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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香柏影响力】。转载不代表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 据一位主内肢体评论
，这
是目前看到相当全面的观点。

作者 | 杨鹏

作者简介 |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学者，北京掌上国学院创始人。杨鹏先生在哈
佛大学期间研究的课题是犹太教、基督教经典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对比研究，他长于将中国传统思想与人类宗教、哲学思想史背景进行对比分析。其著作有《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2003，至今已出第四版），《为公益而共和》（2012），《上帝在中国源流考》（2014），Dao De Jing 最新译本（2016，美国出版）等五本专著。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哲学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称赞杨鹏先生在美国出版的Dao De
Jing 是神奇的成就（Wonderful achievement）。

文章来源 | 善商原创精品

各位香柏的听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讲座时间了，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杨鹏老师，他是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学者，北京掌上国学院创始人。杨鹏先生在哈佛大学研究的课题是犹太教、基督教经典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对比研究，他擅长于将中国传统思想放入人类宗教、哲学思想史背景中进行对比分析。杨鹏先生著作有《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2003，至今已出第四版），《为公益而共和》（2012），《上帝在中国源流考》（2014）最近他又在美国出版了一本《道德经》的译本，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以前本人也有幸参与杨鹏老师的一些讲座，阅读他的书籍，和他有一些私下学术方面的请教，很荣幸能请到这位温和又睿智的长者来给我们分享一个非常有趣并且有深远意义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中国古经中的上帝与犹太、基督教中的God（至上神耶和华）
有什么异同。

我稍微提供一点背景知识，这是我找到了一个资料，如果不准确的话杨鹏老师可以做一些纠正。在中国的这个古经中上帝这个词《尚书》中出现了32次，《诗经》中出现了24次，《礼记》20次，《春秋》8次，《易经》2次。可见对于上古的中国古人来说，上帝（上天）是至高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只是我们现在的教学似乎系统性地把古人的信仰、宗教性淡化甚至抹除，让我们现在中国人常常误解古代中国人都是非宗教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是纯粹人文的。

好，我们现在有请杨鹏老师来为我们进行了对比分析！

◇ 主讲人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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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词的历史背景

大家好，我是杨鹏，非常感谢大家，感谢主持人钦昊的主持。由于飞机晚点，我现在还在北京机场。可能环境会有一些嘈杂，我尽量避开周边的人，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把这堂课跟大家分享完，盼望过程中不能通知我上飞机。就像信仰的事业在现实中总是在艰难行进一样，我们今天这堂讲课也比较折腾，我得在飞机场上跟大家谈这么一个严肃的主题，遗憾的是有一些资料没办法发给大家了。

今天我想讲中国古代的上帝跟《圣经》里面的God有什么样的异同，这是一个蛮重大的
问题，这个问题得从利玛窦开始讲：

利玛窦是意大利一个富商家庭的孩子，也是耶稣会（天主教）的传教士，明朝的时候来中国传道。他在1582年的时候开始学习中文，而且很快就掌握了中文。短短两年，他就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当时的皇上（明神宗）钦批了一块土地，利玛窦就葬在那里。这块地后来成为来华传教士的一片墓地。地点就在北京西边，北京市委党校里面。利玛窦为了传教，付出了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从他进入中国到去世共27年，在这27年传道的过程中，仅仅有2500人经他受洗归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开始，也是那么艰难的事业！

利玛窦在传道的过程中，碰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究竟怎样翻译《圣经》里面的“God”？拉丁文叫“Deus”，意大利文叫“Dio”，法文叫 “Dieu”，英文叫“God”，怎么翻译这个“God”的呢？

有两种可能的译法：一种译法是音译。如果中国的辞汇里面完全没有跟“God”相对应
的概念，那就只能译音。如果是根据拉丁文Deus 来译音，那就应该翻译成“徒斯”。
耶稣会传教士中也有人翻译成“徒斯”。另一种译法是意译。意译的前提，是中国辞汇中有这个概念。利玛窦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他发现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上帝”，还有一概念叫“天主”，他就开始研究“上帝”、“天主”这两个概念。他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可以拿来跟拉丁文《圣经》里面的“Deus”相对应的，可以意译。“上帝”在中国古代典籍里面如《诗经》、《尚书》、《礼记》，包括二十四史里面多次出现。上帝的概念形成于中国商朝，是商人祭祀的最高神，高于一切自然神和祖先神。从商朝、周朝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我们能发现上帝是至上神，是祭祀的最高对象。比如说，周武王讨伐殷商成功以后，向上帝献祭，并以周文王为配祭。周武王让姜太公为助祭，并且嘉奖姜太公。姜太公为记念此事，就做了一个青铜器，叫叫“大丰簋”，里面记录了周武王“喜事上帝”的祭祀活动。

利玛窦是一个认真的人，他决定了用中国古代上帝的概念来指称造物主，指称《圣经》里面的至上神耶和华。

1595年，利玛窦编写了一本书叫《交友论》。在这里面，他开始第一次使用上帝这个中国本土的概念来指称”耶和华“，也就是《圣经》里面的”上帝“。1599年，他编写了一本书叫《二十五言》，里面再次使用到上帝，例如利玛窦说恭爱上帝为仁：“夫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上帝者，生物原始，宰物本主也。仁者，信其实有，又信其至善，而无少差谬，是以一听所命，而无俟强勉焉。知顺命而行，斯之谓智。”（《二十五言》第一卷第六册）翻译成现代文意思就是：仁的开始就在于恭敬爱戴上帝，上帝是生育万物的原始本源，是主宰万物的力量，仁者就是相信上帝存在又相信上帝是至善的力量，就应该顺从上帝，没有任何偏差。所以一切得听从上帝之命，不必依靠外来的勉强和强迫，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顺天命而行的意思。

到一个异文化国度来传教，碰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向这些人去讲述福音？也就是说福音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传播，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就像保罗当年进入罗马，他要面对希腊罗马强大的文化传统，他怎么去跟人交流？因为别人脑子里面、别人记忆里面所拥有的那些概念，所拥有的那些传统，是别人理解世界的一个框架和符号标志。你如果跟他们讲的那些传统概念，他们完全陌生完全不懂，完全要重新塑造一个新的概念，那么沟通交流是非常艰难。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徒斯”这个概念，你要把《圣经》里面的上帝翻译成徒斯，然后告诉大家你们要崇拜徒斯，因为徒斯就是至高的神，徒斯就是一切的创造者，徒斯就是造物主。大家想一想，这能不困难吗？所以利玛窦没有这么做。利玛窦觉得中国古代的“上帝”，也是创造者，也是主宰者，也是至高命运的掌控者，他认为可以用”上帝“来指称《圣经》里面的上帝，就用上帝来翻译Deus了。

这样翻译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不需要跟中国人再去解释上帝是什么意思。一说上帝，中国人都知道那就是最高的神，那是决定一切的主宰。传播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调动你沟通对象原有的知识记忆，这样就能够达到非常好的传播效果。这个就是利玛窦的办法，也是在基督教历史上保罗的办法。

利玛窦的这个工作，放到历史上来看卓有成效。对我们普通中国人来说，上帝这个概念就等于是基督教的上帝了。你只要一说“我是信上帝的”，别人就会说“噢，你是基督徒”。“上帝“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基督教进入中国，在中国传播所借用的一个本土概念，这个翻译非常成功。

它一方面借助了上帝在中国人心中原有的认知记忆，同时它又强化了这个概念，给这个概念赋予了基督福音更丰富的内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传播学案例。这种成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古代上帝本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产物，与基督教至上神的概念相通。另一个就是利玛窦传播学上的智慧。这告诉我们一个路径：传道过程中，借助原有文化概念，能加快传道的进程。

今天，上帝这个概念对所有中国人来说就是主宰神，我们不会再说“徒斯”是主宰，我们很难想象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歌唱，“噢伟大的徒斯啊，你的光明照亮世界。伟大的徒斯啊，你与我同在，当我走过死亡阴影笼罩的山谷，我无所畏惧，因为徒斯你与我同在。”很难想象，对不对？

如果当时翻译成徒斯，那么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谐音会把“斯”和“死”衔接在一起，别说“死”，这是中国人文化习俗上的忌讳。如果把至上神翻译成徒斯，将会碰到巨大的文化障碍。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和支持利玛窦。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用了“上帝”这个概念，会带入中国文化的一些内涵，就有可能影响福音的纯正，所以坚持要用徒斯。利玛窦这种做，本质上是相信上帝的力量。你要相信上帝具有伟大的能力，衪能够改造一切。祂可以创造出新的词汇，也可以把旧的词汇改造成上帝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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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God”

讲完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以后，我们再来讲，中国古代的这个“上帝”和《圣经》中的这个“God”，差异与共同点到底在哪里。利玛窦用“上帝”来翻译“God”，到底对不对呢？很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中国商朝、周朝祭拜上帝，这以后一直都是皇家宗教的至上神，是中国国家宗教的最高祭祀对象。对至上神，中国的商朝就称为“帝”或者“上帝”，周朝一般又称为“皇天”，有时候也称为“上天”、“天”、“帝”、“上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等等。

在北京天坛祈年殿里中间那个祭祀的神牌，上面写的字就是“皇天上帝”。利玛窦在北京建了南堂传教，清朝的顺治皇帝御赐“万有真元”和“敬天”匾额，悬挂于南堂内。可见顺治皇帝，包括康熙皇帝，他们都认为中国传统的“上天”或“上帝”和《圣经》里面的“God”有相似的地方，是唯一的至上神。

中国敬拜上帝的历史，那是好几千年了，历史上延绵不绝。从最早殷墟的甲骨文开始到商周的青铜器，一直到二十四史中，都认为“君权天授”是合法性的来源。君王都称天子，都去祭祀上天、祭祀上帝。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中缺少上帝崇拜呢？因为君王垄断了对上帝的祭祀活动，诸侯、官僚、老百姓都无权祭皇天上帝。但即便如此，民众心中仍然有对上天的敬畏。比如说大家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天由命”、“天理不容”等等，都体现了上天是主宰者，是正义的终极裁断者。

中国文化史上，如孔子，他也信天命。孔子“君子有三畏”，第一畏就是“畏天命”。再如孟子说的“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讲的是天命选择的意思。中国概念的“天”，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物理意义上的天，一个是主宰神、至上神意义上的天，神性的天，这是两个不同的“天”。“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中的这个“天”，是神圣之天。上帝选择天子，天子敬天保民，这是中国古代主流合法性的叙事。

我们中国古代信奉的上帝跟《圣经》里面的God是一位神吗？这可是一个大问题，一些
基督徒写文章，强调中国古代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这些基督徒认为中国古代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是有原因的。因为对基督徒来说，上帝这个概念，往往和耶稣是统一的。中国古代敬拜的上帝怎么可能是耶稣呢？当然不是。作为肉身，耶稣出生在公元年，而中国人敬拜上帝--有众多考古或文献证据证明的--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开始了。所以中国古代人敬拜的上帝显然不是肉身的耶稣。耶稣是人性的，又是神性的。是百分之百肉身性人子，又是百分之百圣灵性的神子。《圣经》上说耶稣是道成肉身，我们就是注意“道”和“肉身”这两个方面，注意肉身的历史性和道的永恒性。

中国从尧舜禹到商汤到周文王、周武王他们敬拜的上帝怎么会是肉身的耶稣呢？那肯定不是肉身的耶稣。但是，耶稣身上的“道”是永恒的、无限的，是不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那是上帝之道。所以，耶稣身上的上帝之道，与中国古代体认到的上帝之道，是不是一个呢？这是一个应当认真探讨的神学问题。我认为是一个。中国古代的上帝之道，是上帝的普遍启示。耶稣身上的上帝之道，是特殊启示。人类拥有普遍的上帝之道，这是人类理解特殊启示的上帝之道的前提。基督教能成为普世的宗教，是因为普遍启示已准备好了人类迎接福音的心灵。

神学家阿奎纳和哲学家培根提出了上帝的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的概念，能帮助我们认识基督教与人类的关系。所谓普遍启示，上帝在自然万物及历史演进中的表现。表现为自然科学的规律和人类历史的规律。这是面对全人类的，是人类的圣人们可以去研究和认识的。所谓特殊启示，是上帝通过先知传达的话语，尤其是通过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传达的上帝之道。这两者之间，内在是相通的。基督教，是特殊启示的集成，但基于普遍启示。正如利玛窦运用'上帝”这个普遍启示在中国形成的概念，来翻译《圣经》特殊启
示中的至上神。

“上帝之言”这个概念不是我编的，这是距今3000年的《逸周书》篇章中说的。周武王认为“德”就是为“惟上帝之言”，唯上帝之言是从，然后“克播百谷”，种植百谷，搞好生产，养育生命。就这两条：敬奉上帝，努力生产。

一些人写文章，说中国周朝的上帝不是《圣经》中的上帝。那么中国商周以来敬奉的至上神上帝和上天，是什么呢？上帝、上天可是中国精神的至高点，是中国精神的本根，那是什么呢？基督徒都相信《圣经》中的上帝是真神，那么当你认为中国古代拜的那个上帝（上天）不是《圣经》里面的神，那是什么神呢？只能是假神或是魔了？中国人从来只是假神和魔的追随者吗？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彻底否定。也就是说若要传福音就必须清除掉中国传统，否定中国人一切历史的存在意义，能这么理解吗？能这么去传教吗？这意味着完全不承认有上帝普遍启示的存在，不承认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有上帝之言，这样的想法，只会带来仇恨与冲突，使基督教在中国寸步难行。带来仇恨与血腥，还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爱上帝和爱人类吗？一个证据，中国人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就足以证明上帝对中国人之爱了。上帝即爱上帝即生命之源，完全不按上帝启示生活的民族，会绵绵不绝繁荣生息吗？上帝如果不爱中国人，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呢？

中国古代的”上帝“不是肉身的耶稣，那是不是《圣经》旧约里面的上帝呢？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耶和华“的那个上帝呢？犹太人不发“耶和华”这个音，他们用的词是一个英文词叫做“YＨＷＨ”，这无韵母无法发音。因为犹太教是不敢直呼 神名的，这出于尊重，所以犹太人是不愿意用“耶和华”来称呼至上神的，他们只能称呼至上神的某一些特征，比如说“全能的”，比如说“主宰者”，一般都叫Ａdonai，指主宰者。十
六世纪后有人研究“YＨＷＨ”，认为应该发成“Jehovah”，后来中国就翻译成了“耶和华”。犹太人现在仍然不承认这个发音，但各国基督徒主要流派都承认了。

那么中国古代的”上帝“概念跟旧约里面”耶和华“有没有一些共性和一些不同性？这方面中国的甲骨文专家如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胡厚宣等他们这些人对殷墟甲骨文上面的上帝特征进行过专门研究。胡厚宣先生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总结说：商人（殷商的人），相信上帝的权能极大，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等都是被上帝所控制、所驱使的，上帝决定天气的变化，决定农业的丰收和欠收，决定城市的修建成不成功，也决定战争成功不成功，而且还会降灾祸到人间或者是福佑人间，而且也能够保佑君王，也可能伤害君王，而且祂可以直接发号施令。如果按照胡厚宣先生所总结的殷商时候敬拜的至上神上帝的这些特征，确实地说，是可以跟《圣经》旧约里面“God”的特征非常非常
相近。后来郭沫若又说殷商的至上神跟以色列的至上神完全是一致的。我自己也把《旧约》中上帝特征排列出来，与中国上帝一一比较，结论也是：确实是太像了。

但有一点差别，就是上帝直接对殷王下命令的事儿很少。上帝直接命令被拣选者的信息，在周朝就出现了。比如《诗经·皇矣》上面就是说：上帝命令周文王说，你要拥有光明的德行，你不能放纵声色，你不能滥用杀戮，不能滥用刑戮，而且你不能完全依靠你自己的那点有限的知识，你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地顺从上帝的法则，跟随上帝的脚步，这就是你能做的事。上帝对周文王说：“不知不知，顺帝之则。”类似特殊启示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仍有残存。

为什么上帝的普遍启示在中国传统中有很多，但特殊启示在中国典籍中不多呢？我有一个疑问。孔子编辑《诗经》的时候，按史书记载有3000多首诗，但是孔子在进行编辑以后只剩下了300多首，那么另外2700首的诗歌到哪去了呢？而且那些诗歌里面讲的究竟
是些什么内容呢？我相信，那些诗歌里面大量的是宗教内容，有大量的颂诗，与《雅》和《颂》一样，是大量唱颂上帝和唱颂祖先的颂诗，类似《圣经》里面的Psalm 。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大事，就是祭祀与军事。中国史书留下众多军事行动的记录，但没有多少祭祀活动的记录，这说明祭祀的信息，宗教的信息，可能被后人销毁了。

现在考古发现的东西，宗教性都蛮重。比如《清华简》（战国的著作），讲到商朝的时候，人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密切。伊尹（后来当了商朝开国宰相）去夏国，上帝还专门派鸟来启发他，教他怎么去给夏桀治病，以取得夏桀的信任。你看那时上帝是直接介入历史的。但这些记录，估计后来被当成怪力乱神给清除了。

中国文化有大量的丢失，所谓丢失，就是说官方会有意识地去毁坏自己不认同的一些历史典籍。清朝编《四库全书》时，就有意毁书上万卷。中国文化大量丧失，尤其是中国神学资料的大量丧失，这是肯定的。有幸的是，就在这种不断毁坏古代文献的状态下，我们能在《诗经》中看到上帝的信息，《诗经》中的《雅》、《颂》中，仍有唱颂上帝、唱诵祖先的史诗性作品。青铜鼎铭文中，多有上帝、上天的信息。青铜鼎铭文中，这些记载上帝的内容，为什么在纸质的文献里面我们很少能看到呢？青铜鼎埋到地里去了，不容易被摧毁，而纸质的文献甚至竹片、木质的文献是非常容易被摧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大地上确实有魔影重重在阻隔上帝话语的传播。

中国历史上，君王要向上帝献祭，上帝介入人类的历史。周公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意思就是“上天对人没有亲疏远近,谁有德就辅助谁。”上帝（上天）选择有德
之君，驱逐缺德之王，决定国运的兴衰。所以，周朝的执政哲学就是以德配天、敬奉上帝、祈天保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玛窦他们用中国古代的上帝（上天）来翻译《圣经》的God这是绝对没问题的。这个上帝确实不是肉身的Jesus（耶稣），但与《旧约》里面的耶和华类似，属于上帝之道。犹太民族早期跟上帝的沟通，早期对上帝的认知就转化成了《圣经》的旧约，那么中国人早期对造物主的认知对上帝的认知，就转化成了刚才我说的这些青铜鼎的内容、甲骨文的内容、《诗经》里对上帝唱颂的内容。还有历朝历代修天坛、祭祀皇天上帝等等。从这些可见中国人跟上帝的关联没有完全中断。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中国由于皇家垄断了对上帝的信仰，不允许其他百姓去接近上帝，造成了中国上帝文化的隐退，造成了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的跟上帝沟通状态受到阻隔--造成了中国人“天人分离”的焦虑，使中国人非常渴求“天人合一”。学者们习惯说，中国文化精神就是“天人合一”，这不对，应当是“因为天人分离，人与上帝分离，所以渴求天人合人，渴求重新回到上帝之道”。

想一想，那些阻隔上帝跟民众沟通的力量是什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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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天人合一之道

中国思想史上，有站在天人之际立言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他们某种程度上，是上天上帝普遍启示的中国发现人。老子讲的《道德经》虽然强调“道”，但“道”前面还是有天的，所以叫“天之道也”。老子讲的“天”也是一个人格性的存在，也是一个主宰性的存在。孔子“畏天命”的“天”，也是一个主宰性的存在。他们传达天意，以智者的身份发现自然之中，历史之中，个人心灵中的上帝之道。但他们与耶稣不同。

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类似“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叙事，我们也可以概括地说，中国精神史上有“上帝”无“耶稣”，准确地说有至上神，但是没有耶稣。这与犹太人类似。是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就干脆信犹太教啦？犹太教关于至上神的概念非常丰富，但是犹太教不信耶稣，那我们中国跟犹太教很接近的，我们是不是信犹太教就可以了？似乎不行，有几点障碍。

第一点 犹太教中，有强烈的“选民”概念，认为犹太民族是上帝特选的民族。这选民
概念与犹太血脉有关，与非犹太民族有距离。上帝之光，耶稣和保罗打破了这个边界。凡追随耶稣信仰上帝者，皆为神圣选民。中国历史上，无选民概念，只有选王概念。就是说上帝拣选某王开创新王朝，天命选择只与一个天子有关，与万民无关。因为“选王”的概念，所以中国古代，上帝面前是不平等的。唯有追随耶稣、保罗，才能进入神圣平等的选民的行列。

第二点 犹太教中，上帝通过对先知传上帝之道，属于特殊启示，上帝与人关系亲密。
中国历史上，上帝（上天）跟人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甚至连孔子这样了不起的人都说“天何言哉”。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强调天道的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触摸，天道与人存在着深渊般的隔离，所以老子要求人知道自己的无知，所以他说“知不知，尚矣”，知道自己的无知，才是应该的。老子是中国普遍启示中最有深刻认识的一位。

但是中国古代圣人的“聖”字，由一个耳朵一个嘴一个王字构成，意思是要听到了上帝之言，然后讲给人，以通天地人，这个才是“聖”。讲的是特殊启示。那么孔子说“天何言哉”，是指没有听到上帝之言，但是他从四季的运行、从万物的萌生中，他感受到了上天的存在，这是典型的上帝的普遍启示。孔子感受到了上天赋予他德，“天生德于予”，所以他最敬畏的就是上天。

商周时通过甲骨的纹路来判断天意，老子、孔子通过观察自然和历史来判断上帝之道。所以中国人从来都有天人分离的焦虑。所有的中国哲学家都会告诉你中国人最关心的就是“天人合一”，什么叫“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就是要听到上帝的语言吗？不就是要听到天命吗？中国最伟大的思想者老子、孔子与上帝都有距离，都不够亲近。对一般人来说，天意高深，天命遥远。因为有上帝之普遍启示，中国人知道有上帝存在。但因为缺少特殊启示或特殊启示的传统被破坏，中国人一直缺少直接的“天人合一”之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基督显得非常非常重要。基督很近，近到可以成为历史人物；基督很近，近到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仰上帝者皆为上帝之子，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督很近，传上帝之道的教会会在中国发展，上帝之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家庭；基督很近，近到让我们心中升起务必使中国成为上帝之国的理想和理念。数千年中国人天人分离的焦虑，能通过追随基督信仰上帝而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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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今天我就讲这些，基本的看法就是：

第一，中国历史上有类似《圣经》“旧约”的上帝，但是没有耶稣。

第二，正因为没有耶稣这样一个道成肉身的存在，所以中国人梦想的“天人合一”难以实现，有”天人分离“的焦虑。

所以，追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去信仰上帝，这正好可以成就中国几千年来“天人合一”的梦想。可以说，信仰追随耶稣基督，正好是实现我们祖先最早的渴望和梦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仰上帝，成为《圣经》的信徒，也是了结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梦想，天人合一的梦想，也是成就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普遍启示的感悟，也就激活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上帝之言，也是中国精神命运的最终成就。不是毁灭中国文化，而是成就中国文化，成就中国文化中的上帝之言。

上帝是普世的，不分犹太人、中国人、罗马人；基督是普世的，不分犹太人、西方人、美国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也是我们中国的。中国人信仰上帝，这是当今人类信仰史中最大的变革，会决定人类未来的宗教格局。

中国精神史上没有基督，这正是中国精神所缺少的，无基督难近上帝。天人分离的结束，就意味着“有上帝无耶稣”的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有上帝有基督”的中国。中国本有上帝之国的精神基因，在基督之光下，我们可以清除压在中国历史上帝之言上魔性的垃圾和碎石，使中国文化也成为上帝圣殿的基石，使中国成为真正的上帝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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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篇：搭建中国人走向上帝、走向基督的桥

我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学者时，一直把中国古典文献里面的一些经典概念跟基督教还有犹太教的核心概念进行对比研究，这个过程中就越来越发现很多的异同点。认为中国文化中有上帝丰富的普遍启示，这是承接《圣经》特殊启示的重要基础。这是保罗之路，也是利玛窦之路。

《圣经》最核心的信息就是让人信上帝，让人爱人，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两条最重大的准则。理解这根本准则，就是理解根本精义。保罗、利玛窦传道过程中，充分尊敬、取舍得当地运用当地文化传统，这不仅仅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更是出于对上帝普世性的信任，对上帝无处不在的信任，对上帝在各文明中留存有普遍启示的信任，对上帝具有改造一切文化力量的信任。人的灵魂深处本来就潜存着上帝的信息，因此人才可能听懂保罗和利玛窦所传的福音。

考虑到这些，我就做了“掌上国学院”微信公号，专门去寻找中国典籍中上帝散落的信息，希望把这些信息寻找出来，汇成一个普遍启示的桥，通往特殊启示的圣殿，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熟悉的概念去认识《圣经》，走向基督，走向上帝，最终天人合一，实现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也使人类向上帝之世界的历史进程迈出最后的一步。

我有一个非常真切的体会。我在美国每到一处都会去参加教会的活动，我都会去教堂。你们知道我体会到什么？我体会到基督教已经变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失去了某一种激情，某一种传道的激情，就是保罗、利玛窦所拥有的，要把人类变为上帝之子的那种狂热的使命感、激情、奋斗服务和牺牲的精神。美国是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基础最好的一个国家，但我还是感觉到他们现在传道的使命感已经淡化了。

我发现与美国不同的是，国内的基督徒内心有一种狂热的力量，这让我受震动。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如果说耶稣带着门徒算是基督教的第一期的话，那么基督教的文化力量源于犹太传统；罗马、欧洲基督教的第二期，特点是基督教的福音长上了希腊、罗马、欧洲文化的翅膀，飞向世界。我觉得第三期就应该是到了东亚和我们中国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会给上帝之道再加油！这样出来的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大的并且最有活力的上帝之国。第三期会包含犹太教第一期的犹太传统，也会有希腊、罗马、欧洲第二期的精神动能在里面，同时还会增加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渊源作为驱动。这将是人类基督教发展中的再上一个台阶和再新一期的发展。当我们把中国变成上帝之城时，中国将因此而美好，人类前途将因此而改变。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使命，中国人进入神圣的新约，成为上帝之光下平等、自由、创新、富强而博爱的国度。

好，谢谢大家，我们多沟通，如果有不同看法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我们都希望上帝之光照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之子，让大家变得更有尊严、更有力量、更能够战胜邪恶和死亡！再见！

◇ 主持人钦昊：

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富有智慧和激情的精彩分享。各位香柏的听友们，就像杨鹏老师给我们总结的一样，我们之前看到犹太基督教价值与希腊理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这个能量从欧洲辐射全球，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爆发出来的创意和灵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无数知识上的、医疗上的、经济上的、慈善事业以及各方面的扶持。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代中华文化与基督教的碰撞与融合也将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让世界震惊，或许与之前一次的大碰撞所释放的能量相仿。

在这一切中，我们明确《圣经》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一切被吸纳进基督教文明中的体系都要受到《圣经》最高权威的评判，去分辨中华文化中符合上帝信仰的最高真理的内容。相信忠于大公、教义、信经传统、《圣经》最高权威又吸纳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智慧与文化底蕴的古代上帝信仰的基督教将成为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又一次祝福，带来全新绚丽的创造和广阔的无限可能，真正为人类文明奉上最持久和宝贵的一份贡献。

大家已经都看到杨教授给我们非常清晰的对比了古代中国的上帝（上天）与《圣经》中的上帝，他从古代的“德”谈到了中国将近3000年的敬拜真神传统，我们中国人断绝敬拜的传统才不过100年（这里讲的皇帝敬拜上帝）。从我们的《诗经》中就能看到古代
中国人敬拜上帝的神学。当然，古代中国的上帝与旧约中的耶和华有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并不是新约中的Jesus（耶稣基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古代中国上帝信仰
的时期远早于主耶稣降生的时代，当时犹太人也没有产生“道成肉身”的意识，那更别谈没有特殊启示的中国人。

从古代中国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种普世性的道德观能看到中国自古以来敬拜真神的传统。不过，古代中国的上帝信仰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模糊性，孔子也感叹“天何言哉！”表明他们离上帝的遥远，没有一个亲密的联合，确实有这样天人分离的焦虑。现在耶稣道成肉身打通了人与上帝之间的阻隔，通过祂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先祖盼望的天人合一。

摩西律法指向耶稣的预表，从古代中国上帝信仰来看，中国天子的概念，是从天委派而来的治理者，是天的儿子，其实这个概念也是指向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概念，所以说耶稣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子”，只有追随耶稣的道路，中国古代的上帝才能真正被认识，并且他的名才能真正被高举、旨意被遵循。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变局、大祝福、大复兴的时代，愿上帝使我们每一个听友都发现自己的呼召，同时用《圣经》的真理以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更深的认识，能够促进中国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都更有上帝的亮光。好的，我们今天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谢谢大家，晚安！

◇ 香柏同工候弟兄：

今晚的分享非常的精彩，怀着感恩的心：

我们感恩今晚为我们主持的欣昊弟兄，在从香港赶回来的地铁上为我们主持本晚的讲座。愿主记念他的付出。

我们也非常感谢杨鹏老师，今天晚上在机场候机厅为我们做精彩的主题分享。原来上帝这个词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以及在中国文化当中带来这么多的影响。借着对比，我们透过中国传统文化，更进一步了解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及对国家带来的祝福，对世界带来的影响。

也特别的感谢赵晓博士，为我们搭建的这样一个学习的平台，感谢香柏各位同工的辛勤付出。

愿神大大的纪念他们的付出。

谢谢分享。客观公正的历史研究一直都是受政治的干扰，政治也不可避免地会改变人们的历史认识，也早就改变了很多史书记载，还原历史真相也是蛮挑战的。

为啥耶教老想篡道教上帝的位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