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山下乡的五毛有请

我做知青时经历的一些事

说来有点奇怪，我本来是一个对数字不太敏感的人，如家人的生日时间，除个别外我都不记得。但是对于40多年前下放做知青的那个特殊日子，我却记忆特别深刻。

那是1975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一。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过年的气氛还没有散
去。在一阵刺耳的鞭炮声响过后，一辆大型拖拉机便把我们9位懵懂青少年拉到了几十
公里外的长塘公社林山大队（位于湖南湘中地区）。

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知识青年”这份“荣誉”，是因为我们父母的职业或是普通教师或其它行业的职员，在当时特定的计划经济下，我们作为非农业户口，吃上了一份“国家粮”罢了。虽然称为“青年”，实际上，我们中大多数年龄都在十六七岁，年龄最小的仅15岁多，只不过还是少年而已。但因我们一直生活在小城镇，又吃着“国家粮”，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或就业，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洪流中，无论我们是否情愿，到农村去便成为唯一的选择。

虽然此时已进入文革之尾，但上山下乡运动依然方兴未艾。区政府拨款在林山大队离公路不远的坡地上为我们建造了一栋红砖平房，虽然没有粉刷装饰、没有地砖楼板，但保证了我们每人一间集中居住。我们知青点一共9人（后来又增加了了1位东北过来的女孩共10人），户口分别下到生产队，我分在新屋湾生产队。我们作为各个生产队的劳动力抽调到大队茶场集中劳动。

我们所下放的林山大队位于高耸的大峰山下。一条小河从大山深处蜿蜒流出，把村庄划分成两半。这里地势平坦，有成片的稻田。村庄周围有不少耸立的丘陵或山坡，大队已经建立了茶场，山上生长着成片的茶树。从远望去，绿油油的茶树与各种灌木、庄稼融为一体，连成一片，浓淡相宜，仿佛是一幅美妙的水彩图画。

大队茶场本来人数不多，我们到来后，正常情况下一般有20来人劳动。遇到忙碌季节，再从各个生产队抽调人手偶尔可以达到三、四十人。劳动是紧张和辛苦的。每天清早起床后，沿田间小路步行十多二十分钟到达茶场，吃过早餐后便荷着锄头出工了。我们在荒山上开出成片梯田，种上幼茶；给茶园除草松土施肥；为充分利用土地，也为了改善土壤成分，我们在茶树的空隙种上花生、黄豆。采摘季节，我们将采摘来的新茶进行分类、烘炒、揉搓、晾晒，将其制作成简单的绿茶。

因为是体力劳动，大家在上工每个半天的中段可以休息十多或几十分钟不等。用来喝水、如厕、恢复体力。这短暂休息时间往往又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我们可以和群众一起逗玩搞恶、嬉笑打闹、说那些使人脸红的粗话。

在这段时间，我们偶尔还用新鲜茶叶和自己种植的黄豆、花生和玉米打制擂茶，每人喝上一大碗，顿时口香肚饱，疲惫全消。

那时茶场做饭烧水都用柴火。因此我们有时还要进到往返十多公里的大山深处去砍柴。砍柴实行按劳计酬方式，每百斤柴记10个工分。当时按照一般的计算方法是，一个全劳动力出勤1天记10个工分，我们下放时年龄大都尚仅十六、七岁，还不算全劳动力即不
能记10个工分。

下放的第一年是国家配发口粮，到第二年就完全靠自力更生凭工分解决吃饭问题了。因此大伙都希望自己多挣点工分，尽管肩头负重相当吃力，但是我们男知青每次砍柴大都是百斤以上。说实在的，在当知青的那三四年里，如果不是在特殊时期下到户口所在生产队而仅是在大队茶场劳动，虽不能说劳动轻松强度不大，但是大家都朝气蓬勃，生命力旺盛，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相比之下，倒是肚子的饥饿感觉明显。因为我们十多岁年纪，正在长身体的时期，需要有充足的脂类以及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加上体力劳动消耗多，需要补充大量能量。记得下放的第一年是国家每月供给我们45斤大米（还有1斤食油），到了第二年就完全靠自
己拿工分，这都不可能让我们敞开肚皮吃。另外由于食堂伙食油水不够，往往刚吃下半斤八两米饭，不一会又感到饥肠辘辘了。

每年的农忙时节，如春插、“双抢”、烧制石灰等，我们知青是必然要回到所在的生产队参加劳动的。这段时间，我们往往是在选定的某户群众家搭伙吃饭，每天给付一定的粮食。当时的水稻种植为两季，首季在春天插秧叫“春插”，一般在阳历4月进行；“
双抢”即“抢收抢插”——收获早稻，种插晚稻，一般在最炎热的7月进行。当地的口
号是：插完早稻过“五一”，插完晚稻过“八一”！

为了赶时间，也为了提高效率，对于插秧这类生产劳动一般实行的计件制或承包制，就是说每人每天分配一定的任务。比如要插满多少面积，不抓紧时间的、手脚不麻利的，就难以完成任务了。手头上的农活我往往算快。但要完成任务毕竟耗用时间长，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早起床、晚收工延长劳动时间。这就造成睡眠严重不足，人感到异常疲惫！

可以想想：天亮就要起床去到田头准备好秧苗；匆匆吃完早餐又要弯腰弓背去插秧；当任务繁重时，中午都来不及休息。尤其是，抢插晚稻在如火的七月季节，虽然头戴斗笠，但人的整个后背被毒热的太阳炙烤着，酷热难耐。而傍晚，总是要到光线暗淡、看不清秧苗间距后才收工。这种状况日复一日，持续时间会达到二三十天。那段时间即便是想睡个充实点的觉都感觉是很奢侈的事！

最累的还是烧制石灰。

当地素有在稻田施用石灰的习惯，一是为了中和土壤的酸性，二是对土壤进行消杀，据说还可以为土壤补充钙元素，因此稻田对石灰的消耗量很大。当时我所在新屋湾生产队的石灰窑建在丫头山下的洞下大队，没有工程机械，烧制每窑石灰的十多吨石灰石原材料完全依靠人的体力和肩膀挑上高高的窑台。

采取的运输方式是，从采石场到石灰窑，在几百米的距离上，所有的青壮年一字儿排开，每人负责一定的距离，重量达到200-300斤左右的石灰石原料在每人的肩上接力。这
时，你需要汇集全身所有的力气才可能颤颤悠悠走过自己责任内的那几十米距离。

我那时虽然体力充沛，但是个子不大，总有同情心强、气力足的群众多送几步或多接几步以缩短我行走的距离来减轻我的负担。村民们真好！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心存感激！

那时我们所在的长塘公社成立了武装基干民兵连。可能考虑到我们知青集中居住在一块便于管理，我们知青中有几个被吸收为武装基干民兵，分别配发了56式半自动冲锋枪和步枪。配发给我的是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平生第一次配有一支真正的枪，我的心里当然非常兴奋。我把枪收藏在床头，每隔一段时间对整枪进行拆卸后，对各个零部件仔细擦拭，枪在我手中愈发变得铮光发亮。

我参加过2次脱产集中训练，每次约十来天，由公社武装部长主持。训练内容主要是基
本队列，武器保养，刺杀练习，射击瞄准，还搞过几次实弹射击和手榴弹投掷。

当地一位杨姓农民，因对地方干部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采取的过左政策不满，便自制土炸弹实施了报复行为，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是一个天大的案子。被县“公检法军管小组”（文革中法制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公检法由驻军军管小组代替）以“反革命爆炸杀人罪”判处死刑。

行刑前先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时间大约在1976年的初夏，地点在当地镇一片裸露的河床上。我作为武装民兵，参加了那次公审大会的执勤，我持枪站在临时设置的主席台的后面。事先有人告诉我，要提高警惕，特别要防止有人捣乱。整个过程，从犯人入场、有关人员发言、到宣判、行刑都很顺利，这是我当民兵期间承担的唯一一次比较重要的任务。

1976年的秋天，我作为抽调民工的一员参加了全县“造林整地大会战”。

大会战的地点在本县古楼乡一个叫探溪的地方。因为是山区，加上当时交通落后，整个公社几十号民工硬是耗费了两天时间才到达。在过去，大凡以组织形式出现的活动都按照军事化管理。我们所在区的民工组成一个营，公社组成一个连。我在连部做宣传员。

我们十多号人被安排居住在当地一农民木制结构房子的楼上。因为楼下用木材生火做饭，楼顶被烟火熏得漆黑，我们便是在这样的地方，打开自行携带的铺盖睡觉和休息。记得上下楼还没有固定楼梯，上下完全凭着一架可以搬动的木质楼梯爬行，可想而知居住条件是多么的恶劣。

每天上午，伴随着高音喇叭中播放的革命歌曲，大家肩负劳动工具上工。每个连队负责一座山坡或山包的土地整理，以备在来年春天植树。我们首先砍掉各种灌木清理场地，然后按照地势和一定的间距用石头砌成护坡建造出梯田。遇到大的山石，没有破除机械，这就需要用钢钎开戳出一个洞眼，再填充炸药实施爆破。

我是连队的宣传员。每天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发现在劳动中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然后用尽革命语言写成“八股文”般的稿子在营部广播站进行广播宣传。其次是在一切可以书写的墙壁上用石灰水刷上“打一场造林整地人民战争”“整地造林，造福子孙”之类的标语。

没有具体任务时，我也要到现场参加劳动。这期间最大的收获是我学会了2人或3人熟练配合用钢钎和大铁锤在石头上打出“炮眼”。那时体力充沛，一人手扶钢钎，另一人挥舞一二十斤甚至更重的大铁锤砸在钢钎上，钢铁碰撞，火星飞溅，随着时间的流逝，硬是在十分坚硬的石头上戳出一个几十公分深的洞孔来。到后来技术也更加熟练，能做到将铁锤以肩膀为中心，在空中做360度甩动，然后分毫不差地砸在钢钎上，这样不仅可
以利用铁锤的惯性节省体力，还可以借助物体的势能放大打击的力度，当然这也就不仅是体力活还是技术活了。

就像现在背井离乡的人们无法获得好的生活一样，那时候做民工的生活更苦。食堂是用那种常见的大铁锅做饭，然后每人分配一大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餐吃的菜一菜一汤。菜是一大碗青辣椒炒淡干鱼，汤是一脸盆海带汤，似乎那些天里一日三餐几乎每天如此。剧烈的体力劳动，饭量不够，没有油水，人总是处在饥饿之中。

离住地不远的一个山坡上，当地群众种植了一大片凉薯。由于饥饿难耐，有很多个晚上，我便和几个关系较好的伙伴偷偷溜进地里偷食凉薯，后来“偷窃”队伍越来越大，不几天整片凉薯就所剩无几了。

在做知青的几年间，我还有过两次当代课老师的经历。

第一次是代教当地公社中学的高中数学课。时间大约四个礼拜。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教学的内容是《三角函数》，这项内容难度并不是很大。对次日要讲解的内容和例题，我在前一天晚上就认真准备好，在次日的课堂上也许就照本宣科了。另一次代课是在本大队小学。因有了代教高中数学课的经历，教小学课程当然就简单得多。现在想，当时仓促上阵的我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师，但在当时知识荒芜的大环境下，又到哪里去找最合适的老师呢？

当时，处在十多、二十来岁年龄的我们，正是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阶段。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一方面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是贫乏的精神生活。社会发展到今天，科技进步，传媒发达，人们可以多渠道获得各类信息。而在四十多年前，一般人获得外部信息就只能凭报纸和广播（从广播获得信息必须有收音机）了。那时大队茶场应该是订阅了《人民日报》或《湖南日报》共1-2种报纸吧。但除了一些政治挂帅的文章以及涂
脂抹粉的景象外，真实可信的东西十分有限。因手头拮据，我们也难于去那品种数量都少得可怜的书店去买书，那几年里所阅读的书籍寥寥可数，有印象的是一本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被我们争抢着传看。

山头上的茶花开了又谢。随着在农村生活时间的延续，心中的厌烦情绪与日俱增。年龄从少年走入青年，思想也在慢慢成熟和理性，我们都逐渐变得关心起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来！在明月当空抑或夜深人静时刻，心里会冷不丁冒出一个疑问：自己在农村究竟要呆多久，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呢？

那时，经常有本大队或附近大队一些和我们投缘的青年到知青点来串门聊天。关系较好的朋友之间，彼此会经常毫无顾忌地发泄一通对当时现实不满的言论，心中充满了对眼下状况的无奈，对未来生活的茫然。

不记得第一次偷偷收听台湾电台广播是什么时间，却因此我有了一个感受，就是觉得“那边”的音乐很好听、播出的一些新闻也很能够吸引人。在那些时间里，很多次夜晚我都会掩在被子里十分谨慎地打开从家里临时带去的一个旧半导体收音机。在一阵或豪放激越、或婉约忧伤的音乐过后，便是一位娇滴滴的女播音员对某事件的报道以及评价分析。相对于我们经过梳妆打扮后的报纸和广播宣传，感到那边的说法和评论太刺激了，也真实客观多了，使封闭的我大有醍醐灌顶之感。尤其是所披露的一些“新闻”，直听得人心跳加速，热血沸腾！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丽君的歌曲曾经一时风靡大陆，她的歌时而醇厚、时而轻婉、时而脆快清冽、时而又高亢豪迈，特别是她的抒情歌曲眷恋缠绵、彷徨伤感、舒缓空灵，给听众以深深的感染和震撼！其实她的一些歌曲，在我当知青时就已经偷偷听过了，只是当时不知道这位唱歌的人是谁罢了！

时序更替，历史的车轮驶入了1977年。

迟些时候，我们获悉了当年全国高等学校恢复招生的消息。知青点共10人，除了个别无兴趣的外，其他人在劳动之余马上找来教材投入到功课复习当中。初冬的某日，我怀着十分兴奋和期待的心情，参加了平生第一次高等学校理科招生考试。

按照当时湖南省的做法，按照考生的成绩分为“初录”和“正式录取”，成绩揭晓后，我们知青点共有4位同学列入了“初录”名单，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后来终究因成绩原
因仅有2人录入到地区师专，我和另一同学在正式录取中落选了。

虽然有些失落，但我并没有气馁。随后我决定报考文科并抓紧了史地类知识的备考。
1978年夏季以超出本省重点大学录取线的分数被武汉一所财经高校录取。就这样，我结束了为期近4年的知青生活。

简直就是美丽的人生

【 在 PBSNPR (大刀王五)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做知青时经历的一些事
: 说来有点奇怪，我本来是一个对数字不太敏感的人，如家人的生日时间，除个别外我都
: 不记得。但是对于40多年前下放做知青的那个特殊日子，我却记忆特别深刻。
: 那是1975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一。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过年的气氛还没有散
: 去。在一阵刺耳的鞭炮声响过后，一辆大型拖拉机便把我们9位懵懂青少年拉到了几十
: 公里外的长塘公社林山大队（位于湖南湘中地区）。
: 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知识青年”这份“荣誉”，是因为我们父母的职业或是普通教师
: 或其它行业的职员，在当时特定的计划经济下，我们作为非农业户口，吃上了一份“国
: 家粮”罢了。虽然称为“青年”，实际上，我们中大多数年龄都在十六七岁，年龄最小
: 的仅15岁多，只不过还是少年而已。但因我们一直生活在小城镇，又吃着“国家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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