愿报名去黑龙江的毕业生，就热情地站起来和我握手，把我带到了和她们办公室连著的另一间大会议室里。
这间长方形的会议室比起她们的办公室来得更富丽堂皇。窗上的挂著暗红色天鹅绒窗帘，天花板上悬挂著一排水晶吊灯。房间中央一条长长的会议桌，是红檀木的。桌边上，摆著两排配色的红木靠椅。我简直可以发誓，我一定在哪里见过这间屋子。大概是在描写解放战争的哪部电影里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开军事会议用的场景吧。看到我的神态，吴阿姨（她们两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位）微笑著说，这间屋子确实在好几个电影中用过。
然后吴阿姨拉出一把椅子，让我坐下。
吴阿姨说：“我们仔细研究了你的申请表。你认得不认得在黑龙江的上海知识青年？”
我回答说，我认识潇潇，还通过她认识了两位和她一块儿插队落户的青年。我住的弄堂里也有几个去了黑龙江的，但走了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们。
“这样子看起来，你对黑龙江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吴阿姨指了指她边上那位稍微年轻一点的阿姨说，“我和唐阿姨为了工作需要，到黑龙江去过很多次。唐阿姨上星期刚从嫩江回来。她去看了兵团的农场，还看了几个插队的集体户。在那儿满多的知青，离开上海前我们都认得。
“这些青年在那里真是像毛主席讲的一样，大有作为。我们上海去的干部看到他们那样刻苦努力，愚公移山，都很感动。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想找你来，就是想和你谈一谈，看看你考虑的成熟程度到底怎么样。这是事关你一辈子的选择，要是轻易决定的话，会得后悔的。”
我谈到我上小学时去欢送黑龙江和云南时的知青那种羡慕的心情；谈到看电影《年轻的一代》时的激动情绪；谈到69年珍宝岛和吴八老岛中苏武装冲突时，从电影里看到被苏军打死的边境军民时我的仇恨心理；谈到我视力不好不能当兵的遗憾；谈到我对枪械的研究和兴趣；也谈到去黑龙江能把我所有的理想和愿望都统一起来的理由。
我谈的这些话，不外是把当时报纸上的陈词滥调和我个人的探险欲望在革命的框架里揉成一团。但我一定谈得头头是道，等我谈完后，两位阿姨再也不来盘问我的成熟程度了。
吴阿姨又说：“学校跟我们讲，你妈妈爸爸还没有同意你去插队。党的政策是让每家都留一个小孩子在身边。你哥哥在服役，你妈妈爸爸要是不同意你离开上海的话，我们这里是不会批准的。”
“这我知道。但我相信他们最终会让我去的。他们在我这个年纪时都已经参加革命了。”
“哦…”两个阿姨听我这么一说，马上表示出一些敬意。政府工作人员的等级层次概念还是很强的。我在戏剧学院的环境里长大，对这些不是那么敏感。
“等你妈妈爸爸回来以后，我们会到你家里去家访。”
吴阿姨和唐阿姨送我下楼出了大门。一路上，唐阿姨老称讚我多麽有理想，即使我不去黑龙江，留在上海也一定会有作为。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吴阿姨和唐阿姨都并不那么急于送我去黑龙江。
～
学校红卫兵团的两个小记者采访了我。过了两星期，学校的麦克风里广播了我的志愿书。志愿书已经被改了不少，被加上了更多更肉麻的革命词句。想想当时真应该答应红卫兵团部的邀请，让我自己来读，在肉麻程度上我多少可以刹个车，不至于让我听了自己都脸红。
这时五十四中学的教学楼前，从五楼顶上悬挂下来两条巨幅红色布帘，一条上写著：上山下乡干革命！另一条上写著：向叶秧秧同学学习！学校的油印校报上发了专栏采访，把我描述成了忠实的红卫兵战士，却没有提到我加入红卫兵的申请被束之高阁了三年。不批我入红卫兵的理由是我太自由散漫。到了中三时，直到红卫兵排里的我的好友们发动攻势，逼著班里的排长同意投票表决，才把我拉了进去。
在这之后的一天上午，我接到通知去校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推开门，看到邓老师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等我。
尽管四年过去了，中学一年级野营拉练时，讲孙悟空大闹天宫出纰漏的事我还是记忆犹新。邓老师当时极力主张在全校批斗我，抓我的政治典型。现在邓老师已经入了党，还当上了支部副书记。听说，他还是区教育局的新干部培养对象，将来是要往上提拔的。
邓老师笑容满面地站了起来，跟我紧紧地握了手，又请我在他对面坐下。他今天的和善态度并不让我吃惊。我在分配时的表现，应该是替学校在区里争了光。
我坐在那里，心里还是不自在。
我以前总是看到邓老师穿著工人的蓝帆布工作服。他们那一届师范学院毕业生离校后都去工厂锻炼了半年才分配到我们学校。刚来时，新老师大多穿著厂里发的工作服。那时候，穿工人的帆布工作服很时兴，是领导阶级的象征。慢慢的别人都换了普通便装，而邓老师的这一套工作服却穿了很久。学校工宣队的队长（同时也是校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邓老师穿著同样的工作服，两人天天在校园里一起进进出出。
这次是我第一次看到邓老师穿著蓝色中山装。大概经过了三四年，他的工作服终于磨坏了。他今天看起来兴致很高。他说，你的志愿书对低年级学生起了很大的震憾，佷多学生也写了决心书，表示毕业后也要到祖国边境去站岗放哨。区领导在知青办的汇报上还批了字，要推广五十四中的经验。邓老师讲了不下十分钟，我一边听著，一边点著头，倦意上来，脑子里开始开小差，警觉性也开始松懈了。
邓老师突然话锋一转，对我说：“小叶，我想问你一件事。这事儿我记不太清楚了。我们过去是不是在一起讨论过你毕业后的打算？我是不是对你谈到过黑龙江？”
我的脑子里一轰，人从半打盹状态一下子清醒过来了。我抬起头看他，我的眼睛正遇上了他那犀利的眼光。
他直视著我，用的是轻描淡写的语调，而脸上却明显地流露出迫切期待的神态。
我看著他，想在他脸上找到一丝丝不自然的表情，或者一丁点内愧的眼神。我们的眼光对视了几秒钟，在他脸上却一点也看不到这样的神色，一丝一毫都没有。他的眼里充满著期待和鼓励的神色，等待著我的回答。
如果我接过他的暗示，说他曾经鼓励过我，激发过我的革命热忱，对我思想的成熟起了诱导和启蒙的作用，最终导致我下决心放弃上海工矿去上山下乡，那校报小记者一定会再接到任务，再来采访我一次，再写上一篇访问记，发在头版。区里也可能会再批示。弄的好的话，市里的解放日报或文汇报也可能转载，那邓老师岂不就…
只要我愿意合作，愿意顺水推舟的话。
我盯著他看，隐隐感觉到一阵噁心。他那张布满了大大小小水痘麻疹的脸，此刻更显得坑坑洼洼，格外丑陋。
他不可能忘记了几年前野营拉练的事，不可能忘记了我讲西游记闯的祸。他绝对记得我是谁，也一定记得是他极力主张在全校大会上批斗我。
“我不记得我们谈过这件事。”
我站起身，说我要走了。
他坐在那儿，没说话，也没站起来。
一个星期后，校刊上还是发表了文章，说我感谢校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还好，邓老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文章中。
这时我的愿望就是让这些喜剧性的事件尽快结束，我的心早就不在学校和上海了。但是班里的同学们好像还没玩够。他们盯著班里的红卫兵干部，特别是在红卫兵团里和营里任职的几个同学，逼问他们什么时候报名去下乡。几天后，红卫兵团副团长吴抗抗在学校布告栏里贴上决心书，要求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干革命（没提去哪儿）。这又给同学们提供了新的笑料。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么含糊，问他是不是觉得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是上海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班主任沈老师再也没来催我交那份毕业分配志愿书，只是问我，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上海。我说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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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那种严酷的环境里成长的人，政治嗅觉应该是比较敏感，环境使之吧，也是必要的生存技能。到我上中学时，红卫兵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取代了文革前的共青团。红卫兵变成了一个正规学生团体，已经不是文革初期那个打砸抢组织了。而在小学里，红小兵则取代了少先队。到我毕业前一年，中学里又恢复了共青团组织，那就引起了混淆。共青团和红卫兵是什么关系？后来，变成了先加入红卫兵，再从红卫兵里吸收共青团员。有点像纳粹和党卫军的关系。
直戳痛处吧？哈哈，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