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对新四军“皖南事变”之外的事迹,闭口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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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实是——新四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国民政府!

【中共对新四军的割据指示】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只听命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坚持要求部下“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1]:302

由此与毗邻战区的留守国军屡有发生摩擦,互有数百人规模的小型武装冲突。毛泽东曾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2]:753-757

当时中共认为,要开辟苏北,最大障碍是国军韩德勤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部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进入苏北[3]:1-16。

所以新四军在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时与处于同一战区的国民革命军发生武装冲突。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
,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抵达南陵,5月16日分成
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4]:240。

【国军在韩德勤的指挥下,积极开辟江苏的敌后战场】

苏北地区徐州失守后,由6万正规军防守,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省府设在阜宁
,徐州群众动员委员会李明扬也留下来,1939年2月和3月间,日军占领海州,主力转移后国军立即收复,4月日本人宣布苏北游击队得到八路军增援;苏南地区是顾祝同第三
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许多游击队包括新四军在此活动,而新四军控制着长江以南从南京到常州一带地区[4]:267-268。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
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4]:268-269。

【黄桥事变中新四军图穷匕现】

1940年7月,江南新四军突然渡江,占领原何克谦驻守之黄桥。1940年10月初,江苏省
政府主席韩德勤集结26个团(兵力3万余人)意图夺回黄桥,与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
第一支队”(兵力7000余人)发生交战。因国军各部相互之间另有矛盾,黄桥地区陈太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抵制韩的进攻命令,在战役中唯有韩部嫡系部队约15000人孤军
深入,而新四军约5000战斗人员则以逸待劳,致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战败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或被俘[5]:186。10
月11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在东台县白驹镇会师[6]:300。

【蒋介石批评新四军并令其限期北撤】

10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黄桥事件的再度发生,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电报在细数1940年的国共冲突后,指责说[7]:138:

“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注 1]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
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

【新四军积极与国民政府谈判撤军路线】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从11月9日立即开始与第三战区协调北调路线。其目的有二
:一是尽量取得国军的同意,另一则是尽量选择一个日军拦阻力量较少的路线。

国军起初给新四军指定的备选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是经繁昌、铜陵地区渡江到无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沟通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部队之间联系的交通线,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至皖东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从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开始,军部通过这条路线向江北部队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叶挺军长于1939年5月到江北视察,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优
点是路程较短,群众基础较好,沿途所经地区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和江北无为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要经过五十余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得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

第二条路线是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这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有利的方面是:路程也较短,沿途设有许多兵站,群众基础较好,同时苏南我军可以接应。不利的方面是,需要经过国军108师的防地,国民
党方面只同意新四军非武装人员据此线北移,而不同意战斗部队沿此线北移。1940年12月初,皖南新四军后勤机关人员1700余人人即循此线辗转北移经苏南到苏北地区。

第三条是由军部驻地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再到苏北的路线。这条路线大致上就是后来皖南新四军移动的路线。这条路线群众工作基础薄弱,路程也比较远,又是向国民党的后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不利。但在国民党同意皖南新四军部队沿此路线北移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尚未完成对新四军进行“围歼”部署的情况下,只要新四军行动迅速、坚决,由此路线胜利北移是完全可能的。

皖南新四军最初计划走第一条和第三条路线,即同时东走苏南和往北走繁昌、铜陵两条路线转移。叶挺于11月上旬亲赴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洽商皖南新四军北移事宜。

据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钱俊瑞回忆说:“十—月九日(即发出佳电那一天),叶军长即从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云岭,起程到上饶,谒见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洽商—切有关北移的问题。”商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为:“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此路线即第三条路线。)

傅秋涛(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回忆说,我军决定北移后,叶挺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军不得拦阻。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于沿途保护。(该回忆同样说明,国军第三战区至少在11月份仍同意新四军沿第三条路线北移。)

项英的警卫战士郑德胜(1955年授中校军衔)回忆说:叶挺军长亲自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我军北移问题,“国民党要新四军由云岭出发,翻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经天目山进苏南,再过江到苏北。”“转移前,项英还派人到上饶找顾祝同要求增补武器弹药。“顾祝同说我以人格担保,从云岭到宁国没有一个日本兵”,待到宁国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该回忆同样说明,国军第三战区至少在1940年11月份仍同意新四军沿第三条路线北移。同时国军还承诺了武器弹药的补充)

顾祝同虽然是战区长官,但和新四军毕竟隔了一级,所以,在新四军北移路线的具体执行上,1940年11月中旬,叶挺在宣城周王村会晤了直接领导,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

上官云相层次虽然低一些,但因为直接负责作战,反而比顾祝同要难缠。上官云相将新四军北移路线由苏南北渡改为由泾县往北开,然后在芜湖以西的荻港附近过江到无为,理由是这条线最近。但叶挺认为日军已严密封锁芜湖一带江面,大部队无法偷渡,为安全计,仍坚持由苏南北渡。上官云相表示,皖南新四军东开进入苏南,在镇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这仅限于非战斗部队,至于新四军之战斗部队,仍要从驻地往北开,进入沦陷区。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经过几次谈判,上官云相已基本掌握了新四军的移动方向。他认为“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其实,上官云相对新四军先南而东再在苏南渡江的路线是心知肚明的,这条路线是新四军屡次向上官云相和顾祝同明确提出的,但上官云相故意将这种移动路线称为“南窜”,并大造舆论,称“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一旦发生冲突,责任可以推到新四军头上。

皖南新四军非战斗部队开始侦察北移的时间是11月28日,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日拂晓,刘少奇、陈毅的华指部队开始进攻韩德勤。从这个时间,到蒋介石明确宣布封闭苏南路线的12月10日,历史给皖南新四军北移留下了12天宝贵的时间。

【国军岂容侮辱!挫共军于曹甸】

11月14日,军令部将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呈报给蒋中正,准备集中第三、第五战区主力,第一步先“肃清”江南新四军,第二步“肃清”所有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但蒋中正担忧此举将导致苏北韩德勤所部遭到新四军报复,因此国民政府并不准备在新四军北移之前在苏北展开军事行动。然而新四军方面苏北将领则激进的多,时任华东局书记的刘少奇在接连取得半塔集、郭村、黄桥三大胜利后,认为以军事手段完全可以解决韩德勤,而解决韩德勤后,华中整个局面就焕然一新。因此反倒急于发起对韩德勤的进攻。11月11日,刘少奇致电延安,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毛收到后急忙当天复电制止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指出“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明令“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其真实原因是担忧主动打击韩德勤将致使皖南新四军立即遭受国军报复围歼。

[8]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9]:
486[10]:394。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
政委,陈毅代理总指挥[11]。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11月22日,刘少奇、陈毅将再次电报延安,称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此电表明,刘、陈、黄已无视毛泽东11月11日回电自行其是,也置皖南新四军同袍之生死于不顾。毛泽东无奈回电同意但请其将进攻时间延后数日,“同时此回电抄送叶、项”,提醒其苏北作战无可避免即将开始,皖南新四军应尽速北撤。

新四军军长叶挺收到毛泽东电报后大为担忧,立即意识到曹甸一战必将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11月29日叶挺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复电,一面安慰叶挺“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但同时命令皖南新四军应当:1、“现在开始北移”;2、“分批北移”;3、“十二月底移完
”。

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驻有韩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5000多兵力。而韩德勤在兴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独六旅等亦约5000多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为此,曹甸已成为消灭韩德勤的最大障碍。

1940年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时,遭受重大打击的韩德勤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致电告急。12月3日,何应钦接到韩德勤的告急电报,他把苏北战事同皖南新四军北移进行
联想分析之后,发觉如果新四军经苏南北渡,势必增加对韩德勤的压力,遂提笔在此件上批道:“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本案请照上意速呈委座核示。”此电表明,国军歼灭皖南新四军军部实为临时决定,而非蓄谋已久。

毛泽东覆电后,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中共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无为
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中共中央认同。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师与新四军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12]。国民政府方面大为恼怒,转而拒绝皖南新四军东进从苏南渡江的方案(怕皖南新四军与苏北新四军会合后再打韩德勤),重新命令皖南新四军必须直接北上,从安徽铜陵、繁昌间北渡长江,并延长最后期限至1940年12月31日[9]:491。但中共方
面认为国民党规定的直接北渡方案是阴谋,皖南新四军最终坚持走东进再由苏南北渡的路线[9]:492。此外,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云岭,并不按中
共中央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13]:176。12月初,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等新四军皖南非战斗人员1700余人开始经国军52师和108师防区向江北转移,
后陆续安全到达苏北[14][9]:490。

曹甸战役新四军战败,后果严重,结果令国军大感欣慰,由此也不必再因顾虑韩部影响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决心,因曹甸战役证明新四军根本不具备消灭韩德勤的实力。且曹甸战役与此前半塔集、郭村、黄桥又不同,此战新四军并非劣势兵力防守反击,而是主动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国军,结果还战败,可谓政治、军事双双失败。国军既有了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口实,又有围歼的信心,后者遂陷入极其危殆之局面。

12月7日,蒋介石正式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表示应“暂
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15]:114-115。国民党高层此时在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上,态度比蒋介石更为急切[9]:494。10日,蒋介石命令顾祝同:“该战
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6]同时还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要求[9]:495。

1940年12月13日16时,八路军新四军攻击部队开始运动,19时半总攻开始。因地势平坦,河沟阻隔,国军炮火攻击猛烈,至21时许,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团攻入曹甸西北角炮楼,但此时新四军在东北、东南两线的攻势尚未展开,使国军得以集中兵力在西线组织反击;22时许,新四军第一纵队经过近迫作业,越过濠沟,不久突破东小圩,占领了部分阵地。可是,此刻八路军在西线的进攻都处于间歇期,致使国军得以在东线进行反击。新四军进攻的先头部队未能巩固住前沿阵地,后续部队受国军炮火压制,无法向前运动。直到14日拂晓,曹甸东、南、西三面均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新四军虽突破国军前沿阵地,但未能突破曹甸国军的基本阵地。

刘少奇于12月15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称:““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3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事不过三,一旦南窜务必全歼!】

1940年12月27日,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的指令,在徽州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第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第三十二兵站分监李锡庆、第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等。第一O八师师长戎纪五因在宁国前线、第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在南陵前线,未能出
席会议。

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确定围歼皖南新四军的指挥人选及兵力配置问题。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在会上传达顾祝同的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这次打算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

会议在研究使用兵力时,第三战区长官部原计划只使用6个师,但在会议进行中,蒋中
正派专机送给顾祝同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由顾祝同派人送给上官云相和参加开会的各军、师长看过,主要内容是蒋指示顾祝同转上官云相和有关的军师长注意,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地把新四军消灭,不使漏网。顾祝同因而指示上官云相,在部署方面要特别慎重。上官云相于是请求顾祝同准他多使用兵力。这样由上官云相统一指挥的国军,除了原来的四十师、一O八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新七师6个师外,又增加了从浙东前线调来的七十九师和从浙西调来的六十二师。此时的皖南已屯集了国军8个师计8万余人的强大兵力,且并立着第三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总部,在对日作战紧张的1940年,如此的兵力部署是极不平常的。

上官云相布置方日英的第四十师进驻三溪,此地位于云岭以东南30公里左右,这样,国军便在新四军军部云岭以南地区布下了口袋阵,只要新四军一违令“南窜”而不是遵令北进,就将处于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1941年1月3日,蒋中正直接致电叶挺,指定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

(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雎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

(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96%E5%8D%97%E4%BA%8B%E5%8F%98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7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邓子恢等著. 《星火燎原 18》.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1. I
[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人民之戰》. 香港: 和平图书. 2016.
[5] 粟裕. 《粟裕回忆录》.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7.
[6] 郑云华; 舒健. 中国革命战争纪实 抗日战争 新四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7]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编). 新四军 参考资料 5.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8] 黎汝清. 皖南事变.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585.
[9] 杨奎松.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0]吴景平; 曹振威. 中华民国史 第九卷(1937-1941).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1]于化庭. 中共军事斗争史略 下. 济南出版社. 2016: 371.
[12]徐君华 等. 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230.
[13]《新四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编). 新四军战史.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14]王辅一. 项英传.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431–433.
[15]该书编选组 (编). 皖南事变资料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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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关大道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中共太鸡贼,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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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100倍报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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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战役——新四军对国军“偷家”被报复

黄桥战役,又称黄桥事件,是1940年10月,苏北地区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与黄桥所属战区的国民革命军第89军之间发生的中等规模武装冲突。

1939年3月,南昌沦陷,江苏已成敌后,新四军越区自行扩大抗日根据地,与毗邻防区
的国军发生摩擦,其间互有小规模武装攻击。1940年新四军北上,进入苏北时任省主席韩德勤的防区,7月接近黄桥镇时,驻黄桥“日军久攻不下的”国军先自行退却,新四
军旋即进驻黄桥,此举引起韩德勤的不满,韩请示蒋介石,却只得到含糊回复。于是韩集结了4倍于新四军,即约1.5万人的兵力,向新四军进攻,新四军获得胜利,一举将国民革命军第89军消灭,也占领了姜堰,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战败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

此役是新四军改编以来遇到的最大的战役之一,该战役的防御对象并非精锐的日军或汪伪部队,而是参加过徐州会战的抗日将领、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属的抗日主力部队。此“抗日主力部队”的战力表现却令世人大跌眼镜,韩部掌握进退主动权却混乱不堪,数倍对方的重大伤亡,又加上陈毅在战前已对国军陈泰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渗透,因而在战役中唯有韩部嫡系部队孤军深入,而新四军战斗部队四千余人,以逸待劳,轻松取胜,新四军声称国军1.1万余人伤亡或俘虏,国军声称的伤亡数字是
官兵“五千余”。

,1939年5月,陈毅派遣叶飞率领第六团赴国民政府所属江阴、无锡、常熟地区活动。
陈毅、粟裕遂决定,陆续派遣部队北渡长江,向长江北岸发展。[3]:159-163。经过几
个月作战与发展,至11月底,新四军已有数支主力到达苏北,控制了长江渡口,新四军跨长江两岸,占据有利态势。[3]:164-166

1940年初,主持华中的刘少奇制定战略先集中发展苏北。粟裕率领所部新四军进入苏北。当时新四军实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1940年4月5日,毛泽东于“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中认为:“华北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蒋介石企图划定华北为我两军(新四军、八路军)防区,我之斗争艰苦,不入华中(国军防区)不能生存。”

八路军及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和警惕。随着新四军自西、南两面,八路军自北面逼近苏北,尤其是皖东的新四军正处于苏北国军与重庆后方的联络补给线上,使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胁。

1939年,韩德勤出动正规军包围突袭了进入本辖区内东海县的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活动于高邮湖以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当地的陈文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是民间抗日武装。陈文仰慕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治军有方,遂派员与中共苏北工委取得了联系,主动请党整军。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批准,委派苏北工委委员吕镇中及陈淦去陈部创办教导队,并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韩德勤因陈文屡不听调遣,仍在扩充部队并有投共之嫌,派主力八十九军突然将其包围,狠打一个星期,全部缴械或杀害,团长陈文也遭谋杀。

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
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

1940年,3月5日,八路军包围延川县政府,并将保安团缴械,随后中共派出萧华部,歼灭国军山东省保安第25旅。同年4月,中共乘胜追击,集结八路军精锐,袭击国军高树
勋、朱怀冰及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锺麟部,并获得胜利。新四军亦于7月4日起发动对国军李明扬部的攻击。中共并形容此类对国军作战战果为“反摩擦斗争的胜利”。9月,协
同新四军开辟苏北的南下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第一、第二支队和新四军第五支队,分别抵达涟水以北地区和大运河西岸,与新四军苏北部队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1940年4月15日,毛泽东、王稼祥电令刘少奇、项英抵抗韩德勤的部队:

第115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北前进,估计
约三个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4]:186

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

一、为对付韩德勤的进攻,第一一五师彭吴支队约一万两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发,向苏北前进,约三星期内可与刘少奇配合夹击韩德勤。韩德勤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我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惟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二、左权、黄克诚率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一万两千人已从太行山出动,不日到冀鲁边境,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4]:186

1940年7月,粟裕指挥新四军出其不意的渡过长江,驻守黄桥国军何克谦部(属桂系)
不战而逃。国民政府中央于7月16日通过中央提示案。8月,国民政府参谋长何应钦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停止不法行动,苏北、山东并非各该军作战区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规定作战境内。”[6]1940年9月,中共得知国民政府第92军李仙洲企图以三个师援助已遭新四军打击的韩德勤,毛泽东立即下令八路军第二纵队杨得志急行军到新四军第四纵队彭雪枫所在地,115师第5旅到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张爱萍所在地。9月3日,韩德勤集结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和保安第三旅为右路军于姜堰,集结第117师(欠1旅)、独立第6旅(欠1营)、保安第一旅(欠2营)为左
路军于曲塘,共同进攻营溪。9月6日,保安第一旅被歼灭2个团,进攻失败。新四军释
放了该旅被俘副团长以下全部人员,确保了该旅在后来的黄桥战役中逡巡不进,中立观望。9月13日,作为报复,新四军进攻姜堰,次日即攻陷该城。9月30日,韩德勤集中其大部兵力,由海安、泰州等地分三路向黄桥前进。这时,八路军南下部队尚在老黄河一线,第五支队仍在运河以西,难以对苏北部队进行战役配合。经过审慎研究,为了赢得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的时间,新四军陈毅决心以劣势兵力在黄桥地区独立同韩部决战。粟裕协助陈毅具体组织战役并负责战场指挥,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歼击韩部。9月30日,新四军撤出姜堰,却并不将姜堰交还韩德勤,
而是通知非韩嫡系的李明扬、陈太运前来接防。李明扬大喜过望,不仅不通知韩德勤,甚至也不知会陈太运就单独前来接管了姜堰;于是新四军又另送给陈太运一百多条枪。这些离间收买的举措进一步分化了国军。撤离姜堰到达了新四军的底线,黄桥战役一触即发。[3]:169-171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战役,陈毅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领全局”。此役国军集结26个团3万余人,于9月30日出动,因受阻于暴雨,迟至10月4日开始进攻黄桥,新四军防守兵力为7000人(其中战斗兵仅5000人),重装备很差,
全军才1门迫击炮。国军虽有战役发起的突然性(黄克诚部直至战役结束未及南下支援
)以及总体兵力的优势,但战役指挥失当,兵分多路,直接进攻黄桥兵力不足,给新四军以各个击灭之机。此外,由于新四军战前的一系列孤立韩德勤行动,使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以及部分非韩嫡系部队于战役中坐视韩部嫡系被围而不施救援。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到,“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
,黄必攻韩’”,计划以黄克诚部急行军南下救援陈毅粟裕,但韩德勤早有准备,于战前将老黄河等多条河流渡口船只全部烧毁破坏,严重迟滞了黄部南下进程,直至战役结束四天后才抵达尚距战场近80公里的东台白驹镇。毛泽东集中兵力防守黄桥的企图落空,陈毅粟裕部面临孤军困守的境地。

国军部署是,以韩德勤部嫡系李守维89军、翁达独立第6旅共15000人为主力,分经营溪、古溪、祖师庙、加力(地名)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为右翼,以5个保安旅为左翼,分别进攻黄桥以西和以南,并掩护中路军两翼安全。针对韩
军进攻部署,粟裕认为,“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但此次实力较弱各路非嫡系杂牌军已暗中表示中立,先攻击之于政治不利,且即便杂牌危殆,韩德勤也必定不理会其存亡而是会以先尽力攻下黄桥为根本目标,故而首战应直指进攻黄桥的先锋韩德勤嫡系翁达旅,翁达独6旅装备精良,该旅下辖2个团,每个团装备8门捷克造81毫米
迫击炮,每个营装备6挺捷克式重机枪,每个连装备9挺捷克式轻机枪,该旅步枪系捷克式和中正式步枪。一旦翁旅被歼,各路杂牌必然不敢动作,且能予敌士气以严重打击。”据此,粟裕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10月4日下午三时,翁达独
立第六旅攻至黄桥以北2-3公里处,粟裕令第一纵队立即出击,以逸待劳,仅三小时全
歼翁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此时国军第33师猛攻黄桥,几乎突入城内,但原定中路进攻的89军李守维部却未能在此时到达黄桥,原来正在行军中的李守维得知翁达正被围歼,惊恐之下,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向黄桥进发,反而命令所部原地构筑工事防守,致使三十三师的进攻功亏一篑。10月5日,已歼灭翁旅腾出手来的新四军各部包围
33师和89军,当天歼灭33师,次日歼灭89军。至此,战局大势已定,为免更大损失,国军残余各部当即撤离战场。此战,与新四军早已暗中输款的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毫无损失。计从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旅、保安第五旅各一个团,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国军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阵亡,俘虏国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
药和军需物资,新四军取得胜利。[3]:186新四军乘胜追击,进占海安、东台等地并重
占姜堰。十月十日,新四军苏北部队前锋与南下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之白驹镇。韩德勤率余部1000余人向兴化撤退,新四军追至东台即因“政治原因”放弃继续追击(兴化时为江苏省政府驻地)。

黄桥战役使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站稳了脚跟。[8]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向朱德、彭
德怀、叶挺发出皓电:

先前八路军徐向前于8月14日偷袭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扩展地盘,影
响抗日行动,后面的新四军陈毅及管文蔚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又偷偷
袭击江苏省政府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并切断国军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严令制止,仍顽不遵命。复于10月4日,向苏北朝鲜主席猛攻,韩部独立6旅16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
攻击89军掳去第33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千人,并导致89军军长李守维“冲入水生死不明,经查苏北、鲁村均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谈后提示方案则延怠不遵,而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7]:266-271页

1940年11月4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将领,要求他们学习陈毅在黄桥战役中分化、瓦解
国军抗日部队的经验。[8]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反过来指国民党挑起摩擦的投降活动、亡国活动。[9]国民政府何应钦、白崇禧再发齐
电:

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以来,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利用中央一再优容爱护之厚意,冀逐渐扩充而一气贯通晋、冀、鲁、苏,完成其外线长蛇之势,又无与敌寇纠缠之劳;驯至师行所至,见敌则避,遇友则攻,……故一面兄等部队方庆握手苏北,渲染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6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庆祝通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6%A1%A5%E6%88%98%E5%BD%B9

[1] 《黄桥战役和曹甸战役的真实伤亡数》. 独立评论网,文章中有中华民国国防部
档案链接。. 2016年6月10日.
[2] 《粟裕做的三道“数学题”》. 中国非公企业党建网. 2013年5月19日.
[3] 粟裕回忆录 (2007),第七章
[4] 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军委会对苏鲁战区指挥部署文电》(1940年),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787-3518
[6] 陈鹏仁. 毛澤東抗日策略:由「不打硬戰」到「抗而不戰」. 《中華軍史學會會刊 第三期》. 中华军史学会. 1997年.
[7] 谢幼田. 中共壮大之谜: 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明镜出版社. 2004年3月.
[8] 刘干才 李奎. 华中抗战大纪实. 团结出版社. 2015年5月.
[9] 中共党中央.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1940-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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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ubashi

奸党奸军,俄疣代理。
【 在 minquan (三民主义) 的大作中提到: 】
: 因为事实是——新四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国民政府!
: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
: 是新四军事实上只听命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坚持要求部下“不受国民党的限制
: ,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
: 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1]:302
: 由此与毗邻战区的留守国军屡有发生摩擦,互有数百人规模的小型武装冲突。毛泽东曾
: 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
: 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
: 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 ,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