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看看台湾以前党外台独的文章，会更深刻了解所谓西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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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 (医师)：本名陈兴正，台湾台南人，台湾知名精神科医师、
党外运动人士、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哲学系博士生，曾受国民党迫害，
民进党初期人士，但在1998-1999年间逐渐不认同民进党的理念而离去，
曾在《台湾立报》连载〈哈巴狗电台〉专栏。

陈真 | 2014.04.21 11:31

美国的立场自然是乐于见到台湾与大陆为敌，但一些个别官员，特别是已卸任者，就算他持有前述立场，恐怕也很难在这议题上发表负面看法，因为这事的利害得失如此清楚。

就跟这位包先生所说一样，我也很想知道一个所谓运动，怎么连自己在反对什么也一个理由都说不上来，永远只会造谣瞎掰，抹黑大陆人，挑起人们对他们的仇视，要不就是讲一些完全没有实质意义的族群偏见或空洞政治辞汇，让人感觉好像智能上有严重缺陷似的。

真难想像怎么会有人笨到这种程度但却毫无自觉，反而以为自己很聪明很有想法。台湾社会的反智程度，若非身处其中亲身经历，实难想像。

更不可思议的是，台湾却被这样一群缺乏智能但却充满族群仇恨激情及党国热情的人所绑架，呈现一种反淘汰、劣币逐良币的现象。这些人，满脑子神圣党国念头，而且逆我则死，似乎非常过不惯民主生活。

但如果你以为绿营政治人物真的如此反中，那你真是对政治太外行了。这些人一点点点点点反中的成份也没有；就我几十年来的实际经历与见闻，我敢这么说。所谓反中是反给北七看、骗选票的。我毕竟不是今天才认识这些人，我认识他们超过30年了。

我估计大概会这样一路乱到2020或2030年。一个社会，如果众人就是喜欢搞这一味低能反智造势杀敌的游戏，其实你也只能随他便了，大家高兴就好。也许还可以想办法更低能更智障一些，说不定更有趣更夯更好玩。

我所谓绿营政治人物连一点点点点点反中的成分也没有，意思是说这些人的确敌视大陆人，但可别以为他们跟大陆真的不共戴天，那就误会大了，他们可一点也不会排斥哪怕是人民币美钞港元或新台币，保证对money绝无歧视或仇视心。

也别听他们整天喊什么反中资，并以此为忠贞标准，检查思想正确性，塑造内部敌人，那是表演给北七看的，就好像别听他们痛骂什么黑道，那是白天喊给政治白痴听的，到了晚上，嘴脸就完全不一样了。台面是一套，台下又完完全全是另一套。

这些都不是什么内幕，这只是台湾政治的一个最起码的普通常识。同理，你也别笨到竟然会相信他们说什么反财团顾弱势，他们其实就是财团的代言人或分身；于清廉，就别逗我笑了，这些人瞬间赚取的各种合法掩饰非法或纯属非法的暴利，光是它的零头，恐怕我就算不眠不休一直看诊看到22世纪也赚不了那么多钱。

世界上有许多诈骗集团，这不希奇，被骗个一两次也挺正常，但如果同一套骗术骗个五百次还会继续上当，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至于马英九一上台之后绿色生物就吵个不停的公投法，不就是绿营执政八年的第三年即2003年通过的吗？国民党后来决定弃权让绿营去唱独角戏，结果连自己人提出的版本都不支持。

如果这法律果真如此祸国殃民反民主，绿营为何当初不趁机照自己的意思通过？干嘛要听美国爸爸指挥？接着后面还有五年的执政时间可以废除或修改不是吗？为何不修改？林义雄又为何不向当时的执政党民进党施压？

所谓台独也一样，如果台独如此重要如此神圣而伟大，他们足足有八年的时间随时可以宣布独立。怎么马英九一上台就一直要他宣布台独否则就要拆立法院。

我敢说，时下绿营的政治人物绝对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要台独，那也是表演给一些政治白痴看的，借此在内部塑造敌人以赢取选票。若有哪个绿营政治人物不服，请他站出来说说他如何个台独法，以接受我们的表扬。

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党或组织，持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我都没有意见，只要他把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说清楚便行。但这个民进唬烂党及其一大票学界医界文化界以及最不要脸的人权界同路人及各种尾巴团体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他们其实什么意识型态或主张也没有，一切都只是手段，夺取权位利益的手段。

除了权位名利，我完全看不出这些人有任何信念或信仰可言，毫无中心思想。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他们可以一下说黑一下说白。你若真真去追究其所言，恐怕会搞到精神错乱。与其说这些人是政治人物或政治帮佣，倒不如说他们其实是商人。

说他们是商人其实相当程度侮辱了商人，我意思是说，他们唯利是图。但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个商人都如此，商人仍然还是要讲信誉、推品牌，讲道德的。商人基本上还是可敬的。

说穿了，其实这些人不折不扣就是个政治诈骗集团。当然，并不是说其成员每个人都施诈术，而是说，其成员普遍对于行使诈骗、说谎、造谣等等手段向来不以为忤。

这些都不是什么内幕，这些也不千百年前难以查证的往事，要了解这些人这些事更不需要任何聪明才智马上就能弄懂。台湾的问题就在于其实人们根本不在乎是非。就跟美国一样，几年来侵略那么多国家，杀了数百万人，千万生灵涂炭，凭借的所有理由竟然没有一个是真的，一千个理由竟然全是谎言，但美国人在不在乎？显然一点也无所谓。这大概也是无数悲剧或政治操弄一再反覆发生的原因，因为人们根本不care什么是非善恶真理与真实。

在台亦然，人们基本上并不相信一个良善社会必须建立在基本的是非与基本价值之上，政客或媒体要他关注什么、抬举什么或打压什么仇视什么，其支持者就一概照指令行事，真是乖到吓死人；媒体或政客要他们爱谁，他们就爱谁，要他们恨谁，他们就会恨谁，要他们沸腾，他们就会好像瓦斯炉那样让人任意开开关关，好像完全没有半点脑子的感觉。

几十年前，当国民党及其一票同路人之所作所为非常恶劣无耻时，四周人们一片认同，只差没喊万岁，讲起大有为政府，总是质问："国民党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要骂它？
咱们是世界民主的灯塔呢。" 讲起党外人士就像讲到一群害虫病毒一样。

几十年后，当民进党及其一票同路人之所作所为，绿出于蓝，非常下流龌龊时，四周人们却一片叫好称赞，只差没喊万岁，讲起咱勇敢的 "台湾人" 政党，相对于肮脏可恶的他们 "中国人" 国民党，咱们台湾人台湾党是如此高贵感人，你为什么敢对它不敬，那是咱们的台湾之光，世界民主的典范呢。 " 讲起对于该党不敬者或对立者，就好像讲
到什么仇敌害虫那样充满仇恨。

我口才好，党外时代经常应邀私下到各大学中学给这样一些忠党爱国者洗一洗脑子，通常效果都非常好，好到夸张，很少有洗脑子洗不成功的，例如有个台大的学生会干部，是个女生，原本早上还忠党爱国，经过两小时的 "治疗"，下午就跟我一起出现在高雄
纪念二二八的群众场合中，被警棍追着打。

人们常讶异我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其实很简单。就像彭明敏讲的，"你只要给我三个月
的时间自由演讲，我能让国民党垮台。"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忠党爱国者，他们之所以为虎作伥，甘为党国鹰犬，主要是因为他们所知之资讯是假的、扭曲的、不足的、偏颇的、断章取义的，事实上他们并不排斥真相或真理，只要你论证合理，资料详实，他们累积几十年的偏见和误解，瞬间就能瓦解，就像雪积得再厚再高，遇到艳阳一样立即融化。

但这年头，任凭你有辩论比赛冠军的口才，任凭你有天大的证据资料，却一点作用也没有，只会让时下这些忠党爱国者更加仇视你，因为你的威胁性太大、不敬程度太高，简直就是万恶不赦的卖台公敌。

原因何在？因为这些人就像索罗斯所说，对于真相或理性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很乐意根据颜色判定敌我，至于是非黑白或各种漂亮辞汇，对他们来讲纯粹只是一种打击敌人的手段，因此，当你诉诸理性与是非黑白，对他们将毫无作用，因为那些东西根本不是他们在乎的。

索罗斯原本非常相信他的老师Karl Popper的说法，一个社会，只要资讯充足，真理真
相便能显现，仿佛便能自动导向一个开放社会的形成。但美国社会事实上却不是如此。索罗斯说，他觉得很震惊，难道他长久以来所相信的Popper的想法错了吗？

后来，他自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真理真相光是显现并没有用，一个开放社会形成的前提要件必须是它的社会成员 "普遍在乎" 普世价值与真相。

这话用在台湾便能理解。为何高压年代，改变人们的想法如此容易，而所谓民主时代却几乎不可能。原因无它，因为其社会成员普遍根本不在乎什么真理真相什么普世价值。他们只相信敌人就要打倒，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行，一切行事作为，根据的是既定而不可挑战的偏见以及针对不同颜色的仇恨，而不是根据任何理性与感性。

比方说你看所谓反服贸，反什么黑箱作业，可是，民进党执政时，例如蔡英文，所立下的法条简直是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完全不透光，明明当时是国民党觉得这样搞非常不妥，才把它修改成比较透明一些。

这并不是几百年前的事，而只不过是顶多十年前的事，根本不需要任何智能就马上能查证的简单基本事实，但你即便把一万个事实真相给砸到这些脑子进水的绿营支持者头上，他不但不为所动，而且反而会更加仇视你，更加巩固原有的偏见与仇恨，更加努力抹黑造谣。

奇怪的是，这些人尽管几乎没有一句话不是谎言，每天却满口漂亮辞汇，众口一声像中了什么邪一样，什么非暴力啦，民不从啦，什么公民与民主的，听到这些词，竟变成行使仇恨与谎言的流行辞汇，我真的很想吐，也很无奈。

能说的，能做的，能付出的，青春血泪，连同一整个家，全都给了，除了病痛交迫的老命一条，其它一点也不剩了。对于这个岛，套句沉从文的话，"我已存心放弃"，不干我的事了。

现实上，我们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或利害需求或不同理性程度等等无数原因，对于不同命题赋予不同评价地位；你觉得很棒的，我可能觉得很烂，反之亦然。但概念上，所有命题地位却一律平等，这意思是说，命题本身不会有先验性的优劣；优劣只存在于你我之间而非概念之间。

杀死一只狗，引人愤怒，但杀死一只蚂蚁却波纹不兴。这并不是因为这两者命题地位具有先验性的价值高低，而是因为后天评价不同。一个社会的形成、发展与运作，自然不可能 "事先" 替大家决定哪些命题道德优先，故应获得特殊待遇，因此，基本上，一个社会之运作若有妥善存在的可能性，唯有关注所有命题形式，而非关注特定命题内容，因为内容是说不准的，人为偏差的。

如果有人以一种纯粹主观甚至是社会机制运作之外的所谓多数决，来赋予某个事物优越于其它命题的特殊道德地位，那意味着这套社会机制是无法存在的，因为机制之上竟还有个太上皇式的、根据命题内容进行审查来给予不同评价地位的一套私密运作存在。

就像小说 "动物农庄 " 里那些革命成功之后的猪一样，猪仔们认为，因为自己的某种
价值优先性，所以他们决定立法保障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 "更" 平等。

之所以说它是私密(PRIVATE)运作，相对于公众(PUBLIC)；一套私密运作的特色是：不
特定社会大众根本没法掌握它，在这套私密运作中会产生何种结论、以及这套结论如何产生，全然说不准，全然不透光，比任何一种原初社会的运作都还要隐密，人家酋长如何产生、如何决策，如何替换，总还是有个公众依据。

那样一种自以为多数便可为所欲为的私密运作方式，甚至连黑帮组织都还远远不如。人家黑帮老大怎么产生、堂口如何运作，总是都还有一套公众性的规矩在。但那样一种自以为多数便可为所欲为的私密运作，却完全不透光，大有一种立地为王的军阀、土匪架式，简单说就是一种暴民概念。

再说，游行人数究竟是警方估计的11万人也好，或是自行灌水的50万人也罢，仍然都只是一小撮人。我讲的一小撮人基本上并非以数人头为依归，而是以公私有别来判断。今天即便是2300万人全数涌上街头，它依然是概念上的一小撮，因为这套运作方式根本无从理解、无从参与，它不是一种制度性可供遵循运作的一套机制。换句话说，不管人数多少，再多也没用，在一套私密运作下，它只是一群无法透过个别意志表达以有效形成集体意志的乌合之众。

民主无它，个别而已；你是你，我是我，互不相属，各自表态，形成有效意见。但乌合之众却聚焦在特定一二人身上，关注其一颦一笑，丑态百出。

暴民现象或乌合现象本身自然也无好无坏，但你不能一方面说要民主，一方面却又热烈拥戴自以为多数便可为所欲为的暴民文化，两者概念没法共存。

暴民现象只当出现在更换整个体制之时。套句科哲流行用语，暴民现象无非就是革命，出现在企图转变整个 "典范"(PARADIGM)、整套社会机制或整个政权之时，意味着此时
我们不要干它妈的什么民主法治了，我们只要人多，想干啥都行。

我不反对革命，但因为某种非关价值的技术行政起而革命是低能可笑的；宣称自己无罪更是窝囊。革命是要砍头的，怎么会无罪？套句毛泽东的话，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

这种自以为多数或自以为绝对正义便可为所欲为的心态，套句Karl Popper的说法，恰
恰是民主开放社会的敌人，一种过不惯现代社会文明生活的野蛮落后特征。

这种自以为多数或自以为绝对正义便可为所欲为的私密运作如果行得通，那么，我们唯有透过打仗才有可能分出高下，因为它缺乏一套数人头的机制，却极度热衷于打破敌人的头。

这种自以为多数或自以为绝对正义便可为所欲为的私密运作如果行得通，那么，社会的发展将陷入完全不可预测的状态，它将失去一种基本的、稳定的方向，而诉诸于偶发的、私密的各种随机事件的任意发散，没有任何公众参与、借以形成众人意志的有效管道。

这种自以为多数或自以为绝对正义便可为所欲为的心态或私密运作如果行得通，我们还需要政府吗？大家只能想办法形成自己的小军阀，彼此对抗或战斗，想办法用各种手段打破敌人的头，撕毁敌人的脸。

这种自以为多数或自以为绝对正义便可为所欲为的心态如果那么高贵，那么，任何一个独裁政权都很好办事了。例如党外时代，众暴寡很普遍，俺是正义一方，多数一方，我要怎么整你糟踏你都行。

例如，蒋经国1987年解除戒严之前，主张戒严根本就是所谓全民热烈拥戴的共识，历次民调之共识程度均高达98-99%以上。剩下的1%-2%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86年5月19号，郑南榕发起台湾第一次的群众运动，目标是反戒严。我从头参加到结
束，持续至深夜。参加之前，风声鹤唳，毕竟是史上第一次，你没法预知后果将如何。跟许多参与者一样，我得事先写下遗书，交待好后事，因为很有可能一去不回。

为什么仅仅只是表达一种对于戒严的反对意见却得冒着生命危险？难道不就是那样一种自以为多数或自以为绝对正义便可为所欲为的主流心态与暴民思维起了绝对作用。面对99%的民意，你的意见不管在哪说出，都会让你注定成为人人唾弃的过街老鼠，非常非
常痛苦。

可是，所谓民主或自由的概念难道不该就是捍卫少数甚至是仅仅1%的极少数？怎么反而却聚焦、歌颂、鼓舞多数一方为所欲为的特权？我不太喜欢讲陈腔滥调，但姑且套句伏尔泰的话，我虽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拥护你有说这话的权力。但是，那样一种自以为多数或自以为绝对正义便可为所欲为的心态却以其多数蛮力及完全不见光不透明的私密运作方式，视异己为敌，努力伤害少数人理应命题概念一律平等的存在空间，使之噤若寒蝉，否则便以正义大旗及暴民汹涌之姿尽情给予伤害做为惩罚。

面对这样一种自以为多数或自以为绝对正义便可为所欲为的私密大旗，当它如此凶猛时，你能如何？当体制已荡然无存，难道不就只能沦于斗争？就像泰国一年到头各路群众斗争个不停那样，各自宣称是正义一方，因此可为所欲为，不从不敬者便是敌人；对于敌人当然就是努力伤害之。这大约也就是台湾过去十多年来绿卫兵文化之缩影。

至于王丹先生讲什么逻辑不逻辑的，当然是一片装模作样的傻话。经验世界跟逻辑怎么会扯上关系？就算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推论也没有人那样推的。自己设定一个奇怪的答案，然后借以推翻自己所拟定的奇怪前提与奇怪推论，这种思考品质，只能打零分。

不过，一个人不会思考并不是什么需要谴责的事，需要谴责的是连理都不讲，只想造谣攻击抹黑那样一种自以为多数或自以为绝对正义便可为所欲为的暴民心态。

有人因为 A 理由抢银行，基本上对此我没啥意见，我有意见的是， A 理由据当事人自己说很正义很正确，抢银行难道因此就变得如此光辉灿烂？那我们是不是要把社会导向一个根据内容办事而不依据形式运作的野蛮丛林？只要某种内容合乎王丹先生所私密设定的几个条件，便是可歌可泣的民主壮举。这种思维很原始，很复古，很像中古世纪宗教裁判所那个年代来的人。

我很喜欢KARL POPPER这个人，也喜欢他的文笔和思路之清晰，但我倒不一定认同他的
想法。分析哲学上或科学哲学上的想法，百分之百不认同，至于政治哲学上的认同度虽高却也不是很高。他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这本书。

我自认对于开放社会的敌人之认识也许要比他更深入一些，或许那是因为我亲眼见识、亲身经历反对开放的"敌人" 们怎么打着开放红旗反红旗。台湾，美国，以色列，以及
西方列强等等这一大票所谓民主自由国家以及那些民主自由三句不离嘴的民主人士们，在在提供给我们无数绝佳的例子。

念高一时，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台北牯岭街，租屋对面就是一排旧书店。李敖、柏杨的书，差不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两人的书当时仍是禁忌，要买十分不容易。书店老板看到我来，经常提早关上大门，避免惹上危险，然后偷偷塞给我几本书，封面经常被撕掉，改成明星艳照做伪装。

有一天，我在一堆杂乱无章的旧书里，找到一本林义雄写的 "从兰阳到雾峰"，书内页
还有他的亲笔签名，写着 "敬赠蒋渭川，敬请雅正，弟林义雄"。

蒋渭川就是蒋渭水的弟弟，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曾受陈仪之托，替国民党政府向台湾人民喊话，但后来连自己都受到国民党军队攻击。之后曾担任国民党的内政部次长。

林义雄那本书出版于1978年，但蒋渭川早在1975年便过世，为何仍有赠书之举，令人费解。不过，笔迹我会认，确实是林义雄的笔迹没错。这书我仍完好保存于手边，常想问林这件事，但一直忘了问。

不过，为何送死者书不是我现在要说的；我要说的是，这书里头有一些话对于当时年幼的我产生巨大的影响，让我十分感动。林义雄是这么写的：

"我相信政治是一种科学。我愿抱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非分明的态度，投身政
治。因为，我们的政治如果永远停留在宫闱式的勾心斗角、「三国演义」式的「斗智游戏」里，政治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众人之事」；我们所热切期待的民主社会也将永远无法实现。

我相信，民主的过程缓慢而琐碎，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而且要忍受民主的「平淡」。世界不停变动，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要解决东一个西一个迎头而来的问题才能建立一个理想、完整的社会。 「五百年必有圣人出」、「圣人一出，天下太平」的想法是荒唐
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不知道另外那四百九十九年怎么办？我想，宁可度过五百年平淡的岁月，也不要有四百九十九年痛苦的日子。 "

高中毕业后，我成为一名公开活动的党外人士，印了第一张名片，上面就引用了这几句话：
"我相信─政治是一种科学。我愿抱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非分明的态度，投身
政治。 "
"我相信，民主的过程缓慢而琐碎，我们必须忍受民主的「平淡」。 "

当然，这些话我至今仍然相信，只是已经不再相信当初讲这些话的林义雄。林先生人格正直，无庸置疑，但人格之正直并无法保证其人一切言行同样值得尊敬。

差不多二十年后也就是大约1998年左右，我方才明白，说是这样说，但林义雄显然不是把政治当科学，而是当成宗教，而且是无法忍受异端的那种宗教态度。

他也似乎没法忍受民主 "缓慢而琐碎" 的 "平淡"，因此老是有惊人之举，动不动就要
包围这里包围那里，惊天动地地总是强迫对方要 "修正"，而不是透过 "缓慢而琐碎"
的方式去阐扬理念，解决争议。

我当然不是说不应该抗争，而是说，一个现代社会的层层机制，就像一种游戏，游戏规则复杂而琐碎，但其设立基本上并不偏向特定内容，而只关注形式本身。就好像不管象棋围棋西洋棋，下棋的规则只问形式之完善与否，而不因参赛者身份或意识形态而有不同考量。只要基本形式确立了，剩下的就只是 "缓慢而琐碎的平淡"。这份 "平淡" 的
社会图像，让年少的我十分感动。

这很像数学运作。在数学的世界里，只要一套运算方式确立了，剩下的其实就只是 "缓慢而琐碎的平淡"。任何答案都引不起我的兴趣，因为它们平淡无奇，但这份 "平淡"
本身却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动辄揭竿而起，刺激是挺刺激，但那其实意味着我们没法忍受民主缓慢而琐碎的平淡，稍有不顺己意，便要翻桌重来，就像泰国一天到晚在政变那样，好像永远都没法好好下一盘棋，没法尊重棋局的基本规则。也许哪一天，住家路边少装了一盏路灯都能因此揭竿而起，翻桌不认帐，要求遂行己意。

这类无法忍受民主的平淡者，动不动就很喜欢说这是历史重要时刻，这是民主存亡的关键。当我仍在绿营时，我就常嘲讽 "同志"，我说，依你们的想法或说法，我很想知道
，究竟有没有哪些时候不是历史重要时刻？究竟有没有哪一次选举或哪一次事件 "不是" 民主存亡的关键？
我倒是一点都不相信一个现代社会哪来那么多生死存亡的关键。只要基本游戏规则订了，剩下的就只是缓慢而琐碎的平淡，而无任何激情可言。

形式与普世价值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需要激情以对，而内容则只能诉诸缓慢而琐碎的平淡。
一个人如果成立一个 "185促进会"，另一个人成立 "369推广社"，对此我没意见，也许有人认为 185很重要，有人觉得369才是社会出路，结果如何，同样得进入基本形式中
去进行缓慢而琐碎的争议与协商。

至于得出何种结论，老实说我也不关心，因为内容之为物，本应琐碎而平淡。这题在某种状况条件下演算得出5，那题在另一种状况条件下演算得出8，不管5或8，都只是相对性的琐碎之物，我既是个具有正常理性的人，我怎么会对一种相对性的东西欲仙欲死很激情呢？我又不是头壳坏去。

但形式的运作却很重要。林义雄是帮我跟剑桥写推荐信的人，但就在我出国前一年，
1996年，林义雄因为主张总统直选聚众抗争违反集游法。屡次传唤不到，本应拘提或通缉。但检方却害怕林义雄，不敢惹他，竟然说无法拘提也无法发布通缉，因为不知道他家在哪，也不知道慈林办公室在哪。

这很荒唐。要查到他住哪还不容易。明明是不敢抓，却假装说不知道他家在哪里，拖了一两年还是说不知道他住哪。我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就写了一封检举信，附上身份证影本，具名检举通缉犯林义雄的家和办公室地址，恭请警方立即前往逮人。

我之所以检举刚刚帮自己写研究所推荐信的推荐人，当然不是要找他麻烦，而是我相信，任何一个人要怎么抗争都行，但法律该怎么办就该怎么办，而不是遇强则弱，遇弱就变得很强。甘地违法无数，但他始终坚持接受法律制裁，因为这才是一个文明社会之所以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

越是落后野蛮社会，越是重视内容，重视意识形态之区分敌我，甚至以此为赏罚依据。但一个文明社会却理应排斥 "内容" 之渗透。就像下棋一样，不能说因为哪个参赛者很凶，或观念很爱国很正确，或动不动就要翻桌翻盘，于是就让他连 "车" 都能像 "炮" 那样翻山越岭，给予种种特殊待遇。

至于王丹所说，一个翻桌翻盘的A行为出现，无法推论出BCDEFG等等的类似翻桌翻盘行
为也会跟着出现，因此无法推论出翻盘翻桌的结果将发生，因此桌盘都很安全，运作无虞。
这样一个推论，恐怕连打零分都很难，因为根本不知所云。甲抢银行，无法推论出乙丙丁也会跟着来抢，因此银行很安全。有这种推论吗？

而且，事实应该这样说：甲抢银行，乙丙丁戊己庚辛一片叫好，而且凡是对抢银行不敬者一概都会遭到可怕严惩，因此银行很安全。世上有这种推论吗？

我常觉得，你要教一个聪明的学生，几句话便行，但要教一个笨蛋，却往往一个小观念恐怕都得写上一本书来教才行，因为他的脑子和想法一团混乱，你得慢慢帮他抽丝剥茧，清理头绪。
这些都还没问题，但若一个笨蛋笨到吓死人，但他却以为自己好聪明，简直就是天才，于是你才刚说两句不同意见，他马上就会怒骂你没资格当老师，烧你的书，叫你辞职下台，说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不懂政治学，不懂非暴力的民不从哲学，什么都不懂，真是可耻龌龊的老师，要你干脆去死算了。这种学生你能教吗？而这样一种类型的头壳坏去学生，恰恰是这个窝囊反智蠢血沸腾的圆仔花运动的基本特色。

如前所说，林义雄1978年书上一席话，打动我年少心灵，他说：
"我相信：政治是一种科学。我愿抱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非分明的态度，投身
政治。民主的过程缓慢而琐碎，我们必须忍受民主的「平淡」。 "

20年后，我逐渐发现，在他眼里，政治似乎比较像是一种宗教，而且是排他性很强、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那样一种宗教。

把政治看成一种宗教，我倒还能忍受，但如果这门宗教所依据的教旨竟随敌我之不同而有不同运作与解释方式，那么，这样一种宗教其实比较像帮派，所谓教条，竟然可以弹性调整。简单说：众生一律平等，但凡我帮众，相对于敌方，将 "更" 平等。
举个例：

核四公投促进会在大约1995年准备创立之初，他们找上我，说打算成立一个核四公投促进会，同时发起一个环岛千里苦行的运动，希望能把核四厂兴建与否的问题交付全民公投，希望我能找一些医生护士，弄个随队医疗团。

我一听是千里苦行，心里浮现的是甘地当年制盐长征那样一种走到哪就路边睡到哪、餐风露宿、极度体能考验的苦行。所以我一口就答应帮这个忙。

后来发现，原来苦行不但不苦，而且还蛮爽的，吃精致美食，住那种我平常连多看一眼都不敢看的豪华饭店。有一回，我实在是一忍再忍忍不住，于是就内部开炮说这也叫苦行吗？有个林义雄的核心幕僚很不屑地回答说："你是在说什么？！三千多元一晚的旅
馆也叫豪华？！" 我默然。

当时我经常东西两岸往返看诊，常在台北住旅馆，住一晚从不会超过六百元。如果三四千元的旅馆也叫苦行，那我真希望人生每天都能吃这种苦。

不过，苦行不苦不是我现在要说的。我要说的是：核四公投促进会的成立宗旨绝非反核，而是说重大政策若有争议，应交付全民公投，由众人做出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
林义雄说，这才是民主真谛，民主国家的人民应该学习如何当个主人，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少数应服从多数的决定，多数也要尊重少数人的发言权利。

我能认同这个想法，于是我跟医院请了许多假，参与了大部份的环岛 "苦行" 行程。
几年后，阿扁在林义雄的强烈提拔下，打败许信良，代表该党参选总统并获胜。阿扁的政见之一就是承诺在他当选后的当年年底之前，也就是当选后半年内，就会把核四的兴建与否，交付全民公投决定。

结果，阿扁从2000到2008足足当了八年总统，但他们过去所热烈吹捧的核四公投呢？毫无踪影。不但不公投，核四预算还一再追加。之间核四确曾一度停工，但因经济影响重大，旋即又恢复兴建。

八年是很漫长的时间，林义雄及其核四公投促进会，有没有逼阿扁发起公投？没有。但林义雄确曾在2002年左右公开表示：一个硬要兴建核四厂的政府，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他还说：一个政府，如果不肯举行核四公投，那就是不尊重人民基本权利，这样一种公职人员应立即撤职，因为这种人不适合担任民主国家的公职，这样一种不愿同意发起核四公投的政治人物，更是一定要逼他下台才行。

结果呢？有没有哪个民进党政府公职人被撤职查办？有没有哪个民进党政治人物因此下台？没有，一个也没有。而且，这个 "没有任何存在价值的政府"，林义雄照样在2004
年继续支持，照样连任。他们原本所鼓吹歌颂、让人民学习怎么当主人的民主万灵丹--核四公投呢？一点影子也没有，仿佛根本没有这回事。

可是，当马英九一上台，核四公投乃是民主神圣万灵丹的声音又旋即出现。而且，每逢选举就会拿出来操弄一番。于是，就在去年，国民党决定同意透过公投确立核四的兴建与否。
很奇怪的是，林义雄和民进党此时却誓死反对，说核四公投是民主的恶作剧，是在捉弄人民，侮辱人民的智慧云云，谁要主张核四公投，谁就是捉弄人民的无耻政客；主张已经投入几千亿的核四不应公投，必须直接废止兴建。

我不知道各位究竟怎么想的？就我而言，实在非常痛苦，因为我有着一个正常人的基本正常理性，我没有办法把头脑做这样一种分裂式思考。

同样一个东西，一下可以说成这样，说得如此神圣，谁要反对核四公投，谁就是民主公敌；一下却又能说成那样，谁要是主张核四公投，谁就是在藐视人民智慧，谁就是无耻政客；至于若有人胆敢支持核四继续兴建，简直就是万恶不赦的人类公敌。

天底下，断然没有 "凡是硬要兴建核电厂的政府便无任何存在价值" 的这样一种普世价值宣称。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核电厂，难道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没有任何存在价值？

如果有人一定要如此认定，那我也没什么话好说，可是，这话显然应该改成 "凡是硬要兴建核电厂的 '敌人政府'，都没有任何存在价值。" 至于 "我方" 政府呢？要盖几个
核电厂似乎都没关系，追加多少预算也没关系，政府及一票政客不但有存在价值，而且还继续大力帮他们助选呢。

我绝不认为林义雄是 "故意" 操弄，他不是那样的人，问题是，一个以为自己很中立的人，事实上所做所为不一定真的中立。许多时候，人没法看清自己之所为。但林义雄之外的那些绿色生物，当然全是操弄议题、翻云覆雨的高手。

核四盖不盖，不是一种价值选择，更不是一种蕴含必然对错的普世价值。核四盖不盖，纯粹只是一种利害考量，而无绝对性的对错。

而且，一个人即便他反核电，也不一定要反核四，非核家园目标难道不能逐步进行？即便你反核四，你仍然得尊重别人或许有跟你不一样的判断与选择。

如果这事影响重大，那就透过公投来做个决定，而不是眼看各种选举又要到了，我敢打赌，肯定又要开始把一些纯属利害判断的相对性政策给神圣化成一种 "你若不支持我方说法便是全民公敌" 的绝对价值。

当然，这岛上的人喜欢这样搞事情以寻求刺激，我也没什么话好说，毕竟我这些话十几年来都不知道讲过几百几千次了，讲得也挺累。慢慢我也觉悟了，想讲话的动机也越来越低，反正即便是疯狂也是一种自由，人们爱怎么样就由他怎么样；剩下的，就只是我个人看要怎么想法子图个清静的问题。

我发现，世上任何势力再怎么强大，哪怕它强大到可以瞬间击毁整个银河系的所有星星，但我身上恰恰有一样东西能胜过这一切，是无论如何都拿不走、赢不了而且也打不散的，那就是我心里那架钢琴。如王洛宾所说，"手断了，心还在弹，没有人能使我离开
音乐"。

我看许多鸟人，左右逢源，叱咤威风，我们简直连他的一根汗毛都打不过，但有一事他绝对赢不了，那就是我的尊敬，我的爱。

我能理解声望如日中天、获得举世尊崇的罗素为何如此在意维根斯坦对他的一点点评语，稍有批评，罗素每次就好像就很受伤的样子，有时还得赶紧冲回家找阿那达哭诉。原因无它，因为得到一个当真的人的尊敬很重要。对我而言，也许人生很难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如果林义雄真的确信反对核四兴建是 "广大多数民意"，为何过去所主张的核四公投如
今却变成反民主？不公投怎么知道所谓广大多数民意真的反核四？

如果林义雄真的在乎民主，为何总是要直接帮大家提出各种 "正确答案"，然后强迫大
家一定要接受，否则便又是反民主；民主就是大家说了算，难道会有什么正确选项可言？

再说，国民党既然是广大多数民意所赋予政权的党，为何他们不管做什么都是反民主？有这种道理吗？如果只要是 "敌人" 当家就不叫民意而叫反民主，那我们何必选举？就恭请下流龌龊的民进唬烂党来永久执政帮大家决定一切不就好了？

我完全不相信绿营人士的人品及其一切所作所为，但我丝毫不怀疑林义雄的用心之良善无私，我同时也相信，依林义雄的个性，若扬言无限期禁食，就会禁食至死，不达目的不停止。可是，政治难道不是一种众人之事？难道不是一种诉诸理性的科学？政治为何总是要搞得像什么神圣宗教、只许一种正确颜色，一种正确声音，否则便又是一堆帽子，一堆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罪名。

一个人自以为是的良善，往往会带给旁人难以想像的折磨和悲剧。不过，这几年我一直有个想法，一群人，或一个社会，它打算怎么搞，不如就放手由它去，顺其所求，就跟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一样，旁人已经一再示警，一再说出他应该说的了，如果盲人瞎马仍执意向前，何不就由他去，只要他高兴就好。

至于不高兴的，不管是广大多数民意还是少数民意，就自己看着办，自己想法子看要如何自处，如何图个清静，或是干脆择良木而栖，想办法找个文明祥和、有 "彩色电视" 的地方过活。这鬼岛是黑白的，而且只有一个频道名叫 "反中爱台"，我实在看不惯黑
白电视。

禁食做为一种运动手段，近代主要代表人便是甘地。甘地认为，禁食无非是透过自苦，反省自己的作为，或做为一种有关基本普世价值的提醒、呼吁、纪念或抗争，例如甘地数度绝食，忏悔自己的不合作运动所产生的伤害，或是要求不同族群教派之间的血腥冲突完全停止等等。

从未听闻以禁食来强迫社会大众必须在一种见仁见智的公共政策上顺遂一己之意。更不应宣示若目的若不得满足，便是对手或异己一方 "杀害了我"。不管有意无意，这听起
来无非就是会挑起一种更大的冲突及仇恨：我若不幸死掉，你们要记住，是 "那些人" 杀害了我。

天底下有这样一种 "非暴力" 吗？ 1989年，林义雄假释出狱。那年，我在彰化基督教
医院实习。有一天，我在外科加护病房工作，那天刚好值班，深夜十点突然有人在加护病房外按铃，来探病者就是林义雄，探望当时一位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叫陈涌源，是个妇产科医师，遭黑道枪击头部重伤生命垂危。林义雄那时非常反对党外或民进党参与选举，一直到九零年代初期仍然维持同样看法，他认为，参选者全是一些陆梁小丑，无耻政客，选举不可能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

他同时也很反对蓝绿对立，因此，当国民党立委遭到枪击，他便主动跑来病房关心。我看到他来，很惊讶，也很感动。不久之后，他便去美国、英国和日本游学，其间曾短暂回国，带回一本自己写的小册子叫 "心的锤炼：浅谈非武力抗争"。我问他小册子里头
提到的一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GeneSharp 写的《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一共上中下三册）要去哪里才买得到？他说台湾应该没得买。一两年后大约1991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回台湾，有东西要送我。于是我们就见了面。他要送我的东西就是 Gene Sharp这三套书。

我曾一度严肃考虑要出国跟随 Gene Sharp教授门下，研究非暴力抗争这东西。但我其
实不觉得他这几本书写得好，我常开玩笑说如果Gene Sharp活在台湾，那他一定能把这书写得更好，因为台湾恶劣的政治环境肯定能提供他写作思考上的深度。但不管怎么样，林义雄送的这三套书，算是我对非暴力抗争这东西一个初步认识的渊源。

造化弄人，我从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们彼此会站在世界的对立面；更没想到这一天早在1998年我出国第二年便来临。林义雄的慈林文教基金会大楼，早在动工之前我就几次造访它预备动工的地点，拍照纪念，持续关注这个基金会从无到有整个发展的一举一动。

我毕生的所有党外经历中所取得的各种珍贵史料，也在我出国前，全数送给慈林，好几大箱，包括许信良1985年在美国成立台湾民主党准备闯关回台前和彭明敏等人的一场半公开聚会的录音带，包括朱高正第一次在立法院讲台语结果和一群老代表打群架的整个过程，甚至包括美丽岛事件发生当下、镇暴部队准备开始打人时的群众喧嚣录音及演讲等等。

可是，就在1998年那时候，爱台湾的声音开始出现，我很惊讶怎么这种法西斯的幽灵竟跑到反对党身上来了。不久之后，我写了 "给长老教会一封公开信"，表示对这种法西
斯精神的不安与不满。不久，民进党越来越荒腔走板，比过去的国民党还卑劣。我写了几封信和文章，在私人之间流传，表示我对这个党的迅速堕落感到很不以为然。

当时，林义雄是这个党的主席。

几个月后，慈林的网站竟然出现抹黑我的文字，说我是国民党卧底的打手等等。我看了觉得很可悲。于是从英国写了一封信给林义雄说，你是慈林的创办人，林太太是慈林的挂名董事长，你们应该为这种抹黑手段向我正式道歉。

林义雄不久就写来一封越洋挂号信，以公文形式表示歉意。我看了很失望，因为重点并不是我个人要一个毫无意义的道歉，重点是，一个说要以爱、慈悲与非暴力为精神的文教基金会，为什么连我这样一个与之渊源甚深的人，仅仅因为我反对以所谓爱台湾来做为一种政治斗争及思想检查的武器，便把我这样一个饱受国民党伤害的人抹黑成国民党的卧底打手。这样一种作风，或对于这样一种作风的欣赏或纵容，显示着什么样的一种品性或价值观？这样一种品性的一群人，成立一个党也好，一个组织也罢，或从事什么伟大社运都一样，我不相信他们能干出什么好事，正如我不相信一条脏抹布能把桌子擦干净一样。

差不多也在1998-1999年那个时候，我和这个党以及这群所谓同志便逐渐分道扬镳，而
我也开始遭到来自这个党的各路支持者十几年从不间断的各种抹黑、骚扰、威胁与攻击等等等。

我手边有许多信，五个半人高的大麻布袋那么多，日后有一天，也许五十年后，当所有相关人士包括我也全都死了，失去一切现实意义了，或许会有点历史价值。这些信印证了一种转变，一种堕落。在某个意义上看来，它其实也印证了一种怜悯的需求；人力终究无法成就任何事情，除非老天爷给个怜悯。就像咱们罚站运动也站六、七年了，像个铜像似的矗立原地，苍白而无力，仿佛朝沙漠里洒下的一滴泪水般无济于事。唯一能盼望的还是天，唯神能恕，唯神能洒下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