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政府采取了多种干预方式。在日本，政府在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等部门开办了许多工厂（“试验工厂”），大多数工厂随后被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了私人部门，政府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补贴。这项措施有助于启动日本工业化和多样化的进程。虽然官办企业表现不佳[15]，但是其中的许多失败案例却催生了民办企业。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16]，充满活力的纺织业从国有企业惨淡经营的失败中兴起，这曾经是一个最为著名的案例。私人企业的成功，是因为它们学习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引进了各种工艺创新，用廉价的劳动力取代了昂贵的设备，这是符合当时日本的比较优势的（Otsuka et al.，1988）。[17]
最近几十年，关于美国产业政策[18]是否必要的辩论持续进行着，但是，它并未改变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这铁一般的事实。政府干预包括分配大量公共资金于国防采购，以及对整个经济体有巨大溢出效用的研发活动（Shapiro and Taylor，1990）。实际上，在1930年，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在美国全部研发费用中所占的份额只有16%，而在二战后的年份里，这一份额保持在50%到66%之间（Owen，1966； Mowery and Rosenberg，1993）。据张夏准观察，“虽然在诸如计算机、航天和互联网等产业，美国的总体技术领导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它在这些产业仍处在国际前沿地位。如果联邦政府没有为这些产业提供与国防相关的研究经费，这些产业将不会存在”。在其他重要经济部门如卫生部门，政府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美国政府对国家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提供资金支持，而后者又为生物技术企业 提供了大量的研发资助，这对于美国保持它在该产业的领先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芬兰。在芬兰，工业化发生得较晚，但是取得了成功，而且是由政府主导的。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政策乃是强力政府干预和私人激励的组合；政府干预旨在快速建立产业资本，以确保有一个稳固的制造基地（Jntti and Vartiainen，2009）。该国增长制度的主要特征是：（1） 高资本积累率，这往往需要信贷的行政配给，做法是利率控制以及对“资本品投资”的选择性贷款审批；（2） 特定制造业领域的高投资率，尤其是在造纸、纸浆和金属加工等领域。国有企业在基础金属、化肥行业以及能源部门建立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18%（ Kosonen，1992）。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曾试图复制政府主导型结构变迁的早期模式，这种现象在二战后尤其普遍。从东欧和亚洲的计划经济，到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左倾甚至是自由政权，许多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来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Chenery，1961）。尽管东亚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但大多数此类尝试都未能实现预期 的结果（Krueger and Tuncer，1982；Lal，1994；Pack and Saggi，2006）。然而，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会继续进行尝试。因此，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失败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为政府提供更好的建议，让它们做正确的事情，避免犯错误（Rodrik，2009）。”
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智利作为环太平洋国家之一，成功地选择了与自身比较优势相符且在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它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自然禀赋决定的。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引入的自由市场改革为这个国家带来了诸多好处，但后来也慢慢地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Diaz- Alejandro，1985）。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智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工具以支持私 人部门的发展，包括由政府机构提供农业公共品（Servicio Agricola Granadero）； 对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由一个半公共的创业机构（智利基金会）负责大马哈鱼产业的发展；为新出口品提供补助的“减少不利条件”（simplify drawback）机制；国家发 展机构（Corporacion de Fomento de la Produccion，CORFO）所提供的多种计划；以及国家以创新促竞争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Innovation for Competitiveness）。
近年来，智利经历了“通过出口发现的大量新的比较优势”（Agosin et al.，2008） ，也经历了动态高速增长。智利传统的资源主导型产业如采矿业、林业、渔业和农业的多样化，以及智利强烈的出口增长愿望，是该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智利对铜的依赖已逐渐减少，而铝的冶炼增加了。林业产品扩展至鲑鱼水产养殖，农业扩展至葡萄酒酿造、果蔬冷冻和装罐。虽然该国的制造业一直不太成功，但是很多外企都选址于智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供应整个南美市场的安全平台。
几百年来，各个后发国家都在寻找赶超先发国家的秘诀（所谓的超越处方或者超越者圣杯），但是失败者众多，成功者寥寥。
现在，根据13个后发国家的赶超经验，中共国师、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已经找到了后发国家赶超的处方秘诀。他这个方法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成为中国国策，实践至今，带来了中国这个14亿人超大经济体依然能实现每年9.5%的长期增长奇迹，打破了历史上赶超只能是小经济体能实现的历史宿命，验证了这个秘诀的有效性。
现在，这个最高机密的全部内容终于曝光：
大家反复听15:00分钟到24分钟的内容，这就是发展圣杯 （holy-grail）！
下面是我听出来的要点：
15:00，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间点，有固定的三个“资源”要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
、资本）及三个要素之间的相对丰度。这可以理解成一个国家在某个时刻的总预算，属于“被动项”。
这三个资源要素在某个时刻的总量和相对丰度，形成此刻的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
国家需要根据特定时段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用产业政策有选择的主动引导技术和产业结构。也就是说技术和产业结构是可控的“操作项”。
操作项的产业政策引导标准是要符合“比较优势”。注意，不是技术越高端越好，也不是产业结构越高大上越好，技术和产业结构这两个操作项必须符合自己特定发展阶段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否则生产出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反而会不断失血掉入“赶超陷阱”，也就是1960年代中国劳动力有比较优势，资本极度稀缺，却想10年超英、15年赶美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时碰到的情况： 操作项的选择不符合比较优势，导致越赶超越
落后。
劳动生产率= function（技术水平、产业结构 、“资源”），此处资源在某个具体时
刻是固定的被动输入项，而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国家可主动引导的操作项，引导的标准是“要符合自己的当前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均收入水平，而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人均收入水平。
要提升劳动生产率，需要通过“操作项“来提升单位“资源项”的产出。对现有产业，要不断提升技术。对目前没有的产业，要不断产业升级。
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指，对特定的“被动项”资源输入，在“操作项”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作用下，形成的总产出。
技术越升级，则产出的成本越低。
产业越升级，占据的利润越高端。
所谓的产业升级，就是三个资源要素中的资本项目比重不断加重的过程，而要实现资本不断加重，需要不断积累剩余---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化---重复一下，工业化是一个永不结束过程，是一个资本密度不断增加的过程。在1920年，能生产拖拉机和坦克是顶级工业国。在1960年能生产万吨巨轮是顶级工业国。而在今天，能生产顶级资本密集型技术如隐身战斗机和昂贵研发成本的药物的是顶级工业国。永不停息。
在农业时代的1400年中，世界经济年增长率只有0.05%， 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年增长率为1%，在20世纪，世界经济年增长率为2%，这都是由于知识积累、系统化科研、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是发展，自己和过去的自己比。
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是基本规律，各个国家要在世界综合经济增长中分到更有利的利润份额，需要产业不断升级，占据利润分配的高端--这是崛起，自己和别人比。
市场机制在为基本要素估值，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和适当的激励机制以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这些方面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有效的市场是发展的内生性基础。然而，持续的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也是一个各类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改善的过程，这些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提供了企业发展和财富创造的环境---有为的政府是发展的外部条件。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内生性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政府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场为企业家做决定，而是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用产业政策引导操作项的选择、不断改革、不断改善硬软基础设施： 软的包括法规、专利法、金
融系统、统一市场等，硬的包括道路、港口、电力、工业园等。目的是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外部成本，帮助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有实际竞争力的产业。政府政策要和国家当下的资源项比较优势配套，不能过于超前或者滞后，也就是说改革的目标是要让各种软硬设施和当前的比较优势匹配。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修正的过程---修正的原则是
适应比较优势。
产业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违反了比较优势的“超越陷阱”和“行业保护陷阱”。产业政策设定的秘诀是瞄准人均收入是你1到3倍的国家，它们的产业就是你的“比较意义上的朝阳产业”，和你资源禀赋接近，你却有比较优势，就是你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这样说来，中国下一步要超越的是韩国、台湾、日本和德国的优势产业，半导体和汽车等等。
02:20 林毅夫指出，美国加州的2030 phase out汽油车就是产业政策来扶持特
定产业方向。
19:00 可以证明，如果根据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合适的技术和产业结构，整个系统能产生最多的剩余，形成资本积累--也就是改善资源禀赋。
20:40，宏观政策和微观的连接是有效竞争的市场，非扭曲的价格信号是关键。22:50, 要产业升级，需要开拓新的产业。领先国家用专利制度鼓励企业家take risk是政策安排的一种，目的是平衡风险和收益的不平衡，鼓励企业家来破坏性创新
来开拓新的产业，获得垄断利润。
32:45 合适的产业政策应该是扶持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降低它的外部性成本，来帮助它变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36:00 产业政策成功的秘诀是瞄准人均收入是你1到3倍的国家，它们的产业就
是你的“比较意义上的朝阳产业”，和你资源禀赋相似，你却有比较优势，就是你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看来当下中国要对标的是台湾和韩国的产业，再下一步是德国和日本的产业，最后才是人均收入最高的美国产业。
~~~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如下：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 （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的总量和相对丰度都会
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因此，一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穷国和富国(或者“发展中国家”于“发达国家”)这种简单两分的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线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个点。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基础设施完善的目标，未必就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态 （而很可能是以
前它们对应较低阶段的状态）
第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然后，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以产业升级以及“硬件”和“软件” （有形
的和无形的）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这样，在市场机制外，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人就是个光剩嘴的笑话
【 在 ice2000 (得过且过) 的大作中提到: 】
: 几百年来，各个后发国家都在寻找赶超先发国家的秘诀（所谓的处方或者超越圣杯），
: 但是失败者众多，成功者寥寥。
:
: 现在，根据13个后发国家的赶超经验，林毅夫好像已经找到了后发国家发展的秘诀：:
:
: 大家反复听15分钟到24分钟的内容，这就是圣杯 （holy-grail）！
:
:
: 下面是我听出来的：
: 15:00 0B，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间点，有固定的“资源”（人力、自然资源、资本
: ）。这个资源禀赋有总量和比较优势，从而形成“结构”，可以理解成一个国家某个时
: 刻的总预算。
:
: 国家需要根据特定时段的资源结构和自己的比较优势，有选择的发展技术和产业--核心
: 是比较优势。
: 劳动生产率= function（技术水平、产业解构 、“资源”），此处资源在某个具体时
: 刻是固定不可选项，但是技术水平和产业解构是可选项。
:
: 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指，对特定的资源输入，在技术水平和产业解构的作用下，形成产出。
: 技术水平越高，产出的量越大。
: 产业越升级，占据的利润越高端。
:
: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均收入水平，而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人均收入水平。
: 要提升劳动生产率，技术需要不断提高，产业需要不断升级。对现有产业，要不断提升
: 技术。对目前没有的产业，要不断产业升级。
:
: 在农业时代的140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0.05%， 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
: 增长率为1%，在20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这都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
: 提高--发展。
:
: 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是基本规律，各个国家要在世界综合经济增长中分到更有利的利润份
: 额，需要产业不断升级，占据利润分配的高端--崛起。
:
: 政府的作用是硬软基础设施： 软的包括法规、专利法、金融系统、统一市场等。硬的
: 包括道路、电路、工业园等。政府政策要和国家当下的比较优势配套，不能超前和滞后
: ，也就是说改革要和比较优势匹配，是一个持续不断修正的过程---修正的原则是按照
: 比较优势。
:
: 产业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违反了比较优势的“超越陷阱”和“行业保护陷阱”。产业
: 政策设定的秘诀是瞄准人均收入是你1到3倍的国家，它们的产业就是你的“比较意义上
: 的朝阳产业”，和你资源禀赋接近，你却有比较优势，就是你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
: 这样说来，中国下一步要超越的是韩国、日本和德国的优势产业，汽车等等。
:
: 02:20 0B 林毅夫指出，美国加州的2030 phase out汽油车就是产业政策来扶持特
: 定产业方向。
: 20:40 0B，宏观政策和微观的连接是有效竞争的市场，价格信号是关键。
: 22:50 0B, 要产业升级，需要开拓新的产业。领先国家用专利制度鼓励企业家take
: risk是政策安排的一种，目的是平衡风险和收益的不平衡，鼓励企业家来破坏性创新
: 来开拓新的产业，获得垄断利润。
: 36:00 0B 产业政策成功的秘诀是瞄准人均收入是你1到3倍的国家，它们的产业就
: 是你的“比较意义上的朝阳产业”，和你资源禀赋解决，你却有比较优势，才是下一步
: 发展的方向。
哇靠，TG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就用的林毅夫建议的发展经济学，结果带来了20多年来TG的每年9.5%的经济增长奇迹。
实践证实过的秘诀，你说人家是耍嘴皮子的呆弯？你搞笑吧
看温铁军讲林毅夫对TG的贡献，不到一定级别在国务院办公的内部人士，了解不到这些秘密：https://v.qq.com/x/page/p3149pstvh0.html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如下：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 （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的总量和相对丰度都会
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因此，一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穷国和富国(或者“发展中国家”于“发达国家”)这种简单两分的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线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个点。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基础设施完善的目标，未必就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态 （而很可能是以
前它们对应较低阶段的状态）
第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然后，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以产业升级以及“硬件”和“软件” （有形
的和无形的）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这样，在市场机制外，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个林毅夫讲透了后发优势
就是强迫别国卖技术
他的办法是利用比较优势结构，以势（structure）压人，让所有要反抗的国家和人都
是螳臂当车
这是最高的境界，以浩浩荡荡的大势压人，搞的美帝（加上51个盟友）毫无办法，只能直面竞争。
美帝要是无法破掉林国师的结构发展法，无法遏制TG，只能让TG恶心一段时间。
【 在 minquan (三民主义)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个林毅夫讲透了后发优势
: 就是强迫别国卖技术
原来总设计师是他。
LOL
【 在 ice2000 (得过且过) 的大作中提到: 】
: 哇靠，TG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就用的林毅夫建议的发展经济学，结果带来了20多年
: 来TG的每年9.5%的经济增长奇迹。
: 实践证实过的秘诀，你说人家是耍嘴皮子的呆弯？你搞笑吧
: 看温铁军讲林毅夫对TG的贡献，不到一定级别在国务院办公的内部人士，了解不到这些
: 秘密：
: https://v.qq.com/x/page/p3149pstvh0.html
和我一直说的一样。
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有关，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有关。
反推，现在是美国人均的六分之一，就说明了总体技术是美国的六分之一，所以不仅是芯片，有很多其他产业，也是技术差别巨大。
差别这么大，和美英斗，靠体量能维持一些时候，但时间一长，基本上必输了。
林估计在总结理论，想得奖去了。
【 在 ice2000 (得过且过) 的大作中提到: 】
: 几百年来，各个后发国家都在寻找赶超先发国家的秘诀（所谓的超越处方或者超越者圣
: 杯），但是失败者众多，成功者寥寥。
:
: 现在，根出，美国加州的2030 phase out汽油车就是产业政
造不如买，回台湾得一个最优特工奖
【 在 hongwei1124 (第三炮兵) 的大作中提到: 】
: 林估计在总结理论，想得奖去了。
诺大一个厉害国
经济方针全靠一个从台湾游过来的大师
真是。。。
也不是技术，和生意本质有关。都是大生意，比如金融保险房地产买卖，金额自然大。和结构有关。服务员的金额无法全球化的定价，所以美帝的GDP是美帝独特的经济结构
决定的。有毒部分多。
【 在 dodgers (Dodgers) 的大作中提到: 】
: 和我一直说的一样。
:
: 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有关，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有关。
:
: 反推，现在是美国人均的六分之一，就说明了总体技术是美国的六分之一，所以不仅是
: 芯片，有很多其他产业，也是技术差别巨大。
:
: 差别这么大，和美英斗，靠体量能维持一些时候，但时间一长，基本上必输了。
我国经济学家太多了。经济这么好，我党的经济学世界第一。
【 在 minquan (三民主义) 的大作中提到: 】
: 诺大一个厉害国
:
: 经济方针全靠一个从台湾游过来的大师
:
: 真是。。。
经济这么好，你咋不回国买房啊？
离岸爱国，装什么逼呢？
【 在 hongwei1124 (第三炮兵)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国经济学家太多了。经济这么好，我党的经济学世界第一。
厉害国经济好，和厉害国的小粉红自身前途渺茫不矛盾。哈哈
【 在 minquan (三民主义) 的大作中提到: 】
: 经济这么好，你咋不回国买房啊？
: 离岸爱国，装什么逼呢？
原来你粉毅夫啊？
【 在 ice2000 (得过且过) 的大作中提到: 】
: 几百年来，各个后发国家都在寻找赶超先发国家的秘诀（所谓的超越处方或者超越者圣
: 杯），但是失败者众多，成功者寥寥。
: 现在，根据13个后发国家的赶超经验，中共国师、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已经找到了
: 后发国家赶超的处方秘诀。他这个方法从1998年后成为中国国策，实践至今，带来了中
: 国这个14亿人超大经济体依然能实现每年9.5%的长期增长奇迹，打破了历史上赶超只能
: 是小经济体能实现的历史宿命，验证了这个秘诀的有效性。
: 现在，这个最高机密的全部内容终于曝光：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YcrwqOqag
: 大家反复听12:30分钟到24分钟的内容，这就是发展圣杯 （holy-grail）！
: 下面是我听出来的要点：
: ...................
这家伙就是曹操的粮草官，迟早还要为国家做贡献。
属实。林毅夫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哈哈
【 在 minquan (三民主义) 的大作中提到: 】
: 造不如买，回台湾得一个最优特工奖
至少他不用象你那样吃狗粮
【 在 dlc (dalaocu)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人就是个光剩嘴的笑话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YcrwqOqag
: 出。
TG对知识分子态度不好，封住他们的嘴，连牢骚都不让发，这样把国内搞得像个
Monster一样，这应该是大部分华人不想回国的主要原因。
我就不理解，让知识分子骂娘能让TG失掉什么？为什么要采取封嘴这样的做法，结
果是适得其反。
做着正确的事情，却怕别人“恶意批评”，结果给对手供给的大量借口，难以理解。
【 在 minquan (三民主义) 的大作中提到: 】
: 经济这么好，你咋不回国买房啊？
: 离岸爱国，装什么逼呢？
关于激励创新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写道：
创新是高风险的，而收益却不确定 （先天的风险收益不对称），所以各国都用各种政
策来激励创新：
创新是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进程的基础，但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即便政府愿意并能够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协调来帮助企业，仍不能够保证企业一定成功。企业可能因为目标产业太过先进，或市场太小，又或是协调不足而失败。但即使这些失败的案例也给其他企业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表明了该目标产业是不合适的，应重新审视。因此，先驱企业付出了失败的代价，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而如果它们成功了，那么它们的经历更是向其他企业提供了信息外部性，证明新产业与经济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进而激励更多新企业进入该产业。
随着大量新企业的进入，先驱企业可能享有的租金就会被消除。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成为先驱企业的动力是被抑制的，因为失败的成本太高，而成功的优势有限，二者是不对称的。除非能对先驱企业所创造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否则鲜有企业有动力去成为先驱企业。最终，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经济增长的步伐就会受到阻碍（Aghion，2009；Romer，1990）。
在处于全球产业前沿的发达国家中，成功的先行者通常被授予专利，使之在一段时间内享有创新所带来的垄断租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新产业很可能是处于全球产业前沿之内的一个成熟产业。从而先驱企业难以因为先进入新产业而获得专利。因此，政府对甘愿冒险进入新产业的先驱企业做出一些直接资助就是正当合理的。
关于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 （美国当下无处不在的拿国家funnding的研究型大学，
national lab，给新研究提供funding的NIH，对F35的直接采购，对波音的扶持等等这
些都是产业政策的表现形式）：
剑桥大学的张夏准（2003）回顾了当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自身的产业革命时期（从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开始，到1914年一战爆发结束）经济发展的状况。他记载了使得这些国家完成其追赶战略的各种政府干预模式。传统观点常常强调将西方工业的成功归功于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政策，但历史证据表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技术政策的运用是这些国家成功完成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这些政策包括频繁使用进口关税乃至进口禁令来保护幼稚产业，以及通过垄断授权、政府工厂的廉价原料供给、各项补助、公私合营、直接政府投资等促进产业发展，这些情况在英国和美国更甚（Trebilcok，1981
）。所有试图赶上英国的欧洲国家都曾采取了技术政策。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期，具备新知识的熟练工人的流动是技术转移的主要渠道。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例如法国，试图从英国大规模地获得熟练工人，但是从1719年开始，英国政府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禁止熟练工人移民。[14]当新技术开始体现在机器本身之上时，机器也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法律，禁止“工具和器具”的出口。
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都支持对外国技术的获取，“有时候通过资助考察团和学徒实习等合法手段，有时候通过非法措施，包括支持工业间谍活动、走私违禁机械，以及拒绝承认外国专利”（Chang，2003：18）。例如，在德国（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吞并了
西里西亚的工业强省，推动了钢铁和亚麻工业的发展。随后，诸如炼铁、焦炭炉和蒸汽机等先进技术便从更成功的国家进口进来（Kindleberger，1978）。
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政府采取了多种干预方式。在日本，政府在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等部门开办了许多工厂（“试验工厂”），大多数工厂随后被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了私人部门，政府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补贴。这项措施有助于启动日本工业化和多样化的进程。虽然官办企业表现不佳[15]，但是其中的许多失败案例却催生了民办企业。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16]，充满活力的纺织业从国有企业惨淡经营的失败中兴起，这曾经是一个最为著名的案例。私人企业的成功，是因为它们学习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引进了各种工艺创新，用廉价的劳动力取代了昂贵的设备，这是符合当时日本的比较优势的（Otsuka et al.，1988）。[17]
发达国家政府继续采取各种措施来支持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虽然这些政策可能不会被贴上正式的“产业政策”的标签。除了产业中性的专利制度，其他此类措施通常包括支持基础研究、授权、国防合同和大型公共采购。地方政府同样向私人企业提供各式各样的激励政策，吸引它们到特定的地理区域去，并产生新的投资。所有这些措施的采用，需要确定具体的产业、产品和金额，以达到“选优”的目的。
美国是最好的例子。美国政府持续地向私人企业和学术机构提供强有力的激励，使之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探寻宝贵的新思路，并将这些思路去竞争化——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进行了主要经济部门如交通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为教育和培训提供资金支持，为各产业建立起技能基础。这些政策一般通过提供研发补贴来完成，也通过授予专利权和版权来完成。例如，先进技术计划（The 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于1990年开始
实施，对于有前景的高风险技术领域的研发来说十分重要。政府补贴还被应用在诸如国防、能源、运输和房屋建设等领域。
最近几十年，关于美国产业政策[18]是否必要的辩论持续进行着，但是，它并未改变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这铁一般的事实。政府干预包括分配大量公共资金于国防采购，以及对整个经济体有巨大溢出效用的研发活动（Shapiro and
Taylor，1990）。实际上，在1930年，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在美国全部研发费用中所占的份额只有16%，而在二战后的年份里，这一份额保持在50%到66%之间（Owen，1966；
Mowery and Rosenberg，1993）。据张夏准观察，“虽然在诸如计算机、航天和互联网等产业，美国的总体技术领导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它在这些产业仍处在国际前沿地位。如果联邦政府没有为这些产业提供与国防相关的研究经费，这些产业将不会存在”。在其他重要经济部门如卫生部门，政府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美国政府对国家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提供资金支持，而后者又为生物技术企业
提供了大量的研发资助，这对于美国保持它在该产业的领先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自二战结束后，关于积极产业政策的讨论一直在进行。[19]实际上，欧洲许多卓著的产业成就（阿丽亚娜空间计划、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等）应归功于政府间的合作，以及欧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欧盟委员会已发布关于这个问题的若干政策文件，包括1994年的欧盟产业竞争力报告，这一报告为更为坚定的政府干预开辟了道路。其他官方战略文件集中在去工业化的风险、监管负担、欧盟扩大对欧洲企业竞争力及其地位的影响等方面。2005年3月，在对里
斯本战略审核的背景下，欧盟成员国设立了“创造坚实产业基础”的目标，重申了各类研发和创新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日益增长的重要性。[20]
法国一贯赞成由政府资助的经济方案，这些方案使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得以协作开发新技术和新产业。法国政府通常使用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和政府运营的开发银行来为私人部门提供融资和资本金。[21]在英国，政府将自己定义为“市场塑造者”（market
shaper），它最近发布了新的产业政策，目的是：支持企业活动和创业活动，包括为处于起步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所需的融资渠道；促进知识的创造和应用；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技能，以便其未来找工作和创业；投资于现代低碳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以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在英国具有特别专长或者可以获得比较优势，且政府行动可以影响的行业构建产业优势（英国政府，2009）。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芬兰。在芬兰，工业化发生得较晚，但是取得了成功，而且是由政府主导的。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政策乃是强力政府干预和私人激励的组合；政府干预旨在快速建立产业资本，以确保有一个稳固的制造基地（Jntti and Vartiainen，2009）。该国增长制度的主要特征是：（1） 高资本积累率，这往往需要信贷的行政配给，做法是利率控制以及对“资本品投资”的选择性贷款审批；（2） 特定制造业领域的高投资率，尤其是在造纸、纸浆和金属加工等领域。国有企业在基础金属、化肥行业以及能源部门建立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18%（
Kosonen，1992）。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曾试图复制政府主导型结构变迁的早期模式，这种现象在二战后尤其普遍。从东欧和亚洲的计划经济，到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左倾甚至是自由政权，许多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来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Chenery，1961）。尽管东亚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但大多数此类尝试都未能实现预期
的结果（Krueger and Tuncer，1982；Lal，1994；Pack and Saggi，2006）。然而，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会继续进行尝试。因此，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失败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为政府提供更好的建议，让它们做正确的事情，避免犯错误（Rodrik，2009）。”
纵观各种成功和失败的产业政策后，新结构经济学写道：
成功的部分：
从这些由政府主导的结构变化战略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大经验：首先，政府实施的促进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是与该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相符的。因此，在政府提供的信息、协调，有时是有限的补贴等帮助下，企业一旦建立起来，它一般是有竞争力的。[22]其次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保证能够很好地利用其潜在的、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政府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国家的成熟产业作为发展目标，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用购买力平价衡量）大体上高于本国人均收入一倍。[23]在16世纪和17世纪，当英国在采用产业政策来追赶荷兰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大约占荷兰人均收入的70%。在19世纪，当德国、法国和美国采用产业政策追赶英国的时候，它们的人均收入约
占英国人均收入的60%到75%。
类似地，在20世纪60年代，当日本针对美国的汽车工业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约占美国人均收入的40%。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韩国和中国台湾制定促进
其产业升级的政策时，它们有针对性地选取日本而非美国的产业。对此，它们有很好的理由：在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约占日本人均收入的35%，而只占美国人均收入的约10%。[24]
回顾成功的赶超战略的各个要素，看起来，政策干预的具体细节取决于新产业的特定紧约束以及国情。但是，尽管干预措施常常不同，国家间产业发展的模式却是相似的。它们在发展的早期都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如服装、纺织、玩具、电子产品等，并逐步攀登产业阶梯，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发展。[25]例如，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发现自身的要素结构与日本相似，于是以雁阵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追随日本的发展（Akamatsu，1962；Kim，1988）。这一战略是可行的，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
均收入与日本的差距不大（Ito，1980）。[26]
韩国的故事是这一战略的极好例证。韩国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来进行产业升级，并调整战略使韩国进入与本国潜在（并处于演变中）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例如，在汽车领域，在韩国发展早期，国内的制造商大多数集中于进口零部件的组装，这一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也与韩国当时的比较优势相符。相似地，在电子产品领域，初期的重点是家用电器，例如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随后转移到存储芯片这一信息领域技术最不复杂的部门。与韩国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一样，韩国的技术进步是迅速的，这是因为韩国的主要产业部门与现有的比较优势相符，并因此与潜在比较优势的变化相符。[
27]于是，在过去40年时间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高速增长，并在向汽车和半
导体等行业的产业升级中表现出色。
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智利作为环太平洋国家之一，成功地选择了与自身比较优势相符且在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它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自然禀赋决定的。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引入的自由市场改革为这个国家带来了诸多好处，但后来也慢慢地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Diaz-
Alejandro，1985）。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智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工具以支持私
人部门的发展，包括由政府机构提供农业公共品（Servicio Agricola Granadero）；
对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由一个半公共的创业机构（智利基金会）负责大马哈鱼产业的发展；为新出口品提供补助的“减少不利条件”（simplify drawback）机制；国家发
展机构（Corporacion de Fomento de la Produccion，CORFO）所提供的多种计划；以及国家以创新促竞争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Innovation for
Competitiveness）。
近年来，智利经历了“通过出口发现的大量新的比较优势”（Agosin et al.，2008）
，也经历了动态高速增长。智利传统的资源主导型产业如采矿业、林业、渔业和农业的多样化，以及智利强烈的出口增长愿望，是该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智利对铜的依赖已逐渐减少，而铝的冶炼增加了。林业产品扩展至鲑鱼水产养殖，农业扩展至葡萄酒酿造、果蔬冷冻和装罐。虽然该国的制造业一直不太成功，但是很多外企都选址于智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供应整个南美市场的安全平台。
毛里求斯作为非洲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和服装业），于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这些产业在中国香港——其“经济指南针”——已经成熟。两个经济体拥有着相同的要素禀赋结构，20世纪70年代，毛里求斯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香港的一半。[28]政府创建了毛里求斯工业发展局（MIDA）和出口加工区发展局，旨在吸引中国香港在其出口加工区的投资。其愿景是将毛里求斯定位为遵循中国香港模式的世界一流出口枢纽。这些条件共同促进了该国作为经济强国的兴起。
失败的部分：
与之相反，许多国家为建立“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设计并执行了相对于其发展水平来说过于激进的赶超策略。历史上有几个国家就犯过这类错误，比如匈牙利和俄罗斯。它们试图复制19世纪后期英国当时的产业（Gerschenkron，1962）。一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比较欠缺，但Maddison（2006）估计的购买力平价显示，在1990年，它们的人均GDP分别为英国的25%和30%。如此大的差距使得它们发展英国产业
的任何努力都是不切实际的。[29]
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落入同样的陷阱。在人均收入只占高收入国家很小比例的时候，它们通常有针对性地选择发达经济体的发达产业。许多殖民国家独立后，将先进的重工业的发展看做是它们自由的关键象征和实力的标志，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声誉的体现。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一部分新独立国家由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领导人领导。无论其政治派别如何，这些领导人都选择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先进的重工业。国家资源被用于推动工业化，被直接分配在各种投资上，在几乎每个经济部门都设立了大型的公营企业——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对国家的生存和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在“关于民族主义的宏观经济学”（Monga，2006）中，设计产业政策、选定政府
干预的部门的标准几乎都是政治性的。
在发展重工业的政治愿望存在的同时，学术圈内还存在着对“市场失灵”的着迷——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决策者（Albert Hirschman，Raul
Prebisch，Roberto Campos和Celso Furtado等）都认为，由于结构刚性和协调问题的
存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不能在发展中国家自发地产生。[30]他们建议，为了赶上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为制造业提供支持，而不论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有多大的收入差距。
很多时候，这样的产业政策是违背许多贫穷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它们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是劳动力丰裕。通过执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它们没有能力建立足以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企业。由于较高的资本需求和结构性的高生产成本，这些公营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即使管理良好，它们赚取的利润水平在未扭曲的竞争性市场里也是无法被社会接受的。
埃及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计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工业化以铁、钢和化学品等重工业为特征。该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当时最重要的钢铁生产国美国的5%。如果政府不持续提供高代价的补贴和/或保护，埃及的企业就无法吸引到私人投资。国家的财政资
源能力有限，无法长期承担这一大规模的保护和资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采取行政措施——在所谓的优先领域允许企业垄断市场、压低利率、高估本国货币、控制原材料价格——来降低投资成本，并让没有自生能力的公营企业继续运营下去。
这些不同的试验为经济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们凸显了决定产业政策成败的不同条件。当国家选择过于先进的、远超出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时，失败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下，政府支持的企业无法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里具有自生能力。它们的生存取决于以高关税、配额限制和信贷补贴等方式实施的高度保护和巨额补助。包含在这些措施中的巨额租金很容易成为政治捕获的目标，并引发治理难的问题（Lin，2010）。[31]
太扯淡了，三分之一的律师gdp，10%的虚拟房租，金融占多少？
还是应该把工农业生产总值拿来比平均
【 在 dodgers (Dodgers) 的大作中提到: 】
: 和我一直说的一样。
:
: 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有关，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有关。
:
: 反推，现在是美国人均的六分之一，就说明了总体技术是美国的六分之一，所以不仅是
: 芯片，有很多其他产业，也是技术差别巨大。
:
: 差别这么大，和美英斗，靠体量能维持一些时候，但时间一长，基本上必输了。