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万人的大厂,选出三个人和北大中文系编写文革味道的《中国小说史》,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把我这个进厂才一年多的无名小徒工拣出来,简直就是一万年才有一次的事,至今我都对当年那位乱点鸳鸯谱的人感恩戴德。
我嗜书如命,别说书,破纸上写两字我也要读,字还没认全就捧着大部头看,没完没了的查字典不但没烦,还养出了个爱看工具书的爱好,至今枕边放着本小新华字典,没事就翻翻,到了过目就忘的阶段,很感谢当年的好习惯。文革时虽无学可上,但总有书可读,父母不是书香门第,家里没有线装古籍,联共布党史,资本论什么的倒是现成的,资本论太厚,但其它的我读得津津有味。随后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北京各路朋友转着圈的借读,中国古典除了那几大部,其它的难得接触。在北大的那一年,补上了我缺失的一环,从先秦神话到五四运动,二千年里的小说我尽可能地翻阅,可以说是人生一大幸事,只是那段往事,时隔太久记忆磨浅了。
那是在73年末,我被捡出来后分到魏晋南北朝组,第一批到手的书是《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等志人志怪类,它们一下子就迷住了我。《搜神记》有一篇讲得是丈夫死后为鬼,老婆艰难度日,丈夫看不下去,总跳回来帮忙,尤其是推磨这等沉重的工作。跳来跳去的把鬼丈夫跳烦了,他对老婆说,还是跟我走吧,你一人活着太不易,二天,他老婆就撒手人世了。我当时觉得鬼那么的仁义,也是从那一刻起,我相信人鬼世界彼此相通。还有一篇是定伯卖鬼,定伯赶夜路遇鬼,骗鬼说自己是新死的而套取鬼事,鬼很诚实,把鬼的弱点告诉了定伯,定伯呢,转身把鬼变成了羊,赶到集市卖了钱。我觉得定伯真不是个东西,也是从那时起我不再怕鬼,老盼着有一天能认识个鬼。那本小册子我是从北大回家一路坐车时看的,记得到了甘家口下车看完,心里感慨涌动,鬼的世界深深诱惑着我。
因工作需要,小说组的人有一个专门的借书证,因为正值文革,许多书都沦为禁书不准借阅,我们有特许。我总泡在图书馆,不厌其烦地翻查卡片找感兴趣的书看,尽管那时的书籍和在馆里的人都是冷冷清清的,但于我已经是富有啦。我从小理想之一就是做个图书管理员,我妈却说最适合我的工作是动物园,因我自小爱动物,前世的我一定是远古非洲大草原的一头狮子,吃饱了之后懒洋洋的躺在地上咂巴着嘴,读天读地读河流,成人形后改为读书。在图书馆我发现一本唐诗三万首,惊讶得赶紧借出来,从头到尾翻了个遍,把可心的一首首抄下来,还必须鬼鬼祟祟怕人发现我干着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一有动静赶紧飞眼,看是不是小说史的人来了,读书历来就与不正当有染,许多名人都有偷读的历史,我也不敢例外。因为老窝在图书馆我得了美名,学生们说,工人师傅特别用功,连读带记一坐就是半天。但我这个工人师傅只看不说,开会从不发言,缩在角落里自甘寂寞,我肚里没货倒不出,也缺乏古今挂钩的能力,不知道该给古人按个什么革命的头衔。有一次大组讨论《封神演义》,张少康老师很激情的把申公豹比喻为林彪式的人物,言之凿凿像个大法官似的,我则缩在一边心里画着申公豹和林彪,他俩大眼对小眼疑惑的相互对视,都觉得对方不是好鸟。
中文系的几位老师,最受我青睐的是周强老师,他聪明,正直,诚实,不随大流,一派儒家风度却又性格满盈,若不是生不逢时我肯定会爱上他。严家炎和张少康老师当时是激进的,讨论时周强老师即使能驳倒谁也驳不倒当时的形势,他脸上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我至今难忘。中文系的几个教授个个都是我崇拜的,吴祖湘、林庚,这两位当年清华四剑客之二,都曾和我们一起讨论,吴祖湘声音轻且慢,记得当时还在生病;林庚声若宏钟,嗡嗡中带着磁性,他们的学识、风度、作派,无处不体现着中国最后的儒家学士的精粹,这样的人物在今天已经绝迹,若不是生不逢时,他俩我也一块儿爱,爱学问是我的软肋。我每天在北大校园里穿梭,很可能遇到过不少灰溜溜的名流,只是我不认识罢了。文革初起时我们去北大看、抄大字报,整个校园里批斗会随处皆是,我看到的有宋平、冯友兰、彭佩云……戴高帽挂字牌,被人把臂膀拧到后背……当时的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懵懂的不安的注视着人类的野蛮残暴,绿珊瑚在我一篇文章里留言说,她很羡慕佩服齐邦媛学业中那些国文功底深厚的老师,我何尝不是呢,而正是那些学问渊博令我佩服爱慕,珊瑚也一定会爱上的人,那时正被人架在火上烤,放在油里煎,个个都是“香喷喷”的。
74年虽然批斗高潮已过,但中文系的那老几位仍旧是被挂起来使用的,就算想整出一部与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小说史,你也得先了解史吧,没有那些一肚子学问的老家伙便无法进行,我借文革的光儿尊崇到那老几位,也算幸运吧,他们如同厚厚的书,够我这钻书小虫吃一阵的。我姐夫文革作为军宣队进驻北大,他支左的第一个据点就是中文系,认识系里的很多教职员工,他走后我又作为工人阶级来到中文系,也认识了那些教职员工,因而和姐夫很有共同话题,我俩都对周强老师由衷赞赏,倒霉的是中文系,不断地被人入侵骚扰,还得低三下四的奉陪。
古代小说里最让我失望的是《杨家将》,杨家将的故事老幼皆知,民间流传得神灵活现,影视、戏剧、曲坛无处不见,可那本小说薄得可怜不说还干巴巴的味同嚼蜡,记得我第一次把那本已经挺破旧的书拿在手里时,惊讶得愣了有一分钟,光写杨家吃早饭都能写得比这长啊。但不管怎么说,那一年的时间里,我猛餐了一通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锅烩,终生受益。
那年,北大又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专门盖了座留学生楼,每个房间一外一中两名学生,被挑选和留学生同住的都得是政治上可靠的,中文系学生党支部书记王淑英(大概这个名字)被派去和一位英国留学生同住。我们帮她搬家时,顺便参观一下条件高级的留学生楼,一个房间住两个和中国学生宿舍住八个有着天壤之别,可支部书记撇着嘴不屑地评论那位英国学生:“她家有自己的店,资本家!”她很不愿意与资本家住一个屋。我心里好一阵笑,她是来自农村的工农兵学员,着实单纯得可爱啊。北朝鲜也派了留学生,至少有十个人之多,都穿着制服,别着金日成爸爸的像章,永远都是排成两队集体行动,很惹人瞩目。我在德国买过一本加拿大华裔写的书,讲到她在北大作留学生时,也提到了那些北朝鲜的学生。北朝鲜的政治气候众所周知的严厉,正值青春旺盛的壮男倩女,却不得不压制情欲专心革命和学习,实在压不住了,就偷拿宿舍楼里女生的内衣,加拿大女学生的内衣不翼而飞,就是其中一个北朝鲜的小伙子干的,而那个小伙子,就是我当年所见之一。
铸工车间的苏振生是小说史组工方组长,绝对的工人阶级形象,比我大三岁,高大、壮实,黑红脸膛,时常板着脸批评我不踊跃发言,我从来不顶撞,只是嬉皮笑脸的不肯改。我当时二十出头,正值青春亮丽,回头与否,笑还是不笑都百媚生,小苏无可奈何忍气吞声。齿轮车间的袁春阳师傅是老大学生,一副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状态,和我一个鼻孔出气,厌恶那些愚蠢的“革命思想”,瞧我们厂找的这三个人,一个比一个形象高大。袁师傅也十分看重周强老师,他探到周老师家的地址,带着我大中午的去拜访,根本就是赶饭碗,不过北大食堂的伙食也的确不好恭维。周老师家住的是学校宿舍,记得就是集体宿舍的一间房,他爱人白淑荣老师也在,我没敢多吃,只记得豆角炒得好香。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飞了,但生活在德国的我始终难忘旧事,当年的教授们早已走得精光,周老师那帮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改革开放后都成了教授、博导,个个都是有名气的大学者,现在即使还在,也都往九十走了,每当看到电视剧里演的那个时代的人,总让我感觉空洞无聊,演员只能想象模仿,没有内涵的重量,也难怪,他们没了榜样啊。换我演或许还能迸出两星?有那一年垫底,我的品级应该有提升啊?!
到了如今古来稀年龄,每当想读点写点东西,就感叹一番自己人文知识的匮乏,在最应好好读书的
年纪,却在广阔天地里抡大锤。
县令呀,好像看见那个梳着小刷子,穿身蓝,在北大校园骑着自行车的女孩,风华正茂。我们暗恋的人都差不多吧
被打得够呛,后来再也没有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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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效问世,“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你快加入梁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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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嗜书如命,别说书,破纸上写两字我也要读,字还没认全就捧着大部头看,没完没了的查字典不但没烦,还养出了个爱看工具书的爱好,至今枕边放着本小新华字典,没事就翻翻,到了过目就忘的阶段,很感谢当年的好习惯。文革时虽无学可上,但总有书可读,父母不是书香门第,家里没有线装古籍,联共布党史,资本论什么的倒是现成的,资本论太厚,但其它的我读得津津有味。随后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北京各路朋友转着圈的借读,中国古典除了那几大部,其它的难得接触。在北大的那一年,补上了我缺失的一环,从先秦神话到五四运动,二千年里的小说我尽可能地翻阅,可以说是人生一大幸事,只是那段往事,时隔太久记忆磨浅了。
那是在73年末,我被捡出来后分到魏晋南北朝组,第一批到手的书是《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等志人志怪类,它们一下子就迷住了我。《搜神记》有一篇讲得是丈夫死后为鬼,老婆艰难度日,丈夫看不下去,总跳回来帮忙,尤其是推磨这等沉重的工作。跳来跳去的把鬼丈夫跳烦了,他对老婆说,还是跟我走吧,你一人活着太不易,二天,他老婆就撒手人世了。我当时觉得鬼那么的仁义,也是从那一刻起,我相信人鬼世界彼此相通。还有一篇是定伯卖鬼,定伯赶夜路遇鬼,骗鬼说自己是新死的而套取鬼事,鬼很诚实,把鬼的弱点告诉了定伯,定伯呢,转身把鬼变成了羊,赶到集市卖了钱。我觉得定伯真不是个东西,也是从那时起我不再怕鬼,老盼着有一天能认识个鬼。那本小册子我是从北大回家一路坐车时看的,记得到了甘家口下车看完,心里感慨涌动,鬼的世界深深诱惑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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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的几位老师,最受我青睐的是周强老师,他聪明,正直,诚实,不随大流,一派儒家风度却又性格满盈,若不是生不逢时我肯定会爱上他。严家炎和张少康老师当时是激进的,讨论时周强老师即使能驳倒谁也驳不倒当时的形势,他脸上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我至今难忘。中文系的几个教授个个都是我崇拜的,吴祖湘、林庚,这两位当年清华四剑客之二,都曾和我们一起讨论,吴祖湘声音轻且慢,记得当时还在生病;林庚声若宏钟,嗡嗡中带着磁性,他们的学识、风度、作派,无处不体现着中国最后的儒家学士的精粹,这样的人物在今天已经绝迹,若不是生不逢时,他俩我也一块儿爱,爱学问是我的软肋。我每天在北大校园里穿梭,很可能遇到过不少灰溜溜的名流,只是我不认识罢了。文革初起时我们去北大看、抄大字报,整个校园里批斗会随处皆是,我看到的有宋平、冯友兰、彭佩云……戴高帽挂字牌,被人把臂膀拧到后背……当时的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懵懂的不安的注视着人类的野蛮残暴,绿珊瑚在我一篇文章里留言说,她很羡慕佩服齐邦媛学业中那些国文功底深厚的老师,我何尝不是呢,而正是那些学问渊博令我佩服爱慕,珊瑚也一定会爱上的人,那时正被人架在火上烤,放在油里煎,个个都是“香喷喷”的。
74年虽然批斗高潮已过,但中文系的那老几位仍旧是被挂起来使用的,就算想整出一部与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小说史,你也得先了解史吧,没有那些一肚子学问的老家伙便无法进行,我借文革的光儿尊崇到那老几位,也算幸运吧,他们如同厚厚的书,够我这钻书小虫吃一阵的。我姐夫文革作为军宣队进驻北大,他支左的第一个据点就是中文系,认识系里的很多教职员工,他走后我又作为工人阶级来到中文系,也认识了那些教职员工,因而和姐夫很有共同话题,我俩都对周强老师由衷赞赏,倒霉的是中文系,不断地被人入侵骚扰,还得低三下四的奉陪。
古代小说里最让我失望的是《杨家将》,杨家将的故事老幼皆知,民间流传得神灵活现,影视、戏剧、曲坛无处不见,可那本小说薄得可怜不说还干巴巴的味同嚼蜡,记得我第一次把那本已经挺破旧的书拿在手里时,惊讶得愣了有一分钟,光写杨家吃早饭都能写得比这长啊。但不管怎么说,那一年的时间里,我猛餐了一通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锅烩,终生受益。
那年,北大又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专门盖了座留学生楼,每个房间一外一中两名学生,被挑选和留学生同住的都得是政治上可靠的,中文系学生党支部书记王淑英(大概这个名字)被派去和一位英国留学生同住。我们帮她搬家时,顺便参观一下条件高级的留学生楼,一个房间住两个和中国学生宿舍住八个有着天壤之别,可支部书记撇着嘴不屑地评论那位英国学生:“她家有自己的店,资本家!”她很不愿意与资本家住一个屋。我心里好一阵笑,她是来自农村的工农兵学员,着实单纯得可爱啊。北朝鲜也派了留学生,至少有十个人之多,都穿着制服,别着金日成爸爸的像章,永远都是排成两队集体行动,很惹人瞩目。我在德国买过一本加拿大华裔写的书,讲到她在北大作留学生时,也提到了那些北朝鲜的学生。北朝鲜的政治气候众所周知的严厉,正值青春旺盛的壮男倩女,却不得不压制情欲专心革命和学习,实在压不住了,就偷拿宿舍楼里女生的内衣,加拿大女学生的内衣不翼而飞,就是其中一个北朝鲜的小伙子干的,而那个小伙子,就是我当年所见之一。
铸工车间的苏振生是小说史组工方组长,绝对的工人阶级形象,比我大三岁,高大、壮实,黑红脸膛,时常板着脸批评我不踊跃发言,我从来不顶撞,只是嬉皮笑脸的不肯改。我当时二十出头,正值青春亮丽,回头与否,笑还是不笑都百媚生,小苏无可奈何忍气吞声。齿轮车间的袁春阳师傅是老大学生,一副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状态,和我一个鼻孔出气,厌恶那些愚蠢的“革命思想”,瞧我们厂找的这三个人,一个比一个形象高大。袁师傅也十分看重周强老师,他探到周老师家的地址,带着我大中午的去拜访,根本就是赶饭碗,不过北大食堂的伙食也的确不好恭维。周老师家住的是学校宿舍,记得就是集体宿舍的一间房,他爱人白淑荣老师也在,我没敢多吃,只记得豆角炒得好香。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飞了,但生活在德国的我始终难忘旧事,当年的教授们早已走得精光,周老师那帮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改革开放后都成了教授、博导,个个都是有名气的大学者,现在即使还在,也都往九十走了,每当看到电视剧里演的那个时代的人,总让我感觉空洞无聊,演员只能想象模仿,没有内涵的重量,也难怪,他们没了榜样啊。换我演或许还能迸出两星?有那一年垫底,我的品级应该有提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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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如今古来稀年龄,每当想读点写点东西,就感叹一番自己人文知识的匮乏,在最应好好读书的
年纪,却在广阔天地里抡大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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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得够呛,后来再也没有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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