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的呼唤
我把带回家的表格放入写字桌的抽屉里。
爸爸妈妈这时都在农村体验生活。妈妈被调入《苍山志》创作组，这时在浙江写剧本。原来写的电影剧本叫《赤脚医生》，上映前改为《春苗》，这时剧本已经被市委宣传部‘枪毙’过好几回了。每次送交的剧本被打回后，创作组几个人再打起行装，回到乡下，闭上门继续写。爸爸参加话剧《土改》的创作组，此刻正在安徽山区搜集素材。上次回沪时，爸爸提起安徽老解放区的人民生活还苦得很，和他在抗战时见到的情况没有多少变化。这些老区的人民在战争年代向共产党的部队输送了大批子第兵，而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改善。有的人家，几个大姑娘合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爸爸话语里惭愧得很，好像他也负有一份责任。有一次他和创作组里另一个同志采访一位解放战争中打断了右腿的老兵，这老兵每天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临走时两人掏空了口袋，把带的钱都留给了他。更有时，他们的房东用他们付的伙食费买了肉做上菜，房东的小孩子们围著桌子看著菜碗。那睁得大大的眼睛，让你看出他们大概很久很久没吃过肉了。爸爸他们怎么吃得下，拿几个碗把菜分一分，都让孩子们拿去吃了。
爸爸不只一次的说，我们对不起这些老区的人民。这个“我们”是指党，爸爸总还是和党坚定地站在一起。
对于怎么填写分配志愿，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过了几天，我把填好的表格交给沈老师时，她吃了一惊。班上还没人这么快就做决定。她翻开志愿书，读到‘个人志愿’这一栏时，脸顿时绷紧了。
我在这一栏里写著：志愿到黑龙江边境地区去保卫边疆。
六十年代初，中国还是一个公认的贫油国。和苏联决裂后，中国的石油供给成了大问题。在那极度缺油的时代，上海的公共汽车顶著一个天然气包满街跑。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之际，地质勘探人员在黑龙江的荒原里发现了一个大油田，在短短几年内开发成了大庆油田。妈妈在大庆油田还是高度保密的时期进入了那片神秘沼泽地里，下了几年生活，去写电影剧本，写王铁人那样的石油工人和解放军转业官兵如何在冰天雪地的艰难环境下，用最短的时间把国家急需的石油开采上来。妈妈逢年过节回家时，常把黑龙江北部荒凉又绚烂的景象描绘给我们听。她还应邀去我和哥哥所在的小学作报告，还记得妈妈讲到一对刚从地质学院分配到勘探队的情侣在雪地里迷路，晚间双双冻死的故事。1969年中苏边境上的武装冲突又给黑龙江涂上了一层鲜亮的色彩。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以往是闯关东的好汉们能走到的最北角，这会儿知青云集，光是上海去的就有二十六万之多。一时间，八千里外的黑龙江成了上海人的热土，每条弄堂里都有几个子女去了北大荒。妈妈在电影厂的同事陈阿姨的女儿潇潇就在黑龙江边一个叫吴八老岛的地方。我从陈阿姨那儿看到过潇潇带著大棉帽挎著冲锋枪的飒爽英姿。潇潇是在1970年吴八老岛上枪声刚熄的时候去的。我虽没见过潇潇，但从她妈妈那儿，我知道潇潇是村里唯一的女拖拉机手。她的妹妹是我中学的同学。那时男女生不说话，在学校打照面时，都知道对方是谁。眼光交错时多逗留上半秒，就算打过招呼了。
我每次想到潇潇照片上的形象，再想像我今后留在上海当工人，八小时下班后，骑辆自行车回家，星期天拉著和我一样平庸的女朋友的手，踩马路逛商店，这前景让人窒息，透不过气来。
下午放学时，沈老师让我留下来。等同学都离开后，我们俩找了教室角落的两张课桌，分别坐了下来。
沈老师神情严肃地问，我在填写志愿书时有没有和大人商量过。她知道我爸爸妈妈经常不在上海。我说，我父母还得几个星期才回家。
“那他们知道你要报名去黑龙江吗？”
“应该知道。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
“你什么时候和他们提起的？”
“去年吧 …”
“那这次你一点都没征求他们的意见？！”
看我没接腔，沈老师接著说：
“你知道这事是非常严肃的吗？ 这是关係到你一辈子前途的大事，你怎么自己就做了决定呢？”
“我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没等我把话说完，沈老师就把表格递还给我。
“我不能接受这份表格。按市里的规定，你父母要签名同意后，志愿书才生效。”
我还想争辩两句：“我早就下决心去黑龙江了。我对其他工作都没兴趣。”
“可是我当老师的要对你负责任啊。你还小，你不知道你这个决定的重要性。报名去黑龙江是一辈子的事。你知不知道，决定一作出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了。你爸爸妈妈身边要留一个孩子，这是党的政策。班上的同学羡慕都来不及…”
“我爸爸妈妈从小就离开他们的家参加革命；他们会理解和支持我的。我妈妈离家时才十四岁，比我现在还小。”
沈老师摇摇头，说：“那是战争年代。现在和平了…”
“可是和平年代也要继续革命呀。”
我自己也不知道，从那儿蹦出来这么一句报纸上的标准政治语言。
听到我这回答，沈老师警觉了一下。她似乎感觉到这样争下去问题会弄大。我最后那句话里的政治色彩已经很浓了。
沈老师站了起来。离开时，她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和你父母谈过后，才能把你的志愿书交给学校。”
我骑著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春天的气息已经充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下午三点多钟，街上的交通还没忙起来，安静得很。再过一两个小时，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和汽车会把这些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人声喇叭声会闹成一片。而此刻，春风荡漾，鸟语花香，路边的行人悠悠荡荡。经过了淮海路，湖南路，武康路，再转上华山路，这条我上中学走了四年的路程今天有了全新的含意。上海，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美好的城市，我一定会想念你，留恋你。而今天，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自己的历史要写。我的战场不在这儿。可能将来有一天我会回来。而只有到那一天，我才会重新骄傲地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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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照片来源：网络下载 （上海知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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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多少万字呢？有没有爱情出现？自传不好写感情吧，如果配偶不是初恋的话，看了会生气的哦（至少我会）
这列火车到底会把他们带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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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电影编剧；父亲是话剧导演。
文革是从文艺界开始，所以运动一开始搞文艺的人都多多少少受了冲击。具体的程度取决于许多因素，主要决定于年资，历史，和有没有创作过“毒草”。 我父亲抗战中在国统区工作，虽然受地下党领导，但文革中受了很多苦，甚至考虑过自杀。我母亲战争年代一直在山东解放区工作，历史单纯，没有真正吃苦。另外，电影厂里三十年代的巨匠多多，我母亲是个小人物，红卫兵的注意力没有放在她身上。（我前面的章节介绍了许多文革早期的故事，有兴趣请看那些章）。谢谢！
荒野的呼唤
我把带回家的表格放入写字桌的抽屉里。
爸爸妈妈这时都在农村体验生活。妈妈被调入《苍山志》创作组，这时在浙江写剧本。原来写的电影剧本叫《赤脚医生》，上映前改为《春苗》，这时剧本已经被市委宣传部‘枪毙’过好几回了。每次送交的剧本被打回后，创作组几个人再打起行装，回到乡下，闭上门继续写。爸爸参加话剧《土改》的创作组，此刻正在安徽山区搜集素材。上次回沪时，爸爸提起安徽老解放区的人民生活还苦得很，和他在抗战时见到的情况没有多少变化。这些老区的人民在战争年代向共产党的部队输送了大批子第兵，而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改善。有的人家，几个大姑娘合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爸爸话语里惭愧得很，好像他也负有一份责任。有一次他和创作组里另一个同志采访一位解放战争中打断了右腿的老兵，这老兵每天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临走时两人掏空了口袋，把带的钱都留给了他。更有时，他们的房东用他们付的伙食费买了肉做上菜，房东的小孩子们围著桌子看著菜碗。那睁得大大的眼睛，让你看出他们大概很久很久没吃过肉了。爸爸他们怎么吃得下，拿几个碗把菜分一分，都让孩子们拿去吃了。
爸爸不只一次的说，我们对不起这些老区的人民。这个“我们”是指党，爸爸总还是和党坚定地站在一起。
对于怎么填写分配志愿，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过了几天，我把填好的表格交给沈老师时，她吃了一惊。班上还没人这么快就做决定。她翻开志愿书，读到‘个人志愿’这一栏时，脸顿时绷紧了。
我在这一栏里写著：志愿到黑龙江边境地区去保卫边疆。
六十年代初，中国还是一个公认的贫油国。和苏联决裂后，中国的石油供给成了大问题。在那极度缺油的时代，上海的公共汽车顶著一个天然气包满街跑。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之际，地质勘探人员在黑龙江的荒原里发现了一个大油田，在短短几年内开发成了大庆油田。妈妈在大庆油田还是高度保密的时期进入了那片神秘沼泽地里，下了几年生活，去写电影剧本，写王铁人那样的石油工人和解放军转业官兵如何在冰天雪地的艰难环境下，用最短的时间把国家急需的石油开采上来。妈妈逢年过节回家时，常把黑龙江北部荒凉又绚烂的景象描绘给我们听。她还应邀去我和哥哥所在的小学作报告，还记得妈妈讲到一对刚从地质学院分配到勘探队的情侣在雪地里迷路，晚间双双冻死的故事。1969年中苏边境上的武装冲突又给黑龙江涂上了一层鲜亮的色彩。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以往是闯关东的好汉们能走到的最北角，这会儿知青云集，光是上海去的就有二十六万之多。一时间，八千里外的黑龙江成了上海人的热土，每条弄堂里都有几个子女去了北大荒。妈妈在电影厂的同事陈阿姨的女儿潇潇就在黑龙江边一个叫吴八老岛的地方。我从陈阿姨那儿看到过潇潇带著大棉帽挎著冲锋枪的飒爽英姿。潇潇是在1970年吴八老岛上枪声刚熄的时候去的。我虽没见过潇潇，但从她妈妈那儿，我知道潇潇是村里唯一的女拖拉机手。她的妹妹是我中学的同学。那时男女生不说话，在学校打照面时，都知道对方是谁。眼光交错时多逗留上半秒，就算打过招呼了。
我每次想到潇潇照片上的形象，再想像我今后留在上海当工人，八小时下班后，骑辆自行车回家，星期天拉著和我一样平庸的女朋友的手，踩马路逛商店，这前景让人窒息，透不过气来。
下午放学时，沈老师让我留下来。等同学都离开后，我们俩找了教室角落的两张课桌，分别坐了下来。
沈老师神情严肃地问，我在填写志愿书时有没有和大人商量过。她知道我爸爸妈妈经常不在上海。我说，我父母还得几个星期才回家。
“那他们知道你要报名去黑龙江吗？”
“应该知道。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
“你什么时候和他们提起的？”
“去年吧 …”
“那这次你一点都没征求他们的意见？！”
看我没接腔，沈老师接著说：
“你知道这事是非常严肃的吗？ 这是关係到你一辈子前途的大事，你怎么自己就做了决定呢？”
“我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没等我把话说完，沈老师就把表格递还给我。
“我不能接受这份表格。按市里的规定，你父母要签名同意后，志愿书才生效。”
我还想争辩两句：“我早就下决心去黑龙江了。我对其他工作都没兴趣。”
“可是我当老师的要对你负责任啊。你还小，你不知道你这个决定的重要性。报名去黑龙江是一辈子的事。你知不知道，决定一作出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了。你爸爸妈妈身边要留一个孩子，这是党的政策。班上的同学羡慕都来不及…”
“我爸爸妈妈从小就离开他们的家参加革命；他们会理解和支持我的。我妈妈离家时才十四岁，比我现在还小。”
沈老师摇摇头，说：“那是战争年代。现在和平了…”
“可是和平年代也要继续革命呀。”
我自己也不知道，从那儿蹦出来这么一句报纸上的标准政治语言。
听到我这回答，沈老师警觉了一下。她似乎感觉到这样争下去问题会弄大。我最后那句话里的政治色彩已经很浓了。
沈老师站了起来。离开时，她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和你父母谈过后，才能把你的志愿书交给学校。”
我骑著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春天的气息已经充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下午三点多钟，街上的交通还没忙起来，安静得很。再过一两个小时，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和汽车会把这些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人声喇叭声会闹成一片。而此刻，春风荡漾，鸟语花香，路边的行人悠悠荡荡。经过了淮海路，湖南路，武康路，再转上华山路，这条我上中学走了四年的路程今天有了全新的含意。上海，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美好的城市，我一定会想念你，留恋你。而今天，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自己的历史要写。我的战场不在这儿。可能将来有一天我会回来。而只有到那一天，我才会重新骄傲地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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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列火车到底会把他们带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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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电影编剧；父亲是话剧导演。
文革是从文艺界开始，所以运动一开始搞文艺的人都多多少少受了冲击。具体的程度取决于许多因素，主要决定于年资，历史，和有没有创作过“毒草”。 我父亲抗战中在国统区工作，虽然受地下党领导，但文革中受了很多苦，甚至考虑过自杀。我母亲战争年代一直在山东解放区工作，历史单纯，没有真正吃苦。另外，电影厂里三十年代的巨匠多多，我母亲是个小人物，红卫兵的注意力没有放在她身上。（我前面的章节介绍了许多文革早期的故事，有兴趣请看那些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