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选票政治的一个新缩影

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全国性政治选举总是不断在进行着的。

以美国为例，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大选）才结束，随后就面临国会中期选举，再隔一年新的一届大选又将接踵而至。

由此，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为了赢得定期举行的政治选举，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将迎合选民口味与意志作为其最重要的应对之策，其中不乏一系列的短期行为特征。也因此，这个类型的民主政治本质上就是一种选票政治。

而要赢得这些重要的政治选举，选票的数量就决定了一切，也就成为其中的关键。至于那些候选人在竞选时作出的选举承诺，是否能够在当选后真正兑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美国政府需要由国会参议院投票决定的阁员级联邦部长人选至少有13个。从拜登总统提名并已任命的新一届联邦政府部长的组成结构中，我们发现，在这位78岁高龄的民主党总统的人事任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被提名人的肤色、血统与性别：

首位非洲裔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首位拉丁裔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首位原住民内政部长德布拉·哈兰（Deb Haaland）等（1）。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同时领导过财政部、央行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女性。拜登新经济团队中的重要角色（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将全部由女性担任（2）
。还有国家情报总监的海恩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非内阁职
位中，拜登还提名了美国史上首个全女性白宫高级通讯团队（3）。

于是，拜登政府就成为有史以来，种族结构最为全面、性别特征分外突出的美国内阁。这源自美国民主党的党派特色，更因为进入21世纪后美国人口结构发生的急剧变化。

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关生育率大致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即越是贫困的地区出生率越高，而发达地区则每况愈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也大致如此。根据日本国最新的这次人口统计数据，即使加上在日居住超过三个月的外国人，其人口总数也已经跌出了世界前十。当然，似乎中东地区的以色列是个例外。在美国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同样如此。出生率的不平衡、尤其是在其南部地区的拉丁裔、大城市的非洲裔黑人的出生率，远远高于信奉基督教新教、主要居住在东西海岸地带的美国白人。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划分，是以十年一期的人口调查为基础进行调整的。对于占据上流社会主导地区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而言，这种趋势将意味着什么，作为“民族熔炉”的山姆大叔将如何应对这一崭新的社会趋势，很是值得人们关注。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约瑟夫·拜登的这套不是以人的才智，而只是根据人的血统肤色的用人方式，是很难为美国的“深层国家”系统的精英所接受的。极端地讲，这是否将为特朗普们在近期提供一个机会？而再长之后呢？

设想一下，异常排斥因人口增长因素而在国会两院出现有色人种议员数量巨增的现实，从而日益改变美国政治权力结构、进而试图修正社会游戏规则的那些自认为是合众国支柱的白人精英，他们将会作出怎样的现实反应？如此美国宪法规定的权力定期交替的制度规定，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

我真诚地希望，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要变成美国社会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